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调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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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南昌市

Key words： new housing；community sports；site facilities；Nanchang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268-02

0 引言

社区体育是以服务为中心，以资源供给和制度保障为条件，以居住地的体育活动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体育人才为骨干，以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服务系统。[1]社区体育的兴起，给我国城市体育带来了新的升级和活力。[2]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是实现“全民健身”运动的必要条件，更是反映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本文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找出影响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原因，对改善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了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共抽取了457位社区居民配合完成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人查阅了50多篇有关社区体育发展的国内外书籍、期刊、论文以及相关资料。同时收集了南昌市体育局有关社区体育方面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1.2.2.1 问卷的效度检验 采用特尔斐法，通过发放“指标内容效度调查表”形式，对从事社区体育方向的理论界专家进行了2轮的指标内容效度函询。在最初确定的26个原始指标中，选择了21个，且每个指标的认证率都在82.5%以上。

1.2.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调查问卷在信度方面的检验采用再测法。时隔一个月后，对第一次接受问卷的部分社区居民再次进行问卷测量。测量信度系数R=0.93，P

1.2.2.3 问卷发放与回收 调查实施之前，对发放问卷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与指导。2013年4月进行了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工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93份，回收501份，回收率达84.5%，去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457份，有效率91.2%。

1.2.3 数理统计法 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Excel、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学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经费来源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昌市5个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实地走访，笔者了解到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其中，占最主要地位的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和小区开发商这二者，分别是22.5%和25.3%；其次，政府拨款和体育主管部门的拨款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资金的解决问题上，各社区根据相应的情况略有不同：有的小区注重依靠企业赞助；有的小区则发动居民集资；也有些小区因为没有筹集到资金，干脆不组织不参与体育锻炼。

另外调查显示，有61%的居民认为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经费十分缺乏。究其原因：①当前江西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导致社区体育发展经费不足的重要原因；②南昌市社区体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转缓慢；③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社区体育发展缺乏政策上的支持。

2.2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情况分析 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锻炼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体育活动多集中在小区附近，因此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全国第6次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示，南昌市体育场地的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南昌市市区共有健身体育场所数量1883个，其中青山湖区和西湖区占1039个，说明南昌市的体育场地主要集中在青山湖区和西湖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的分布影响了健身场所的设置；另一方面，南昌市的大部分中小学都集中在这2个区，是这些地区体育场地偏多的另一原因。

根据南昌市体育局对南昌市部分新建住宅社区的居民对该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情况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有113人认为体育场地十分充足的，占总数的24.1%，认为场地条件和数量一般的有142人，占31%，认为不充足的有202人，占44.2%。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居民对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并不十分满意，场地设施数量有限，一方面是政府对此不够重视，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完全落实好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政策制度；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开发商将社区体育设施作为小区销售的亮点，用运动健身场所来吸引顾客的眼球，然而销售后却并不进行长期的管理，造成体育场地设施的浪费和损失。

2.3 新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及保养情况分析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南昌市部分新建社区得知，社区内的体育健身路径完全可以使用的达到55.3%，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占22.1%，仍然有5.7%是已经不能使用的；这些健身路径中，每周定期有专业人员进行清洗保养的占13.5%，每月定期清洗一次的占20.2%，每年维修一次的也高达10.7%，而2年维修一次的占3.8%，仍然有高达15.6%的健身设施从来没有进行过维修与保养。综合以上2组数据，南昌市新建社区内体育健身路径大部分还是有进行维修保养的，整体平均达到每季度一次，当然也存在某些社区的健身路径从来没有得到维修的现象。这也说明了目前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养和维护，急需有关领导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了解，积极调动开发商参与体育设施管理的动力与兴趣，促进南昌市新建住宅小区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

对新建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中，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占总数的35.3%，再次是社区内部的工作人员，占30.1%，体育相关部门派专业人员来社区进行维修的占6.7%，仍然有12.5%的体育设施是无人维护的。从以上数据了解，对社区内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与保养的工作人员并不都是专业的，这使得小区内的居民对社区内的体育建设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3 对策与建议

3.1 促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资金筹集多元化 资金问题是困扰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当前，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体育彩票公益金、政府财政拨款、小区开发商等，尚不能满足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制约了社区体育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上，应坚持国家投入与民间筹资相结合的方式，政府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大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资金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积极动员各相关单位和企业社团组织参与社区体育的发展，拓宽社区体育资金的融资渠道，同时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社区组织通过自身的合法经营获得长远的发展。

3.2 加强新建住宅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必备条件。从南昌市新建住宅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来看，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场地设施都存在不足。资金问题固然是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能否合理分配利用筹集的资金显得更为重要。[5]政府作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的主导部门，应积极吸取国外在社区体育建设方面的有利经验。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有效干预社区体育场地的建设，同时理清社区体育场地建设各团体的利益关系；依据各社区体育场地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配置社区内有限的体育场地资源；进一步加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

3.3 充分利用学校体育资源 南昌市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相对丰富，但这些资源在周末和节假日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从南昌市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偏低，多数学校考虑到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关系到学校的治安安全，所以在校园体育资源对社会开放这一问题上都采取了保留意见。针对这一现象，南昌市政府的相关机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协调，为学校体育资源的对外开放搭建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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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振国.广东省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中群众性体育活动网路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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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将王佐地区根据村委会共分为8层，每层随机抽取1~2个自然村，每村随机抽取50~100户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了解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1.2 调查方法 北京市统一制作的家庭健康档案调查表，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 。（2）个人行为习惯 。（3）慢性病患病情况 。（4）家族史 。调查人员经统一培训，采取集中调查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填写调查表。

1.3 诊断标准 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高血压诊断标准：收缩压≥140 mm Hg，舒张压≥90 mm Hg，或近2周内服用降压药［2］。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哮喘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诊断。

1.4 统计学处理 原始数据经对比、逻辑判断查错及核实纠正，然后采用x2进行统计学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本次共抽样调查3659人，有效应答率100%，调查人群性别比例1：1.01（男1759人，女1900人）。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29岁及以下年龄组的为800人，30~44岁年龄组为1094人，45~59岁年龄组为1189人，60岁以上年龄组为576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的有1105人，中学程度的有1856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98人。

2.2 常见慢性病现患情况 此次调查的3659人中，患慢性病1885例，总患病率为51.52%。其中，自报高血压病人933例，冠心病人331例，糖尿病人298例，脑卒中118例，哮喘病人57例，自报患病率分别为25.50%、9.05%、8.14%、3.22%、1.58%。我们还发现近年中青年慢性病发病率大幅攀升，发病年龄不断走低。

2.2.1 不同性别慢性病患病率情况 男性慢性病总患病率为42.98%（756/1759）,女性总患病率为59.42%（1129/1900），男女性别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就各类疾病分类对比分析：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脑卒中、哮喘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2 不同文化程度慢性病患病情况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中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的患病率较高，并且不同文化程度自报高血压和冠心病患病率有显著差异，但不同文化程度糖尿病、哮喘和脑卒中患者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

2.2.3 不同年龄慢性病的患病情况 五种主要慢性病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各年龄段之间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 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特点

2.3.1 高血压的患病概况 高血压自报现患率为25.50%，在所有慢性病位居第一。男性高血压为23.31%，女性为27.53%，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现职人员中，高血压现患率最高的前二种职业依次为家务（36.85%）和司机（21.13%）。其次，这类人群医学常识缺乏，生活方式不健康，很少自愿做健康体检。例如司机工作时必须注意力失调，肾上腺素能活性增加，使节后交感神经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引起外周血管阻力增高，血压上升。高血压病人占全部病人数的49.50%。能规律服药的仅为56.25%。

2.3.2 糖尿病的患病概况 糖尿病自报现患率为8.14%，男性为6.59%，女性为9.58%，男女糖尿病现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已知糖尿病病人在全部病人数的15.81%，随着年龄增大，糖尿病的患病率不断攀升，OR值明显上升。现职人员中，个体经营者和干部职员患病率较高，分别为12.76%和11.13%。但干部职员患病率不高，这可能与他们能定期接受健康体检，对相关疾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有很大关系，可见定期开展健康体检是减少慢性病发生的有效手段。糖尿病人中规律服药率为86.86%，其中，60岁以上人群有近30%的老人从未测过血糖。

2.4 生活行为方式及相关危险因素水平

2.4.1 吸烟与饮酒 男性经常吸烟的为34.16%，偶尔吸的为21.25%，已戒烟1年以上的4.86%；女性经常吸烟的为3.51%，偶尔吸的为9.67%。40岁以前的年轻人中上升的趋势更明显。有23.85%的男性、29.54%的女性经常被动吸烟（每天超过15 min）。男性经常喝酒的为17.86%，偶尔喝的为35.64%，已戒酒1年以上的2.56%；女性经常喝酒的为0.98%，偶尔喝的为13.20%。

2.4.2 体力活动和体育锻炼 职业性体力活动以“不太活动”和“轻中度活动”为主。锻炼类型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天锻炼”、“每周1~2次”、“每周3次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6.55%、24.53%、38.92%，每次锻炼时间“＜30分钟”、“30~60分钟”、“60分钟及以上”的比例为38.24%、47.62%、14.14%。

2.4.3 饮食习惯与肥胖 居民口味一般、偏油、偏咸、偏甜、偏辣的比例分别为44.15%、25.16%、19.53%、8.62%、2.54%。居民肉、蛋白、奶消费增多，超重者占38.97%，标化率为37.81%。

3 讨论

3.1 慢性病已成为危害我社区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本次调查显示，王佐社区主要慢性病现患率依次为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哮喘。不同慢性病患病率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均有关，这些慢性病已成为危害我社区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我们应针对这些疾病发生的人口学特征，对社区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加强健康教育，培养健康需求，增强健康意识。

3.2 常见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几种常见的慢性病均表现为年龄增加而患病率升高及明显的阳性家族史。这种增龄性趋势可能是由于治病因子的长期作用，逐步积累致器官损伤；阳性家族史是慢性病重要的易患因子之一。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为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睡眠质量等，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为年龄、冠心病、高血压、肥胖等。我国是冠心病低发、脑卒中高发的地区, 脑卒中发病率约为冠心病的1倍［3］。本次调查人群中脑卒中（3.22%）患病率低于冠心病（9.05%）, 可能与脑卒中死亡率较高有关。脑卒中多发生于老年人, 年龄越大脑卒中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越高［4］。慢性病患者用药依从性较差，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患者，往往有自觉症状才服药，无明显不适即自行停药。因此，我们要立足社区，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科普读物、讲座、咨询等形式大力宣传慢性病的知晓率和防治知识, 提高全民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3.3 慢性病相关因素广泛存在 WHO宣布，在影响健康的因素方面，行为因素占60%［5］。本次调查发现社区老年人高血压患者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危险因素，他们并没有因为患慢性病而自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老年人中尤其明显，未采取控制措施，饮食不合理，不经常运动、超重、肥胖者占相当大的比例。部分患者在吸烟、饮酒的同时还存在高盐、高脂饮食。可见老年人许多慢性病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引起的，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在社区老年人中普遍存在，临床实践证明，只要进行合理的药物治疗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高盐、肥胖、吸烟、饮酒等），控制血压和其他危险因素就可以使慢性病发病率大大降低，甚至避免发生。因此有必要在社区开展戒烟、控酒、体育锻炼、平衡膳食等健康促进活动，从而降低人群中的危险因素水平，改变人们的不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进一步降低慢性病的患病率。

3.4 慢性病的防治策略和措施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只要制定正确的防治策略和方法, 慢性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美国和芬兰的成功经验即说明了这一点［6］。加强慢性病的领导，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基础、个人和部门共同参与的社区慢性病防治卫生服务体系，调整卫生服务资源与方向，制订公共卫生策略和中远期防治规划。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深入社区、站段、工厂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活动，提倡劳逸结合，消除精神紧张，积极参加健身活动、低盐饮食、戒烟限酒、努力做好“一级预防”。对于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做好“二级预防”。积极治疗并发症，对已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建立个人健康档案，纠正其不良生活习惯，提高用药依从性，对已有并发症患者积极治疗，防止病情恶化，提高其生活质量，做好“三级预防”。

总之，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指导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期体检、随访，提高精神状态是预防控制慢性病得力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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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世绰.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分析［J］.中国循环杂志，1993，8（10）：57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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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济南市全民健身路径设施以及使用社区健身设施来锻炼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以高新区为例对附近小区或场所的居民健身场地及设施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对使用公共健身器材锻炼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

1.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数理统计法。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济南市高新区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状况

2.1.1济南市高新区全民健身设施的数量

依据济南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要求，有计划地搞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以体彩基金为主要资金，加大财政对群体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城乡体育设施建设，着力打造“中心城区十分钟健身圈”、市县“中心城区十分钟健身圈”。截止目前，我市农村健身活动设施覆盖率达到82%以上，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95%以上。体育设施的数量关系到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和发展，是衡量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指标。

（1）体育设施的数量关系到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和发展，是衡量群众性体育活动大众化，普遍化的依据。

（2）济南市高新区自1995年左右通过体彩基金配建全民健身路径以来，截止至2015年，共建全民健身路径80余处。自1995年至2015年期间，济南市高新区一共进行了多批健身路径的工程建设。1995年至2015年济南市每批健身路径数量在逐年增长，对推动济南市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以及群众健身，都有良好的作用。

2.1.2济南市高新区全民健身路径的经费来源与分析

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全民健身工程初期，资金主要是从上一年度的体彩基金中提取。为使成本分摊范围与受益范围相一致，且便于管理，体彩基金划拨到各地的全民健身设施，由国家拨一部分，省、市分担一部分以及受赠单位拿一部分的模式进行。在已建成的80余处全民健身路径中，国家体育总局体彩基金划拨占39.9%，省体彩基金和市体育局财政划拨占30.3%，社会捐赠占16.4%，社区自筹占11.2%，其他来源占2.2%。由此可见，济南市高新区全民健身工程建设的资金来源，整体上基本是以政府为主导，各渠道社会资金为辅的来源模式。

2.2居民对健身器材的使用

2.2.1社区居民对健身器材数量的看法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数量的多少，是决定居民是否有条件从事健身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区公共健身器材建设的主要衡量依据，因此使广大社区居民都十分的关心和重视，本次参与调查的居民数量为372人，认为够用的216人占58.06%，差不多的100人占26. 89%，太少的36人占9.68%，没有的20人占5.38% 。从数据看出，社区健身器械数量基本达到居民的期望。但是全民健身设施的普遍，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各级有关部门，对全民健身的发展还不够重视，“健身工程”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各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应重视对健身器材的建设，争取能够早日达到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使健身器材更好地发挥强身健体的作用。

2.2.2社区居民对健身器材的喜爱程度

居民是否喜欢社区体育健身器械，将关系到居民的健身效率。社区居民对全民健身工程的态度，直接体现健身器材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健身器材，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作用，人们的态度起着很大的因素。从调查情况看居民对本社区所设器械很喜欢的占38.4%（143/372），有近23.4%（87/ 372）的居民对所设器械不喜欢。近半数的人保持着一般的态度。部分居民对本社区的健身器械持赞许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居民对部分健身器械持不屑的态度。因此，对社区健身器械的设置一定要结合社区的具体条件考虑居民的锻炼要求，合理的进行安装和配置。这样对居民的健身质量将会起到不可估计的因素。

3小结

社区健身路径的数量基本满足居民健身的需求，不过相对人均数量的标准有很大差距，社区健身路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省体彩基金，但个人捐赠和社区的筹款相对太少。社区居民的健身需求很高，大部分有很高的健身意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健身意识很差，不注重健身。加强全民健身活动宣传的力度，提高群众的健身意识，营造良好的健身氛围；提高合理投资的建设力度；解决好健身器材的合理安装，科学管理及时维护，合理利用的问题；从力学的角度完善器材的设计理念，提高利用价值，从而促进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满足不同人的需要；为全民健身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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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象

以辖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放射科、CT室、DSA机房、钼钯机房等放射工作场所为调查对象,对其辐射水平和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进行定点检测。2007年共检测22家单位、51台机器、1 314个测试点,2008年共检测12家单位、30台X线机、722个点。

1.2 仪器与方法

使用仪器为智能化γ辐射仪FD-3013 A型,仪器统一经上海市计量测定技术研究院检定合格。调查人员统一经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静安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两次培训。测定方法依据《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督规范》(GBZ 138―2002)、《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测X机房外环境辐射水平检测指导书》等标准进行。按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对监督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抽检的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均配戴个人剂量仪,均提供上岗前、在岗中、离岗后的健康体检记录及放射防护知识培训记录;机房内配备受检者、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用品,墙上张贴受检者危害告知书,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工作指示灯。抽检的医疗机构均提供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定期检测报告及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仪检测报告。

2.2 抽检合格率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均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表2。不同类型放射机房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地点也全部合格,且2年的测定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关机后机房本底值为0.06～0.17μSv/h,见表3、表4,表中数据均包含本底值。抽检单位2007―2008年放射工作人员年剂量当量均小于5 mSv(表5)。

3 讨论

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放射诊疗机构密度大,病源广。抽检的放射诊疗机构,除口腔X射线机房外,机房面积约在15～45 m2之间,其中最小的机房(约为15m2)为使用了10余年的老式房间,虽然机房面积小于《医用诊断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2002)的要求,但是由于机房的门、窗、墙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本次抽检中未见异常。据此可见,对个别面积达不到要求的机房,如果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也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护效果。此外,放射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对自身及受检者的防护,2年间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年剂量当量均

2007―2008年抽检的医疗机构中,放射工作人员、公众所在场所全部监测点均合格。究其原因可能和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到位有很大关系。辖区内X射线机房多为新建、改建机房,抽查的医疗机构中有4家为2007年新建,2家为改建,其余X射线机器也均为20世纪90年代后产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建设项目需要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不经卫生审查引起严重职业性损害的案例时有发生[3,4]。即使是改建机房,如果预防性审核做不到位,仍然会存在放射防护水平不达标的情况[5]。在竣工验收时,我们严把准入关,按照相关标准验收。此外,在日常监管中,我们要求新购置X射线机器的单位进行申报,对机房设计图纸进行审批,机器安装后要进行机房的防护检测等,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此次调查充分说明放射防护意识的提高、预防性卫生监督及经常性卫生监督的重要性,和庄惠民[6,7]等人的观点一致。

本次抽检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如某医院放射机房供患者进出的门是用插销关闭的,有时候工作人员认为已经关上了,但实际并没有插紧,造成的射线泄漏可能会对门外经过的人员产生影响。部分医院病人很多,X射线机房没有专门候诊室,部分病人紧靠机房门等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剂量照射。多年的卫生监督工作经验显示,防护门的门缝、观察窗接合部密封不严或随时间推移防护门内的铅块下沉导致门板变形都有可能影响防护水平;此外,有的放射工作人员虽有防护意识, 但工作忙时往往容易忽视对受检者的防护,受检者防护工作落实不到位。本次仅检测机房周围环境X射线剂量率,然而许多情况下,由于X射线的散射还会对放射工作人员和病人产生额外辐射[8]。

因此,在对病人坚持“医疗照射正当化、最小化,放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下,还要不断加大对放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防护知识宣传,可利用宣传短片或防护宣传栏,采取多种容易接受的方式在病人候诊区域进行宣传,有外宾的放射诊疗机构可制作中英文对照的防护宣传材料,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要加强监督检查定期监测,对防护门、观察窗密封不严或防护门年久变形的都要督促医院采取加固等方法改正;病人的候诊区域要尽量远离防护门。静安区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在日常监管中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确保公众和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但是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常管常新的问题,需要常抓不懈。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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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071-02

四川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内陆省份自贸区建设，谋划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积极争取设立与上海自贸区错位发展的科技型内陆自由贸易区，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西部集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跨越式发展。省委《关于在我省成都市部份区域学习借鉴中国（上海）自贸区经验的方案》，提出在成都部分区域学习上海自贸区经验，探索发展自贸经济。双流航空港、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综合保税区就是四川省和成都市建设自贸区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双流是成都“三中心”“一枢纽”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向西向南开放合作的贸易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一环，同时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刚刚确立的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创新和配套改革上可以先行先试。如何充分利用比较优势错位发展临空自贸经济，抓住机遇提高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自身经济与国际高度融合，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基础与现状

1.基础和优势

双流县具有发展临空自贸经济建设自贸区的良好基础。

首先是区位和空港优势。双流机场作为我国内陆和中西部首位机场，已成为引领中国中西部、辐射世界的国际航空枢纽，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首个进入全球前50位的机场。双流国际机场正在“量质并进”的快速发展，其通航城市数量、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都居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

第二是自贸平台和口岸优势。双流是中西部地区唯一同时拥有“枢纽机场”、“综保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县域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发展临空自贸经济最具备条件的区域。双流是成都“三中心”“一枢纽”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向西向南开放合作的贸易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刚刚确立的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重要区域，在制度创新和配套改革上可以先行先试。

第三是产业基础较好。经过多年的“工业强县”建设，双流县已经初步构建了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以临空服务业为引领、以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过去的新能源、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机械加工、新型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大力培育以新兴电子信息和航空制造维修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也初见成效。双流县在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的排序也大幅提升，目前为第13位。

第四是科研和创新资源丰富。双流拥有在中西部县域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优势。目前，县内聚集了中科院光电所等30多个科研机构和四川大学等7所高等院校，高层次人才总量居全市第二;西航港开发区成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近年来，我县以增强创新能力为核心，开展广泛合作，建设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积极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如：

深度对接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构建“产学研政企金”协同创新体系，与中物院、电子科大、香港城市大学、核动力研究院、清华科创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50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共同打造了天府新区大学科技创新园。现已初具规模，并聚集各类研发平台102个，其中国家级24个，这为发展高端新兴服务业提供了智力保障。

同时，双流还面临着越来越广阔的科技创新的宏观有利环境。9月初四川被纳入全国首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双流必然是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前沿和主阵地，将得到在全面创新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可以更加全面深入的试错和探索解决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着力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激发创新者动力和活力、深化开放创新等方面，开展改革探索，将对双流“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带来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2.探索和创新

2.1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积极探索和创新

双流县于2014年10月出台“学习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的实施方案”，主要在以下领域进行了探索：

区港联动通关一体化。将航空口岸功能延伸至综保区，实施海关和检验检疫“一次申报、一次检验、一次放行”监管试点。“区港联动”使机场和综保区的通关能力、物流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同时有效支持综保区企业发展，进一步发挥了综保区对产业集群式发展的促进和对外贸的拉动作用。

创新商事登记制度。已完成取消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等。在学习上海自贸区经验的过程中，双流县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如在创新商事登记制度方面，放宽了县域企业住所登记限制。

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功能，积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推动融资性租赁行业发展，积极引进融资租赁类公司，支持其开展飞机租赁、大型设备租赁等业务，并使用外币结算。

此外，在推进更加便利的海关监管制度，实施更加便利的检验检疫制度，开展有利于临空经济发展的金融业务、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结算制度等方面，双流县也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2.2大力发展临空经济

双流的发展定位“天府科技卫星城、国际空港自贸区”非常鲜明地凸显了临空主题。双流县多年的发展也打造了实力雄厚、富有生机的临空经济发展载体。如：空港高新技术开发区早已成为全省全市重要的产业功能区;双流的主导产业体系中临空特色在不断增强，以新兴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临空先进制造业和以航空枢纽服务、临空物流、临空商贸等为代表的临空高端服务业迅猛发展，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2014年双流县临空经济产业总规模突破2160亿元;外贸进出口46.3亿美元、出口34.6亿美元，均居全市第2位，实际利用外资2.4亿美元。

为积极促进自贸经济发展，双流县正在积极加大对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经验的试点，着力推进投资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监管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创新;不断强化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口岸平台功能，争取设立更多专业指定口岸，加快汇聚融资租赁、保税贸易、跨境电商以及通用航空等临空经济相关业态。

二、问题和不足

1.水陆空大通关系统建设不足

双流县地处内陆地区，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面临开放口岸较少、区域转关较难、通达效率偏低等诸多难题;与青白江铁路枢纽港、宜宾和泸州水运港都有较远距离，未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优势。地理位置先天缺陷、大通关系统建设相对滞后以及多式联运体系欠缺，导致了运输成本较高、通达效率偏低。

2.空港优势和综合保税功能开发不够

一方面综合保税区辐射作用较小。按照自贸区可复制、可辐射的要求，我县综保区辐射作用还未得到体现;区内龙头企业仁宝、纬创未形成真正的产业链;受到区位环境的制约，区内产品展销中心影响力不高。另一方面虽然拥有双流国际机场和综保区等优势，但因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较少，贸易、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够。此外，综合保税区还存在着对外贸易结构不优、产业竞争力不强、国际金融基础相对较差等问题。

3.行政审批效率不能适应需求

行政效率是目前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经过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精减审批事项，双流的效率有较大的提高，但相较于高新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其行政效率仍有待提高。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在双流投资须与多个部门接触，在提交众多纸质文件并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以后才能获得投资核准和颁发证明，延缓了投资进程，影响其投资积极性，削弱了我县在发展自贸经济方面的竞争力。

4.科技和创新含量不高

我县临空自贸经济以中低端的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为主，在增长动力上还是依靠资金、土地、物资的要素拉动，科技和创新含量不高，缺乏强劲的核心竞争驱动力。在当前资源要素制约趋紧、环境保护呼声趋强、发展空间趋窄的情况下，以要素投入、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既不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也不可持续。

三、对策和建议

1.积极争取先行先试，以更宽广的开放和改革推动临空自贸经济发展

一是争取将空港自贸经济作为成都内陆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份，重点突出空港特色。二是争取政策的支持。建议争取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自贸经济的发展;在土地政策上，积极争取用地指标单列政策;适度降低服务业用地价格，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继续跟进飞机融资租赁产业扶持政策，在跨境融资、外汇管理、海关监管及税收扶持等方面，畅通渠道、简化流程、优惠税率，为飞机融资租赁产业创造更加开放的发展空间。三是要积极在多个领域争取先行先试。比如按照差异性、互补性原则，尽快出台本地临港经济区的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健全完善年度报告公示制以及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备案制等管理措施，不断创优投资贸易环境。四是实现金融产业创新。建议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积极争取省、市人行在综保区双流园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推广上海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先进经验，适时引进外资银行，打通境内外资金流通渠道，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双流支行恢复外汇管理职能这一契机，简化外汇管理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率先开展人民币跨境使用、企业境外融资、跨境互联网结算等领域的改革探索，助推成都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为成都打造西部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支撑。

2.规划先行，优化临空自贸经济空间布局

一是前瞻性开展临港自由贸易经济的专项研究，着力构建临空自贸经济空间布局，争取将涵盖双流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8个海关特殊监管场所及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空港货运站、国际快件中心的区域，以及综合保税区区域纳入成都自由贸易区申报范围，争取将双流的主导产业、重点区域纳入省、市发展重点。二是抓紧对临港自贸经济核心圈土地进行调规，争取对临港自贸经济核心圈机场两侧已经具备建设条件但属有条件建设的区域尽快用红斑覆盖，对已签约入驻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及时给予用地指标支持，确保项目引得进、落得下、建得好，逐步形成临空自贸产业化项目集群。

3.夯实承载自贸经济发展的支撑平台

完善功能平台，着力增强临空自贸经济承载能力。一是优化口岸平台。大力拓展各类专业口岸，确保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国际快件中心尽快运营。围绕提升口岸配套水平，配合做好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申报，加速完成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销售平台方案设计，大力引进国际金库交割仓等国际贸易类项目，切实为双流发展自贸经济提供坚实的平台和产业支撑。二是提升枢纽优势。加快建设双流综保区与青白江铁路运输口岸的专用铁路建设，促进双流产品通过蓉欧新铁路走进国际市场。加强与宜宾水运港的直通，探索岷江彭山江口港融入长江水运通道的水路建设，减少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本。不断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网络，持续扩大双流机场辐射范围。支持国际国内货物通过双流机场集散，加快建成亚欧货运转运中心，加速推动航空枢纽服务向亚洲及欧美地区拓展，全面巩固提升双流机场的航空枢纽地位。三是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务中心进行优化整合，简化流程，优化程序，大力开展并联审批和代办审批业务，方便企业办事和服务。对临空自贸经济区内，着力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加快推动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四是提升通关效率，真正实现“一线管住、二线放开”。

4.推动临空自贸经济规模扩大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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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度、文化背景的外籍人士来中国投资经商、工程建设、技术服务以及文化交流等，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已经突出表现在日益发展的社区国际化，外籍人员融入城市社区已经成为现代社区和社会和谐建设的一个新命题。要做好外籍人员融入社区的基础性工作，创新传统管理模式，把社区国际化建设这篇文章做深做透做出特色，就有必要对影响外籍文化人员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加以实证研究与探索。

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出现于1887年滕尼斯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早期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多与社区心理研究融为一体，并逐步发展到以社会结构为单位的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个人为单位”测量社区感的方法开辟了研究社区感的新领域和新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触及到了社区情感领域。影响居民社区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卡萨达(Kasarda)、贾诺威茨(Janowitz)、格尔森(Gerson)、斯廷纳(Stinner)、卢恩(Loon)和高迪(Goudy)等人的研究理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社区的参与程度、社区生活的满意度等与居民的社区感之间都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丘海雄(1989)、林瑞钦、刘邦富等(2000)、单菁菁(2006)、武雪婷、陈传锋等(2009)等都对社区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专门研究，归纳起来认为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原因有居民对社区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社区的认同程度、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在社区内的居住年限以及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等。

上述研究都是以国内居民为对象构建起来的，这些研究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境外人员？作为驻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社区归属感是否有其自身的特点？影响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又有哪些因素？笔者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大胆假设当前国际化社区存在社区归属感问题，假定驻义乌阿拉伯商人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地位、在社区的居住年限、在社区的社会关系、对社区的信任依恋感、在社区的活动参与程度以及对社区的生活满意度，并拟以义乌市江东街道的“联合国社区”阿拉伯居民为被试人员，探索阿拉伯商人社区归属感的结构并研究其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一是可以为社区国际化建设中多元文化意识的内在要求索寻新的思路，二是可以从政府构建和谐社区的角度探讨新的执政理念。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笔者在义乌江东街道的几个社区——五爱小区、鸡鸣山社区等地对驻义乌的阿拉伯商人进行了实地的社区归属感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有效问卷50份，有效率为71.4%。

1.2 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自编“社区归属感问卷调查”，共53个问题。问卷第一部分是个人情况的调查，包括一些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与社区归属感有关的影响因素。问卷第二部分是社区归属感量表，量表项目来源于林瑞钦、刘邦富等(1993)编制的社区意识量表，删除语义理解可能有困难的项目并适当增加一些条目，最终确定33个描述项目。问卷第三部分是社区生活满意情况调查，采用Diener等1985年编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量表包括14个项目，从环境、卫生、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等方面进行调查。

1.3 资料收集

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采取当场讲解、填答，当场回收的方式收集资料，调查中运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使用语言为英语。

从被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月收入等各项指标调查结果来看基本符合本次调查所需数据，这次调查的样本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代表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归属感影响甚小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情况。有研究指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给居民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而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将影响到人们的社区归属感。根据表1可知：78%调查对象的职业为符合调研目的的驻义乌阿拉伯商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20%，中学(中专)占38%，大学(大专)占42%，硕士及以上无；工资水平低于1000美元的有14%，1001~1500美元的有22%，1501~2000美元的有36%，2001~2500美元的有12%，2501~3000美元的有10%，3000美元以上的有6%，比例分布较为均匀。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与其社区归属感的相关性研究显示，不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的社区归属感就弱或者强，收入水平高的社区归属感就强或者弱的现象，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归属感相关程度低。

2.2 在社区的居住年限与社区归属感成正相关

调查显示，被试者中有20%是刚搬来的，58%是居住了1~3年的，12%是居住了3~5年的，只有5%是居住了6年及以上的。表面看来也并不符合居住年限与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在问及对居住在社区的感受及“如果不得已要搬离这个社区，你是否会感觉遗憾”时，38%的居民选择会相当遗憾，而其中居住年限6年及以上的居民占此数据的90%以上。因此也可以推断居住时间越长，归属感越强，因而说在社区的居住年限与社区归属感成正相关。

2.3 在社区的社会关系不影响社区归属感

在社区社会关系的调查中，18%的调查对象与家人居住在一起，有1~2个家人的占83.3%，3~4个家人的占11.1%，5~6个家人的占5.6%，77.8%的人与家人每天都有交往，22.2%的人一周交往几次；62%的阿拉伯商人与朋友住在同一个社区，社区内有1~2个好友的占64.5%，3~4个的占22.6%，5~6个的占6.4%，6个及以上的占6.5%，61.3%的人与朋友每天都有交往，32.2%的人一周交往几次，6.5%的人一个月交往几次；72%的居民有同事在自己社区，社区里有1~2个同事的占36.1%，3~4个的占33.3%，5~6个的占25%，6个及以上的占5.6%，38.9%的人与同事每天都有交往，58.3%的人一周交往一次，2.8%的人一个月交往一次；36%的人与邻居有交往，64%的没有，交往频率一天几次的占11.1%，一周几次的占11.1%，一个月几次的占72.2%，一年几次的占5.6%；44%的人与社区组织有交往，56%则没有，交往频率一天几次的占9.1%，一个月几次的占50%，一年几次的占40.9%。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人脉鱼龙混杂，根据对他们的访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是有选择性的，商务往来得比较多，在社区内的社会人脉对他们影响不大。

2.4 对当地社区政府的信任及依赖度普遍较低

为检测阿拉伯居民对居住社区的信任与依赖度，笔者设计了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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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43-03

1985年，墨菲（P.E.M urphy）第一次把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中，尝试从社区的角度研究和把握旅游。1997年在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中明确提出了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进一步确立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1]。

一、天山天池社区居民基本概况

1．自然环境。天山天池自然保护区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内，社区为三工河乡居民为主。因此本文研究的社区范围包括天池景区所在区域和三工河哈萨克族乡的行政区域。三工河乡地处东经88°03′～88°08′，北纬44°46′～45°30′范围内。分南部山区和北部沙漠区，天池景区位于该乡南部山区。

2．社会、经济环境。三工河乡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体，汉，回，维吾尔，东乡5个民族聚居的多民族乡，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2%。全乡行政面积1 32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 700亩，有人口4 018。据2006年调查数据显示，在三工河乡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有725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有397人，从事旅游业经营的有345人[2]。

表1 三工河哈萨克乡近几年的经济收入统计表

二、调查对象及时间与方法

2010年5―6月，本人在天池景区所属的行政区阜康市进行调研，主要通过阜康市旅游局，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三工河哈萨克族乡政府等旅游相关部门进行书面材料的收集。2010年7―10月期间，为了更好的研究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影响态度，本人先后几次进入当地社区及天池景区内进行实地调查，采用了设计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2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回收率为94%。问卷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关于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调查，此调查中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分析。量表的设计包括两步：第一步是“赋值”，根据设定的规则，对不同的态度特性赋予不同的数值。在分析中，5分表示非常同意，4分表示同意，3分表示不知道，2分表示不同意，1分表示很不同意。第二步是“定位”，将这些数字排列或组成一个序列，根据受访者的不同态度，将其在这一序列上进行定位，再定量测定居民对文化旅游的态度。李克特五点式量表中，1～5等级评分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成。

三、调查结果分析

1．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通过问卷的统计，被调查的对象中，男女各占总数的49.6%和50.4%，接近1∶1比例。年龄集中在25～44岁之间，占55.7%。初中文化程度比例较多为36.9%，其次是高中、中专和小学。从问卷中还得知被调查居民中哈萨克族占66%，汉族占12.7%。具体数值（见表2和图1）：

表2居民基本情况

图1居民的文化程度

2．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经济影响的态度调查。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对“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增加”，“使居民生活现代化程度增加”和“改变经济观念”这四项各占63.8%、62.4%、72%及85.8%。从均值4.56、4.28、4.53和4.74也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对这些项目的赞成率很高。“使居民收入增加”占34.4%，均值为3.57表示赞成，“引起物价上涨”这项占38%，均值为3.23表示中立。“使居民贫富差距加大”这项占4.2%，均值为2.12表示居民反对这项项目（见表3）。

3．居民对文化旅游环境影响的态度调查。从表4可以看出在环境影响的态度调查中居民对以下四个调查项目的所占比率各为72.3%、67.02%、62.4%和71.6%。量表均值都高于4.2，表示居民对这四项调查项目的赞成率很高（见表4）。

4．居民对文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调查。居民对文化旅游正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较强烈，即“使哈萨克族文化得以传播”赞成率达94.3%，均值为4.36，表示赞同这项调查。居民对负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中，“影响当地社会治安”，“扰乱了本地居民正常生活”及“降低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度”这三项调查项目的反对率很高，各占82.2%、89.7%和93%。均值小于2.4则表示居民反对这项调查项目（见表5）。

以上针对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旅游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分别进行了研究，下面对三种影响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综合比较（见表6和图2）。

表6 居民对各正负面影响态度的综合均值

图2居民对各正负面影响态度的比较

从表6和图2中可以看出，当地社区居民对正面影响的态度都是赞同的，其量表均值都在3.5以上。其中对经济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34，说明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态度比较积极，同时对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2.68，处于中立态度，表明一部分居民对经济影响还持一种冷漠态度。居民对环境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63，表示对此影响的态度很强烈也很赞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1.75，表示居民对此负面影响持反对态度。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4.36，表明居民对此影响的赞同，而对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态度的均值为1.69，表明居民对这三项负面影响持反对态度。

5．居民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态度。为了更明确的表示居民的态度问卷还调查了“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您有关吗”，“是否愿意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中来”，“居民对游客数量的认识”及“对外来游客的态度”这几项问题。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有95.7`%的居民认为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自己有关，4.3%的居民认为与自己无关。有94.3%的居民愿意参与到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中，有5.7%的居民不愿意参与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游客数量认识调查中，发现有55%的居民认为游客数量刚好，认为过多和有点多的都占6%，有点少和过少的各占17%、16%。在对游客的态度认识上，有56%的居民非常欢迎，34%的居民表示欢迎，很少的一部分居民表示讨厌。总之，目前大多数居民对游客表示欢迎，并表示希望游客更多一些（见图3和图4）。

四、结论

1.居民的社区参与能力弱，居民的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参与的能力，特别是旅游知识与旅游技能的水平[3]。由于三工河乡居民大多数为农牧民，这决定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文化程度的调查中显示，居民文化程度较低，多集中在初等教育阶段。因此，要通过培训和培养当地旅游人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能力。

2.居民对本地开发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支持度较高。在态度调查中显示，居民对正面影响态度均值都高于3.5，表示积极赞成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虽然负面影响的态度均值低，但还是有少数居民持支持态度，因此还得降低负面影响。

3.居民主动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较高，对外来游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这为哈萨克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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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在社区生活的脑卒中患者中50%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负担。近几十年来中国社区康复从无到有，并在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的支持。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结构复杂，脑卒中人数多、分布广，经济条件有限的状况，特别是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卫生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社区康复在城、乡开展与患者就诊情况差别甚大。

为了解厦门市脑卒中社区康复的具体实施情况，选择厦门市中部繁华地区和东部乡村地带的两个社区进行脑卒中康复投入及普及力度调查，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1.1社区①选择社区。选择位于厦门老城区、繁华中心地带的梧村社区（下称A社区）及位于厦门东部自然村的金山社区（下称B社区）两个社区。②社区概况。A社区：人口13.5万人，所选社区人口约2万人，地处厦门商贸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卫生各行业的发展比较成熟。主要经济来源是商业、服务业。B社区：人口11.3万人，所选社区人口约2.6万人，该社区地处厦门市东部地区自然村，各行业的发展比较落后。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工业。

1.1.2患者共调查脑卒中患者72例，其中男44例，女28例；平均年龄（59.09±13.07）岁。均符合下列条件：①社区家庭病人。②男女不限，年龄≤75岁，病程≤2年。③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均经CT或MRI确诊为脑梗死或脑出血。④无精神障碍，自愿配合调查。

1.2方法

1.2.1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情况调查设计社区康复投入及普及力度调查表，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时间，是否设有康复服务部及占地面积，社区康复工作时间、服务人数、门诊费用，社区康复设备购置及人力资源情况等。

1.2.2社区脑卒中患者问卷调查设计社区脑卒中患者康复情况问卷调查表，包括患者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等），是否知晓社区康复，有无做过社区康复等。

1.3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差异性测定采用x2检验。

2结果

2.1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情况（表1）

3讨论

3.1城乡社区脑卒中社区康复情况发展不平衡调查结果显示：在脑卒中社区康复的投入（硬件及人员配备）和实施（服务人数）等方面，位于老城区的A社区比位于郊区的B社区相比较好。B社区在脑卒中社区康复方面未实现零的突破。城乡社区脑卒中社区康复情况发展不平衡，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软硬件设备来看，城市的康复建设投入力度远比郊区乡村大，这可能与城市、乡村的社会、经济、卫生等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将社区康复重点放在相对发达地区，对郊区的建设不够重视，造成脑卒中社区康复知晓和参与情况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结合我国的现有情况，在“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的引导下，可优先在城市建立社区康复模范单位，继而向乡村延伸，全面发展适合自己的社区康复模式。

3.2脑卒中社区康复就诊人数少，技术力量仍比较薄弱尽管位于老城区的A社区在脑卒中社区康复的软硬件方面相对乡村有明显的优势。但从调查可看出脑卒中社区康复就诊人数少，技术力量仍比较薄弱：社区康复设备不足、技术人员短缺和层次低。大部分人员由其他专业医务人员兼职，存在康复概念模糊，专业水平有限，不能赢得患者对社区康复的信任，患者的社区康复参与情况不理想[1]。要真正提高社区康复的水平，应引进康复专业技术人员，添置必需的康复设备，成立康复专业小组，不断发展社区康复。

3.3要进一步发展脑卒中社区康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3.3.1观念问题很多人认为社区康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能把社区康复纳入社区总体规划之中，是社区康复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2]。患者自身康复观念淡薄，由于受到经济、个人意识、社会观念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对自身康复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康复的发展受到限制[3]。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指导，增强社会各阶层的康复意识，同时从各个方面降低患者参与社区康复的经济负担。

3.3.2经费问题政府财政拨款有限，社区康复经费长期处于“无源之水”的窘境，由于总体投入不足，致使社区康复工作缺乏有力的物质保证，严重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对康复的积极性及社区康复的开展。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社区康复，增加财政拨款投入，是推广社区康复的前提条件。在争取政府财政性补助的同时，发动辖区群众、机构支持、社会知名人士组织资助等弥补资金缺陷。

3.3.3康复技术力量问题社区康复的软硬件配备匮乏，影响工作的开展。随着社区康复意识不断深入，应积极培养康复专业人才和配备足够的硬件设备，在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全科医师和社区护士的教育中列入康复医学内容，增加综合技术力量。

3.4展望脑卒中社区康复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还有一个逐渐被人们认识、了解的过程；它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普及康复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区康复的重要性还任重道远，有待政府、康复工作者及广大患者和家属加大对社区康复的支持力度，争取早日实现脑卒中城乡社区康复的稳定、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剑，尹莹，李励.社区康复的开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8，2(1)：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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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旅游活动的不断升温，农业旅游影响已引起学术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社区居民对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及差异研究却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农村社区居民是农业旅游区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好坏关系到农业旅游是否能健康和持续发展；其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选取典型的农业旅游社区作为研究区域，试图通过调查社区居民的不同社会人口特征来分析他们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我国学者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通过提取经济指标来加以测量，如旅游总收入、税收、旅游就业人数、外汇收入、相关产业的经济收入等，通过从政府部门或者统计年鉴上收集经济指标的相关数据来说明问题，目前，旅游经济收入评估的有效方法为旅游卫星账户，该方法主要也使用旅游收入增加值作为旅游经济影响的衡量指标。因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获取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数据来研究旅游经济影响的比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t检验和因子分析法来研究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及差异。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数据。根据研究的设计和研究对象的分析，选取了长沙县黄兴镇蓝田新村、黄兴新村、麓芝岭村和荣河新村等四个村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于2007年3月5日至4月1日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2份，共得到有效问卷682份，样本有效率为87.2%。

通过借助SPSS13.0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得到α=0.840>0.7，表明数据的可靠性比较高。

二、样本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得出研究地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特征于表1

注：N*：总样本数量；漏损值** 指问卷中未填答项，在计算比例时未计入。

从表1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统计发现，调查样本主要有如下特征：

1.性别特征。本次调查到的782位居民中，有28位未填写性别，有效样本显示男性有354位，占46.9%；女性有400位，占53.1%。女性比男性高出6.2%。

2.年龄特征。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阶段，以18岁～50岁年龄段为主，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4.8%，其中，18岁～30岁年龄段占15.5%，31岁～40岁年龄段占36.7%，41岁～50岁年龄段占32.6%。18岁以下和51岁以上所占比例不高，其分布情况为，18岁以下的居民占3.1%，51岁～60岁占9.3%，60岁以上占2.8%。

3.教育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中专水平，占总数的57.2%，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3.9%，其他依次是大专及以上、小学以下（未读书或者小学未毕业者），分别占5.0%和3.9%，这是因为本研究调查的对象都是农村社区居民，和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符合。

4.收入特征。统计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镇旅游开发后比开发前有普遍增加。

开发旅游前家庭年收入以4501元～6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34.9%；其次是年收入2501元～4500元段的样本，占总数的24.5%；再次是年收入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6.7%；家庭年收入6501元～8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3.0%，8501元～10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占总数的6.3%，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段的样本只占总数的4.7%。

开发旅游后家庭年收入变化明显，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者增多，以6501元～8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24.7%；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的居民增加其次，占到总数的20%；8501元～10500元段的居民增加也比较多，占总数的19.0%；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相对都在减少，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的9.1%，2501元～4500元的占总数的7.5%，开发旅游前的家庭收入水平最集中的4501元～6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19.7%。旅游开发前后的家庭收入水平对比结果，验证了旅游开发对调查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收入水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旅游开发前后家庭年收入在105000元以上的样本段的比率增加了15.3%，说明黄兴镇通过旅游经营致富的家庭个体逐渐增多。

三、整体样本社会人口特征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关系

为了研究社区居民人口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产生差异。本文从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现在家庭年收入水平4个方面，运用t检验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考察不同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

（①表示差异不明显）

表2显示：

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上无显著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性别对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差异。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但在“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的强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t=17.120，р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F=6.213，р

家庭年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0000元以上”（相对高收入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说明高收入者在旅游开发中受益要大，收入支配意识要强；而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0001-30000元”（相对中收入者）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的居民正处于在旅游开发中“未受益-受益”的转变阶段，所以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较为敏感。

四、结论

1.在社会人口特征中，未发现年龄因子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

2.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但是三者并非都对所有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特征来看，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女性感知强度要高于男性；从受教育程度特征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社区居民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感知强度要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居民；收入是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家庭年收入特征来看，收入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家庭年收入水平中等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

参考文献：

[1]李江帆 李美云: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J].旅游学刊,1999,(5):16～19

[2]罗明义:旅游业税收贡献的分类测算方法[J].旅游学刊,20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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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毕业后在何种医疗机构从事工作

图1显示医学院校的学生希望在哪些医疗机构从事工作。其中有53人希望到二甲以上等级医院工作，占70%；13人希望到卫生行政机构工作，占17%；而希望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有6人，只占8%。医学生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意向不到10%，说明当前医学生社区服务意识不强，绝大部分的医学生还不愿意到社区医院工作。

影响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因素

图2显示的是影响医学生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因素。有39%的医学生选择了福利待遇是影响其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原因，从中反映出要想医学毕业生选择到社区卫生机构就业，从客观上来讲必须要在社区卫生机构的福利政策待遇上有所提高。而26%的医学生选择个人学历水平，24%的医学生选择个人意愿是影响其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原因，从中反映出要想医学生选择到基层社区卫生机构就业，从主观上来讲必须要在他们的个人学历水平与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主动引导他们到社区就业。

各因素对择业的影响程度

表2显示的是各影响因素对所调查医学生择业的影响程度。在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中，社区卫生机构的优势又占到多少。当前医学生择业意向趋于理性，积极调适回应市场需求[2]。64.9%与68.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发展潜力与薪资待遇对他们毕业后的择业的影响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潜力与薪资待遇不高是制约医学生社区就业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对于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能否学以致用、有无家庭社会背景，选择肯定答案的相对只占了48.1%、39%。所以，要提高医学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业的意向，要着重从提高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潜力与卫生人员的薪资待遇上下工夫。

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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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全球旅游有明显的趋海性，热带、亚热带海域的海岛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由于海岛远离大陆、规模有限，生态、经济、文化较为脆弱，旅游对海岛的影响较早就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较多的成果。①加拿大学者RichardW.Butler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在旅游型海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演化的6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JeannieHarvey等根据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乃至旅游行业中的收入差距感知差异并不明显。ElizabethFrediline等通过聚类分析，对旅游发展持不同态度的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顾虑者5类。国内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评价、市场分析、环境保护和规划管理等方面，对旅游的区域影响研究较迟，研究成果少，但是发展趋势较快。①宣国富等以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海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态度的差异。陈金华等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烈；居民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5]90-94杨奇美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旅游金三角”中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三岛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岛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比较了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

总之，国内外对海岛旅游影响分析过程中较多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研究结果仅反映海岛旅游的一个侧面，难以指导海岛区域旅游实践。而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地理学空间思维，系统研究海岛旅游影响是一个新的尝试。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三方面影响以及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探讨湄洲岛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感知的空间差异，为制定湄洲岛旅游区域发展战略及建立和完善旅游地社区参与机制，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湄洲岛是闻名海内外的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麦加”。位于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莆田市区东南40公里的海面上(图1)。全岛陆域面积14135平方公里，人口318万。1988年6月，被辟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1992年4月，被国台办批准为台胞落地签证点；同年10月，被辟为国家旅游度假区。根据湄洲岛管委会提供数据表明，截止2008年底，湄洲岛年接待游客达1193895人次，2004至2008年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7148%，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热点。

2.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设计

由于不同的旅游区域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很难找到一份通用的模版问卷。本研究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并结合湄洲岛的实际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该问卷①②宣国富，陆林，章锦河，杨效忠.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2，(6)：741-746；陈金华，周灵飞.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90-94；杨奇美.海岛旅游地居民的影响感知研究———浙江“普陀旅游金三角”实证研究[J].旅游经济，2008，(5)：163-165；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黄洁.旅游目的地居民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解决[D].复旦大学，2004：44-45；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湄洲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45由被访者个体属性和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调查两个部分构成。其中，被访者的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人均收入、收入来源、是否为本岛出生的居民、在本地居住的时间、是否从事旅游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涉及对社会文化影响(10项)、对经济发展影响(7项)、对生活环境影响(9项)、对收入与就业的影响(5项)、政府政策导向(4项)、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满意度(9项)，共44个量测项。受访者的态度采取了5分赋值法，

即：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知道；2=不太同意；1=完全不同意。

(2)问卷调查的实施

2008年12月13日-14日，调查小组(共13人)采用田野调查法以及现场访谈法，在湄洲岛的西亭村、宫下村、湄洲镇中心、下山村、北埭村、后巷村、高朱村、港楼村、汕尾村、东蔡村等10个村落发放调查问卷600份，调查小组对当地居民、村委会干部及景区相关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由被调查者填写后交回，最后收回问卷6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1份，占回收问卷9512%。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中赞同率等于“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同意”的百分比，反对率等于“不太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完全不同意”的百分比。

(3)受访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51131%，女性占48169%，年龄层的分布较为均匀，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职业以渔民、学生、个体商业户为主，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渔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人均月收入主要在500到2000元之间。样本居民覆盖面较广，符合当地的社会人口及经济特征，调查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代表性。

三调查结果

1.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71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知名度和塑造了良好的形象；8812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加深了居民对妈祖文化的认识和了解；7610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增加了与游客接触交流、学习外来文化的机会；68165%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明显进步了；69188%的被调查者认为游客的到来为旅游社区带来了活力；63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挽救了古朴的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这6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赞同率均在60%以上，有2项都快达到90%的赞同率。同时在调查中，也有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不利影响，40128%的被调查者认为“宰客现象”事件时有发生；69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得妈祖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1812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导致本地居民道德水平下降；1711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在这4项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有2项赞同率在40%以上，而另外2项均低于20%。

综上所述，可见社区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积极影响还是相当认可；虽然，旅游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有些影响只是少数居民的认知，如居民道德水平下降问题和人们之间信任程度下降问题，不过妈祖文化的“商品化”问题和“宰客现象”等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从整体上说，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2.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7913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发展；6419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吸引了更多外来投资，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62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64145%的被调者认为旅游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64162%的被调6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查者认为旅游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5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赞同率均在60%以上，不过整体来说赞同率特别高的没有。与此同时，受访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63122%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当地物价上涨；48186%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区房价和房租上涨；50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4515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这4项经济发展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2项调查项目赞同率已经超过50%，另外2项也是接近50%。

综上所述，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结果相比，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正面认知就没有那么强烈，而对消极影响的赞同率却相对较高。2004年湄洲岛接待游客达到132万人次，实现全社会旅游收入1146亿元，旅游收入占全岛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湄洲岛的支柱产业，[7]5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中利益的分配不均，旅游发展引起的物价、房价、房租上涨等原因，造成居民收入的两极两化。

3.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516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改善了湄洲岛的公共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等设施；7915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7016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良好；6813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和谐；77176%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岛内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在这5项环境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有4项赞同率均在70%以上，另1外项也接近70%，赞同率相当高。但是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15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的参观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3512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垃圾)；50179%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高峰期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3311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沙滩、海水污染严重；在4项环境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1项赞同率在20%以下，2项也接近40%以下，1项超过50%。

综上所述，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改善了岛内的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沙滩、海水受到污染，由于岛内外是通过轮船往来，旅游高峰期(黄金周、妈祖诞辰日、妈祖升天日等)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

4.对政府政策导向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69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本地居民投资旅游业；7918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4312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调查项目的赞同率看，社区居民对政府政策导向的相关问题反映较激烈，尤其是有关“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此项调查项目应引起注意，这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原有的“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观点，所以社区居民要求政府增加一些居民的福利待遇。

5.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

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的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和生活环境影响的认知大致相同，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分别有65168%、68165%和63104%的居民表示“我对本地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总的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利大于弊”及“旅游活动开展现状感到满意”。这说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对发展现状感到满意，但是赞同率都在60%～70%之间，并没有特别高。湄洲岛还处于发展阶段，管理体制、人才开发、产品设计等各方面还有待提高。

四研究结论和讨论

1.湄洲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不足，影响其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

在湄洲岛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态度调查中，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旅游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而且43126%被调查者还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主要是湄洲岛度假区管委会对居民参与旅游重视不足，大量的旅游企业由外地人经营管理，当地居民参与较少，旅游的大部分收益输出岛外，出现海岛旅游业发展的“漏损”。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视海岛交通、供水、绿化等基础设施，但当地传统产业并未改变，居民的生计仍然如故，因此，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力度不很高。因此，莆田市旅游局、湄洲岛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要求，实现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湄洲岛的旅游发展决策，公平分享旅游经济利益，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更好的实现湄洲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于经济感知

从湄洲岛调查可以得出：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强于经济影响感知，这个结论与陈金华等人对福建东山岛的研究结论[5]90-94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东山岛的旅游是随着滨海旅游、休闲而兴旺起来的，岛外的游客一般在东山岛停留时间在2天以上，旅游带动了购物、餐饮、宾馆、景观地产等发展，居民的经济感知很强，而湄洲岛自从1987年开放台湾游客参观以来，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文化功能，旅游服务功能主由岛外的莆田市区和文甲等镇区承担，游客在岛内停留时间只有几小时，岛内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滨海沙滩风光、渔家乐与农家乐并未随着海岛浓郁的宗教观光而兴旺起来，所以，当地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强于经济的感知。另一方面，湄洲岛东临台湾海峡，面积小(不足东山岛的1/10)，基础设施较差，容易受台风等风暴的袭击，而东山岛尽管也会受风暴影响，但是海岛腹地较大，滨海绿化较好，又有三座大桥与大陆相通，抗御灾害能力较强，湄洲岛居民的环境感知更强。

3.居民的旅游感知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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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区域位于云南省中部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为保护区）的徐家坝地区（24°32′N，102°01′E），海拔2400～2600m。根据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长期监测资料，研究区域的平均年降雨量为1931mm，旱季、雨季分明，雨季（5～10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85％左右。哀牢山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保护完好，主要由壳斗科、茶科、樟科和木兰科的树种组成。其中，壳斗科的硬壳柯、木果柯、变色锥，茶科的南洋木荷（Schimanoronhae）、翅柄紫茎（Stewartiapteropetiolata）、云南连蕊茶（Camelliaforrestii），樟科的黄心树（Machilusgamblei）、黄丹木姜子（Litseaelon－gata），木兰科的红花木莲（Manglietiainsignis）、多花含笑（Micheliafloribunda）是乔木层的主要优势种。哀牢山分布着多种区系的森林动物，被称为“动物王国”，是国内动物资源聚集的宝库之一。保护区的鸟、兽类多达460种，两栖爬行动物46种，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黑长臂猿、黑叶猴、灰叶猴、蜂猴、懒猴、熊猴、短尾猴、水鹿、黑麂、穿山甲、苏门羚、斑羚、绿孔雀、云豹、金钱豹、金猫、大灵猫、岩羊、林麝、斑犀鸟、红腹角雉、锦鸡、肉角鸡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珍贵经济动物、药用动物和观赏鸟，罕见种的相思鸟、多种画眉、噪眉、太阳鸟、三索锦蛇、眼镜王蛇、黑熊和赤麂等。保护区研究区域毗邻社区为彝族聚集区，主要为王家村和大柏村。社区为典型的以种植业为主的村庄，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为饲养牲畜、家禽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为核桃和烤烟）。

2研究方法

2.1调查方法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和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保护区以及保护区紧邻的王家村和大柏村进行了调查。2013年10月至12月，项目人员一直在保护区内从事实验工作，对保护区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深入保护区毗邻社区进行访谈时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90份问卷调查，回收88份，有效问卷85份。在湿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获取了本次项目调查所需的基础数据。

2.2数据分析认知度＝符合标准数量／样本总数。数据分析采用Excel2003和Origi数据处理软件。

3结果分析

3.1当地社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显示，保护区紧邻的社区为王家村和大柏村，总人口约为1885人。其中彝族为主要聚居民族占76．5％，其次为汉族和瑶族等。社区居民家庭主体为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和六口之家及以上分别占到28．2％和29．4％。社区家庭年收入5000元及以下的家庭占38．8％，5000～10000元占29．4％，10000～20000占9．4％，20000元以上只占到1．2％。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务农占64．7％，外出打工占25．9％，生意或投资占2．4％，其他收入来源占5．9％。

3.2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程度保护区毗邻社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造成了社区居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的结果。表1显示，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内的国家保护动植物的认知程度不高，对保护动植物缺少有效认知的比例都超过了1／5。但值得高兴的是，占到1／3的居民对保护区受保护的动植物有较为良好的认知。调查中发现，近两年约62．4％的社区居民没有在保护区周边见过野生保护动物了，见过1种的居民为10．6％，见过两种的为5．9％，见过3种及以上的居民为5．9％。在涉及是否会自觉加入到保护野生动植物行动的调查显示，70．6％的社区居民会自觉加入该行列，11．8％的居民表示不会加入，另有17．6％的居民表示得看实际情况。由于两个社区毗邻保护区，所以野生动物对社区居民农作物的偷食和破坏一直存在。此次调查显示，近两年已经有77．6％的居民的农作物没有被野生动物偷食或破坏，只有22．4％的居民表示农作物依旧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当农作物受到野生动物破坏后，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各异。占75．3％的居民表示会想办法制止这种情况，14．1％的居民表示会置之不理，5．9％的居民会在农作物旁投食其他食物以减少农作物的受害，只有3．5％的居民表示会去捕获这些野生动物。国家对在保护区周边，因国家级保护动物的偷食等行为对当地农作物造成损失的，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按照受损程度对农民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在调查中，只有35．3％的居民表示了解这一政策法规，一半以上的社区居民都不知道此项政策法规。

3.3社区生产生活与保护区的关系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一些居民在成立保护区之前就一直生活在保护区内。调查显示，占50．6％的居民移栽过保护区里面的野生植物，包括食用植物、中药材、优质树种等。余下49．4％的居民从未移栽过保护区里的野生植物。保护区里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这些种类中不乏野生蔬菜、优质中药材、食用菌等。调查显示，有8．2％的区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入保护区森林采摘具有实用和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进入保护区采摘过1种野生植物的居民仅为3．5％，采摘过两种的居民占到31．8，采摘过3种的为2．4％，4种以上的只有3．5％。在对待野生保护动物方面，从未狩猎过的居民占到67．0％，27．1％的居民表示现在已经不再狩猎，而5．9％的居民表示偶尔还会进入保护区狩猎。

3.4保护区管理部门对社区的指导本次调查的两个社区为彝族聚居地，许多家庭饲养了黑山羊、牛等半放养的牲畜，保护区有时候也会成为他们的放牧地点。调查显示，94．1％的居民不会进入保护区放牧，4．7％的居民表示会进入保护区放牧，1．2％的居民会偶尔进入保护区放牧。保护区管理局为保护区的直接管理部门，负责保护区管理和其他的相关事宜。调查中发现，68．2％的居民表示保护区管理局每年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保护区宣传教育相关活动，15．3％的居民表示没有开展，而16．5％的居民表示从未开展此项活动。在对保护区的相关政策法规的知情情况上，29．4％的居民表示了解一部分，占51．8％的居民表示了解甚少，有18．8％的居民表示完全不知情。因此在对保护区管理局当前的宣传教育活动的满意度上，有18．8％的居民表示不满意，48．2％的居民基本满意，21．2％的居民表示满意，仅有11．8％的居民十分满意。

3.5当地旅游业发展情况保护区目前已经开展了规模适度的生态旅游项目，并在保护区里面修建了观景台和环湖观光道路。在保护区是否应该开展旅游活动的调查中，10．6％的居民认为不应该，40．0％的居民认为应该，49．4％的居民认为应该适度开展。目前保护区里已经没有居民居住，所以保护区发展旅游业之后，毗邻的村庄自然成了为一部分游客提供住宿和餐饮的最佳场所。在村庄是否应该积极参与到保护区旅游开发这一问题上，8．2％的居民认为不应该，28．2％的居民认为应该，而占到63．6％的居民表示听从政府安排即可。村庄积极参与到保护区旅游活动中有多种参与形式，12．9％的居民认为应该积极兴建农家乐；10．6％的居民认为应该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15．3％的居民认为应该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18．8％的居民则表示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认为应该把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和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占到10．6％；认为应该将兴建农家乐、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和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三者相结合的居民占到17．6％。

4讨论分析

4.1提高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度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保护区毗邻社区居民对保护区中的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度很低，许多无意的破坏源于他们对这些物种的不了解。当地社区为彝族聚居地，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很多家庭除了上学的孩子识字外，家庭成员的文盲率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对居民的教育，居民世代生活于保护区里或边缘，对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认知体系。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年迈的居民他们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认识和了解保护区里的许多野生动植物，特别是具有药用和经济价值的林间产品。所以，保护区管理局可以利用社区的学校作为教育基地。一方面，充分利用图文并茂的教育手段，加强孩子对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度；另一方面，利用社区居民农闲时间，组织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使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会居民辨认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增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度。通过此项措施的逐年推进，当地社区定会逐步对保护区产生全新的认识，并慢慢加入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

篇13

【作者】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lihood of Nature Reserve Communities in Ethnic Areas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Xingqun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correctly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Some advice is put forward on increasing the special investment in nature reserve, establishing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areas；nature reserve；people’s livelihood；Guangxi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日益严重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然而，自然保护区多处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保护区内及周边地区，分布着规模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一的村落。由于这些保护区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工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生活贫困，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与生活模式相当普遍，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如何解决既有利于自然生态保护，又有利于保护区居民的生计问题，是一项关系到自然生态保护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广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就解决好自然保护区与民生问题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广西自然保护区及民生状况

广西属石山地区，气候炎热，雨量丰沛，土地湿润，植被繁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较高，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长期以来，各民族一直以传统农业为主，对水的需求和依赖性较强。而充足、均衡的水源与森林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对森林特别是风水林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强。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从1961年起就开始规划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截至2010年5月，全区共建立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78个，面积145.24万公顷，约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14%。在政府和林业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区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专门或兼职的管理机构，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制定了管理制度，其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遏制生态恶化，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土安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西长期坚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利用自然保护区这一特定场所开展生态旅游，对社会公众进行自然与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在建立自然保护区过程中，壮、瑶、苗、侗、毛南、彝、仡佬等民族被划入保护区范围。处于保护区的上述少数民族世代以农业或林业生产为主，经济成分构成复杂，水田、旱地、山林常常与保护区连为一体，人口增长较快，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解决社区居民民生问题的的资源基础薄弱，如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宁市武鸣、上林、马山、宾阳四县交界处，周边共有54个行政村，31万人，周边社区的行政管理全部归属当地政府，其中六添、上户社区人均耕地分别为0.033公顷，0.080公顷，即0.5亩、1.2亩，区内其它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情况也比较相似。

数据来源：调查访谈时由当地村委提供。

自然保护区建设为生态广西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位于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广西自然保护区所在县大部分属贫困县。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的村民，在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后，大都失去原有林地的自主经营权，失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造成经济收入的锐减和生活的贫困。而目前与自然保护区接壤的村寨众多，保护区周边社区呈现出分布广，人口增长快，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育程度低，科教文化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整体处于封闭状态。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太大差别，出现生活入不敷出，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家用设施简陋，文化消费支出少，农业生产水平低，缺乏长效投资，医疗卫生条件差；适龄孩童辍学风险大等一系列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社区居民的生计方式受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缺乏的综合影响，生计暴露于风险之下，缺乏可行的措施予以补救，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2]。

据调查，广西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群众仍有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年来保护区内及周边群众的年人均纯收入1300多元，仅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70%，其中，社区群众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人数达31.8万人。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群众除了经济收入低，缺粮现象也比较严重，人均有粮低于250公斤涉及人数约26.5万人。建设自然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为一体的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周边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和民生的现实问题，探索保障周边社区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拓展经济发展机会、获得社会福利等，对拓展、丰富和深化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对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民生问题调查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3]，客观地讲，目前普遍认可的民生关注重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保护区周边社区关注的重点，但结合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实际情况，社区居民有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对广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第一，对民生问题的识别，及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主要采用实地走访法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第二，对民生问题及限制因素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第一阶段，2007年4月至2010年8月进行，主要是全面了解社居民区民生关注的重点。调查人员对广西区内11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十万大山、九万山、弄岗、木论共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崇左白头叶猴、底定、滑水冲、姑婆山共4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地州、古龙、春秀共3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对民生问题的研究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第一，社区民生问题与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资源利用状况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居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社区民生问题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当地人有自己的看法，要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了当地居民，外来调查人员的知识、信息等起辅助作用，要利用当地人的聪明才智解决发展问题。第三，与社区居民对话和信息交流，鼓励当地人的广泛参与，促使当地人不断加强对自身与社区、以及环境条件的理解，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发展问题的对策，并付诸实施。在PRA调研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选择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银殿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周边代表性社区进行，地点选择村屯中比较宽敞场所，邀请留守村民代表参与，积极发表个人看法，问题围绕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如居民生计来源、家庭收支、社区公共设施；社区资源利用状况，如田地利用、集体林利用、居民的采摘、打猎、放牧行为；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限制社区发展主要因素等。

在第二阶段，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进行，主要是对第一阶段收集到的居民生产生活中最关注的问题，并结合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共选择了18项民生评价指标，民生满意度评价指标4项，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共11项进行问卷调查（见表2）。通过随机抽查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成年居民对上述指标的看法，指标的量化采用李科特五点尺度，分别以1-5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调查中采用一对一指导填写并回收，其中对不识字员工的调查，是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将问卷问题转化为他们所理解的信息，由他们自由回答，再由调查人员记录而成。此阶段的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收集到有效问卷319份。

表2： 自然保护区民生评价相关指标

大类

具体指标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评价指标

我家全年粮食够吃（F1），我家用电有保障（F2），我家全年能喝上清洁饮用水（F3），我家牲畜饮水有保障（F4），我家日常生活能源有保障（F5），我们所在屯看病方便（F6），我们所在屯小孩上学方便（F7），我们所住屯环境卫生较好（F8），我们屯交通便利（F9），我们屯娱乐活动丰富多彩（F10），我家田地灌溉不缺水（F11），我家农田全年耕种（F12），我家山林以经济林为主（F13），我家还有荒山（F14），我家以农业生产为主（F15），我掌握农业生产外其它赚钱门路（F16），我掌握了农业新技术（F17），我家庄稼受到野生动物破坏（F18）。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满意度指标

生计底线（F19），居民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F20），社会福利（F21），以及社区居民对当地生活总体满意度（F22）

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指标

“社区所在地比较偏远（I1）”、“当地的自然条件较差（I2）”、“当地人文化程度不高（I3）”、“当地人缺少谋生技能（I4）”、“当地人缺少生产资金（I5）”、“当地人民主参与意识不强（I6）”、“政府对社区关注不够（I7）”、“保护区的存在使社区生存空间缩小（I8）”、“农村贷款难（I9）”、“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资源较少（I10）”、“政府、保护区在制定政策时很少听取社区居民的看法（I11）”

三、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民生问题的关系。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存在一定的严峻性和严重性，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解决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十分迫切⑷。虽然导致保护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紧张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以农业社区为主，长期以来林业资源管理中存在着森林资源实际使用与法律制度安排不尽一致的现实，林地权属关系相当复杂⑸，制约了社区林业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了农民承包经营林地林木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在林地经营中得到实惠⑹，这一政策的全面落实将促成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能源问题保障。在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研究中，“社区共管”模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它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这种比较低级的社区共管形式，而是随着GEF项目的开展，深入社区进行相关活动的开展，加强其社区共管的工作建设，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章，使社区参与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决策等相关工作有据可依。目前大部分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仅只是出于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比较低级的形式，因此，针对自治区级保护区的这种现状，应首先对其周边社区开展基本情况调查，可以采取座谈会、半访谈、PRA方法、社区漫步等方法了解社区生产生活现状以及对保护区的要求、不满及希望，并针对社区居民不满的问题进行初步解决，以减轻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并保持保护区与社区交流渠道的畅通。目前有少部分县（市）级自然保护区有雇佣社区居民做巡山护林等工作，但大部分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较少，属于各自为政的形态，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应使社区居民参与到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护等相关工作中，然后再为社区共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加大保护区专项资金投入，建立差异化补偿机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广西不少自然保护区有名无实，部分保护区一直在走“自养”的路子，由此引发了保护区与社区矛盾加剧、管理低效、“孤岛化”和“环境恶化”等现象。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该设立保护区发展专项资金，从科学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区社区建设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争取国际资金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与关注。现阶段社区存在交通、医疗等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的问题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政府管理，大力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从制度和资金上保障这一独特群体的需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硬件设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完善补偿机制的建设。首先是完善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充分了解保护占用社区生产生活用地的范围，并对其补偿，以缓解其因保护区建立带来的生产生活的困难；其次是要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对社区居民参与资源保护、森林防火、抢险救灾以及监督盗伐等进行合理的奖励，同时对社区居民破坏自然资源或有损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处罚；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评价保护区周边社区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和破坏等带来的生态损失，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活动开展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引导社区从根本上转变时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压力，提高社区经济水平，缓解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对于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与社区奖惩机制相结合的基本补偿机制，以减轻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负担，减少其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为社区与保护区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县（市）级自然保护区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建立全方位的补偿机制，但是没有补偿机制对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极为不利。在现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为基础，建立比较初级的补偿机制，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林地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3.探索不同的社区发展模式。由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程度、自然保护区建立对社区发展的制约、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建立意义的认识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在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从社区经济发展方式差异化、社区生活方式差异化两个方面来对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发展方式进行创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时间较长、管理较为严格，其周边社区经济发展已经从完全依赖自然保护区发展转变为现在的部分依赖自然保护区，因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加大对社区的扶持力度，鼓励其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减轻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使其能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保护区资源。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周边社区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方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缓解保护区建设给社区经济带来的影响，以保证社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障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县（市）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保护区依赖较大，且由于保护区建立截断了其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基于这种情况，县（市）级自然保护区首先应当帮助社区居民寻找新的生活来源，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其次，在保障生活的前提下发展社区经济，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庭院种养，发展家庭小农业，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第三，应鼓励社区居民到社区外远离保护区的地方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以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和负担。

参考文献

[1]雷鸣球.把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放在农村[J].中国人大,2009,(9):37.

[2]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5, 10( 4): 67-74.

[3] 彭焕才.从制度建设上切实保障与改善民生[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1）: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