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的诗歌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思乡的诗歌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下面我结合有关诗人诗作加以探究：

第一，家国之愁。人生天地间，无不有家国之爱、故乡之思。当国家罹难，诗人无不书写浓浓的家国之愁。这种忧国忧民之愁根据不同的背景和际遇，又可分解为家国之恨、战乱之忧、黍离之悲、故乡之思。屈原的《离骚》，为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悲愁的基调。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种深怨幽愁，是国仇家恨，源于屈原的大爱。从屈原开始，这种大爱与大愁并生的情感濡染了一代代中国的诗人骚客，并逐步形成传统，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诗圣”杜甫更是以其善感的心灵触摸时代，以深广的襟怀体恤苍生，用如椽的巨笔描述国难。在《对雪》一诗中诗人写道“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时刻关注着“安史之乱”的战况， 诗人的悲悯情怀与日月齐光，昭示后人。心忧天下，是我们的民族魂。

在抒写家国之愁的诗歌中，还包括思乡诗和怀古咏史诗，游子思乡的原因除了国难和战乱外，还有羁旅异地、客居他乡、仕途失意、贬谪流离、科举落第等多种原因，抒发的情感都是羁旅之愁、故乡之思。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就是在诗人屡试不第后客居建德江时所写，那种落魄失意和思乡之情充塞江天。怀古咏史诗抒写的是盛衰之悲，其目的是借古讽今，以前朝的国运衰微警醒当朝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其实质忧虑的仍是国家的盛衰安危。特别是中晚唐诗歌和两宋词中，这类诗歌居多，如杜牧的《泊秦淮》、刘禹锡的《石头城》、王安石的《金陵怀古》等。

第二，离别之愁。送别诗是古诗词中的一个大类，诗人一般按时间、地点来描写景物，采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来表达离愁别绪，这类诗歌大多缠绵凄切，充满感伤情调。如许浑的《谢亭送别》一诗，诗人用“红叶青山”反衬对朋友的留恋之情，用“满天风雨”的凄凉之景来表达萧瑟孤寂、黯然神伤的离别之情。还有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刘长卿的《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等，都异曲同工，堪称送别诗的典范。

第三，相思之愁。讴歌爱情是诗歌乃至一切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在古典诗歌中爱情诗是最能拨动心弦的华章，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爱情诗按照相思双方的关系可以细分为闺中怀人、游子思妇和悼亡怀旧三类。闺怨诗多写女子闺中思念丈夫，丈夫出征或出游或经商，如王昌龄的《闺怨》诗。而柳永的《蝶恋花》一词抒写的是游子思妇，词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用夸张手法诉说了相思愁深。爱情诗中最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当属悼亡诗，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字字血泪、句句真情，读来令人“惟有泪千行”。

第四，失意之愁。中国诗人大都怀有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年轻时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这些诗人理想的集中体现。但由于生不逢时，朝廷昏聩，政治腐朽，社会黑暗，他们有的屡遭贬谪、仕途坎坷，有的受人排挤、有志难伸，有的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的知音难觅、怀才不遇，有的品格高洁、不与尘俗为伍。当他们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难免会有落寞失意之愁，甚至消极避世、迷茫沉沦。这种情感态度的产生也是合乎情理的、值得同情的，我们应该深入体味、准确把握。

中国古典诗歌抒写悲愁有些单写一种愁，但大多诗词抒写多种愁思，并且多种愁思往往是彼此联系、富于变化的。李清照的《武陵春》就抒写了由悲转喜、由喜转悲、悲喜交集的感情变化。词的上阕由伤春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国破家亡，丧夫失爱，流落江南，孤苦伶仃，触发了更多更深的悲愁，人事皆休，欲语泪先流，悲至绝望。接下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两句，情感转好，心有些喜。最后两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悲从心来，愁生千钧重，难以驱遣。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抒情婉曲幽深，布局错落有致，复杂矛盾的情怀展露无遗。大凡经历战乱、忧国忧民、个人又遭遇不幸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常常悲愁千结，像屈原、李白、杜甫、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

试问闲愁都几许，鉴赏古代诗人的作品，需要我们字字推敲，知人论世，走进诗人的心灵，倾听诗人的心声，领略诗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毛诗序》。

篇2

一、诗歌情感的普世性

蒋述卓说：“古典诗词之所以为那么多人所喜爱，就因为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够历经千古一直流传到今，让我们读来还能感受到一种生命激情，似乎觉得唐人、宋人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是因为古人与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是文化血脉上的一脉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王羲之则感慨：“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兰亭集序》）两位大家所说“若合一契”的“生命”是什么呢？四句杜诗可作注解，“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是情感，情感的普世性使它能穿越千秋，也包括理想、意志、愿望、情趣等，那流淌文字间的情感是诗歌涌动的生命，或因其情感历程的似曾相识而感动人，或因诗人的悲悯情怀而感动人。

情感的普世性体现为时代特征，如盛唐气象、建安风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毛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揉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二、诗歌意象的俗成性

诗的意象是诗的情感符号，是诗的密码，是人把情感用物象含蓄呈现的一种方式，彰显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唯其形象生动，更是蕴藉，显中国风。叶嘉莹认为，意象的产生跟诗歌赋比兴的创作方法有关，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是心与物的关系，由心到物是“比”，由物到心是“兴”。

意象特征：①文学作品赋予的内涵。作品中的某个物象很形象地传达了作者所寄托的情感（或理想，或志趣），并被后人认可，该物象所代表的意义被固定下来。如杨柳，便源于《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因“柳”与“留”谐音，于是成了惜别之情的意象。如鱼肠雁足，因“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南朝梁王僧孺《捣衣》）而成为书信的意象。如“东篱”意象给人的是超尘脱俗之感，是因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②故事或传说。如杜鹃，源于古代神话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望帝的故事，还有“投笔”、“长城”等。③诗人据物象的物理特征与生活、情感的相似性，来类比或比喻自己的情感，当它成为诗歌语言，就被人们接受。如“月”有朗照天下和阴晴圆缺特点，漂泊者借此寄托思乡情怀，月就有了望月思乡怀人之情；月色清凉，失意文人借以渲染凄凉气氛，烘托悲苦之情。如“清秋”成为感伤意象，是因为“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物候特征。如候鸟“大雁”因每年随季节迁徙活动而成为“思乡怀人”意象；又因群体活动特征，孤飞的大雁便成为“孤独”意象。如“莲”因“出淤泥而不染”特征成了高洁的意象。

这些人们熟知的意象，其内涵有了俗成性，人们就可以据此解读诗歌。意象不仅具有个体性，还具有相同性，如沙漠、古道、落日、寒风、冷雨、梧桐、杜鹃、芭蕉等表达凄怆、孤独、惆怅，松、竹、菊、冰雪等表达忠贞与高尚。

三、诗歌内容的整体性

诗歌从题目到内容是一个整体，围绕情感主题，不能因表现手法与写作角度而断章取义。厉鹗《晓至湖上》的情感只能是向往自由不得的惆怅，而来到幽静的自然正是在现实中向往自由不得的表现。叶绍翁《夜书所见》的“思乡念亲、怀想故园；客居他乡、归无定所的孤寂落寞之感”不过是羁旅愁思细说。王维《山居秋暝》是表达诗人高洁的情怀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颔联颈联以融情入景表达，尾联则化用诗句表达，殊途同归。

篇3

古诗词思想感情的鉴赏历来是古诗鉴赏的重头戏,近年全国各地高考诗歌鉴赏题中绝大多数都直接考到或涉及思想感情。那么怎样迅速准确把握一首诗或词的思想感情呢?

一、看题目,确定情感类型

题目是切入点。古诗的题目很讲究,它往往能揭示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等,是解读诗歌的重要切入点。从题目入手,我们可以迅速准确地理解诗歌。同时由作者可以确定朝代、风格,为后面分析语言、表达技巧、思想内容和诗人的观点态度作准备。例如唐代诗人严武的《军城早秋》,题目中的“军城”二字,点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并暗示了内容是关于边塞战事方面;“早秋”则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由题目可以断定这是一首边塞诗。又如唐代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题目直接告诉读者,这是一首写与亲友相见时分外高兴而又有诸多感慨的诗。

另外,诗题中的一些诸如“怨、哀、恨、喜、送、别、忆、赠、答、吟、怀”等字眼,就有明显的点睛作用。如陆游的《书愤》,这首诗从诗题上就可品味出作者抒发的是感慨与忧愤之情。

二、看注释,做到知人论世

很多诗歌命题者作了一些注解以提醒考生,这对于鉴赏诗歌来说相当重要。注释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①疑难词语;②作者情况;③写作缘由或背景。必须明白,凡是所加的注释,一定会对诗歌的理解有帮助,我们一定要认真阅读,好好利用。如严武《军城早秋》的注释是:“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764)秋率兵西征,击败吐蕃军队七万多人。”这是对作者简历和主要事迹的介绍,也是对诗歌创作背景的介绍,通过它,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首诗表现的就是以作者严武为代表的戍边将士的昂扬斗志和豪迈情怀。2009年北京卷《西江月・黄陵庙(又题阻风三峰下)》诗下注释首先介绍了作者张孝祥的身份和词的写作背景,并且还引用了作者与友人信中的一段话:“某离长沙且十日,尚在黄陵庙下,波臣风伯亦善戏矣。”最后一句话表明,他虽然受风浪阻碍,但能乐观面对,心胸豁达。

三、找情词,把握感情基调

感情词是理解某一句或某一联或某一首诗的中心字词。根据古诗结构的起、承、转、合模式,阅读古诗时,只要抓住了诗句中情感色彩很浓的字词,读者就能把握全诗的感情基调和思想内容。例如杜牧的《寄远》,第三、四句“正是客心孤回处,谁家红袖凭江楼”是抒情句,其中的“孤”字就表达了孤独寂寞的心情,是较明显的感情词语,可以初步推断,本诗的感情基调是孤寂的思乡之情。如杜甫诗《登高》,首联中的“猿啸哀”,颔联中的“落木萧萧下”,颈联中的“悲秋”、“多病”,尾联中的“艰难苦恨”、“潦倒新停”等词,就典型地表达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情感。

四、看意象,明确褒贬感情

篇4

肖邦（1810—1849年）是浪漫主义时期波兰著名的作曲家，被人们誉为“钢琴诗人”，那么，他的钢琴作品与我们中国古典诗歌有何相似之处呢？笔者将用中国古典诗词来诠释肖邦的练习曲Op10、No3，希望借此更深刻地理解肖邦音乐中的诗性，同时让中国的演奏者更好地演绎这位跟我们不同国籍，却与我们内心如此相通的音乐家不朽的音乐作品。本文从表现手法、节奏、情感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比较该曲与中国古典诗词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表现手法

1.起承转合

肖邦这首练习曲浪漫抒情，以主题句为例，前两小节（起）—第三小节（承）—第四小节（转）—第五小节（合），这个乐句包含五个小节，体现了起—承—转—合的关系。“起承转合”的概念首先源于古代诗文创作，是诗文写作结构章法方面的术语，旧时诗文惯用的行文方法，后泛指文章作法。“起”是起因，文章的开头；“承”是事件的过程；“转”是结果是转折；“合”是对该事件的议论，是结尾，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更是常见。比如王勃的诗《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是一首游子思念故乡的诗歌，同肖邦该曲的离别之愁、思乡之情很相似。在这首诗中，首先开头以万里长江的停滞之景来书写诗人之悲，是起因，这与肖邦曲子的起句类似，钢琴家也许是被什么触动了，或是哪个友人赠送的银杯或是那一抔家乡的泥土，都让钢琴家产生了离别的愁绪。其次，在承句中，“万里念将归”通过一个广阔的空间将诗人的悲伤推到顶点。在肖邦这首练习曲中的那一份情绪也升发到了顶点。再次，再一转，诗人王勃回到了当下的秋天黄昏之境。肖邦的情感在第四小节也一转，离愁淡了一点。最后，在合句中，诗人的一句“山山黄叶飞”留下了让人回味的寓意，这翩翩飞舞的黄叶正是象征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在肖邦该曲的第五小节中，肖邦所表达的感情如同低吟浅唱，音虽然收住了，但曲中之意仍然意味深长，让听众产生无穷的联想。

2.叠加

在这首练习曲的主题句中，分为三个声部，高声部像小提琴般，似一条明线，而低声部像低音提琴般一直保持弱音，似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中声部作为和声的填充，使音响更加丰满。

意象叠加就是将几个意象放到一起。在诗歌中对意象叠加的表述是意象组合。南朝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留。”因此，意象组合要求以意为主，“尽量选择能表‘意’的‘象’”，最后将“象”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①。肖邦这首练习曲中三个声部叠加的情形，也如同诗歌中的意象组合，三个声部各尽其“意”，但是又能够交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李叔同《送别》的上阕：“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由于诗歌艺术和音乐艺术的不同，诗歌是线条性的，因此“长亭”“古道”“芳草”“垂柳”“笛声”“夕阳”这些意象，依次出现在了画面上，但意象都组合起来：“长亭”“古道”本就是古代离人分别之处；“芳草”也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连天的芳草更是看不到边的寂寥；“柳”更是离别的代表之物，一是柳本生在江边，人们分别之时总会折柳送别，二是柳有“留”之音，代表了人间的依依惜别之情；“笛声”同离别也是密切联系，有《折柳》曲是送别曲，抑或是为送别而吹奏笛子，这也是离别之意；“夕阳”时刻已是傍晚，傍晚乃一家团聚之时，却不得不分别，自然又增添了分别的离愁。肖邦的这首练习曲三个声部交相辉映，音乐是立体式的，有层次的，高声部的旋律描述出作曲家的忧郁、伤感的情绪，低声部给出了深沉的和声，与之相呼应，更加增添了离愁别绪，中间声部和声层的填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诗歌艺术和音乐艺术不同，但是两者叠加之后，表达出来的效果却是相似的。

3.“回文”式

篇5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561（2015）23-0032-02

诗歌的形象，也叫意象，是寄寓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它可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自然景象，可以是诗人在诗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当这个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的时候，诗人自身就成了诗中的形象），还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物。这些客观物象经过艺术加工，具有了诗人自己的思想情感，便成了意象。美育，即审美教育，可以美化人们的心灵、行为、语言、体态，提高人们的道德与智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言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言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那么如何借助诗歌形象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呢？

一、认识诗歌景物美

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描绘了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景。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表现的是大自然的雄浑壮美。杜甫《绝句》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展示的是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象。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描绘的是静之极致的古寺风景，是自然景物的幽静之美。除此之外，古诗中亦有悬崖峭壁、参天古木、雷鸣电闪、瀑布飞流之类奇伟险峻惊心动魄之美。李白《蜀道难》中描绘蜀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Y，f崖转石万壑雷”，让人享受了一番大自然的阳刚之美。

这一幅幅用诗的语言组建的自然风景画，写尽了祖国大好河山秀丽的田园风光，幽静的山中景致，惊险的山谷风情。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态，天地万物的鬼斧神工，让学生在细细咀嚼这些具体的景物意象时，心领神会，让他们感受自然美的无限魅力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古代杰出的诗人们在描绘这些看似简单的自然景物时都融进自己的主观情感，创造出“意与境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使诗中之景成为“情中之景”，更能给读者以情感上的共鸣。如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句，如此走马观花平淡不过的事，被作者一个“疾”一个“尽”，写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喜不自胜。座下的马儿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志得意满的心情，也高兴地撒开四蹄，带着主人疾驰在长安大街上，似乎要把内心的喜悦尽数展现在奔驰的身姿上。那沐浴在春光中的长安花，也迎着春风展开笑颜，对着踌躇满志的诗人表示祝贺。平凡的街道一景，因为诗人内心的无限美好，而多了一份人的智慧和情趣，平凡的本身增添了生命的灵动之美。

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学生在鉴赏这几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时，深入认识了生活的美，更重要的是领悟到了发现美和欣赏美的方法，感受到了精神美、情感美的重要性。无形中教会了学生用美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草一花，用美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长此以往，人人都将有着美好心灵，有着美好情操，有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伟大的诗人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释放着大自然巨大的感染力量，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心灵愉悦，让我们品尝到以文字和情感烹调的美不胜收的精神饕餮大餐，沉醉于感人的艺术境界之中。

二、品析诗歌人物美

古典诗歌中也塑造了各具情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有李白的傲视权贵，豪放洒脱的形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杜甫的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有陶渊明的寄情山水，钟情田园的形象;“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有白居易的漂泊在外，思乡愁苦的形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有王昌龄的矢志报国、慷慨愤世的形象;“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有柳永的离别相送，爱恨情长的形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有柳宗元的孤傲高洁、独守节操的形象。

正是这一个个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执着，或洒脱的艺术形象，因作者的生花妙笔而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触摸，去感受，我们才最终领悟了那些跳动的心脉里涌荡着的思想、情感、处世的观念以及人生的价值。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分明看见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面对残缺的半壁江山，内心的无比愤怒。凭栏眺望，将军仰天长啸，发出“还我河山”的豪壮誓言。国家受辱，百姓遭灾，激起诗人满腔义愤，勾起诗人揪心之痛，更让诗人担起收复失地，统一河山之大任。

学生若能读到诗歌中这些东西，对于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勇于承担建设祖国的大任，更加珍惜美好现实，积极乐观，追求崇高理想无疑是一个很有力的帮助。同时，也教育了学生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类。古代诗词中的人物形象包含着许多健康的思想情操，我们只要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就可以对学生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使他们的人生向健康的轨道发展。

三、感悟诗歌事物美

古诗中的事物形象，通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或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形象。咏物诗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寄托在某一具体事物上，以物喻人，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代表思乡思人的月亮;寓意离愁别恨的芳草、芭蕉;象征高洁人格的梅花;抒发惜别不舍的杨柳;代表高洁、清高的蝉;代表书信、音讯的鸿雁;寓意悲苦之事，表哀怨、凄恻、思归或冤魂悲鸣的子规;表示戍边思归的羌笛、胡笳等等。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很多作者用“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法，不正面说出自己的本意，而将上述物象放入诗歌文本进行细致描写，营造出审美物境，表达自己的情怀，使得诗文表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如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傲雪迎霜，盛放于百花凋谢的数九寒冬，在了无生机的冰天雪地中。梅，以她独特的气质、坚定的意志，显示着她的潇洒，她的孤高，向世人证明她的生命价值。这不是林和靖先生的真实写照吗？他不慕名利，不求显贵，惟愿纵鹤放飞，与梅相狎。他满腹才华，却性喜恬淡，归隐林间。一字不著己，却句句写己之风流，所谓“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说的就是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有一种“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含蓄美。再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蝉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在古代文人眼里，它是高洁的象征。作者在狱中听到树上的蝉声，以蝉喻己，表明自身之高洁，抒发含冤莫辩的深痛悲哀。这正如王国维所说：“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若言尽意穷，读者便不会再有任何联想的兴趣和思考的余地，这样的诗歌必定嚼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我们的学生在欣赏此类诗歌时，若能领悟诗歌言外之意，意中之美，必将有助于唤醒欣赏者的审美想象，提高艺术审美鉴赏能力。

四、结束语

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间真、善、美的载体，高中素质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若能利用好中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让我们在诗歌艺术的海洋中期待新一代莘莘学子真诚、善良、完美人格的形成，期待那一轮旭日东升时他们的起航。

参考文献：

篇6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1－0027-04

所谓生态和谐，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广义的生态和谐，指的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不可分性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和谐的统一，统称为生态和谐；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则是狭义的生态和谐，仅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思想为人类最终达到生态和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对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现实背景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伟大成就的背后，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环境问题非常严峻这个现实。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我国‘十五’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完成了，坦白地讲，环境指标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有七大社会问题困扰着中国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减少贫困依然是现在和将来长期的重任；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注意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心态变化。[1]这些社会问题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如何解决这些不和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和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与生态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非常丰富，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辩证的，人类借助自然这个载体从事实践活动，即劳动，并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但是，自然有其自身的生态系统，有着自己客观规律性，人类必须在自然规律的制约下劳动，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不然的话就会造成自然生态危机，自然就会报复人类。

（一）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告诫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也说过，“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同自然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自然生态系统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和首要条件，只有自然生态和谐发展，人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生态和谐。

（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和反作用

恩格斯指出，人们只看到“在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却忽视了“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5]。因此，要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活动就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超出自然环境所允许的限度，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6]恩格斯还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以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化为例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规律制约，不能超越自然经济文化等发展客体的制约，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和客体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理想目标。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命题

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一个独具慧眼的命题，“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8]所谓两个和解，也就是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又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达到一种生态和谐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两个和解是人类的历史使命。人类要为此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求解这个命题的呢？他们认为，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统一是达到两个和解的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这说明的正是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完成了对“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命题的求解。

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系统，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去把握自然环境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将自然、人、社会割裂开来的弊端。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和人与人的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不能抛开社会关系来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10]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关系的思想与生态和谐

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1]，并由此阐发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对理解当代生态和谐有着深刻的意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生产力代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从经济运行的层次来讲的；而生产关系则是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经济制度的层次来讲的。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同时，反过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会促进生态和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表明，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是辩证统一体，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划中，发挥着各自的职能。其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影响决定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了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2]恩格斯也认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

的。[13]

三、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异化”理论与生态和谐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桥梁是劳动，劳动是中介于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的人类活动，它从事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结果的角度看就是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即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则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是否能够和谐相处。而劳动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劳动性质的不同，进而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即：生态和谐与否，不仅仅与生产力有关，由于劳动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所以也与生产关系有关，因而，生产方式是决定生态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性质则完全改变，“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14]马克思将这种“对立”现象归之为“异化”，即劳动本身产生了异化。一旦“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5]即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16]

同时马克思认为，文明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抗过程”，人类完全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求得进步和发展。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其原因在于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不顾一切地掠夺自然。“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17]

恩格斯指出，“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为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8]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想消除劳动异化，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与生态和谐

马克思还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0]正是这种永恒的必然性，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永恒的支点。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人类通过劳动，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得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消费中不需要的废弃物返回自然，从而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循环。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在生产中并未真正贯彻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应遵从的法则，呈现一种非循环生产。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家，在对自然役使、豪夺的同时，向自然生态系统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和有害物，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失衡，侵害了自然生态系统。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违背了“归还的规律”，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人类劳动被异化，因而物质变换的过程出现了一个大的裂缝。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循环不再具有可持续性，自然生态系统就会受到破坏，生态危机不可避免。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样一个裂缝呢？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关系入手，消灭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换言之，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层次入手，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1]。这样，马克思就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心目中构建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能最终达到生态和谐，即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98.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98.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3-94.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2-203.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6-927.

On the Ecological Harmony Ideas under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Max and Enges

An Kang

篇7

中图分类号:TU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8-

一、道家思想中的“自然美”观――自然和空间设计的和谐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常说“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在《道德经》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知道“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里,老子认为“自然”与“道”是几乎相同的,即“自然”具有“道”本体的品格,“道”的本性是“自然”。道家在哲学上以“自然”为叙述中心,在审美观上则表现为对自然美的追求和对浮华矫饰的反对。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是老子美学意蕴的主要源泉。在美的自然观基础上,老子又谈到“素”、“朴”、“淡”、“拙”等,这些延伸出来的见解后来也都对美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谈到室内空间设计,这几十年来,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促使着人们对室内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代的家庭居住环境已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固定场所,更是人们精神的家园和栖息地。在设计风格百变的今天,中式风格依然是不少家庭室内装饰要求的首选,比如我们常常会看到尤其老一辈的家庭里, 他们的布置就相当有中式风格:整套的红木家私,墙面上或天花上随处可见到中国式图案的修饰这一类,这种中式风格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个人怀旧或者设计风格的循环,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属于一种个人习惯,一种业主在中国文化熏陶中不由自主的选择。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艺术观层出不穷,室内设计利用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内容在现代空间反复应用。复古和怀旧的情调,传统的地域性风格与现代设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强化了人们的感受,而现代室内设计中式风格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它不再是盲目的复古,不再是“古老”和“刻板”的代名词,反而表现为亲近自然、朴实无华、简约却更赋有内涵意蕴。表现在实际的设计应用中,设计师往往会去掉以往中式风格中过于繁琐的装饰图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新的追求极其简练的线条和现代视觉符号,造型反而更自然生动,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和喜欢。而在家具的陈设布局上,现代的中式装饰风格更加注重家居用品和现代建筑格局的结合,而不仅仅是把旧的中式家具不经变化的直接搬用到现代建筑的居住格局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旧时的中式风格,在家居用品的布置方面,往往多是“成套”设置的。而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中式风格受到道家自然观影响,表现为更加尊重每一个个体本身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设计元素在某一单独空间内,以“个别”和“单独”的形式独立出现,增加了整个室内装饰风格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第二,中国旧时的中式风格,在空间设计布局方面,讲求“整齐”和“对称”,以体现封建等级的种种观念。而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中式风格受到道家自然观影响,表现为更加尊重每一个空间本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拘泥于形式,现代中式风格根据现代建筑空间功能划分的不同,根据客厅、卧室、书房、厨房等不同的功能分区,以及按照两室一厅、三室两厅、复式楼或别墅等建筑格局的不同,其对中式风格的运用可以是更加“自由的、不规则的”,能表现出更多的方式和魅力。

第三,中国旧时的中式风格,在装饰风格方面,讲求“单一”和“统一”,以体现封建道德思想的权威性等观念。而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中式风格受到道家自然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响,表现为更加尊重自然中的“变”,认为唯有在“变”中才会产生和谐,富于和谐。即现代中式风格不论在家具造型、质感和色彩上都要突出其特定的美感,它可以从“混合”与“复杂”的设计理念出发,运用“对比”和“强调”的装饰手法,从“变化”中得到“和谐”的美感。

二、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观――淡泊宁静的生活审美观

道家思想强调“师法自然”,在现代室内中式设计风格中将此观点发挥的淋漓尽致,特别在家具的设计上表现的最为突出。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他力求天和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统一,既不主张以天制人,也不主张“以人灭天”。正是受这种主张的影响,在近年来在中式风格的设计中,明式家具受到现代人的喜爱,这是由于明式家具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美态,不矫揉造作,与现代空间设计所崇尚的简洁,清爽的观念不谋而合。明式家具造型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线的运用上,家具制作处处以线入手,即有直线也有曲线,充分表现自然万物的各种形态,这些线的运用实际上是对道家思想广泛运用。在材料的选择上,均以自然界的木材为主,不加涂饰,外观大方简洁,不粉气,并且反衬石材,陶瓷等硬度刚性材料的冷淡、生硬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了现代中式风格的对自然美的意境造诣。

道家思想的以其独有的魅力深深的影响到中国的艺术领域和设计领域,特别是在现代室内中式设计风格中,不管是对于材质的运用空间的理解,还是对人与居住环境和谐共处的认识,它都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所以,对于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在现代设计中都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参考文献:

篇8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篇9

格施塔德以滑雪闻名于世，处处呈现迷人的风光，从村子里放眼望去，四周山峦起伏，森林、草地、溪水与湖泊比比皆是。空中缆车（Cable Cars）是格施塔德非常依赖且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全境设有近70处上山吊车和缆车，途中皆设有观景台的舒适山区餐馆，是夏季前往格施塔德山区健行时的必搭交通工具。

在格施塔德，到处可见瑞士经典狩猎木屋式原始建筑，再加上此处坐拥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和闻名的奢华精品店铺，铸就了独一无二的风格。这里是瑞士13个顶级越野滑雪区之一，在这里很容易遇见名人或王室成员。在温暖的季节，格施塔德有健行线路、自行车郊游线路和18洞高尔夫球场。来的名流多了，为他们所服务的配套设施也发展起来，在格施塔德不难找到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精品店，很多名表制造商也在附近。格施塔德步行街是购物者的天堂，这里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顶级品牌以及名表制造商， 如卡地亚（Cartier）、萧邦（Chopard）等。格施塔德还拥有数家全球顶尖的私人学校，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瑞士寄宿学校 Institut Le Rosey（萝实学院）。这些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光考虑金钱，有的甚至会要求查看学生的血统。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更是度假区的主角，在这里迎送往来游客，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水疗。

ERMITAGE健康水疗酒店（Wellness-& Spa-Hotel ERMITAGE）就坐落在景色优美的格施塔德。始建于1955年的ERMITAGE健康水疗酒店前身叫做Golf-Hotel，1977年，Heiner Lutz和Laurenz Schmid买下了这家酒店，为日后格施塔德的奢华酒店奠定了基础。两年后在这里建起第一个1200米海拔高度的室内开放式盐水浴温泉点，从此以后，私家SPA和健身项目就被列为ERMITAGE酒店的重点项目。入住ERMITAGE健康水疗酒店的人千万不要被它不菲的房价吓到，因为价格已经包含了全天开放的35的室内盐水浴，和水温保持在28到31的室外泳池。酒店提供的亚式健康护理比较适合东方人的身体，用天然植物提取的精油促进机体和情绪的平衡。另外还有独特的“Alpienne Wellness Days”，只要用一日时间，搭配“Alpienne”植物产品提升人体的舒适度。

ERMITAGE健康水疗酒店的Spa技师告诉我们，瑞士纯净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最大影响，是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健康。每年ERMITAGE接待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还有不少是瑞士本国人，他们定期会过来做理疗。“因为信任我们的技术和原料，才频频选择入住我们的酒店。我们也以最好的服务回报旅客们。” ERMITAGE的公关经理Stefan Walliser这样说。

百年酒店的辉煌

“每位国王都是客人，每位客人也都是国王。”这正是名声显赫的顶级酒店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Gstaad Palace）的待客之道。拥有一百年历史，迎来送往无数的名流和明星，不变的都是对客人宾至如归的礼遇和真诚的尊重。这是瑞士为数不多家族经营的酒店，曾入住的中国明星也有不少。说皇宫酒店奢华，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硬件设施多么上档次，更因为它令人感叹的历史。1913年12月8日至今，这座传奇酒店就要一百岁了。1913年开幕时，是当时最先进、豪华的旅馆，拥有完备的照明系统及6个电话间。一战后的1920年代，被称作皇宫酒店史上的“黄金20年代”，但这一辉煌很快被随之而来的华尔街大萧条及二战冲淡。二战期间，这里少量的住客大多是前来瑞士流亡的难民。因隐蔽在山间，二战时被瑞士政府选中，将大批黄金蔵匿于酒店两层高的煤仓，如今煤仓已成酒店奶酪餐厅。百年之间历经艰难时期和战争动乱，后来伊丽莎白泰勒在这买了度假小屋，迈克尔杰克逊称它为梦中城堡，新的客人也把它当作挚爱，酒店保留了很多传统设计和服务方式，所以到这里入住的客人们都很享受与历史融合的体验。

与阿尔卑斯山共呼吸

来到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如果不体验独特的山间Spa，那么此行还算不得完美。酒店Spa隶属于Leading Spa，水疗服务团队的人员来自多种不同专业，其中包括高资历的医师。Spa产品由专家精心挑选，其中包括L.Raphael、Sisley、Cinq Mondes、高山花园（Jardin des Monts）、Pitanguy 等专业护肤产品，为你呈现身心灵的放松体验。皇宫酒店的按摩师会告诉你，真正放松的状态是“和阿尔卑斯山的万物共呼吸”，他会帮助你真正融合到格施塔德的自然美景中。其中值得推荐的是酒店和高山花园（Jardin des Monts）联合制作的一种独特疗法，将把你带入大山和自然的怀抱。首先，使用高山花园品牌下100% 天然有机植物精油，通过放松按摩，让你感受到马郁兰舒緩、温暖和排毒的特性。也许在瑞士人看来，并不十分稀奇，但对于中国人的身体可以起到很好的排毒作用，推荐有机会入住皇宫酒店的人都试一试。不过非会员需提前预定水疗，视洗浴空闲情况而定。非会员水疗价位为每天60瑞士法郎，如果同时订购不低于150瑞士法郎的料理服务，则可免费进入水疗宫。

乘坐火车观光格施塔德

乘坐金色山口快车，可以全景式地观赏旖旎的日内瓦的湖光山色。金色山口快车在茨魏西门与蒙特勒之间运行，途中停靠代堡（Chateaux d’Oex）和格施塔德（Gstaad）。金色山口快车分为两种：一种在列车车头部位设有八个贵宾座位，另一种不设贵宾座位。两种金色山口快车都配有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

格施塔德精彩活动

6月28-30日 老爷车周末

6月至9月 罗伊埃莫森网球周

7月9-14日 国际沙滩排球赛

7月8日至9月7日 梅纽因音乐节

7月20-28日 瑞士格施塔德网球公开赛

8月15-18日 马球黄金杯赛

酒店信息

Wellness-& Spa-Hotel ERMITAGE

地址 CH-3778 Sch?nried ob Gstaad

电话 +41 33 748 04 30

网站 ermitage.ch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

篇10

市镇是城镇化的结果，也是城镇化发展的依托。虽然设置市镇不等于城镇化，不是市镇设得越多城镇化水平就越高。但是设置市镇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人口、产业进一步集聚，有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市镇数量只有5000多个，到九十年代达到19000多个。日本在明治维新刚建立市制时只设9个市，到八十年代增加到600多个。中国市制始于1921年，但设市城市发展较慢，数量不多。建国前共设67个市，平均每年设市不足3个。建国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设市城市发展到193个，平均每年设市也只有4～5个。设市城市增加较快的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年均设市20余个。但在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后，却于1997年起冻结了新增城市的设置，城市数量不增反降，由1997年的668个下降到2014年的658个。

新增城市设置冻结以后，随着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为了吸纳更多的进城人口，一方面是现有城市不断吸纳合并周边市县，造成现有城市人口激增、城市边界不断延伸和摊大饼式的扩张，单体巨型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大城市病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形成了很多具备改市建镇条件，而没有配置相对应的市镇功能管理权限的城镇，结果抑制了新增长极的发展潜力，削弱了人口的集聚管理功能。因此，完善市镇设置机制，重启设市工作迫在眉睫。

重启设市工作重点是经济发达镇改市，关键是镇改市标准的制定。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镇改市标准制定和指标选择既要能代表城市本质特征，又要能反映区域差异、发展需求，还要能够便于比较。镇改市指标应该包括人口指标、经济发展指标和公共服务能力指标。其中人口指标主要是建成区人口规模，因为建成区是镇域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用地，建成区集聚的人口生产生活方式也最接近城市。一般预算收入不包括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体现了镇域产业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实力，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公共服务是城市形成后必备和承担的职能，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主要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扩大行政区域单元管理幅度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体制实行的是省、自治区管理地级市、地级市领导县和县级市、县和县级市管理乡镇的层级化比较明显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层级化比较明显的行政区划体制形成了四个行政等级的城市，即省级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此外，还有少量的在当地享受副地级待遇的省辖县级市。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行政体制：省管市体制、市管市体制、市管县体制、地管市体制。与这种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权集中相伴随的是财权和资源的相对集中，位于这一等级制上层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拥有的资源多，获取资源的能力强，人才、资金、产业和政策的叠加作用，使得这一类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相对较快。但盲目发展也容易导致交通拥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负荷过重、环境污染严重、房价过高等城市病。另一方面，本应承担更多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功能的地级市和县级市，由于行政等级较低，财权和资源有限，反而不能有效集聚更多人口和产业，结果导致我国城市的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极不合理，大大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发挥。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两级市制，即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减小行政区域单元管理幅度。为此，一要积极推进省直管市改革，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县级市转为省直管市，赋予更大的财权，调动和吸引更多资源。二要以市制创新为契机和动力，推动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扩大行政区域单元管理幅度，调整各级行政建制之间的职能任务和职权，减少上级行政建制对下级行政建制的事务性管理，从而为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创造条件。三要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为扩大行政管理幅度创造条件。

创新市镇内部管理体制

目前，基层管理体制是：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的内部结构是区―街道―居委会体制，县级市市区是街道（镇）―居委会体制，存在的问题是管理层次多、行政成本高。而街、居两级普遍感到任务重而不适应工作需要。而且地级以上城市不论规模大小都是一个模式，造成在管理上“大的吃不了”“小的吃不饱”的弊病。此外，市镇内部管理机构臃肿、职能细碎重叠、人员超编，导致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等问题。

创新市镇内部管理体制，一是区别情况、分类设置，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市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可以在把市辖区划小的基础上，将街道、居委会两级合成一级，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即市―区―社区体制；中小城市一般不设区、街建制，改为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体制。这样大中城市市区内部都精简了一个管理层。二是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行政机构。新镇改市的城市不再设置四大班子，领导机构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与小城市的特点相适应。具体可参考经济开发区管理体制，要求一个方面工作由一个领导负责。三是实行大部门体制。行政机构与事业单位职能整合，部门统一设置。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能合属办公的，坚决合并。四是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镇改市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要多元化，有些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要坚持社会力量购买的方式。五是建立和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建立与决策适度分离的行政执行机制和行政监督制约机制，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民主行政、高效行政。

创新城市群治理机制

篇11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工程，是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现实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从未成年人自身角度看，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增多、师生隋感出现隔阂、道德行为失范、道德意识和物质水平失衡等不良倾向；从教育环境角度看，存在“重智轻德”的认识误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存在着不相协调的现象，“5+2=0”的问题普遍存在。为此，中小学校就应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方面下工夫，力争在队伍建设、德育内容、德育途径、保障机制上寻求新突破，实施“四个四”工程，切实加强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一、打造四支队伍，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力基础

有一支高素质的德育师资队伍，学校德育工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从“育人先育师”着手，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可靠的师资保障。一是精心打造班主任工作队伍。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年富力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完善班主任岗位责任制和激励制度，加强班主任的学习培训，提高班主任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工作技能。二是组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根据教师专业结构及其爱好特长，选拔一批学有所长、教有特色、富有经验、敬业奉献的教师组成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团队，以“问题学生导师制、”家校联系活动、“大手拉小手”活动、心理咨询信箱为载体，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强化学科教师德育意识。围绕新课改学科培训、好课标准研讨等研训活动，督促指导教师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达成落实有机的融人到课堂教学的各环节当中，加大课堂教学的德育渗透力度。四是提升家长的育人水平。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召开家长座谈会、建立家长开放日、推行家访制度、发放家校联系卡等形式，密切家校联系，提升家教水平，为培养孩子良好心态、健全人格和道德修养营造“第一环境”。

二、突出四个重点，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实效

针对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不良倾向，中小学校要围绕四个工作重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活动，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坚定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鼓励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扎实开展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教育学生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具备文明生活的基本素养；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学生抵抗挫折、克服困难的能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三、搭建四个平台，拓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途径

篇12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Yongjia Siling Poetry

LAN Fang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Yongjia Si Ling" in Southern Song poet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s different, its fame is not Su Shi, such as Huang Tingjian, but his poems als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e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poetry of Zen Buddhism, Taoism, Literati Spirit and regional aspects of the poetry thought for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 Yongjia Siling; poetry;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永嘉四灵”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在诗歌创作上有相同追求，风格相近。钱钟书先生曾评价他们：“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注重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以身边的事物为材料，将自然景物写得真切、灵巧圆转，虽清却不枯，虽淡却有味。本文将以他们的诗歌内容为研究对象，从道、禅宗、士大夫精神及地域等方面对四灵诗歌的思想进行多重解读。

1 对道家文化的吸收

南宋时期，统治者偏安南方，朝庭软弱无力，为消灾避难，便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佑上。“孝宗赵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孝宗每年还要到观里参拜。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南宋时道教发展出现新动向，兴起许多宗派。在南宋时最为流行的一个道派是金丹宗派南宗，此派以练丹为宗旨。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到：“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道教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象”，认为它们是天神护卫。钱钟书认为，“四灵”名字的由来，或许与道教有着某些联系。虽然“四灵”名字的由来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供考证，但从他们的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与道教有着联系。翁卷有《步虚词》、《游仙篇》。他们都有诗写同一道士： 徐照《赠九华李丹士》、徐玑《赠李丹士》、翁卷《赠九华李丹士》、翁卷《寄沈洞主》、赵师秀《沈洞主》。由此可见，他们平时与道士有交流，生活中也有学道。

2 对禅宗文化的吸收

自唐初始，文人士大夫喜爱参禅，至宋代此风气更盛，士大夫阶层禅宗渐渐流行，加之僧人士大夫化，进而促进文人与禅的交流。参禅有助于排遣内心的忧愁，净化心灵，也是文人在仕途不顺时的精神寄托。四灵在平时的生活中爱游山参禅，常常借宿于寺中，与僧人结交朋友。他们四人都与葛天民要好，作品中有许多是与其酬唱的内容：徐照《寄赠葛朴翁》、翁卷《寄葛天民》、翁卷《赠葛天民》。葛天民曾经是位僧人，法名义，后来还俗。他们还相约一起寻找僧人，翁卷《寄赵灵秀》：“僧曾相约，花时共一寻。”《哭徐玑》：“无复乘闲屐，观其访衲衣。”有的诗中也发表了他们参禅的感悟。赵师秀《冷泉夜坐》：“清净非人世，虚空是佛心。”《呈蒋薛二友》：“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秋净日晖晖，行间风满衣。寻僧虽不遇，折得归。”（翁卷《寻僧》） “四灵”的诗注重表达个人内心思想，与其参禅不无关系，从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独善其身”的禅悦情趣以及体察细腻、宁静幽远的心境。

3 士大夫情怀

从四灵的诗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多是品茗谈禅，游僧访道，畅游山川，这些都是士大夫们过的生活。在精神上，他们仰慕陶渊明、谢灵运等。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菊”，也多次提到谢灵运。如徐照有《菊》、《种菊》翁卷《秋日闲居呈赵端行》：“折得邻家菊，还思靖节翁”《题江心寺》：“却疑成片石，曾坐谢公身。”在他们的诗歌中很少有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对于现实他们表现出淡然，客观的态度。“奏凯边人悦，翻营战地腥”（徐照《送翁灵舒游边》），“听说边头事，时贤在策合”（赵师秀《抚栏》）平常的生活中，他们爱品茶。“收帖重开画，煎茶即当觞。”（徐照《赠潘德久》） “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徐玑《赠徐照》） “笑予非酒户，相劝满瓯茶。”（翁卷《赠刘高士》） “嗜茶身益瘦，兼恐欲通仙。”（赵师秀《喜徐道晖至》） “嗜茶因识谱，寻乐忽遗名”（徐照《林中奉酬翁卷》）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淡然闲适的生活方式，寄情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写与自己生活有关的诗，表达一己情怀。

4 地域性影响

永嘉的地理环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多名山大川。其山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们向往的游览胜地，常常作为文人们描写的对象，如杜甫《送裴二虬尉永嘉》：“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扁舟吾已僦，把犯错误待秋风。”从经济情况来看，南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首都南迁后，温州的经济自然也繁荣起来，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兴盛。此时，温州本土的诗家吟咏家乡山水的诗作也渐增多，如许景衡、王十朋等，再看永嘉四灵的作品，他们歌咏山水的诗就占去大半。雁荡山位于温州境内，徐照作有《游雁荡山》（八首），赵师秀也有《雁荡山宝冠寺》。松台山，也在温州境内，唐元和中建有净光宝塔，又称净光山。徐照作有《净光山四咏呈水心先生》，徐玑也有《净光山》。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温州这片秀美的山水给他们带来了创作的灵感和题材，他们的诗如同温州的山水，充满灵气。

永嘉四灵的诗歌，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生活面貌和心态，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使大多的文人不再有远大的抱负和自信，没有一展鸿图的志愿，现实的环境使得他们收起性情，将诗歌作为化解忧愁，抒发内心情感的途径，他们过着平淡清远的生活，将日常风物作为诗歌内容，诗歌已经成为他们丰富生活，愉悦人生的工具，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歌有这种自适的心态，所以他们的诗新颖灵巧，自然圆美，富有情调和韵味。他们诗歌在创作方面渐渐舍弃江西派的创作风格，师法晚唐，严格按照格律描写，属对工整，看不出半点人工雕琢的痕迹，清淡典雅，富有生活情趣。从多重性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其思想，深入理解南宋诗坛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篇13

    目前的改革有下列特点:

    1.一纲多本加速了改革的进程

    教学大纲、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是思想政治课多年形成的教学传统。大纲和教材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教学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纲多本,使一些盛市、地区,乃至学校,能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探索教学改革,无疑给思想政治课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仅出现了几种省市级的版本,而且有的学校也采用了自编教材,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升学考试制约着改革

    对于思想政治课纳入升学考试科目的利弊是有不同见解的,一种意见认为:不列入升学考试科目,学生就更不重视,教师也就更难教了;另一种意见认为:用升学考试迫使学生学习,是很难达到教育目的的。使思想政治课从升学考试下解脱出来,有助于探索改革,实现教育目的。最近,受出版社之托,编辑《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文萃》,从有关杂志所载的论文看,初一的改革最为活跃,效果也较好。这和初一的教学内容未纳入升学考试有直接关系。然而就其他年级而言,虽也有些改革方面的探索成果,但远未达到初一的改革水平。致使关于改革部分的文选受到很大局限。

    3.思想更为明确,教材力图创新

    国家教委最新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必修课,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这一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地位和主要内容。其中,公民品德教育和以往的文件的规定相比,显得更为突出。今年三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所编教材“是否有新教材的特点,一要表现在新上,二要贴近学生生活,三要反映时代特点。

    总之,新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可以预料,学科设置目的的进一步明确,教材的进一步改革,会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课改革的深化。

    二、关于改革发展趋势的思考 

    1.从素质教育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素质概念现今被人们广泛地、灵活地使用着,乃至很难形成一个无争议的定义。因此,人们在各自认定的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着素质概念,就象信息论、价值论的研究者对待“信息”和“价值”两个概念那样。一般他说,实践并不等待理论的争论,但实践本身又总是需要理论尽可能地提供认识前提。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在专家们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指出:“素质教育的实质在于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素质就是指:“内在身心发展”,构建素质的基本途径是“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就没有素质教育。思想政治课要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需要使学生内化哪些人类文化,必须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严格地选择。教学过程与方法也要符合素质构建的需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将对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2.从世界教育发展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具有双重目的和作用

    第39届国际教育会议提出:“教育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保证全面发展,以及充分培养每个人使其对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一方面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使之适应社会需要,并能做出贡献。

    这样的双重目的和作用,是通过各科教学实现的。每一学科都应具有双重目的和双重作用,不恰当地强调某一重目的和作用,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思想政治课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具有双重作用实现双重目的,这是思想政治课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无庸置疑,思想政治课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如何使学生适应社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在如何使学生个性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发展方面,经验是不足的。取得并完善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推动个体身心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对以往的成功经验,也应剔除它的时代局限,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使之具有今天的“时代性”。

    3.从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课的改革发展趋势--双重价值主体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有着对立的教育价值取向。

    社会本位把社会作为价值主体,一切要从满足社会需要出发,使学生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客体。学生本位是把学生作为价值主体,认为教育本身应当满足学生的需要。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教育主张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都有自己认定的理由。人是社会的人,因而入必须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具体他说,就是满足个体需要。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满足其个性发展需要。39届国际教育会议所提出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也正是这两种教育价值观相抗衡的产物。从教育实践看来,纯然的社会本位或纯然的学生本位都是片面的。在阐明人的社会性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个体的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矗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1页,1972年5月第1版)从哲学角度看,社会和个人在价值关系上是互为主客体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哲学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的极端主张。正确把握社会和个体的价值关系,对于克服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片面性,对于深化思想政治课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要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思想政治课已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