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效益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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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66

1抗肿瘤药物市场环境

1.1宏观市场

1.1.1人口与自然环境

根据1973―1975年全国人口死因回顾调查及1990―1992年1/10抽样人口回顾调查资料，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肿瘤死亡率的变化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在过去30年间，我国肿瘤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预计在未来20～30年，我国肿瘤死亡率将继续上升[1]。

1.1.2经济因素――社会消费者个人收入

分析宏观环境中的经济因素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直接或间接决定、影响社会购买力的各种因素，社会购买力是制约企业营销的关键，而消费者个人收入又是影响社会购买力的最重要因素。由于抗肿瘤药的研发周期长，研发难度大，常常导致单价较高，这个特点要求社会具备较高的社会购买力。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我国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由此可见，以2005年作为参考，抗肿瘤药物虽然价格普遍较高，但在我国仍处于可接受的范围[2]。

1.1.3科技因素――专利期之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在医药行业就是药物的研发和创新上，这是一个技术壁垒。新药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包括药物产品专利、药物制备工艺专利、药物用途专利等不同类型。国家规定药品的专利保护期限通常为20年。药品市场的竞争也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如2012年，礼来公司由于抗肿瘤药健择（Gemzar）及抗精神药物再普乐（Zyprexa）专利到期，导致当季净利润同比下滑27%。

1.1.4政治与法律因素

医药行业作为一个对国家政策非常敏感的行业，其市场动向受政治和法律的影响非常之大。如限制药品价格、医药分家、深化医改等政策都使药物行业发生了地震。

1.1.5小结

纵观抗肿瘤药物的宏观市场，其主要特点为：一是患者基数大且增速高、社会购买力强。这说明抗肿瘤药物有天然的很好的市场前景；二是技术更新快，新药不断推陈出新。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利好，将使更多患者受益，并有可能通过个体化治疗，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药物，从而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而对于公司来说，将不断处于药物更新换代的压力中，尤其是药物即将专利到期时，如果不能升级产品或联合用药产品，将极大的影响销售额；三是国家政策的变化。这要求企业在营销时时刻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遵守法律、遵守合规，并且不断适应政策变化，推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品组合，优化营销策略，必要时做出市场转型。

1.2微观市场

1.2.1企业内部条件

企业内部条件涉及9个方面内容：目前的战略运行效果、资源强势和弱势、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产品竞争力及市场营销状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状况、经济效益状况、组织效能与管理现状、面临的战略问题[3]。这些内因都影响着企业在微观市场中所处的位置。

1.2.2竞争对手

抗肿瘤药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互利互节的关系。有的是纯粹的竞争关系，如治疗乳腺癌的长春瑞滨和多西他赛；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有的是合作关系，如治疗结直肠癌的Xelox方案，就是卡培他滨和奥沙利铂的联合治疗方案；如可以选择联合或不联合细胞毒性药物的分子靶向药物西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联合方案中的药品厂家通力合作，使患者最大可能的受益。

1.2.3营销中介――医疗机构

在药物行业，最终的消费和受益者是患者，而抗肿瘤药物是处方药，根据国家法律，必须由医生开具处方，患者才可以购买。这是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产品的销售要通过中介，即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关系直接影响着药物的销售，某些社会偏见通常会将药品销售与提成挂钩，将合作关系与行贿受贿划等号，而现实并非如此。药品是涉及人类健康的特殊产品，尤其是抗肿瘤药物更是关系患者的生存，无论是药物公司，还是医疗机构，都会本着患者受益的原则选择药品，两者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药品医疗信息的传递上。医学信息传递的越充分，医生理解的越充分，运用的越得当，患者的受益越大，此处所说的医学信息包括：药品的临床适应症、有效率、药物相互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现和上报、临床试验的更新等。

1.2.4小结

在抗肿瘤药物宏观市场一片大好的景象下，微观市场可谓险象环生。企业自身实力、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利互节、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关系强弱等，都影响着企业的营销成绩。企业需要不断发展壮大；找到药品的特点和适应人群，推出适合的营销策略，以对抗竞争；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使药品被充分了解和正确使用；并保证物流配送的及时和有效。

2抗肿瘤药物营销策略分析

2.1调研与市场定位

通过对符合药品适应症的客户群及医院的调研，选择目标市场。制定合理的市场定位是制定营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将顾客作为细分为多个市场，利于药品快速占领市场并维持市场占有率[4]。市场定位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突出企业及其产品的特色，给消费者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取得目标市场的竞争优势[5]。比如同为治疗食管癌的药品，可根据其治疗有效率，选择早期、中期或晚期食管癌患者作为其目标客户群。

2.2竞争与合作

第一，差异化竞争。包括产品差异化、形象差异化、价格定位差异化、促销战略差异化、服务差异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化，形成企业药品的品牌价值。差异化既可以满足患者个体化治疗的需求，又为企业构筑了进入壁垒，降低了竞争的激烈程度[6]。第二，市场活动。企业通常开展科室级会议、区域级会议、全国级会议等，进行药品的学术推广。针对病情复杂比如涉及多学科合作的疾病，还可以通过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集合多个科室的医生，讨论病例并给出诊疗意见。另外还可以通过慈善赠药活动，患者和医生有机会使用更多药品，从而更了解药品的效果，为医生改变处方习惯及患者后续持续使用奠定基础。第三，“多赢”合作。立足于联合用药，企业之间可以展开合作，不但可以促进企业药品营销，也可以帮助医生积累用药经验，使患者更大程度受益，从而实现“多赢”。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和投入大，企业间还可以共同投入研发，为未来长期的营销收入做准备。如2012年，安进（Amgen）公司与阿斯利康（Astra Zeneca）公司合作协议开发和销售安进公司在研的5种单抗药物。

2.3客户关系管理

第一，目标客户的选择[7]。在确定了市场定位之后，需要对各细分市场做细致入微的分析，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到销售的增长点，这项工作要具体化到科室、适应症、处方医生上。即药品在相关科室、适应症和目标医生处方中所占的比例。如某一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其目标科室为肿瘤内科、肛肠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等，目标医生常为制定治疗方案的主任或副主任医师。第二，客户分级[7]。根据客户的重要程度，即对处方的贡献度或者对市场的引领度，可总结出客户分级金字塔。根据客户分级，来确定对不同级别客户的拜访频率、资源投入方式及数量。第三，医生处方行为分析。医生在进行处方时，往往会有自己的处方首要原则，如某医生相信某种抗肿瘤药物是发病初期的最佳选择，或者当病人不能用其他药物得到控制时，这种药物也是替代药物的首选[8]。企业营销策略应该包括改变医生的处方行为，尽量使药品成为某一类治疗方案的首选，以争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第四，充分传递信息。包括药物的正面和负面信息，以便使医生更好的做出处方决策。[8]

2.4营销人员管理

第一，销售目标导向力度。目标导向力度是衡量销售人员的一个方面，即销售人员是否可以在接触客户的不同阶段都牢记要实现的销售目标，是否在不同阶段都可以落实向成交目标努力的具体行动，以及这样的行动是否具力度、执行落实是否到位等。[9]第二，过程管理。一个完整的销售过程包括销售探查、接触前准备、接触顾客、需求识别、商品展示、处理反对意见、完成销售、售后。[10]表现在抗肿瘤药物行业，即营销人员通过探询，了解医生新收患者，患者疾病类别等信息，并在拜访过程中，了解患者的用药倾向，介绍自己药品的适应症及优缺点，必要时解答医生或患者的提问，从而帮助医生或患者正确选择并使用药物。完善过程管理，可以更好的向销售目标进发。

3结论

由上所述，抗肿瘤药物既处于形势大好的宏观市场中，也处于白热化竞争的微观市场中，这对企业来说既是利好，也是挑战。企业需要从市场调研及市场定位、竞争与合作、客户关系管理、营销人员管理等多个角度出发，制定多维度的营销策略，全面提升自身营销实力，面对挑战，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宁志，董志伟中国肿瘤流行状况与防治对策述评[J].肿瘤防治杂志，2013（1）

[2]刘子安中国市场营销[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刘冀生企业战略管理[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托马斯・英格拉姆，雷蒙德・拉福格，雷蒙・阿维拉，小查尔斯・施韦普克销售管理：分析与决策[M].李桂华，译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5]上官方平医药销售医药代表实务[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6]唐玲，邱家学试论医药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J].中国药业，2006，15（17）

[7]苏朝晖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的建立与维护[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篇2

一,引言:小A是沈师大四的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学校即将举行的毕业生二手市场中,他决定通过这次机会,将自己不用的书售出.

二,正文:近日,针对大四学生大量的旧书存积,而部分学生又缺乏有用的学习用书这一现象,现于校北区开展了一次为期一周的二手书销售市场.其实,在校内平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销售形式,就是依靠张贴广告的方式来进行小规模的交易,供求关系见图-1:

通过这次旧书市场的建立,将许多闲散,潜在的供给者都挖掘出来,必将加大书市的供给,使原供给曲线S1向下平移到S2的位置,平衡也由原来的E1到达E2,如图-2所示.新的平衡中使价格降低,此外,由于旧书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替代性,市场调查显示,很多同学更愿意以高价购买一套新书而不是以低价得到二手书,也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弹性较大,如图二显示.降低价格有益于过大收益.综上,小A在定价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将旧书以低于日常价出售.

可是在进入市场售书之前,小A犹豫了,正处于大四关键时期的他时间是稀缺的,而每一种选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机会成本.他可以选择工作,但就不得不放弃学习,找工作的时间.经过统计计算,小A每天的总价值大约为40元,学习所花费的成本为5元每小时,而工作由于其短期局促性,要花费10元每小时的成本,根据以上情况,绘出如图-3的关于小A学习,工作的预算约束线.

W(工作)/小时

S（学习）/小时

小A对于学习与工作的偏好程度,如下无差异表,并得到相应的无差异曲线.

组合表A表B

WSWS

A4253

B3343.5

C2.53.534

D242.754.5

E1.52.56

W(工作)/小时

S（学习）/小时

由此可以看出,C点为小A进行选择的最优点,进行了如上的经济学分析后,小A决定每天2小时的工作时间,4小时的学习时间.

现在,小A已经对定价,工作时间做出了合理的安排,接下来就是对售书种类与具体销售策略研究了,小A主要靠从旧书商那以低价购进来满足自己的供给,而北区主要居住商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商科与外语类书籍具有良好的销路,而其他种类的图书市场就小得多.对此,小A向其他同学那样选择卖商科书(B)或外语类书(E),在接下来的销售中发现,小A与另外一名同学小B形成了寡头垄断.我们用下表来表示不同书种类时各自的盈利情况.

小A

BE

3030

4020

2040

3535

B

小B

E

也就是说,当小B选择商科书(B)时,小A必然会选择卖商科书(30>20),小B选择外语类书(E)时,小A还是会选择商科书(B),(40>35).同理,小A做出的各种选择,小B的占优选择都为卖商科书,即在实际的买卖过程中,小A小B都会做出卖商科书的选择,及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考虑到都卖外语书的较高盈利,两人便做出了同时卖外语书的合谋,但是这种合作并不稳定,营业第二天,小B便背离合约,转卖商科书,给小A造成了损失.面对小B的忽然改变,小A只能页选择出售商科书.这样,销售又回到了先前的均衡,即纳什均衡中.

结论:小A在初期的定价应该将价格定低,根据他的最优化选择,每天应工作2小时,在后期的销售中放弃合谋,出售商科书.

篇3

根据模型（见图1），可以得出：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利他主义社会，因而当股票交易制度为T+1时，效率区域处于瘦狗区域；当股票交易制度为T+0时，效率区域处于现金牛区域。

利他主义主导型主要有三种理性动机，其分别为纯粹利他、本能利他和假言机会主义。当三种理性动机对股票交易制度决策时，采取的决策为非自利性决策。这种决策大体分为投资与投机两种决策。根据实际经验，在中国投机心理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在股票市场中，非理性投机特别盛行。对应于模型中，T+1是不公平的制度而T+0是公平的制度。而股票市场T+1的交易制度助长了市场的投机风气。大户可以随意做高或做空股价来盈利。通常，大户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虎作伥，利用媒体来忽悠散户入场；大户再炒作题材和概念，造成某只股票涨高的迹象。此时，羊群效应发挥了作用，散户纷纷追涨，股价再升，更多的散户入场，而大户早已悄悄离场。而在短期交易中，散户很多时候连退场的机会都没有。在T+1交易制度下，大户比散户在资金量上拥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在股票市场上，大的资金决定了当股票有了微小的涨幅，大户就可以结算退场；而散户往往在涨幅较大的时候才愿意离场。这就导致大户的赢面要远远大于散户的赢面。大户只要保持稳定的操作策略，财富是不断积累的；而对于散户而言，大部分情况下，财富是在不断缩水的。大户的集中议价权在隔天交易中相对散户的优势。假如散户在第0天某委托某只股票入场，当天股票涨势良好；而在第1天交易开盘前的9：15―9：25时，可能会发现股票早已跌破进价，原因是大户在操作股价。开盘后，如果散户离场，那么，散户已经亏损；如果不离场，可能面临被套，因为散户不知道大户在这只股票上的具体策略是什么。另一方面，大户还可以进行制度套利。这里制度套利指的是大户利用T+0买空卖空交易制度的股指期货与T+1单向交易制度股票市场之间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套利机会。因为股指期货有着严格的资金准入门槛，以散户的资金量是很难进入的。股票类 ETF 基金只能通过场内外套利机制变相实现 T +0，但ETF 套利交易受到约束，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100万份最低门槛是不小的限制条件。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大户和散户不公平竞争。“有研究者基于Cornell和 French 的持有成本模型，通过正向套利策略推导出无套利区间的上限及通过反向套利策略推导出下限，从而发现了用中国股指期货的套利机会。以沪深300指数2013年8月16日9：31-2013 年8月16日15： 00的1分钟高频数据及沪深300 股票指数期货当月合约1 分钟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数据，比较发现前6个交易日都不存在套利机会，只有在 8 月 16 日当天出现了 18 次套利的机会，分别是上午 11： 07 的一次反向套利机会以及下午 14： 44 开始的 17 次正向套利机会。”如“在‘8・16 事件’中，大机构的投资者不仅通过股指期货套利，而且可以运用 ETF 基金的特别交易机制对冲风险与获取高额收益，这显然使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散户在T+1制度下则不能规避这样的风险。

T+0双向交易制度的股指期货与T+1单向交易制度股票市场之间制度安排会导致中国权证市场存在“溢价”，即股市的低流动性折价。当一个市场的资产与其衍生品之间存在明显的流动性差异时，整个市场的定价效率将受到影响。

有的人认为，T+1交易制度能够有效的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这显然是个伪命题。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制度，都存在着投机现象。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制度能够给大户和散户以公平的投资或投机机会或者避险机会。T+1交易制度下显然不是一个公平制度设计。T+1交易制度下连续暴跌的行情也时常发生，如96/12/12―96/12/17、99/01/28―99/02/08、99/l2/16―99/l2/27，这种连续暴跌行情的发生频率（5次）竟然超过“T+0”交易制度下发生这种情况的频率（0次），加上涨跌幅度交易制度的配合，使中小投资者这些信息弱势群体很难有一个良好的纠错机会，从而令他们的交易风险不断扩大。从这点看，“T+1”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没有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下跌和总体情况的交易风险数据显示：在市场中，市场自身的下跌行为是投资者交易风险的主要来源。

还有的人认为，T+1交易制度能够保护散户的利益。这也是站不住脚的。盖卉，张磊通过对下跌情况的分析，得到“T+1”制度下的平均交易 风险分别为0.7827（上证）和0.7218（深证）以及“T+0”制度下的平均交易风险分别为0.7038（上证）和0.7372（深证）。上述数据说明在上海股票市场上“T+1”制度下的投资者的利益并没有得到更好地保护，反而较“T+0”制度下的交易风险略微增大；尽管在深圳股票市场上“T+l”制度下的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了一定保护，但效果也是甚微的。

而在T+0交易制度下，大户的集中议价权丧失，同时散户不劳而获行为受到抑制。因为在T+0制度下，一方面，大户对散户的部分优势丧失。大户想操纵股价吸引散户入场，到第二天割韭菜的策略将不会奏效。这就给聪明的散户提供了机会。同时，T+0可能会导致股票大涨和大跌，这样就会教训散户投资者。由于中国人的非理性投机心理和健忘症，七八年教训一回不能叫其长记性，反而股市的缓慢升降会使其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境地。此时，如果大涨大降会深刻地反复的教训散户。这样，就极大的抑制了其投机的心理。散户可能选择机构投资者。这就变成了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它们博弈的均衡结果就是中国股市的稳定均衡。散户也从繁忙解放出来。散户们投资方式由非理性投机转向价值投资。散户可能去通过发现并长期投资真正有市场潜力的创新型公司。一方面，人们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形成一个踏实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创新公司获得了融资支持，从而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商品，满足了社会的消费需要；在生产与消费的交互中，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

实行T+0交易制度能够有效的防止腐败。由于T+0交易制度抑制了广大散户的投机冲动，这就抑制了处于占优位置的大户的盈利能力，从而抑制了官员利用大户赚钱的冲动。由于中国刑法条文的漏洞会给官员投机钻营的机会。如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刑法条文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等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不还才构成此罪。那么，官员完全可以挪用巨额公款委托大户中的机构投资者去盈利，在到期之前还上。这种交易盈利行为在T+1交易制度下非常容易实现，而在T+0股票交易制度下却较难实现，因为其不能保证在三个月内是否一定能够盈利。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挪用公款这种腐败行为能够被T+0交易制度有效制约。

综上所述，股票交易制度从T+1 向T+0的演进即制度由不公平向公平的推进，使得社会效率区域由瘦狗区域向现金牛区域演进，从真正意义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篇4

中图分类号：A1；F0-0；F120.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3

目前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探讨中还是在经济实践操作中，都在某种程度上弥漫着一种成见，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率。这既表现在一些学者对西方模式、绝对私有化改革的推崇上；也表现在学术界对私有化、自由化的指责大都集中在社会公平上。毋庸讳言，这种倾向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导向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当前，任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避或者不彻底的批驳都将造成我国在下一步改革中的障碍或挫败。本文以《资本论》为基础分析视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效率”这一命题进行实质反思，以期待在观念上正本清源，同时在实践中我们能自觉坚持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自主创新。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效率：抽象层面的成立

只要我们检讨一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相关的叙述命题，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效率。近一个世纪前，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就提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对它进行‘人为的’模仿。”[1]他认为市场经济天生地根植于资本主义。时至今日，曼昆（N. Gregory Mankiw，1958-）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这只看不见的手考虑到了有关买者与卖者的所有信息，引导市场上每一个人达到按经济效率标准判断的最好结果。……自由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好方法。”[2]159他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实现效率。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秉持这种信念・这需要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开始加以说明。亚当・斯密认为人有利己倾向，与此同时，“人天生具有一种对社会的热爱”，因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3]109也就是说，个人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来说要以社会整体福利的好坏为基础，从而，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于是，利己心升华为一种广义的理性精神，单纯自利的人成为理性人，而理性人则构成市场经济的最深刻前提。“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3]231但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3]232。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自由市场。如果说“理性人”假说为个人追求私利和社会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的一致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自由市场便使得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

不用说，只要我们接受理性人假设，不管愿不愿意，我们也将接受以下两点：第一，市场能够自发调节，达到均衡状态。在自由市场中，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而且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作出效益最大化的Q策，这要通过最基本的市场活动――买卖商品来实现。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众多买者就会争购。为获取更大利益，卖者会提高售价，价格上涨使得供给此商品的利润抬升，于是更多的生产者生产该商品。随着供给增多及涨价造成的需求减少，供需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消失，这时该商品市场就实现了均衡。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过剩，卖者只能降价出售，这使得供给该商品利润下滑，经过理性考量，供给方会减少该商品的生产。供给的减少、降价带来的需求增多，会使该商品复归到供需平衡状态。这种运动表明市场具有向均衡状态收敛的自我调节能力。第二，这种均衡状态正是效率状态。社会总体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总效益也就等于个体效益之和。个体无非分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所以问题就落脚到对于供需双方的效益的考察上来了。对于买者来说，他们对商品存在效用评价――这种效用评价用货币表示即买者愿为商品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同买者对同一商品的效用评价不同，如果买者对一商品的效用评价高于其价格，则有消费者剩余，买者就会购买这一商品；反之，则不会购买。在均衡状态下，购买商品的正是对商品评价最高的那部分买者，而市场把商品卖给这部分支付意愿最高、消费者剩余最大的买者，正好实现了总体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对于卖者而言，生产商品有机会成本，且不同生产者的机会成本不一样。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卖者生产此商品的机会成本，则有生产者剩余，卖者就会生产该商品；反之，则不生产。同样，在均衡状态下，供给商品的是生产此商品的机会成本最低的那部分生产者，市场把商品交由生产成本最低，即生产者剩余最大的卖者来生产，实现了总体生产者剩余最大。曼昆指出，“在生产量和销售量达到市场均衡时，社会计划者不能通过改善买者之间的消费配置或卖者之间的生产配置来增加社会福利。” [2]158因此，其认为“自由市场生产出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物品量”， [2]158这就推出了“计划者不必加以干预，社会就是幸运的”这个结论[2]159。

这个推论中，还包含着关于产权的基本要求，理性人追逐自己的利益，把资源配置好，这样就需要理性人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这也就需要产权清晰，其认为也就是私有产权，而完全的产权私有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推论到这里，我们发现，在抽象层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这三个词在意思上已经完全同构，无法分割。其实道理很简单，在理性人前提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效率的本质关联有两点：其一，自由市场得以实现经济效率，正是在于它把个体充分调动起来，让个体基于利己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作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进而实现基于每个个体最优而达到的社会整体最优的结果。激发个体利己心的前提则是产权私有，因为理性人没有动机为不属自己私有的产权进行最优决策。正如科斯定理所表明的，只要私人经济主体产权清晰，无论初始权利如何分配，利益相关者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使得每个人的状况都得到改善，且结果有效率。其二，自由市场实现经济效率要依赖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借此达到均衡状态。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将使经济偏离均衡状态，造成效率损失，而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就是要抹煞任何计划色彩，防止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所以，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理性人，我们也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由市场会达到均衡、实现效率；而市场经济要实现效率，也必须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当然以上这些问题的成立都是在抽象层面的，其将人的社会性全部抽掉了，嬗变为纯粹的理性人。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现实层面的不成立

按照上述基于理性人的抽象理论进行经济安排，在现实中是否实现了该理论所预言的效率状态呢？我们不妨以极端无效的状态――经济危机为例子来加以考察。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1637年，荷兰发生了一次投机泡沫――郁金香狂热，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倒闭，南海泡沫破裂，资本主义市场的不稳定性初现端倪。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如影随形的是，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随后1847年和1857年英国又相继发生危机；其后近60年内，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危机。直到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大萧条，并肆虐全世界，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市场进入多元化阶段，危机也开始以多种新面目出场。1987年，华尔街崩溃；1990年，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1996年，日本发生楼市泡沫及整体性危机；2001年，美国发生互联网泡沫引发的危机；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大肆蔓延，直至今日，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能走出此次危机的泥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这种频繁爆发，显然不能归结为偶然和意外。各国的经济实践也屡次印证了这一点，不论是搞私有化的拉丁美洲，还是本着“私有产权神话”祭出“休克疗法”的俄罗斯，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挫折。这都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的一致在现实层面并不成立，在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先天性的内在对抗性。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R克思作为反思抽象经济学①的最著名学者，为剖析抽象经济学在现实中无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资本论》中他给出了抽象经济学现实运行批判的如下重要学术视角。

其一，人的非理性心理机制。与抽象经济学偏重把人性抽象成为理性人不同，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经济活动中人的现实心理机制，认为人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的心理。在《资本论》中，这种非理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可能的高收益而产生非理性亢奋。这集中体现在市场繁荣及过热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信用发达，大部分投资都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于是，大部分人会认为，“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4]459。很显然，这种非理性亢奋会使市场参与者对客观存在的市场风险视而不见，甚至放弃对投资进行价值判断而铤而走险。第二，由于产权结构和委托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的盲目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的非理性心理。其实道理很简单，随着资产股份化的扩展，社会资产呈现为一种不断集中的趋势，这既表现为资产在不同市场的集中（如大量资产在金融市场的集中），也表现为社会资本在大的公司企业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是分散的所有权和集中的实际管理权之间的对立，广大的分散的所有者（如持股的散户）没有实际的管理权，而实际操作管理的人（如公司经理）对自己管理的资产又没有所有权。于是，很多管理者就会从个人私利的角度出发进行决策，例如在任期内尽可能增加投资量以提高个人绩效而对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熟视无睹，这些决策极易和所有者的利益、市场整体运行相悖。如马克思所说，“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 [4]498

其二，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抽象经济学把信息对称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在其上筑建大厦，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迥异于抽象经济学，他承认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并将其作为现实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提。在《资本论》中，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由于交通、通讯等造成信息传递的时滞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在19世纪中叶东印度贸易欺诈中，很多投机者为了能够签发可供贴现、变现的汇票而购买商品，这一投机之所以能奏效，在于这些投机者可以利用来往印度的商品所需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差谎称商品销售通畅（实际情况往往是那些商品已经滞销）。但是，“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4]462也就是说，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由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得到改善（而无法绝对消除）。第二，是由于人自身的信息收集和认知能力的局限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后，面对中国市场，棉纺织业者认为这是疯狂扩张生产的绝佳时机，“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 [4]458显然，这是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信息收集和主观判断的偏差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第三，是由于人的主动的赌博欺诈。赌博是明知信息不对称，却仍然在不掌握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欺诈则是通过市场势力或策略主动陷他人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这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愈发明显，“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4]500，“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 [4]541。

其三，市场的垄断性。首先，我们不妨假设在相同时间内，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由于资本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积累的，那么，资本的量越大，增殖速度就越快，且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市场演变的必然趋势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最终形成少数的巨额资本。其次，随着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一定规模的固定资本成为生产的基本条件，对于大资本来说，这不难满足，而这对于小资本却构成一个隐形的“市场准入门槛”，从而剥夺了一大部分中小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最后，资本规模越大，可抵押的资产额就越大，所享有的信用也就越高，信用同样作为一笔“隐形资本”使得大资本能够以更低的门槛，更小的成本获得信用支持，节约流动性，扩张产业规模。就上述三方面，不难给出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运动规律：“小鱼为鲨鱼所吞掉” [4]498。并且，在资本向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积聚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以下的变动：第一，很大一部分中小资本由于资本量门槛而直接被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第二，已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一些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形成竞争的对立关系，大资本依靠规模经济，能够以比中小资本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即使这样，“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甚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挤垮” [4]250。最终，资本的集聚使竞争性市场变成垄断市场。

其四，利益集团的联合和斗争。在抽象经济学视域内，经济运动过程本质上也就是物（或者说各种要素）的配置的过程，只要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配置就能实现最优结果。但是，现实经济中，要素的价格并非由要素本身的市场运动决定，而是关乎于要素背后的所有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和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劳动力越发相对过剩，而且，相对于劳动者的数量，资本家的数量更少，更容易联合一致，此外，在对峙过程中，资本家依靠自己的巨大财富积累，可以有恃无恐地对峙下去，这些因素都导致工人在和资本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必然处于劣势，资本家就据有了对劳动力的定价权，可以直接对劳动力进行剥削。自始至终，抽象经济学口中的自由市场的“自然神”并没有给具有定价权的资本家以惩罚，也没能给渴望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劳动者以庇佑，相反，劳动者只有“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 [5]才有可能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利。资本家内部同样存在利益集团的斗争，《资本论》第三卷就谈到了资本家内部的倾轧，例如1844年银行法的施行，就得到了金融资本家的竭力推行，因为这一经济制度“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4]636。这足以透显出刻印于现实经济基因中的利益集团性。

要言之，通过上述四个基本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实市场的无效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趣的是，其后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部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的学者也“不谋而合”地以人的非理性心理机制、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垄断性为基本视角，对资本主义私有市场的失效进行了分析。无论这种“不谋而合”是否是由于这些“主流经济学”学者受到《资本论》的影响，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开辟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基本进路。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利益集团的识别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分析市场无效和现实经济运行的重要内容，最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独创性，最有力地证明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实现均衡并达到效率，相反，它更多地呈现出无效率甚至反效率状态。

三、《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启示

以上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在理论方面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其开发出了抽象经济学的批判进路和现实经济学的拓展进路；其在实践方面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其告诫我们应该以现实经济学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下面，我们就对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分析。

篇5

一、强化医院经济效益分析的现实意义

（一）医疗市场刚需

目前市场经济推动了医疗领域的竞争，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医院效益，提高服务水平，提升医疗质量均是医院管理层所以需要面对的难题。为了能够构建出符合自身医院经济效益的提升方式，降低医院的经营成本，使用经济效益非常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二）行业管理需求

为了让医疗卫生体质改革更加深入，对医院进行监督管理，卫生部门定期的对医院进行审核，三甲复审中，对构建医院经济效益科学分析体系也是必要内容。

（三）医院管理需求

临床科室是医院的基本科室，也是医院宗旨和使命最直接体现的部门，是医院工作方针、领导管理意图等直接体现的科室，作为一个窗口科室，该科室是医院和外界社会联系的纽带，因此对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科室，各科室的经验决策还需要经济指标数据来提供支持，榇耍必须要积极的构建满足医院条件的经济效益分析体系。

二、构建医院经济效益分析体系

（一）构建经济指标

经济效益必须要通过减少消耗，提升成果来提高，用相同的劳动消耗来获得更多的成果。医院经济效益分析受限就是要构建可以对医院经营成果进行反映的经济指标，这些内容主要是科室收入，人均收入，科室总支出，收支结余率，药品比重，门诊工作量，实际占用床日数，平均住院日，病床使用率，科室医疗人员日人均床日数和护理人员日人均床日数等。

（二）构建科学的经济效益分析体系

医院经济效益分析在构建的经济指标基础上构建临床科室收入分析体系、支出分析体系和结余分析体系等。

1.构建临床科室的收入分析体系。科室的收入主要分为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

（1）医疗收入增减情况分析

医疗收入包括检查收入、治疗收入、床位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计算检查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减少病人不必要的检查：外科科室需要分析手术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缩短病人的术前住院天数，提高手术收入比例。

（2）药品收入增减情况分析

医院药品收入分为西药、中成药和中草药药品收入。首先，从医院整体角度分析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随着药品招标制度的推行和医疗收费制度的改革，药品收入比例应呈下降趋势。

（3）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分析医院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可以通过门诊工作量、临床病床占用比、平均住院时间等指标来作为评估依据，使用新技术，新项目，根据可是配置和其他因素来对可是收入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出提升经济收入的改革方案。

2.对科室支出进行分析。可是支出项目包括了人员费用，耗材费用，硬件折旧费用，公共费用等等，按照这些费用的性质可以分成固定和变动两类成本。

（1）人员费用支出增减情况分析

现在医院的规模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扩张，科室也在储备医疗、护理人员，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临床医疗需求，因此科室的人员费用支出不断上升，成为了科室总支出的较大比例份额，而合理储备人才，能够减少这部分的支持，相应的人员支出也能够得到精简。科室医疗人员的人均服务床日数以及护理人员的日人均服务床日数是比较合理的一项分析指标，以此能够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其次，对于后勤人数也应该进行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支持，合理使用资源。

（2）药品费用增减情况分析

国家对医药品收入进行了控制，可是对于医药品的费用比例应该进行调整。

（3）卫生耗材增减情况分析

医学技术发展后，引入的高新技术能够减少卫生耗材使用。

3.构建临床科室结余分析体系。按照科室的费用类型来对科室结余情况进行分析。

（1）科室全成本情况分析

按照科室的支出对支出结构进行分析，特别关注结构占比大和增幅达的支出项目，对于其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存在问题的应该及时的纠正，减少支出。对科室结余和结余率进行计算，和其他科室以及本科室上月情况进行对比，从对比中能够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措施，让科室收益提升。

（2）科室边际贡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