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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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开始，我国债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壮大，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包括场内、场外等多种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的市场。但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诸多问题仍然困扰其进一步跨越式发展。在我国债券市场30周年之际，本文从发展历程回顾、问题诊断及未来发展等视角深入剖析交易所债券市场。

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债券市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1年以前以场外柜台市场为主的阶段，1992年至2000年以交易所市场为主的阶段，以及2001年至今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的阶段。

1.场外柜台交易市场阶段

1988年初，首先在7个城市进行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商业银行柜台成为国债买卖场所；到同年6月，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城市又扩大至54个大中城市，至此，我国债券流通市场基本形成；1991年初，国债交易流通进一步扩大到全国400个地、市一级以上城市。由于债券交易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及证券经营机构的柜台进行，因此称为场外柜台交易市场阶段。

2.交易所债券市场大发展阶段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交易所债券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此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所都开展债券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逐渐活跃；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试点，国债回购交易在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等机构之间大量出现，但由于缺乏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债托管结算系统，存在国债买空、卖空、挪券和假回购等违规行为。1994年末，国家开始清理整顿各地分散的证券交易场所，将国债交易集中至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所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国债期货交易突飞猛进。

3.银行间债券市场大发展阶段

199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爆发“三二七”国债期货事件，国债期货试点历时两年而终。1997年初，交易所的债券回购成为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导致股票市场过热)的重要渠道。1997年6月，国务院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各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的通知(银发[1997]240号)》，将托管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债券全部转到中央结算公司，并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供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该同业拆借中心于1997年6月16日正式办理银行间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标志着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形成。但由于当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单一、流动性差等原因，直到2000年之前，债券交易仍然主要通过上海、深圳交易所市场进行。

基于此，银行间债券市场出台了各项政策，如债券结算面向非金融机构开放、实施准入备案制等，使得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大幅增加、多元化，交易量大幅增加。200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年交易量首次超过交易所债券市场。自此，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保持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的格局基本形成。

经过上述发展历程之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形成了以银行间市场为主、交易所市场为辅的债券市场结构，换言之，我国债券市场格局包括以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国债柜台市场的场外市场，以及以沪深交易所为代表的场内市场两个部分。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都具有各自优势，也都存在较明显的缺陷，缺乏强大的生命力，不能很好地担当起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促进两个市场互联互通、实现优势互补是关键。

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交易所债券市场受政策限制，发展缓慢，规模较小，上交所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主要以上交所市场为主)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但交易所债券市场具有定价效率高，价格连续，市场透明度高，交易系统先进、技术网络和渠道覆盖广泛等优势，是我国债券市场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充分发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优势，首先对交易所债券市场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做到扬长避短。

1.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与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相比

(1)市场规模较小

债券融资已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融资方式，截至2010年底，全球债券市场托管量超过90万亿美元，已远超股票融资额。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债券市场较为发达，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债券规模增长较快，中国、巴西、韩国等新兴国家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规模仍然偏小。截至2010年底，中国债券市场托管量约为3万亿美元，仅占全球债券市场的3.3％，而交易所债券市场又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市场规模较小。

(2)产品种类少

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券市场发达，产品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债、公司债、债券衍生品及证券化产品等，不仅有国内债券，更有国际债券、外币债券，种类多，结构合理。交易所债券市场仅有国债、地方债、公司债和可转债等国内债券产品，没有债券衍生品、证券化产品、国际债券等。

(3)产品同质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券市场产品的信用等级差异较大，产品差异化明显，可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相比，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产品的信用等级大多为A+级以上，风险等级普遍较高，低风险低收益，产品同质化明显，市场交易清淡。

2.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相比

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历程来看，2001年之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占据绝对地位。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左右。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相比，交易所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小

200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首次超过交易所债券市场，特别是2003年以后，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量快速增长，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原本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的投资者纷纷转入银行间市场，导致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托管量、交易量的下降。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仅相当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3，09％，规模较小。

(2)产品创新步伐缓慢

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大力发展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产品，既考虑各类发行者的发行意愿，也根据投资者的需求推动相关债券产品的发展，提高了发行效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化色彩明显，多样化投资者需求难以满足，各类发行人积极性不高，导致发行者和投资者均倾向于进入银行间市场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产品过于标准

化，尚未形成一个包括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品种的多样化产品结构，现货品种比较单一，缺乏债券远期、利率互换等债券衍生产品，不能满足投资人多样化需要，降低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流动性。

(3)发行审批程序复杂，结果可预期性不强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采取注册制，审批效率高，灵活性大，从而使得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国际机构债、普通金融债、企业债、央票、中期票据、集合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较高的发行效率和较大规模的投资者，保证了多样化产品的供给需求趋于平衡。与之不同的是，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的债券发行采取核准制，审批效率较银行间市场低，审批节奏及结果的可预期性不强，从而限制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拓展的空间。

与股票交易方式一样，交易所债券市场采取交易机制，投资者必须通过交易所会员才能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而银行间债券市场不同，其采取的是投资者注册制，投资者对自己的债券投资有较大的掌控能力，因而具有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积极性和愿望。

三、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未来发展

正如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一样，驱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市场、平台和政策。

平台驱动是拉力。平台驱动是指交易所债券市场需要构建一个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于一体、支持多样化投资的固定收益平台，通过强大的平台吸引银行间投资者，形成强大的拉力。反之，缺乏强大的平台，投资者也会来而复失。可见，平台驱动是交易所债券市场谋划长远的基础。

市场驱动是推力。市场驱动是指交易所债券市场在功能强大、支持多样化投资的固定收益平台吸引下，“逐利”的投资者自发选择、自我演化而形成的市场作用。允许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构建多元化的债券持有者结构，为投资者打开多样化投资渠道，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注入市场选择机制，从而打造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政策驱动是剂。政策驱动是指债券监管机构的各项政策规定对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具有“剂”作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离不开监管机构等政策部门的支持。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属于分品种多头监管方式：国债的发行由财政部监管，国债的二级市场由证监会(交易所部分)、人民银行(银行间部分)共同监管；政策性金融债券由人民银行监管；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均属公司债券，但由不同机构监管，其中企业债由发改委监管，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及可转换债券属证监会监管，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属人民银行监管。历史造就的这种分品种监管方式，随着市场的变化已成为了债券市场发展的阻力，严重降低了债券市场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可见，政策驱动是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剂”。

综上所述，平台驱动、市场驱动和政策驱动构成了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平台驱动是拉力，市场驱动是推力，政策驱动是剂，三者共同驱动交易所债券市场踏上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陆文山：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若干问题再认识――兼论资本市场功能的完善[J]，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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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金融 国际金融 转型路径

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金融转型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些变化已经并正在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金融领域来看，全球银行业发生着深刻变化，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此，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新形势，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监管变革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整合。中国必须抓住全球金融转型的机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颈性难题，坚决踏上金融转型之路，以期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完善期）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直接期）。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变革进入市场金融体系框架的调整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显著特点是形成“一行三会”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的保险市场。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责，并负责协调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工作，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调整运行的时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期，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发展模式再创新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度调整和寻找解决方法，积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结构调整的挑战。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危机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机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9年无疑是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金融逐步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在，维护金融稳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当主要矛盾和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积聚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更多地体现出经济社会成熟发展的特征、成功的运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管理理念等不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会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从中国参与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及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参与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这是中国金融转型路径达到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结论

虽然总的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我国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既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

但是必须看到，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已开始日益凸显，阻碍着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亟待进一步解决。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内部效率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衡量金融体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规模的扩张，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布局、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固有的问题，阻碍了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从而难以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经济转型以“渐进”而闻名，金融转型更为渐进。但是这种过甚的渐进，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效率，客观上要求提升金融转型速度。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谭迎庆，聂建康.建国60年金融转型的进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9（10）

2.国家统计局.大改革 大开放 大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R].国家统计局，2008

3.许莎雯.“进化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展望[A].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C].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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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产品经济形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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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生的几起国有企业收购民企的事件，让“国进民退”成为人们讨论关心的话题。多年前发生的“国退民进”的讨论，似乎还在耳边，那国迸民退的出现，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弄清楚它为什么会出现，知道现象背后的东西，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国进民退”，这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

对于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不同的学者对此现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在以下二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国进民退的存在程度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曾表示，是否“国进民退”有待考证，他认为在工业方面并未看到“国进民退”现象’相反民营企业市场占有率还在上升。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局部现象，不是当前改革发展的主流。但赵晓认为的确存在“国进民退”现象，并且指出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走向越来越成熟、标准、规范的市场经济，而是开始走向一个怪胎，民营经济越来越边缘化。二是“国进民退”中的进退问题，高尚全认为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关键不在进与退，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是正常现象，问题是有没有垄断、竞争和歧视。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国有经济不仅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并向下游扩张，形成产业链垄断的态势。同时在本轮经济调控中国有经济进一步向竞争性领域扩张，以“做大做强”为名，由政府主导兼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在煤炭、钢铁、航空、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尤为明显。

在面对各方言论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考察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综观当前形势和我国的国情，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中小企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有30万家以上中小企业处于倒闭和半倒闭的边缘，十几万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因此，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营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虽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明显，但是，据多数民营企业家反应，这些救市措施都偏向了国有企业，他们没有获得同等的待遇，这些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的集中，更进一步壮大了国企的势力，相对地，民营企业则变得更弱。最终结果是，造就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历经32年，虽然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不能否认它所取得的成绩。这是一条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曲折道路，历经了三个阶段：扩大经营自阶段、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现为：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但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国有企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必然推动了“国进”，它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符合这“三个有利于”，则应该是我们所倡导的，所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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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10（a）-0162-01

1 信用及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是一个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信用是指建立在对受信人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能力。[2]信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一起的，是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联系并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哲学范畴。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例如，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非法集资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可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以下两点作用：1：建设完备的信用体系是依法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2：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

3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萌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后，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逐步推进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评级机构的稳步发展，涌现出中诚信、大公和远东等一批资信评估公司。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担保机构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中投保、济南、铜陵、镇江、深圳等300 多家信用担保机构。第三阶段是进一步完善阶段，地区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披露系统、社会信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信用体系同时起步并协调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但是，相对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150多年征信制度的历史相比，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社会成员的信用观念淡薄，信用制度和法规基础薄弱，征信行业的发展还处在初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1：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

2：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机制不健全

3：征信数据未纳入有效管理

4：信用评估中介机构不规范且权威性不够

4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

信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和必备理念，已经越被大众所认可。因而，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济，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举足轻重用。

4.1 加快对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尚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发展阶段所限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在借鉴各国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经验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为社会信用体系能自行运营和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当前，应积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做出明确界定。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3]三是理顺监管体制。

4.2 发挥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是国家的人，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是信用的关键，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同时政府要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或者利用信用评级，加强信用行业管理， 监督其合法运行，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信用建设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4.3 建设征信数据库，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4.4 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因此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就成为有效发挥信用功能、防范信用风险的必然选择。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引导企业加强自我信用控制能力；二是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

4.5 加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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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战略及共生理论概述

企业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目标是为确保企业战略的实现提供均衡而有效的资金流动，即通过确保资金流动环节的风险规避来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企业战略目标是在全局性和长期性视野中实现价值增值及盈利提升，需要面对和克服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的逻辑中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代价是其他同行或竞争对手的式微或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财务战略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自身资金流动情况要优于其他同行或竞争对手，其价值判断的导向一直以来都是竞争机制。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及低碳理论的普及，生态学领域的共生理论跨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主要有两大内涵，从宏观学理上说，企业间及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竞争博弈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几个方面，或者说彼此之间在特定共生圈内都是共生关系。就具体方面而言，各种企业个体乃至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是相通的，在向低碳化转型确保彼此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来说是一致的。

在共生理论境遇下，企业财务战略在继续强化对抗确保自身资金流动情况于其他同行或竞争对手的同时，还要注意合作，既注意与竞争伙伴之间的合作，还要注意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要将合作能力提升到企业核心竞争力层面，力求将双赢乃至多赢的结果长期延续下去。当然，最终要的是实现竞争机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论境遇下的转型。

二、竞争机制境遇下的筹资战略分析

在企业财务战略的各环节和阶段中，筹资管理是起点和基础，也是实现竞争机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论境遇下转型的首要环节。

在企业创始初期，一般面临着三种因素导致的奇特状况——投入多、产出小、对出品质量的要求高，这种状况决定了初创阶段的企业只能尽力充分发挥原始资本的应用力度，以有限的原始资本及创始阶段的团队尽力提升出品质量、开拓市场、赢得认可度及基础信誉；在缺乏过往业绩记录及基础信誉的情况下，他们缺乏能力也没有动力通过负债进行融资，所以一般只能选择负债的资本结构。

在企业发展阶段，如上三种要素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基于技术研发、员工素质提升、业务横向开拓等方面事务的需求，投入方面未必减少，但产出方面比创始阶段高了，对出品质量的要求因为上一个阶段的积淀及基础信誉的协助也没那么急迫了。另外，能走进发展阶段的企业在初始阶段均有良好的业绩数据，都培育了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并积累了初步的融资经验。所以，这个阶段的企业在依靠原始资本及发展利润之余，逐渐开始主动选择通过负债进行融资，以便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资本。不过，这个阶段的企业在筹资管理方面的经验尚不充分，面临着较大的筹资风险。

在企业成熟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已经形成，一般都具备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筹资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企业产出或者说现金流入增大。这个阶段筹资管理有两个关键事务，一是由企业发展速度制约的筹资需求决定了筹资管理的终极限度，二是要强化分配环节的配合确保筹资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为了防止财务战略风险，相当一部分企业在这个阶段还保留有一定额度的资金留存。

三、基于共生理论的筹资战略关键点分析

在共生理论境遇下，筹资战略领域内的共生主体是企业和资本所有者，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企业不断发展阶段筹资战略的重心所在。

在企业创始初期，重点强化提升与天使投资人的合作关系。如上部分所言，创始阶段的企业最关键的是最大化的发挥原始资本的效益和功用，对此一个关键前提条件就是确保原始资本的稳健，这要求处理好与天使投资人的合作关系，提升二者合作的融洽度。具体说来，一要能有效争取天使投资人展现天使的姿态，能打造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二要尽力确保天使投资人所投入资本的价值增值，能确保天使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和韧性。总之，与天使投资人之间的合作能力是企业创始阶段的关键核心能力之一。

在企业发展阶段，尽力优化与共生面之间的对接面。在由企业和资本所有者或投资者所组成的共生圈中，以资本市场形态呈现出来的共生面是制约二者共生度的关键因素。在企业发展阶段，企业筹资需求越来越大，筹资途径日趋多元化，筹资实践有待丰富。在这个阶段，企业能否成功实现从主要依靠天使投资人到筹资多元化的转型，关键要看企业与共生面之间的对接面情况，这个问题往往取决于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础信誉。即企业声誉。对此，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企业实力，二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因为国有股的股东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民众，作为资本实际所有者的广大民众同时又是社区人员，相对于私人个人控股者而言更注意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有控股企业在履责方面担子和责任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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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深层体制矛盾

解决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一是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二是加快至今尚未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除了极少数特殊性质的企业外，应当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应当在与其他类型资本的融合和公平竞争中，加快结构调整，部分资本可以转入经济发展更为需要、社会效益更为显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三是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的转换，完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形成新的就业和再就业机制。继续多渠道筹措社保资金，加快社保制度建设，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提供支持；四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创新，大幅度降低金融风险隐患。国有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公司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推动金融创新，形成控制风险、提高效率的内在机制；五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全面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相关主体的基本关系，将着力点放到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上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

2、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加强产权保护。边界明晰且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基础。应当在法律上，包括宪法层次和具体的法律层次上，进一步明确保护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合法存在的各类产权，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二是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减少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应当切实促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经济事物的不当干预，同时健全相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体制，形成兼顾公平和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三是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应当在社会可支持、不出现”社会福利病”的范围内，使日益增多的人群进入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构筑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设施；四是加强反垄断、促进竞争。现阶段我国的垄断现象，集中表现在行政性垄断上。在含有自然垄断环节的领域，自然垄断往往与行政性垄断结合在一起。在竞争性领域，进入、退出和日常经营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力量的干预。应当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理顺“条条”、“块块”政府机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抓紧制定和出台有关反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并逐步与国际范围正在推广的竞争政策接轨；五是发育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突出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与缺少商业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产权保护、政府行为中的问题有关。应当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加快发展和健全信用组织、机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形成“诚信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六是加快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一方面，要弥补依然存在的法律缺口，特别是尚未出台的《反垄断法》、《破产法》等基本法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要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重点关注并解决这种现象背后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配合司法体制的必要调整和改革，逐步使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行为立足于法治基础之上。

3、适应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对外开放的变化而积极推进体制创新

现阶段在我国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的发育过程是无法省略的。但并不等于必然要走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老路，只能走“在创新中发育”的路子，并且有可能发现和利用好后发优势。

首先，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为主导，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为重点，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体制问题需要通过创新得到解决，例如与住宅、汽车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相配合的金融服务，城市基础设施新的投融资体制，都需要相应的创新活动。

其次，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在带来新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引起了投资方式、市场交易方式、企业组织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例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分工细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产业链条的某个环节，企业外部采购率趋于上升，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体制基础严重动摇。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将使国内经济更多地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在体制上的某些摩擦，将成为国内体制创新的直接动因。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与原则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长期目标

可以考虑的中期目标是，到2010年，力争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内涵是，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得到解决，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稳固确立，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基本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完成，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有效运行，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产权明晰、融合互补、协调发展；

——以公司制度为主要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建立，形成较为规范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要素市场较快发展，与产品市场的发展相协调，消费者、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基本形成公平竞争、内外开放、规则统一、诚信为本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确立，并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逐步完善，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机制；

——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能够有效发挥，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与其职能相适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得到制度保障；

——中介组织和机制得到较大发展，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方式多样化，多层次且相互协调的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初步形成。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治体系和道德规范基本形成，重要性日益增强。

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力争建成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标志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尤其重要的是，形成体制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

——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挑战而持续开展制度创新；

——法治和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显著提高，形成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遵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规范和道德规范：

——在追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上取得重要进步，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合理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在全球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互借鉴和竞争中，形成并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2、改革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

下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若干重要原则。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对改革的领导，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进程，特别是对深层体制问题的解决。对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矛盾复杂的经济来说，执政党强有力领导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改革开放得以推进的基本条件。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特别是在解决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的过程中，中央的政治决心和战略部署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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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主要方式，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一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萌芽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家不干预经济。由于在资本积累时期，工厂采用血汗制的剥削方式，工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无产阶级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开始组建工会团结起来采用罢工、破坏机器、集体谈判等方式同资本家斗争。但是，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大规模，雇主千方百计抵制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在这个阶段，西方各国劳动法律普遍严格禁止劳动者的团结权和集体谈判权。因此，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解决劳资矛盾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频繁爆发，西方各国政府为了缓和不断加深的阶级矛盾，采取比较平和的方式，开始谦让无产阶级，在立法上承认工人享有团结权、谈判权；承认工会，确定了工会组织的地位和集体谈判制度，进一步调整劳资关系政策，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国家经济。如187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该法明确规定作为工人团体组织的工会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随后，诸多西方国家相继通过劳动立法规定了有关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问题，这些国家工人有关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福利水平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

（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三阶段即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关系呈现出对立与合作并存的特点。雇主开始普遍采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处理劳资矛盾。随着战后工人受教育、培训机会增多，其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罢工和破坏生产设备不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好方法，只有通过集体谈判寻求劳资合作，才能符合双方的利益，这就使得集体谈判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完全承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使集体谈判成为处理劳资矛盾的最主要的方法。另外，国际劳工组织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集体谈判的公约和建议书，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体谈判制度，使集体谈判成为各国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

二、集体谈判制度的几点启示

集体谈判制度的实行已被许多国家成为建立和谐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保证社会安定的关键。西方国家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处理劳资关系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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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转轨初期，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尽快培育市场、形成市场、发展市场。政府在发挥市场“卵化器”作用的同时，不断调整职能，实行角色转换。

1.承认市场，培育市场、开放市场。30年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大体经历了从排斥到承认、从相互否定到互为补充、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框架；八十年代中后期，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九十年代初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最近几年，政府一再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从实践看，应当说在这样三个方面做的比较成功：（1）首先放开和搞活农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对农业的主要产品，比如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2）采取双轨制的办法，逐步放开工业品市场，建立和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3）采取开放的市场政策，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提高经济的开放度。

中国在市场形成发展中还存在某些矛盾和问题，当前突出的是两个大的问题：第一，利率及要素市场化还相对滞后。例如，中央及地方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需求。许多重要的资源价格，既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不反映市场的稀缺程度。

2.经济转轨中政府在培育市场、开拓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大国，要使

传统体制下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需要政府在发育和开拓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后，政府需要及时地从市场培育角色向市场监管角色的转变，承担市场监管者的职能。比如：加强宏观经济监管，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加快市场经济的相关立法，协调市场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等。透过政府监管者这支有形的手，实现以市场捍卫市场的目标。

3.要动态地观察并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市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调整的过程，实质是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但体制机制尚未全面定型，某些方面还有突出的缺陷，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下一步，推进政府转型仍然是中国改革的一大主题和难题。

二、实现从经济建设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政府转型

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中，要求政府从微观主体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由此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阶段要求。从中国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分析，这个阶段角色转变的目标是，实现从经济建设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政府转型。

1.客观地分析从经济建设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角色转变的客观需求。改革之初，在市场尚未形成，市场主体严重缺位的条件下，各级政府扮演了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我们称之为“经济建设型政府”。比如说改革的头十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中的60%左右用于经济建设，虽然这个比例逐年有所下降，但在改革的前20年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年以后，自中央政府确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这个比例开始由40%左右降到现在的大约20%。

最近几年，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其现实基础是：（1）民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到去年为止，民营经济占GDP的总量已经达到65%左右。民营经济吸纳非农就业比重高达80%左右，并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主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最活跃、最有生力、最有潜力的市场主体。（2）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各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些不同的争论，但总体来看，以股份制为重点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到目前为止，国家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企业只有150多家，而且一半以上都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且，布局相对比较集中，即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相当部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已经退出。（3）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之初，实行行政性分权，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并使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充当经济建设重要角色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并成为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新阶段宏观调控的实施，以及某些财政政策的调整，逼迫地方政府逐步把主要精力放到改善投资环境和关注民生上。但是，由于现行财税体制把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同GDP增长直接挂钩，由于GDP增长在实际上仍然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地方政府的转型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现在，我们面临着两个与政府转型不到位相联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1）经济增长中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2）垄断行业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启动基础领域改革，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走“回头路”的倾向，这也是我国资源价格改革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

2.政府转型要同所有制改革的实际需求相适应。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大国，政府在推动所有制改革中具有重大责任。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某些成功的经验。例如：（1）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制度保障。（2）明确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并加快形成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3）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由于政府转型的程度与所有制改革进程不相适应，由此，民营经济参与完全意义的平等竞争、国有控股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

3.要合理界定政府作为经济型公共服务主体的范围。从总体来说，现阶段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刚性；经济信息的公开性、及时性；市场监管的有效性；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阶段，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政府经济性公共服务中最复杂、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正在着力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

三、实现从以GDP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已开始进入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为此，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政府转型，需要从这样一个阶段变化的角度来考察。

1.新阶段的政府责任与政府转型。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当前，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还是从城镇化率来看，中国都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政府这几年正在着力做好几件事：（1）把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2）以解决城乡关系为重点，成功实施反贫困战略。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在农村，这几年采取的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实施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取得重大进展。（3）积极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从西部大开发，到中部崛起，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逐步形成区域均衡发展的初步格局。（4）不仅要有硬实力，更要追求软实力。社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我们也面临着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步比较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实际需求有着很大的差距；二是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有所扩大。当前，中国城乡的名义差距是3.3倍，如果把社会福利因素算进去，城乡实际差距大概在5-6倍。社会福利的二元制度安排，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2.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使“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

传统的发展理念以“物”为中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按照这种发展理念，所谓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经济增长。现代人类发展理念以“人”为中心，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矛盾，中央政府*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主体是人，强调发展成果要最终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近这些年，正是这样一个发展理念的形成，促使着政府作用的范围、作用的手段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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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19

[中图分类号] F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3- 0035- 02

0 前 言

宏观经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也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作为其中重要指导方，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受到计算机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克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 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 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 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 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 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4 结 语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和相关单位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宏观统计分析的支持力度，制度相关政策，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从而让我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也更加良好。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惠.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讨[J]. 财经界：学术版，20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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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的常驻单位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反映。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化的指标有很多，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但是GDP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通用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相联系，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国防的财富基础。GDP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受到政府和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的发明比20世纪的航天技术的发明更有意义。中国正式的GDP核算开始于1992年8月颁布的《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GDP从此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进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走向科学。本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发生的变化过程及其特点，对GDP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系统的研究，以期对GDP的发展变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GDP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GDP是一个按照国土进行核算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地域概念。GDP在衡量经济指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代表一国的财富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是把握和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国内生产总值一共有三种表现形态，即收入形态、产品形态和价值形态，从这个角度分析，影响GDP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量、投资量、生产率水平。通用的GDP的测算方法有三种，即收入法、生产法、支出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发生的变化

根据GDP的核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1978年中国境内的GDP总数量为3643.22亿元，到2012年519322.33亿元，1978-2012年间年增长量515679.11，年均增长率在8.13%，2007年中国GDP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1年，中国GDP又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1978年-2012年间中国GDP从总体上看处于上升趋势，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其它指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978年-1991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实现了初步增长，中国对建国以后实行的长达二十几年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中国初步放开了对经济的严格管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建立起来，相关的商品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经济增长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整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1992年-2002年是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实现了快速增长，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制度，同时，国家建立健全了宏观调控体系，适当对市场发展做出干预，避免了自发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周期造成的资源的浪费，这一时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制度还有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和依法治国入宪等，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GDP实现了较快增长，1995年国内GDP增长至6037.4亿元，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整体目标，进过经一步发展，2001年GDP发展达到了120373.4亿元，是1978年的33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2003至今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市场经济作为一项经济制度得到了巩固，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顺应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抓住机遇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完善，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至2007年初，全球已经有66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受到次贷危机和殴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从2007年的13%下降到2009年的9%左右。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仍达到323323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5%。

三、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发展的评价

GDP基本上由三大产业组成，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产业，主要是指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能够促进GDP的增长，这是社会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积极方面的评价

首先，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对GDP的贡献中，三大产业的贡献都很明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更加强大，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7.9%下降到2012年的10.4%，第一产业的增速在33%左右；第二产业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增长缓慢，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第二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总量较1978年增长了93%；第三产业随着互联网兴起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增速在三大产业之中是最快的，也符合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总量较1978年增长了143%。

其次，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变化符合世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基本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第一产业也由过去的分散经营转变为现在的规模经营，逐步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第二产业的机械化程度上升，取得了丰硕的成功；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升高，服务质量大幅改进，服务业的信息化程度在不但加深，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消极方面的评价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GDP的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平衡，但是，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农业上的劳动力生产方式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的效率还有待提高；二是第二产业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是重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并不多，部分工业的增长依然存在高污染、高消耗的状态，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三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仍处于4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仍较低，城市与第三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还未形成，第三产业的信息化程度还较低。

四、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GDP发展速度迅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加快，现阶段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力资源价格较低、土地供应充足等优势已经消失，现阶段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第一产业，要走农业规模化经营道路，提升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对于第二产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单位产量对能源的消耗，注意保护环境，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第三产业，要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优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以做到更好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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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前    言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从而,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存在的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增长的状况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产品的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市场上的消费品从供不应求开始转变为供过于求了。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也从“拿钱买不到东西”转变为“货比三家”持币观望了。不仅仅是普通的工业消费品如此,生产资料类产品也出现了相对过剩。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短缺经济已然在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结束,代之而来的是绝大多数产品的经常性趋于饱和,许多行业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形成了所谓的过剩经济。据相关国内贸易统计部门对消费品市场商品作的供求连续排队分析,2005年下半年,统计范围内的1000余种商品,供大于求的占三分之二强,供求基本平衡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供不应求的商品已经为零。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势力的转换

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宗旨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要建立起以市场为资源基本配置机制的市场经济制度。

而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各种市场要素的生产充分发展。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然确立,不可避免地在各商品要素市场上出现供过于求。有鉴于此，消费者在交易时会比生产者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余地，使得市场势力开始由卖方转向买方。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买方市场便全面形成了。

市场势力由卖方转移向买方,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并完善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从根本上摆脱了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短缺经济,从而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和新起点,即市场经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市场势力还不强,还处于被动地位,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有市场势力。对商品既不能“挑三捡四,”也不会在花色、品种、质量、品牌和服务等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新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方式,更是只有望洋兴叹的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买方市场上,消费者则处于主导地位,生产者只有在服务、质量等方面不断提高和改善,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生产者才能获得利润,企业才能获得发展,进而消费者的权利才能获得尊重和认可。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既给予了消费者更多的权益,也给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为一切都不同了,形成了对生产者的反面压力和新的市场信号,孕育了新的消费模式和生产状态,使得企业的生产面向市场、服务满足消费者成为现实。它要求生产者转变原有的旧观念，转变旧思想，将视野扩展到新的市场领域，以及新的生产领域和投资领域，也要求生产者认真思考新的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而作为一种管理思想与营销手段的公共关系，则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而是买方市场条件下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二、公关在企业管理，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关系，它以注重企业组织形象为核心，以沟通、协调为手段，以关注社会效益、长远利益为发展方针。因此，它对企业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营销技法的引入，而是一种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变。转

我们应该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它，重视它。    

（一）企业发展战略经历的不同阶段及其含义

企业的发展战略，曾经历了“生产战略”、“推销战略”、“市场战略”、“公关战略”等不同阶段。这些发展变化，反映了企业在不同发展战略阶段对于如何生存、发展、壮大等方面的思考。

生产战略，是指把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是短缺经济或卖方市场条件下的产物，是“企业导向战略”的初级发展阶段。

推销战略，以加强推销、扩大销售作为企业发展的对策，是在市场势力从卖方逐渐向买方过渡条件下的产物，是“企业导向战略”的高级阶段。它与生产战略一样都以生产者为中心，是“企业导向”战略的不同阶段，都隶属于旧的企业发展战略。

市场战略，则是在市场经济，特别是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的条件下的产物。它把满足市场需求及占领更大市场份额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即“公众导向”型的企业发展战略。它最初着重于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服务、品牌、广告、形象等竞争愈演愈烈，市场战略已开始转向公关战略，把它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公关战略，则与前面三者不同，它注重企业的长远利益，强调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协调，以及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公关对企业发展的战略作用，在于其所崇尚的观念正是市场经济所必须发扬光大的观念。公关强调现代企业组织在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同时，达到社会、环境、公众、企业的和谐，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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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增长方式

浙江经济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1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1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1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2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3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1、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1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展”3个历史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3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1“定理”进行的。）。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展。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1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1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1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2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3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4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5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1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1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1个缺乏统1意志和统1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1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1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3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3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1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3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1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3个最重要的特征：1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2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3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3、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1。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度稀缺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例如，1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1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1，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1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1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1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1次新的制度创新。

（2）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1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1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3方实施合约是1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