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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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辽西北”地区特指辽宁省的西部与北部区域，包括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铁岭三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3，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为主，区域生产总值在省内排位一直处于末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辽西北"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为本地区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使建筑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各地区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朝阳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83.4亿元，比上年增幅18.2%；铁岭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64.1亿元，比上年增涨21%。其中，阜新市建筑业总产值占其地区GDP的比重高达42.9%，建筑业产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铁岭市也达30.2%，朝阳市建筑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则为38.2%。这些数据显示，建筑业在“辽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对区域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建筑业劳动力的变动趋势，有益于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和区域产业政策调整。

一、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

建筑业劳动力主要是指从事住宅、仓库、厂房、道路桥梁等各种建筑物的承建和维修工程的劳动人口。由于建筑业是技术含量十分高的行业，在施工技术、前期图纸设计、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验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都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导致建筑业在当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论是在地市级层面或是国家层面，目前普遍实行阶梯式承包方式进行施工。具体而言，一项建筑项目从最初的审批直至最终完工，除了特大级的国家项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过一层层、一级级的承包商完成，而到达建筑工程建设链条的最末端，则由农村进城务工而来的农民工直接完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当前建筑业在施工技术标准和建筑工人素质方面都对工程质量提高了要求，在许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经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的尴尬现状。

相较于全国而言，“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探析其深层次的成熟劳动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当前的“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这些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受到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年少力壮的青年人很少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面，建筑业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施工现场经常处于城市的边缘或荒郊野外，建筑业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劳动者需要经常露天作业，而且是一类十分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艰苦环境和劳动强度让现代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适应。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前“辽西北”地区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加向往舒适生活，从而造成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年龄普遍偏高的特点。此外，近年建筑行业发展不景气，也成为“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关键因素。

二、建筑业劳动力的供给变动趋势

当前的建筑行业还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间定期流转，为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自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建筑业也受到牵连，行业不景气，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劳动力总体数量上的短缺。近些年来，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辽西北”地区农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不仅本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而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放缓，建筑业劳动力人口的总体数量已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可转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以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的某个村为例，全村四百余户人口，世代以务农为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现象，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25～40岁之间，数量约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务工的行业均为建筑业。而在15年后的今天，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龄一般在35～55岁之间。年轻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多选择不用耗费太多体力的服务业从事工作，年轻人的择业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建筑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业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影响，像制造业一样，建筑行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以缺少熟练技术人员和适龄一线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缺。所谓的熟练技术人员，一般是指在建筑行业的生产一线实际工作时间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练工人是建筑行业生产活动的骨干力量，具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熟练工人的素质和数量决定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施工环境的艰苦性，这样就很难吸引到接受过现代建筑学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施工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到“中铁”、“中建”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业，而不愿意选择民营建筑企业参加工作。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就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倍受毕业生青睐的主要就业选择。但“辽西北”地区缺少类似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大部分均为民营建筑企业，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员工队伍。

三是当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背离传统建筑业。这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择业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体，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却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却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工人的替代。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稳定、工作体面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因而，从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筑业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导致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弱，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建筑业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脏和乱，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而物流、销售、餐饮、娱乐等现代城市新兴服务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业潜在劳动力人口，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与此同时，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很多原本从事建筑业的既有农民工，也正在从建筑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这既是“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产业困境，也是全国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

三、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变动趋势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取决于建筑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需求以及季节性需求趋势，还包括对建筑业劳动力的人口素质需求变动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要求，而对于务工人员的要求已经从知识、技术、素质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辽西北”地区建筑业需求变化主要呈以下两方面。

一是季节性的需求变动明显，主要表现在春季和秋季建筑业劳动力短缺严重，而夏季建筑业劳动力供给则较为充足。由于建筑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临时性的群体特点，具体来讲就是“辽西北”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在每年的春天播种后和秋收前这一段时期，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峰期，此时农民工进城均为同一个村或亲属等联络，临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由进城务工经验丰富的老工头带队，进城后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两个月左右，待该工程项目完工后结算劳务费，继而又由同一个包工头带队进入下一个工地工作。这种群体性的工作特点，使建筑业劳动人员流动性相较于其他行业极为频繁，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同一建筑工地劳动人员供给过剩，而在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情况下，则很难大规模的招入劳务人员，无法使劳动力在供给上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农忙时节，建筑业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旦进入农闲时节，则身份转变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这种每年不断转换的劳动者身份，使得“辽西北”地区的季节性劳动需求极为明显，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建筑业已经从传统的施工方式转化半机械化或机械化施工，而传统的“人推马拉”的施工条件已经被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所取代，缺乏文化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劳动者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几乎凤毛麟角，而这一类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相对于高校毕业生较低，建筑企业承包商出于节约劳动成本的考虑，也乐于招聘此类人员从事复杂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职前培训。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简单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如混凝土搅拌机等比较易于操作的设备，均由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妇女进行操作，而现代化的建筑施工设备如塔吊等设备，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则根本无从业资格进行操作，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由于从业人员缺乏安全规范操作培训，也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急需高素质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的不足之处。

四、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辽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的建筑业从业人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需求，将是本地区建筑业的需求热点。要解决“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方面需要当地的建筑类企业提高相应的待遇，达到与国有建筑企业相类似的水平，而本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适应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关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研究制定提高从业者素质的方法，如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倡导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倡导在职培训与非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提高建筑业从业者的劳动素质，使建筑业从业人员快速具备建筑业施工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才能为“辽西北”地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石向东.北京市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04）.

[2]朱小林，殷宁宇.我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及对建筑业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4（30）.

篇2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79-10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4-0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10CYJ003、GD12CGL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1ZGM79002）；广东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K1124610）。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 孟凡强（1982-），山东德州人，经济学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

正文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与流动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群体不能获得高质量、稳定的工作，始终在就业和失业的边界上转换，那么劳动力市场上随时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群。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稳定的雇佣关系是员工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源，同时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就业稳定性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以及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行政指令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僵化的就业体制带来的是经济的低效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旨在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刚性，以双向选择取代固定用工制度，增加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1]。这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但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和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企业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低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有可能使经济陷入“低技能、低产品质量”的陷阱。因此，如何提高就业稳定性，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本文将尝试通过对个体工作经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稳定性的形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意见参考。

一级标题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就业稳定性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多，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实证性质的。早期美国学者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美国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并未发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3]。但其后相关学者的研究则发现了美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4～6]。英国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结论。伯吉斯和瑞斯（Burgess & Rees）运用英国综合住户调查数据（GHS）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英国的就业稳定性并未改变[7]。然而，格雷格和沃兹沃思（Gregg and Wadsworth）运用英国劳动力调查数据（BLFS）研究了同一时期的就业稳定性，却得出了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8]。格雷格和沃兹沃思进一步将样本观察期扩展到2000年，同样发现了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9]。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本国的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吉沃尔和莫林（Givor and Maurin）分析了1982～2002年间法国非自愿离职风险的变化，发现20世纪90年代非自愿离职的风险高于80年代，即使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后，法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仍然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0]。曹和克姆（Cho and Keum）运用韩国劳动力与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1997年金融危机及复苏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的动态变化，发现1997年危机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大幅下降，并且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非正规就业、短期工和低学历水平工人的就业稳定性恢复比其他群体更慢，从而导致就业稳定性两极化问题恶化[11]。罗卡宁和乌西塔洛（Rokkanen and Uusitalo）运用终身工作历史数据考察了芬兰1963～2004年间就业稳定性的变化，研究发现工作终止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所上升，但目前（21世纪10年代）已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12]。布拉特贝格（Bratberg）运用挪威1986～2002年雇主雇员数据库分析了挪威的就业稳定性，发现在这一期间工作任职期只有轻微的变化，公共部门的短期任职期比例有所上升，超过8年的任职期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就业稳定性的轻微下降并未导致失业的增加或劳动力退出市场[13]。

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

本文使用的就业稳定性（employment stability）概念，与国外文献中工作稳定性（job stability）的概念基本相同，国内学者用就业稳定性概念较多，因此，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相关文献较少。翁杰等利用2006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以及导致就业稳定性变迁的原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了工作转换概率的上升和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另外，以就业率为导向的就业政策也是引致就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14]。陈昭玖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15]。

通过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国外关于就业稳定性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数据库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就业稳定性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是对于某一特定群体如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的研究，尚缺乏对我国工人整体就业稳定性问题的实证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拟采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对我国工人就业稳定性的变迁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数据库，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市，这使得我们可以从总体层面上考察我国工人的就业稳定性问题。

相比就业稳定性变化趋势的分析，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更为复杂。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

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指工人开始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就业稳定性越低。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为过于刚性的劳动力市场注入灵活性，以双向选择取代固定用工制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制度的变迁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就业稳定性，鉴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性，本文认为开始工作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就业稳定性越低。

假设2：工人个体特征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当工人终止一份工作的预期效用大于当前工作获得的效用水平加上工作转换的成本的时候，理性的工人将选择离开当前的工作。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工作转换的机会和成本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就业稳定性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16]，如女性工人由于照顾家庭的原因主动离职的可能性更大；根据工作搜寻理论，为更多地了解劳动力市场，探寻个人更适合哪一种工作，年轻工人转换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年龄越大的工人主动离职的可能性越小 [17]。

假设3：企业特征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当企业终止一份工作的收益大于继续这份工作的收益加上终止成本时，企业将选择终止这份工作，不同类型（如行业、所有制等）的企业在终止工作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不同，因此，企业类型也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工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任职期正相关，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利益共享机制降低了工人的离职倾向[18～19]。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培训相比，企业组织的培训更具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因此，企业培训与工人的主动离职负相关。

一级标题二、数据、模型与方法

二级标题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工作任职期作为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是国际上较为常用的用于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指标[20]。任职期的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中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数据。CGSS 2008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是通过工人对其工作经历的回顾来完成的，每个样本有十份备选工作经历，每份工作经历均涉及开始年份与结束年份，以及所在单位及个人的其他特征变量。这种工作历史数据提供了工人从开始第一份工作到调查时的所有工作经历，这使得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任职期。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作任职期，因此，只选取了有过正式工作经历的样本，共3626个，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市，其中男性样本1903个，女性样本1723个。

二级标题2模型与方法

本文选取工作的任职期作为就业稳定性的测算指标，由于部分工作在调查的时候还未结束，工人任职期的数据存在截尾，因此，本文采用乘数极限法估计每份工作任职期的均值和中位数，据此来研究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离职方式，并分别考察了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第一种为主动离职（quit），主要是指工人的主动辞职行为，样本数为1311个；第二种为被动离职（layoff），该类别的离职方式包括组织调动、单位劝离和单位开除，样本数为433个；第三种为其他原因的离职（others），主要包括合同到期、健康问题、离/退休以及其他原因的离职，样本数为774个。

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由于存在三种竞争性的离职方式，因此，本文选用竞争风险模型（competing risk model）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模型形式如下：

根据前面的假设，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工人个体特征及企业特征都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本文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4个虚拟变量，以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为基组）来衡量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4个虚拟变量，以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基组）和职业类型（8个虚拟变量，以初级职员为基组）作为工人个体特征变量。而企业方面的特征变量则包括单位所有制（5个虚拟变量，选取集体或集体控股企业为基组）、单位培训（4个虚拟变量，选取完全没有培训为基组）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库中的变量进行了分类处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及以上四个层次，其中初中及以下包含没有受过教育、私塾、小学、初中四类样本，高中学历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四类样本，大学学历包括成人大专、普通大专、成人本科和普通本科四类。在职业类型方面，本文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合并为一组，另外，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质，本文未将其考虑在内。在单位所有制方面，本文将港澳台资合并到了外资样本中，不做区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将行业和工资等影响因素包含在内，从而使估计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级标题三、我国的就业稳定性在下降吗

我们首先用乘数极限法对工作任职期进行了估计，出于研究就业稳定性变化趋势的需要，本文将工人样本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进行了分组。由于重点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因此，将1978年以前开始工作的作为第一组，将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分为三组：1979～1988年为一组，1989～1998年为一组，1999～2008年为一组。

本文对样本工人的工作经历数进行了统计，拥有四份工作经历的工人比例在3%左右，这一数值并不足以支持乘数极限法的估算，因此，本文只对前三份工作的任职期进行了估计，但本文认为，这已足以说明我们要考察的问题。（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群体，其每份工作的任职期（无论是平均任职期还是中位任职期）越短。对于第一份工作，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平均任职期为2165年，1978年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工人的平均任职期下降为1554年，第二个十年下降为989年，进入新千年后工人平均任职期下降到520年，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工人的任职期不断缩短，就业稳定性不断下降。从相同群体不同工作序数的比较来看，随着工作数的增加，任职期不断缩短，这也印证了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

二级标题2不同性别、不同离职类型任职期的估计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性别、不同离职类型的任职期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的工作任职期越短，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性别的三种离职类型均成立。被动离职的工人任职期比主动离职的工人任职期长，这一点对于所有男性工人和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人均成立。通过不同性别相同离职类型任职期的比较，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时间趋势。从离职比例数据来看，无论是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主动离职的比例越高；另外，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比例始终高于男性工人。在被动离职方面，被动离职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趋势，男性工人被动离职的比例高于女性。

一级标题四、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

哪些因素导致了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离职行为的发生，就业稳定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为回答上述问题，下面利用竞争风险模型对不同性别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由于数据的限制，估计的结果仅针对第一份工作。。

二级标题1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三级标题（1）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于所有形式的离职都是一个显著的决定因素（基组是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群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因素都有很高的显著性。在主动离职的样本中，总体上来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其回归系数越大，这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主动离职的可能性越大。对于被动方式的离职，所有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与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相比，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更不易于以被单位解雇的方式结束工作，并且进入劳动力市场越晚，被动离职的风险越低，对于其他方式的离职，我们也可以得到与被动离职相同的结论。这说明我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

三级标题（2）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

在其他因素中，年龄对于主动离职和其他原因离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年龄对主动离职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说明年龄越大，越不易于以主动离职的方式结束工作，这也验证了前面的假设。年龄对于其他原因的离职的影响是正向的，这是由于其他原因的离职中包含了离/退休、健康原因等因素，这些因素均与年龄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对于被动离职来说，年龄越大的男性工人被动离职的风险越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与初中及

以下教育程度相比，更高的教育程度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这一结论对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均适用，并且这一结果总体是显著的。通过系数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主动离职的风险就越低。在被动离职方面，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工人被动离职的风险较低。在其他方式的离职方面，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相比，更高的学历降低了工人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这一点对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工人尤为明显。另外，职业类型也是影响工人离职行为的一个因素。男性管理者、专业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操作工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离职风险均显著低于基组（初级职员）。

三级标题（3）企业特征因素。

在企业特征的影响因素中，与集体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工人被动离职和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较高，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而私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高于集体企业，被动离职和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低于集体企业，关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本文认为，由于私有企业中工人组织力量（如工会）的弱小，从而使得私有企业不断通过压低工人待遇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空间，最终导致工人以“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企业。在单位培训方面，企业组织的培训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的风险，这说明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重要形式的企业培训能够降低工人的流动性，提高工作的稳定性，但这一结果仅对男性工人的主动离职影响显著。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培训都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二级标题2就业稳定性的性别差异

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女性更容易因照顾孩子或其他家庭因素停止工作，通过前面对原始数据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女性主动离职的比例高于男性，被动离职的比例低于男性，并且这种性别差异在我们考察的整个期间（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来的30年）均存在。但当我们控制其他因素之后，这种性别差异是否仍然存在？为考察这一问题，本文利用混合样本重新估计了一组方程。首先，我们在基本模型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性别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见表5中的a组

由于篇幅限制，表5只列出了性别及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从a组方程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而被动离职的风险显著低于男性，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对原始数据分析的结果。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男女性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的差异，b组方程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结果显示女性工人的离职行为（包括主动离职、被动离职和其他离职）与男性工人的差异并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相比对应群体的男性工人而言，女性工人的主动离职风险相对较高，这一结果对于1989～1998年和1999～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群体而言是显著的，但是不同时间段相对风险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在被动离职方面，女性工人比对应男性群体的离职风险小。另外，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人以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对应的男性群体。

二级标题3稳健性检验

在考察就业稳定性的性别差异部分，本文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性别虚拟变量和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利用混合样本重新估计了a组和b组两组方程，方程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基本结论一致，因此，基本模型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CGSS 2008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工人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重点考察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在就业稳定性衡量指标方面，本文选取了国际上常用的任职期指标。由于任职期数据的截尾特征，本文选取了乘数极限法估计任职期均值和中位数，并利用竞争风险模型考察了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和性别差异，所得结论基本验证了前面所提假设。这些结论主要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的工作任职期越短；随着工作经历数的增加，工人每份工作的任职期不断缩短，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对于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主动离职的风险越高，被动离职及其他离职的风险越低，这说明我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另外，年龄越大，主动离职的风险就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主动离职的风险越低；男性管理者、专业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操作工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离职风险均显著低于初级职员；与集体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较高；在单位培训方面，企业组织的培训降低了男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就业稳定性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而被动离职的风险显著低于男性，但女性工人的离职行为与男性工人的差异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

总体上看，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就业稳定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这种下降主要表现为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这虽然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提高的表现，但这种流动是一种低层次的流动，低学历工人、低职位工人、私企工人、女性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劳动力的主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诉求组织与机制（如工会组织、工资协商机制）的缺失导致“用脚投票”成为多数弱势工人群体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这种低层次的流动不利于工人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也会带来失业及劳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就业稳定性，保护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工人群体的利益，构建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的方向由灵活性向灵活安全性转型，鉴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强资弱劳”的力量格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相关权益，提高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保护力度，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改革方向与目前欧洲发达国家的改革方向相反，欧洲劳动力市场中过度的就业保护被认为是导致持续高失业率的原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降低就业保护力度，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应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验，避免过度就业保护问题及高失业率的问题。如何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转型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由于数据的限制使得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属于回顾数据，并且在任职期方面只有年份数据而没有月份数据，同时行业和工资数据的缺乏也使得本文的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差。另外由于样本的限制，本文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的部分用对第一份工作影响因素的考察来代替整体就业稳定性的考察也使得研究的结论有可能存在偏差。上述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善。

（致谢：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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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虽然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的讨论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更热烈，但这一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效应可能会更明显。例如，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的劳动力需求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相对应的，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下降。由于有技能的劳动者其实际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最低标准，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对这一群体没有实际的意义。

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接近“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工资每上升一个单位，所能吸引的劳动者的比例会更高。这样，如果就业岗位没能及时补充，就有可能造成较发达国家更明显的失业。

其次，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刚刚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工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分布看，处于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就业数量可能占比较大的比重，这样，调整最低工资所能实际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尽管普通工人的工资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上涨，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率约为美国的4.6％，日本的5.7％，欧元区国家的3.9％。

当然，上述讨论是基于最低工资制度得到很好地执行的假设。国际上的一般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对最低工资的执行程度往往有限，致使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最低工资制度的施行尚未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自已《低工资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应当足以抵消(或掩盖)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很多人提醒决策者谨慎使用最低工资制度，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得到事实的支撑的重要原因之一。

讨论最低工资制度时，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是如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明确要求各地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恢复，最近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其中有些地区提高的幅度还比较大。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复杂性，多高的标准为宜并无定规，不过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澄清。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就是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然而，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尚难以提供劳动力市场上所有劳动者的工资信息，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实际上是一个难以测度的指标。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单位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被用作平均工资。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渐融合，2009年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1.45亿农民工已经占城镇就业总量的47％，而他们的总体工资水平要低于单位就业工资，因此，以单位就业工资作为社会平均工资的基础，会高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如果把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单位就业工资以各自的就业数量为权重加权，作为社会平均工资，我们会发现它和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目前，地方政府掌握当地农民工工资信息还比较困难，也就缺乏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依据。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进行着自发的调整。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人口转变的加速使得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迈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作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率也不断地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我们发现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有比较迅速的增加。2009年和2005年相比，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9％。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中国部分大城市所作的劳动力市场监测调查资料也表明，2010年相比于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69％。工资的不断上涨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么长工资，要么雇不到人。

既然劳动力市场已经具备了自发调节的功能，我们是不是仅依靠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最低工资制度了呢?其实不然，最低工资制度是引导企业合法用工的有效政策工具。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就曾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检查力度，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就可以成为杜绝不法企业恶意用工的利器。不过，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总体上扬，并不是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解决的。可以想象，各地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劳动者得到更好的工资回报。然而，我们能看到的近年来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其实更多的得益于所有人发展经济的努力。

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地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呢?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低工资制度业已建立，那就需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应该加强劳动执法和监察力度，以最低工资制度为法律依据，杜绝企业的恶意用工。

篇4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篇5

劳动力市场的惨淡景象是几个月前我们所预料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几种方法可以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做更为量化的判断。

首先,可以利用每季度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之前我们预测2009 年农村收入增长将大幅下滑,由2008年的8.6% 下降到仅2%。原因是出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打击最大的就是农业人口就业以及收入状况。

季度数据确实显示出增长放缓,但其程度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严重。其中最佳的判断指标是农民的工资收入部分,它占到总收入的30%。就名义值来说,工资收入增长大幅下滑,从去年的20%下滑了近一半,表明劳动力市场的确在走软。然而这仍比我们预测的情况要好。尽管这次经济下滑比亚洲金融危机及IT泡沫破裂后的情况更加剧烈,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情况却要前两次为好。

这个数字显示了低端劳动力需求的变动情况。另外两种方法可以判断购买力和工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第一种方法是扣除通胀后,2009年迄今为止,农村购买力同比增长了10.9%,当然比2008年同期的14%有下降,但这一数字仍十分可观。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家庭收入增长与GDP比较。这样做很重要,因为最近几年,政府与企业在经济成果分配中获得的的份额越来越大,压低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起到了抑制消费增长的作用。然而2009年头九个月,这种持续多年的趋势出现了变动迹象,第一次出现家庭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现象。这有利于促进消费,但这种变动也许是暂时的,所以别急着宣布投资拉动增长的漫长时期已经终结。

劳动力市场调查

麦格理年度劳动市场调查也显示了类似情况。我们已经调查了200家公司(未来几周将的第二份报告的抽样规模为400家公司)。我们将员工分为四个工资类别,向公司询问他们的就业和工资变动情况。与2008年一样,劳动市场最为疲软的部分在最低端,也就是月工资800元及以下的部分。

其它类别包括了800-2000元,2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调查结果与上次类似。如同一年前所显示的,预计工资上升压力会加大,而且更高工资水平的群体涨幅会更高。在2008年,70%以上的公司预计月工资为2000-5000元的群体,工资年增长率将在10%以上。今年,持有这种预测的公司仍占到60%。

关于员工岗位空缺数目的调查也类似:如同2008年一样,大约三分之二的公司表示空缺岗位占到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多。

有更多公司表示,预计最低员工数量在未来两年里将会下降。50%以上的公司预计中等收入的员工数目将会上升。2008年,大多数公司预计员工数目增长将继续。但这次,预计员工数量会增长的公司与认为会持平的公司比较均等。总体来看,未来似乎只有最低端劳动者的需求会疲软。

并不是说危机没有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任何损害,这从今年新加的几个调查问题可以看出来。

问到对比2008年,现在工资水平的总体感觉如何时,55%的公司表示有所增长,25%的公司认为有所下降。然而,问到就业水平时,接近一半的公司认为有所下降。有60%的公司表示政府已经出台政策来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表示它们看到了这些措施的影响。

疲软出现在哪

农村收入增长略有放缓的数据与我们调查结果中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并不吻合。主要原因是调查的工资分类方式是几年前确定的,现在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调查时机也是一个问题,2008年8月雷曼倒闭风波还未发生,与出口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市场还算正常。然而,自那时起,巨大的经济波动意味劳动力市场的显著变化,出口行业的波动尤其剧烈。因此,与2008年8月相比,目前的就业数据即使出现一定疲软,说不定还是个不错的结果呢。

另一对矛盾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艰难与高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坚挺。这恐怕表明了毕业生缺乏适当的技能挤入高端市场。

劳动市场坚挺的背后

去年底的剧烈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工资和就业趋势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是目前的各种指标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是在调整而非崩溃。受访者认为高端市场仍然保持坚挺。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得通。由于出口复苏和国内投资增长,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最近几个月中有所上升。虽然有大量毕业生,但新增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表明初级劳动力的整体供给有所下降。供需双降使得劳动力市场似乎处于均衡状态。

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危机看似只是个插曲。2008年底的经济剧烈放缓使工资增长以及此前明显的工人短缺现象都消失了。但仅十二个月后,劳动力市场坚挺的迹象再度浮现。

这对于经济全局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信号。上升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将会推动消费,我们因此在上周调高了2010年GDP预期。但是,这样一个经济走向复苏的信号同时也伴随着通胀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