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2 17: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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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辽西北”地区特指辽宁省的西部与北部区域，包括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铁岭三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3，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为主，区域生产总值在省内排位一直处于末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辽西北"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为本地区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使建筑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各地区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朝阳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83.4亿元，比上年增幅18.2%；铁岭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64.1亿元，比上年增涨21%。其中，阜新市建筑业总产值占其地区GDP的比重高达42.9%，建筑业产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铁岭市也达30.2%，朝阳市建筑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则为38.2%。这些数据显示，建筑业在“辽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对区域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建筑业劳动力的变动趋势，有益于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和区域产业政策调整。
一、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
建筑业劳动力主要是指从事住宅、仓库、厂房、道路桥梁等各种建筑物的承建和维修工程的劳动人口。由于建筑业是技术含量十分高的行业，在施工技术、前期图纸设计、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验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都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导致建筑业在当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论是在地市级层面或是国家层面，目前普遍实行阶梯式承包方式进行施工。具体而言，一项建筑项目从最初的审批直至最终完工，除了特大级的国家项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过一层层、一级级的承包商完成，而到达建筑工程建设链条的最末端，则由农村进城务工而来的农民工直接完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当前建筑业在施工技术标准和建筑工人素质方面都对工程质量提高了要求，在许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经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的尴尬现状。
相较于全国而言，“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探析其深层次的成熟劳动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当前的“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这些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受到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年少力壮的青年人很少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面，建筑业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施工现场经常处于城市的边缘或荒郊野外，建筑业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劳动者需要经常露天作业，而且是一类十分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艰苦环境和劳动强度让现代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适应。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前“辽西北”地区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加向往舒适生活，从而造成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年龄普遍偏高的特点。此外，近年建筑行业发展不景气，也成为“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关键因素。
二、建筑业劳动力的供给变动趋势
当前的建筑行业还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间定期流转，为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自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建筑业也受到牵连，行业不景气，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劳动力总体数量上的短缺。近些年来，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辽西北”地区农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不仅本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而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放缓，建筑业劳动力人口的总体数量已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可转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以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的某个村为例，全村四百余户人口，世代以务农为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现象，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25～40岁之间，数量约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务工的行业均为建筑业。而在15年后的今天，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龄一般在35～55岁之间。年轻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多选择不用耗费太多体力的服务业从事工作，年轻人的择业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建筑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业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影响，像制造业一样，建筑行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以缺少熟练技术人员和适龄一线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缺。所谓的熟练技术人员，一般是指在建筑行业的生产一线实际工作时间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练工人是建筑行业生产活动的骨干力量，具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熟练工人的素质和数量决定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施工环境的艰苦性，这样就很难吸引到接受过现代建筑学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施工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到“中铁”、“中建”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业，而不愿意选择民营建筑企业参加工作。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就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倍受毕业生青睐的主要就业选择。但“辽西北”地区缺少类似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大部分均为民营建筑企业，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员工队伍。
三是当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背离传统建筑业。这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择业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体，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却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却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工人的替代。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稳定、工作体面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因而，从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筑业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导致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弱，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建筑业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脏和乱，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而物流、销售、餐饮、娱乐等现代城市新兴服务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业潜在劳动力人口，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与此同时，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很多原本从事建筑业的既有农民工，也正在从建筑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这既是“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产业困境，也是全国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
三、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变动趋势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取决于建筑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需求以及季节性需求趋势，还包括对建筑业劳动力的人口素质需求变动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要求，而对于务工人员的要求已经从知识、技术、素质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辽西北”地区建筑业需求变化主要呈以下两方面。
一是季节性的需求变动明显，主要表现在春季和秋季建筑业劳动力短缺严重，而夏季建筑业劳动力供给则较为充足。由于建筑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临时性的群体特点，具体来讲就是“辽西北”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在每年的春天播种后和秋收前这一段时期，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峰期，此时农民工进城均为同一个村或亲属等联络，临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由进城务工经验丰富的老工头带队，进城后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两个月左右，待该工程项目完工后结算劳务费，继而又由同一个包工头带队进入下一个工地工作。这种群体性的工作特点，使建筑业劳动人员流动性相较于其他行业极为频繁，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同一建筑工地劳动人员供给过剩，而在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情况下，则很难大规模的招入劳务人员，无法使劳动力在供给上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农忙时节，建筑业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旦进入农闲时节，则身份转变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这种每年不断转换的劳动者身份，使得“辽西北”地区的季节性劳动需求极为明显，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建筑业已经从传统的施工方式转化半机械化或机械化施工，而传统的“人推马拉”的施工条件已经被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所取代，缺乏文化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劳动者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几乎凤毛麟角，而这一类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相对于高校毕业生较低，建筑企业承包商出于节约劳动成本的考虑，也乐于招聘此类人员从事复杂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职前培训。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简单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如混凝土搅拌机等比较易于操作的设备，均由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妇女进行操作，而现代化的建筑施工设备如塔吊等设备，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则根本无从业资格进行操作，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由于从业人员缺乏安全规范操作培训，也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急需高素质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的不足之处。
四、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辽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的建筑业从业人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需求，将是本地区建筑业的需求热点。要解决“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方面需要当地的建筑类企业提高相应的待遇，达到与国有建筑企业相类似的水平，而本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适应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关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研究制定提高从业者素质的方法，如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倡导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倡导在职培训与非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提高建筑业从业者的劳动素质，使建筑业从业人员快速具备建筑业施工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才能为“辽西北”地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石向东.北京市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04）.
[2]朱小林，殷宁宇.我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及对建筑业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4（30）.
篇2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79-10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4-0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10CYJ003、GD12CGL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1ZGM79002）；广东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K1124610）。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 孟凡强（1982-），山东德州人，经济学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
正文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与流动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群体不能获得高质量、稳定的工作，始终在就业和失业的边界上转换，那么劳动力市场上随时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群。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稳定的雇佣关系是员工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源，同时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就业稳定性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以及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行政指令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僵化的就业体制带来的是经济的低效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旨在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刚性，以双向选择取代固定用工制度，增加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1]。这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但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和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企业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低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有可能使经济陷入“低技能、低产品质量”的陷阱。因此，如何提高就业稳定性，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本文将尝试通过对个体工作经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稳定性的形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意见参考。
一级标题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就业稳定性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多，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实证性质的。早期美国学者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美国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并未发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3]。但其后相关学者的研究则发现了美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4～6]。英国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结论。伯吉斯和瑞斯（Burgess & Rees）运用英国综合住户调查数据（GHS）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英国的就业稳定性并未改变[7]。然而，格雷格和沃兹沃思（Gregg and Wadsworth）运用英国劳动力调查数据（BLFS）研究了同一时期的就业稳定性，却得出了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8]。格雷格和沃兹沃思进一步将样本观察期扩展到2000年，同样发现了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9]。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本国的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吉沃尔和莫林（Givor and Maurin）分析了1982～2002年间法国非自愿离职风险的变化，发现20世纪90年代非自愿离职的风险高于80年代，即使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后，法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仍然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0]。曹和克姆（Cho and Keum）运用韩国劳动力与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1997年金融危机及复苏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的动态变化，发现1997年危机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大幅下降，并且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非正规就业、短期工和低学历水平工人的就业稳定性恢复比其他群体更慢，从而导致就业稳定性两极化问题恶化[11]。罗卡宁和乌西塔洛（Rokkanen and Uusitalo）运用终身工作历史数据考察了芬兰1963～2004年间就业稳定性的变化，研究发现工作终止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所上升，但目前（21世纪10年代）已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12]。布拉特贝格（Bratberg）运用挪威1986～2002年雇主雇员数据库分析了挪威的就业稳定性，发现在这一期间工作任职期只有轻微的变化，公共部门的短期任职期比例有所上升，超过8年的任职期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就业稳定性的轻微下降并未导致失业的增加或劳动力退出市场[13]。
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
本文使用的就业稳定性（employment stability）概念，与国外文献中工作稳定性（job stability）的概念基本相同，国内学者用就业稳定性概念较多，因此，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相关文献较少。翁杰等利用2006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以及导致就业稳定性变迁的原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了工作转换概率的上升和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另外，以就业率为导向的就业政策也是引致就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14]。陈昭玖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15]。
通过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国外关于就业稳定性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数据库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就业稳定性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是对于某一特定群体如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的研究，尚缺乏对我国工人整体就业稳定性问题的实证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拟采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对我国工人就业稳定性的变迁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数据库，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市，这使得我们可以从总体层面上考察我国工人的就业稳定性问题。
相比就业稳定性变化趋势的分析，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更为复杂。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
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指工人开始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就业稳定性越低。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为过于刚性的劳动力市场注入灵活性，以双向选择取代固定用工制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制度的变迁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就业稳定性，鉴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性，本文认为开始工作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就业稳定性越低。
假设2：工人个体特征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当工人终止一份工作的预期效用大于当前工作获得的效用水平加上工作转换的成本的时候，理性的工人将选择离开当前的工作。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工作转换的机会和成本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就业稳定性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16]，如女性工人由于照顾家庭的原因主动离职的可能性更大；根据工作搜寻理论，为更多地了解劳动力市场，探寻个人更适合哪一种工作，年轻工人转换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年龄越大的工人主动离职的可能性越小 [17]。
假设3：企业特征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当企业终止一份工作的收益大于继续这份工作的收益加上终止成本时，企业将选择终止这份工作，不同类型（如行业、所有制等）的企业在终止工作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不同，因此，企业类型也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工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任职期正相关，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利益共享机制降低了工人的离职倾向[18～19]。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培训相比，企业组织的培训更具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因此，企业培训与工人的主动离职负相关。
一级标题二、数据、模型与方法
二级标题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工作任职期作为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是国际上较为常用的用于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指标[20]。任职期的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中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数据。CGSS 2008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是通过工人对其工作经历的回顾来完成的，每个样本有十份备选工作经历，每份工作经历均涉及开始年份与结束年份，以及所在单位及个人的其他特征变量。这种工作历史数据提供了工人从开始第一份工作到调查时的所有工作经历，这使得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任职期。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作任职期，因此，只选取了有过正式工作经历的样本，共3626个，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市，其中男性样本1903个，女性样本1723个。
二级标题2模型与方法
本文选取工作的任职期作为就业稳定性的测算指标，由于部分工作在调查的时候还未结束，工人任职期的数据存在截尾，因此，本文采用乘数极限法估计每份工作任职期的均值和中位数，据此来研究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离职方式，并分别考察了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第一种为主动离职（quit），主要是指工人的主动辞职行为，样本数为1311个；第二种为被动离职（layoff），该类别的离职方式包括组织调动、单位劝离和单位开除，样本数为433个；第三种为其他原因的离职（others），主要包括合同到期、健康问题、离/退休以及其他原因的离职，样本数为774个。
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由于存在三种竞争性的离职方式，因此，本文选用竞争风险模型（competing risk model）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模型形式如下：
根据前面的假设，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工人个体特征及企业特征都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本文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4个虚拟变量，以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为基组）来衡量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4个虚拟变量，以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基组）和职业类型（8个虚拟变量，以初级职员为基组）作为工人个体特征变量。而企业方面的特征变量则包括单位所有制（5个虚拟变量，选取集体或集体控股企业为基组）、单位培训（4个虚拟变量，选取完全没有培训为基组）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库中的变量进行了分类处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及以上四个层次，其中初中及以下包含没有受过教育、私塾、小学、初中四类样本，高中学历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四类样本，大学学历包括成人大专、普通大专、成人本科和普通本科四类。在职业类型方面，本文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合并为一组，另外，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质，本文未将其考虑在内。在单位所有制方面，本文将港澳台资合并到了外资样本中，不做区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将行业和工资等影响因素包含在内，从而使估计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级标题三、我国的就业稳定性在下降吗
我们首先用乘数极限法对工作任职期进行了估计，出于研究就业稳定性变化趋势的需要，本文将工人样本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进行了分组。由于重点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因此，将1978年以前开始工作的作为第一组，将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分为三组：1979～1988年为一组，1989～1998年为一组，1999～2008年为一组。
本文对样本工人的工作经历数进行了统计，拥有四份工作经历的工人比例在3%左右，这一数值并不足以支持乘数极限法的估算，因此，本文只对前三份工作的任职期进行了估计，但本文认为，这已足以说明我们要考察的问题。（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群体，其每份工作的任职期（无论是平均任职期还是中位任职期）越短。对于第一份工作，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平均任职期为2165年，1978年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工人的平均任职期下降为1554年，第二个十年下降为989年，进入新千年后工人平均任职期下降到520年，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工人的任职期不断缩短，就业稳定性不断下降。从相同群体不同工作序数的比较来看，随着工作数的增加，任职期不断缩短，这也印证了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
二级标题2不同性别、不同离职类型任职期的估计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性别、不同离职类型的任职期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的工作任职期越短，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性别的三种离职类型均成立。被动离职的工人任职期比主动离职的工人任职期长，这一点对于所有男性工人和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人均成立。通过不同性别相同离职类型任职期的比较，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时间趋势。从离职比例数据来看，无论是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主动离职的比例越高；另外，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比例始终高于男性工人。在被动离职方面，被动离职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趋势，男性工人被动离职的比例高于女性。
一级标题四、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
哪些因素导致了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离职行为的发生，就业稳定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为回答上述问题，下面利用竞争风险模型对不同性别三种离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由于数据的限制，估计的结果仅针对第一份工作。。
二级标题1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三级标题（1）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效应。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于所有形式的离职都是一个显著的决定因素（基组是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群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因素都有很高的显著性。在主动离职的样本中，总体上来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其回归系数越大，这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主动离职的可能性越大。对于被动方式的离职，所有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与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相比，1978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更不易于以被单位解雇的方式结束工作，并且进入劳动力市场越晚，被动离职的风险越低，对于其他方式的离职，我们也可以得到与被动离职相同的结论。这说明我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
三级标题（2）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
在其他因素中，年龄对于主动离职和其他原因离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年龄对主动离职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说明年龄越大，越不易于以主动离职的方式结束工作，这也验证了前面的假设。年龄对于其他原因的离职的影响是正向的，这是由于其他原因的离职中包含了离/退休、健康原因等因素，这些因素均与年龄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对于被动离职来说，年龄越大的男性工人被动离职的风险越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与初中及
以下教育程度相比，更高的教育程度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这一结论对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均适用，并且这一结果总体是显著的。通过系数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主动离职的风险就越低。在被动离职方面，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工人被动离职的风险较低。在其他方式的离职方面，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相比，更高的学历降低了工人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这一点对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工人尤为明显。另外，职业类型也是影响工人离职行为的一个因素。男性管理者、专业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操作工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离职风险均显著低于基组（初级职员）。
三级标题（3）企业特征因素。
在企业特征的影响因素中，与集体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工人被动离职和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较高，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而私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高于集体企业，被动离职和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低于集体企业，关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本文认为，由于私有企业中工人组织力量（如工会）的弱小，从而使得私有企业不断通过压低工人待遇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空间，最终导致工人以“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企业。在单位培训方面，企业组织的培训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的风险，这说明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重要形式的企业培训能够降低工人的流动性，提高工作的稳定性，但这一结果仅对男性工人的主动离职影响显著。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培训都降低了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二级标题2就业稳定性的性别差异
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女性更容易因照顾孩子或其他家庭因素停止工作，通过前面对原始数据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女性主动离职的比例高于男性，被动离职的比例低于男性，并且这种性别差异在我们考察的整个期间（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来的30年）均存在。但当我们控制其他因素之后，这种性别差异是否仍然存在？为考察这一问题，本文利用混合样本重新估计了一组方程。首先，我们在基本模型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性别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见表5中的a组
由于篇幅限制，表5只列出了性别及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从a组方程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而被动离职的风险显著低于男性，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对原始数据分析的结果。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男女性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的差异，b组方程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结果显示女性工人的离职行为（包括主动离职、被动离职和其他离职）与男性工人的差异并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相比对应群体的男性工人而言，女性工人的主动离职风险相对较高，这一结果对于1989～1998年和1999～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群体而言是显著的，但是不同时间段相对风险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在被动离职方面，女性工人比对应男性群体的离职风险小。另外，1978年以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人以其他方式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对应的男性群体。
二级标题3稳健性检验
在考察就业稳定性的性别差异部分，本文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性别虚拟变量和性别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交乘项，利用混合样本重新估计了a组和b组两组方程，方程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基本结论一致，因此，基本模型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CGSS 2008关于工人工作经历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工人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重点考察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在就业稳定性衡量指标方面，本文选取了国际上常用的任职期指标。由于任职期数据的截尾特征，本文选取了乘数极限法估计任职期均值和中位数，并利用竞争风险模型考察了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和性别差异，所得结论基本验证了前面所提假设。这些结论主要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越晚的工人群体，其整体的工作任职期越短；随着工作经历数的增加，工人每份工作的任职期不断缩短，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对于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晚，主动离职的风险越高，被动离职及其他离职的风险越低，这说明我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另外，年龄越大，主动离职的风险就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主动离职的风险越低；男性管理者、专业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操作工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离职风险均显著低于初级职员；与集体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较高；在单位培训方面，企业组织的培训降低了男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就业稳定性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工人主动离职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而被动离职的风险显著低于男性，但女性工人的离职行为与男性工人的差异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
总体上看，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就业稳定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这种下降主要表现为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这虽然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提高的表现，但这种流动是一种低层次的流动，低学历工人、低职位工人、私企工人、女性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劳动力的主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诉求组织与机制（如工会组织、工资协商机制）的缺失导致“用脚投票”成为多数弱势工人群体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这种低层次的流动不利于工人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也会带来失业及劳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就业稳定性，保护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工人群体的利益，构建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的方向由灵活性向灵活安全性转型，鉴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强资弱劳”的力量格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相关权益，提高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保护力度，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改革方向与目前欧洲发达国家的改革方向相反，欧洲劳动力市场中过度的就业保护被认为是导致持续高失业率的原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降低就业保护力度，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应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验，避免过度就业保护问题及高失业率的问题。如何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转型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由于数据的限制使得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属于回顾数据，并且在任职期方面只有年份数据而没有月份数据，同时行业和工资数据的缺乏也使得本文的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差。另外由于样本的限制，本文在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的部分用对第一份工作影响因素的考察来代替整体就业稳定性的考察也使得研究的结论有可能存在偏差。上述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善。
（致谢：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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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虽然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的讨论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更热烈，但这一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效应可能会更明显。例如，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的劳动力需求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相对应的，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下降。由于有技能的劳动者其实际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最低标准，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对这一群体没有实际的意义。
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接近“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工资每上升一个单位，所能吸引的劳动者的比例会更高。这样，如果就业岗位没能及时补充，就有可能造成较发达国家更明显的失业。
其次，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刚刚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工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分布看，处于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就业数量可能占比较大的比重，这样，调整最低工资所能实际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尽管普通工人的工资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上涨，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率约为美国的4.6％，日本的5.7％，欧元区国家的3.9％。
当然，上述讨论是基于最低工资制度得到很好地执行的假设。国际上的一般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对最低工资的执行程度往往有限，致使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最低工资制度的施行尚未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自已《低工资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应当足以抵消(或掩盖)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很多人提醒决策者谨慎使用最低工资制度，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得到事实的支撑的重要原因之一。
讨论最低工资制度时，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是如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明确要求各地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恢复，最近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其中有些地区提高的幅度还比较大。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复杂性，多高的标准为宜并无定规，不过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澄清。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就是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然而，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尚难以提供劳动力市场上所有劳动者的工资信息，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实际上是一个难以测度的指标。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单位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被用作平均工资。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渐融合，2009年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1.45亿农民工已经占城镇就业总量的47％，而他们的总体工资水平要低于单位就业工资，因此，以单位就业工资作为社会平均工资的基础，会高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如果把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单位就业工资以各自的就业数量为权重加权，作为社会平均工资，我们会发现它和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目前，地方政府掌握当地农民工工资信息还比较困难，也就缺乏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依据。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进行着自发的调整。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人口转变的加速使得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迈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作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率也不断地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我们发现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有比较迅速的增加。2009年和2005年相比，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9％。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中国部分大城市所作的劳动力市场监测调查资料也表明，2010年相比于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69％。工资的不断上涨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么长工资，要么雇不到人。
既然劳动力市场已经具备了自发调节的功能，我们是不是仅依靠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最低工资制度了呢?其实不然，最低工资制度是引导企业合法用工的有效政策工具。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就曾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检查力度，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就可以成为杜绝不法企业恶意用工的利器。不过，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总体上扬，并不是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解决的。可以想象，各地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劳动者得到更好的工资回报。然而，我们能看到的近年来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其实更多的得益于所有人发展经济的努力。
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地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呢?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低工资制度业已建立，那就需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应该加强劳动执法和监察力度，以最低工资制度为法律依据，杜绝企业的恶意用工。
篇4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篇5
劳动力市场的惨淡景象是几个月前我们所预料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几种方法可以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做更为量化的判断。
首先,可以利用每季度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之前我们预测2009 年农村收入增长将大幅下滑,由2008年的8.6% 下降到仅2%。原因是出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打击最大的就是农业人口就业以及收入状况。
季度数据确实显示出增长放缓,但其程度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严重。其中最佳的判断指标是农民的工资收入部分,它占到总收入的30%。就名义值来说,工资收入增长大幅下滑,从去年的20%下滑了近一半,表明劳动力市场的确在走软。然而这仍比我们预测的情况要好。尽管这次经济下滑比亚洲金融危机及IT泡沫破裂后的情况更加剧烈,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情况却要前两次为好。
这个数字显示了低端劳动力需求的变动情况。另外两种方法可以判断购买力和工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第一种方法是扣除通胀后,2009年迄今为止,农村购买力同比增长了10.9%,当然比2008年同期的14%有下降,但这一数字仍十分可观。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家庭收入增长与GDP比较。这样做很重要,因为最近几年,政府与企业在经济成果分配中获得的的份额越来越大,压低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起到了抑制消费增长的作用。然而2009年头九个月,这种持续多年的趋势出现了变动迹象,第一次出现家庭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现象。这有利于促进消费,但这种变动也许是暂时的,所以别急着宣布投资拉动增长的漫长时期已经终结。
劳动力市场调查
麦格理年度劳动市场调查也显示了类似情况。我们已经调查了200家公司(未来几周将的第二份报告的抽样规模为400家公司)。我们将员工分为四个工资类别,向公司询问他们的就业和工资变动情况。与2008年一样,劳动市场最为疲软的部分在最低端,也就是月工资800元及以下的部分。
其它类别包括了800-2000元,2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调查结果与上次类似。如同一年前所显示的,预计工资上升压力会加大,而且更高工资水平的群体涨幅会更高。在2008年,70%以上的公司预计月工资为2000-5000元的群体,工资年增长率将在10%以上。今年,持有这种预测的公司仍占到60%。
关于员工岗位空缺数目的调查也类似:如同2008年一样,大约三分之二的公司表示空缺岗位占到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多。
有更多公司表示,预计最低员工数量在未来两年里将会下降。50%以上的公司预计中等收入的员工数目将会上升。2008年,大多数公司预计员工数目增长将继续。但这次,预计员工数量会增长的公司与认为会持平的公司比较均等。总体来看,未来似乎只有最低端劳动者的需求会疲软。
并不是说危机没有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任何损害,这从今年新加的几个调查问题可以看出来。
问到对比2008年,现在工资水平的总体感觉如何时,55%的公司表示有所增长,25%的公司认为有所下降。然而,问到就业水平时,接近一半的公司认为有所下降。有60%的公司表示政府已经出台政策来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表示它们看到了这些措施的影响。
疲软出现在哪
农村收入增长略有放缓的数据与我们调查结果中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并不吻合。主要原因是调查的工资分类方式是几年前确定的,现在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调查时机也是一个问题,2008年8月雷曼倒闭风波还未发生,与出口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市场还算正常。然而,自那时起,巨大的经济波动意味劳动力市场的显著变化,出口行业的波动尤其剧烈。因此,与2008年8月相比,目前的就业数据即使出现一定疲软,说不定还是个不错的结果呢。
另一对矛盾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艰难与高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坚挺。这恐怕表明了毕业生缺乏适当的技能挤入高端市场。
劳动市场坚挺的背后
去年底的剧烈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工资和就业趋势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是目前的各种指标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是在调整而非崩溃。受访者认为高端市场仍然保持坚挺。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得通。由于出口复苏和国内投资增长,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最近几个月中有所上升。虽然有大量毕业生,但新增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表明初级劳动力的整体供给有所下降。供需双降使得劳动力市场似乎处于均衡状态。
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危机看似只是个插曲。2008年底的经济剧烈放缓使工资增长以及此前明显的工人短缺现象都消失了。但仅十二个月后,劳动力市场坚挺的迹象再度浮现。
这对于经济全局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信号。上升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将会推动消费,我们因此在上周调高了2010年GDP预期。但是,这样一个经济走向复苏的信号同时也伴随着通胀的威胁。
篇6
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基本同步。然而，根据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因此，劳动力供给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遏止。然而，在就业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也要防止与劳动力供给充分有关的人口红利的丧失（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
我们可以了解“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画面。反映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实际上，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下降过程，但是，在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再次有一个反弹，随后将保持下降的趋势，到“十一五”末期将减少到800余万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递减的态势，一方面表明，“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就业压力最大，从而宏观经济政策最应关注的两年，另一方面显示出今后的走势是就业压力逐渐趋缓。
二、劳动力需求：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决策机制的作用空间更大。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观察，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张林秀，2000）。因而，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非农就业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2）非正规就业是就业需求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3）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4）就劳动力需求而言，“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压力不大。
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乡村就业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新增就业从1991年的424万，增加到2004年的980万，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乡村就业从总量上看，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如果观察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例如，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20世纪末以来，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另外，城镇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尤其是在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年份更是如此。例如，从1998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可见，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就业创造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GDP的增长情况。非农GDP增长、非农就业增长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GDP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GDP总量为权数，计算出非农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非农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9．5％左右的水平。
非农就业的数据由两个部分汇总而成，即城镇总就业和乡村就业的非农部分。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非农就业。由此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正值，并且从2000年以来不断增长。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GDP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在1991―2003年期间平均大约为0．3，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带来非农就业0．3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GDP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从总体的就业增长和GDP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下降（李红松，2003）。但是，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显然有失偏颇。最后一列所列示的城镇就业增长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也支持了非农部门就业弹性波动而非递减的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基础，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年至2003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297，标准差为0．134。为了预测“十一五”期间的就业需求，对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我们做以下假定：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低位），9％（中位）和10％（高位）；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高位），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新增非农GDP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9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平下的不同组合。可以看出，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795万到1530万之间变化。这一变化区间也给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留有很大的余地。除了保证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和稳定之外，还可以通过保证就业弹性稳定的方式，以确保就业的稳定增长。
三、“十一五”期间促进就业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对“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的分析，就“十一五”期间就业政策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注意宏观调控目标和时机的选择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五”的前两年是劳动力供给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最有可能出现高失业率的时期。根据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拟合值，只有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弹性目标都达到高位值，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形成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就业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业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业需求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得以实现。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意，在“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宜尽可能向高位设置，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非农部门实际GDP达到不低于10％的速度，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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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58-02
0、前 言
劳动力参与率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它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是指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占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FLF-PR)，反映女性人口参与市场性劳动的程度，是研究女性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各国的经济文化不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不同。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将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反之，则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社会上将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他们主要依靠家庭及社会力量来供养和保证其基本生活，增加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当前在我国劳动力数量较多，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条件下，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显然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但盲目压低劳动力参与率又会带来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
文献综述：对于男女参与率的差距问题，李丽林通过分析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及两性劳动力参与率的资料得出：男女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越来越大，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姚先国从我国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的稳定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我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普遍扩大，包括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蔡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李连勇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金剑，还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做了简要分析，得出：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是正相关的。发达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但我国是个例外，因为与美国劳动部公布的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对比，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平均比美国高10个百分点左右。显然，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超越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1、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较高，但总体上比男性劳动参与率低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整体水平比世界水平要高，比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也要高。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结果，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劳动力参与率为76.82％，其中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82.94％，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7％，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比女性高12.37个百分点。
2、女性就业岗位需求与其就业技能“短缺”相关性
知识是培养人类活动能力和提高活动技能的重要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思维活动成果，在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尤为重要。所谓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高文化经济的积累和利用。在知识经济中，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的核心因素，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
根据男女就业率波动的动态分析，两性就业率的差异随着就业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女性就业率不稳定波动，其原因之一是低就业质量技能的凸显。在劳动力市场分化进程中，高素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女性的学历层次、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综合素质，甚至于就读的院校等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女性的择业倾向与技能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中的特殊性，从而产生格兰诺维特所言的匹配问题。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适应性定位调整中，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变化的新要求。许多高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变化错位，成为制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众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只是单纯立足于学校自身内在结构变化，而不是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导致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这种情形不仅使高校存在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而且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专有性指向特点，忽视了农村服务指向。这种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到女性的就业进程。
3、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高等教育如学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高素质结构劳动力的需求，以及高学历者的较高工资收人等，造成女性就业年龄推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1990年，我国15-19岁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7.05％，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2％；到2000年相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为全国50.38％，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参与率51.74％，分别下降了16.67个和18.36个百分点。
4、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总体水平比农村低
比较城乡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城镇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67.64％，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59.30％；农村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82.62％，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77.78％。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无论全部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分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均低于农村人口的相应劳动力参与率。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直线上升，而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5、结论和建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劳动参与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率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相较其他国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而且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差别悬殊，这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5.1我国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减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在考察人口因素时，主要考察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人们普遍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因此人口质量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为重要。但实际上，被忽略的一点是，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定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投人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就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则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劳动参与率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带给社会的压力，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一定时期内，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技术条件不能得到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经济中的整体劳动力数量下降，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5.2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加重脆弱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压力
总体看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除了受社会客观原因影响以外，还受到女性主观原因的影响。首先，经济制度变革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统一进行，只要参加工作就可以生存。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了个人的选择，使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女性中表现明显，有人因为某些原因成为“职业家庭主妇”和“职业妈妈”；也有人因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退休与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公众提供“安全网”的同时，也降低了一部分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最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也使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也在转变过程中。针对女性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社会保障系统资源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劳动年龄范围内女性主观原因的不参与就业，就会加重本来就不完善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使这种再分配制度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5.3我国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突出
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贡献越来越大，农业逐步地女性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农业女性化会影响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由于农村妇女逐步成为承担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但其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结构性文化水平降低。第二，农业女性化将导致农业劳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由于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男性多从事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因此，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转移出去势必影响到农业劳动技术的推广和利用。第三，农业女性化使得农业生产和日常管理相分离。这种情况不利于农村针对资源变化和市场条件做出及时有效的选择，易对农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调整：
(1)各级政府积极推行就业政策，改进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向就业困难的女性群体提供扶助，增强劳动者的信心，提高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
(2)鼓励各种就业方式，使就业渠道更加多样。如非正规就业方式，它是相对于正规就业方式而言的，正规就业方式实行全日制、月工资、固定工等，非正规就业方式与之不同，如弹性工时、非固定工作场所等。
(3)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创造条件，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一是提高农村女性的科学文化水平，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量吸纳女性劳动者。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帮助低技能女性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参与尤其是到潜力巨大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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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学生就业难是经济转型带来的烦恼。 变迁与变化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就业相对困难的群体。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异，就业困难群体的特征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越来越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之出现了所谓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
这种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低技能的普通岗位则增长缓慢。这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他们的失业率较低，而且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快的收入增长。
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形。
在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总体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岗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于低端的普通岗位。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恰当的，既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成长。
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岗位持续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被打破，这时，我们就会观察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出现。
从企业层面看，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逐渐发生变化：劳动越来越昂贵，资本越来越便宜。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反应就是在技术选择上做出调整：更多地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节约劳动的技术，不仅是资本、技术和知识更密集的技术，也是对技能需求更多的技术。从宏观的角度看，众多企业行为的加总，就体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整个经济也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
本文中的图表刻画了对教育和技能的需求，如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
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就要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一般过程，以及在每一阶段的教育发展政策，从供求关系双方寻找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和解决之道。 就业难症结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既和发展阶段有直接关联，也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国家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有相似之处。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来检讨哪些因素导致了当前所遇到的困境。
如果从世界范围考察青年失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是过度的就业保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由于就业保护的各种规制措施，总是针对现有岗位，因此，这些措施使得企业难以动态地调整就业需求。
这也就意味着，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因为对占有岗位者的严格保护而更难获得就业机会。欧洲一些国家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严格的就业保护措施有关。
其次，年轻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工作经验和其他条件的积累。企业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需要调整就业岗位，年轻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第三，对大学生而言，他们从大学阶段接受的教育是他们技能的主要来源，如果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就容易产生失业。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的进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首先，在经济转型之前扩张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高等教育扩张的时机与力度的选择并不恰当。
从图表中展示的逻辑关系看，合乎发展规律的教育发展之路应当是在经济开始转型之后，逐步通过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引导，扩张高等教育。
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而农民工工资增速快于城镇职工则是近几年的事。通过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初期。目前，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为1.5至2之间。也就是说，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已经出现，但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程度很低。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推迟大约五年时间，或以更稳健的速度扩张高等教育，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
第二，技能与岗位的匹配问题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原因主要有两个：供给先导型的教育扩张的天然缺陷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如果在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出现之前，就通过计划经济方式扩张高等教育，因为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还无法给出明确信号，教育部门实际上很难把握未来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本身并未实现根本、有效的改革，对于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反应迟缓。这也就不难理解技能与岗位匹配不当的情况会发生。
第三，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呈现出规制增强的趋势。劳动力市场规制的适当增加，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尤其是在正规部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这很可能不利于新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调整的结束，国有部门的垄断趋势开始加强，岗位流动性降低。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结构看，国有部门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部门。如果这些部门的岗位缺乏流动性，客观上也就减少了岗位的供给，加剧大学生就业困难。 如何应对？
持续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扩张已是既定事实。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为正在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他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突破，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显然，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是无法完成的。
同时，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直接而严重的。
中国业已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应对的根本举措，就是提升年轻劳动者生产率。因此，浪费大学毕业生这样的人力资源，已不能承受。同时，完成大学阶段教育更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多年大量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我们的社会也难以承担人力资本浪费和不断折旧。
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既要注重治本的中长期举措，也要有能“解近渴”的短期措施。既要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为主导，也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络，使其有效覆盖尚未被劳动力市场利用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法依赖一两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努力，而需要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多方面配合。
首先，大学生就业难仍然处于概念性的讨论，众多基本事实尚不清楚，也难以形成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毕业时点的就业率上报统计不仅缺乏可靠性，也缺乏指导性。目前，急需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中，对这一群体的就业、失业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就业岗位、工资水平和变化、失业率、失业时间、个人特征等进行系统统计，为决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信息。
第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已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提供了明确信号。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必将下降。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岗位损失，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的创造，这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从要素积累推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生产率提升推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需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效率，还需要政府更加重视保护产权和创新，使微小企业成为创新源泉和推动增长的动力。只有如此，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才能有效增加。
篇9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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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几年，民工荒现象已从沿海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内地。[1]当“长三角”、“珠三角”对用工荒已习以为常，当重庆等劳动力输出地开始用优惠政策挽留农民工，当哈尔滨等内地城市出现农民工短缺时，人们不禁要问，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缘何陷入“民工荒”？这是否验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本文从“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提出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问题的一些看法，并揭示当前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概况
“人口红利”是近年来人口研究的新进展，它将研究关注点从人口总量或人口规模变化转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上。自“人口红利”提出以来，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人口红利”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红利）但并未对之作出定义。他认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他还深入分析了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更多的教育投资，以及高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等。[2]之后，布鲁姆与威廉森（1998）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3]布鲁姆等（2002）认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积蓄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三个主要途径来实现。[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称为“人口红利”。[5]穆光宗（2008）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做了区分，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创富、投资及积累三种机遇可能，他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视为“人口红利”的实质。[6]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7]钟水映李魁（2009）将“人口红利”多种定义分类为“结构论”、“期限论”、“因素论”三种，并将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以及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视为“人口红利”所包含的两大基本要素。[8]
二、对我国当前“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认识
1.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形势严峻，劳动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很难验证有关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观点。从劳动力总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就业压力巨大。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和国内相关机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数据，我国1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逐渐下降。按照“人口红利”的涵义，我国当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机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态势仍未改变。但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毕业生、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等需要就业，还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凸显了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三是伴随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记失业人口和大量隐性失业，这个人数规模将更加庞大。这表明，我国当前“人口红利”难以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在扩大就业中进一步实现。
其次，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好，具有较好的晋升机制，但同时对技术和文化的要求较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差，对技术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在我国，两个劳动力市场被无形地分割开来，互相流动比较困难。总体上看，职业机会由于存在歧视和垄断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和福利待遇差，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劳动力低效配置，同样影响着当前人口红利的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摆脱制度的掣肘。
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有潜力可供挖掘。从我国劳动力质量方面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入较低，导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而教育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和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农民工大多来自于农村或相对偏远地区，正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薄弱之处，高昂的教育费用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影响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只有通过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改革来带动人力资本提升，才可能实现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的转变。由此，必须通过教育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使高质量劳动力通过影响生产效率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国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
另外，当前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基础是总体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在企业利润的高低。对比从2004年—2010年的数据，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长的1/3，有些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而其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企业的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长要快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显著提高。财政收入由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据统计，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个百分点。[9]分配不公直接导致劳动力供应出现瓶颈，工资上涨可以说是财富分配的理性回归。而我国劳动力供给资源丰富，农村未转移劳动力规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惠农政策实施，造成了一个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如果解决束缚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势必还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人口红利”的基础并未消失。
2.“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中，又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10]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更包含着城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乡统一的市场逐步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方向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的情况看，“刘易斯拐点”似乎还很遥远。
第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二元经济、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显著。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二元经济的突破面临很大困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还可能会反复出现制度拐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一些计划经济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约着我国经济向一元化方向发展。袁志刚等人认为，现有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的改革现实和劳动力迁移情况表明，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存在着一个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制度拐点。在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迁移，实现的是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一种不完全的、可撤销的再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较快；然而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制度拐点附近时，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会成为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人力资本的各项内容，比如社保、医疗、教育等难以在城市制度空间中得到满足。如不能及时破解制度约束，劳动力迁移速度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回流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近3亿多的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但是，这些农民工并未能作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一个存量而固定下来，而始终是作为一个补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资本的制度空间之外游离。这说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劳动力转移并未形成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可撤销的格局。这种状况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
第二，当前我国城乡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仍然较大，工农业产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较大，“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表现尚未出现。以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衡量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15907元，农村是4455元，城镇是农村的3.6倍，城乡差异较大。[11]如图1，当城乡工资差距较大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较大。当在现有制度等约束情况下，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生产部门时，供给曲线是S1，工资水平是一个稳定水平，而当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吸引由L1到L2数量的劳动力迁移。
第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12]另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的要素不足，发展更慢；这种力量强化了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距刘易斯拐点相差较远。
三、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户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阻碍因素，是导致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在一定时间内无限大的同时，又存在着户籍限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表现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度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成本逐步提高。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从图2中表现为劳动力需求从D增加到D′时，雇主可以在工资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获得劳动力，而当劳动力需求提高到D″时，则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供给条件是相应提高工资水平。[13]
在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东部沿海的劳动力，使东部地区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暂时超过了供给，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工资低，增长幅度缓慢，城市的户籍限制使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医疗等待遇，加大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得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种程度来看，民工荒的出现形成对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一步消除，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力降低，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改变，也影响着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城市梦，希望能与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辈那种低廉、苦重、没有社会地位和保障的工作，这种观念变化的非市场因素，减少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综上可见，当前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不能验证“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的低效率和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反应缓慢，从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因而，当前“民工荒”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难题，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逐步向“刘易斯拐点”靠近，需要消除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和向“刘易斯拐点”靠近的众多因素。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二是增加就业岗位，积极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促进就业；三是加大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劳动者生存权益，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对农业生产部门的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转移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减少城乡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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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图1 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与就业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OECD, "Nominal GDP Growth & Productivity", 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40555，访问日期：2013-01-10.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在较短时间内赶超世界经济水平，所以普遍认为德国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①。一些学者指出，在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可谓又一“奇迹”，并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表现做了解释。克劳斯·齐默尔曼(Klaus F. Zimmermann)认为，基于哈茨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促使危机前德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强劲势头，这为“奇迹”奠定了基础，金融危机本质上只影响了德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并且，短时工作(short-time work)的扩展、社会伙伴的协调作用以及经济自动协调器缓解了失业增长；而稳定且改善德国失业率的核心因素是短时工作，包括工时普遍降低和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内部灵活性(internal flexibility)。②马丁·蒂茨(Martin Dietz)等学者从工作保护和劳动力储蓄(labor hoarding)出发，解释了德国金融危机期间实现就业“奇迹”的根源③。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到政府的救市行为，包括财政刺激方案、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等，对经济复苏、稳定就业起到的积极作用，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引入两个刺激方案，第一个方案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失业保险费等，第二个方案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投资折旧率递减等，2009年的救市方案支出费用36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10年达到47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④在国内学界，例如姜照辉将德国实现就业“奇迹”的基石归因于哈茨改革，虽然他也提到德国的适度工资，但仅将其视为进一步保障德国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的因素，相反，他特别强调短时工作制和工时账户制是危机期间降低失业的最重要措施⑤。
诚然，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普遍通过救市行为刺激经济，缓解失业压力，为何独德国出现就业“奇迹”？如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将其根源归结为施罗德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即哈茨改革)或短时工作制。1990年代，高失业率一度使德国成为“欧洲的病夫”，而完善的就业保护、高劳动力成本和严格管制的劳动力市场被视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后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哈茨改革)促进了非典型性(atypical)或非标准型(non-standard)⑥工作的发展，改善了德国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可否认，短时工作制与哈茨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德国此次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而深层次的基础性要素是德国适度的工资，即工资节制(wage moderation)。
这种工资节制保证了德国制造业较高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企业中。全球需求减退必然打击出口企业，德国就业受影响的部门多为此类企业。尽管为了保护核心劳动力，它们采用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但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并没有超出这些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承受能力。换句话说，正是节制的工资增长水平才促使德国企业有能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用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而不是削减劳动力，而短时工作制、工时账户制是德国在历次危机中的惯用措施，并不是此次危机的特例。哈茨改革旨在促进失业者返回就业市场，通过放松对临时就业机构(temporary work agency)的管制、削减失业福利、监控工作寻找等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而德国长期以来的工资节制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需求，由此，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共同提高均衡就业水平；与此同时，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雇主的用工灵活性，哈茨Ⅱ方案引进了所谓的月收入低于400欧元的迷你工作(Mini-Job)形式，对临时就业机构的放松管制形成了常规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工资节制。避开工资增长水平，单纯将危机前夕德国劳动力市场良好的就业表现归结为哈茨改革措施是不全面的。所以，工资节制发展正是德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奇迹”的核心所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就业“奇迹”背后隐藏的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中长期来看，工资节制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经济衰退时期借助缩短工作时间储蓄劳动力的做法会造成生产率的下降，这将从根本上阻碍德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就业。
二、德国就业“奇迹”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价格和产量，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作为核心要素的工资设定和边缘部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共同作用于就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包括税费(社会保险费)、工资设定(雇佣合同形式)和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等的变化，会阻碍或增加劳动力供给或需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培训、求职指导等措施使失业者重返就业，而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会增加雇主的用工需求，二者共同推动较高的均衡就业水平。缩短工时的作用在于保存核心劳动力和就业。为何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就业“奇迹”的核心归为节制的工资增长水平呢？本部分将结合宏观数据，援引延森·博伊森·霍格瑞夫(Jens Boysen-Hogrefe)的实证模型，并运用横向和纵向比较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短时工作制是德国应对危机的惯用手段
短时工作制的延续与扩展被认为是德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⑦事实上，短时工作制最早被使用始于1910年，当时是为了向钾肥业工人提供财政缓冲。今天所熟知的短时工作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整个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相结合以应对1923年的恶性通胀，随后应用于所有行业。20世纪60年代，当德国战后恢复遇到首次衰退时，短时工作制作为一项劳动力市场制度被普遍接受⑧。德国统一伴随着痛苦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短时工作制又被大量运用。具体而言，如果工人工作时间缩短，企业仅支付他们实际工作时间所得工资，同时工人可以获得 大概相当于其余工资60%的短时津贴以弥补其收入损失，有孩子的可获得67%。一般情况下，企业先支付短时津贴，再由当地就业服务机构给予补偿。工作时间可以减少10%-100%不等。通常，短时工作制的使用不得超过6个月。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经济衰退(1973年-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或严重的结构变革(1991年-1993年德国重新统一过程)都使用了短时工作制的应对措施(图2)。
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德国政府近几十年来第一次寻求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帮助以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和其他就业保护措施。⑨最典型的措施之一便是短时工作制。联邦劳动事务所数据显示，2009年有150万名工人(总就业人数的3.8%)、6.3万家企业使用该措施。⑩从本质上看，本次短时工作制的实施与过去相比并无特别，但失业却没有像以往经济衰退或结构性变革时期一样显著增加(图3)，所以短时工作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德国的就业“奇迹”。
图2 1970-2010年德国短时工人数占所有就业人数的比率(%)
来源：Jens Boysen-Hogrefe/Dominik Groll,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No. 214, 2010, p./ner.sagepub.com/content/214/1/R38，访问日期：2013-01-10.
图3 1970-2011年德国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Unemployment Rate", 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FS_SEXAGE_I_R，访问日期：2013-01-11.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推论，延森·博伊森·霍格瑞夫和多米尼克·戈洛尔(Dominik Groll)借助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197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利用劳动力市场实证模型分析德国工作时间与就业水平的变化，其中，“总工作时间”变量的协整关系是基于新古典理论中小时生产率相当于实际每小时工资的生产函数的假设，“雇员数量”变量的回归方程是基于HP过滤器(11)。他们发现，如果总工作时间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存在弹性系数，之前衰退时期总工作时间的下降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比例；通过动态趋势估计，基于95%的置信区间，2008年危机期间总工作时间似乎应该比实际水平下降更多，同时就业水平应该降幅更大(图4)。如果假设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比例变化，结果将是致命的。但总工作时间和就业水平的实际变化都在置信区间内，也就是说，德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劳动力市场措施(短时工作制)与过去并无显著不同。不同的是，过去使用短时工作制应对危机并未能抑制失业率上升，而此次，失业率不仅稳定而且有所改善。所以，将短时工作制解释为此次德国就业“奇迹”的根本性原因是不准确的。
图4 总工作时间(左)和就业：动态预测(右)
来源：Jens Boysen-Hogrefe/Dominik Groll,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No. 214,2010, pp./ner.sagepub.com/content/214/1/R38，访问日期：2013-01-10.
(二)哈茨改革的双重作用
俾斯麦福利体系的核心是以保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均和工资差距，却导致大量长期失业者囤积。(12)20世纪初，德国失业率曾为欧洲国家之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曾经指出，欧洲大陆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导致其高失业。用于支付社会保险的、高昂的非工资劳动成本危害德国的国际竞争力。2003年3月，施罗德提出“2010议程”，旨在增加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2010议程”的核心是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以鼓励年长工人返回就业市场、停止提前退休政策为目标。彼得·哈茨(Peter Hartz)领导、由工会代表、雇主代表、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许多建议后来由联邦议院通过，并于2003年-2005年付诸实施(13)。哈茨方案设置了严格的工作寻找监控制度，将老龄工人失业保险享受期限由32个月减少至18个月，加重了拒绝工作机会的惩罚措施。同时，把法定最低收入(失业保险金Ⅱ)与激励重返就业相结合，即依赖于法定最低收入的员工可以再做一份兼职工作，每月多赚取100欧元。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政策由人力资本指向型向更强调增强求职者接受低收入工作的“要求因素”转移，即求职者开始被要求就职于低收入工作而不是坐享福利。施罗德推行的哈茨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低收入工作、兼职工作等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基本改变了“高福利——低就业”的状态。2008年，德国总就业率达到69%，高出前一个就业高峰水平3%。劳动力供给增加有助于提高均衡就业水平，但是并不能保证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不裁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德国危机期间的就业“奇迹”。
另外，失业福利的削减意味着失业者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s)的减少。并且，改革措施为雇主提供了更大的用工灵活性。2003年，解雇保护规则的限制有所放宽，门槛由5人公司放宽至10人公司。哈茨Ⅱ引进了月收入低于400欧元的迷你工作，这些低收入工作免于缴纳社会保险费，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哈茨Ⅰ显著放松了对临时工作机构部门的管制，并将创建临时就业引入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德国以制造业为主以及以高就业保护为特点的核心劳动力市场也增加了对临时工的雇佣(14)，引起常规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竞争。这些改革措施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节制的工资增长。
(三)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工资节制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工资水平通过工会和雇主协会的讨价还价来制定，而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经济结构下，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伙伴有所不同。在德国工资设定过程中，制造业出口行业所在的五金工会起主导作用。近些年来，该行业的工会表现出克制工资增长的意愿，导致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是适度的工资增长，这与企业的调整与重组有紧密的关系。与前几个经济衰退期相比，特别是2002年以来，德国实际工资水平保持了较低的增长(图5的单位劳动成本可以说明)。前文的回归模型分析了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关系，短期内，实际工资水平或者单位时间劳动成本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危机前工资节制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就业的调整将会促进新的工资均衡。延森&m iddot;博伊森·霍格瑞夫利用DSGE模型分析认为，较低的工资增长会形成较高的均衡就业，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向较高的就业均衡点转移时，负面经济影响所造成的临时就业冲击会被这种转移趋势所减轻(15)。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维持工资节制的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均衡就业水平。由于德国劳动力收入的增长长期滞后于资本收入，至2008年底，企业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股本和流动性缓冲，德国企业在危机爆发时(与之前的衰退时期相比)具有相当良好的财务状况，所以能够以损失生产率为代价来储蓄劳动力。当然，企业也有通过保护核心劳动力以避免技术劳动力短缺的考虑。奥利弗·科佩尔(Oliver Koppel)和阿克塞尔·普林内克(Axel Plǖnnecke)的报告显示2008年德国技术专业性劳工短缺率达25%。(16)
图5 2002-2011年各国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ULC)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Productivity & Unit Labor Costs", 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ULC_EEQ，访问日期：2013-01-11.
通过对比七国集团各国失业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可以发现危机之前单位劳动成本越是强有力的持续增长，危机期间就业率就更大幅度的降低(图5、图6)。经济衰退之前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对衰退时期就业的变化有一定影响。单位劳动成本上升越快，就业水平就会根据生产率下降而快速调整。这主要是因为企业面临雇佣和解雇成本，只要前景不是太悲观，工资的增长不会立即导致就业减少。而企业会有一个承受雇佣与解雇成本的临界值。一旦这个临界值被打破，就业会根据生产率和工资进行调整，生产率降低、工资提高会减少就业。危机之前单位劳动成本不同的国家，企业将面临不同的临界值，对于工资增长压力较小的德国来说，在危机期间很少有企业会超过这个临界值。(17)所以，德国危机期间就业水平的变化与前期单位劳动成本(18)的增长状况，即工资节制是直接相关的。
图6 2002-2011年各国调和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Harmonised Unemployment Rate", 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21760，访问日期：2013-01-12.
综上所述，短时工作制是德国在衰退时期的惯用应对措施，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特例。此次经济危机导致全球需求紧缩，主要影响了德国的贸易型企业。危机之前这些企业表现良好且利润显著，危机几乎没有使它们暴露出结构性问题。由工资节制造就的较高的竞争力使德国企业具有较强的承受雇佣与解雇成本临界值的能力，可以通过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保证了就业率的稳定。施罗德所推行的哈茨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福利水平，刺激就业。一方面福利降低的压力和非典型性工作的推广，有助于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雇主用工灵活性增加和保留工资降低，有利于维持德国工资节制的总体水平。如果没有工资节制来保证德国企业较高的竞争力，单靠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并不能保证危机期间企业不通过裁员来减少损失，恰恰相反，危机期间被解雇的正是那些兼职工或临时工。所以，工资节制是短时工作制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作用的基础，而哈茨改革有利于巩固工资节制，较低的工资增长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均衡就业水平并促成危机之前良好的就业形势。因而，就业“奇迹”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德国的工资节制。
虽然工资节制为德国企业采取灵活的工作安排提供了基础，但是却降低了德国的生产率；哈茨改革降低福利、推动灵活的就业形式，确实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是并未改变德国失业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就业“奇迹”的背后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隐患。
三、德国就业“奇迹”的隐患
高失业率曾一度是德国经济主要难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就业市场造成重大打击时，德国劳动力市场却出现就业“奇迹”。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短时工作制的大量运用和哈茨改革的绩效，但根据前文的分析，发现德国适度的工资发展才是促成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成立以来，各成员国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欧元，失去了通过汇率的调整来获得出口竞争力的能力。有学者曾经指出，正是由于德国工资节制使其实际汇率贬值，而南欧国家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发展水平使其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出现欧元区内部的外部失衡，最终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所以德国应该承担责任，并提高其工资增长水平。(19)节制的工资虽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出口竞争力，但同时降低了德国生产率增长水平。与七国集团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近十年来，德国生产率增长水平较低，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负增长(图7)。加之，德国就业率提高所伴随的总劳动时间的大幅下降、临时工的增多以及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奇迹”就要“打折扣”了。
图7 七国集团(G7)与德国生产率状况(年混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PDYGTH，访问日期：2013-01-14.
(一)工资节制导致生产率下降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工资与边际生产率相关。工资一定时，如果单位劳动产出增加，劳动需求将增加，因为扩大生产将增加公司利润，这主要源于公司利润最大化原理。根据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公司利润等于商品销售额(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外生价格)减去生产要素成本(资本与劳动力)；在短期内，公司资本存量恒定，逐利性使公司追求最优生产水平，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润，工人工资将等于边际生产率。如果单位劳动产出增加而工资保持稳定，或者工资增长低于生产率增长水平，公司为扩大生产提高利润，对劳动需求将有所增加。这一点目前在欧盟各国工资制定政策中显得尤为重要，德国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但着眼于中长期，公司的资本存量将改变，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或资本(利率)的变化会使公司以资本代替劳动力或反之。生产率将更加依赖于契约工资与其他要素(特别是实物资本)价格的变化。公司是否选择创新投资，有赖于(实际)利率与(实际)预期工资的发展，这个模型基于跨期和理性预期假设(例如，预期工资将通过实际工资变化实现)。(20)在利润最大化框架下，只有较高的预期工资水平才会促使公司加强创新，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生产率 。根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短期内较高的实际工资增长能够增加创造性破坏进程，低工资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关系将提高劣质企业存活率；但长期来看，根据需求推动理论，工资节制或者工资灵活性的下降将阻止创新、限制总需求，最终降低生产率的发展。(21)反过来，如果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长，工资将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并不伴随裁员；如果生产率增长低于工资增长水平，公司最终会因支付不起工资而破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倡导工资节制政策以增加就业，与此同时，德国生产率增长开始减速。为了精确衡量德国生产率长期增长趋势，格奥尔格·艾尔贝(Georg Erber)等学者运用罗伯特·戈登方法，通过适当的过滤过程移除周期性影响——这是因为考虑到生产率会根据商业周期的波动而变化，并通过回归分析描绘出德国单位工作时间(每小时)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他们发现：1977、1998年两个结构性突变具有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生产率发展总体呈下降趋势，1982-1983年后，生产率增长较快直至统一后的“经济奇迹”，1998年开始也有上升态势，但2002年以来，下降趋势明显，2006年增长现象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图8)。(22)
图8 德国单位工作时间(每小时)生产率年变化趋势
注：置信区间：+2个标准差。
数据来源：Georg Erber/Ulrich Fritsche,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ermany: No Sustainable Economic Recovery in Sight", Weekly Report, No. 3/2009, Volume 5, March 10, 2009,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生产率增长是科技创新和资源有效使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单位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出，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同时用于工作以外时间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将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消费、娱乐、教育等，不断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来看，资本存量不固定，生产率增长依赖于总需求的变化(投资函数)，从而最终影响就业增长状况。工资节制压低人们的消费水平、抑制总需求，不仅不利于生产率的发展，还会因为总需求不足而阻碍就业水平的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曾经指出，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举措已经相当积极，但相对来说，对就业的改善特别是对长期失业者、女性特别是低技术工人就业改善依然有限。(23)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存在总需求不足现象，这从德国的家庭净储蓄率高启上可以看出(图9)。所以，虽然工资节制为德国企业带来竞争力，短期内刺激劳动力需求，但生产率的长期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图9 各国家庭净储蓄率(%)
资料来源：OECD, "Household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Economic outlook No. 91, June 2012, OECD annual projections", 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40203，访问日期：2013-01-10.
(二)长期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削减(例如提前退休政策的取消)使得德国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随着总失业率的降低，长期失业率(即失业时间长达一年及以上)也由2005年的6.1%降至2011年的3.1%。虽然长期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比重由2007年50%降到2011年的48%，但仍高于欧盟27国42.7%的平均水平(24)。并且，弱势群体(例如低技术工人、有健康问题的工人和老龄工人)占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2011年，低级技术工人的失业率达13.4%，是高级技术工人(2.5%)的5倍多，中级技术工人失业率为5.8%；2010年，长期失业者中未经过职业培训的低级技术工人份额几乎为50%。实际上，危机期间短时工作制保护了核心技术工人，但进一步打击了低级技术工人的就业率。(25)另外，50～64岁人口长期失业率由2007年的73.2%跌至2011年的62%，但仍高于德国长期失业率的平均水平，老龄人口的就业风险和低入职率与其较低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有关。(26)2011年，德国青年长期失业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30.1%)，但仍高达23.9%(27)。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者灵活性和价格(工资)灵活性的相互作用最终趋向均衡；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理想的市场并不存在，失业者通过衡量失业成本和失业保险，即保留工资，决定是否从事新的工作，失业期限终止的原因是失业者新工作所获的报酬高于其所获的保留工资。(28)许多学者将德国劳动力市场冻结及长期失业问题严重归因于较高的就业保护和失业保障。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削减了失业保障。据报道，2010年，德国联邦劳动事务所对哈茨Ⅳ福利领取者比之前方案的福利获得者实施了更多的处罚措施；(29)通过降低补贴，成本削减超过1亿欧元，进一步增加了长期失业者的压力。根据联邦劳动事务所数据，失业福利每月平均减少123.72欧元。福利的降低迫使长期失业者寻找工作，但长期失业者多为低技术劳动力，部分人甚至未经过技术培训，工作机会较少。即使部分长期失业者重返就业市场，也多就职于门槛低、工资低的行业。由于工资节制的影响，德国总需求不足，服务业发展较慢，没有向低技术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长期失业者福利削减对其重返就业的作用有限，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有失公平等社会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失业者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技能。而德国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刺激内部灵活性的改革政策虽然保护了核心劳动力、相对提高了整体就业水平，但并未改变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标准就业关系，从而使边缘就业者的状况很难被彻底改善。工资节制政策和福利削减措施共同降低长期失业者的安全感和消费欲望，进一步巩固了总需求不足。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至少从长期来看，德国需要加快结构性变革。长期失业问题，特别是为低级技术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将是德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如何激励失业者参与正规工作也是德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四、结论
篇12
在中国，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市场化程度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在多大范围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般而言，市场化是建立在广泛存在的市场或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所以，市场存在的广泛性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判断一种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分析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果各异。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离不开社会总生产过程。市场取向的农村改革即是在农业经济运行中重新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业市场化是指农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资源配置上实现从计划指令到市场交易的一种制度变迁。
二、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测度
(一)农业市场化进程测度的指标体系
农业市场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决定了对其进程进行准确测度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资源配置及剩余分配角度设计指标体系，衡量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程度。
农业生产资源概括起来即是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类。中国目前土地仍未市场化，预计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市场化。所以在测定农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时，主要从资本和劳动力两方面去考虑。资源配置和剩余分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借助于价格，计划配置产生计划定价，市场配置产生市场价格。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是农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农业资源配置和剩余分配主要通过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流通市场化即是由行政计划统购、定购、调拨转变为市场交换。这也是反映农业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总之，本文拟选择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指数、农产品市场化指数、农业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和农业资金市场化指数四个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加权平均方法来估计出一个综合市场化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αi满足关系：
其中，αi为第i个变量的评估系数， 的确定采用德尔斐专家咨询法；αiMit为第i个变量第t年的市场化指数；Mt为第t年的农业市场化指数。下面就一一说明如何衡量以上四种指标：
1.农业劳动力市场化指数（M1）的测度。农业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是由区域内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占区域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来确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市场是不存在的。改革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密度进一步强化。然而随着对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地域、行业及流动的禁锢的解除，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农产业，并导致大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密度减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兴起使农业劳动力的选择再也不是单一的农业，变成农业、非农业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的转换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成为自由的市场交易，即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后者造就了前者。另外，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密不可分，由小农家庭农业到经营型农业的转变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彻底形成。只有在经营型农业生产方式中，农业工人才是完全以利益取向通过市场选择成为劳动者的。实现二者转变的关键仍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受到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但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其行为已经市场化，其选择是通过自由市场交易实现的。因此，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直接反映了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由于改革期间仍没有打破城乡差别，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转移仍只能在农村区域内进行，即是由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以，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便可以用一定区域的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来准确衡量。
通过以上分析，用区域内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占区域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表示农业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精确指标。
2.农业资金市场化指数（M2）的测度。农业资金市场化指数是由农业投资中，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比重来确定。
农业投资可分为两类。一是流动性生产投资，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主体演变为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次。其中国家投资方向集中于大型农业基本建设上，完全是政府行为。集体只负责较小规模、具有农业基本建设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农户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家庭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上。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户的投资选择不再是单一的农业。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大多数是通过市场收益比较而做的，所以，农户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的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3.农产品市场化指数（M3）的测度。农产品市场化指数是指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程度，用农产品商品率来表示较为客观。在具体计算时，最佳方法是用每种具体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权平均数求得，但这样的统计资料很难取得，因此，本文采用由农产品的社会收购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确定。
4.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指数（M4）的测度。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指数是由农产品收购价格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来确定。价格是反映资源配置及剩余分配中，资源和剩余的稀缺性以及配置和分配公平性的信号，它同样可以是两种交易的产物，一种是政府交易产生的计划制定的指令性价格，另一种是市场交易产生的市场价格。改革前，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是指令性计划的产物，价格市场化程度为零。因此，农产品价格形成中市场交易决定的价格比重能准确反映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公式（1）中各项变量在总体估计中权数的确定并没有一个经验方法和划分原则，也就是说，其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又带有一定的主观偏好。为了减少主观偏好的影响，采用德尔斐法（专家评分法）（公式2），可得出各项市场化指数的权重。其结果如下：（1）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权数为0.2；（2）农业资金市场化指数的权数为0.3；（3）农产品市场化指数的权数为0.25；（4）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指数的权数为0.25。这样，公式（1）就变为：
M t=0.2 M1+0.3 M2+0.25M3+0.25（3）
（二）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测算（1978-2002）
依据以上设计指标及公式（3），可得出1978-2002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序列数据（见表1）。
（三）对偏差的修正
计算结果显示，2002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指数为64.4%（见表1）。如果考虑农业生产资料和土地因素，表1中的数字可能高估了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的总体水平。根据程国强（2001）研究结果，考虑农业生产资料因素后，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偏差大约在3%-6%左右，根据戴晓春（2004）研究结果，考虑土地因素后，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偏差大约在10%左右。因此本文认为，目前，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进程大约在50%左右。
三、对测定结果的分析
从1978-2002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数据（见表1），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一）农业市场化进程目前正处于转轨后期的市场经济阶段
一般认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市场化程度在1-15%为非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10%-30%为弱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30%-50%为转轨中期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5%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80%为欠发达市场经济或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为发达市场经济或成熟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约为80%-90%，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熟。按照此标准判断，2002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程度为50%左右，正处于转轨后期的市场经济阶段。
（二）农业市场化水平低于全国农业总体市场化水平
程国强（2001）测度全国农业市场化水平到1996年约为70%，按此增速测算，到1999年全国农业市场化程度至少要达到80%以上。根据表1中的数据，1996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指数为57.2%，低于全国水平约13个百分点。1999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指数为58.1%，低于全国水平约22个百分点。
（三）农业市场化进程阶段性明显
由表1可见，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进程明显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5年，农业市场化指数的变化率不仅变动频繁，而且波动较大，变化率最高的是1985年，比上年上升10.6个百分点；最低的是1981年，比上年上升1.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为1986-1995年，市场化进程明显放慢，农业市场化指数提高了21.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4个百分点，显然低于第一阶段的3.5个百分点。而且于1989年市场化进程出现了一次反复。第三阶段为1996-1999年，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这一阶段，巴彦淖尔市农业市场化指数由1996年的32.5%降为1999年的25.6%，下降了6.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3个百分点。第四阶段为1999年以后，农业市场化进程走出低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市场化指数由2000年的28.2%增加到了2002年的33.4%，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73个百分点。
（四）农业市场化水平的起点较低
表1显示1978年巴彦淖尔市农业的市场化指数为10.4%，其中以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指数最低，1978年为5.6%，主要是因为改革之初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几乎全部由国家控制。另外，由于农业劳动力几乎全部束缚在土地上，1978年巴彦淖尔市农业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为9.2%。就总体水平来说，改革之初，巴彦淖尔市是一个农村经济体制高度集权、市场化水平极其低的地区。
（五）农业市场化发展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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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