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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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98-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2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李绍泰（1988-），浙江台州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统计、抽样调查。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表明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们的健康、营养水平的提高。法国在1865年率先进入老龄化国家，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确定不同老龄化率下合适的养老金支出，既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水平，是目前研究的重点。穆怀中在研究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时将养老金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作为养老保障的考核依据[1]。姜向群通过计算养老金总额在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来观察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缴费负担的影响，并提出了改革养老金制度的建议[2]。李敏用养老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研究合理的养老金支出，虽然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但并没有在生产函数中加入年龄结构[3]。

本文通过建立加入年龄结构的索洛模型，推导出老龄化率下养老金支出系数公式，测算了给定老龄化率下国民经济中应该分配给老年人养老所占的比重，文中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反映在不同的人口结构下，考虑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推导出养老金总额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中国目前实际的养老金支出比例，文中称为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根据模型中推导出来的公式，用养老金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本文将合理的养老金支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分析了目前养老金支出比例与合理养老金支出间的差距及原因，为政府制定养老金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一级标题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与分析

二级标题1扩展索洛模型的建立

索洛模型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主要关注四个变量，即总产出Y，资本K，劳动L，以及“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假定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它的生产函数采取如下的形式：Y=F（K，AL）。本文研究中加入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索洛模型中的劳动L仅仅指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扩展后的索洛模型形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N代表总人口，α是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率。β表示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少儿比。1-α-β则表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γ表示劳动参与率，所以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表示成L=（1-α-β）γN。

θ是老龄人口的人均养老收入与全体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之比，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即在给定老龄化率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中： Yα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的养老总支出，即老年人的养老总收入。Lα表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则 Lα=αN。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公式中可以看出，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越多，养老水平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可以很好地研究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情况。

经济产出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投入投资的份额s是外生的，现有资本以速率δ折旧，投入资本的增量为：

二级标题2老龄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影响分析

为了观察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下面推导加入老龄化因素的索洛模型平衡增长路径。

式（2）等式两边同乘以k，得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为：

其中：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f（k）=YAL，未加入年龄结构的原索洛模型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k&=sf（k）-（n+g+δ）k，第一项sf（k）称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第二项（n+g+δ）k为持平投资（见图1）。与原索洛模型相比，加入老龄化因素的扩展索洛模型推导出的式（3），第一项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减少了sαθf（k），第二项持平投资减少了（m-α&+β&1-α-β）k。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可以从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

（中）图题图1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线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们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意愿逐渐降低，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所以m会小于0，从而使持平投资的斜率降低，使得为了保持现有资本水平的持平投资减少，稳态资本水平k增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第二，如果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即α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经济产出中，单位有效劳动产出f（k）中有αθf（k）的产出分配给老年人用于消费，导致实际投资减少，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积累水平，使资本低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资本水平k。第二，由于老龄化率不断提高，储蓄水平下降，使储蓄率s降低，实际投资下降，加深了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第三，如果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快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即α&+β&1-α-β

二级标题3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

其中：表示人均国民收入，Yα是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支出的部分，Yβ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抚养少儿人口的部分，Yc是扣除分配给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后的分配给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投资的部分，α是人均养老收入水平，β是抚养少儿人口的人均支出水平，c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

假定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μ倍，并且只消费不储蓄，老年人的收入就等于消费：μ（1-s）c=α。假定0～14岁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ν倍，并且也只消费不储蓄，则有：ν（1-s）c=β。所以，可以推导出老年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模型：

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主要是由储蓄率s、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共同决定的。储蓄率s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呈负相关，储蓄率s下降，θ上升。反之，储蓄率s上升，θ下降。储蓄率高低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担忧，存钱养老，存钱防病。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都与θ呈正相关，老龄化率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越大，表明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要求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保障的支出更多。

一级标题三、实证研究

二级标题1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计算与比较

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70%左右[4～5]，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80%[6]。 史多尼兹（Stolnitz）对不同年龄组的消费水平系数给出了两个假设：一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7。二是少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6，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8[7]。王金营对中国1978～2003年加入年龄结构的消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和检验，发现这两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但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07时，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检验效果更好，更加符合中国的消费规律[8]。

本文对中国1985～2010年的消费时序数据进行检验，以1985年作为不变价格，对消费和GDP进行价格平减，结果如表1所示。

标准消费人口用SCP表示，SCP=[μα+νβ+（1-α-β）]×N，

一个标准消费人口的消费水平sc=CSCP，考虑消费习惯的标准消费水平函数与人均收入（用人均GDP表示）和前一期的消费sct-1有关。模型如下：

注：中国的老龄化率和少儿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的全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个阶段：1990～2000年和2001～2010年。第一个阶段，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总体上呈现稳定，没有很大的波动。第二个阶段，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不断下降，在最近几年逐渐趋于平稳。200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为0531，2010年为0402。在扩展索洛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中，实际投资为s（1-αθ）f（k），因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的降低，实际投资变大，使经济产生正效应，但这个正效应是建立在牺牲老年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与其他四国相比，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较低，我国从1990年的0524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0402。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9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跟中国相差不多，中国为0524，日本为0552，最近20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不断地提高或保持稳定，而我国却在不断下降，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769%降至2010年的166%，老年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57%增长至2010年的89%，但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少儿比的下降速度，即α&+β&

二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测算

三级标题（1）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测算与分析。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是反映在不同老龄化率情况下，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文参考穆怀中的社会保障模型和姜向群的养老金缴费率模型[9～10]，结合推导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构建了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从扩展索洛模型中推导的养老水平系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主要由养老金支付水平系数和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文中所用的养老金支出采用的是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统计年鉴中农村养老金支出从2010年才开始有数据，且只有2004亿元，相对于城镇养老金支出的105549亿元，影响不大。

实际养老水平系数=1α×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α×养老金支付系数

为了后面进一步研究实际养老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把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分为两个部分：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付系数，用Z表示，即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反映了经济总产值中社会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的支出比重。

根据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计算的详细结果见表3。图2反映了20年来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变化情况，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1990年时只有0144，在2000年时达到了0305，增加了0161。这十年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逐步提高，在1999年时达到一个峰值。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时降至近十年的最低。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为0296，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3%。老龄化率的增加会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产生负向作用，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因此，在满足更多老年人口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对老年人的养老金支出水平。

从表3可知，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前一直稳步上升，但最近十年总体呈下降趋势；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最近十年也是趋于下降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因此，两者的差距在减小。从表2可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的全球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平均值的历年数据在066左右，因此，我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也应该把066作为发展目标。

（中）图题图21990～2010年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过高的养老水平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过多，会减少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进一步扩大。过低的养老水平又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给家庭成员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确立合适的养老金标准，既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我国2000、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分别为0305和0296，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下降了3%，是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老龄化率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下降了2235%，养老金支付系数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增加了2338%。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支付系数的影响因素，把养老金支付系数进行因素分解，如下：

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养老金支出总额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平均养老金职工平均工资×离退休人数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进入老龄化十年后，中国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21155亿元增至2010年的105549亿元，增长了3989%，老年人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对养老金制度的考验。平均养老金和职工人数指标根据表4中数据计算，运用多因素指数分析中的连锁替代法计算得：

平均养老金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X1。2000年X1为0715，2010年X1为0458，下降了3693%。养老金支出在平均工资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一方面表明职工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低于职工工资增长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职工工资的增长，物价水平被不断抬高，而老年人的养老金增长速度要慢于职工工资，这将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要适当提高养老金的增长幅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人数的比例X2。从2000年的0270增长到2010年的0487，增加了8046%，相当于两个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负担一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对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1564TOZS，老年人口将近1/4，离退休人数也将快速增加，而随着少儿人口的减少，到时在职职工人数将快速减少，却要负担更多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养老金支出会出现巨大负担，也更容易产生养老金缺口。

职工工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X3。与2000年相比，2010年X3增长了671%，从0110增加到0118，变化不大，表明职工工资的增长基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步调一致。综上所述，影响养老金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为X1 和X2，随着离退休人数的快速增加，养老金的支出会更多，未来将给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部门要提前做好规划部署。

二级标题3未来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预测与比较

2015～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α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β的预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储蓄率数据作以下处理：①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最近十年基本趋于稳定，因此，储蓄率的预测数据以各个国家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②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以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各项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的总储蓄水平会不断下降。日本跟中国同属东亚，民族间有很多相似性，在1990年时两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相差不多，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将参照日本的储蓄率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预测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30/content_12903596htm。因此，假定储蓄率每年保持一定的速率下降，并在2040年，中国的储蓄率降至日本最近十年的平均水平025，并在预测期最后十年保持稳定，预测结果见表6。

未来4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逐步提高。从表6可以看出，我国在2040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是0635，跟养老水平最高的美国有0077的差距，与最低的瑞典有0012的差距，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达2050时，中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将达到064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跟美国和法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存在差距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要大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2010年的储蓄率只有0120，预测期2050年的储蓄率为0140，远远低于中国。中国跟日本、瑞典储蓄率逐步接近的情况下，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到达2050年时我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少儿人口比重只有1352%，在五个国家中，我们的少儿人口比重是最低的。日本的老龄化率将达到3327%，远大于中国，少儿人口的比重也略高于中国。瑞典的老龄化率为2296%，虽然略低于我国，但它的少儿人口比重达到了1779%，高出中国4个百分点还多。因此，综合各种情况，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要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缩小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实际养老水平在不断提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增加；另一个是因为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在不断降低，而全球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066左右。针对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做实养老金账户，提高养老金的管理水平，防止养老金缺口，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努力推进养老制度的发展。

二是要大力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如果未来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到2050年时，我国将会出现少儿人口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个极端，对国家发展影响重大。因此，可以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从“双独二胎”过渡到“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随着未来人口的降低，应增加资源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的素质。

三是要合理利用老年资源，发展老年经济。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比发达国家早，到2050年占中国总人口近1/4的老年人赋闲，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还身强体健，老年人的经验阅历将是巨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技术，为年轻人提供指导培训，为企业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献谋献策。此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服务经济。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J]经济研究，1997，（2）

[2] 姜向群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负担影响的量化研究[J]人口研究，2006，（3）

[3] 李敏，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支出的量化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1）

[4] 于学军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5

[5] 李建民 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 人口与经济，2001，（5）

[6] Stolnitz， GJ Demographic Caus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R] UN Economic Commission of Europe and UN Population Fund， New Yor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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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表现

（一）代际公正危机

老年人的政治参与权弱化、分配不公平，偏离代际平等。一方面，虽然目前中国老年人依然享有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但这种参与权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丧失掉效力，老年人在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分配制度的支配下，身体和生理上的缺陷导致老年人在分配当中处于劣势地位，老年人的利益容易遭到忽视，造成“老无所养”。

（二）老年人价值被忽视

随着价值评价标准过多的往经济层面转移，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定大多考虑的是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的重要作用。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代际价值观分裂，老年人思想和行为的创造能力得不到年轻一代的尊重和认可，年轻一代甚至对老年人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否定。

（三）老年人精神养老的伦理缺失

人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目前，中国的老年人生活保障基本可以实现，但在精神赡养上尚有不足，甚至是缺失的。主要表现为：歧视老年人现象屡见不鲜、物质供养代替精神赡养、“空巢老人”的伦理困惑、家庭养老中违背老年人的意愿、孝顺心态逐渐丧失等等。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原则及对策

（一）促进社会公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第一，完善“代际补偿”，促进再次分配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若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收入的再次分配中对老年人予以补偿是必需之举。

第二，完善代际合作。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代与代之间实现合作互惠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缺少的。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国家和社会就应当本着社会公正、合作的原则，针对老年人的贡献和现状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予以老年人公正的回报。

（二）弘扬并重塑传统“孝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一，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尤其是“孝”文化教育。“道德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如果没有情感和体现的参与，责任就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缺乏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家庭道德教育要求父母在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借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规范和要求对子女进行“孝”道要求和传递。

第二，促进代际间责任伦理的重建。重塑孝文化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就要重建代际间的责任伦理，“这其实也是代际之间的‘责任伦理’得以存在的一个基础，它当然也是一个和谐家庭以至也是一个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不可获取的因素。”子女既要在自身责任上下足功夫，更要用“负责”、“责任”的理念去塑造下一代的家庭“孝道观”。

（三）坚强相关立法，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和养老法律制度。在中国现有的《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对子女的赡养义务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精神赡养义务，完善尊老爱老方面的法律，对弘扬社会敬老之风和社会正气不可或缺。

第二，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一个群众性、政策性、制度性很强的工作。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自身特点及其所致问题的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对城乡、东中西地区的养老模式和保障范围、标准进行统一的协调，建立“政府―社会―家庭”三者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因地制宜，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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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建立的背景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计划生育的坚决执行，致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引发了吉林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6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04%已经开始面向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人口比重在逐步增加，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同其他省份相比仍有待提升，物质基础仍然薄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族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吉林延边朝鲜族人口自1996年出现负增长至今，负增长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吉林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政策有：一，将老龄事业纳入省内经济和省内发展规划；第二，发展经济、增强省内承受能力；第三，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第四，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第五，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从吉林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和思考可以得出在中国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现阶段实行的制度存在的缺陷

首先，每个家庭都将面临照顾赡养老人的责任，而且对老年人的照顾又无法全部依赖并不完善的社会的养老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展开，每个小家庭养老比重会越来越大，小型化高龄化无疑加重了每个家庭的负担，照顾也会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制度与法律，把养老问题落实具体，减轻国家养老负担，使老年人有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其次，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受立法时社会生活条件及认识水平限制，监护的理念与当今社会发展状况不能很好的相适应，监护对象的划分也过于简单，并未明确提出老年人作为监护对象，而老年人因其自身各种机能的退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弱势群体，明确提出对老年人的监护是十分必要的。《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只明确指出了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但未提出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在生活中把对老年人的监护划分归类并不明朗，无论是按照年龄划分或是精神状态划分都没有做出规定。要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意在把老年人作为被监护对象，使其受到保护，但法律甚至规定老年人作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父母担当了监护人职责，这无利于对老年人的保护，也有碍社会的和谐进步。

三、建立单独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性

首先从家庭思想道德方面，应该从小树立养老爱老敬老的思想，面对抚养我们长大的父母亲人，我们让其有个幸福晚年是责任更是义务，使我们思想观念提升，感念父母恩，虽当前形势，就业压力与形式可能使子女无法时时陪在父母身边，但也要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从物质上帮助老人，精神上尊重老人。

其次从国家方面，一，加大养老机构建设的投入，使老人老有所依；二，加大社会医疗的投入，医疗对于老年人是一个重要问题，除了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外，对于疾病的诊治也是十分必要，而老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收入无法满足正常消费水平，而长期依赖子女无疑又会加重家庭负担，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救济功能，改善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最后就老人自身而言，对其保护主要来自于：第一，人身保护。解决来自家庭成员的人身侵权，如赡养、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虐待老年人等问题；第二，财产管理。正确处理来自家庭成员的财产侵权，如住房等财产问题；第三，独居老人、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第四，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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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理论是国医国粹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之时，探讨“治未病”理论的应用，对延缓衰老、防治老年病，缓解老龄化社会压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紧迫

人口老龄化[1]是指当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2.5%，说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到2050年，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同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对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照护问题日益凸显。

2 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内涵

“治未病”理论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矣”。此后历经数代名医的传承与发展，经过不断地实践检验，中医“治未病”思想发展成为以疾病未生、疾病未成、疾病未传、疾病未复为研究对象，涵盖未病养生、未雨绸缪；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止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四个层面的中医药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3 “治未病”理论在老年病防治中的应用

年龄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灵枢・天年》明确阐述了人体的衰老过程“……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可见，随着年龄增长，机体表现出脏腑虚损、气血不足、阴阳失调等多种特征，从而形成老年人特殊的体质类型。针对老年人群特殊体质进行调理是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也是防治老年病的关键。

3.1老年人群体质特点

3.1.1脏腑虚损 虚损是老年人群共性的特征体质之一，表现为脏腑经络功能减退，气血津液亏虚不足，其中尤以肾虚为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肾藏精，为先天之本。肾藏之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肾精亏虚，机体功能逐步减退，衰老必然发生。另一方面，肾为元气之根。元气具有激发、推动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作用，是维系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若肾气不足，元气虚衰，生命活动失常，人体必然衰老，正如《医学正传・医学或问》所述“肾元盛则寿延，肾元衰则寿夭”。

3.1.2痰瘀邪实 痰浊、瘀血是老年人群体质另一主要特征。痰是脏腑功能失调，体内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年老肾虚，肾不主水，津液运化不利，湿聚成痰。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停滞于经脉脏腑的病理状态。王清任《医林改错》：“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为瘀。”自古又有“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瘀血既久，化为痰水”之说[3]，可见痰浊 、瘀血相兼为患，又与肾虚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2应用“治未病”理论调理老年人群体质 历代都有依据“治未病”理论调理老年人体质的记载，如《备急千金要方》的天门冬方、枸杞根方；《寿亲养老新书》的二黄方等都是延年益寿的秘方良药。此外，也可以根据老年人群w质特点，应用养性保生之道来“未雨绸缪”，达到预防老年疾病的目的。

3.2.1合理膳食，补益精元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古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合理膳食不仅补充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还能够补肾填精，延缓衰老。

3.2.1.1选择食物时，要做到五味调和。《黄帝内经》指出“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故老年人在饮食方面要咸淡适中，五味调和，谨记《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胼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做到“食无定味，适者为珍”。

3.2.1.2搭配营养膳食，要顾及“五色补脏”之说。《素问・五脏生成篇》“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其中，黑色食物与肾经相关，老年人适当食用黑色食物，具有补益肾精，养血充髓之效。

3.2.1.3年老之人，脏腑功能减退，饮食上提倡：清淡、温热、熟软，要遵循《素问・脏气法时论》提供的膳食食谱“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

3.2.2适度运动，化瘀通络 老年人脏腑功能衰退，血行瘀滞，脉络不通，通过适度、适宜的运动可以调整和增强机体功能，恰如《吕氏春秋》所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阐明了动则身健，不动则身衰的道理。

3.2.2.1运动适度 《千金要方》指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堪耳。”强调运动健体一定要掌握运动量，循序渐进。切勿操之过急，过度疲累，否则就如《素问・宣明五气》所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量变引起质变，对机体造成伤害。

3.2.2.2方法适宜 祖国医学中顾护正气，调达气机，畅通血脉的运动养生方法种类繁多，比如导引就是由意念引导动作，配合呼吸，由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运气的一种健身方法；再比如五禽戏是三国时期由华佗所创编，分为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应用此法不仅能够提高心肺功能，还能调节血脂，减少心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4]，达到强生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3.2.3情志条达，祛痰降浊 情志是指怒、喜、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素问・举痛论》点明“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可见情志变化影响机体气机升降出入。特别是老年人群，在衰老过程中，精气渐衰，加之情志影响，气机不利，津液运行不畅，痰浊内生，诱发疾病。相反若精神愉悦，心情舒畅，气血调达则有利于健康长寿。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提：“恬谈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见，通过调养精神情志，提高自我控制力，可以增强正气抗邪能力。老年人要真正做到“少思、少念、少笑、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方可“保和全真”，预防疾病。

4 结语

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使老年病发病率不断提高，失能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失能风险日趋增加。“治未病”理论是中医学先进和超前的学术思想，在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中巨大优势，使其成为老年人养生保健的主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治未病”理论应用的逐渐深入，中医“治未病”理论在延缓衰老、防治老年病方面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沂，马波，汪荣斌.老龄化背景下安徽省中医养老产业发展对策的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5，12（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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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

自2000年起，我国已经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人口作为经济的内生性因素，在劳动力供给进入下行通道、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关于人口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问题，学术争论才初见端倪，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及其程度和速度的变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形成叠加效应，将致使我国劳动抚养比进一步上升，对消费、储蓄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常态。

二、人口老龄化与金融资产

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变动展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于20世纪80-90年代进入劳动年龄，同时美国股市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恰好经过30年左右，2007年，“婴儿潮”一代也以人到中年，多为45岁左右，此时次贷危机爆发，从此整个世界都进入退缩的新常态中，大量资产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危险。

近年来，各国学者一直在探讨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Bakshi and Chen是最早研究金融资产与人口结构的美国学者，他们认为投资者在早期会将大部分财富投资于房地产，而后增加其他金融资产并提出了生命周期投资理论。此后，很多学者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或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来分析人口结构的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中年时收入上升，财富增加；人们在老年时，逐渐消耗之前的储蓄，财富不断下降。因此，当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社会对资产的需求将会增加，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当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时，资产的需求将会下降，进而资产价格下跌。约科（Yoo）最早推导了人口结构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机制：发现45岁人口比例与资产（股票、长期债券、国库券等）收益负相关，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总储蓄，进而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反应时间和反应程度受到理性预期，资本供应弹性的影响，但后两者并不改变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基本模式。

随着房地产的衰退，金融资产能否在我国居民的财富分配中占一定比例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投机性强，证券投资不是人们的主要投资选择。老龄人群由于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支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非常高，其投资理念更加谨慎和保守，势必不断远离高风险的证券市场。所以，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将使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最终会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甚至短缺。

三、人口老龄化与系统性风险

1.人口老龄化与债务危机

人口老龄化是各个年龄层次人口结构不均衡变动的结果，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人口结构变迁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当老年人口占比较低时，大量适龄从业人员会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注入资金；当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从业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需要提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上升，打破了原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均衡，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社会保障支出，政府财政赤字会大幅度增加，提高债务违约风险。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支付问题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

2.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及经济的影响

根据Edwards等人的研究，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存款供退休后的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今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民储蓄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储蓄率的下滑，将带动中国投资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将耗费大量的储蓄用于养老，因此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投资率的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必然拖累经济增长，危及金融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长以及各自生产率的提高。而一旦经济衰退出现，就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会进一步上升，储蓄存款下降和提款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的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过后，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理论界和政策部门的重视。特别是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金融体系发展和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经验事实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结构和收益，进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而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的通常是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扩张，二者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强化会进一步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确切的内生性关联。

从宏观管理和政策选择的视角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自然进程。因此，工作重心应该尽快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的金融治理，确保金融体系始终保持足够的弹性。

参考文献：

[1]杜萌，马宇. 国家政治风险、人口老龄化与债务违约――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2015，0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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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执行和人们生育意识的转变，加上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总数和生育率在不断下降，人均寿命却在不断延长，人口年龄结构悄然发生变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按照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来衡量，已经初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201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8.87%，而2012年上升到12.5%，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了巨大不良影响。因此，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达955.59万人，比重为14.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八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名有不断靠前的趋势。因此，目前湖南省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湖南省社会经济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 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影响社会的向前发展。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为708.93万人，而2010年达到955.79万人，增长了34.8%，远高于湖南省总人口的3.8%的增长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

第二，高龄老人比重增加。2010年，湖南省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3.07万人，与2000年的60.87万人相比，增加了52.2万人，增长了85.76%，高龄老人的比重（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例）达11.8%，比2000年上升了3.22个百分点。高龄老人增长加快，比重上升，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理念转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

第三，独居老人增多。从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00年，湖南省单身老人独居或一对老年夫妇独居家庭为108.3万户，占60岁及以上老人家庭户的20.8%，而2010年，则上升为126.18万户和26.16%，增加了5.36个百分点。

2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现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缓慢的、逐步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我国由于人口控制政策而造成的突至而来的人口老龄化浪潮，对国家及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第一，加重了年轻人负担。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现在的家庭结构普遍为"421"模式，即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年轻人既要完成日常的工作，又要照顾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加上现在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赡养老人需要更多精力、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使得年轻人背负很大的负担。

第二，加重社会负担。老年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理应在年迈之际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爱护，以确保老年人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但是针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并没有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退休人员快速增加，需要由社会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退休费、福利费随之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再是，老年人年事已高，器官功能衰竭，身体素质较差，需要一般普通人群的3.5倍的医疗卫生资源来确保身体的健康，这使得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的压力。

第三，影响劳动力结构。人口的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提高，也进一步激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都预示着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影响产业结构，制约产业升级。老年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与其他年龄段有明显的不同，有其自身需求和消费特点。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现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必然会带来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对劳动力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高龄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和记忆力的衰减，在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艺方面比较缓慢，从而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研究

从湖南省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增长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会持续加快，影响继续加重，政府和全社会必须清楚认识，认真对待。通过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第一，改革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根本成因，一是生育率的降低，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只能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回归至正常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的增减平衡。目前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想生的不能生，可以生的不想生"，所以政府应该对具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是否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生育政策，来提高总体生育率。

第二，改革退休制度。现行的退休制度，以年龄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到点"退休，然后把老人推向社会，无疑增加了社会的负担。而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许多老人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依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很高的工作热情，所以应该改革和完善现行退休制度，规定各企事业单位依据每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意愿，让老人自行决定是否延期退休。这即可缓解社会的负担，也可降低企业的成本，还可增加老人的收入。

第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养老社保制度存在"广、低、异"的特点，即覆盖面比较广，农村老人也可享受社保；但总体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正常开支需要；再是差异较大，如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额和医保报销水平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改革和完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上，一是政府要有意识的减小或消除差异；二是加大投入的力度，同时应扩大养老保险经费来源，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补充医疗保险，推进社会医疗救助工作和慈善助医工作。

第四，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建设，培养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更多老人回归社会时，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建设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文化娱乐中心等服务产业，以满足老人生活、娱乐、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保证老人的身心健康。而养老服务产业的良性、持续发展，严重依赖有志于养老服务产业的人才，所以，应该加快养老服务产业人才的培养，以满足产业的需求。

4 总结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对老人的关爱，是社会道德的人性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晶.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7-26.

[2]陈雄.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理思考-以湖南为主要考察对象[J].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2012，8（3）：345-356.

[3]杨博维，薛晓.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对策[J].天府新论，2013（1）：77-81.

[4]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5）：29-36.

[5]华，苏昌贵.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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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老龄人口作为人口中的“弱势群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壮大。早在1982年，标志着“理解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国际会议”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趋势，作为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我国当然也不例外。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的数字表明，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2011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进入了新的起点。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面临着诸多人口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我国对人口问题提出以下几个重点：大力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为全国人民关注，甚至为全世界所瞩目。

自成立以来，社会经济都在稳步向前发展，而伴随其中的人口问题也日渐明显和突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在全区24706321的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868157人，占常住人口的7.5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21个百分点。正如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佳指出，“已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眼富民强区、促进和谐、维护稳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将老龄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口老龄化水平相适应，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广大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呼和浩特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呼和浩特市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首府，全区各族人民高度聚居，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人口战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为全区其他盟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榜样，呼和浩特市更是首当其冲。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作为标准时点，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为286.66万人，在全区12个盟市中居第3位。2000-2010年10间，呼和浩特市人口净增加42.87万人，增长17.59%，年均增长1.63%。比较上次人口普查，呼和浩特市1990-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净增加52.63万人，增长27.53%，年均增长2.38%。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9.76万人。然而，在2011年常住人口286.66万人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21.90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7.64%，这表明全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本次人口普查结果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相比，65岁以上的老人增加了6.63万人，这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这部分人即将进入老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呈继续发展态势。而相对于老龄人口，0-14岁儿童比10年前少了7.53万人，这表明，近10年来呼市地区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是比较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普查资料显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这4个城区的人口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9.1%，而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土默特左旗这5个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30.9%。这说明，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较大，而旗县地区地广人稀，全市整个人口呈现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状态。由此可以推断，中心城区老龄人口明显多于五县一旗地区。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旗县，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条件等场所和设施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高于旗县。“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174元，比上年增长12.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746元，比上年增长12.1% ，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3938 人，发放低保资金24717万元；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4946人，发放低保资金9246万元。通过这一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倍多，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却其本持平，基于城区人口是旗县人口的3倍之多这一人口情况，可见旗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况且在旗县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群多为孤寡、贫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经济条件及身体条件的双重制约。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官员吴玉韶表示，未来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等趋势。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数的16.7％；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占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此外，城乡空巢家庭将超过一半，部分大中城市达到七成，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老年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是全国乃至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养老产业的发展事关数以亿计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研究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探索符合内蒙古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老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相应的养老模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呼和浩特地区，现在的养老模式主要分为居家养老模式与社会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坐享天年”这种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随着城市化和人员社会流动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的少子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养老院等各种“社会养老”模式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呼市主体城区，养老模式主要是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民间一般养老机构与现代化老人公寓、文化型养老机构和养老型医院等多种养老形式为辅的方式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截至2011年6月，呼和浩特市共有敬老院42所，并且2011年计划在5个农业旗县新建敬老院10所、改扩建7所。在五县一旗地区，多采用农村养老模式，即以家庭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养老模式。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内蒙古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近年来，国家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增加了对社会养老事业的投入，但仍然存在着居家养老水平低，社区养老功能不全，养老机构床位数不足，养老服务覆盖面狭窄，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以养老机构床位数为例，发达国家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50-70张。而据民政部门统计，呼和浩特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23家（不包括农村敬老院），床位数4064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12张，这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0张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且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低收入老年人为主，难以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的多种养老需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养老行业属于投资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的微利行业，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民办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功能单一的问题。

三、总结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了新农保等养老制度从无到有、覆盖范围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存在着多方面问题等待破局和完善。呼和浩特市作为的首府以及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养老模式选择上应综合考虑其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文化传统及亲情、空间、服务和需求等因素，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国成唯一老年人口超1亿国家直面老龄化社会挑战[EB/OL]. 内蒙古人口网,2011-08-29.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网, 2011-5-16.

[3]呼和浩特市第6次人口普查现状,每户平均不足3人[N].内蒙古日报,2011-06-13.

[4]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未来五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EB/OL].内蒙古人口网,20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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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

部分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与上年相比，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养老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为58.5分，比上年的58.4分略有提升，但仍处于差等区间。该指数从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三个方面评价中国养老金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24%和2.03%，但与此同时，由于退保、断保、漏保以及异地迁徙携带难、身份转换续保难等原因，养老金支付率（领取养老金人数÷养老制度应保人数）有所下降。“前面参保，后面断保，退休老人领不到养老金，说明用工管理欠规范、社会保险服务有漏洞。”杨燕绥说。

另外，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与企业养老金的“待遇差”方面，因为差距较大，得分与上年相同，均为0分。杨燕绥表示，国务院近期下发文件自2014年10月1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养老保险并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将有所改观。”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北京东五环外的松堂关怀医院的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I 摄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最低替代率为55%。总的来说，中国养老金替代水平不高，这将导致养老金购买力不足和老龄人口消费不足等问题。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2013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2680亿元，支出18470亿元，结余4210亿元，比2012年结余4439亿元减少了229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3019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371亿元。当期结余减去财政补贴和非正常缴费，结余很少，2014年将出现当年资金缺口。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医疗保障财务合理性、医疗保险政策科学性和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是唯一及格且不断改善的，分值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篇9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明显上升。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由1964年的3.65%上升到1982年的4.19%，1990年上升到5.57%，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6.96%。2005年达到9.07%。2007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到9.36%。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的预测表明，2020、2030、2040、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到11.8%、14.0%、20.9%和21.8%。这些数据说明未来近4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呈越来越快的上升趋势。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和劳动力年龄老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影响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它在长期内决定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劳动供给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现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自各样新的行业的不断涌现，技术、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对劳动者的适应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人们迈向老年的过程中，体力、精力会逐渐下降，工作能力逐渐退化。与中青年相比，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差，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因此，在经济建设中若劳动力主体的年龄后移，明显不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创新能力

老年人思想较为僵化，相较青年人缺乏活力和可塑性，习惯于按经验办事，缺乏创新与冒险的精神。中青年的创新能力优于老年人，是国家创新的主力军。而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人口中的中青年比例下降，这将会令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减慢，尤其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会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不利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养老问题带来挑战

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2004年4月2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指出：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中国将会出现“4-2-1问题”，即独生子女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及他们父母的父母。然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质上仍是现收现付制，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所需的条件，如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和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等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因此，“未富先老”使我国的养老问题面临巨大的挑战。

（四）人口老龄化产生其他社会问题

现今越来越多的子女出于各种原因，并未与父母同住，“空巢”现象越来越多见。空巢老人缺乏精神慰藉，亲情关系的疏远、代际之间沟通的减少，还有生活在城市的孤寡老人，与周围邻居的互动较少，很可能出现“情感空洞”等的心理危机。我国目前养老机构不普及，许多老年人不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且多数作为子女的人也不希望父母晚年进养老院，认为那不符合我国传统的孝道。生活在空巢中的高龄老年人、带病老年人和孤寡老人由于身体的日渐衰弱，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现实存在的问题与传统观念的矛盾，更加使老年人面临一系列的生存风险。

三、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利于解决当前养老金的“空账”问题

当前我国养老金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合管理，从一本账中支出，剩余部分留作积累。因个人账户存在“空账”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额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因此，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即所谓的“空账”。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群的消费越来越大，且各种社会保障逐渐建立起来，使得原本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福利政策不完善的国家负担更大。有人测算，每延迟1年退休，就可以可增收养老基金40亿元，减少支出160亿元，从而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人口寿命延长的必然趋势

现行的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或50岁退休的规定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寿命提出的。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显著提高，继续现行的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会增加养老金的支付年限，更加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三）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利于人们为社会充分发挥才智

一般说来，何时退休应取决于当事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偏好，在他们本人的消费和为子女积累遗产之间的偏好等等。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工作者，如医生、科研人员等，强制退休会造成其工作技能的损失和浪费，使之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并且，这些人中不乏有继续工作意愿的人，譬如相当一部分医生在退休后还会继续在院外接收病号行医。可见，对于需要经验技术的职业，适当延迟其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可能更为合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实现劳动者个人效用最大化，有利于社会发展。

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弊端

（一）延迟退休年龄不适合于弱势群体

对于低工资、低福利的，特别是工作环境恶劣、重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因为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区别，体力劳动者劳动强度较大，体力消耗较多，很大一部分人的工作环境很差。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在步入中年以后体力会明显下降，并不适合继续从事体力劳动。这些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他们收入有限，面临下岗的风险更大，再就业也更加困难。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非常的不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无疑是加重那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

（二）延迟退休年龄会增加就业压力

现今民众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会加重就业压力。有研究测算指出，我国每年新增退休人员大约300万人，每延长1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就会减少3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巨大问题，同时，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其原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与供给错位。各种因素导致的劳动力过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在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如果强制性提高退休年龄，即达到一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不得领取退休金的话，当人们年龄偏大而难以获得就业机会时，只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而社会要负担的实际最低生活补贴相当于让这些人退休一样。因此，从这方面看，延迟退休年龄无疑是雪上加霜，会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

五、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但必须循序渐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多种退休政策。

（一）分步延迟退休年龄

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一般较晚，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5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我国可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并根据具体国情，逐步、缓慢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如美国从2003年开始采用“小步渐进”的方式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二）拉平男女退休年龄

50岁或55岁的女性正当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尤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其发挥余热。且现今，女性的寿命普遍比男性长，而退休年龄却低于男性，显然不合理。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采取拉平男女退休年龄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尝试。

篇10

老龄产业。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养老问题关乎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人口结构的转型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大力发展地区特色老龄产业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健全养老保障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任务，鼓励和支持发展老龄产业。

一呼和浩特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个国家或地区6o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呼和浩特市（以下简称呼市）常住人口为286.66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21.9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7.64％，这表明呼市已进^^口老龄化阶段。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呼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3.91％，65岁及以上人口占7.64％。同2000年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5.5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38个百允 。这也就是说，呼市14岁以下的儿童比十年前少了7.53万人，65岁以上的老人增加了6.63万人。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这部分人即将进入老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呈继续发展态势。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较长岁月里仍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等问题，人口流动的过程也同样伴随着大量老年人群涌人城市。因此，呼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未来将会表现的更为突出。

二呼和浩特市老龄产业发展基础。

1. 消费市场需求。

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消费观念不断进步，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增加了老龄人口的数量，他们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消费份额在整个消费中的比例逐年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需求理论认为，人在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会有更高的需求和消费意愿，在实现物质需求的基础之上会逐步扩大精神需求。因此，老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更新，会对物质和精神需求均表现出一定的消费需求。呼市是一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各民族的老年人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及风俗习惯，他们的消费特点差异明显，用于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消费倾向不同，为市场提供差异明显、特色突出的产品提供了可能，在服装、食品、特殊产品、娱乐、旅游、日常护理、社区住宅等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潜力巨大。

2.特色资源丰富。

呼市是历史名城，又是一座名族气息较为浓厚的现代化城市。蒙古族特色文化、宗教、民俗，回族伊斯兰风情文化，北方汉民族农耕文化等在这里交汇。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发展为发展特色老龄产业提供的多个突破口。呼和浩特周边同时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如草原资源、森林资源。城区周边旗县区的自然风光较多，出行成本相对于区外或其他地区相对经济实惠，可以为老年人的外出提供较为满意的选择3. 产业发展环境优化。

医疗卫生条件方面，目前呼市医疗机构总计达到916个，综合性医院与专科医院相互补充，民族医院更能方便少数民族群众就医；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站）138个，较大程度满足了居民日常的医疗卫生需求；城市居住环境方面，呼和浩特市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方面更加注重建设宜居型的文明城市，污染排放量在逐年下降，城市整体的污染状况得到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全市绿地覆盖面积5697公顷，园林绿地面积5183公顷，公园绿地面积2146公顷，老年人多数喜欢晨练，城区公共活动场所是保障他们活动的有效载体。

三重点发展的老龄产业。

第一，老年产品加工业。主要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各种仪器、设备、食品、用品等，包括加工制造和销售、售后服务等项目。目前，老年产品市场的需求量较大，但是相关老年产品的供给缺乏，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生活品较少，即使有一些生活必备品，也存在产品种类单一、产品用途狭窄，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要。针对呼和浩特市具体的行业选择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老年生活辅助品。老年人口在生理机能、灵活程度都随年龄增长不断衰退，生活中需要一些辅助工具帮助其行走、代步或者提供一些便利，可以开发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拐杖、轮椅、理疗仪器等。二是老年乳制品。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相对脆弱，在日常的饮食方面需要特别照料，适量的乳制品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可口的饮食也可使他们身心愉快，本地区在乳制品加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新产品研发和产品质量上都可以有所突破，可以开发高钙食品，低脂、粗纤维食品等。三是老年服饰加工。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各民族老年人的着装喜好不同，而现实中老年人的服饰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较少，服饰的材质款式都不适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可以生产一些材质透气柔软，款式多样的各式老年服饰，使得老年人穿着精神，心情舒畅。

第二，老年服务业。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医疗保健等服务，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各类服务市场。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据调查，老年人对于生活服务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最大，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动以及养老观念的转变，更多老年人倾向于到老年人较为集中的养老服务机构生活，而现实的服务机构数量少、高质量的服务更少。老年人日常加强了自身的医疗保健投入，他们对于身心健康的需求更为此类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具体行业的选择可以为：老年服务业，重点以老年公寓、老年福利院、老年健康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托管照料、配餐、医疗护理等方面的服务。另外，部分选择在家养老的老年人需要专业的家政公司进行生活协助，提供基本的家庭卫生、做饭、精神陪护等服务。

第三，老年休闲活动。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活动服务以及休闲旅游服务。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选择增加精神层面的消费，老年人具有大量的业余时间，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使他们身心健康。呼和浩特市目前的主要活动场所集中于小区广场和公园，各类人群较多老年人往往因为人太多而不愿前往。具体的行业可以在城区增加老年活动场所的数量，增加专业的老年活动社团等，另外，在山地、水库和森林附近可以建设一批适合老年人休闲的旅游项目，既经济又实惠，还可以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

四发展建议与对策。

1. 出台相关发展规划。

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目前可以根据地区人老龄化现状，不同民族养老模式以及适宜发展的产业类型指明一定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以经济主要任务并出台相应保障措施和优惠政策。借鉴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重点在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上做文章，鼓励私有民营企业投入养老服务业，提高从业人员的水平以及服务质量，逐步达到供给需求的平衡。

2.加快部分产业的试点建设。

根据部分老龄行业的发展需要可以从建工厂、设店面开始，到市场调查、产品研发、产品制造、产品营销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打造具有优势的企业和特色服务机构。

我国部分发达省区已经在积极行动筹划建设一些试点基地，抢占市场。呼市可以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优势以及浓厚的文化积淀建设一批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依托龙头乳业企业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产业及研发优势，设计部分供老年人专用的优质产品，建成老龄食品制造基地等。

3.增加老龄产业专业人员数量。

发展老龄产业关键在于有一支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专业服务队伍。首先，这部分专业人员包括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服务咨询机构、老龄产业服务人员等，他们是推广老龄服务的主力军，因此要加强他们的基本理念、专业知识、业务水平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以及服务水平；其次，还应加强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特别是一大批蒙汉兼通的服务人员和宣传人员，补充社区养老服务队伍的数量。

篇11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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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户籍人口1391.0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万人，占总人口的11.5%;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100岁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学测算标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一般定为60岁或者65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进人老年型社会。上海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其分别超过测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龄人口已经是其总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发展已进人真正的人口老龄化时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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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__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企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基层老年协会是有效实现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保护”的基层老年人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老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老龄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基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老年协会覆盖面广，作用大，因势利导，加强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和管理,推动其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健康发展，对于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在开展基层老龄工作、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务、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将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老年，社会抚养比最终可能接近百分之百，平均一个劳动力要抚养一个老年人或未成年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很难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老年协会能够把老年人团结带领起来，使广大老年人增加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意识；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利于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减轻社会压力，起到其他任何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基层老年协会组织建设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重要作用。

老龄工作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大力加强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是省老龄办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全省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调研，形成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探索破解村（居）老年协会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省老龄办今年准备出台我省关于加强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全省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的发展。

多年来，省老年学学会紧紧围绕老龄工作中心，坚持“学术为本、规范发展、面向社会、开拓创新”的工作方针，坚持面向社会、面向老年群体需求，牢固树立为老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学会人才优势，把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针对老龄工作难点、热点开展社会调查，抓住老龄问题理论热点举办学术活动，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组织发展和自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全省老龄事业的发展。

借今天这个机会，就学会工作谈两点自己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