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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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1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最具有代表教育思想家 ，作为一名教育思想家孔子对“乐”也特别的喜爱并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会唱歌、器乐并且还善于谱曲，据记载孔子曾创作过的作品有《闲居乐操》《欢乐操》等。孔子还将“乐”运用至教学当中，六艺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六门教学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音乐居于第二位，可说明孔子十分注重“乐”的教育作用。

一、关于孔子的“礼”与“乐”

孔子很重视乐教，经常礼乐并提，在《论语·泰伯》中提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起开始的意思，修身当先学诗；礼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其表示的是教育学生修身的过程，学诗学礼，犹未完备，尚须学乐以成之。通过“礼”与“乐”的结合教育培养有道德修养的仁义之人。礼教狭义上讲是礼节，是同于现代的德育，孔子教育弟子讲礼一方面在于修身养性，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和调节人的社会秩序。乐教是狭义上讲是文艺、音乐、舞蹈的教育，是审美的教育，孔子把乐融入教学之中，用乐来丰富人们的生活。

二、艺术教育与德育相结合

礼乐为孔子一生所追求，礼乐教育其根源在于培养弟子的仁德修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泰伯》)。“仁”不仅包含着德，又同拽着礼，脱离了仁，礼乐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子将“仁”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仁”作为教育过程中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准则。艺术教育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才能提高育人的目的。 在当代艺术教育中，我们在培养学生艺术专业知识和艺术修养的同时还要注重将德育渗透到艺术教学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受教育者，他们正处于认知阶段，非常易于接受新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塑造性。例如，授课的内容是讲述我国抗战时期表现人民对侵华日军的强烈愤慨，激起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内容时，在教学过程里播放《保卫黄河》的歌曲，歌曲中的音符的气势所表现的黄河的汹涌气势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理解其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给受教育者心灵的震撼，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艺术教育与德育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开阔视野并丰富情感体验，在掌握艺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也激发了受教育者的爱国热情，从而实现了在艺术教育过程中也能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

三、乐教“知行合一”

孔子在艺术教学中一贯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现“知行合一”的理念，真正做到了名符其实的言传身教。孔子自身对音乐就有着很高的造诣，他自己的音乐作品也展现了他音乐实践行为。他强调教育的实践性，反对脱离现实的教育。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将“知行合一”运用到当代艺术教育中就是要注重实践，艺术的教育目的是通过“艺术行为”所呈现出来的，代表着一种活动的思想，一种活动的形式。在当代艺术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在教受艺术知识的同时应该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学习方式，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启发的教学方式传授艺术知识，鼓励受教育者积极的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

将艺术实践活动既与艺术课堂教学相互联系，又具有与学科教学相区别的独特的教育价值，艺术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想象、发展形象思维、启迪创造精神，激发受教育者探求艺术的热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受教育者学习的目的有了提升，由娱乐逐步调整为接受教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参与。在艺术实践的活动中受教育者通过亲自参加音乐活动和亲身体验音乐所带来的美感享受，来加深对音乐美的理解，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使自身的音乐技能得到提高，使自身学会独立思考，张扬个性，不断地挑战自我。由此，音乐的实效性就在受教育者的亲身参与中得到体现与升华。在很大程度激发了受教育者的兴趣，调动了其自身的积极性，使他们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加深对艺术的理解和喜爱，从而使艺术的实效性得到提升。

四、结语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家，重视乐教，推行乐教，对艺术教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孔子的艺术教育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的理论。发展当代艺术教育，与孔子艺术教育思想的精髓相结合才能有助于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得到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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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音乐教化思想简述

礼乐教化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本文以以西周时期与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为例简述这一思想的要义。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尚书・舜典》中记有：“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神人以和。”由此段话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学习音乐使贵族子弟达到个性正直温和，宽大谨慎，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境界，这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的先声。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教育开始作为治国方针被提上日程，并且成为西周音乐教育的主体，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礼乐教育也具备了审美教育的性质，在具体的实施上礼乐教育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在教育活动中以音乐为手段，但德育在当时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非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始终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人们的工具。以后的朝代大多沿袭西周的礼乐制度，看重音乐教育功利性的作用，这必然会忽略其对于人自身的锻造作用。

孔子是乐教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私学，在学校中开展“六艺”教育，《论语・泰伯》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的完成看做是整个教育完成的标志，礼乐教育是孔子音乐教育内容的主体。但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谓“礼乐 礼乐”，礼始终摆在乐的前面，实施乐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辅助礼制治国，音乐教育不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即使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单纯的以育人为目的也更无从说起。不论是对待西周的礼乐制度还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都应该辩证的看，挖掘出适合当展的精华部分加以适当的修改以适应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礼乐教化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教育史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发生碰撞，同时也是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今音乐教育的过度连接部分。

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是其主要的目的，所以才有“明人伦”一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健全的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是因为人能有意识的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如何去做人使得德育在任何教育中尤为重要。这里又要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育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整个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仍是功利性的即维护封建统治，这也是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中德育作用的最大分歧。在西方音乐教育中，音乐的德育作用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提高人的素质。近现代历史上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倡导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丰子恺、萧有梅等，将音乐教育思想的重心放在美育上。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仍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礼乐教化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设，那么在近现代时期如何扬弃这种附加在音乐教育上的巨大的功利性政治性目的呢？那就是进行美育。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但“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育在培养纯洁高尚的人这方面独特的优越性。美育以提倡无人我、超利害为宗旨，音乐教育作为美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超越实利主义的，所以才能摒弃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的功利性因素。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即音乐教育是最终实现育人任务的手段。美育思想在刚刚引入的近现代时期是最纯粹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尽力排除功利性、政治化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却含有巨大的功利性目的，那就是对人的培养，只不过这是一个隐性的、长期的过程。

无论是实现音乐教育本身的教育目的还是实现辅助德育的目的，音乐教育都必须发挥音乐艺术本体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但是要清楚两者不是从属或者包含的关系；通过音乐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音乐的任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其所含的功利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艺术具有普遍性，要看到其反映的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思想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培养高尚完全的人才是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三、礼乐教化思想对目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分析过古代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与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对它的发展应该谨慎规划。音乐教育发展至今，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理念基本已经得到认同，但音乐教育同时也应该肩负其他的责任。音乐教育不仅应该姓“音乐”还应该姓“教育”，它是音乐和教育德统一体，既肩负着实现音乐本体价值的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他教育性的责任，即实现育人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同时也要看到音乐教育所含有的除了审美价值之外的实用性价值。保罗・哈克就说过：“一个仅仅为自身而存在的，仅仅为自身而有用的学科，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学校的基础学科的。”这实际与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五育并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看到音乐教育的其它功能，但是也应该坚定的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

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审美与音乐的关系亦是相互的：强调音乐教育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性；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和教育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审美性是教育性的前提，教育性是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当人们把美作为目的和理想来追求的时候，就可以在真与善、认识与道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音乐教育的教育性只有以音乐为本，才能实现其与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价值，且这些教育的实现是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美育，通过美向德、智、体等诸多方面渗透影响，而不应该离开美育这个核心，超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片面的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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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部作品的简述

1.1 《饮食男女》简述

    故事的主人公朱先生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名厨，但妻子去世后他便要肩负起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女儿们的逐渐成熟，想法时常会与朱先生起冲突。每周日的晚饭也就成为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但每次聚餐时，都充满了意外。第一次是家倩宣布她买了房子想要搬出去住，第二次是家倩的买房投资失败，第三次是家宁宣布她怀孕了，要搬出去和男友一起住，第四次是家珍宣布和刚交往的男友结婚，最后一次是朱先生宣布和女儿的同学结婚。几乎每次家宴都象征着一位家庭成员要脱离这个大家庭。

1.2 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简述

    此篇小说是关于53岁的主人公Rebecca突然觉得对现有生活不满想要做改变而努力的故事。Rebecca20岁时嫁给大她十三岁半的Joe。结婚6年后，Joe在一场交通事故里丧生。二十多年来，Rebecca肩负起家庭的重担，独自抚养三个继女以和自己的女儿， Rebecca为这个家庭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然而她认为子女们根本不珍惜她做出的牺牲。所以她时常思考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首先她想在感情上拾回过去的美好。其次，她想继续写完在大学里未完成的论文。经过两方面的尝试，她发现自己真正的生活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

2.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根源

2.1 历史制度

    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我国占有统治地位。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保甲制度”致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态。于是中国家庭大多是成员众多的扩展型家庭。然而，美国最初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清教徒给美国带去了重商主义，实利主义。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之前，垦荒，放牧和家庭手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如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长途跋涉使他们远离家庭，久而久之，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美国的家庭模式。

2.2 文化

   中国深受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关系可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中国社会人人都要接受规范的约束，必须遵守各自在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里的角色身份，不可以有任何逾越。美国则主张个人主义，重视独立平等思想和重商主义文化。于是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个人主义已经在美国人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美国主张的则是酒神文化，看重及时享受。

3.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表现

3.1 对婚姻的看法

   中国过去对婚姻的看法十分保守。现代中国的年轻男女们拥有了婚姻自由，由于受到美国以及欧洲外向婚姻观的影响，如今中国人面对婚姻十分自主，会主动追求婚姻的幸福。但封建婚姻观仍潜在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例如在《饮食男女》中，30岁的家珍仍未嫁人，梁伯母说她会在家陪朱先生一辈子。并对小女儿家宁说，20岁了该找对象了，别像她姐姐那样耽误了。然而未婚女性在美国是断不会受到这般言语待遇的。美国人将婚姻自由贯彻的十分彻底，他们认为婚姻自由不仅仅是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利，还有是否结婚的权利。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中，Nono35岁才进入婚姻殿堂，书中却完全没有出现过她家人催促她嫁人的只言片语。

3.2 对孝道的看法

    在中国，人们把“孝”视为人伦之首，中国的宗法制度赋予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的说话，即孝不仅包括顺从长辈，还包括赡养父母。例如在《饮食男女》中，当家倩问姐姐家珍，她是否想永远困在家中，家珍却答，这里是家，是爸的全部。然而在美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 里Rebecca并非是受到子女的照顾，反而是帮助女儿在家的餐饮事业。

3.3 对教育的看法

    中国家庭教育大多是强制式教育。如在《饮食男女》里，朱先生觉得为厨师这一职业不能成为女儿的未来。美国家庭教育却更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里，Rebecca的大女儿Biddy从事的工作就是家倩梦寐以求的厨师职业。由此可见中美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别。

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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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李存山. 董仲舒: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J]. 河北学刊2010(4). 

    [2] 黄钊.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 张彬, 周谷平.中国教育史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 2007. 

    [4] 孔颖. 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J]. 民办教育研究,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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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近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切地感受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些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保障是坚持教育体制改革创新。现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对人的自身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身为高职院校学生，今后将立足于社会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一方面，学生应该加强自身在提高综合素质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一、高职院校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必要性

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群，社会上称之为“90后”， “90后”成为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代， “90后”大学生正逐步成为大学校园的主体。他们又独立的个性，较强的依赖网络，获取信息能力强，但无法冷静客观的思考问题，辨别能力较低；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但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却很低，心理脆弱，逆反心理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社会劳作者中的一名，他们将自食其力，如若不重视对他们自身素质的培养，他们将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将来的一线应用型人才，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思想道德素质、专业能力素质的高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高职院校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必修课

从去年进校担任辅导员至今，已近一年时间，从我所带的学生来看，大部分学生的自身素质还需要很大的提高，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进行简述。

（一）思想道德素质方面。

思想道德素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共鸣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也指出，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学校的教育中，学生思想道德认知方面还是比较高的，社会公德规范也能熟记于心，今年4月份的两个主题活动“怀感恩之心，做诚信之人”、“文明行为养成”，以及一直倡导的“养成教育”都彰显了学校对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视，在活动中也唤醒了一部人同学的思想道德意识。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道德践行能力仍较弱，虽能清楚明白最基本得社会公德和行为规范，但往往执行的时候自己做不到，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校园内见到老师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宿舍里自理自立能力差，依赖思想严重，劳动观念淡薄。

（二）专业文化素质方面。

今年5月中旬，我校10级毕业生返校毕业答辩，我担任答辩老师，在学生们的实习经历以及心得体会的阐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工作中实践性更强，但是书本上学到的专业知识仍旧是坚实的基础。就业单位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必须要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储备。社会在进步，为了避免被淘汰，更需要具备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应变的创新能力。社会的不断进步，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自身专业文化素质中，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渗透，更是衡量新型人才的重要标志。

（三）身心素质方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一切的基础，而增强体育锻炼是建设身体健康的基石。学校内学生的现状通常为三点一线，即宿舍、教室、食堂。自发自觉地进行体育运动的学生少之又少。本学期学校开展了阳光早锻炼活动，要求每周至少一次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早锻炼，这个活动虽然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仍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社会发展飞速，经济条件日益优厚，如今的“90后”大学生无论适应能力、承受能力、自控能力都相对较差。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休学、退学的不断增多，自杀、凶杀等一些反常或恶性事件也屡见报端，大学生心理问题素质培养刻不容缓。

（四）团队能力素质。

所谓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建立在团队的基础之上，发挥团队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的能力。对于团队的成员来说，不仅要有个人能力，更需要有在不同的位置上各尽所能、与其他成员协调合作的能力。现如今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在家中倍受呵护，没吃过苦，自我意识较强，对团队协作的意识较差。必须引导学生们摆正自己的心态，树立团结就是力量的雄心。

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辅导员在做好提高学生自身素质的重要作用。

三、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辅导员、班主任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辅导员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是学生成长中离他们最近的引导者，是学生发展中与他们最亲的心灵上的知心朋友，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最能及时掌握学生第一手信息，把我学生的情绪，了解学生的需求。因此，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发挥辅导员工作的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学习、生活、情感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提升学生自身素质，以维护高职院校的和谐、安全和稳定。

四、如何有效发挥辅导员的引导作用

（一）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是为师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自己良好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的表率。我们学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阵地，学生们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各工作岗位，必须对他们进行择业教育、创业教育以及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作为辅导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师德修养，力争使自己在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成为学生的楷模。辅导员几乎每天都和学生在一起，这就既要注重教师的思想品德修养，又要注意教

师的言谈举止、行为态度、待人接物等一系列外在表现，要善于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熏陶和感染学生，使学生受到启迪和激励，真正做到为人师表。辅导员的师德修养，直接关系到一个班级的班风和学风，环境造就人，班风、学风的好坏，对学生的心灵塑造、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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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校训是大学通过具有导向和激励作用的话语培养专业人才及服务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对自身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1]校训作为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价值，凝练大学办学的宗旨和特色，承载大学精神寄托和理念传承。校徽是根据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及办学过程中沉淀和积累的人文精神将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文字和色彩组合一起寓意深刻的图形，是高校形象的重要识别符号。[2]校徽承载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价值内涵，既是大学形象的时代图腾，也是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前学界对校训和校徽的研究窠臼于狭隘纵向视角和横向维度的宏观总结及抽象概括，从多模态符号学视阈综合考察校徽与校训的内在联系尚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结合视觉设计语法理论和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下文简称“公立大学”）校训及多模态校徽语料，建立校徽认知意义诠释框架，企冀探索高校校徽建构大学校训视觉图腾镜像的过程及范式。

二、我国高校校训及校徽研究综述

（一）校训研究简述

校训最早起源于意大利，我国大学校训始于近代教会大学，随后“校训”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蒋树声认为，校训指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能最大程度体现高校的传统和特色。[3]丁艳红等指出校训具有稳定性、时代性、个性化和导向性等特点，具有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影响并引领社会进步以及培育健康的国民性格等社会功能。[4]胡刚总结校训的遣词特点和造句特色：用词简洁、精炼，以名词和动词为主；句式主要由四言八字、二言八字和四言十六字的结构组成；校训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凸显大学精神，体现“育人”教育观，宣传办学特色。[5]宋永忠归纳百年来校训的传播和缺失：以学为主，强调主体知行的和谐；以德为先，力求社会群治的和谐；以美为辅，认识自然和谐的缺位。[6]何雪莲把校训分为古风类和白话类两种类型，认为其价值取向是意识形态导向的国家道德主义。[7]于建福概括校训的三个文化源流：单部文化经典、多部经典组合和自身文化命脉，提出校训的育人理念体现在六个方面即追求知行合一、培养完善人格、崇尚追求真理、营造包容精神、传承自强理念和引领社会价值。[8]李剑从教育审美视域比较中西各百所一流大学的校训发现，在服务社会、追求境界等“求公”视角，中方显著优越于西方。[9]王振华、张庆彬运用评价系统分析框架探究中外大学校训的语义发现，中外大学校训的评价意义都是基于其社会功能而不是个人情感，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中方校训侧重道德、仁义等社会评判功能。[10]朱海龙、杨韶刚对比中国“211”工程大学和美国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校训提出，中美校训都强调追求真理、培育道德、力求博学和崇尚实践等方面；中方深受儒家德性伦理学说的多年浸润，因而重视集体主义观念，并且喜欢使用明喻方式刻画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11]

（二）校徽研究表述

大学形象识别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及视觉识别等方面。校徽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徽章，是视觉识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金锁归纳校徽设计的汉字类型：直观性的装饰字（如黑体，宋体），人文性的书法字（如篆书，隶书），艺术性的变形字（如文字，图形）。[12]李金桥、时章明认为校徽的功能包括象征功能和隐喻功能，其意义表现在“大学形象的标志”和“大学灵魂的象征”两个方面。[13]朱仁洲从谱系学的角度考察英美国家和亚太地区大学校徽的文化渊源指出，校徽设计既要考虑历史符号的纵向传承，亦需兼顾文化符号的横向表达。[14]李金桥提出校徽产生的意象和意蕴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15]刘福英把校徽的主体意象造型分为文字类、图像类、图文结合类和抽象类四种类型，并总结其五个多模态隐喻特征即图文之间形成互补关系、隐喻源域包括代表性、隐喻途径包含创造性、语境决定隐喻解读以及寓意彰显信息本质。[16]胡金平探索早期校徽的五个文化图腾特征：培养道德伦理、塑造人文氛围、倡导典雅校服、挖掘地域特色和培育开放胸襟。[17]

（三）研究综合概述

从上述学界对校训和校徽的已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学界对校训的研究侧重于结构特点、本质特征、历史渊源、文化影响和中外比较等方面，对校徽的研究偏向设计类型、基本功能、内容意义、隐喻特征和隐喻途径等方向。其次，校训和校徽之间存在很大的交叉空间和共同之处。最后，将校训与校徽结合一起开展的深入探讨寥寥无几。鉴于此，我们通过建立校徽认知语义分析框架，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在该领域存在的一些不足。

三、香港高校校训的图腾镜像

多模态符号学领域中的图文话语分析是指人们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等不同的模态考察图像、视频、动作和文字等多元符号资源。[18]Barthes认为图像包括具有直指功能的编码肖似图像和涵指功能的非编码肖似图像，图像信息包括图片信息和文字信息，图片扮演说明文字的角色，文字充当接力图片的作用。[19]Halliday指出语言是建构意义的系统资源和符号系统，图像是语言价值的标识，图文之间形成身份识别关系。[20]

（一）理论框架

Kress和van Leeuwen提出视觉设计语法理论（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用来解析图像建构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与构图意义。[21]再现意义分为概念结构和叙述结构，涉及过程、参与者及环境等要素。概念结构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叙述结构包含动作过程、反应过程、言语过程和思维过程。结合“公立大学”校徽语料我们在视觉语法理论基础上建立多模态校徽认知意义诠释框架（参见图1），用来探索校徽图像建构大学校训图腾镜像的方式及特征。

（二）研究语料

我们选取的语料为“公立大学”的多模态校徽（参见图2）。遴选依据是基于以下要素的考量：首先，“公立大学”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资助委员会特别资助的八所公立高校，在国际上享有公认的权威社会地位和崇高学术声誉；其次，与内地高校相比，香港特区高校具有各自独特的校训使命和校徽特色；再次，“公立大学”校徽色彩鲜明，凸显强烈的视觉张力，图文元素交相辉映，呈现丰富的多模态象徽；最后，当前学界对校徽设计如何体现校训理念的研究尚未深入。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探索以下问题的解答：

RQ 1 “公立大学”校徽建构了怎样的认知语义？

RQ 2 “公立大学”校徽为校训建构了怎样的图腾镜像？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解析相互结合的研究范式。对于RQ 1，我们使用图1建立的多模态校徽认知意义诠释框架解构“公立大学”多模态校徽的图文语义。对于RQ 2，我们结合“公立大学”校训语料在RQ 1的研究发现基础上探索校徽对校训精神的映射形式及意义。

（五）研究发现

现代意义的大学可以追溯至欧洲中世纪时期承担学校教育角色的各类教会机构。大学校徽来源于早期盾牌图像，是象征保护教会的教义符号。盾形徽章通常设计为勇猛战士或凶猛野兽位于盾牌两侧，顶端为象征权力的飞禽、走兽等圣物。十二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早期的盾徽来自上宽下窄的鸢形盾牌，形式较为单一。[22]自此之后，盾徽的发展经历了由初期结构简单、色彩鲜明到现代构图充实、纹理复杂的时代嬗变。对校徽发展历史的充分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校徽对校训的折射力和阐释度。

1.校训内涵

从表1对“公立大学”校训和使命的文字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词语“知识”一共出现了四次， “教育”出现三次，“培育”出现两次，这表明香港高校的办学理念聚焦于传播人文和科学领域的先进知识、倡导博雅与全人的教育理念，以及重视以人为本的培育效果。从横向视野考察，“公立大学”既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也强调行业领域相互的密切合作，如岭南大学推行“中西博雅教育”，香港教育大学实施“文行兼修”。从纵向视阈探索，“公立大学”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传递，以及对未来更加广阔求知领域孜孜不倦的潜心求索。如香港科技大学“创未来”，香港大学对过去秉承“卓越传统与优势”，对未来“不断扩阔学术领域”，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保存过去的知识、创造未来的知识及应用和传播现有的知识，香港理工大学推动知识的未来创新。

2.校徽语义

结合图1的框架和图2的校徽语料我们可以探索大学校徽的认知语义，同时能够探究校徽语义建构校训的图腾镜像。对于校徽图像，我们围绕“过程”、“元素”、“语境”、“色彩”和“构图”等范畴展开研究。对于校徽文字，我们从“组成”、“字体”及“渊源”等方面进行考察。

（1）图像

首先我们考察“过程”、“元素”和“语境”范畴。象征和隐喻是校徽设计的明显特征，Guo和Feng认为叙述过程是描述图像“发生什么”的具体特征，概念过程是描写图像 “是什么”的抽象表征。[23]叙述过程的四种类型中只有香港大学校徽建构的金狮对视观众的“反应过程”，相比之下，概念过程中的“象征过程”在“公立大学”的校徽图像均得以建构。洪缨指出象征知识的视觉元素在校徽中通常表现为书籍、光芒等暗喻符号和望远镜、调色板等学科图像。[24]

香港科技大学：冉冉升起的旭日象征成立于1994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无限期望和该校莘莘学子充满智慧的崭新大脑，金色海洋隐喻香港的别称香江，打开的书本代表宝贵的知识资源，“U”形字母表示虽然建校时间不久，但是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在科技研究领域赢得国际领先的支柱地位，烧瓶图像则是科技研究的典型象徽。

香港大学：1913年香港大学校徽获得英国纹章学院许可，确认其权威的国际学术地位。自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授予剑桥大学“校长及大学学者”显赫的学术地位称号以降，象征英国皇家高贵地位和权威身份、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金狮图案通常出现在英国、英联邦成员国和英属殖民地的大学校徽中。校徽上端的金狮是英国的标志，校徽下面的绿色图像代表香港大学四周环海的美丽景致，蓝色图像表示香港大学所在地香港岛。

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香港中文大学校徽得到英国纹章学院许可，证明其领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校徽以中国神话中的“凤”形象为标志，别具一格。“凤”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南方之鸟”，既与该校位于中国南方的地理位置相互呼应，又体现了该校高贵、忠耿和庄严的社会地位。

香港城市大学：校徽由该校英文“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简称“CityU”艺术图像形成，蓝色图像传递沉稳、文明、科学的精神，绿色图像传达清爽、理想、希望和生长的理念。

香港理工大学：校徽四个圆角表示该校英文“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简称“PolyU”中的字母“P”及“U”，校徽内字母“T”代表科技的英文单词Technology首字母，校徽四个周边开口的设计揭示该校与社会各界的紧密联系。

香港浸会大学：校徽由圣经、波浪和绳结图像构成，圣经象征培育学术、伦理及灵性的基督教育，波浪代表以岛为主、香江所在地香港，绳结彰显耶稣的怀抱和基督徒的联结。

岭南大学：校徽上的白云山图像寓意该校师生的最高理想，珠江寓意岭南教育理念的薪火相传，小径寓意全体师生默默奉献、耕耘，向未来之路奋勇前进。

香港教育大学：校徽是该校英文“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IE”的视觉图像。太阳象征崇高的目标和卓越的水平，绿叶寓意该校学子豆蔻青春和健康活力，五片绿色代表组建该校的五所学院即香港工商师范学院、语文教育学院、柏立基师范学院、罗富国师范学院和葛量洪师范学院。

分类过程分为显性分类过程和隐性分类过程，隐性类型的关键视觉特征是图像符号的等同地位通过对称的构图得以实现，包括符号之间空间距离、尺寸大小和图像颜色等视觉要素。[25]对称与均衡凸显的秩序稳定和庄重威严特征赋予校徽作为大学视觉形象的杰出代表。“公立大学”校徽都是以对称形式设计，从设计轮廓上看，香港大学校徽将盾徽横向及纵向分割，香港中文大学则是直接纵向分割。盾徽中加入不同的从属图案或切分为更多的图形，能够建构相应的族群、亲属和姻缘关系，因而在潜移默化中扮演身份识别的特殊功能。[26]受它们的影响，其它五所大学的校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对称类型（参见图2）。

其次我们考察“色彩”和“构图”范畴。早期的校徽色彩使用局限于六种颜色组成的“银色和金色”以及“红色、黑色、蓝色和绿色”两组搭配中。李金桥认为大学校徽的最高意境是图像、文字和意蕴融为一体的至臻至美化境。[27]常敬宇指出红色象征光明和胜利、忠诚和仁义，金色寓意中华民族和中央政权，蓝色营造高远与深沉、宁静与理智，紫色代表祥瑞与高贵，绿色体现青春与和平、平安与希望，灰色表示深沉与重义。[28]彭秋荣提出红色象征信仰、博爱，金色隐喻智慧、光荣，蓝色建构忠诚、高雅，绿色展示永存、愉快。[29]Painter等人发现红色和金色等鲜亮色彩属于高饱和度，能建构活力、精神的情感及温馨、舒适的氛围，蓝色、紫色、绿色和灰色等灰暗色彩属于低饱和度，能营造冷静、稳重的情感和端庄、严肃的氛围。[30]由此可见，香港科技大学校徽蓝色图像象征香港平静的环境；香港中文大学以金色和紫色为校色，其校徽取意自金色象征果敢与坚毅、紫色象征热心与忠诚；岭南大学校徽红如火、灰如铁的红色和金色象征岭南师生的忠义与热诚。从表2可以发现，“公立大学”校徽六种色彩出现次数的排列顺序依次是金色（5次），蓝色（4次），红色（3次），绿色（3次），紫色（2次），灰色（1次），这表明“公立大学”对中华民族归属具备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对学术研究定位具有前瞻的国际领先眼光。

依照图1“构图”框架的“理想信息是上面位置”、“重要信息是中间位置”和“真实信息是下面位置”构式我们可以推断：太阳图像位于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校徽的顶部位置，这表示对太阳象征未来的无限希望和崇高目标是这两所大学的理想所在。类似地，香港大学校徽上端金狮头像象征的高贵社会身份和权威学术地位也是该校始终不渝的夙愿之地。书写“明德格物”和“笃信力行”的书籍分别位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校徽的中央，可以解读为这些文字是这两所大学的校训圭臬。“Sapientia Et Virtus”和“博文约礼”依次出现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校徽底部的绶带上，意味着“Sapientia Et Virtus”（明德格物之意）和“博文约礼”是这两所世界知名大学矢志践行的办学理念。李金桥指出绶带源于希腊神话和英国史诗幻化而来的带状叶子，缠绕在身体上象征荣耀；英语世界很多名校校徽中都包含绶带物象，寓意大学强大的影响力和旺盛的生命力。[31]

（2）文字

“公立大学”中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校徽中都出现校训文字，其中香港浸会大学校徽上还出现该校中英文名称（参见图2）。从校训文字的字体上看，香港大学的字体为古体，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字体为篆体。《汉书・艺文志》指出汉字发展成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书”，会意指望图/文生义，能够启发观众的无限联想。汉字的字体设计注重传统文化源流的支撑，如篆体以结体端丽、凝练庄重和雍容高古的独有特色为人们广为使用。篆体在秦朝时期就作为官方通用字体，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写构造呈现线条均匀、简约朴实和庄重严谨的独特美感，体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继承。尤其是小篆字体结构对称工整、修长俊俏，能与观众的审美观相互契合。

从校徽文字的渊源维度考察，香港大学校徽上的文字“明德格物”出自《礼记・大学》开明宗义的论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欲平天下，首当格物也”。宋代朱熹把“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作为儒家学说的三个基本纲领，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当成儒家思想的八个关键条目和基本步骤。“明德”的含义指揭示与生俱来的光辉德行，“格物”的意义为穷究事物基本原理，教育则是实现“格物”的最有效途径。香港中文大学校徽上的文字“博文约礼”是孔子的教育规则，取自《论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博文”含义为知识渊博，“约礼”意思是遵守礼仪。香港浸会大学校徽文字“笃信力行”中的“笃信”来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力行”来自《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笃信力行”意指坚定信念，努力践行，体现香港浸会大学致力于传播中西文化的全人教育信念。

3.图腾镜像

基于对“公立大学”校训内涵和校徽语义的多维考察，我们认为本研究选取的校徽图文语义能够成功建构校训本质的图腾镜像。

“公立大学”校徽设计浓缩丰富的中西文化多元特色。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高校，其校徽呈现盾徽附带绶带的英国传统样式。盾形和圆形图像的校徽是英美大学校徽特有的表征，“天圆地方”体现中国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如盾形是对中世纪剑、盾文化的历史传承，圆形折射注重中和、圆润的儒道精神，西汉杨雄“圆则杌矗方为吝啬”的哲学思想蕴含“天圆产生运动变化，地方则收敛静止”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另外，地域文化以其特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精神内涵也能帮助精确诠释大学校训的精髓，大学教育与地域文化的完美联结能够帮助贯彻“全人教育”的务实理念，这在“公立大学”多模态校徽中得到了完美阐释。

“公立大学”校徽图像蕴涵浓厚的人文主义本质特征。大学校徽凸显学术思想和人文精髓的显著象徽通常是书本、蜡烛和光芒等知识符号以及天平、神灯和星体等学科符号。起源于牛津大学校徽的“书本”图案象征教化是教育的真谛。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著名“五育”教育观，指出美育占据重要的地位。“公立大学”多模态校徽通过多元的色彩设计和多样的对称艺术图形，给观众在视觉享受上带来盛大的饕餮盛宴，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观众的美术情操，从而顺利实现美育熏陶的目的。

四、结语

本研究中香港八所知名公立大学的校徽设计充分体现香港高校多元共存、兼收并蓄的世界眼光。校徽是大学历史传统的时间积淀，也是大学人文精神的艺术体现。研究发现，“公立大学”多模态校徽图文包括含有大量中西文化特征和浓郁人文主义特色，能够建构校训精神及其使命的图腾镜像。囿于语料局限，本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些不够科学和客观之处。展望未来研究，我们相信在更加庞大语料基础上开展的深入探索能够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我们现有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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