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及其构成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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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筹划系统的界定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或可选择性条款，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利益的过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纳税筹划活动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企业纳税筹划系统由若干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企业纳税筹划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特点，纳税筹划系统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不是孤立的、单一的、静止的，而是以一定的系统而存在。

（二）纳税筹划系统的特征

一是结构性，即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相互结合的方式。二是开放性，即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三是整体性，即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最显著的特征。

二、纳税筹划系统的构建

（一）纳税筹划系统构成要素

在管理的职能中，决策系统通常是由五个要素构成的，分别是决策者、决策对象、决策信息、决策理论和方法、决策结果及评价，纳税筹划系统作为一个决策系统也不例外，也是由五个要素构成。

1、纳税筹划者，即决策的主体

纳税筹划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中的决策机构，纳税筹划作为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确定决策者。纳税筹划决策隶属于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所以其决策者应该是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然后把任务分配给财务主管或者纳税筹划专员。由于纳税筹划决策的专业性、多元性、多学科交叉性的特点，要求决策者即高层管理者应对纳税筹划具有正确的认识，并能对该项工作提出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要求相关财务人员要能熟练的运用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财务管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并能选择最佳方案。

2、筹划对象，即决策的客体，即决策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说的筹划对象，应该是能为筹划者加以选择或影响的，若是筹划者主观不能选择或改变的对象则不能成为筹划对象。纳税筹划的特征之一就是贯穿财务活动的始终，因此，纳税筹划决策也就贯穿于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分配活动中，其对象就应该是选择最佳筹资结构、投资方向、分配方式，促进资金有效获得和使用等，同时由于这些财务活动会涉及到税收，所以纳税筹划的对象也包括这些财务活动所涉及的税种。

3、筹划信息

信息包括企业内部的信息，也包括企业外部的信息。在进行纳税筹划决策时，确保所持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的错误决策都是与信息失真有关联的。因而，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企业内外的各方面经济信息都是设计、选择最佳方案不可或缺的，如企业内部的产品盈利状况、国家税收法规的调整，国家调控政策的变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修订等。只有在充分收集和分析不同的涉税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后，才能形成最佳的纳税筹划决策。

4、筹划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决策的一般模式、预测方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技术、决策方法论、数学和计算机应用等。正确的信息只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决策者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并运用恰当的方法来分析、判断，才能找出好的方案。进行纳税筹划活动同样离不开这些理论和方法。

5、筹划结果

是指通过决策过程形成的，指导组织的行动方案。纳税筹划决策的结果同样是从一系列的备选计划中选择一个最佳纳税方案来指导企业的纳税行为。通常而言，纳税筹划决策的结果一般是通过数据、图表等直观的方式来予以表达。

（二）纳税筹划系统要素关系分析

1、静态分析

从系统论的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纳税筹划系统是一个立体系统，有一套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要素构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分工与合作互为因果。

在纳税筹划系统中，纳税筹划者、筹划对象、筹划信息、筹划方法、筹划结果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筹划者与筹划对象的关系。在纳税筹划系统中，筹划者要进行纳税筹划就必须要明确筹划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以实现筹划目标；前文提到企业纳税筹划者具有多层次性，因而不同的筹划对象又反过来决定了筹划者的选择。

筹划者与筹划信息的关系。 筹划信息由筹划者收集，不同的筹划者收集到的信息是不相同的；反之，不同的信息又会影响和制约筹划者的筹划活动。

筹划者与筹划方法的关系。筹划方法有多种，不同的决策者所选择的方法会有所不同；反之，筹划方法又会制约筹划者的筹划效果。

筹划者与筹划结果的关系。筹划结果是筹划者实施筹划行为的最终成果，筹划者决定了筹划结果的形成；筹划结果形成后，又将指导筹划者执行筹划方案。

筹划对象与筹划信息的关系。筹划对象决定了筹划信息的收集范围，不同的筹划对象，需要收集的信息是不同的；收集信息的难易程度又反过来影响筹划对象的确定，若是相关信息无法收集，则有可能放弃对该对象的筹划。

筹划信息与筹划方法的关系。信息是运用筹划方法不可或缺的因素，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筹划方法的使用；筹划方法又影响信息的收集，不同的筹划方法需要的信息会不同等等。

2、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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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在我国的有效开展，提出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机制的建立与实施。2003年7月2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了《美国财务报告采用原则基础会计》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以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既不是“规则导向”模式，也不能是“纯原则导向”模式，而应是“原则基础会计准则”模式，即目标导向法。笔者认为，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机制的建立与实施，亦可出于同样的考虑，采用与该理论一致的模式，即首先确立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确保目标实现的操作原则和一般程序。最后，提出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具体适用方法。

一、正确定位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

有效开展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定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税收筹划目标，是指通过税收筹划要达到的经济利益状况。它决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方向，是税收筹划应当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目前的理论与实践中，对税收筹划目标的定位存在着定位过窄和过宽两种错误认识。 一是目标定位范围过窄，认为税收筹划的目标就是最低纳税或节税。对此，笔者认为，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使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负降低了，但如果税收筹划目标的定位存在错误，无疑是南辕北辙。因为税收筹划属于企业理财的范畴，纳税人的财务利益最大化要考虑节减税收，更要考虑纳税人的综合利益最大化，既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对于纳税人而言，在既定纳税义务（如既定的投资与经营地点、方式、内容）的前提下，税收是一种绝对成本，选择节税方案一般可以减少绝对的税款支出，增加税后利润，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但是，在未定纳税义务（如有多个投资和经营方案可供选择）的前提下，税收是一种相对成本，节税方案未必就是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纳税方案。二是目标定位范围过宽，认为税收筹划的目标不仅包括节税，而且包括避税，将避税纳入纳税人税收筹划的目标之中，不仅会误导纳税人，而且也不利于税收筹划事业的发展。因此，将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应定义为：在法律认可且符合立法意图的范围内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这种定位，既克服了节税目标的狭隘性，又排除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避税问题，是企业定义其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目标的正确选择。

（二）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派生目标是涉税零风险

如果说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是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实现涉税零风险就是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第二个目标。也是税后利润最大化这一税收筹划根本目标的派生目标。涉税零风险指企业受到稽查以后，税务机关做出无任何问题的结论书。即，税务稽查无任何问题。企业在接受税务稽查时，通常会面临着三种不同性质的稽查：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举报稽查。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中，为了实现日常稽查涉税零风险目标，企业必须要强化其内部管理制度，尤其要着重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创造平稳、有序的内部税收筹划环境，以备顺利通过稽查部门的日常检查；为了实现专项稽查涉税零风险目标，企业有必要根据历次接受专项稽查的经验，按“专项”有针对性的准备齐全各项备查资料，特别是对于涉及某项减免税的一系列申请、审批文件，更要严格、规范的建档保存，做到经得起稽查；为了实现举报稽查涉税零风险目标，企业除了要在日常税收筹划中注意保持合法、谨慎的工作作风外，还要在遭遇举报稽查时保持冷静的自查态度，并且要与税务稽查部门充分沟通，力争规避涉税风险。必要时，企业还要做好抗辩以及提请复议乃至诉讼的准备，力争将涉税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对税法的理解不到位，普遍存在着税收风险较高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需要把规避税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纳入进来。这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二、 建立企业新所得税税收筹划的一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第三，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

（二）成本效益原则

企业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一味地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即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

（三）可行性原则

税收筹划工作要根据纳税人的客观条件来进行量体裁衣。另外，税收筹划的可行性还应该具体表现为“程序流畅”，即在税收筹划方案的整个执行过程中，无论是会计凭证的获取、会计账项的调整，还是纳税申报表的最终完成，都应该是顺利、流畅的，不应该因为受到阻碍而无法进行或付出额外代价。

（四）有效性原则

对纳税人有关交易行为所进行的税收筹划，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经济目的，同时优化税收、节约税款。另外，有效原则还要求所进行的税收筹划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匹配，不是为了筹划而筹划，当税收目标与企业目标发生冲突时，应以企业目的作为首要选择，这样也易于被税务主管部门所认可。

三、 确定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基本步骤

（一）搜集和准备有关资料

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纳税义务人,必须准备相关资料以备参考。特别是最新税收法规资料、最新会计准则、会计法规资料、政府机关其他相关政策；最新专业刊物；生效期内的内部资料等。

（二）制定税收筹划计划

税收筹划者或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税人的要求和情况制定尽可能详细的、考虑各种因素的纳税计划。税收筹划者应该首先制定供自己参考的内参计划。包括将来要向纳税人提供的内容和只作为自己参考的内容如： 1.案例分析2.可行性分析3.税务计算4.各因素变动分析5.敏感性分析等。

（三）税收筹划计划的选择和实施

一项税务事项的税收筹划方案制定人可能不只一个，税收筹划者为一个纳税人或一项税务事件，制定出的税收筹划方案因此也往往不止一个，这样，在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就要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筛选，选出最优方案。筛选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选择节税更多或可得到最大财务利益的筹划方案；2. 选择节税成本更低的筹划方案；3.选择执行更便利的筹划方案。

四、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法的适用建议

（一）以企业所得税税收构成要素为基础，进行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法

1. 企业所得税税法构成要素的税收筹划意义

企业所得税税法构成要素是新企业所得税最基本、最固定的构成部分。以企业所得税税法构成要素为基础建立企业新所得税税收筹划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适用性分析

如果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大，或者虽然生产经营规模大，但经营业务单一、会计基础好，则可以采用以企业所得税税法构成要素为基础的企业新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法。

（二）以企业理财活动为内容的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法

1. 企业筹资、投资活动中税收筹划的意义

对于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这首先是从企业选用资本结构（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例）开始的。企业筹资主要面临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两种方式。当企业负债筹资比重增大，利息节税的收益增加，特别是当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低于权益资本成本时，由于财务杠杆作用，可以增加所有者权益，从而使企业资产价值增加，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企业负债筹资越多越好，而要以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否则，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风险会增大，当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时，有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因此，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负债筹资的度。

对于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主要面临扩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种方式的选择。如果企业选择扩大投资方式，则面临是建厂房买设备，还是收购一家近几年账面亏损企业的选择，如果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则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又可分为购买和租赁两种。采用购买投资方式的好处，是折旧可抵减账面利润，少纳企业所得税。不足的地方是购买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而是一并计入固定资产原值。对于租赁，经营性租赁方式的好处是租金抵税。而且可以避免因设备过时被淘汰的风险；不足的是无折旧抵减。融资性租赁方式虽然可以抵减折旧，但财务负担较大。企业应权衡以上几方面的因素，选择能最大限度降低税负的理财方案。

2. 适用性分析

如果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会计基础好，有进行财务管理预测、决策的能力，则可以建立以企业理财活动为内容的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方法体系。

（三）以确认和处理差异事项为思路的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法

1. 新企业会计具体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差异的税收筹划意义

新企业会计具体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在计算费用损失时，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口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第二，在计算费用损失时，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依据的时间不同所产生的差异。第三，部分涉税事项的处理方法的差异。第四，税务处理规定不准扣除项目差异。第五，税收法规对部分准予扣除的项目做了限制性规定差异。第六，对部分应税收入的规定差异。由于会计处理与税收法规间存在着上述差异，因此，企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要按照税法规定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调整的过程即是在会计核算基础上准确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过程。这无疑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筹划思路和操作空间。

2. 适用性分析

对于所有查账征收的企业，均可以建立以确认和处理差异事项为思路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方法。这种思路简单、易于操作，可以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工作结合进行，从而减少基础工作量，提高筹划效率，且受限因素少，适合于任何查账征收的企业。

【参考文献】

[1] 黄黎明. 税收理论的最新发展. 涉外税收，2004，（02）：77-78.

[2] 方卫平，税收筹划.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320.

[3]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税法.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4.

[4] 刘军， 郭庆旺. 世界性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52-254.

[5] 朱洪仁. 国际税收筹划.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26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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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需重视税法相关课程

在我国，有近500家高校开设会计学专业，各个高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有很多高校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放在首位。而“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尤其要注重对学生税法相关知识的传授以及涉税相关技能的训练，这是因为，如果考察社会需要，就会发现对于会计学人才来说，纯粹的会计专业知识诸如来自于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以及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学科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仅是必要条件，是否掌握税法知识是否熟知涉税实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会计人员水平高低的标志。正如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在《会计理论》一书中写到：“很多小企业，会计的目的是为了编制所得税申报表，甚至不少企业若不是为了纳税根本不会记账。即使对大公司来说，纳税也是会计师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税法对于提高会计实践水准具有极大影响，并促进一般会计实务的改进及一致性的保持。通过税法还可以促进会计观念的发展”。因此，要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社会所需，必须重视和加强税法相关课程。

二、税法相关课程体系

所谓“税法相关课程体系”是指实现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所需设置的税法相关课程的组成及相互衔接。参考国内高校财会类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几乎所有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税务会计方面的课程，有《企业税务会计》、《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税务会计实务》、《税法》等等，这说明对于财会类专业的本科教育而言，税法以及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及实践经验，为实现“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在培养方案中重视对税法课程体系的安排，并且税法课程体系应尽量完备，不可浅尝辄止，在内容上至少应包括实体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行政法制、涉税实务、纳税筹划。其中，涉税实务应不仅包含税务会计的内容，还应包括纳税申报等。在课程设置上，可设置成“税法”、“税务会计”、“企业纳税筹划”理论课程以及“税务实务”实践课程。在税法相关课程体系中，“税法”课程是基础课，应包含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行政法制以及各实体税法，通过该课程，其作用在于帮助学生树立纳税意识，了解涉税相应的法律法规并熟知各税种的相关构成要素。“税务会计”课程将税法知识和会计知识结合，使学生掌握涉税业务的会计处理。“企业纳税筹划”是提升课，能够帮助学生形成纳税筹划的意识，掌握纳税筹划技能和技巧。“税务实务”实践课程则保证了学生具有涉税实务的动手能力，能够将所学到的税法相关知识真正应用到实践中去。在税法相关课程体系中，有理论有实践，有基础有提升，既相互联系有各有侧重点，能够有力地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税法相关课程教学安排

从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上看，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生认知特点，税法相关课程应为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课程的后续课程。从课程体系内看，“税法”课程是基础课，内容多，更新快，应先开设“税法”课程。“税务会计”和“企业纳税筹划”课程可在“税法”课程之后开设，最后开设“税务实务”实践课程。

四、税法相关课程教学方式方法

在税法相关课程的教学中，一定要突破传统的讲课方法，尤其要强调应用“角色扮演”、“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的应用。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色角度去考虑税法相关问题，在授课过程中，要使学生突破学生本身的角色，不断作为税法制定者、税收征管者、企业股东、记账人员、办税人员等去思考，这样，有助于学生加深印象，形成涉税的管理意识，提升技能，增强竞争能力。

五、结论

本文就高校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时应重视税法相关课程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就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税法相关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安排以及教学方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高校会计学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和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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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务会计对象

对象一般反映为某行为的客体。税务会计所要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因纳税而引起税款的形成、计算、申报、补退、罚款、减免等经济活动，，以货币表现的税收资金运动，但是税务会计并不核算和监督纳税主体的全部资金运动，而只核算和监督纳税主体有关税款的形成、计算、申报、缴纳及其有关的财务活动。因此，税务会计对象是税务会计目标的具体化，其具体到税务实务中的内容涉及到计税基础和计税依据、税款的计算与核算、税款的缴纳、退补和减免以及税收滞纳金与罚款、罚金。税务会计的对象主要有如下七个内容：第一，应税收入。纳税主体取得的应税收入不仅是计算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款以及资源税、房产税等其它相关税款的基础，也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款的基础。财税分流模式下，税法规定的应税收入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营业收入。第二，税款减免。减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给予鼓励或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是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需要，是我国税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扣除项目。纳税主体可依据相关税法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扣除的各项支出，一般类似于纳税主体在生产经营工程中为取得经营收入发生的各项经营成本与费用，包括产品与劳务成本和期间费用。财税分流模式下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经营成本和费用。第四，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是纳税主体计算应纳税额的主要基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企业税前利润。第五，其他计税基础。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计税基础。如，车船税的计税基础是纳税人所拥有或管理的车辆、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是契税的计税基础等。第六，税款的缴纳。由于各税种的计税基础和征收方法不同，不同行业、不同纳税人对同一种税的会计处理也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各种税款的缴纳方法也不尽一致。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确认、税款的缴纳、减免税等税务活动，都会引起纳税主体拥有的资金或者债券债务发生相应的增减变动，因而都是纳税主体税务会计核算的内容。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也属于税务会计的内容，并需要按照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第七，确认纳税义务的依据（计税依据）。确认纳税义务需要有相应的依据。计税依据包括纳税人开具的税务发票和其他计税依据。我国的税务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普通发票。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了修订后的《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2011年2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进一步完善了税务发票管理体系。

（三）税务会计主体

2010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印发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报告主体》（征求意见稿）中对报告主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IASB认为，报告主体是现有及潜在权益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资源提供者所关注的经济活动的特定领域，而且这些资源提供者不能直接获得是否需要向企业提供资源和这些资源是否被管理层有效利用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对于税务会计主体而言，税务会计主体更倾向于采用“纳税主体”的表述。纳税主体与财务会计中的会计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等同。会计主体是财务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典型的会计主体就是企业；而纳税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在一般情况下，会计主体是纳税主体，但在特殊或特定情况下，会计主体不一定就是纳税主体，纳税主体也不一定就是会计主体。例如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纳税主体是个人，而单位是作为代扣代缴的会计主体。这样，将个人独资企业这种比较特殊的主体类型也纳入了税务会计主体中。

（四）税务会计基本假设

参照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2010》，财务会计基本假设只有持续经营一个。那么税务会计是否也只有持续经营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四个基本假设是：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按照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界定，2008年盖地在《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第四版）中把在2005年提出的税务会计主体、持续经营、货币计量、纳税会计期间、年度会计核算、财务会计资料正确和货币时间价值等七项税务会计的基本前提，调整为纳税主体、持续经营、货币时间价值、纳税会计期间和年度会计核算等五项。在此当中，中国现行的税收并没有表现出货币时间价值的特征，而且年度会计核算都是由税法规定的，没有必要做出假设。

（五）税务会计基础

在财务会计中，会计基础包括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在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采用哪种会计基础，直接关系到会计事项的确认。由于要考虑纳税人立即支付货币资金的能力、管理上的方便性和征收当期收入的必要性，税收制度是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这会与财务会计的权责发生制产生一定的差异。如果税务会计应当依据税法的规定核算应税收入、扣除项目、应纳税收入等，则税务会计基础也许应当取决于税法的规定。

（六）税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采取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新的表述来代替曾经使用“会计基本原则”的说法，但盖地在2008年曾坚持采取“税务会计原则”的表述，并将其概括为税法导向、以财务会计核算为基础、应计制和实现制、历史（实际）成本计价、相关性、配比、确定性、合理性、划分营业收益与资本收益、税款支付能力和筹划性等11个原则。这里的以税法为导向存在一个问题，税收和法律本身就具有导向作用。如果税法规定的税与损益无关，或者影响不到当期损益，那么就不存在财税分离，税务会计也无从谈起。

（七）税务会计要素

税务会计要素主要有计税依据、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应税所得（或亏损）和应纳税额。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同，纳税人的各种应缴税款是根据各个税种的计税依据与其税率相乘之积。第一，应税收入。应税收入与财务会计收入有关系，但是不等同。确认应税收入的原则有两项：一是，与应税行为相联系，即发生应税行为才能产生应税收入；二是与某一具体税种相关。第二，扣除费用。这里的扣除费用即税法所认可的允许在计税时扣除项目的金额。属于扣除项目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是在财务会计确认、计量、记录的基础上，根据税法要求进行确认。第三，应税所得（或亏损）。应税所得（或亏损）中的所得，与财务会计的账面利润或者会计利润不同，这里指的是应税所得，它是应税收入与法定扣除项目金额（扣除费用）的差额，也是所得税的计税依据。第四，应纳税额。应纳税额是计税依据与其适用税率或（和）单位税额的乘积。税务会计要素是税制构成要素在税务会计中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也有两个会计等式：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应税所得计税依据×适用税率（单位税额）=应纳税额前者仅适用于所得税，后者适用于所有税种。此外，免退税、退补税、滞纳金、罚款、罚金也可以作为税务会计的一项会计要素，但不是主要会计要素。

（八）税务会计报告

税务会计报告涉及到两个问题：税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范围和税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税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主要就是针对税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范围类别做出判断，即税务会计报告是一种对内报告还是对外报告。在现有的会计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对外强调客观，管理会计报告对内强调有用。税务会计报告对内而言并不是特别关注，只有对外的税务部门才会对税务会计报告直接相关。因此，税务会计报告属于一种对外报告，主要强调信息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税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需要由具体的税务内容决定，并涉及到使用哪种方式编制税务会计报告，采用分税种编制税务会计报告的形式还是将所有的税种合并到一个税务会计报告中。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税务内容选择编制税务会计报告的方式，如某些企业只需要缴纳个别几个税种，就可以采取将这几个税种合并到一个税务会计报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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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电子商务作为代表信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商务方式，其技术和思想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与此同时，由于电子商务具有虚拟化、数字化、匿名化、无国界和支付方式电子化等特点，对原有的税收法律制度和税收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出现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焦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成为税收的潜在增长来源；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对现行税收法律制度提起了挑战，对纳税主体、客体的认定以及纳税环节、地点的确认均陷入了困境，根据传统贸易方式运作需要而制定的各国税收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需要。因此，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与政策己成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问题

电子商务对税法的税收法定、税收中性,以及税收公平等原则造成了冲击，威胁到了各项税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其次，电子商务也对我国的税收管辖权提出了挑战，使得以 “常设机构”原则为基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受到冲击，影响了对电子商务的征税效果，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税基。再次，电子商务也影响到税法的各构成要素的实施。传统税法体系中的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纳税地点和纳税环节等税收要素在面对具有虚拟性、跨国性、无纸化和直接性的电子商务时倍显疲态，出现了各种征税盲点。最后，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法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税收征管是各项税法制度实施的必经环节，税款的足额高效征收才是我们制定各项税法制度的终极目的。因此，要解决对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就必须尽早解决电子商务对税务登记、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等税收征管制度的影响问题。

三、完善电子商务的涉税法律对策

1.建立电子商务登记制度

针对电子商务网上经营的特点，必须对其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要求所有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在办理上网手续后，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应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取得专门的税务登记号，作为其身份的识别代码，并将该号码显示在纳税人所经营的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网站的访问者可以凭此查定网站的合法性后再进行交易，也便于税务机关掌握网上交易的情况。税务部门要设立专门的网站或电话供公众查询，并鼓励其举报“无证”经营的网站，借助网民之力加强广泛监督。纳税人在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时，应填报《电子商务税务登记报告书》，提供有关网上经营项目和交易事项的详细资料，特别是计算机超级密码钥匙的备份。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填报的资料要进行严格审核并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建立电子商务税务登记档案和纳税资料备案制度，以便于税收征收、管理和稽查，从源头上堵塞网上逃税的漏洞。

2.实行电子商务税收征收管理

首先，税务部门应依托计算机网络，开发职能网络平台计税软件。在纳税人进行电子商务税务登记之后，就将软件强制安装在其所有提供网络服务和交易的服务器上，使软件在纳税人所有的电子商务平台上运行。智能平台计税软件的功能主要是自动计算每笔交易的应纳税额和记录交易的具体信息，控制所有客户在网上达成交易、签署电子合同前，必须点击纳税按钮才能实现交易。从而使税收项目成为网上交易的一个必经步熟，可以实现对网上交易情况和相关信息的全面记录，并按纳税申报期自动按时将当期的记录发送到主管税务机关，以便核实备查。税务部门通过各个环节的“电子护卫”，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全面监查纳税人是否据实申报。

其次，税务部门应该设计出成套的电子发票。系列电子发票可供网络交易者购买和使用，以配合纳税人凭证、账薄、报表及其他交易信息载体的电子一体化。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在线开具、在线传递电子发票。

3.建立完善税务稽查体系

充分利用好新《合同法》这个弧有力的武器，同时加大税务稽查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面的培训力度，尤其是要提高稽查人员通过操作财务软件来查看企业各种财务报表的水平。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企业开始使用财务软件时，必须向当地的税务机关提供财务软件的名称、版本号、超级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经税务机关批准后才能使用。

税务部门要加紧实施税务网络工程，利用互联网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大量的信息处理等高科技手段，对网络市场上更大范围的纳税人进行管理和监控，与电子商务征收的各环节紧密相连、互动，实现对纳税人经营活动同步的税务稽查。税务部门通过网络技术广泛收集纳税人的相关信息，再由高效、快捷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进行选案、查账、取证，能够提高稽查效率，加大打击偷逃税的力度.除了建立税务系统内部顺畅的网络沟通互联以外，还要实现税务部门与银行、工商、海关、财政、公安、边检等部门及纳税人之间的网络联系，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对网络市场各环节的稽查、监管。

4.税制的修订与完善

结合网络商贸的特点，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对电子商务适用的税收条款，采用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无论是从流转税、所得税还是涉外税收,以及税收基本理论方面都对现行税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好地解决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给税收带来的问题，应该在现行税法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税收的规范性条款。在不对电子商务增加新的税种的情况下，完善现行税法，对我国现有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补充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在制定税收条款时，考虑到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应坚持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并重。

参考文献：

篇6

税收筹划（Tax 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 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1]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2]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尽管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3]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4]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5]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6]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的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政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成和施行的重要基础，税法学的研究十分关注税收政策的变易及其对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就税收筹划而言，它的正当性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收筹划的正当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并在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水准。税收政策的变化、选择和实施主要受制于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的态度，而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则源于对其经济性和合法性的肯定或否认。在中国，政府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早些时候，尽管学界已经开始研究和著述税收筹划问题，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尽量回避税收筹划这一话题，其原因是税收筹划的直接结果对政府聚集财政收入不利，而且由于税收筹划正当性问题的规定缺失，所谓合法与非合法难以界定，很容易形成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税收筹划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低调处理。2000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用以宣传税收政策，指导各地税收征管实务的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创办了《税收筹划》专刊，并配发了题为《为税收筹划堂而皇之叫好》的短评。几年来，该专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分析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合法正当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对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府对税收筹划的概括性肯定、许可和鼓励，也标志着企业税收筹划在税法法理、税法制度和经济上的正当性得到了公开承认。还要看到，在税收筹划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随着税收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政府对于税收筹划的认可态度、规制程度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适时在税法制度中得以体现。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2]税收筹划不同于税收逃避，后者往往利用私法和税法的冲突，或者利用税法的漏洞，滥用私法自治权利，规避国家税收。有的学者认为，节税是合理利用私法交易形式，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属于法律所鼓励或许可的行为。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篇7

二、现有文献的梳理及评价

（一）国内外关于实质课税概念之既有理论

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实质”，为“形式”之对。其指称者，在存在上，指观察对象之“事实内容”；在当为上，指应以一定事实为基础，或指一定事实之事务法则……该陈述之正确性建立在一个认识或假定上：任何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的道理。是故，一方面存在决定了与之对应之事务法则的内容，另一方面制定之法则的内容也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存在。这是人间法与存在事实间之互动的关系。[8]实质课税原理起源于“一战”之后德国之经济观察法，1919年税法学者贝克尔（Becker）起草的《帝国税收通则》（Reichsabgabenordnung）第4条规定：“解释税法时，需斟酌其立法目的、经济意义及情事之发展”，其中所谓“经济意义”就是经济观察法的由来。其后，经济观察法在德国税法理论及实务界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不断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9]现今德国经济观察法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77年《税收通则》第39条关于税收客体的归属[10]、第40条关于无效行为[11]和第41条关于虚假行为税收客体的有无[12]，特别是第42条关于一般反避税条款[13]以及1994年《反滥用与技术修正法》对此条的详细说明[14]。日本税法学界全面吸收德国经济观察法理论，并正式提出实质课税之概念。关于实质课税之理解，一般认为，在事实层面，应按照与税收发生有关之构成要件事实（课税事实）；在当为层面，应按照个人以事实为基础所具有之负税能力，定其纳税义务之有无及其应纳税额。换言之，实质课税所称之“实质”，应指与纳税义务人之“经济事实”有关“指标事实”[15]的有无、范围及归属。对实质课税的认识，日本税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质课税有法律的实质课税与经济的实质课税之分，对此的进一步认识则有所不同，并形成了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法律实质课税理论。该学说以金子宏教授为代表，其认为税法适用中对课税要素事实确定时，如果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外观形式与实体实质不相一致时，必须像其他部门法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对实体实质进行判断，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根据于外观形式进行课税。在金子宏教授看来，实质课税应指在法律适用上，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采后者对其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这和其他部门法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实质课税并非税法独特原则。[16]北野弘久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将实质课税原则理解为“经济的实质主义”在解释适用税法方面会违反法的安定性以及法的可预测性，而与宪法上税捐法定主义不符。因此，其主张“应对真正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而非对于名义上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17]（2）经济的实质课税。该观点主张满足私法上的法律要件的法律事实（法形式的实质），与现实所产生经济的成果的事实（经济的实质）不相一致时，应对后者进行税法的解释适用，因此实质课税在税法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主张以日本学者田中二郎为代表，其认为税捐负担有必要维护实质的公平，纵然其法形式或名义相同，但其经济实质有差异时应做不同处理。[18]（3）还有学者采折衷说，主张没有必要将法律的实质主义与经济的实质主义对立，二者都是从实质课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发生“法对法”的问题时，应从法律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而如果发生“法对经济”的问题，则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19]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学界对实质课税认识也比较混乱，一般认为实务界经由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而明确采纳实质课税理论，但是该号解释长期饱受理论界及实务部门诸多学者的批评[20]。学者陈清秀倾向于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理解，认为实质课税应从其理论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捐负担公平原则”角度加以理解。因此法的实质主义并不能反映“量能课税原则”，故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加以理解。[21]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疑议。[22]

实质课税原则在国内现今国情下如何理解和适用，税法学界也开始关注，但是其认识也同样远未达成共识。经由国内相关教科书对德国、日本实质课税理论相关理论介绍之后，目前国内学界通说似乎认为，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对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解应当采取所谓法律实质课税而不能坚持经济的实质课税主义。其分析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开始，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仍然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以“可能文义”为税法解释与适用的界限，于此可以有效的规范当前我国税收立法级次太低，税务机关税权滥用等现象。[23]

（二）现有理论主要争议点及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实质课税概念内涵外延的深入讨论乃至论争，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从清晰概念开始。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为该领域内学者所共同接受，才能有进一步相互讨论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体系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税法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特别是我国当前税法还不发达，加强我国税收法治进程，建立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学界必须对于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理论基础尽量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税法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更利于指导税法实践。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对实质课税概念的巨大分歧而带来实质课税理论适用的混乱，[24]也可以反面反映出明晰此概念之意义。

国内外税法学界对经济的实质课税与法律的实质课税的长期激烈论争，虽然现有理论可谓色彩斑斓，然而，笔者以为，此种争议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主张法的实质课税强调所谓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以法律事实为准。姑且不论此种区分是否科学，更为关键问题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实质）如何确定，例如将企业贷款列为工资支出，税务机关依据所谓法的实质课税主义否定外观形式，直接认定为贷款而禁止从所得中扣除，此时何以认定为贷款？实际上只能由发生之经济事实来认定。在真买卖、假租赁之类的案例中，对租赁实质的认定也只能通过经济事实来认定。实际上，税法关注课税事实的发生，所谓否定形式而采纳的实质只能是经济事实，这是由税法基本价值目标所决定的。而这恰恰是所谓经济实质课税所主张的。

其实，此种区分无意义之根本原因在于，税法适用关注于课税事实，课税事实就是以法律规定构成要件以确定纳税人的负税能力，此即所谓量能课税原则（Leistungsfähigkeitsprinzip）。量能课税原则于税法上，相当于私法自治在民事法律上的地位。[25]而量能课税的实现，主要是以“税捐客体”的有无、实际数额的大小、课税事实的归属等为基础。[26]而税捐客体的判断主要是以所得、财产与支出为标准。依据可税性原理，衡量纳税人的税负能力是以经济实质上的经济事实为基础，而非私法上的价值判断。在此，私法与税法调整对象发生重合，而此种双重评价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无效力上的顺序。因此，无所谓发生法律上的实质课税与经济上的实质课税之区分的问题。

三、实质课税理论之正确理解——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与关注的问题，主要由于法律形式（税收法定）与经济实质（量能课税）之差异，而该问题实际上是在税法适用中所产生的。因此，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以获取对此的正确认识，必须从法律适用之一般方法论开始。

（一）法律适用的一般逻辑

现行法律适用之一般原理在于法学三段论的运用，就是选择并解释合适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运用于已由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小前提），形成合理的司法判断或判决（结论）。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以及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法律规范的解释与案件事实的判断。[27]在法律规范的解释（或漏洞填补）上，虽有数种法学方法，但从每一部门法之规范目的、基本理念、价值基础方面做出一致性的解释，无疑最为重要。而此与案件事实之选择形成又有密切联系。

法律适用的案件事实，虽为陈述的“客观事实”，但在无限复杂的已发事实中，判断者实际上为了形成并陈述案件事实，总要做出选择。其在选择之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因此，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陈述的事实并非自始‘既存地’显现给判断者，毋宁必须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形成案件的事实。”[28]对于如何形成案件事实（小前提），恩吉施教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1）具体的案件事实，实际上已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2）该案件事实发生的确认；（3）将该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断：却确定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即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此所谓“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29]在此思维过程中，“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法律问题开始，并以对此问题做终局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结束。

不仅如此，在提出实际的某事是否发生之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描述出来。而在描述的过程中，特别是运用法律用语来描述时，实际上已经掺加了诸多的法律判断。“事实（Faktum）必须为概念所考虑到，否则它将不被认作是事实，而法律概念，一如其名称所说，总是在概念形式中被思考。”[30]此种事实的法律概念之归纳，本身含法律之判断。例如，对纳税人行为的发生交易的经济事实描述中，运用如“所得”、“纳税人”、“兼营”、“营业费用”等概念时，已经作了税法概念的“涵摄”。更进一步地，当发生一种新型的、非既有法律规定的事实，而需经由相关主体（当事人、法官）类型化为法律事实模型时，即所谓“生活事实类型化为法律构成要件事实”[31]，则有更多的法律判断因素。而法官的活动是：从当事人陈述的生活事实中为法院找到一个法定的事实构成（gesetzlichenTatbestand）。如果这种涵摄是可能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出该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32]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别于生活事实，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概念的归属，还是事实之类型化，都已经含有法律价值判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特定事实，不同法律对其描述而进行概念归属，尤其是进行类型化之归类时，此种与已经由概念归类与类型化的案件中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相同或不同？此种相同与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具体落实到税法适用中，对涉税事实的描述中，依据何种标准将此类或彼类行为归属于特定的税法概念？依据如何标准对实际生活事实“加工”成应税或非应税类型，或此应税行为与彼应税类型？对税法概念“涵摄”与类型范围是否以其他法律（如私法）的限制？是否以其他部门法概念与类型化而形成的效力判断为前提？

关于税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讨论。[33]惟需注意的是，税法规范往往以私法关系作为原因事实或前提条件，因此涉及税法与私法之接洽关系而屡被学者讨论。综观德国经济观察法历史发展之脉络，其实也是二者关系之发展过程。当前，德国学界通说认为，税法应与私法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税法与是私法均在统一之法秩序之中，税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之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34]“民法与税法，如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法虽较税法适用前，但此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优先性。”[35]在司法实践中，德国在1991年否定了税法中使用民法术语应该按照其民法含义进行解释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假定。该判决认为，对于当事人采用民法形式征税的适当性问题，应该通过税法目的解释予以确定。[36]

至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之根本原因：经济交易事实引发经济结果之发生，由于私法（主要是民法）适用时间上先于税法，其首先基于自身立法目的，将其“加工”为私法案件事实，并给予其私法意义上之价值判断，评判结果为该行为及经济效果的有效、无效、可撤消等。但是，对于同样之经济交易事实，税法也会基于税法目的，同样会将其“加工”为税法案件事实（即课税事实），并给予税法意义上的效果评价（此过程也包含对税法概念的解释等过程），形成对该课税事实应予课税、不予课税、免予课税等价值评判。相较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差异，由于私法、税法共同关注经济事实，乃至经常关注同一经济事实，二者基于各自立法目的分别给予价值评判，此中间不免评判结果不统一甚至冲突，因而更容易引发争议（如发生的对非法收入是否征税，征税是否意味该收入已经合法等争议），并且该问题由于税法借用私法诸多概念，带来解释、运用方面的混乱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为了试图避免上述冲突，税法理论界才由此发展出所谓实质课税、经济观察法等理论与方法。必须明确是，对同一经济事实，私法、税法基于其各自立法目的、价值理念给予不同评判，应为现代社会之常态。[37]如果承认税法作独立于私法而具有自己的法律目的、立法理念，并具有实现自身目的、理念的基本法律方法的话（而这几乎已经成为税法学界共识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必须承认此种分歧与差异。同时在相关立法技术、适用方法等方面做适当调整，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相接。同时加强与完善本部门法理论水平研究，逐步提高民众的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完善税法理论。

四、实质课税理论之制度基础——量能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之“实质”，是指纳税能力之衡量，此为量能课税原则基本要求。因此，对实质课税深入理解，必须以量能课税原则研究为基础。

1、量能课税原则涵义与价值

税收乃以国家公权力强制将人民部分财产，无偿转移为国家所有，因此其本质上无法逃避对人民自由权财产权之干预与介入的命运，先天上亦较其他法域更应受宪法价值观、特别是基本理念的拘束。[38]其中最重要是税捐正义理念，此为宪法乃至法治基本价值之体现。而量能课税原则，即为税捐正义理念于税法之基本要求而成为税法基本原则。个人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决定其所应负担的纳税义务。此种负担原则，应成为税收立法指导理念、税法解释的准则、税法漏洞填补的指针、行政裁量之界限，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也使税法成为可理解、可预计及可学习之科学。[39]不仅如此，在税收之征收上量能课税原则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容许国家按人民税收负担能力依法课征，一是禁止国家超出人民税收负担能力课征税收。[40]

量能课税原则本身，有意在创造国家与具有财务给付潜能的纳税义务人之间的距离，以确保对每一国民给付之无偏无私，不受其纳税义务额影响。[41]纳税人对国家的特定支出，并无享受请求权，只是尽一般国民义务。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与国家预算法与财政法相互分离，造成纳税行为与国家收入支用间的距离。此种距离，国家可借由财政法、社会给付法、计划法对国家支出政策作长期结构性规划。国家支出得依循正义原则运行，至少部分与国家收入依量能课税原则有关。承认量能课税原则的同时，即宣示放弃国家职能的税收理论，依照个人财务支付能力课征租税，其衡量标准是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为准，大体上不以国家财务需要为依据。

有学者研究指出，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和法律适用时，可区分为四个阶段：[42]首先，依量能课税原则，税法立法者须在不同之纳税义务人间，加以比较衡量其租税负担能力有无异同，也就是立法者在选择税捐客体时，需以纳税义务人的支付能力作为指针。从负担能力指标来看，在选择对所得或财产课税时，由于要甄别纳税义务人个人条件，如生存保障[43]、抚养义务、资本利得等，因此在量能课税具体化的第一步，对税捐客体之选择，以属人税比较合理。

其次，在选择较合理的税捐客体之后，需进行构成要件的选取和评量，使之与整体法系相一致。亦即个别税法需针对实证法整体，作体系化工作。从量能课税原则考量，对于经济财之评价，需斟酌整体法律秩序，例如经济自由、私法自治以及社会福利等。

换言之，即财产权自由及其限制（即财产权所负担的社会义务）。

再次，在单一税需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一致后，量能课税原则需进一步具体化，则要求立法者将个别税法与整体税制相协调一致，组成完整之体系。在整体考量纳税义务人直接税、间接税之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最后，在合理选择税捐客体，并就整体法律体系与税制体系性考量后，进一步需考量其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实现，特别是税基相关因素。例如在所得税法中，立法者需考虑个人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期间税原则、净资产增加原则，将量能课税原则加以实现。立法者确立以上基于量能课税原则所派生原则后，只有在具备特殊事项时，才能承认例外的正当性。

2、实质课税与量能课税

如上所述，量能课税原则其实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精神或目标所在，因此量能课税原则与实质课税有适用上的替代性。然而二者的关注点也并不完全相同：实质课税重在税捐客体之有无以及经济上的归属的问题，这比较属于负税能力之主观上的个别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个案的。而量能课税原则重于：在既定事实上，究竟纳税人有无，以及有多大的负担税捐的能力，这比较属于客观上的一般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通案进行的。[44]相较于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带有法规范上之当为的色彩，其中为了掌握实质，德国引入了经济观察法，经济观察法可以说是实质课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因此，学说与实务界以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理论或经济观察法作为应税、免税或应向谁课税的论据时，其诉求的理念几乎是一个：应以符合经济利益的实质及其实际依归，认识负担税捐能力之有无及归属，以使税收课征能符合实质，而不受限于形式。惟需注意的是，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理论均含有价值判断，而经济观察法则从经济的观点，客观观察、认定课税事实。

五、实质课税理论适用之基本路径：可税性原理

可税性原理，即主要关注征税的可能性及合理性。该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上的可税性”，即关注经济上征税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法律上的可税性，即关注法律上征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45]对可税性原理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征税范围的确定，这也是税法上应税事实形成的主要衡量标准。可税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衡量：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收益主要是指社会财富的增加，由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只有存在收益，才具有纳税能力。[46]并且该收益单纯为经济意义判断，即不管收益的性质、方式、来源以及合法与否。[47]但是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具可税性，如果该收益为公益性，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则往往即使有收益，也不对其征税。但是对于提供公益的机关和部门，如果其存在营利性活动，则对其营利收益应当视同营利性组织之收益而给予课税。

因此，对于征税范围的确定，大体可以遵循这种思路：征税与否，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收益，这是征税的基础；但是如果有收益的主体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其宗旨和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不应当对其征税；而公益性的组织存在营利性的收入，则对其营利性收入部分，应当征税；同样，如果一个营利性的组织，某些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应该考虑对其公益活动予以褒奖，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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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会计的概念

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令为准绳，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进行核算、反映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税务会计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定义和广义定义。狭义定义认为：由于税务会计是计算应税所得，所以税务会计就是所得税会计。广义定义则认为：税务会计的内涵应大于所得税会计，它还应包括流转税会计。

二、税务会计的特点

1.法律性。税务会计的法律性源于税收所固有的强制性、无偿性的形式特征。企业可以根据其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适当选择具体会计核算中的一些计算方法。但税务会计必须在遵守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选择。当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与现行税法规定发生抵触时，税务会计必须以现行税法规定为准，进行调整。

2.广泛性。就部门而言，工业、商品流通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开发等各行业、各部门均需纳税；就所有制而言，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各种经济形式也需纳税。由此可见，不论什么性质的单位，不管其隶属于哪个部门或行业，只要被确认为纳税人，在处理税务事宜时都必须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所以法定纳税人的广泛性，决定了税务会计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3.统一性。税法的统一性、普遍适用性决定了税务会计的统一性特点。也就是说，同一种税对于适用的不同纳税人而言，其规定具有统一性、规范性。不区分纳税人的经济性质、组织形式、隶属关系以及生产经营形式和内容，在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构成要素方面，均适用统一的税法规定。

4.独立性。作为会计学科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与其他专业会计相比较，税务会计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核算方法上，因为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与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所遵循的原则不同，规范的对象不同，二者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视同销售收入的认定等等，税务会计要求完全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处理，由此反映了税务会计核算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在核算内容上，税务会计只对纳税人在税务活动过程中所表现的有关经济业务这部分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核算和监督，由此反映了税务会计核算内容的相对独立性。

三、我国税务会计设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与国际税收接轨的需要。我国加入WTO以后，贸易合作范围逐步扩大，涉税案件的复杂性、多样化，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国际性公司的偷、逃、骗、避税等行为、手段层出不穷，这就要求会计信息具有国际可比性，要求对我国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制度化创新。然而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完全依从于税法规定，极大地影响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为了符合税收的国际惯例，改善投资环境，防止国际避税，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就显得非常必要。

2.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别日趋明显。目前我国企业会计纳税主要依据财务会计账簿记录和会计报表，会计人员缺乏相关税务系统知识，无法准确地计算税金并进行申报纳税，只能机械地接受税务机关的指示或处理。现行税法、税制日趋完善，与财务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差别日趋明显，其核算结果包含的内容、数额和时间不同，如果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使会计核算实现两者的兼顾，事实上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必然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微观决策价值，甚至会损害其客观性，使之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只有将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才能真正实现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目标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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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203-02

2006年国家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是我国首个所得税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突破在于真正确立了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适当分离,引入“暂时性差异”的概念。而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则统一了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其在纳税主体、费用扣除、应纳税所得额等方面的规定与以往所得税法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新会计准则与新税法中收入差异性的比较,笔者发现两者在收入的概念、范围、确认条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现对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及差异的具体表现做一探讨。

1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产生差异,首先是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标不同,并且由此导致的二者在确认收入的原则上不同,从而形成了会计收人与应税收入的不同,分析这些原因是正确认识两者差异的基础。

1.1 会计与税法的目标不同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的目标是如实地反映和监督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并及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故会计对各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要求真实、可靠、准确。而税收的目标是为了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和调节经济活动,并且税收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费用,与企业的收益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故税法对各税制要素的规定力求严肃性高、操作性强。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会计和税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导致二者在收入费用确认遵循的原则等方面产生差异。

1.2 会计和税法在收入确认上遵循的原则不同

会计和税法的目标不同,导致会计和税法在收入确认上遵循的原则亦不同,具体表现有:

(1)会计强调谨慎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及权责发生制原则。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低估负债或费用,对可能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应当合理预计。在这一原则下,企业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八项减值准备,企业应当将损失很可能发生的或有事项确认为负债,而这些都是与税前扣除的确定性原则相违背的。同时,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会计核算要重视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对收入及成本费用的确认很大程度依靠会计人员主观估计。

(2)税法突出强调确定性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收付实现制。为防止企业利用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等人为调节利润、达到延期纳税甚至避税目的,税法强调法定确定性原则,要求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均不得征税或减免税,对涉税事项的确认必须按税收制度的规定执行,不能估计。同时为了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征缴入库,税法遵循支付能力原则。因此,税法对收入的确认侧重于经济业务社会价值的实现,成本费用税前扣除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能依靠估计得出。

2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确认方面的差异

2.1 关于收入概念的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三类,但是它不包括利得。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如政府补助等。税法第6条规定,收入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收入不但包括会计准则中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经营业务收入、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还包括归于利得的营业外收入,具体可分为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款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九类。新所得税法第5、7、26条还将收入分为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以上可以看出.税法中收入的含义要宽于会计收入,会计收入属于狭义的收入,而应税收入属于广义的收入。

2.2 关于收入确认条件的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对收入的确认强调以下基本原则: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的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同时,对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还强调: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己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而企业所得税法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发出商品、提供劳务,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凭证时,确认营业收入。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解释,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人企业,是指销售商品价款收回的可能性超过50%。由于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无此规定,可见会计准则对收入实现的确认注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实质条件”,而税法侧重于货款的结算和发票的开具等“形式条件”。相比较而言,企业会计准则对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得更为严格。

2.3 关于视同销售行为收入确认的差异

视同销售行为包括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非生产性机构、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等和将非货币性资产用于投资、分配、捐赠、抵债等方面共两大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除一般的商品销售确认收入外,企业将自产或者外购的商品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包括用于对外投资)、抵偿债务、职工福利、分配股利时,需要确认收入。但是将自行开发产品转作自用或出租时,由于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确认收入。税法实施条例则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

由上可知,会计上确认为收入的视同销售行为,税法也确认为应税收入。但是当商品用于无偿赠送时,会计上不确认收入,税法确认收入;当商品转作自用或用于出租时,会计上和税法均不确认收入。

3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差异的协调

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标和确认原则存在差异,因此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是,若两者的差异过大,一方面会加大企业核算的难度,损害企业利益;另一方面,又会增大税收征管成本,不能税款的足额征缴。故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协调,协调时需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协调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政策设计与制定中,只要不对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产生很大的妨碍,就应尽可能将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相协调一致;对不能消除或能消除但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差异部分,通过在会计制度中明确税收的会计理由,充分反映相关会计信息。

其次,要加强会计和税收的法规制订和日常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由于会计和税收分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虽然总的来说,两个部门都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但是部门之间的具体职责和管理目标不同。故两个部门应该主动进行沟通协调,相互合作。比如,在对税收征管妨碍不大的情况下,税法可以在细节上适当地缩小与新会计准则的差异。又如,目前企业计算应纳所得税是在不改变原来会计账务处理的情况下,通过纳税调整项目加减得出,若两个部门联合起来,规定今后纳税调整的过程应反映到会计核算中,将有利于社会各界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最后,在收入的确认上要尽可能地减少对权责发生制的背离。由于权责发生制能真实、公允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广泛被企业会计核算所采用。企业所得税法基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纳税能力的考虑,对某些项目收入和费用的确认采用了收付实现制。笔者认为,应尽可能减少这些项目,对企业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不确认收入的,那怕已收到现金,也不能确认为应税收入。如预收客户款,应允许税前扣除。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通过其他一些规定来确保企业不能人为调减收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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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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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税收征管是一种执行性管理

税务人员在征管过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税法正确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税法，也不得放弃税法要求履行的职责。因此，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税收法规无法执行时，必须通过信息反馈，最终以修订税收法规的形式来解决，在法规未修订之前，只能正确执行。

1.2税收征管应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管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变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若遇到了税收征管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来解决，而不能在征管过程中相机行事。

2对税收筹划认识上的误区

节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的行为。

3税收征管筹划的策略

3.1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前提

（1）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即对逃税、避税筹划以及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构成要素和性质明确认定，并明确对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否定由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2）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向的原则。规定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其筹划的最终目标，不得与立法精神相违备。

（3）明确税收筹划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受益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承担方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对其违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3.2人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关键环节

（1）建立良性的进入机制。

在个人信用方面，美国在招聘、选择和安排公职人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就业平等机会委员会、人事管理总署、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提出了“雇员选择程序统一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申请表、申请条件、绩效测验、审查、书面测验、领导谈话和领导测验等。个人信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通过对构成个人信用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如果所预测的行为对社会不利，则要把该人排除在选择之外。一般而言，个人信用越好的候选人，对他行为的预测越趋向良性，被录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机制。

只升不降似乎已成为我国公职机构的铁定规律。美国就设立了公绩制委员会，接受雇员的申诉，维护雇员的权利，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否则退出机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为不良动机的手段。因此，为保持机构的活力，应有进有退，能升能降，对于渎职、失职和舞弊人员毫不留情地给予相应的处罚。

3.3征管程序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中心环节

（1）在对税务登记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对领取税务登记证的经济主体收取规费时，只收工本费，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明确税务登记证的地位，让其发挥类似身份证的作用，确保每个纳税主体都有税务登记证，实行普通纳税申报制度；再次，使税务登记证做到全面性、准确性、低廉性、遵循许可证原则和惩罚性的原则。

（2）账证的管理包括账簿和凭证两大类的管理。账簿管理应做到合法、准确、完整和耐久，记账凭证管理应做到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凭证上的项目应齐全。

（3）纳税申报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网上申报，适用于有限公司等单位纳税人；二是双委托纳税申报，即税务机关委托银行给纳税人开户，由银行定期划款的申报方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纳税人；三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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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税收征管是一种执行性管理

税务人员在征管过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税法正确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税法，也不得放弃税法要求履行的职责。因此，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税收法规无法执行时，必须通过信息反馈，最终以修订税收法规的形式来解决，在法规未修订之前，只能正确执行。

1.2税收征管应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管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变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若遇到了税收征管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来解决，而不能在征管过程中相机行事。

2对税收筹划认识上的误区

节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的行为。

3税收征管筹划的策略

3.1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前提

(1)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即对逃税、避税筹划以及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构成要素和性质明确认定，并明确对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否定由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2)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向的原则。规定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其筹划的最终目标，不得与立法精神相违备。

(3)明确税收筹划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受益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承担方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对其违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3.2人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关键环节

(1)建立良性的进入机制。

在个人信用方面，美国在招聘、选择和安排公职人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就业平等机会委员会、人事管理总署、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提出了“雇员选择程序统一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申请表、申请条件、绩效测验、审查、书面测验、领导谈话和领导测验等。个人信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通过对构成个人信用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如果所预测的行为对社会不利，则要把该人排除在选择之外。一般而言，个人信用越好的候选人，对他行为的预测越趋向良性，被录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机制。

只升不降似乎已成为我国公职机构的铁定规律。美国就设立了公绩制委员会，接受雇员的申诉，维护雇员的权利，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否则退出机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为不良动机的手段。因此，为保持机构的活力，应有进有退，能升能降，对于渎职、失职和舞弊人员毫不留情地给予相应的处罚。

3.3征管程序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中心环节

(1)在对税务登记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对领取税务登记证的经济主体收取规费时，只收工本费，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明确税务登记证的地位，让其发挥类似身份证的作用，确保每个纳税主体都有税务登记证，实行普通纳税申报制度;再次，使税务登记证做到全面性、准确性、低廉性、遵循许可证原则和惩罚性的原则。

(2)账证的管理包括账簿和凭证两大类的管理。账簿管理应做到合法、准确、完整和耐久，记账凭证管理应做到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凭证上的项目应齐全。

(3)纳税申报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网上申报，适用于有限公司等单位纳税人;二是双委托纳税申报，即税务机关委托银行给纳税人开户，由银行定期划款的申报方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纳税人;三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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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在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提高征税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也使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电子商务所具有的无国界性、超领土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等特点，使现行税法落后于交易方式快速演进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行税制要素的挑战

1．纳税主体不清晰。纳税主体是税法的首要构成要素，在传统贸易方式下，交易双方谁是纳税人都很清楚。而网络经济超越了国家界限，交易迅速、直接．交易的主体具有虚拟性，使纳税主体国际化、边缘化、复杂化和模糊化。

2．征税对象不明确。电子商务中许多产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电子传递来实现的，传统的计税依据在这里已失去了基础。由于数字化信息具有易被复制或下载的特性，很难确认是商品收入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使得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3纳税环节将改变。网络经济贸易的一个特点是交易环节少、渠道多，这对流转税制中的多环节纳税产生挑战。

(二)对现行税收管辖权和国际避税的挑战

1．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网络贸易中，无法找到交易者的住所、有形财产和国籍，网址与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处于虚拟空间中的网址并不能作为地域管辖权的判定标准。

2．国际避税问题加重。电子商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进行商务活动的方式，商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税国或低税国的站点轻易避税。

(三)对现行税收征管的挑战

1．税务登记的变化，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现行的税务登记是工商登记，但是信息网络的经营交易范围是无限的。不需要事先经过工商部门的批准，从而加大了纳税人的确认难度。

2．发票的无纸化和加密技术的发展，使得税收征管工作受到制约。传统商业活动征税是以审查账册凭证为基础，而网络贸易中的账册和凭证是以网上数字信息存在的，易修改和隐匿资料而不留任何痕迹。

3．代扣代缴的税收方法受到影响。传统的税收征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代扣代缴来进行的，由于交易双方的隐蔽性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商业中介机构代扣代缴作用的弱化，将会对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二、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1．对在线交易征税。确定有形动产的交易都要交纳增值税；对在线交易的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销售无形资产和“特许权”的。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

2．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即纳税人在办理网上交易手续后，首先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并提供网络的相关材料；其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填报的有关事项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

(二)完善税收征管工作

1．加强对“资金流”的管理。建立与银行的固定联系制度，在各银行间和税务机关间的网络建立接口，使税务机关能对企业开设账户监控；要求商务网站提供所有会员的开户银行和账号，在检查加密材料的时候要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开具专用的电子发票．并经税务机关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既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又提高了税务机关征收税收的完整性。

2．实行电子申报方式。税务机关要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用专门的系统软件，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放在主页中，纳税人可以下载并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数字加密后，发送到数据交换中心进行审核，同时将结果传递给银行，由银行从企业账户中划拨，并向纳税人递送税款收缴凭证。完成电子申报。

(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加强税收协调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