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2 17: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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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快发展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业，把发展养老保障和服务纳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部署中，纳入到民生工程实事中，全市实行了全民参保计划，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巩固在96%以上，60周岁以上城乡无保障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实现全覆盖，全面实施大病医疗保险，逐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市财政投入扩建了老年公寓，新建了8家中心敬老院，全市现有证照齐全的民办养老机构37家，共计床位5000余张，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个，居家养老服务站231个。
二、人口老龄化给我市社会发展带来的主要挑战，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市老龄事业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总体上看，与当今形势下养老的社会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
1.养老保障方面。不同人群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差别较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不一，会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目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保险发放标准为105元，保障水平^低。
2.医疗保障方面。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大大增加了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高，住院需求大，市级医院通常人满为患，看病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需要缩小不同群体间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性。
3.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一是我市养老床位供给总量和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根据我市十二五规划，2015年末养老机构床位要达到老年人口总数的4%，也就是需要养老床位10324张，但目前公办加上有证民办和无证民办，一共才8444张。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不强，还留于形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仅在节日期间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会迫切需要的常态化的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项目还没有全面开展。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仅仅挂了牌子，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服务。三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不少民营企业家萌发创办养老机构的意愿，但往往苦于门槛多而高，所以望而却步。国家在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优惠扶持政策，但因为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够而也很难落实。
4.老年人的消费市场。老龄人口有许多特殊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商家更多地是考虑中青年等主力消费群，老年人的服装，医疗器具，旅游，健身场所和老年人的照料服务等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1.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年期是人生发展的必然阶段，老年人也曾经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社会都要尊重和接纳老年人，努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舆论氛围，促进老龄事业健康发展。
2.养老保障方面。一是加快建立无差别化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新农保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双向转移衔接，逐步缩小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享受标准的差距，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尽早实现城乡统筹衔接。二是充分发挥低龄老年退休人口的经验和技能优势，鼓励再就业，既满足退休者的工作需要和精神需要，又能减轻家庭和政府负担，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
3.医疗保障方面。一是积极稳妥推进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并轨，继续加大扩面征徼工作力度，使医疗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转为“人员全覆盖”。二是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水平，鼓励支持大力发展民办医院，在行业准入、土地出让，人才供给方面给予政策便利，切实解决好“看病难”的问题。
篇2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首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老龄化水平为17.17%。
2013年2月28日，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中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报告同时还指出，空巢老年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 年为0.99 亿人,2013年也将突破1亿大关。
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等没能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现状令人堪忧。“谁来养老,在哪儿养老”是今后牵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大问题，今年召开的“两会”，关于民生、养老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词，除了养老金，大家更关注的是养老模式—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二、妥善解决养老问题意义重大
关心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老有所养”已成为十七大报告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之一；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妥善解决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国家和谐稳定和发展—“老有所养”不仅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目前我国养老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实现“家”的和谐。历代统治者都强调“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居家养老模式。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照顾意识淡化、家庭照顾功能弱化、空巢老人增多，老年人照顾上的需求巨大,家庭照顾资源严重不足，使家庭养老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大多数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社会机构养老受到许多制约
我们对常州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大部分人认为：送老人去养老机构无疑可以解决后顾之忧，但又怕背上不孝顺的骂名。只有少数人表示，养老机构的条件、待遇好的话，会考虑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相对子女们的态度，很多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为了不拖累儿女会考虑养老机构。不过老人们表示，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
按照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大部分老年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养老机构生活，因为农村的敬老院、城市的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不仅牺牲了老人们原有的生活习俗而且费用较多—机构养老还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3.社区居家养老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漠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发展社区养老既能满足老龄人口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多方诉求,又能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相对不足,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对常州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1.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
常州市早在1985年就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比全国提前15年。全市老年人口以年均4.52%的比例增长，据预测，到2015年，常州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2.46%。比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总人数8983人，60岁以上老年人2725 名，占比30%，且以空巢、独居老人居多。
戚墅堰区老龄办负责人表示：常州的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但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公寓的很少，大部分仍然选择“居家养老“这种传统模式。
2.花苑社区托老所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2年10月，花苑社区托老所建成并投入使用，它能为社区老人及时提供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情感慰藉等多样化服务。老人们白天到托老所可看书读报聊天，也可打牌奕棋，或开展其他有益的文体活动，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延缓衰老，晚上回家仍可享受天伦之乐。托老所的优点还在于收费不高，绝大多数老人都可承受。
3.社区居家养老得到政府、地方、企业的支持
（1）政府资助支持社区养老。从2001年开始，我国发行福利彩票筹措资金资助城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农村敬老院，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提供制度化的支持手段和平台。
（2）地方互助社区养老。比如花苑社区建立的社区、助老志愿者、居家养老服务站、活动中心、民间组织五方连动的服务网络体系。
（3）单位社区福利养老。戚墅堰区花苑社区与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结对共建，企业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1400平方米的专门活动场所，配备专人管理。
4.社区服务日臻成熟
社区根据老年人需求和自身条件，开展短期供养、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医等生活服务，还兼顾老年人文化娱乐、教育、社会参与、权益维护等多种需求；服务人员既有专业、专职人员还有志愿者队伍。
我们在戚墅堰区花苑社区进行关于“到哪去养老”“老人需要哪些社区服务”“社区如何提供服务”“养老金能养老吗”“居民对社区养老的需求”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许多居民认为“社区照顾居家养老，不仅解决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和子女难以尽孝的矛盾，还解决了社区部分40后、50后人群的就业问题”。调研中，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子女、亲朋，对现在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便民、利民、惠民”的好政策深表赞赏和感激，认为不仅解决了温饱生活还很安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5.社区居家养老面临的困境
调研中我们还得到了“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和“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社区要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因为目前社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群，这些人的学历大部分比较低，有的外地务工人员比较多，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服务还仅限于提供家政服务、护理保健等，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不能满足，比如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
五、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几点建议
1.完善和营造良好的敬老、养老氛围
（1）加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孝道和尊老的优良传统。通过社区教育、道德讲堂、模范引领等宣传，使每个公民真正认识到传承孝道和尊老、安老、养老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的责任，营造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每个城市社区、农村乡镇驻地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设立家居养老、护理中心以及文体娱乐中心等；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标准，并将老年人心理关怀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
2.积极探索、创新社会养老模式
（1）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相互渗透，创新服务内容和模式。比如提供家政生活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问题；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解决老年人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担忧；提供精神慰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提供各种问候式的服务，把老人的困难情况和救助要求及时反映给街道养老服务站。
（2）正规照顾资源与非正规照顾资源的融合。使专业养老机构、社区专业人员、物业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资源融合，做到资源互通、共享。
（3）社区照顾队伍建设（专业人员、志愿者、一般人员）和保障（资金等）措施。营造政府、社区、家庭、老年人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确保能为老年人社区照顾模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资金保障。
（4）社区养治模式。社区照顾引入优质专业养老机构、引入NGO（非政府）组织，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
3.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问题上政府应积极作为
(1)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而且涉及房地产、医疗卫生、保险、储蓄、消费、劳动力市场、退休金、税收等多个领域。针对“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跟不上”“社区要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要重点考虑养老因素，在土地、项目等规划设计中，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中，要在审批规划中加入托老所规划。
(2)解决“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问题，建议国家采取公办民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托老所等养老服务业，成立一个家政组织、社团组织，成立以后要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和素质，从而达到家政护理、居家养老的条件。
篇3
[中图分类号]C924.2;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04-02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已达13.7亿，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我国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因此，本文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具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量已达13.7亿，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有着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占比达11%，而人均收入小于1000美元，相较于国际社会而言，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英国经过了80年的时间，日本经过了50年时间，瑞典经过了4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老年人的消费心理较为特别，偏爱老品牌，对自己熟悉并认可的商品和服务情有独钟，喜爱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商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给新产业、新服务的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老年饮食、老年服饰和养生保健用品等均有较大需求。这些老龄产业将在“需求拉动”的作用下迅速发展，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既能满足老年人口的消费需要，又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人口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劳动人口的高龄化，相较于年轻劳动人口，高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思想保守，进取精神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的主导精神趋向保守，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中变得落后。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素质的影响
高年龄劳动力相较于年轻劳动力，生理和心理机能都有所下降，思维开始固化，接受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降低，工作效率下降，导致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减弱，不利于劳动生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断产生发展，落后的传统产业和行业逐渐衰退消失，老化的劳动者面对职业变换日益频繁、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现状，其适应能力较差。
三、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
制定实施科学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相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研究全局性、前瞻性的人口发展战略，对中国人口状况进行分析，包括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行系统全面地地研究，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也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些政策已经为贯通和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打下了基础。积极发展完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应共同努力，实现多层次养老保障。
3.鼓励发展老龄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伴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老年人消费需求范围的扩大和消费需求层次的提高，老年饮食、老年衣着和养生保健用品等产品需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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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老龄产业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由此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把控相结合，积极发展老龄产业，这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不利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公认的21世纪三大世界性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加强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积极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加快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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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践行30余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2013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与之相差的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富先老”。人口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致命伤害，不仅不能化人口资源为优势，而且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一、“未富先老”现象的基本概况
未富先老，这是一个新锐词语，是专家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提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提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在我国今年的《社科院蓝皮书》指出：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个数据已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成年型，而短短20年左右，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三是地区老龄化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约16.38%；新疆最低，约为5.43%。东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比西部地区严重。四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才达到6000美元。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的运行需要充足的劳动力来维持，而老年人所占比例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龄较大的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年龄的增长，导致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变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弱，劳动效率也跟着低下。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繁琐，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知识，显然青年劳动力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老年人过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提供更多的赡养功能。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家庭基本是独生子女。子女结婚的另一半很可能也是独生子女，对这个家庭来讲，基本是由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这样家庭的赡养功能就显得更加突出。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更是与子女同吃同住，对自己后代的依赖能力也是更强的。家庭赡养能力的突出需要子女更多的付出，这样无形中加重了下一代的负担。然而大量的独生子女赡养老年的能力一般，急需社会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裕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的负担。现如今社会上涌现一批“啃老族”、“蚁族”，他们本身生存都是比较艰辛，有很大一部分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政府需要对社会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帮助，因而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的责任愈发重。
三、 对人口老龄化几点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许多专家预言，我国人口问题会在2030年到2050年迎来最严峻时期。目前，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准备的还不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爆发的高峰期前，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做好各种的准备。以下是对缓解人口问题的建议：
（一） 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产生效应的政策，无法一时看到成效，所引起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缓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从宏观政策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切实落实到行动上来才可以，不能只说不做。
（二） 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合作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保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和他的家庭不会因为看病而变得贫穷。社区还要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三）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说是富与老同时或者是富先于老。而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比较少，所以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又好又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突出表现是“未富先老”，这说到底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多方的努力，本文的见解还是比较浅显，无法找出一条能明确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个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http：///workspace/index；jsessionid=CF5AB80A28F358712B06F9AA2C451478？m=gjnd
[2]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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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5]。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也是我国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人口老龄化)之一。它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对构建和谐社会, 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达1.49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不超过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2]。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
2.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的增多,供养、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精神关怀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我们现在是在职的人员100人养活16个老人,到2050年的时候,100个人就要承担49个老人的养老负担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目前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来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 依靠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其他途径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种经济来源而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由于体力下降, 物价上涨,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救济普遍较低,甚至有的调资都难以兑现,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困难是重重的,多数也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
4.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减少。据预测,2020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5145亿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养老水平较高,对社保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2/3,但是却面临着养老服务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证[4]。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1.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积累,为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7]。
2. 从社会化居家养老入手,建立社区与家庭合作的养老机构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因此,以社区服务为载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的密切结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我国最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将致力完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一方面在城市将加强基金的征缴,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并且将在城市生活的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总 结
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政治背景,还应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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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等性质决定了其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带来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由于发达国家的退休政策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笔者通过比较国际上的退休政策再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法律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在近几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来势更为凶猛。国际上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此标准，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在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7.0%。有学者据此分析，指出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2010年的六普数据也证明了此特征的日趋显著。数据显示201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大约为1.1亿，老龄人口比重达到了8.9%，预测2020年将达到12%，到了2050年预计老龄人口将会有3.3亿之多。大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45年以上，而我国只用了27年左右，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如此迅猛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劳动力人口养老负担的增加。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抚养比从1950年的7%一直缓慢增长至2010年的11%。据预测，从2010年以后，抚养比将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在21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这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表示，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养老金收支失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由企业与个人承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工作人口减少，养老保险金缴费也会减少，会造成工作人口负担老龄人口的加重以及养老金的供应不足。据预测，若现行制度不变，我国养老金将在2038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扩大。
三、延迟退休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经历，导致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参保缴费人数下降以及领取人数增加，造成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给财政支付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多国家通过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来缓解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1989年以来，有约170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呈上升趋势，有近70个国家或地区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养老金支出压力。我国社会保险研究所在所长何平的主持下作出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管理》报告显示：延迟退休一年可以使中国养老统筹金增加40亿，减支160亿，减缓资金缺口约200亿。
延迟退休除了可以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还可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出生率下降较快，人口红利期较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较快。如果维持现行的退休制度不变，将会面临人口红利枯竭，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延长退休年龄及时对低龄老年人的利用，也会降低社会的抚养比，增加劳动人口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因此，实行延迟退休的制度是有必要的。
四、国际实践及经验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经历人口老龄化较早，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为了缓减上世纪70年代社保资金的缺乏，美国国会在1983年通过了渐进式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退休年龄为67岁，提前退休年龄为62岁。其退休政策分三个层次：（1）提前退休，需满62岁，只能拿70%的退休金；（2）正常退休，若出生年份早于1937年（包括1937年），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若在1943年至1954年间出生，则退休年龄为66岁，若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退休年龄为67岁，以上领取全额退休金；（3）延迟退休，具有自愿性而非强制性，选择延迟退休的人可以获得奖励性的收益。如果选择在70岁以后退休，将会拿到132%的退休金。这种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使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励及促进了美国劳动者延迟退休。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在上世纪7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80年代被延长至60岁，至1997年，约90%的日本企业采用了60岁退休年龄制度。自2004年2013年，日本阶段性地推迟退休年龄至64岁。在2013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该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面临退休但是仍有工作意愿的65岁以下的员工，至此，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综上并结合其他国家制度的改革，得出下列的结论：大多数国家是在老龄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加重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该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时期，逐渐增加退休年龄，实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大多数国家选择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左右，但有些国家男女会有差别，总体上趋于统一。通常这种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自愿原则由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的年龄以及退休方式。并且在施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据本国国情，针对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与时俱进地修订法律法规，采取各项经济措施，以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如日本针对企业承担的日益加重的额外劳务费，政府采取了给予企业一定资金补助的措施。
五、我国延迟退休制度设想
我国在制定延迟退休制度的时候，参考国外制度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国国情。据调查，我国公民对延迟退休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较多。有些人认为，若延迟退休，老龄人口将挤占就业岗位，造成更加严重的就业难的情况。但放眼世界，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修改来解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系统规范退休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关于退休制度，我国没有统一性的规范，而是散布于各项法律条文中。主要涉及三部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公务员法》，其中的规定也较为简单。因为延迟退休属于退休制度中的探讨，为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应当首先制定退休法，从原则到细则细致地进行规定劳动者享有的退休权益和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可命名为《退休法》。该法制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以及退休后享有的各项权益，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退休权益、退休后的保障，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救济机制等相关规定。同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应作相应修改，与《退休法》协调一致，使得延迟退休制度更有效地实行。
（二）退休年龄的设定及渐进式延迟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该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为“两步走”：在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取消女干部与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并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从2018年开始，将女性的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对于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报告建议，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自2033年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比较国外制度，该建议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考虑到民众的反对意见比较大，需要放缓进程，逐步推行。有学者提出5年的预告期亦是可行的。本人认为，可以以试点方式逐步扩大实行范围，直至在全国推行。据此，分为三部分的小步慢走：工人与干部的小步并轨；男女退休年龄的渐进延长并统一；施行范围的逐步推广。
（三）制定弹性延迟退休制度
我国人口和经济在的地域上都具有差异性，尤其在行业上，我国规范尚不完善，待遇差别比较大。弹性退休制度给予劳动者一定自主选择权，允许在退休年龄和退休方式方面具有选择性。在此情况下，弹性延迟退休的制度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参考美国弹性退休模式，可以采取“晚领奖励、早领惩罚”的措施。这样可以在前期减少各方矛盾，在后期实现退休年龄及退休方式的统一。
六、结语
本文参考了大量关于延迟退休的资料，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主要问题，即抚养比的急剧增加以及养老金支出压力的不断加重，使得延迟退休成为必要。另外，通过对国际上延迟退休制度的分析，得出有益于我国制度制定的实践经验。由于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退休制度不健全，需要完善相关法律，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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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实施较晚，因此本文选取了1993年到2011年这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数据的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选取1993年到201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解释变量。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的研究则从城镇企业职工入手，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的影响。
计量模型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的来源与指标的选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而三者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因此建立半对数的线性回归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期间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对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
结论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7）、（10）式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长1%，平均来说可导致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0.87%，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影响均较显著，尤其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而言，老龄化的贡献率很大。当今世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支出与养老保险支出必然增加，这势必然会对我国的养老以及医疗造成严重的负担，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支付问题，甚至是支付危机问题。这是未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与养老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并没有研究老龄化对新型农村以及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政策建议
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面对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政府应承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计划，把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三种制度相结合，即所谓的“三支柱”制度[6]。适当增加对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社区医疗保健站为慢性病高发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检查服务；加强社区养老的方式，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真正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
第二，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危机[7]。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必然面临着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降低个人账户基金贬值的风险,应该制定专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办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资本市场则是资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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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115-03
收稿日期：2013-09-25
作者简介：崔丽英（1987-），女，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计量分析研究；陈晓卫（1967-），女，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从事经济计量分析研究。
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1]。21世纪，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人口问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正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2]。
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长期的计划生育引起了人口有机结构的改变，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老化[3]。近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4-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已达13.7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8]。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中国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社会对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投入不断加大，社会养老、医疗卫生事业负担过重、家庭养老开支加大、劳动力资源出现地域性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其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9～10]。阎坤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高龄化。到2020年，中国新增劳动力将会减少，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将会出现个别岗位空缺、部分资源闲置的问题[1]。因此，本文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更具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基于经济计量VAR模型，通过Eviews计量分析软件，探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医疗和卫生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老龄化人口数量剧增，人口趋于老龄化。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不容忽视。2000年，山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30.85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8.12%；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9.84%、10%，高龄老人比重不断升高，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占14.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19.31%，而且各市高龄老人比重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高龄化态势显著。
二、数据来源
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著述比较多，本文参考众多文献选取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老龄化人口比重作为度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年度数据。
三、单位根过程和协整检验
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 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VAR 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11]。
通常的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操作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不平稳，则要求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两变量的趋势图（如图1所示）：
从上图变量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人均GDP的增长率和老龄化人口比重两变量总体趋势上是平稳的。下面进一步通过ADF单位根检验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
ADF单位根检验的函数形式为：
Δyt=α+ηyt-1+■βiΔyt-1+υ t
原假设H0∶η=0，时间序列yt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H1即为序列平稳。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协整分析是判断不平稳序列间是否存在一致稳定的关系。首先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对回归方程χt=α+βyt+υ t进行估计，得到残差序列εt=χt-■-■yt，再用ADF法检验残差序列εt的平稳性。
从上表的结果看，两原始变量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因此不需要再对两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四、VAR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基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和老龄化人口比重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模型的滞后期结构确定准则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根据相应的评价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5个评价指标（LR、FPE、AIC、SC、HQ）中由AIC、SC、HQ都得出应该建立滞后2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所以本文选择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滞后期的滞后期为2期，所以本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2）模型。
利用已给数据对构建的VAR（2）模型进行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显示：AIC和SC两信息准则的计算结果都比较小，说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较大；对模型进行AR根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见图2）显示VAR（2）模型的单位根都在单位圆内，即模型是稳定的。
综上，我们的VAR（2）模型通得过稳定性检验，可以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五、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的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通过Eviews计量分析软件，绘制出经济增长（GDPZZL）和老龄化规模（LLHBZ）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下所示，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上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给GDPZZL（经济的发展）一个正向的冲击，会给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带来正向的影响，然后逐渐减小趋于平稳；在首期GDPZZL（经济的发展）对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的冲击没有做出响应，当期给LLHBZ（人口老龄化规模）一个正向的冲击，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减小趋于零。说明经济的发展促进老龄化的加剧，且老龄化的加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引起经济的增长，但近期的作用都不大。
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对系统变量动态变化的相对重要性，主要思想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其他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了分析老龄化规模对经济发展冲击作用的贡献大小，用Eviews做出经济发展方差分解的结果。
通过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在逐渐增大，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25%，且趋于平稳状态。可见老龄化规模的扩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GDP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规模之间的VAR（2）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短期人口老龄化水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老龄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的结论。
人口老龄化规模的扩大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老年人的养老及医疗费用需求增加和家庭养老开支加大等问题，这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会愈加严重，因此，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把老龄化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
由此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要充分利用现有丰富劳动力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将高额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积累社会财富，为积极应对中国的老龄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制定弹性的退休年龄，对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的优秀老年人才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伯鲁母（Bloometal）的研究表明，年龄超过65岁人口的消费将超过收入。他们的消费需要外部的支持，这无疑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将那些过了退休年龄，但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依然很优秀的老年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让其继续放光发热，不仅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还减轻了政府的养老负担。
3.实施老年人口再就业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劳动力的质量和规模，有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人口将更倾向于依靠前半生的储蓄来支付开支，由此引发社会的资本存量下降，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给有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让其实现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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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2204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1 湖北省人口结构现状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 基于灰色GM（1，1）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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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22-08
一、引言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9%，高于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且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媒体界和政界各方的关注，如“未富先老”“空巢老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近年来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以房养老”“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也掀起热议，必然需要和促使学者加快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并且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辅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养老保障、B老服务决策。
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明显早于发展中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较早。Clark et al.（1980）最早建立人口老龄化经济学[1]。国内学者王克（1987）较早探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2]。随后，大量学者从劳动力、储蓄、消费、投资等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学者持悲观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弊无利。Leff（1969）最早通过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促使老年人口赡养负担加重，使储蓄减少，进而削减投资，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3]。随后，Turner et al.（1998）、Tosun（2003）等国外学者从储蓄、消费、劳动力等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减缓[4-5]；于学军（1995）、张本波（2002）、王德文 等（2004）、彭秀健（2006）、蔡P 等（2004）国内学者也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6-10]。还有部分学者持乐观或中立观点，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储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等角度出发，Maxime et al.（1999）、Nakajima et al.（2001）、Bloom et al.（2010）、贺菊煌（2004）指出人口老龄化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11-14]；而Lindh et al.（1999）、姜向群 等（2002）、李军（2006）、刘永平 等（2008）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5-18]。
综合来看，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无定论。
本文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说明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构建PVAR模型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给出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PVAR）分别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Holtz-Eakin et al.（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既具有VAR模型的众多优点，将研究系统中研究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通过计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会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面板数据的优点，通过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涵盖了个体差异性和不同截面的共同冲击[19-20]。
本文P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βt+■βpyi，t-p+εi，t（1）
其中，i=1，2，…，31表示省份i；t=2000，2001，…，2013表示年份；考虑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lnpcons，odep}，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sav，odep}；p为滞后阶数；引入αi表示个体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引入βt表示时间效应，刻画变量的时间趋势；βp为3×3维的系数矩阵；ε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PVAR模型主要包括下面步骤：（1）P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2）利用面板广义矩估计（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内生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3）计算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动态脉冲响应图反映内生变量的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4）误差项的方差分解，进一步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的程度[21]。①
国内也已有文献（董丽霞 等，2011）[22]利用PVAR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中存在的几方面问题本文进行了改进：一是建立PVAR模型时滞后阶数直接选取为1阶，阶数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二是现有文献没有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影响的贡献度；三是董丽霞 等取变量5年平均数作为分析样本，对变量取均值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且样本时间序列较短限制了多阶滞后项的估计。另外，本文分别在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前者偏向于考察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微观基础，后者偏向于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基础。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和我国人口发展过程，我国在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所以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为200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和地区最终消费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本文使用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反映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表示因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lnp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利用人均地区消费支出的对数（lnpcons）反映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可直接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利用国民储蓄率（sav）反映地区的国民储蓄水平，国民储蓄水平是影响投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由于我国没有统计国民储蓄率数据，本文选取1减去最终消费率近似表示地区国民储蓄率，计算公式为：国民储蓄率=1-最终消费率，即（1-最终消费/GDP）×100%=（1-居民最终消费/GDP-政府最终消费/GDP）×100%。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需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的省级面板数据具有时序的特征，因此构建面板VAR模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序列平稳性，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平时间序列，即变量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一阶单整I（1）。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较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更有效。当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应建立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如不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更有效。
对变量lnpgdp、odep、lnpcons和变量lnpgdp、odep、sav形成的两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面板统计量组和统计量，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Gt、Ga、Pt、Pa四个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lnpgdp、lnpcons、ode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理，表4表明lnpgdp、sav、odep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lnpgdp、lnpcons、odep和lnpgdp、sav、odep两组变量分别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二）滞后阶数选择
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来判断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依据AIC、BIC或HQIC取最小值的阶数确定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可知，当lnpgdp、lnpcons、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AIC、BIC和HQIC统计量都最小，一致表明滞后阶数应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由表6可知，当lnpgdp、sav、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BIC和HQIC统计量最小，而滞后阶数为5时，AIC统计量最小。一般地，当三者不一致时，BIC/HQIC倾向选择比较精简的模型，AIC倾向比较复杂的模型，且BIC/HQIC通常优于AIC，因此本文滞后阶数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三）PVAR估计
由于PVAR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本文在构建PVAR模型前对数据做如下处理：运用截面均值差分消除各个变量的时间效应，然后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即Helmert过程变换），以消除由于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可能造成系数估计偏差[23]。本文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PVAR（4）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居民消费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国民储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参数并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一般只关注其引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别用以分析随机扰动的一个单位标准化新息对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因此，在此不详列模型估计的参数[24]。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内生变量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作用。由于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非常敏感，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进而会导致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消费和储蓄；而经济增长并不立即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在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中，表示人口结构变量的odep排在前面，其后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gdp和人均居民消费支出lnpcons或者国民储蓄率sav，所以两组变量分别为{odep，lnpgdp，lnpcons}和{odep，lnpgdp，sav}。本文通过给予内生变量{odep，lnpgdp，lnpcons}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图，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期为0，随后便持续一直为负，且负值较为稳定，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同期立即产生影响，而是具有滞后性，且随后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持久且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对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为负，负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但减小反应较弱依然为负作用，最终收敛于很小的负向影响，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持续负向效应，人口老龄化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三行，第一列）和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首先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负向作用，进而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部分因素是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传递产生的。
而言之，在考虑居民消费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向作用，并且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国民储蓄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在考虑国民储蓄情况下，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一直为负，随后负作用有减小趋势但一直维持为负，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出现负向变动，虽负作用有所减小，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为负。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冲击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当期为0，滞后第二、三期为正向影响然后下降，第四期后变为负向效应，随后负向作用有所减小，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国民储蓄当期不受影响，短期内对国民储蓄产生正向作用，对国民储蓄有拉升作用，但随后“反正为负”，人口老龄化在中长期对国民储蓄有负向作用，但从六期累积效应来看，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和国民储蓄率sav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面对国民储蓄的正交化新息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正向变动，且上升趋势明显，说明国民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首先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正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负向作用，表明通过人口老龄化提升的国民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总而言之，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在短期具有拉升作用，而随后较长期产生负向作用，最终累计效应有很小程度正向作用。而在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或国民储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此部分通过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lopcons}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
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从表7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达到94.48%，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89.16%。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强，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达到17.80%，说明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17.80%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19.3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8.22%和67.22%。
老年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lnp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8.58%，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8.58%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稍有下降至8.31%；人均消费支出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9.69%和60.58%。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国民储蓄率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8所示。
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从表8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高达97.04%，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96.34%。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减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4.96%，说明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4.96%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5.6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75.09%和70.67%。
老年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变动的解释能力，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有2.05%，说明国民储蓄变动的2.05%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维持平缓至2.03%；国民储蓄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84.76%和84.98%。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人口结构内生的框架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支出和国民储蓄率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是接下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从直接效应来看，不论是考虑人均消费支出路径还是考虑国民储蓄率路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负向作用持久且稳定，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缓。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不管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分析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拖累作用。
因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对我国经济增长拖累作用将会更加深刻，现阶段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改革转型关键时期，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为防止未来人口快速和过度老龄化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和扭曲经济结构，现阶段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鼓励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早期阶段，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我国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人口产业调整，加大“银发产业”支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以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会出现持续负向变动，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积累。为防止人口老龄化使得居民过度注重储蓄，造成国内消费低迷，我国应加快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利用国内外公有和私有资本多种方式建立丰富的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正常生活水平，缓解年轻后代赡养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三是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化调整，适当鼓励生育，提高年轻人口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缓解赡养压力，发展“银发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鼓励生育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注释：
①本文运用的Stata程序是由Inessa Love和Lea Zicchino（2006）写，并经过改进的PVAR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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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2006年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国军、刘水杏，2004）。如果把房产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产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同年龄人口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体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别是25—35岁的即将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妇（赵君丽，2002）。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刚性需求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购房需求层次观
学者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购房需求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住房刚性需求，主要是25—35岁人群，这类人群购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弹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影响；二是住房投机需求，即弹性需求，主要是35—45岁人群，他们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购房是为了投资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为二次购房，其需求弹性大，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2011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可得知：购房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占总数的75.0%，见图1。
（二）误区及剖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房价不断攀升，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房价的不断高企，使得专家学者都纷纷研究和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他们普遍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和国际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房地产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导致房价将会高居不下。在纵观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的相关看法之后，我们归纳出以下的3种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刚性需求增加
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未来家庭住户趋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户数增多，特别是单人户、2人户、3人户的增加，从而引起住宅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变动。未来的城市家庭将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两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和单身住户为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城市住宅需求单位将趋于小型化，两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的需求量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户总数的增多，将导致住宅需求总量的增加（赵君丽，2002）。
2.人口总数增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
有学者认为，从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来说，房地产需要是刚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体现房地产需求的一般趋势，在人均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会增大对住房总量的需求（谢琛、袁建华，2010）。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人口数量必定是增长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龄带来青年人口数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持续上涨。
3.人口老龄化增加住宅需求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老人出于养老的需求，与子女一起居住会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如两代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差异，作息时间不同，处理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时间短尚能忍受，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矛盾。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未来对住宅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李晓娥，2005）。
学界与社会的观点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多，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家庭小型化会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数增多，但是忽视了未来以刚需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两者巨大的差异可能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总数增多就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并没有考虑到购房者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所带来的需求会让房地产市场上升，而实际上青年人住房的刚需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中的预测数据。在考虑生育政策的适度转变包括允许独生子生育二胎，从2025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调整至2，其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年龄阶层人口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以下为未来各年龄劳动力人口分年龄组预测结果2。
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2010—2050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相应地，25—34、35—4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40年间，由于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笔者已经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变化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影响，用数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20—39岁人群规模减小，从而引起房地产刚需的下降。从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岁人群的如何从人口规模减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产市场刚需下降，概况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消费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前后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
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降低
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抚养率（抚养比率：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继铭，2007），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挤出”住房开支从而削弱房地产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刚需必然随着刚需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在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中，我们看到，20—39岁人口对于住房刚需是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的刚需是会因此而下降。其次，抚养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养老负担将会推迟或者甚至减少住房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进入老年以后，劳动力逐渐丧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逐渐变弱，其养老费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积蓄外，社会和家庭也需要承担。从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四、二、一”的家庭将会占据大多数，不少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同居一室。可见，家庭供养老人的压力十分巨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社会财富向老龄人口流动，侵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抚养负担挤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购买力整体下降。
2.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从而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同向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从养老的开支来看，养老可以把养老的费用内部化，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而社会化养老需要家庭提供养老费用，这将扩大家庭消费中服务占消费结构的比重（马晓君，2004）。
当社会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时，一方面，老年人会为自己储存一部分资金，以预防疾病医疗需要大量开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子女也会为减轻父母医疗费用等压力而进行资金上的储蓄与安排，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降低社会人均消费率的增长。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必然会挤占住房开支，从而对住房刚需造成负面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20—23岁、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于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谢琛、袁建华，2010），而20—23岁尚不完全具备买房的能力，多是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下得以满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得这部分人口数量降低，直接减少刚性需求，而住房的刚需一旦满足后，受供养压力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左右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2025年左右，小户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长将会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多抵消，从而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刚需降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地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老龄化问题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一趋势难以扭转。基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亟需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同时防范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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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 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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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