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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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98-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2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李绍泰（1988-），浙江台州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统计、抽样调查。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表明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们的健康、营养水平的提高。法国在1865年率先进入老龄化国家，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确定不同老龄化率下合适的养老金支出，既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水平，是目前研究的重点。穆怀中在研究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时将养老金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作为养老保障的考核依据[1]。姜向群通过计算养老金总额在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来观察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缴费负担的影响，并提出了改革养老金制度的建议[2]。李敏用养老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研究合理的养老金支出，虽然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但并没有在生产函数中加入年龄结构[3]。

本文通过建立加入年龄结构的索洛模型，推导出老龄化率下养老金支出系数公式，测算了给定老龄化率下国民经济中应该分配给老年人养老所占的比重，文中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反映在不同的人口结构下，考虑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推导出养老金总额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中国目前实际的养老金支出比例，文中称为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根据模型中推导出来的公式，用养老金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本文将合理的养老金支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分析了目前养老金支出比例与合理养老金支出间的差距及原因，为政府制定养老金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一级标题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与分析

二级标题1扩展索洛模型的建立

索洛模型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主要关注四个变量，即总产出Y，资本K，劳动L，以及“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假定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它的生产函数采取如下的形式：Y=F（K，AL）。本文研究中加入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索洛模型中的劳动L仅仅指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扩展后的索洛模型形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N代表总人口，α是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率。β表示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少儿比。1-α-β则表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γ表示劳动参与率，所以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表示成L=（1-α-β）γN。

θ是老龄人口的人均养老收入与全体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之比，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即在给定老龄化率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中： Yα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的养老总支出，即老年人的养老总收入。Lα表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则 Lα=αN。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公式中可以看出，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越多，养老水平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可以很好地研究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情况。

经济产出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投入投资的份额s是外生的，现有资本以速率δ折旧，投入资本的增量为：

二级标题2老龄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影响分析

为了观察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下面推导加入老龄化因素的索洛模型平衡增长路径。

式（2）等式两边同乘以k，得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为：

其中：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f（k）=YAL，未加入年龄结构的原索洛模型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k&=sf（k）-（n+g+δ）k，第一项sf（k）称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第二项（n+g+δ）k为持平投资（见图1）。与原索洛模型相比，加入老龄化因素的扩展索洛模型推导出的式（3），第一项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减少了sαθf（k），第二项持平投资减少了（m-α&+β&1-α-β）k。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可以从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

（中）图题图1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线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们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意愿逐渐降低，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所以m会小于0，从而使持平投资的斜率降低，使得为了保持现有资本水平的持平投资减少，稳态资本水平k增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第二，如果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即α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经济产出中，单位有效劳动产出f（k）中有αθf（k）的产出分配给老年人用于消费，导致实际投资减少，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积累水平，使资本低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资本水平k。第二，由于老龄化率不断提高，储蓄水平下降，使储蓄率s降低，实际投资下降，加深了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第三，如果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快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即α&+β&1-α-β

二级标题3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

其中：表示人均国民收入，Yα是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支出的部分，Yβ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抚养少儿人口的部分，Yc是扣除分配给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后的分配给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投资的部分，α是人均养老收入水平，β是抚养少儿人口的人均支出水平，c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

假定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μ倍，并且只消费不储蓄，老年人的收入就等于消费：μ（1-s）c=α。假定0～14岁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ν倍，并且也只消费不储蓄，则有：ν（1-s）c=β。所以，可以推导出老年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模型：

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主要是由储蓄率s、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共同决定的。储蓄率s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呈负相关，储蓄率s下降，θ上升。反之，储蓄率s上升，θ下降。储蓄率高低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担忧，存钱养老，存钱防病。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都与θ呈正相关，老龄化率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越大，表明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要求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保障的支出更多。

一级标题三、实证研究

二级标题1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计算与比较

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70%左右[4～5]，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80%[6]。 史多尼兹（Stolnitz）对不同年龄组的消费水平系数给出了两个假设：一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7。二是少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6，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8[7]。王金营对中国1978～2003年加入年龄结构的消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和检验，发现这两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但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07时，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检验效果更好，更加符合中国的消费规律[8]。

本文对中国1985～2010年的消费时序数据进行检验，以1985年作为不变价格，对消费和GDP进行价格平减，结果如表1所示。

标准消费人口用SCP表示，SCP=[μα+νβ+（1-α-β）]×N，

一个标准消费人口的消费水平sc=CSCP，考虑消费习惯的标准消费水平函数与人均收入（用人均GDP表示）和前一期的消费sct-1有关。模型如下：

注：中国的老龄化率和少儿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的全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个阶段：1990～2000年和2001～2010年。第一个阶段，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总体上呈现稳定，没有很大的波动。第二个阶段，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不断下降，在最近几年逐渐趋于平稳。200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为0531，2010年为0402。在扩展索洛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中，实际投资为s（1-αθ）f（k），因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的降低，实际投资变大，使经济产生正效应，但这个正效应是建立在牺牲老年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与其他四国相比，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较低，我国从1990年的0524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0402。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9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跟中国相差不多，中国为0524，日本为0552，最近20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不断地提高或保持稳定，而我国却在不断下降，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769%降至2010年的166%，老年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57%增长至2010年的89%，但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少儿比的下降速度，即α&+β&

二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测算

三级标题（1）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测算与分析。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是反映在不同老龄化率情况下，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文参考穆怀中的社会保障模型和姜向群的养老金缴费率模型[9～10]，结合推导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构建了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从扩展索洛模型中推导的养老水平系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主要由养老金支付水平系数和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文中所用的养老金支出采用的是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统计年鉴中农村养老金支出从2010年才开始有数据，且只有2004亿元，相对于城镇养老金支出的105549亿元，影响不大。

实际养老水平系数=1α×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α×养老金支付系数

为了后面进一步研究实际养老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把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分为两个部分：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付系数，用Z表示，即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反映了经济总产值中社会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的支出比重。

根据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计算的详细结果见表3。图2反映了20年来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变化情况，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1990年时只有0144，在2000年时达到了0305，增加了0161。这十年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逐步提高，在1999年时达到一个峰值。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时降至近十年的最低。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为0296，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3%。老龄化率的增加会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产生负向作用，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因此，在满足更多老年人口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对老年人的养老金支出水平。

从表3可知，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前一直稳步上升，但最近十年总体呈下降趋势；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最近十年也是趋于下降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因此，两者的差距在减小。从表2可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的全球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平均值的历年数据在066左右，因此，我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也应该把066作为发展目标。

（中）图题图21990～2010年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过高的养老水平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过多，会减少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进一步扩大。过低的养老水平又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给家庭成员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确立合适的养老金标准，既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我国2000、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分别为0305和0296，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下降了3%，是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老龄化率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下降了2235%，养老金支付系数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增加了2338%。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支付系数的影响因素，把养老金支付系数进行因素分解，如下：

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养老金支出总额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平均养老金职工平均工资×离退休人数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进入老龄化十年后，中国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21155亿元增至2010年的105549亿元，增长了3989%，老年人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对养老金制度的考验。平均养老金和职工人数指标根据表4中数据计算，运用多因素指数分析中的连锁替代法计算得：

平均养老金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X1。2000年X1为0715，2010年X1为0458，下降了3693%。养老金支出在平均工资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一方面表明职工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低于职工工资增长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职工工资的增长，物价水平被不断抬高，而老年人的养老金增长速度要慢于职工工资，这将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要适当提高养老金的增长幅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人数的比例X2。从2000年的0270增长到2010年的0487，增加了8046%，相当于两个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负担一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对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1564TOZS，老年人口将近1/4，离退休人数也将快速增加，而随着少儿人口的减少，到时在职职工人数将快速减少，却要负担更多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养老金支出会出现巨大负担，也更容易产生养老金缺口。

职工工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X3。与2000年相比，2010年X3增长了671%，从0110增加到0118，变化不大，表明职工工资的增长基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步调一致。综上所述，影响养老金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为X1 和X2，随着离退休人数的快速增加，养老金的支出会更多，未来将给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部门要提前做好规划部署。

二级标题3未来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预测与比较

2015～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α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β的预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储蓄率数据作以下处理：①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最近十年基本趋于稳定，因此，储蓄率的预测数据以各个国家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②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以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各项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的总储蓄水平会不断下降。日本跟中国同属东亚，民族间有很多相似性，在1990年时两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相差不多，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将参照日本的储蓄率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预测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30/content_12903596htm。因此，假定储蓄率每年保持一定的速率下降，并在2040年，中国的储蓄率降至日本最近十年的平均水平025，并在预测期最后十年保持稳定，预测结果见表6。

未来4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逐步提高。从表6可以看出，我国在2040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是0635，跟养老水平最高的美国有0077的差距，与最低的瑞典有0012的差距，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达2050时，中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将达到064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跟美国和法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存在差距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要大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2010年的储蓄率只有0120，预测期2050年的储蓄率为0140，远远低于中国。中国跟日本、瑞典储蓄率逐步接近的情况下，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到达2050年时我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少儿人口比重只有1352%，在五个国家中，我们的少儿人口比重是最低的。日本的老龄化率将达到3327%，远大于中国，少儿人口的比重也略高于中国。瑞典的老龄化率为2296%，虽然略低于我国，但它的少儿人口比重达到了1779%，高出中国4个百分点还多。因此，综合各种情况，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要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缩小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实际养老水平在不断提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增加；另一个是因为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在不断降低，而全球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066左右。针对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做实养老金账户，提高养老金的管理水平，防止养老金缺口，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努力推进养老制度的发展。

二是要大力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如果未来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到2050年时，我国将会出现少儿人口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个极端，对国家发展影响重大。因此，可以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从“双独二胎”过渡到“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随着未来人口的降低，应增加资源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的素质。

三是要合理利用老年资源，发展老年经济。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比发达国家早，到2050年占中国总人口近1/4的老年人赋闲，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还身强体健，老年人的经验阅历将是巨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技术，为年轻人提供指导培训，为企业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献谋献策。此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服务经济。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J]经济研究，1997，（2）

[2] 姜向群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负担影响的量化研究[J]人口研究，2006，（3）

[3] 李敏，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支出的量化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1）

[4] 于学军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5

[5] 李建民 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 人口与经济，2001，（5）

[6] Stolnitz， GJ Demographic Caus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R] UN Economic Commission of Europe and UN Population Fund， New Yor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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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表现

（一）代际公正危机

老年人的政治参与权弱化、分配不公平，偏离代际平等。一方面，虽然目前中国老年人依然享有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但这种参与权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丧失掉效力，老年人在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分配制度的支配下，身体和生理上的缺陷导致老年人在分配当中处于劣势地位，老年人的利益容易遭到忽视，造成“老无所养”。

（二）老年人价值被忽视

随着价值评价标准过多的往经济层面转移，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定大多考虑的是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的重要作用。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代际价值观分裂，老年人思想和行为的创造能力得不到年轻一代的尊重和认可，年轻一代甚至对老年人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否定。

（三）老年人精神养老的伦理缺失

人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目前，中国的老年人生活保障基本可以实现，但在精神赡养上尚有不足，甚至是缺失的。主要表现为：歧视老年人现象屡见不鲜、物质供养代替精神赡养、“空巢老人”的伦理困惑、家庭养老中违背老年人的意愿、孝顺心态逐渐丧失等等。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原则及对策

（一）促进社会公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第一，完善“代际补偿”，促进再次分配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若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收入的再次分配中对老年人予以补偿是必需之举。

第二，完善代际合作。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代与代之间实现合作互惠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缺少的。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国家和社会就应当本着社会公正、合作的原则，针对老年人的贡献和现状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予以老年人公正的回报。

（二）弘扬并重塑传统“孝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一，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尤其是“孝”文化教育。“道德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如果没有情感和体现的参与，责任就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缺乏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家庭道德教育要求父母在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借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规范和要求对子女进行“孝”道要求和传递。

第二，促进代际间责任伦理的重建。重塑孝文化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就要重建代际间的责任伦理，“这其实也是代际之间的‘责任伦理’得以存在的一个基础，它当然也是一个和谐家庭以至也是一个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不可获取的因素。”子女既要在自身责任上下足功夫，更要用“负责”、“责任”的理念去塑造下一代的家庭“孝道观”。

（三）坚强相关立法，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和养老法律制度。在中国现有的《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对子女的赡养义务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精神赡养义务，完善尊老爱老方面的法律，对弘扬社会敬老之风和社会正气不可或缺。

第二，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一个群众性、政策性、制度性很强的工作。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自身特点及其所致问题的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对城乡、东中西地区的养老模式和保障范围、标准进行统一的协调，建立“政府―社会―家庭”三者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因地制宜，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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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建立的背景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计划生育的坚决执行，致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引发了吉林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6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04%已经开始面向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人口比重在逐步增加，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同其他省份相比仍有待提升，物质基础仍然薄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族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吉林延边朝鲜族人口自1996年出现负增长至今，负增长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吉林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政策有：一，将老龄事业纳入省内经济和省内发展规划；第二，发展经济、增强省内承受能力；第三，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第四，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第五，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从吉林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和思考可以得出在中国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现阶段实行的制度存在的缺陷

首先，每个家庭都将面临照顾赡养老人的责任，而且对老年人的照顾又无法全部依赖并不完善的社会的养老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展开，每个小家庭养老比重会越来越大，小型化高龄化无疑加重了每个家庭的负担，照顾也会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制度与法律，把养老问题落实具体，减轻国家养老负担，使老年人有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其次，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受立法时社会生活条件及认识水平限制，监护的理念与当今社会发展状况不能很好的相适应，监护对象的划分也过于简单，并未明确提出老年人作为监护对象，而老年人因其自身各种机能的退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弱势群体，明确提出对老年人的监护是十分必要的。《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只明确指出了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但未提出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在生活中把对老年人的监护划分归类并不明朗，无论是按照年龄划分或是精神状态划分都没有做出规定。要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意在把老年人作为被监护对象，使其受到保护，但法律甚至规定老年人作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父母担当了监护人职责，这无利于对老年人的保护，也有碍社会的和谐进步。

三、建立单独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性

首先从家庭思想道德方面，应该从小树立养老爱老敬老的思想，面对抚养我们长大的父母亲人，我们让其有个幸福晚年是责任更是义务，使我们思想观念提升，感念父母恩，虽当前形势，就业压力与形式可能使子女无法时时陪在父母身边，但也要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从物质上帮助老人，精神上尊重老人。

其次从国家方面，一，加大养老机构建设的投入，使老人老有所依；二，加大社会医疗的投入，医疗对于老年人是一个重要问题，除了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外，对于疾病的诊治也是十分必要，而老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收入无法满足正常消费水平，而长期依赖子女无疑又会加重家庭负担，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救济功能，改善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最后就老人自身而言，对其保护主要来自于：第一，人身保护。解决来自家庭成员的人身侵权，如赡养、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虐待老年人等问题；第二，财产管理。正确处理来自家庭成员的财产侵权，如住房等财产问题；第三，独居老人、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第四，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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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理论是国医国粹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之时，探讨“治未病”理论的应用，对延缓衰老、防治老年病，缓解老龄化社会压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紧迫

人口老龄化[1]是指当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2.5%，说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到2050年，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同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对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照护问题日益凸显。

2 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内涵

“治未病”理论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矣”。此后历经数代名医的传承与发展，经过不断地实践检验，中医“治未病”思想发展成为以疾病未生、疾病未成、疾病未传、疾病未复为研究对象，涵盖未病养生、未雨绸缪；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止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四个层面的中医药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3 “治未病”理论在老年病防治中的应用

年龄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灵枢・天年》明确阐述了人体的衰老过程“……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可见，随着年龄增长，机体表现出脏腑虚损、气血不足、阴阳失调等多种特征，从而形成老年人特殊的体质类型。针对老年人群特殊体质进行调理是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也是防治老年病的关键。

3.1老年人群体质特点

3.1.1脏腑虚损 虚损是老年人群共性的特征体质之一，表现为脏腑经络功能减退，气血津液亏虚不足，其中尤以肾虚为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肾藏精，为先天之本。肾藏之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肾精亏虚，机体功能逐步减退，衰老必然发生。另一方面，肾为元气之根。元气具有激发、推动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作用，是维系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若肾气不足，元气虚衰，生命活动失常，人体必然衰老，正如《医学正传・医学或问》所述“肾元盛则寿延，肾元衰则寿夭”。

3.1.2痰瘀邪实 痰浊、瘀血是老年人群体质另一主要特征。痰是脏腑功能失调，体内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年老肾虚，肾不主水，津液运化不利，湿聚成痰。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停滞于经脉脏腑的病理状态。王清任《医林改错》：“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为瘀。”自古又有“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瘀血既久，化为痰水”之说[3]，可见痰浊 、瘀血相兼为患，又与肾虚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2应用“治未病”理论调理老年人群体质 历代都有依据“治未病”理论调理老年人体质的记载，如《备急千金要方》的天门冬方、枸杞根方；《寿亲养老新书》的二黄方等都是延年益寿的秘方良药。此外，也可以根据老年人群w质特点，应用养性保生之道来“未雨绸缪”，达到预防老年疾病的目的。

3.2.1合理膳食，补益精元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古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合理膳食不仅补充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还能够补肾填精，延缓衰老。

3.2.1.1选择食物时，要做到五味调和。《黄帝内经》指出“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故老年人在饮食方面要咸淡适中，五味调和，谨记《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胼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做到“食无定味，适者为珍”。

3.2.1.2搭配营养膳食，要顾及“五色补脏”之说。《素问・五脏生成篇》“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其中，黑色食物与肾经相关，老年人适当食用黑色食物，具有补益肾精，养血充髓之效。

3.2.1.3年老之人，脏腑功能减退，饮食上提倡：清淡、温热、熟软，要遵循《素问・脏气法时论》提供的膳食食谱“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

3.2.2适度运动，化瘀通络 老年人脏腑功能衰退，血行瘀滞，脉络不通，通过适度、适宜的运动可以调整和增强机体功能，恰如《吕氏春秋》所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阐明了动则身健，不动则身衰的道理。

3.2.2.1运动适度 《千金要方》指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堪耳。”强调运动健体一定要掌握运动量，循序渐进。切勿操之过急，过度疲累，否则就如《素问・宣明五气》所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量变引起质变，对机体造成伤害。

3.2.2.2方法适宜 祖国医学中顾护正气，调达气机，畅通血脉的运动养生方法种类繁多，比如导引就是由意念引导动作，配合呼吸，由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运气的一种健身方法；再比如五禽戏是三国时期由华佗所创编，分为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应用此法不仅能够提高心肺功能，还能调节血脂，减少心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4]，达到强生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3.2.3情志条达，祛痰降浊 情志是指怒、喜、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素问・举痛论》点明“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可见情志变化影响机体气机升降出入。特别是老年人群，在衰老过程中，精气渐衰，加之情志影响，气机不利，津液运行不畅，痰浊内生，诱发疾病。相反若精神愉悦，心情舒畅，气血调达则有利于健康长寿。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提：“恬谈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见，通过调养精神情志，提高自我控制力，可以增强正气抗邪能力。老年人要真正做到“少思、少念、少笑、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方可“保和全真”，预防疾病。

4 结语

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使老年病发病率不断提高，失能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失能风险日趋增加。“治未病”理论是中医学先进和超前的学术思想，在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中巨大优势，使其成为老年人养生保健的主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治未病”理论应用的逐渐深入，中医“治未病”理论在延缓衰老、防治老年病方面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沂，马波，汪荣斌.老龄化背景下安徽省中医养老产业发展对策的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5，12（29）：8-11.

篇5

一、人口老龄化

自2000年起，我国已经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人口作为经济的内生性因素，在劳动力供给进入下行通道、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关于人口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问题，学术争论才初见端倪，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及其程度和速度的变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形成叠加效应，将致使我国劳动抚养比进一步上升，对消费、储蓄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常态。

二、人口老龄化与金融资产

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变动展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于20世纪80-90年代进入劳动年龄，同时美国股市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恰好经过30年左右，2007年，“婴儿潮”一代也以人到中年，多为45岁左右，此时次贷危机爆发，从此整个世界都进入退缩的新常态中，大量资产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危险。

近年来，各国学者一直在探讨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Bakshi and Chen是最早研究金融资产与人口结构的美国学者，他们认为投资者在早期会将大部分财富投资于房地产，而后增加其他金融资产并提出了生命周期投资理论。此后，很多学者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或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来分析人口结构的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中年时收入上升，财富增加；人们在老年时，逐渐消耗之前的储蓄，财富不断下降。因此，当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社会对资产的需求将会增加，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当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时，资产的需求将会下降，进而资产价格下跌。约科（Yoo）最早推导了人口结构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机制：发现45岁人口比例与资产（股票、长期债券、国库券等）收益负相关，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总储蓄，进而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反应时间和反应程度受到理性预期，资本供应弹性的影响，但后两者并不改变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基本模式。

随着房地产的衰退，金融资产能否在我国居民的财富分配中占一定比例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投机性强，证券投资不是人们的主要投资选择。老龄人群由于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支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非常高，其投资理念更加谨慎和保守，势必不断远离高风险的证券市场。所以，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将使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最终会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甚至短缺。

三、人口老龄化与系统性风险

1.人口老龄化与债务危机

人口老龄化是各个年龄层次人口结构不均衡变动的结果，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人口结构变迁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当老年人口占比较低时，大量适龄从业人员会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注入资金；当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从业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需要提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上升，打破了原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均衡，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社会保障支出，政府财政赤字会大幅度增加，提高债务违约风险。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支付问题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

2.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及经济的影响

根据Edwards等人的研究，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存款供退休后的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今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民储蓄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储蓄率的下滑，将带动中国投资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将耗费大量的储蓄用于养老，因此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投资率的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必然拖累经济增长，危及金融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长以及各自生产率的提高。而一旦经济衰退出现，就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会进一步上升，储蓄存款下降和提款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的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过后，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理论界和政策部门的重视。特别是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金融体系发展和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经验事实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结构和收益，进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而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的通常是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扩张，二者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强化会进一步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确切的内生性关联。

从宏观管理和政策选择的视角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自然进程。因此，工作重心应该尽快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的金融治理，确保金融体系始终保持足够的弹性。

参考文献：

[1]杜萌，马宇. 国家政治风险、人口老龄化与债务违约――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2015，01：3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