传统文化的理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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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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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6-0085-02

1 前言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的，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势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认为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实力元素构成的硬实力是有限的，而真正有无限力量的动力元素是软实力。2004年，他在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增强。”在他这里，软实力被归结为一个国家由文化、政治观念的吸引力而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感染效果。与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直接的“施压”、惩罚或收买而迫使他国非自愿地接受不同，软实力通常依靠间接的“吸引”而得到他国的自愿认同。

2 我国传统文化对“软实力”的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软实力”这个概念，但是却蕴含这软实力的思想。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武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军事家，他认为善用兵者要知己知彼，重视计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些说法，都包含有软实力克敌制胜的朴素观点。另外，我国古代老子也主张“柔弱胜过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些都是我们软实力取得的经验；而“老子化胡”更是软实力成功的典范，通过教化、感化，使其得道，体现了软实力的特点、功能和魅力。

3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软实力”解读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其影响；每种文化都各有利弊，在这里我们主要寻求传统文化的特长，充分展现其实力，这样才能做到教化、感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以“更高、更快、更强”为格言的奥林匹克运动，近乎席卷全球的今天，只有提炼、总结自身的特点，弥补其在平衡、养生、教化等方面的不足才能达到教化感化的目的。

3.1 和为贵的民族精神

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动态的辩证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和为贵、谐为美”，这种观点自古至今一直指引着中国人追求人与白认、人与社会的和谐。兰久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多样化》一书中，认为“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文化最根本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追求，赋予整个民族文化以特有的价值倾向和精神气质。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渗透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使整个民族文化凝结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民族精神是维系文化稳定的内在因素，在保持文化独立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下位概念，同样体现着“和”的特点。我国传统体育不主张事物的极限发展，没有对自然躯体的支配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宁静、冥想中悟道。如：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气功、太极拳等都是在意念主导下，“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通过意识与肢体的活动使“心灵交通，以契合体道”。它借助于人体内部物质系统的信息流、能量去维持与外界时空环境的有序活动，进而调节机体的新陈代谢，保养生命。锻炼过程中多采用基本功练习与完整练习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平衡和顺其自然的主题化思维方式。

3.2 包容性与吸收转化

“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从我国文化自身来看，本事就是一种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融多元为一体的文化，不仅包括汉族文化还包括其他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从我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虽然我们有过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教训，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题。比如，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文化传播；又如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克・波罗、利玛窦等人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另外，就我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言，形成了一种能在保持民族主体意识基础上的强大包容力，能够超越血缘、地域、种族、宗教的差异，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我国各地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多有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又形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等；除此之外，我国还比较与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如：儒文化、佛文化、道文化等。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种类的文化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我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又促使这些文化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我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我国传统武术为例，它分为套路和格斗，套路又分为单练、对练、集体项目等，而单练有可分为拳术、器械，拳术主要有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每个拳种又都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各种流派之间相互借鉴、吸收，相处十分融洽。除此之外，套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一些舞蹈、美学等特征，使其在演练过程中更具有艺术效果。

3.3 整体性与养生

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论重视天地人为统一的整体，注重整体观，就价值取向而言，“仰取向于天，府取向于地，中取法与人”，即立人处事要从整体考虑。中国传统体育表现出典型的整体观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均来自于内省、内关、内悟过程，因而导致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建立于混沌型整体认识的思维模式之上。它反映在两个方面：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即神（精神）与形（躯体）视作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保健性、康复性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传统得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随处可见整体生命观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从而建立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生命的养生体育体系。它力求以综合的方法反映人体在养生过程中的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整体内在机制和功能，以及这种功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动态过程，采用的是由合到分的策略，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较好地把握了人的整体性、稳定性和层次性，取得了良好的健身效果。

3.4 道德礼仪的教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社会和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将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看作生命价值之所在。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华民族，在其创造的文化中，道德水准常常被作为评价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准。武术由于受其影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要求和评价体系，形成了武术文化的一道绚丽的风景线。武术中很重视对武德考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武德胜过武技”。武术谚语中“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德要求，充分显示了武德教化在武术传授过程中所表现出“道德至上”的文化特征。

4 发挥自身优势。争取更广阔发展空间

任海在《世纪之交的奥林匹克运动》一文中提出：“西方体育在竞技运动的价值观方面存在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结果，轻整合。靠西方体育文化本身无法克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种种不足，必须从其他的文化形态，特别是东方体育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材料和物质手段。因为，西方体育之所短，正是东方体育之所长。东方传统体育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体育比赛的价值观方面，重精神，轻物质；重过程，轻结果。在体育实践中，重练内，轻练外；重神，轻形；在练习步骤上重整合，轻分解。”在奥林匹克近乎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只有认清自身特点和优势，提炼实力，从而才能在体育领域更好的推广、传播我们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瑟夫・奈，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

[2]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论选（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篇3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转贴于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篇4

初中历史教学中，使用科学的方式适度的给学生渗透喜闻乐见的节日文化和节日故事，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也能体现出历史教学的现代价值观。下面就对此内容进行阐述。

一、促使民间文化回归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前提主要是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全部的传递给学生，并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价值的内容进行精细化传授，以满足学生的生活需求。其实民间文化的演变主要是将民族文化内容嵌入到特定的时间亦或是空间框架中。由于各地风土人情不同，教师就应将这些内容设计成问题，用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其实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真实目的是为学生架构起一座现实与书本的桥梁，让生活世界的教育资本与书本世界融会贯通。学生基于此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价值所在，也能产生良好的学习动力。

如，中国人每年都要过的春季，其来源是当地有怪兽，人们为抵御怪兽用火药恐吓怪兽，使怪兽退却，之后人们开始在每年的这个时刻放鞭炮庆祝一年的收获。关于春节很多学生的体会不够深刻，部分学生甚至将春节等同于放假，原因是物质生活的提升，使学生很难体会到物质缺乏年代所有人对“年”的盼望感。九年级教学中有提及到二战的很多内容，包括在战争中百姓遭受的困苦，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全民物质生活匮乏，所以百姓对新年的盼望则更多，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有新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小孩则希望新年有新衣服和新糖果，这一阶段人们对新年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希望通过新年预祝来年有新的生活。教师将这些实质性内容传授给学生以后，能提升学生对年的认知，也能让学生清晰的了解到“年”对于每一代人的不同记忆，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新年的感悟从固定的课本内容转移到现实中，让学生感受到物资贫乏年代人们对生活的渴求，让学生珍惜现有的生活。以此为契机，为学生架起一座沟通书本与现实的桥梁。

二、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为更好地保护现有的民间文化，先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民间文化传承环境。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域而言，学生不仅要学习汉语内容更要重视本民族学生的语言内容学习。中国的民间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绚丽多彩中能成为文化百花园内的一支花朵，部分节气是华夏子孙长期劳动生产与生活方式。教学中，教师先要从民间实例的角度探寻问题，掌握教材中的际内容，通过适度调整，让学生找到契合的兴趣点，这也能更好的结合学生的特点，开展民族文化的创新。

如，原来少数民族有泼水的习惯，主要是农耕时代水是灌溉农作物的源泉，若没有水就没有来年的丰收，所以通过泼水的形式也是体现出人们对水感激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力可以调用不同地域的水资源进行跨地域灌溉，政府也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域的农业扶植，为少数民族兄弟修筑堤坝，含蓄水源，所以水不再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为庆祝一年的丰收和汉人兄弟的帮助，部分少数民族还是使用着传统的泼水仪式，邀请汉族同胞一起沐浴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在一起载歌载舞，庆祝今年的丰收也预祝来年能风调雨顺。教师可以让学生深刻的了解传统节日的内涵，先认识不同节日的寓意，并剔除传统节日中的消极部分，通过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在优良传统集成的前提下，让其中的文化艺术得以传承。

三、包容教育的民间文化表达

历史教学主要是在“教”和“学”之间，构建社会环境中人与环境间的认识，发展学生社会人格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的成长。随着新历史发展时期的要求，历史课程教学要秉承时代性，通过全球化视野的培养，让教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也全面体现出历史教学的意义。历史教学的开展，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优秀的历史遗产，不但也能提升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人生经验，也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利用和开发好各项资源，对推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吸引海内外各国游客的参观，对中国的文化有着新的认识和了解。故此能够获悉，文化的作用不亚于科技，历史作为一本丰富的人生教科书，是构教育素养的重要部分。

结语

传承中华文化是新课改的特色之一，它不但能让教育、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消失，也能让学生多元化的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的深刻内涵，在文化探寻中形成新的认知。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节日一方面能拓展学生的审美体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前提下，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学生受到节日文化传承的影响，能强化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怀。

篇5

【案例1】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包含着深刻的蕴意，在传承中可以让学生懂得重亲情、重人伦、重礼仪、重和谐的精神和文化特征。春节贴春联、帖门神、放爆竹是一种民间文化，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并有期盼吉祥祝福之意。

问题：

1.对联即楹联，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学生对对联并不陌生，因为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可以通过读对联活动，增长学生的知识。

2.中国民间的除夕夜大多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辞旧迎新。为什么放鞭炮？它包含有哪些知识？如“辞旧”的关门放爆竹有什么寓义？“开门爆竹”又有什么含义？正月初一至初五为什么一直放，而过了初五，初六就停止放爆竹，这是为什么？亚运会里的焰火里含有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你能举出一两个例子吗？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案例2】每年端午节来临，不论城乡，家家准备着粽子、雄黄酒、端午草和菖蒲等。划龙舟既是一种有纪念性的活动，又是一种体育活动，现在国内还专门有划龙舟比赛项目。它有着深刻的寓义。

问题：

1.煮粽子、蛋时为什么要加车前草、猪牙草、戚戚草、艾叶和当年的新麦穗，有的地方还用煮蛋的汤水来洗澡，这是什么原因？

2.端午节喝雄黄酒、门窗上挂上菖蒲，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3.请简述划龙舟的含义。

【案例3】“拦街福”流行于浙江温州等地。据清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此俗在清初盛行。拦街福举行之日，通衢设红楼，扎花门，张布幔，悬灯结彩，气氛热烈。街头还上演戏曲、弹词、木偶，以及滚龙、踏高跷、猜灯谜和各种文娱活动，同时家家设祭台、摆盆景、陈花卉，称作“花祭”。店铺以减价招来顾客，各方游客云集。温州城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从康乐坊开始，至三月十五日五马街止，主要街道依次举行祈福活动，为温州地方性民间传统节日。

问题：

过去的“拦街福”活动与现在的“拦街福”活动形式不同。现在的活动丰富多了，除了保留传统的项目外，增加了小吃、儿童玩具、餐馆名菜推介、书籍、木偶类的工艺品等。那么，“拦街福”“变味”利弊如何？请说出理由。

通过对传统节日的深层次了解，使学生对各个节日的寓意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剔除其中的消极意义，弘扬积极的民族文化，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使其文化艺术功能得以传承。

二、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价值

1.促使民间文化的回归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并不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传递和教授给学生，而是把其中精华的、有价值的进行传授，以满足学生生活的需要。一切民间文化的演变都是嵌入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这种演变既包括原生地随着政治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结构因素历时性变迁导致的变化，也包含着共时性传播至异地后受当地状况制约而发生的“本土化”衍生。而民间文化各地的习俗也会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教师要把这些知识设计成问题，使学生学习兴趣高涨。教学的真正目的就是架起书本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把生活世界的教育资源与书本世界融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价值，才会产生学习的动力。

2.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承

保护民间文化，首先要有一个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既要学习汉语，又要学习本民族的语言。现在许多城市的孩子平时与家长交流都用普通话，长大之后，有的听得懂当地的方言，但不会说。于是，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保护这些方言文化的传承，利用广播、电视专门设置栏目和频道，用方言播放节目，既照顾当地老年人看不懂、听不懂普通话之苦，又能影响年少孩子学习当地方言。就连外来人员在本地区工作也能通过媒体学习方言。作为学校的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这些优秀文化，使之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民间艺术历史悠久、绚丽多彩，是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是华夏子孙长期的劳动生产、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的智慧结晶。在教学中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民间实例，灵活地根据教材的实际内容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准确地找到与学生契合的兴趣点，更好地根据本土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3.对乡土文化活动的创新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民间文化是历史文化，它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生活和情感归属的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电视还没有普及，电影业发展也滞后，只是家家通广播。于是乡村的鼓词、南戏成了当地人们的精神食粮；随着大众传媒快速发展，影视业的普及，作为温州地区的鼓词、南戏一度走向低谷。要使该活动有一定的生命力、影响力，就要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人们喜欢的内容。所以，大多地区在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时，选择了“先继承、后创新”的路子。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多向互补的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使传统文化显得更具有生命力。历史的变迁，需要教师通过课堂活动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反思和创新。笔者去年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听了一堂《侵略与反抗――话剧〈茶馆〉》，先用一组图片（外来船舰、吸大烟者、中国港口的沦陷），配以低沉的音乐来营造出一种教学氛围。学生自编自演，不仅把握住历史事件和文化知识，可贵的是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转换为一种崭新的曲艺课。于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话剧文化在学生心中扎根，同样，温州的地方戏、鼓词是本地节日不可或缺的节目。如果在教学中，也把温州鼓词的琴、快板拿过来在课堂中传授，一定会增强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4.注重节日文化的提升

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和“自觉活动过程”的统一。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而联系就是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如果没有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也就不存在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要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用什么去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精神培育呢?僵化的历史与抽象的泛泛空谈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关键是作为教师自己首先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健全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品格。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理性生活、道德生活和审美生活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因此，课堂教学中必须关照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美育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育要创设一定的文化情境，增加文化含量。如拦街福里的猜谜语、成语接龙都是品位较高的项目，学生通过体验，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感悟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既要注重本土文化资料的收集与积累，也可以安排一些探究性的项目放手让学生在探究中学知识，在收集的审美体验过程中，参与文化的传承，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学生对优秀民间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培养热爱乡土文化的情怀。

5.包容教育的民间文化表达

历史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有目的的“教”与“学”的活动，建构对社会中的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认识，以有助于学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并最终有助于学生的成长。新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历史课程应该坚持时代性，培养全球视野，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全面体现历史教学的本质要求。历史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史学遗产，有益于人生修养，其中所蕴含的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分利用好、开发好当地有效资源，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上海世博会引来众多的游客来参观，就是10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的吸引。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力不逊于科技。历史是一部丰富的人生教科书，历史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世界因多元而丰富，因多元而有生机，历史教育自然因其文化的多样性而丰富美丽。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想方设法营造环境，让学生从历史演变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在历史学习中吸取经验，在历史的传承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在对历史的尊敬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区分是非善恶。

传承本土文化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特色之一，它有利于消除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丰富的多样化，形成高尚的个性品质；有利于在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的同时，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让学生在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了解祖国、了解家乡，进而增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参考文献

[1] 王攀峰.走向生活世界的课堂教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

篇6

《海洋之歌》作为一部以繁复手绘为主要技术依托的动画电影，同《男孩与世界》等手绘名作有着近乎相似的主题，这大概是因为手绘的古拙感可以更深刻的表达出，其作者对于回归自然文化的原始渴望。这里，大海成为了爱尔兰文化根基的象征，片中的一家人依海而居，母亲生于斯隐于斯，连所谓的分娩都是在海浪中写意般的完成。海的轻灵动人，进一步的对比出奶奶来自的都柏林――这一工业化城市的乌烟瘴气、死气沉闷。那片海是悲伤的泪水汇聚而成，外貌状若奶奶的猫头鹰婆婆为了免除儿子的悲伤，便抽走了他的情绪，让其石头般安详的立于海岸，而她亦是通过吸吮着别人的情绪聊以来忘却丧子之痛。最后唤醒她的，是西尔莎的歌声，那在片中被具象化为灿烂极光的声音成为了归乡者的指引与神话重生的希望。海一般辽阔的悲伤，恰如宏宏一抹乡愁何以能忘，看似偏安一隅的安稳宁静实则便如工业化城镇生活般的死气沉沉，那波澜的海看似既不平静也并不安全，确是生灵的庇佑与诸神的归宿。而这，恰是这袅袅乡愁的解，它源于斯又归于斯，一路跌跌宕宕，与那大海共同护佑着爱尔兰这一岛国的生生不息。

影片的最后，是全片最华彩的。在西尔莎的歌声中，无数封固在石头中的神仙与传说，最后得以释放。西尔莎虽然身为海豹人，但因为对于哥哥和家庭的眷恋，选择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如母亲般羽化归宿于极光之中。神话与凡尘在互相的妥协和依恋中达成了和谐，前者方能永恒不灭，只要后者乡愁难忘，似海如歌。差点漏掉这样一部美到极致的作品，惊人的美总能让人动容，由于题材和诸多表现手段的相似，观看《海洋之歌》的时候我不住的联想起去年的日本动画作品《辉夜姬物语》，同样是民间传说类的故事，同样是每一帧都是艺术品的精致手绘作品，同样是关于寻找和离别的凄美故事，东西方对于美的诠释最终殊途同归，片尾离别之凄凄与歌声之切切一下便能击穿身处不同文化圈的人类内心，从最原始古老的情感出发，关照现代人的内心，这源于乡愁共同的美不禁让我怀疑，巴别塔真的存在吗？

表现欧洲绘画纷繁华丽的《海洋之歌》却与表达东方传统美的《辉夜姬物语》有好几个共同的文化核心，最为醒目的便是两者内涵之间都具有的“乡愁”气质，《海洋之歌》的乡愁在大海，而《辉夜姬物语》的乡愁在山林里，东西方文明内心乡愁的不同归属源于地缘。《海洋之歌》具有明显的反工业化的色彩，影片中的两位小主人公从海边来到灰暗的大城市以后，心里却一直牵挂海中的小岛，整个故事均围绕两个小主人公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海岛为主线，这种对海洋的向往也是对自由的回归，而相比之下，《辉夜姬物语》流露的更多是反世俗的气质，影片中的辉夜姬也是从小在山林长大，却最终被迫里来到了日本的京都，但是心里却一直牵挂着从小长大的山林，即使到了最后的日子，神志和身体也要涉水千山回到那片最初生长的山林里，这对山林的向往带有传统东方人骨子里的 “归隐”气质，告别俗世皈依南山，这是东方人千百年来对内心自由的追求。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均不是以常人的身份出现，《辉夜姬物语》中的辉夜姬是长在竹子里的仙子，而《海洋之歌》中的海豹仙则是海洋里的仙子，她们生长的地方便是他们乡愁的所在，东方文化圈（这里的所有东方特指中华文化圈）大抵是内陆气质的，而西方则偏向海洋，陆地的有限和海洋的广袤也决定了两种文化对于自由的不同解读，神总是要离去的，辉夜姬不能选择不，只能在超度中忘却俗世而离去，但是海豹仙可以选择留下，东西方文化对于神话传说中个人意志作用的不同表达也可以让人感触到文化气质之间的显著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建立在美学之上，而美学这门语言，是全人类共通的。但是为什么需要借助神话来传达现世的隐喻呢？神话终究还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但是它身上原始性的力量无疑会放大其艺术性，而在神话之中，不论是辽阔汹涌的海洋，还是充满生机的山林，原始力量里展现的那种生命力，是亘古不灭的。

篇7

这是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同时也是全球化的时代，网络正在把地球变为一个村落。如果深入分析这种情况我们会意识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文化的全球化正在把文化同一化，或者说强势文化正在或者遮蔽弱势文化。固然文化本没有高低和先进落后之分，但经济实力的强弱正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借助经济实力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的文化安全，防止本国文化被他国文化同化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文化的独特性如果遭到破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就会遭受断裂之危。是的，我们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尊敬他国文化的同时也尊敬和保护本国文化，这非常重要，它将给予我们宽广的眼光和视域，培育我们宽容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情怀。中元节最早源自什么朝代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七月十五节俗早在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以前便有其滥觞。中国传统的七月十五习俗内容主要表现为祭祀，是为秋尝。七月十五的祭祀又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时间、方位和地点。时间一般放在夜晚。七月立秋之日在十五前后，此时农作物开始收成，迎接秋收的日子。”[1]

每到农历7月15日，许多地方的中国百姓都会去坟头扫墓、烧纸祭奠，然后在家里还要设立仪式，在房屋的显要位置摆放碗筷和最好的饭菜酒水、时令新鲜水果款待另一个世界的先人们。在他们眼中，这一天的亡灵都要请回家吃个团圆饭，感受家的温暖，表达亲人对先人们的怀念。而这天家里的子女们都要回到家中一起祭奠先人。那些已婚的子女尤其要赶回来。山东莱芜一带这一天是仅次于春节的节日，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和过节一样。到了黄昏家家都要放鞭炮送亡灵回去。在这一天，迎接自家先人的同时，为了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的侵扰，有些人家还要在自家门前烧些纸用来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孤魂，讲究的人家还要在大门口的门槛处横一根棍子，那棍子叫拦门棍，为得是驱除野鬼来家。这里看出了中国人的朴素和仁义。既给野鬼们钱，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同时又做了防备，防止野鬼对活人生活的影响。在这一天，家家餐桌上摆出的名字你可以看出先人的辈分和在家族中的地位，有些牌位是叔叔辈或者伯父或者和父亲相关的亲人的名字。一问才知，家族中有先人没有子息，为了让他也享受到家族的快乐，也要请他们来家，而且那位先人生前因为没有子息还因此过继了这家中的某一个子女，这样就将香火延续了。毕竟都是一个祖先，毕竟还都流着同一家族的血统。从中元节的祖先祭拜中，我们也看出了，家族血脉的流传在中国农村依然十分重要。

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中国古代以1、7、10月之15日分称上元、中元、下元：上元是天官赐福日，中元为地官赦罪日，下元为水官解厄日。所以会在中元时普渡孤魂野鬼。有的地方中元节是7月14日，据说在宋朝末年，人们正准备过节的时候，元兵突然入侵，因此只好提前一天祭祀祖先，节日就这样提前了。节日这天，人们带上祭品，到坟上去祭奠祖先，与清明节上坟相似。在封建时代，地方官府还命令寺庙的和尚道士设孤魂道场，以祭奠阵亡的军士，中元节时，人们要焚烧大量的纸钱。

与道教相抗衡，佛教确定7月15日是盂兰盆节。佛教提倡慈悲为善。古印度雨季的三个月里，佛教仪规禁止僧尼外出，说是外出容易伤害草木虫蚁，要求僧尼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期称为安居期。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根据中国的季节变化，规定安居期为4月16日至7月15日。后来又依据经书产生了“目连救母”的佛教传说故事。盂兰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为倒悬，形容亡人之苦。盆是汉语，指盛放供品的器皿。盂兰盆即指这样的佛教活动，可以解脱先亡人的倒悬之苦。可以说中元节中国佛教借助儒家传统的“孝亲”礼俗，将7月15日演化成了宏扬佛法的“孝亲节”。不仅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也受到了官方民间的普遍欢迎，因而对7月15日的民俗活动影响也最大。

五台山佛教界，在7月15日要照例举办盂兰盆会，念经超度亡灵。周围一些信教群众要到寺庙摆供、响炮、祈祷，为祖宗赎罪，祝亡人解脱。在民间，家家要上坟祭奠祖宗。晋南地区习惯用纸做灯，焚烧于坟前，意喻亡人前程光明。祭奠祖宗的食品喜用包子。如果先人亡故满三年者，儿女们要在这一天脱去孝服，改穿常衣，俗称换孝。晋北地区上坟祭奠祖宗，喜用馍馍，面粉制作，圆形，中间点一个红点。摆完供，烧完纸，回家时要从地里挽几棵谷子和麻，用绿色纸条缠绕，立置窗前，供奉面人一尊。节后移置房顶，根朝里，谷穗露在外面，称为拣麻谷。民间流行的说法是保佑五谷丰登。然而供奉面人的仪规，分析起来，似乎是早期人殉习俗的遗迹。

7月15日祭奠亡人，最隆重的要数放河灯了。民家习惯用木板加五色纸，做成各色彩灯，中间点上蜡烛。有的人家还要在灯上写明亡人的名讳。商行等单位，则习惯做一只五彩水底纸船，称为大法船。传说可将一切亡灵，超渡到理想的彼岸世界。船上要做一人持禅杖，象征目犍连。也有的做成观世音菩萨。入夜，将纸船与纸灯置放河中，让其顺水漂流。人们依据灯的漂浮状况，来判断亡魂是否得救。如果灯在水中打旋，被认为让鬼魂拖住了。如果灯在水中沉没，被认为亡魂得到拯救，已经转生投胎了。如果灯漂得很远或靠岸，被认为亡魂已经到达彼岸世界，位列天国仙班了。总之，一切都是良好的祝愿。

中元节7月15日，民间还盛行祭祀土地和庄稼。将供品撒进田地。烧纸以后，再用剪成碎条的五色纸，缠绕在农作物的穗子上。传说可以避免冰雹袭击，获得大秋丰收。一些地方同时还要到后土庙进行祭祀。7月15日节前，民间妇女盛行面塑活动，晋北地区最烈。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首先根据家庭实有人数给每个人先捏一个大花馍。送给小辈的花馍要捏成平型，称为面羊，取意羊羔吃奶双膝下跪，希望小辈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送给老辈的花馍要捏成人型，称为面人，意喻儿孙满堂，福寿双全；送给平辈的花馍，要捏成鱼型，称为面鱼，意喻连年有余。现在已经不那么严格讲究了，完全依据主人的情趣，羊、虎、牛、鱼、兔、人各种造型的馍都有。人均一兽的花馍捏完以后，还要再捏许多瓜、果、桃、李、莲、菊、梅等造型的花馍，点缀以花、鸟、蝴蝶、蜻蜒、松鼠。个头较前要小，作为走亲戚，看朋友的礼品。这些面塑蒸熟以后，再经过五色着彩，看上去栩栩如生，每一件都可以称为绝佳的手工艺品。7月15看面塑，已经成了农家妇女一展灵巧手艺的节目了。

二、7月15日祭家堂仪式的心灵治疗

7月15日是莱芜颜庄镇当地仅次春节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天，当地人要在清晨8点前请家堂俗称先人们进家，请进家的都是五代宗亲。这一天，妇女们在厨房忙碌做饭做菜，男人们张罗着摆设。一般是在进门的大堂正中位置摆方桌，然后是时令鲜果，有酒有茶，同时用红纸折叠出一个个牌位，写上名号，一字排开。在7月15日前几天，是各地要帐的好时候，谁也不愿意在7月15日还欠着人的债。到了7月15日这天，也没要帐的了，家家要过节，要帐到别人家也不吉利。所以，这又成了躲帐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过去拜家堂是家族间磕头，现在还时兴磕头，但不同家族姓氏的人也来磕头。一般情况下，7月15日各家顾各家，如果要串门一定得到主家磕头表示尊敬。一般这一天，家家大门都有拦门棍，是要将野鬼或者外鬼拦在门外，取个吉利。

带我们到农户家的村干部是莱芜颜庄庆和村的，一进了村民家就在牌位前磕了三下，主家也很乐意，马上热情地招呼我们进来。在敬供的牌位上从左到右一字排开这样的内容：

先高祖讳

思诚妣

刘张氏之位

先高祖讳

思瑞妣

展吴氏之位

先曾祖讳

桂妣

杨氏之位

先曾祖讳

桐妣

刘李氏之位

先祖讳

鸿勋妣

吕氏之位

先考讳

汉振妣

陈氏之位

四叔父讳

汉达妣

刘氏之位

作为祭奠五代宗亲的牌位应该是五个，在这家农户里多出了两个。经过现场访问，才明白，原来在先高祖辈，大伯家没有生养男丁，故由亲侄子供养。而到了先考这辈，族中亲四叔家中也无男丁，故也由侄子家供养。小小的一个供养中，其实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对血亲家族的体认，对家族繁衍的需要。他们的供养中，充分体现出男丁在家族传序中的重要性。其实每年为先人们准备的这样一场隆重的迎接仪式恰好是对家族血统的回忆和记忆，光荣和梦想似乎就在这样的仪式中得到承传。同时在这天，家中的男丁几乎都要赶回，目的是共同祭拜祖先。其实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儒家的“孝”在民间的继承和发扬。联系中国民间中元节文化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目的是为了追荐祖先，另一个目的是超度孤魂。其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更将中国孝道文化推向了极致。而莱芜中元节祭祖几乎也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

民间俗信认为，整个7月是鬼月，阎王于每年农历7月初一，打开鬼门，放鬼出来，到阴间觅食，宗亲人们的供祭。7月最后一天，重关鬼门，群鬼又得返回阴间。“两大鬼节的差别是由阴阳五行观念造成的：清明时节的三月，水气也就是阴气进入‘死’的阶段，如同动物的休眠，鬼活动的活跃期结束，故传这时时收鬼，给祖先的冥币要及时送去，一旦休眠或紧闭家门，就收不到；为此要为已作古的亲人修治坟墓，也正因这个缘故，要祭祀左邻右舍，以求阴间和睦相处。”[2]“七月是阴气转入‘生’之阶段，出门活动，故而叫鬼门开，路边点火河里放灯提供鞋子，为满足鬼出门活动的需要，同时经历了三个月的限制，饥肠辘辘，为鬼进食成为要事，所以不必上坟，只要请祖先来家饱餐，收取冥币。”[2]民俗文化的加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了中元节习俗的内在的文化含义。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国民俗的应用正显示出中国百姓对生命规律的尊重和认可，而这样的认可也正是百姓的人道关怀所致。在他们看来，鬼也是有情感需要的，鬼也需要休息和游乐，因此每年给他们几次这样的机会，完成他们和活人的交通。给他们足够的钱花，每年给他们和活人心灵交流的机会，每年也让活人们在思念中完成情感的寄托和升华。孝道文化是一方面，其实从文化接受的角度分析，人们在一年三度的鬼节信仰中，主要完成的是心理疗伤。尤其是中元节，通过放河灯，通过烧纸，通过祭祖的方式，人们在隆重的祭奠中，在浪漫的河灯中，在亲人的聚会中释放内心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生活的寄托，希望亡灵和祖先的护佑，同时在祭拜中将敬畏天地的心思充分地得以体现。

一个民间节日从唐代延续到现在，没有强大的魅力是无法代代相传至今的。其中除了中国人特别尊崇的孝道文化的影响外，其实更为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的作用。信仰的治疗是对现实无奈的妥协和退让，同时也是对人心理的抚慰。在喃喃低语的祈祷和祭奠中，生者完成了自己的倾诉，完成了对死者的追念，也完成了精神的抚慰。“抬头三尺有神灵”的中国民间，对家族祖先的崇拜，即是寻找保护神取悦神灵的表现而且是最直接的表现。

三、继承和保护的必要性

“现在看来，七月十五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家族文化的节日。这种节日，敬奉祖先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借着请家堂的时机对子孙进行孝道、家风的教育，同时也以节日的传承来延续家族结构。”[3]其实，7月15的家族文化功力性质已经非常明显。从家族血脉的延续到家族的教育，到通过孝道传习家教这都是节日的功能。而这曾经被批为封建迷信的传统节日其实在城市化进程中正在逐渐淡化，文中涉及到的更多是还没有收到商品化冲击的边缘的一些区域。正因为如此，抢救和保护就显得尤其重要。

中元节传统集中了中华美德，而且其对民众生活的安抚和情感需求有很大的满足，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不该退出历史舞台，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目前该节日存在的问题是：城市人已经不过这个节日，节日本来具有的丰富的活动和仪式也在逐渐消失，节日的来源和意义也在被人们疏忽。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很快发现：这样一个流传很久的有丰富内容和文化含义的节日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遗忘了。所以，抢救，主要是抢救传统中的那些必须存在的仪式那些必要的传统活动，抢救围绕此节的一些各地有特色的民俗生活。保护，主要是保护这节日的“原初性”，少一些现代人为的篡改和扭曲。因为目前非遗保护最怕的就是一对某个项目进行保护，当地就把非遗市场化商业化了，非遗的根受到破坏，我们将找不到看不到传统的本来面貌，这将是最大的悲哀。

在中元节作为保护项目开始之际，保持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应该一直警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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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教师，我们很容易想起韩愈的《师说》，于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成了对教师的定位。应该说，这个定位也是准确的，但是，当我们把“传道”的“道”字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的时候，教师的角色就庸俗化为讲解知识的人了。韩愈在文中写道：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韩愈提倡文以载道，做教师的关键在于其不是简单地讲解表面文字，而是要传授人生的根本大道。当时，所谓的“大道”就是儒家之道，指修齐治平、安身立命之道。教师这一职业的背后是一种斯文在兹的自信与薪火相传的担当。

故而，教师不能只做单纯的经师，要做人师。教师面对的是学生鲜活的生命，而不是被扁平化为仅仅指知识层面的人。

更重要的是，学生眼中的教师也必然是鲜活的，教师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任何细节都会带给学生影响。许多时候，即使教师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教育依然在那里。《论语・颜渊》有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句话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是指管理和被管理地位的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是，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风，被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草，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倒。一个团队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问题很有可能出在管理者的身上，因为他们掌握着评价标准。具体到学校的环境，教师就是风，学生就是草，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当一个教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姿态其实已经决定了他的学生的生命姿态。至于传递的手段和技巧，那已经是第二位的事情了。

所以，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教师，在学生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教师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当前社会对教师的一般评价。那是因为，教师的工作是隐性的，教师是一种隐性的重要。一个人的成就抑或是一个人的罪过，很难被认定与教师有极大的关联。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医生。医生的工作是显性的，医生的重要性就十分外显。一个人病得很重，奄奄一息，得一良医，就能起死回生。在一个社会还不够高度文明的时候，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肉体，而非灵魂。

然而真正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著名佛学家李炳南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江湖郎中，他医治的病人都死了，他死后被阎王判堕十八层地狱。他天天喊冤枉，又哭又闹又跳。突然有一天，他听到下面有人说：“老兄，你不要跳了，灰尘都落到我身上了。”他十分惊讶：“难道底下还有十九层吗？”底下的人回答：“是！我在十九层。”郎中好奇地问：“你是干嘛的？犯了什么错呀？”下面的人说：“我是教书的。教书误人子弟，比庸医杀人的罪还重。”

为人师者不可不惧，不可不慎。

再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的。孟子有云：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认为人生有三大快乐，连称王天下都不能与这三件事相提并论，而教育天下英才就在这三大快乐之中。问题是，我们需要追问：快乐在何处？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比如说成就了许多学生，但是成就了学生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当教师把精力都放在知识的传递上时，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速度就会减慢。这对于教师个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消耗。陈景润先生曾经在北京四中教书，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过关，无法胜任教师工作，于是回到中科院数学所，继续自己的研究，也就有了后来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陈景润的普通话不错，一直在教书，历史很可能由此改写，因为站在讲台上尤其是中学讲台上的陈景润，很可能会陷入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督促学生改错等事务性工作之中，探索更深入的数学领域可能只是奢望。从这个例子，或许可以看出教师这个职业的残酷性。那么，教师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尊重天、地、君、亲、师。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天地”的重要地位已不必多言，而对于“君”的尊重亦是和农耕社会相匹配的重要价值理念。“亲”的重要性在于，亲子关系背后的血缘延续是中国人宗法伦理存在的基础。敬天法祖是中国人传统的信仰，血脉的延续是中国人对抗生命有限性的重要凭借。而“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则是因为教师是我们精神血脉的来源。换个角度讲，学生是延续教师精神血脉的人。

如此说来，师生关系最美好的境界就是彼此成全，不辜负：教师并不是单纯传递知识的匠人，他们是在学生心尖上跳舞的人，他们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灵魂的构建，以爱的名义，用贴近灵魂的方式。同时，学生就成了教师的信仰，有了学生，教师的精神血脉被无限延续。学生因为教师而温暖，而成长；教师因为学生而温暖，而永恒。

一言以蔽之，于中国传统而言，教师的职业特点可这样表述：

隐性的重要和晦涩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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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内涵 深层解读 特性 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的,以血缘宗法自然原则与高度统一的社会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融汇的结晶。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民族智慧,弘扬科学合理的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特性,以赋予传统体育文化新时代竞争与奋进的体育精神,使其走上自我不断完善发展的道路,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莫大的时代价值。

一 体育及体育文化的内涵阐释

1 体育的概念界定。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体育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体育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整个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早期的体育而言,虽然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生活习惯也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创造出的体育形态、性质和目的基本上是类似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学会了跑、跳等基本动作技能及有关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世代相传直到今天,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今天灿烂辉煌的体育文化。据史料记载,19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使人们真正感受到体育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

2 体育文化的内涵阐释。首先,体育文化产生于人类从动物野性转变为人性的过程中,是人类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由动物的本能改变成自觉行为的人性时,通过劳动、游戏、教育或合理的竞争方式等渠道,逐步形成的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次,体育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之所以说是物质文化,因为体育文化是以人体这一物质形态为对象,利用场馆和器材等体育手段,通过体育锻炼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之所以说是制度文化,是因为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规范文化;之所以说是精神文化,是因为体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的精神面貌产生深刻影响。

再次,体育文化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及动作技能和无形的个体意志、观念及社会时代精神反映出来,体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体育文化能直接或间接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最后,体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以身体形态的动态变化和相关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总是与人的体育生活紧密结合,又总是和一个地域或民族的社会文明、物质文明以及自身的发展产生具有互动发展的关系,能反映出本民族传统的体育特性。

二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深层解读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既是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呈现出多元的差别,这种在传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态势,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

1 精神内涵层面。首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专注的焦点往往是人内心的道德良知,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正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现出的特有人文精神。中国儒家文化主张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整个世界,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基本精神,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其次,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精神所遵从的最根本的法度就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坚定地认为自然界就是生命的源泉,人的身体直接受自然界的运行、变化的影响,人的生命活动必须要与自然变化的节律相适应统一,取法于自然,顺乎自然之道。最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涵不像西方体育那样过于注重“物质”、“竞争”、“超越”,它包涵了老庄、儒家及墨家等深邃的思想内蕴,形成了一种注重“和谐”、“整体”,“由外及内”实现道德升华的基本精神指向。

2 理念内涵层面。首先,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的理念重点,是重视体育文化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把精神情感放在了首要地位,因此“仁德”、“仁礼”就成为了体育追求的最高层次。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表面浅显直观的身体运动后面,蕴藏着本民族深厚的道德思想内涵和运动理念,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德”。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对个人价值取向的标准,就经历了一个从重肉体之美到重精神,尤其是道德之美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个认识理念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重视精神建设,忽视身体建设的理念,当然对体育的理解也相应地形成了“重文轻武”,重精神轻身体的意境理念。

3 价值内涵层面。首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庸”和“中和”的价值原则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里被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中国整个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只是刻意去强调“养生化”的价值主线和“意念”,而外在的负荷与强度和肌肉的收缩方式被严重忽视。其次,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追求多是健康长寿和营养养生,这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非常注重身体锻炼的开与阖,这对节约体能、修复身体有相当大的益处。

4 功能内涵层面。首先,“祛病健体”是中国传统体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对体育的功能基本阐释,注重“在宁静、冥想中悟道”,动作上多模仿动物,以球形、环形、向心形为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莫大的关系。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也讲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里的“自强不息”体现的就是一种拼搏敢为的大丈夫精神,这种精神从何而来,靠的就是体育。因为体育被看作是一种“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活动,它能够最充分地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从中可以看出“生”的力量。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比如武术和角力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勇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动力的完美追求。

5 动力内涵层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可以被看作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多地域、多民族的,而且是多层次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集合,在荟萃集合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互相的交流影响,而就是这交流互感,恰恰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也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聚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内驱动力。

三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特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袭了中国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和谐统一的体育精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适应本民族的特点而形成发展的,都具有独立的民族性格和社会意识。在其一代又一代自我复制的历史渊源中,不断承接外来影响而有所变异,逐步形成并充实本民族的文化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道德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体育价值观。

1 民族性与民俗性。民族性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传统体育文化必然存在于特定民族生活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人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但有共性的一面,也同时具有个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就是民族性的表现形式。各民族的体育文化都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性。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体育文化。另外,民俗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对民族最具凝聚力的就是民俗体育文化。民俗体育不但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约,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互相依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融合,逐步成就了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的民俗体育文化特性。

2 社会性与独特性。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久远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所以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和心理倾向是非常认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而当整个社会的大多数都倾向于某种体育文化传统时,它就会爆发出强大的社会表现力,也就是说社会性非常的浓烈。另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华夏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体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以汉族体育文化为主体,同其他众多兄弟民族体育文化相互交融和促进,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化体系。但是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社会性的同时,各民族都同时保持了民族体育文化传统独特性。

3 传承性与涵延性。传承性也叫传统性。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一个民族物质与精神发展的纽带桥梁,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每个民族自觉加以继承发展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所以具有传承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它刚出现起,就表现出了对生活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人具有特殊的价值。比如在养生学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最开始主张以静养生,后来变为主张以动养生,再后来主张动静结合,这个传承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体育文化延续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这种传承不但保存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同时又增添了很多现代成分,也就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不断被继承的,同时也是被不断发展创造的。另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涵延性,就是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诸多特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其丰富的内涵,诸多因素多元交汇,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上,都具有鲜明的涵延性。

4 艺术性与表演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现了体育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不但重视“技”,而且讲求“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体育与文学、书法、舞蹈等艺术形式有机地融合,体现出了独特的美学追求。比如周朝的射礼中专门安排有“乐人”演奏乐曲,太极拳、荡秋千、龙舟竞渡等都追求艺术的形式美。另外古代剑术与舞蹈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故又被称为“剑舞”。再如中国的武术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与艺术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以至被人们称为“武艺”。另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艺术性的同时,也极力追求着体育的表演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非常缺乏竞技性,诸多体育项目中相当一大部分,如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武舞、剑舞及风筝,还有武术、射箭及骑马等,基本没有或少有竞技性的意味,主要是锻炼养生,或是充满了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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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保护规划中的现状问题

旧城保护规划的“保”与“建”

目前，旧城保护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乏三维性的空间形态控制要求；缺乏对历史街区内部与新建筑形式的具体指导；缺乏对整体历史城市空间结构、功能结构的研究与文化信息传承的指导。同时，历史街区（风貌片区）、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彼此分离，文保规划、开发规划分属两种规划类型，监管机构不同，制定单位的资质要求不同，委托进行的群体也不同。“保”的工作组只确定“禁止”的空间，但对“建”的方面缺乏具体指导。

现状文保规划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保”通常确定以后的功能，比如指定作为展览馆、艺术中心等功能，但城市功能的指定往往没有相应的支撑，在实际开发过程中难以实施；二是对于“建”的空间、形式、内容基本没有限定，虽然对清理后的空间虽给出了相应的建筑指导建议，但文保性说明不足，缺少涉及商业旅游开发活动的范围可实施性指导。这样，除了保护什么是清楚的，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开发的关键性内容，或者缺失，或者由于缺乏研究背景，而仅仅成为主观性的意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项目在发展上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

旧城保护规划的“整体”与“局部”

对比欧洲历史城市保护而言，中国历史街区保护内容中对于保护实体的单体范围比较明确，但是在其非实体层面中，公共空间、道路体系、空间尺度等系列对于整体风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要素以及最终的整体文化气质的保护不足，对于历史城市的大量文化信息和其城市形态、功能背景、实际需求既不有效利用，也不明确引导。

每一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对于每个历史街区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应该保护什么，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来保护才能达到最佳模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内容。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宽窄巷子在中心城市传统特征性商业街区的营造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旧城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很难说是成功的。作为传统旗人居住区域，它的空间结构异体性强烈，街巷居住性气质突出，两侧以闭合院落为基本单元，基本没有成都传统居住区内具有典型性的混合商业功能，是一个优美的居住街区，和北京相当多的传统老街区

的气质一脉相承――正是其历史文化传承关系的载体。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建筑物的表面装饰、公共空间的细节处理、院落的重新组织都以“夜店”为参照进行塑造。现代材料深入介入传统建筑的个体中，相当部分的建筑与院落空间的结构被打破重整，中国民居典型的单元模式、建筑关系、院落空间被打破以形成商业流动空间的塑造。最遗憾的是，作为宽窄巷子历史街区，其核心性的价值――成都传统民居的一种特定空间模型及其特有的文化、气质信息损失了。

欧洲城市保护经验借鉴

在欧洲城市建设中，这些矛盾利用城市景观规划进行解决。在德国的文保类型中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只有文保建筑，这些文保建筑不分级别，统一保护。通常这一类型规划位于城市历史核心区域或文化类型区域，依据其城市风貌的整体特征性界定范围，涵盖面积往往不超过2平方公里，在其基础上制定城市景观规划。其核心内容为概括其传统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城市历史建筑、历史性公共空间、天际线、视廊等系列特征，形成新建筑与新公共空间形态引导图则，从而为“新”建筑指定设计与工作框架。

这一规划为“保”与“建”形成了桥梁，在文保单体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意象的特征扩大到整体城市历史脉络结构、空间意象等更大的信息体系中进行归纳总结。城市意象的信息的源泉被得以扩大化，从而增强了传承的基础。以此为背景，借助城市景观规划事实上对城市的历史城市结构、公共空间体系、建筑语言特征进行了整体研究，在法规上形成了保护的法定框架与发展思路，建筑语言则一般以推荐性建筑设计导则给予指导。

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新尝试

2008年以来，我们试图在中国进行传统历史街区改造与发展的新尝试，包括十八梯历史风貌街区与法石历史街区中形成具有历史街区文保规划、城市功能策划、空间形态城市设计为三重载体的城市规划工作，取得了较好的认同。这一类型项目的基础是历史性街区，其中历史建筑的总量较低，难以划入历史文化街区，质量较低的传统建筑与加建建筑，敏感性相对较低。而这些区域的发展又有较好的城市设计的发展空间，发展任务较为明朗。在此基础上一个联合性的城市设计明显具有兼顾各方需求的可能性。

范例一：法石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及环境设计

宋元至今，法石街区为泉州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航运、造船业就相当发达。石头街在历史上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道，两侧波斯行商鳞次栉比，是泉州著名的历史商业街区。街区内有码头、妈祖庙、马可波罗巷等众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遗迹，是泉州市海丝文化的重要见证地；在地段内集中了3处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市级文保单位和石头街、洗马桥等多处景点。区域内现存的现代典型建筑风格与核心历史时期已有明显差异。其鲜明的建筑风格更多地来自于滨海渔村的特征，多为闽南传统大厝与西洋楼式建筑，材质以石头建筑为主，属于典型的滨海闽南民居。但该部分可保留的各类历史建筑总量共计130栋（包括部分坍塌可重建），文保建筑12栋，仅占该区域总体建筑量7%，因此未能列入历史街

区保护工作中。

如何在对历史街区的物质性遗产保护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传承的空间载体和发展需求。同时考虑未来旅游需求。作为泉州市闽南文化的展示区域，我们认为法石街区应成为集文化旅游、娱乐和居住为一体的，有着优良环境和显著文化特征的综合性街区。整体保护中以宋元时期重要文物遗址为核心，以石头街为法石片区传统历史风貌及当地特色旅游商业的主要文化承载轴，延续法石历史街区的清代至近现代街巷格局，纵向结合现状插入绿化轴线和文化轴线。保护和修复现有保存较好的清代、民国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民居；在规划中严格保护承载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空间元素，如戏台、绿地、洗衣空间、祠堂、码头空间，各级社区交往空间中各种公共建筑和服务业、商业设施。

在传统街区之外，法石街区整体属于风貌协调区，实现包括高品质低密度住宅在内的系列多样的同时，其风貌形态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结合传统建筑典型元素，用现代建筑语言加以阐释。这对于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来说，风貌协调区的建筑必须同时具有高建筑品质与高地方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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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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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秀娟.“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构研究——以广南县“世外桃源”风景区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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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起源最早的。但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华文化是从未间断过的文化类型，它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一直保存、延续、发扬光大到今天。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化形态因为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 曾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惟有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上说，这是由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格局、宗法社会组织结构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但主要的原因则是源于内部，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的生机力、统一性的同化力、包容性的融合力、伦理性的亲和力、变易性的创造力和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等，构成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源。

中华文化在这强大生命力的延续中，又表现出极强的同化力和凝聚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类型的文化，伦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这种伦理性固然具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深深地积淀在国人意识中的一些伦理观念，如尊师孝亲、修身自律、务实奋进、勤劳节俭等，无疑在铸造国人灵魂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发生着久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所造就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至强至深。这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体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它使海内外华人能够产生“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的共同情感。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有“同根共祖”的民族观念。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许多人已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没有被完全西化，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有着与国人相似的价值追求。这说明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它代代承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和影响着炎黄子孙，在广袤的土地上展示了精神文化的共同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一种炽热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又是一种自觉意识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它使本民族的每个成员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前途和历史命运有深刻的认识和崇高的责任感，这激励着人们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努力奋斗、无私奉献。

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强大的整合功能

中国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源于远古时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出汉字及其音义系统，而且还以方块汉字为载体独创了自己的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了华夏民族独有的礼仪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鲜明的特质。但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融会贯通性的“多样一体”的文化，既涵化着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又吸收着多种外来文化，是长期以来在同异质文化的碰撞激荡、选择融合、吸收借鉴、“和而不同”中发展起来的，是多种文化积淀的结晶。

在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时，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具有自觉的主动意识，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影响、改造对象。从历史上看，每当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都逐步走向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经过几百年的改造与吸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消化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并吸取其思维方法而形成了崭新的学说――宋明理学。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广泛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乃至民俗等，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印度佛教如此成功的吸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开放性、高度坚韧性和善于消化的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即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实现了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始，就呈现出多样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极为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其次，缘于中华民族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并不是由单一的部族发展而来，而是在许多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既非单一，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的。民族血缘的复杂，是形成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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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ncient village development in Huizhou，and then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from village location，water system，entrance，roads and buildings based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geographic and cultur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protecting and studying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other non-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feng shui space layout of ancient villages in Huizhou

一、徽州古村落发展的历史背景

徽州自秦置郡县，距今已有2300余年。先秦时期的徽州处于山越时代，这时期形成的村落属于原始定居型村落，在历经中国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之后，徽州村落从定居型村落转变为迁徙型村落。从南宋到明中叶的300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的时期，也是徽州古村落稳定发展时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这一时期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征。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社会经济文化达到勃兴鼎盛的时期。清康熙年间歙人程且硕《春帆纪程》描述了歙县村落盛况，“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廓，殊足观也。”据此可见当时徽州村落的辉煌。清中叶以后，徽州古村落逐渐走向衰落，一些昔日辉煌的古村落历经时期战争的破坏便一蹶不振[1]。

二、中国古代村落的传统地理文化特征

2.1古代村落建设的文化观

人类自出现以来，选择居住环境时的趋利避害之心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兴起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即“风水学”理论的诞生。谈到“风水”，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风水”就是指“古代人们选择建筑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筑营造中的布局、某些技术的运用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简单的说就是人们对生前居住环境和身后墓葬环境的选择和处理”[2]。“风水”是东方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风水”甚至被誉为“环境科学”，渗透到风俗习尚与民俗之中。因此应该客观的看待“风水学”，发扬其积极的成分来指导城镇的规划建设。

2.2古代村落选址原则的风水观

古代村落的选址建设是传统风水思想运用的典型代表。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黄土高原的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以及发展至今的宜宾古城就是这种风水思想运用的典型实例（图1、2）。从图中可以看出居民点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即“风水学”中所谓的“合口”形局。

古人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以山水元素的具备为最佳，所强调的就是“关巧相通”之理。所谓 “关”指穴位，“巧”指水口，择居之时就是要检查山势与水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其实质就是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环境，通常称为“枕山环水面屏或背水面街”。古人讲究居住环境的封闭，“顺局宽旷，则取塘以聚气”，“引沟渠环绕村落而取吉气”[3]。

古人择址以水口为上等之地。水口一般多选择在山脉的转折处或者两山夹峙、清流左环右绕的地方，并修建一些公共性的建筑物，常见的有桥台、楼塔等，辅以树亭堤塘，以增加锁钥的气势，扼住关口。在文化性要求比较高的聚居点处常建有“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祠堂”、“风水塔”、“观音庙”等建筑（图3）。如泉州就有三大水口，以三塔层层引入，构成了城市极为丰富的外部空间形态，三塔构成泉州市的门户（图4）。平原地区的水口常在去水中央立洲或土墩，在其上建阁或庙，由于中国历来有敬祖先的习惯，因而宗祠一般都建在村中此类最佳地段。

三、徽州古村落的空间结构特点

徽州古村落处处透出了一种朴素的生态观，这种观念体现了徽州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土地的珍惜。村民通过改造水道和借助山势的手段，把建筑、水系、山体、道路等各种造景要素统一协调起来，塑造出徽州特有的古民居建筑群。

3.1总体环境

徽州古村落的建造大多依山傍水、枕山面水或依山跨水，“相其阴阳向背，察其山川形势”，总结出了“藏风聚气”、“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坐北朝南”等山地、丘陵地区村落选址的最佳模式。现代景观学中对此类模式有十分详细的描述（图5），图中显示村落位于山坡南向，首先能够得到充分的日照，迎接夏季东南向的凉风，同时背面的山体不仅可以阻挡西北的冬季寒风，而且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南向的水环境可以提供方便的用水条件，还可以为人的生活、动植物的驯养、农田灌溉以及消防用水提供充足水源。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还具有仿生学的布局形态，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比如宏村的“牛”型结构，九曲十八弯的水圳形似“牛肠”，月沼状如“牛胃”。溪水经过滤后复又绕屋穿户，流向村南有“牛肚”之称的南湖。围绕水系而建的140余幢水榭民居，鳞次栉比，构成了村落的重点¬――“牛身”。村中的雷冈山构成“牛头”，村前两棵大树为“牛角”，村西跨溪而过的四座桥为“牛腿”，完整的体现了“牛”形村落的结构形态。

3.2水系的分类

1.水口

徽州村落将水口视为财源茂盛、人丁兴旺的象征。为了满足村民“保瑞避邪”的心理需求，水口的建造成为村庄建设的重要内容。村落水口往往是依山势、水势自然建成。一般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村庄的界限，二是起到隐蔽防御的作用。村落水口一般建在离村1~2公里处，为村中流水的出口，是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村内的拦水坝使留出村的水蓄积在村口然后缓缓流走，这无形就抬高了村内的地下水位，使村中井水丰沛、植物茂盛。由于水口出口与村落的通行路口方向一致，水口就成为了村落的门户，于是人们对水口刻意营造，在这里建筑桥、台、楼、阁、塔、庙，种植大量树木，留住财气、扼住关口，使村内中的居民生活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安全感中。

2.水塘与水圳

水塘和水圳也是徽州古村落水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塘多位于村庄核心地点，靠近祠堂等公共建筑，一般呈方形或圆形，基本是活水，是村庄重要的景观节点。水塘具有消防、排洪、调节气温、净化水体等多种功能，同时也是村民共享的交流空间。水圳是村落引水的基本手段，一般宽10~30厘米，由地势略高处沿着街道或者巷道顺流而下。它既是引水水道又是路边明沟，穿村而过形成“家家门前有清泉”的村落特色。村民利用水圳进行日常的洗衣淘米，夏季还成为村民纳凉的天然空调。

3.3入口处理

徽州村落的入口除了设置水口以外，还通常设有牌坊、古树等标志性元素，通过水系、构筑物、植物共同界定村庄的入口边界。入口通常设置在交通便捷和景观特色突出的地段，并借牌坊、亭子等特殊元素塑造村庄肃穆、淡雅之色。村口空间由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的建筑及构筑物构成，空间尺度适宜。村落的风水轴线也是贯穿入口广场和村庄的功能轴线，它控制着入口空间以及村内公共设施整体布局的秩序。通常沿着主轴线布局一系列吸引游客的文化和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丰富的空间体验。沿与主轴线相交的其他辅轴线方向设置方便村民进出村落的道路。两类空间轴线共同构筑了村落的整体空间格局（图6）。

3.4道路系统

徽州古村落道路的走向和尺度一般顺应地形，随地形变换，形态各异。村落路网走向基本结合水圳形成系统，路网密度较高，这不仅为村民步行提供了多方向的选择，而且也体现了村庄内部空间的多样化。村落街道尺度宜人，道路宽度以0.6~2米为主，有的道路仅能容一人通过。村落道路的另一个特点是道路与水流走向和建筑的布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道路与水圳始终保持并列走向，二者结合展示了村庄内部线型空间的结构特点。街道宽度、坡度的差异以及与周边不同高度建筑的配合，从视觉上展现了村庄内部多变的空间形态。

3.5建筑布局

徽州民居建筑空间布局体现了“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整体思想，受楚、吴越、两淮、建安、桐城、徽商几大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和建筑艺术。建筑色彩的黑白、明暗对比使村庄整体与背景山体和水体相互融合，产生一种浑然一体的原生态景观。

古代徽州城乡住宅多为砖木结构的低层楼房。清代以后，多为一明（厅堂）两暗（左右卧室）的三间屋和一明四暗的四合屋，且一屋多进，各进皆开天井，通风透光（图7）。天井的数量不等，少则2～3个，多则达到36个。雨水通过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财不外流”。围绕天井构成的普通民居大多为三开间，较大点的住宅亦有五开间，这类结构符合徽州人几代同堂的习俗。院内各进之间有隔间墙，四周高筑防火墙（马头墙），远远望去，犹如古城堡。

四、结语

徽州古村落的建设构思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地理学思想。从总体布局到住宅单体，“风水”思想成为主导建设的核心指南。挖掘中国传统地理文化中的科学部分对当代中国建筑规划强调充分结合传统特色文化的手法能够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徽州古村落的建设是中国古村落建设思想运用的典型代表，对现代村镇的规划建设依然有着非常高的参考价值。通过解析徽州古村落的空间结构，挖掘传统地理文化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为各种类型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借鉴参考。

注释

1）吴丽霞.风雅徽州[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2）程建军.藏风得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3）于稀贤.法天象地―中国古代人居环境与风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陆林,凌善金,等.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J].地理研究,2004(5).

2.张倩.徽州民居空间艺术初探.室内设计[J].2004(2).

3.刘彦顺.水口：徽州民居的择址观念[J].文史知识,2000(6).

4.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5.阮仪三,等.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