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制造行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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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个有58年历史的企业，经历了经济体制转变，加入世贸，金融危机等种种机遇与挑战，却能越变越强，体制机制越来越具有现代感，成为中国纺织业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这个将自身发展深深融入中国纺织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企业，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常青基因，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即发集团总经理杨玮东，听他讲述“即发制造”和中国服装业“新型制造”的故事。

同一世界不同寒暑

商周刊：后危机时代，不少纺织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新闻也有报道南方一些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危机，即发的经营情况如何？

杨玮东：今年以来，纺织业确实面临着形势严峻性、市场竞争激烈性以及国际需求低迷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即发积极实施国际化、品牌化和自主创新战略，持续加快自主创新，着力推进转型升级，全面推行卓越的绩效管理，加速扩展现代信息化技术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应用，并着力丰富和提升企业文化内涵和软实力，依靠创新驱动、管理推动、品牌拉动、市场带动，有效应对了严峻复杂的竞争和挑战，促进了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2012年，即发实现销售收入、出口创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商周刊：即发逆势上扬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杨玮东：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身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就注定会因为平庸而缺乏后劲和活力，就注定会在竞争中落败而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即发的竞争优势是在与国际标杆企业的竞争和博弈中显现出来的。

我们拥有较强的综合创新研发优势，并且与高校合作结成了“产学研联盟”。具体来说，即发在中国较早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了三级塔形自主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兴建了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的“纺织材料检测中心”，能够按照美国、日本、欧盟等多项标准实施监测。其中，即发自主研发的“海洋生物甲壳质纤维”广泛应用于针织服装、家用纺织品等领域，目前正在开展甲壳素纤维在伤口愈合材料、止血材料等医用领域的应用技术研究。

与此同时，即发不断推进“校企财智合作”，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东华大学、青岛农业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纺织科学院等国内十几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韩国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日本东丽株式会社等国外大学、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纺织新材料、高分子材料、现代农业、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协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即发与韩国高丽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医用甲壳素纤维生物材料”项目，2012年12月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传统产业往往忽略信息化的重要作用，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功课。即发着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致力于“纺织材料创新”，不断推进纵深研发，重点开展了功能性新材料的应用研究技术和功能性新产品的开发，研发并推广应用生物酶针织面料处理技术、低浴比染色技术、中水回用、热能回收等环保节能技术，有效克服了部分增本减利因素。

信息化给企业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极大提升了创意和设计水平，不断推进由ODM向OBM的转变，使企业自主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高，有力拓展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为产业升级而制造

商周刊：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思维。即发是怎么看待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杨玮东：一个持续发展与壮大的企业，总会跟国家的经济政策紧密相连。从即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是得益于以调整求生存；二是得益于以创新求发展；三是得益于以提升求永续。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适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就永远不会持久；如果企业缺乏创新活力与核心竞争力，就会退居末流，就会被时代的浪潮淘汰；适时的转型和持续的升级，可以说是每一个企业最明智的战略选择。

商周刊：如果把转型话题放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这样的高度，中国服装业“新型制造”这个概念该如何诠释？

杨玮东：毋庸置疑，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加快了由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的转轨，现在正在逐步向品牌强国过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的双重支撑，以及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产品品质的保障功不可没。尽管金融危机以来纺织服装行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个人认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乐观。特别是通过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竞争和挑战，国内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一轮的发展中，随着各种优势资源的优化整合，中国服装行业势必会在新的竞争起点上积极抢占国际制高点。当然，这有赖于科技成果的强势介入、品牌效应的持续强化、人才及各类要素资源的强力支撑、信息化融合及新型制造的全面推进。

对于所谓新型制造，我的理解是相对于传统制造而言的。新型制造应该是制造业升级转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产研发状态，它是一种凝聚了智慧、智力和综合创新成果的运行态势，并且深度融合了信息化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手段，新型制造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和支撑力。

商周刊：具体到即发，“新型制造”是如何实践的？

杨玮东：即发的新型制造是从功能化、差异化、个性化产品的研发开始的。最近几年，即发积极探索新型制造路径，致力于打造“制造服务化、生产智能化、组织网络化”发展格局，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落脚点，全面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通过加快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与应用，加快推进“纤维差别化、面料功能化、生产节能化、产品品牌化、技术装备信息化”的“五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水平。

纺织工业如何迎头追上

商周刊：经营企业需要哲学，很多时候这种哲学就来自企业掌舵人的思考。对于即发的价值观，即发的战略走向，您都做过哪些思考？

杨玮东：我信奉求实修身哲学，很欣赏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因为只有置身行业才会知道，创新永元止境，发展永无止境这个最朴素的真理。

篇2

一、云制造原理及应用

1、云计算与云制造

通俗地讲，云计算是一种基于Internet的、由成千上万台电脑和服务器连接而成的超级计算模式。在这种超级计算模式里，厂商通过建立网络服务器集群，以免费或按需租用方式向各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在线软件服务、硬件租借、数据存储、计算分析等不同类型的服务。云计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这样企业的各种数据可以存储在独立运营的第三方数据中心，使得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个人用户也可通过电脑、笔记本、手机等方式接入数据中心，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运算。

借鉴了云计算思想，2010年初，科技部提出“云制造”的设想。李伯虎、陶飞等对云制造的内涵、系统和体系架构、实施云制造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等进行了系统讨论和研究。综合起来，云制造是一种以规范化和通用化的行业标准为基础，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支撑环境，以满足顾客个性化产品需求和提高加盟制造商利润为目标，具有智能化、绿色化、低消耗、高可靠性、高可伸缩性的先进制造模式。云制造将现有网络化制造和服务技术同云计算、云安全、高性能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实现各类制造资源（制造硬设备、计算系统、软件、模型、数据、知识等）统一、集中的智能化管理和经营，为制造全生命周期过程提供可随时获取的、按需使用的、安全可靠的、优质廉价的各类制造活动服务。可见，云制造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制造技术以及新兴物联网技术等交叉融合的产物。

2、从系统的角度理解云制造的本质

要理解云制造的本质须从系统的角度入手。从云制造概念可知，云制造系统中的角色主要由资源提供者、制造云平台运营者、资源使用者三部分组成（见图1）。由于云制造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概念还未统一。资源提供者又称云提供端，该主体通过云制造服务平台提供相应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服务；资源使用者又称云请求端，该主体通过云制造服务平台提出服务请求；制造云平台运营者也称云制造服务平台、中间件，该主体根据用户提交的任务请求，在云端化技术、云服务的综合管理技术、云制造安全技术和云制造业务管理模式等支持下寻找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并为云请求端提供按需服务。

为了实现上述云制造系统，必须形成相应的云制造体系结构。该结构从下至上分为三层（见图2）。

（1）资源层。资源层的构成有：设备资源，如各种加工设备等；软件资源，如产品设计、仿真、加工过程中涉及的设计专业软件、仿真软件和控制软件等；人力资源，如人的经验、能力等；无形资源，如企业无形资产、商标等；技术资源，如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通过嵌入式云终端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可以将资源层中的各类物理资源接入到网络中，实现制造物理资源的全面互联，为云制造虚拟资源封装和云制造资源调用提供接口支持。

（2）制造云运行支撑平台。制造云运行支撑平台的实质即为云制造的技术体系，如资源感知与接入技术、资源能力的虚拟化和服务化技术、虚拟化云制造服务环境运行技术等，为云制造的实现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其必须具备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提供各种资源的云化技术，包括资源的服务化描述、服务化封装、服务注册与等；二是由于云服务往往由不同服务提供者提供，且用户的需求往往需要多个服务组合完成，因此，该平台需要提供面向需求的云服务调度、优化和组合支持；三是云服务的运行与监控管理，以可视化的形式监控服务运行质量。

（3）服务层。服务层面向服务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各种制造服务，如设计服务、制造服务、供应链服务、营销服务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和不同行业用户只需要通过云制造门户网站、各种用户界面（如移动终端、PC 终端、专用终端等），就可以访问和使用云制造系统的各类云服务。

3、云制造的应用

（1）对大型集团企业而言，可以构建制造云平台。大型集团企业一般下属企业、关联企业众多，利用网格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整合集团企业内部的制造资源、计算资源和数据资源，形成快速制造能力及面向复杂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平台，为集团内部各下属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软件应用和数据服务，完成多学科优化、性能分析、虚拟验证等产品研制活动，可以极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品创新设计能力。

（2）对区域产业集群而言，可以构建加工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拥有制造加工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却存在制造资源分散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利用信息技术、虚拟化技术、物联网以及RFID等先进技术，建立面向区域的加工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实现区域内加工制造资源的高效共享与优化配置，可以极大促进区域制造业水平提升。

（3）对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可以构建公共服务云平台。中小企业一般缺乏信息化建设资金与人才，可以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云平台，为其提供信息化知识、产品、解决方案等资源，提品设计、工艺升级、制造、采购和营销等服务，提供在线监测，远程诊断，设备维护和大修等服务，促进中小制造企业从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商向高附加值的产品供应商转变，走向产业价值链高端。

（4）对制造物流而言，可以建立物流拉动的现代制造服务云平台。我国制造业物流成本高的现状制约了制造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利用RFID、网络、物流优化等技术，建立物流拉动的多方协作模式或第三方模式的现代制造服务平台，为整机制造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协作提供服务，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泉州制造企业的“云制造”能力评估

1、泉州制造业一般描述

（1）泉州制造业支撑了泉州GDP的发展。泉州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活跃的地区，这两大因素保证了泉州GDP一直居于福建省第一的位置，甚至还超过多个省会城市如南昌、合肥等。如表1所示，泉州工业增加值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达56%，而另五个地区则分别只占35%、42%、44%、44%、33%。可见，泉州制造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与基石作用。

（2）泉州制造业产业集群显著。泉州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这体现于其已形成显著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如表2所示，泉州的五大传统产业集群的增加值都在100亿元以上。这些产业集群基本集聚于泉州的各区、县及县级市，如纺织鞋服集聚于晋江、石狮，机械制造集聚于南安、晋江，甚至有些产业集群积聚在某个镇，如南安的水头是个闻名全国的石材镇。

（3）泉州制造企业数量众多，许多企业处于行业龙头地位。据泉州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泉州市共有制造企业19683家，拥有资产合计3142亿元，其中纺织鞋服有6342家，建筑建材5430家，机械制造2565家，食品饮料1569家，工艺制品1359家。在这数量众多的企业中，不少企业的规模已很可观，根据《2012年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1704家企业产值超亿元，其中93家企业超10亿元。不仅如此，更有一些企业已成长为行业龙头，在产业价值链中树立了卓越的品牌地位，如体育用品业中的“安踏”、“特步”、“匹克”，男装中的“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

2、泉州制造企业的“云制造”能力评估

云制造的典型技术特征可以概括为五点，即制造资源和能力的物联化、虚拟化、服务化、协同化、智能化，其综合地体现为“智慧化制造技术特征”。可以看出，云制造是制造业信息化的延伸与深化，所以衡量一个企业云制造能力，首先要评估其信息化程度的高低。美国管理系统协会给出了一个信息化管理的成熟度模型，参照美国管理系统协会的这一模型，本文给出了一个信息化管理的成熟度模型，按照信息化管理水平将其由低到高分成五个级别：无管理级别、单机级管理、技术系统级管理、IT服务级管理、战略一致性管理。五个级别都有自己的典型特征。

为了评估泉州制造企业信息化程度，本文在杜栋、傅铅生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见表3），接着选取了泉州制造企业中的恒安、安踏、特步、凤竹、利郎、九牧王、雅客等七家具代表性公司进行考察，分别得出分值（见表4），最后计算出这些企业的信息化程度的平均分是4.54分。所以，综合起来，泉州制造企业信息化程度基本处于信息化中的第二层或第三层，即单机级管理级别或技术系统级管理级别。

单机级管理级别的企业处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企业会独立开发或请第三方开发并实施面向事务功能处理的部门级信息化应用系统，如财务管理系统、库存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系统，但没有实现集成。这一级别的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的管理基本停留在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网络的维护上，没有独立的信息化管理部门，若有，职责也仅限于是硬件和网络系统的运营维护。

技术系统级管理级别的企业处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中级阶段。这一级别的企业制定了信息化规划，但其信息化规划主要是关于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划，规划过程对于企业业务战略规划的协调性没有考虑；同时，财务管理系统、库存管理系统、采购信息系统等初步实现了集成化的运行，但集成方式还停留在接口型的初级集成方式上。企业设立了专门的信息化技术部门，比较重视信息化应用和信息系统的使用，但未设立CIO的职位，也没有建立信息技术服务体系，因而对于信息情报资源的管理和应用基本空白。

根据以上的描述，一方面，可以看出泉州制造业基础雄厚，对泉州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评估出泉州制造企业的“云制造”能力几乎为空白，与先进制造模式之间有极大距离。为了保持制造业的优势，泉州制造企业亟须采取相应的对策，通过转型更好地迎接云制造时代的到来。

三、云制造模式下泉州制造企业的转型思路

1、提升企业信息化能力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涉及企业战略、组织架构、管理方法、业务与信息技术融合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化问题。目前泉州制造企业虽然在提升信息化能力上有了一定积累，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极大提升空间，重点应在两方面努力。一要制定全面的信息化战略规划，并与企业业务战略规划起到良好协同效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IT技术与企业业务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是企业业务部门和功能部门的支持性、基础性技术，信息化战略是企业的核心发展战略；企业成立集企业经营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信息化管理部门，CIO成为企业的重要高层管理者，形成有效的IT服务管理体系，高度重视信息资源的挖掘和应用。二要形成适合信息化的扁平化组织架构。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企业接触的信息量激增，传统的科层组织常使得信息的传递失真，降低了企业决策的质量。所以，在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传统低效、迟钝的职能型科层组织结构与职能化管理模式，要利用网络技术对其进行扁平化战略改造，建立快捷、灵活、高效并富有弹性的扁平化组织，形成新的以团队为组织单元和以流程为导向的运营模式。

2、大型企业要向云制造服务中心转型

这里的大型企业主要指已拥有稳定市场份额、已树立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企业。在未来的云制造体系中，大型企业不能简单地扮演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而应该成为云制造的运营者，在云制造的服务层中拥有一席之地，如此才能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产品价值链低端向产品服务价值链高端转移。为此，大型企业应该调整资源的配置，努力构造虚拟私有制造云管理平台，包括设计服务平台、制造服务平台、供应链服务平台、营销服务平台等，同时和众多的企业形成良好合作关系，与合作企业共享相关资源。

3、中小企业应实施歧异集聚战略成为优秀的资源提供者

歧异集聚战略来自波特的思想。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其中目标集聚战略是指如何在一个狭窄的单个产业细分中寻求竞争优势。集聚战略又有两种变形：成本集聚和歧异集聚。前者指在一个狭窄的单个产业细分中寻求成本优势，后者指在一个狭窄的单个产业细分中寻求歧异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一体化大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各个行业都进入了重组整合的阶段，出现了一批巨型的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资信能力可以在一个细分产业中实施成本领先或标歧立异战略。但泉州的制造企业还处于中小规模阶段，应以歧异集聚战略为妥，通过识别企业价值活动、重构企业价值链、确定企业优势等环节，选择产业内一种或一组细分市场，针对特定的顾客群提品或服务，并且利用自己的经营特色，锁定目标顾客群，获取歧异优势。这种战略的利基点在于拥有独特的制造资源而能够在未来的云制造体系中易于与其他主体形成协同效应。

4、企业应主动与其他经济组织结盟共同构建云制造的公共云平台

全球化背景下，单个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生态更激烈、更复杂，所承担的风险也更大、更多，而单个企业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是与企业或其他组织如高校、研究所等结成联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速度经济效应、知识经济效应等。对于泉州而言，更积极的方法是结成产业联盟，然后以产业联盟为平台，共同构建云制造的公共云平台。资源提供方与资源需求方分别向公共云平台发出供应与需求申请，由平台中的合作辅助支持系统针对需求进行多方案的组合、优化和推荐，由供需双方自由选择，形成合作关系；也为没有形成合作关系的资源或处于空闲状态的资源与需求方提供一个达成合作的交互平台。借助于构建公共云平台，企业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适时调整自身的资源配置或战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注：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2012年JK项目《云计算物联网在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应用》（编号：JK2012041）；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智能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经费。）

【参考文献】

[1] 王家仁：云计算及其发展前景[J].网络与信息，2012（9）.

[2] 李伯虎、张霖：云制造典型特征、关键技术与应用[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2（7）.

[3] 程武山：云制造――先进制造信息化[J].系统仿真学报，2011（10）.

篇3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经济形态开始转型，基础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引发和促进了企业由规模扩张转为效益提高，在效益引导下，行业内部分工、产业链迅速转化，产业集聚方式由原来的规模效益转为技术为核心的相互合作，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清晰，它要求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催生高职、企业在人才、专业、生产、研发上的内生机制，这可以说是高职内涵化发展的新内容。

这种内生型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出现，表现为整个社会体系的重新构建，因此，势必引发高职教育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要求高职内涵化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在“转移”中调整产业结构，是目前我们在“工学结合”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产业链，无论是面对产业转移，还是承接产业转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利用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无疑，最先转移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资源能源消耗高的产业。产业转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而对于浙江乡镇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已经不是“船小好掉头”的承接产业，而是“转移”与“提升”的“腾笼换鸟”，因此，对我们高职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对接”要求。从“承接”到“对接”，从“制造”到“创造”，关键就是教育体系的“对接”和“创造”。

二、产业“腾笼换鸟”与行业结构专业化

1.横向产业面上拓宽，纵向产业链上做精，并不是传统产业就一定要转移，高职教育对接对促进行业升级具有很大的意义，“产业没有优劣之分，区别在于技术工艺”，高职教育的对接使得产业结构“腾笼换鸟”。纺织这样的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产业转移就是要把纺织产业的低端环节转移出去，实现了在棉花基地就地收购、就地加工，专门供给在宁波市的纺织厂使用。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不仅得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避免了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也可以向技术水平更高、工艺更为复杂的纺纱进军。

2.专业拓展，行业升级。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宁波已形成由化纤、织造、印染、服装等行业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集群优势十分明显。近年来，通过调整结构、产业升级等办法，把那些产能过剩、经营粗放的企业占用的“笼子”腾出来，发展占用资源少、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真正推动经济发展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变，从创业型向创新型提升，引导和促进纺织产业的转型提升，达到“印染减量提质，织造控量提质，化纤稳量提质，服装增量提质”。

3.工学并重，筑巢引风。纺织业的提升发展，需要搭建多种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为此，政府扶持成立了高职院校，引进科学研究机构，大力发展壮大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检测检验、会展、物流等现代服务业。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推进地方经济上取得显著成效，高职教育完成了《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目标，“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具有中国特色和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三、宁波的纺织服装业现今面临的竞争与挑战

宁波的纺织服装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他们不仅需要经历从区域经济向全球板块经济的过渡，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参与新经济秩序的建立。还要在一轮又一轮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企业渡过难关甚至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如何再造竞争优势。一是要拥有差别竞争能力。即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知识，并以此获得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二是要拥有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可持续的竞争能力来自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纺织服装企业要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必须重视培育、发展和保持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三是要拥有创新能力。再造竞争优势，纺织服装企业必须在管理理念、经营战略、组织与制度、以及企业品牌、企业文化、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上全面创新。创新是知识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是市场经济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要求；也是企业现状和深化改革的要求。

企业必须构建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与市场对接。所谓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能够超越或优于竞争对手的方面。这些“超越”或“优于”的根本在于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向消费者提供更高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同等价值条件下的低成本或同等成本条件下的高价值，而且这些“超越”或“优于”还必须能够保证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利润水平高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首先，“职业”，开始从企业内部同构向专业化分化发展。经过产业集聚，企业在粗放的规模发展之后，开始构建自己作为行业龙头的新体系。行业体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新的行业职业标准、行业发展规则上的，因此，企业成为社会劳动制度改革的缔造者地位逐步清晰，以适应社会普遍的和谐发展的要求。同时，我们宁波纺织服装产业有规模效应的优势，也有与市场脱节的不足。依托产业、行业化发展，宁波提出了把学校办到企业、车间 的策略，但是，如何加大市场对接，对宁波的纺织服装提出了市场机制深化的要求。目前，宁波涌现了新的行业细分，加强了产业的差别竞争能力。企业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知识，并以此获得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宁波纺织异军突起。开发和衍生多种强势产品。

根据宁波实现从单纯追求发展数量和当代人利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到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福祉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宁波开始转移原材料基地，已经表明纺织服装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精加工、品牌化竞争已经开始。因此，要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必须不断培育、发展和保持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个意义上，宁波建立服务型教育体系，完善和落实教育、科技、文化要素参与权益分配的政策，强化知识产权的激励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在市场上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加强舆论导向，在企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改善科技基础设施条件，增加科研投资，提供科技支撑平台，形成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对接和互动；加大对孵化器的扶持；完善企业科技管理体制，加大对重大技术攻关和高技术产业化扶持，从而深刻揭示出浙江的产学模式，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力”，甚至具有“内在动力”和“原动力”的重要作用。

随着浙江产业发展由规模小而重复向集中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转变，市场体系成为企业的重要依靠对象，重点体现为建设孕育自主创新力量的特色产业化基地，形成规模化、特色化、国际化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市场竞争，就是将市场，比如义乌、绍兴，纳入产业链延伸、产业群构建的主线，以技术项目、企业、基地为主要环节，加快促进市场依托向合作开发延伸，在宁波品牌内涵化建设上集中力量，突破和掌握一批对产业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导专业和国家项目，一批集聚效应突出的产业基地，构建龙头骨干作用的集团模式，吸纳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在以上的探索机制作用下，加大对技术的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发展技术更新体系，推动新技术服务的发展，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有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最终形成纺织服装在新技术、新产业上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4

本产品具有四大卖点：

一是，成本低。2升的消毒水只需要6克食盐和0.008度电，约计5分钱。

二是，无毒。据中国疾控中心检测报告显示，该产品无毒，因为原料是水和盐，没有其他化学物质，可以用于漱口刷牙。

三是，无残留物。自制消毒水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化学性质不稳定，易分解还原成盐和水。

四是，高效杀毒。据广州微生物检测报告显示，本产品的杀灭细菌、病毒率高达99%。

市场刚刚启动，前景看好

据本刊记者调查了解，截至2014年3月底，该产品已在广东省、浙江多个城市开始销售，河北、江苏、天津、上海、北京等省市的投资者正在洽谈中。

以广东省市场为例，同期该产品颇受市场欢迎，近20个经销商的平均月销量约1000台。

据中国疾控中心检测中心负责人王建介绍，自从2003年“非典”爆发以来，各种消毒类产品就开始畅销，特别是家用消毒水。但是传统产品存在一些弊端，如挥发性强（造成产品保质期短），具有残留物等。本产品的功能就是针对传统产品的不足而设计的，而且产品制作消毒水简易，制作成本低，同时消毒效果好，因此对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10万元即可经销

以一线城市为例，经销商最低投入约15万元，其中首批进货费用约10万元，每台设备的进货价约185元/台，投资者每销售一台至少可赚40―50元。

另外，厂家还提供辅料，即在设备中添加辅料可以制作洗手液和洗涤精。辅料的批发价格是6―8元/袋，投资者每销售一袋可赚3―5元。

注：本文是按首批进货量约540台产品核算流动资金的，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销售资源调整和筹备相应流动资金。

篇5

噪声是指环境中不需要、使人厌烦的、不同频率和强度杂乱无章的声音，它对人体多种器官系统如神经、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等都可造成危害，但最主要的具有特异性的损害是听觉系统。中国职业人群总数居世界之首，职业性噪声危害情况十分严重。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有1000多万职工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下工作，其中约有1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1]。

一、职业性噪声聋诊断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GBZ 49―2007）为依据。发生噪声性耳聋后，最早出现的症状是耳鸣，常为高音调耳鸣，另一症状就是渐进生听力下降，可伴有眩晕、头痛等症状。

二、职业性噪声聋治疗

长期以来认为噪声性耳聋不能治愈，但一直有人在不断地探索治疗方法。噪声聋的病理基础是耳蜗听毛细胞和听觉神经元受损，从而导致永久性的感音神经性耳聋，这种受损是不可逆的[2、3]，因此，除了替代治疗，即用助听器和昂贵的人工耳蜗植入外，目前治疗噪声性耳聋的药物有：（1）改善微循环药物，如卡波金皮质类固醇、ATP、硝普钠、烟酸、丹参等；（2）促进神经营养代谢药物，如神经生长因子、维生素B族、维生素C、E等。有研究表明，高压氧治疗可迅速改善内耳供氧，纠正耳蜗缺氧状态，使耳蜗避免缺氧性损害，有利于耳蜗功能的恢复[4]；此外高压氧治疗也有利于治疗药物进入内耳损伤组织中，以改善微循环、促进组织细胞的代谢及功能恢复[5、6]。

对职业性噪声聋处理原则作了如下规定：（1）观察对象一般不需要调离噪声工作场所，应加强个人防护，定期复查听力。（2）轻度、中度和重度职业性噪声聋者均应调离噪声作业环境。（3）对噪声敏感者（即上岗前体检听力正常，在噪声环境下作业一年，高频3000Hz、4000 Hz、6000 Hz任一频率，任一耳听阈达到65 dBHL），应考虑调离噪声作业环境。（4）职业性噪声聋听力损失达56 dBHL以上，建议佩戴助听器。

三、职业性噪声聋预防

由于现阶段对噪声性聋的治疗依然十分困难，所以加强预防和积极采取听力防护措施尤其显得重要，其主要措施是：

（一）认真开展健康监护工作。按法规要求对噪声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噪声职业禁忌证和噪声敏感者。大部分噪声聋是长期噪声损伤积累所致，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业者的认识，增强噪声的预防意识很重要。人群研究表明，噪声性听觉损伤与暴露噪声的强度和时间成正比，但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同样的噪声暴露，一部分个体很快出现听觉损伤，甚至噪声聋。这种差异与遗传有关，而遗传差异的物质基础可以归结为个体DNA的差异。筛选出易感个体，防止他们从事噪声相关职业，就能从根本上做到对这类人群的保护。现实工作中是通过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筛查出噪声性听觉损伤易感者，即在噪声环境下工作一年，高频段3000Hz、4000Hz、6000Hz中任一频率听阈≥ 65dB（HL）者，调离噪声作业，以避免发生噪声聋。另外，企业应当每年对作业场所噪声及职业噪声暴露情况至少进行一次监测。在作业场所的噪声水平可能发生改变时，应当及时监测变化情况。

从以上治疗看来，职业性噪声聋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和预期的治疗效果，对长期从事噪声作业的接触人员，作业场所的防护措施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控制噪声源是最根本、最积极的预防措施。采取有效的工程控制措施，使噪声强度降低到安全水平，一般至少要在90dB以下。噪声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吸声、隔声、消声隔振与阻尼等，工程措施包括设置隔声监控室、对强噪声机组安装隔声罩、作业场所的吸声处理以及在声源或噪声通路上装配消声器和对设备的隔振处理等。管理上应当选用低噪声设备、零部件和新工艺流程，替代旧的强噪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工艺，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这些技术能够从声源上或传播路径上把噪声控制住。

（三）加强个体防护

1、耳部隔声。受到噪声控制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暴露于LAeq，8≥85dB作业场所的工人，采用护耳器加强个人防护是预防噪声聋的经济有效手段。根据不同噪声强度和频谱，正确选择合适的护耳器是个人防护的关键。但护耳器是统一批量制作的，其形状、大小与每一个佩戴者的耳道可能不完全吻合，以致佩戴舒适性指标较差。冯鸿义[18]用特制硅胶防噪声耳塞给625名噪声作业工人佩戴，佩戴耳塞前、佩戴1、2年后，职业性噪声聋检出率分别为8.3%、8.8%、9.0%，佩戴前后差异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特制硅胶防噪声耳塞效果较好。由于这种耳塞是在佩戴者耳中成型的，其形状、大小完全和耳道密合一致，所以佩戴时较舒适，隔声效果好。

2、减少接触时间。如在隔音室设置工间休息或减少工人每日、每周暴露在噪声中的时间，降低发病率；在可能条件下，工人在噪声车间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轮流以环境较安静的车间工作，轮换工种亦可降低听力损害；或适当组织工间休息，做工间操等。

3、噪声习服。接触噪声作业者适应噪声的干扰，产生所谓的“习服”现象。在现实工作环境中，由于特殊需要及安全考虑，工人不能佩戴耳塞进行个人防护，只有通过噪声习服来防护。噪声习服的机理尚未阐明，很多学者在听觉研究中发现，听觉系统的生理、生化、代谢状态等因素可以影响损伤程度，噪声习服可以减轻脂质过氧化对听力的损伤[25]；听毛细胞中F―actin为主的细胞骨架系统、钙调蛋白（CaM）、热休克蛋白70（HSP70）的表达及胞内游离Ca 浓度增加在噪声习服的保护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26] 。

参考文献：

[1]刘志硕，申金升，卫振林.我国职业噪声危害成因分析及总体控制对策[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13（12）：53-56.

[2]韩德民，许时昂.听力学基础与临床.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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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6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引言

在经济的碳排放中，工业占据着较大的比例。据周德群（2011）[ ]的测算，2007年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部排放的71.6%，超过三分之二。而制造业的碳排放水平又在工业中占据首要位置，据涂正革（2012）[ ]的测算，制造业的碳排放占据工业总排放的三分之二。所以，要减轻整个经济的碳排放，制造业的碳减排问题需要首先得到解决。

研究制造业行业的碳减排问题，需要总结碳排放的规律，从而利用该规律来达到减排目的，EKC便是既有研究中碳排放的重要规律之一。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是由Grossman等（1991）[ ]发现，主要含义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的关系，由于该形状与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即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类似，所以被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EKC。此后，该曲线的存在性和形状一直被广为研究，比如Selden等（1994）[ ]等都通过检验发现该曲线的存在性。然而，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整个经济体的研究，并没有探讨某一单独行业对该曲线的适用性问题。本文将利用我国制造业的行业数据，探讨我国制造业EKC的存在性，从而为我国制造业的碳减排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1. 已有的文献综述

Grossman等（1991）首次发现了在经济发展中，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之后的诸多学者对该曲线的存在性及形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Shafik（1994）[ ]，Seldon等（1994），Dietz（1997）[ ]等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了“倒U型”EKC的存在。而Agras等（1999）[ ]，Roca等（2001）[ ]，Azomabou等（2006）[ ]，Richermond等（2006）[ ]，He等（2009）[ ]， 夏艳清（2010）[ ]都未证明EKC的存在性。比如，世界银行（1992）和Shafik（1994）都否定了EKC的存在，认为二者呈现线性关系，不存在拐点。

在EKC的形状上，Seldon等（1994），Dietz（1997），许广月（2010）[ ]，付加峰等（2008）[ ]，李锴等（2011）[ ]研究发现为倒U型，而且都给出了拐点值。具体来看，Dietz（1997）将已有的impat模型改进为对数估计模型，从而方便研究环境影响与人为影响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oltz等（1995）[ ]研究发现EKC存在，但拐点大大超过了区间范围。除了“倒U型”形状之外，部分其他学者认为存在着其他形状，比如邵帅等（2010）[ ]认为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三次方的形式。国内学者何小钢等（2012）[ ]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库兹涅茨曲线呈“N型”，存在重组效应。韩玉军等（2009）[ ]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EKC形状表现不同。

在对制造业行业内的EKC的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和探讨都较少。黎晓青（2012）[ ]通过建立二氧化碳减排约束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我国制造业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增长、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能源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且实证发现制造业的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本文将通过根据我国制造业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测算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的EKC的存在性及其形状展开探讨，以期能得到制造业碳减排有价值的思路和方向。

2. 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测算

2.1 碳排放测算方法-参考方法

二氧化碳的排放测算历来是碳排放领域的一个最基础的方面。对于此测算，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提供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参考方法。参考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测算，即假设能源一旦被某一部门消费，或者被转移，或者以气体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参考方法的基本公式为：

（1）

其中， ：二氧化碳排放量（Gg，即千吨）； ：表观消费量， =产量+进口-出口-国际燃料舱-库存变化 ； ：转换因子（根据净发热值转换为能源单位（TJ）的转换因子）； ：能源 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单位为kgCO2/TJ（TJ为万亿焦耳）。

2.2 测算

根据参考方法，计算需要能源的消费量，发热值以及碳排放系数。能源的消费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实物量，发热值和碳排放系数来自IPCC清单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如表1所示。其中，化石能源类别在1991～2009年为16种，2010年开始增加至25种。

经过测算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由1991年的11.01亿吨，上升到2012年的60.4亿吨，增长接近450%。而制造业的总碳排放平均占到工业总排放的80%以上。制造业的碳排放阶段性变化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2001年，该阶段的碳排放相对平稳，基本控制在16亿吨的排放量之内，平均年增速在11%左右。第二阶段为2001～2007年，该阶段为稳步较快增长阶段，平均年增速在14%左右。第三阶段为2008～2012年，该阶段为快速增长阶段，由2008年的14.79亿吨增至2012年的60.4亿吨。

图1 1991-2012年我国工业及三大子行业CO2排放量走势图（单位：亿吨）

分行业来看，平均排放最高的三个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品业，平均占到制造业总排放的66%。而平均排放最少的为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以及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三者合计仅占到制造业的0.4%。

3. 我国制造业的EKC实证研究

3.1 EKC于制造业行业适用性探讨的合理性

EKC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变动关系规律。既有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体总量上，该规律存在。这种规律背后的支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内部所产生的其他变动带来的有利因素。比如，经济总量在提高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必然的规律，比如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而这造成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其他产业的比例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碳排放水平要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像旅游业这种“无烟产业”。所以，这推动着碳排放量的下降。然而， 我们无法排除，在不同行业之间经济结构优化的同时，某个行业内部细分子行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推力。比如，在制造业内部，同样存在着高碳行业，低碳行业，而且相差较大，这一结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许也存在优化的可能。所以，不能排除EKC于制造业行业的适用性。

3.2 指标与模型

分析的模型与流程我们采用Shafik等（1992）的建议，先设定三次项的方程形式，如果三次项的系数不显著，那么剔除三次项，改为二次项的方程形式。如果二次项的方程系数不显著，则剔除二次项，改为一次项的方程形式。当然，根据不同的方程形式，可以有不同的EKC形状，比如若为三次项方程形式，那么形状应为“N型”，或“反N型”，或“～型”。若为二次项方程形式，那么形状应为“倒U型”或“U型”。具体来看，模型可以写为：

（2）

其中， 为二氧化碳在 时间点的排放量， 为 时间点的人均工资（人均产值）， 为随机误差项。

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选用“人均CO2排放量”与“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工资”，“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产值”。因为衡量一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工资和人均产值都可以用来衡量，所以对这个两个指标都进行考察，以综合考虑。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等。检测软件为STATA12.0。

3.3 方程检测

首先采用“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 ）进行三次方程回归检测，发现系数均不显著。将三次方项剔除，发现变量同样不显著，进一步将二次方项剔除。发现只有人均收入一项的方程高度显著。方程为：

（3）

该方程意味着，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每当人均收入增加一元，人均碳排放将增加0.009吨。

采用指标“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产值”（ ），我们经过检测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显著的“N型”，方程为：

（4）

方程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均呈现高度的显著性。该方程发现，碳排放存在两个拐点，分别是人均产值为3元和397元时。可以明显发现观测值以来的人均产值都是要显著大于397元的，所以，碳排放的数值一直在增加，这一结论其实和“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指标所检测的线性方程（式3）结论是一样的。

由于数据有限，掌握的时间段只有22年的时间，所以有可能造成样本不足而带来的估计不可信的情况。而且由于遗漏了其他的解释变量，所以造成估计方程不显著的问题，故进一步通过Stirpat模型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3.4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的最初形式为IPAT模型，是由Ehrlichetal（1971）提出，认为环境污染可以分解为三个人为因素，即人口（Population），财富（Affluence），技术（Technology）。后来，Dietz等（1997）将此模型改进为对数化的形式，如下：

该模型成为环境影响随机模型，即Stirpat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该模型具有两大优点。其一，由于数据容易获取，所以对碳排放分解的可操作性大；其二，分解较为合理，分为投入的三大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进一步减排中可以控制的。

在现实指标的选取上，利用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来代表对环境的影响，利用制造业的职工人数代表人口，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代表财富，制造业的能源强度代表技术。在数据的处理上，制造业的职工人数，1991～2010年皆为职工人数，2011～2012年两年由于无法获取该指标，运用制造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代替。能源强度的计算中，所采用的产值1993～2002年间其他制造业数据无法获取，采用历年其他制造业在总制造业中的平均比重来进行折算。制造业的职工人数部分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采用DF-GLS检验，通过Schwert的标准确定的最大滞后阶数为8。结果发现， 从第1阶到第8阶，均无法在10%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即 是不平稳的。进一步检验一阶差分的平稳性，信息准则或序贯t规则的最优滞后阶数介于2到5之间，在此区间，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可以认为 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同样方法，检验其他变量，只有人均收入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人均碳排放只与人均收入构成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的条件。

而在利用人均产值对该方程进行检验时，发现系数均不显著。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简单的结论，在制造业行业内部，短期的数据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就业人口，技术的关系并不大，也就是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财富和技术这三个基本因素的规律性认识在制造业行业内部是不成立的。制造业作为碳排放高输出行业，通过经济阶段的发展来自动减少碳排放是不现实的。

3.5 EKC在制造业内部不存在的探讨及解释

由上面的研究可以表明，EKC在制造业行业内部表现并不明显，可以推断为并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EKC的作用机理很大一部分在于一种产业结构优化之外的作用发挥，比如Galeotti等（1999）[ ]认为“倒U型”EKC的存在性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较低时，人们并没有动力去治理或降低环境污染，而当经济发展了，人们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便愿意拿出一定的成本去治理污染，从而造成该曲线的存在，这一点其实是和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紧密相关的。当财富增多，财富的边际效益下降，而当污染增加到一定程度，污染的边际效益同样下降。另外一种解释是Baldwin（1995）[ ]提出的，这是由于三个阶段的存在而产生的。经济早期阶段，处于农业型经济到工业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污染在增加，而此时产值也在增加；经济的后期阶段，处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污染在减少，而产值仍然在增加。而国内钟茂初等（2011）[ ]则通过对KC和EKC关系的比较后发现，收入差距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这一解释更大程度上确认EKC的“倒U”形状的出现是由于经济总体的原因，而非某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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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实体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境内外贸易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电商市场快速崛起，供需双方均对更为快捷、安全、周到的支付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在需求刺激下，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

首先，是机构数量、业务规模快速壮大。

据统计，自2011年5月，央行向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27家公司签发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以来，央行累计发放五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数量达到270张。同时，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4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达到80767亿元，同比增长50.3%。2014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到59924.7亿元，较2013年增长391.3%；2013年，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增长率达到了707.0%，已经连续多年呈现井喷式增长。

其次，第三方支付机构种类、开展支付交易的领域均呈现多元化特点。

从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的机构情况看，除了传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外，在新兴的互联网支付领域大体包括三类机构：以银联商务为代表的银联系第三方支付公司，以支付宝和财付通为代表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发起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以汇付天下、快钱等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支付企业，这些不同的机构通过各展所长，对我国境内、跨境贸易活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开展支付交易的领域看，随着数以亿计的自然人及大量的工商业企业、社会机构的广泛参与，推动了交易领域的快速拓展。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中，网络购物占比31.5%，基金占比14.7%，航空旅行占比10.4%，电商B2B占比7.4%，电信缴费占比4.3%，网络游戏占比2.4%。

可以预见，受互联网、移动等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与广泛渗透，未来几年将是第三方支付行业整体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潜在风险逐渐浮现

第三方支付领域超常规的快速发展总体带来的是经济和产业的繁荣，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难免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粗放经营、恶意竞争等状况，诸如发展规划滞后、监管约束不足、第三方主体内控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日前，浙江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存在多方面严重违规问题被央行注销《支付业务许可证》，央行同时向公安部门移交其涉嫌犯罪的证据及相关资料，这是国内首起注销支付牌照的案例。根据央行披露的信息，该公司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通过直接挪用、向客户赊销预付卡、虚构后台交易等方式，大量违规挪用客户备付金；二是伪造、变造支付业务、财务报表和资料，欺骗、掩饰资金流向；三是超批准范围违规发行网络支付产品。

央行注销其牌照的主要依据有《中国人民银行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根据有关条文，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支付机构必须规范客户备付金的存放、归集、使用、划转，资金要全额专户实施银行存管并封闭运行和使用；支付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占用；存管银行要履行第三方职责，监督备付金使用情况，拒绝违规使用。

客户备付金被视为第三方支付监管的“红线”，如果这条底线不能守住则会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从前述案例情况看，就因为以多种非法手段挪用客户备付金，并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预付卡无法使用，给持卡人权益带来严重损害。

进一步看，此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仅仅是行业发展过程中负面问题的一个小的侧面。诸如风险意识淡薄、诚信缺失、拖欠商户钱款等现象还较为广泛地存在，如果不能把风险遏制在起始状态，将可能面临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困局。

打造第三方支付行业监管“2.0版”

我国监管层对金融发展保持着谨慎态度，在第三方支付领域也采取了先有政策再发牌照的思路。2010年6月，央行正式对外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国内第三方支付行业实施正式的监管。根据相关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需要按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经过审慎的资格审查，央行才于次年向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27家公司签发了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

但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飞速发展，实行多年的管理办法面临更新与完善。例如，2014年监管层针对行业内出现的套码、套现、切机等违规行为，专门发文对10家违规支付公司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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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特点决定成本核算适用方法

小型企业一般指资产规模不大、产品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及所耗原材料大致相同的、管理人员（含财务人员）相对较少的企业，组织体系通常利用直线式管理模式，管理跨度小。小型企业的特点决定其不能使用作业成本法或标准成本法，而应对其成本核算方法进行简化，采用实际成本法，使成本核算方法能适应其管理现实的需要。小型企业由于受规模、财力、人力资源的限制，企业内部关联制度、稽核制度、计量验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等基本制度不完整，存在管理系统运行不畅、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信息数据采集不准确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没有专职的成本核算人员；辅助核算部门不独立核算；车间划分不明显或虽划分明显，但仍存在传递手续不完善，信息失真等现象。因此，需要探讨建立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促进小型企业成本核算，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核算方法的选择依据

成本核算过程中，必须按照产品品种算出产品成本。按产品品种计算成本，是产品成本计算最一般、最起码的要求，品种法是最基本的成本计算方法。若有需要或管理上是按订单生产，也可使用分批法。同时，因小型企业一般不对外筹集资金，不需向公共部门报送报表，所执行的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会计制度》或《小企业会计制度》，执行的是参照税法相关规定的会计政策。

三、相关科目设置及核算思路

（1）小型企业一般不分别设置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两个科目，而是将其合并为一个生产成本科目，不按产品设置明细账，直接设原材料、工资及福利费、电力（燃料动力）、制造费用等几个二级明细科目对大项费用进行归集。因为一般小型制造企业经营范围有限，产品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及所耗原材料大致相同，除了主要原材料能归属到具体产品外，其他项目并不能直接归属到具体产品，核算到产品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当原料及产品区别较大时，可以按产品设置明细营改增或用成本核算表代替，以表代账。

（2）小型制造企业车间划分不明显或即便划分明显，也因传递手续不完善，制造费用科目可不按车间设明细营改增，直接设机物料、修理费、折旧等几个二级明细科目对车间费用进行归集。同时，因小型企业管理人员多直接参加生产管理，这种由管理人员参与且发生不多、金额不大的与生产有关的差旅费、办公费没必要再设制造费用――办公费、差旅费等二类科目，而是直接记入管理费用。制造费用月底不先进行分配，而是转到生产成本科目后统一分配。

（3）原材料范围，在满足需要的前提下，只把产品构成比例较大的几种做原材料，既能减少工作量，又可将非主要原材料提前进入了成本。对车间月末已领取未使用的原材料，应酌情处理。若价值较低，归入当月即可；若价值较高，应办理退料手续转入下月。废品损失只在管理上做处理，不单独做成本核算。若管理上或生产工艺上非常有必要，可设置自制半成品科目，否则可以不设置半成品科目。

（4）不设在产品（半成品）科目，生产成本科目月末余额即为其成本；对于在产品（半成品）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且数量众多的存货，建议采用实地盘存制计算每月实际消耗量。

（5）不设低值易耗品科目，直接记入制造费用--机物料或修理费明细科目，同时设备查账以备管理需要；若需要设立时，亦采用一次摊销法，入账的同时即进行分配。

（6）折旧按税法规定的年限计算，可省去纳税调整的烦琐工作；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再参考财务制度的其他规定。

四、成本核算资料的形成

（1）成本计算离不开物资仓库和使用车间等单据的传递、归集、整理等，需要企业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如库房收发管理制度、生产物资的领用制度等。

（2）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记录、生产通知单、领料单、入库单等资料要及时转交会计部门；取得原材料库月报表，先比对已入财务账的原材料与库房所报购入数量是否有差异，若有应属发票未到者，要估价入账。

（3）日常发生的与生产有关的费用归入生产成本或制造费用科目；计提折旧，结转制造费用科目到生产成本科目。

（4）及时取得工资相关资料，计提工资及福利费。

（5）由生产车间、相关部门提供各工序在产品（半成品）的数量及价值完成度。

五、核算方法评价与核算过程中应注意问题

（1）核算方法评价。核算基本准确，能满足成本分析的需要，但不够精确；在产品（半成品）按完成度折算成相当的产品产量估计不够准确；理论依据不够充分，适用范围也不太广，主要适用于已做过详细成本核算、产品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及所耗原材料大致相同的企业；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工时比例法、工资比例法、材料比例法原理不一样，但效果相近。

（2）核算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充分考虑正常停工与非正常停工对核算造成的影响；企业内部相互委托加工问题（互相多重委托）；生产研发耗用问题；试生产阶段无产品产出耗用问题。

参考文献：

［1］姚梅炎.财务业务大辞典［M］.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

［3］ 李儒训，耿汉斌，王美涵.中外财务管理百科全书［M］.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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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S系统

MES系统从企业运营层开始策划，承接ERP的计划层及物料基础信息，在MES系统中下载计划并形成指示批次生产的日计划，过程中监控车辆信息，收集品质问题，指示生产装配，跟各类生产设备进行集成，指示上位机进行操作，同时利用基础物料信息，管理半成品物料出入库信息，指示零部件计划的生成，指导物流区进行备货，最后车辆下线后进行反冲扣料。

2 制造型MES系统的设计

实施制造型MES系统需要从人、机、料、法、环的角度出发开始设计，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进行功能设计，切忌用统一的解决方案。对于人和机本身就是联动关系，对于越来越贵的人力成本，想省掉部分人工，必须采用自动化的设备、移动式设备和智能化设备，做稳定的接口进行对接控制成为关键，而料指的是基础信息，在初期进行建设的时候，收集完备的工厂及人员、班次信息，产品的配置相关信息，尤其选装的对应关系，需要在基础信息表中建立出来，法指的管理的方法，对应的管理制度需要完善，接口人及操作者需要进行培训，配备好作业指导书和业务明白卡，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设备，规范与制度相辅才能发挥效力，而环则指网络环境进行搭建，信息点选定及优化等，如图1所示。

工厂建模：收集最初的工厂布局，工艺路线，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合适信息点位，不用太求全，主要的部位进行追溯，车体跟踪也是能够指示车的位置即可。信息化推动人员需要联合工程建设人员，必要时可以和设计院进行直接沟通，这样可以充分避免后期的信息点位增加和变动，在国内精益生产不断推行的大背景下，需要提前找业务相关方会签更多的信息，消除后期的投资追加。

划管控：制造类工厂通常有三种计划：月计划、周计划、日计划，通常MES里面会分解日计划，形成批次计划，计划作为各个工厂的投入与物料拉动的基础，指示各种自动化设备的运行，批次计划发生变化，需要将计划及时同步给各类设备的接口中。

过程跟踪：车体粘贴条形码或者打刻标牌，可以人工扫描条码进行，也可以用固定式扫描枪，也可以采用RFID的形式，甚至采用影像自动识别系统，但是需要充分调试设备稳定性，固定式扫描枪可能会出现漏扫，而RFID需要调试标签频率和接受器的功率范围，在使用RFID标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RFID的质量，很多漏扫都是因为使用了质量不太好的RFID标签造成的，而RFID的天线位置及接受器的天线位置也需要多次进行调整，最后才能正常的稳定运行与使用。

质量监控：品质一直是制造的关键，所以过程中的质量记录及后期品质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记录过多会影响效率，关键件可以用批次追溯，就不要非用扫描关键件的方式进行，亦可采用答题卡式勾选，然后用读卡器进行扫描收集，对于品质问题较多的行业尤其适用。

设备集成：集成设备并非越多越好，需要谨慎选择，尤其人工的扫描顺序，可能会对自动化设备造成操作失误，所以上位机的数据选择对比尤其重要，而且计划层面的东西一旦发生变化，上位机需要及时更新本地计划存储，为了不让设备网络故障对自动化设备造成很大影响，一定会在上位机上存储备份计划，一旦网络断掉，可以适用本地缓存不致停线，但是缓存一旦切换，需要能够在网络恢复时有自动更新最新计划的机制。各种AVI自动扫描设备，都可能有漏扫现象，一旦出现问题，需要我们可以人工进行补扫，这样才能让线体的车序保证正常。接口服务器非常关键，所以推荐在可能的时候，有双机热备的功能，进而保障整个MES设备体系的24小时正常运转。

物料管理：物料信息来源可以来自物流系统，从而保障系统的数据源一致性，进而保障MES系统中数据传递是从ERP中而来，这样在物料指示、关键件防错以及装配过程起到系统性支撑作用。

客户端设备：一般建议用机柜式设备放到线体，但是如果想减少跑线等，可以选择工控机和无线网络，如何想减少成本，则可以选择用虚拟机设备，在系统稳定运行后，需要对客户端定期进行巡检，尤其网口和无线网卡等影响系统网络的地方，最好有线用好点的成品线，而虚拟机设备应用六类线，千兆到桌面将极大提升虚拟机的访问速度及稳定性。

备品备件：线体不远的地方，可以选择办公室或者库房进行备件，备件数量不宜过多，但是必须的关键节点需要做好备机和备件的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网络设备：MES设备推荐用有线网络，相对可能稳定，尤其对于有电焊设备的环境，但是不太产生电磁干扰的地方，可以适用无线网络，但是速度和稳定性上考虑，要用较好的无线设备。

服务器设备：对于生产类系统要求较高，需要至少双机热备的模式，这样一旦主机发生宕机，可以切换启动备用机，对于有很好的IT人员做运维，且资金投入尚可的公司，可以选择双机负载均衡模式，但是这样对于双机的配置及系统要求较高。

3 总结

一个制造型工厂的计划执行效果，有赖于MES的最终实现，要想很好提升工厂的产品最终交付效果，需要MES系统发挥关键性生产支撑的作用，与各类生产设备做好集成将大大提升MES系统的最终效果。

篇10

《廊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廊坊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高端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时期。廊坊市地处京津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也肩负着巨大的产业转型任务。

一、廊坊市产业结构现状

2015年，廊坊市三次产业结构为8.3：44.6：47.1，历史性实现“三、二、一”格局；与2011年相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下降2.5和9.7个百分点，相应的第三产业提高12.2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四大行业支撑作用较强，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4.1个百分点；五大高耗能行业实现增加值234.3亿元，增长3.3%，同比降低6.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201.8亿元，增长5.9%；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70.2亿元，增长12.0%。其中，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两个领域增加值分别增长16.5%和13.8%，两大领域占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超40%。

二、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廊坊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虽然廊坊市产业结构比例近几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不合理的情况依旧存在。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的角度评价，廊坊市的产业结构转型仍旧面临很大的挑战。

（一）区域布局不合理

从各区县经济总量、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布以及各区县的发展定位看，各区域在产业结构和综合实力上尚存较大差距，其中，三河市、霸州市处于领先地位，生产总值远超其他区县。同时，各区域竞相追逐高新产业的规划发展，例如广阳区、大厂县、固安县、永清县和三河市都将电子信息产业规划为其主导产业。如此发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摊大饼式”的发展状况，不利于该产业向“高精尖”方向的发展。

（二）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廊坊市第二产业中，钢材、玻璃、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对第二产业总产值贡献比例较高；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层次较高的产业虽然在近几年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相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其对第二产业总产值贡献比例依旧较低。此外，廊坊市的工业和建筑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规模偏小，专业化水平较低，缺乏技术创新，造成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竞争力较差，造成该层次产业升级速度缓慢。

（三）第三产业发展层次较低

2015年，廊坊市第三产业总值首次超越第二产业总值。但是廊坊市第三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第三产业中流通业和科教文卫行业投入及产出占比较低，而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例如，房地产行业，则占比较高。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行业类型的比例对照，发现廊坊市的第三产业发展层次较低。这意味着廊坊市第三产业未来的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改善空间。

（四）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强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大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廊坊市对能源和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产生了较快增长，继而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廊坊经济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资源环境压力面临很大的风险。

三、廊坊市打造产业新支撑的措施

在《京津冀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廊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导下，廊坊市积极实施转型发展，打造产业新支撑，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力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

廊坊市各区县政府竞相追逐高新产业的规划发展，不利于整体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廊坊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承接京津两市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主导产业服务的配套产业，最大程度实现京津的溢出效应，建立全市发展规划协商机制，借助生产要素流动规律，确定廊坊市各区域的主导优势产业，形成集群优势。借助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产业链条的发展，优化全市产业布局。

基于廊坊市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确定廊坊市未来的三大产业模式：高新技术产业模式、中高端服务产业模式和现代制造产业模式。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环北京区域（固安、三河），承接北京相关产业的溢出。中高端服务产业主要集中于市区及环京津地区（市区、香河、永清、固安）。现代制造产业主要分布于廊坊南部区域（霸州）。将该模式作为未来廊坊市经济产业的支撑，最大程度发挥其效用。

（二）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提升产业高度

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廊坊市政府要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制定有利于推动企业鼓励科技创新、加大技术投入的政策（例如：财税优惠政策、贷款贴息政策、直接补助政策、政府奖励和参股等），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产业的建设，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大力开发和推广节能降耗的先进实用技术，延长产业结构链条和持续发展动力。

在科技创新的带动下，引导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提升廊坊市产业高度。以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模式的重点支撑产业。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健康养老、社区服务等作为服务产业模式的重点支撑产业。以家具制造、保温建材等作为现代制造产业模式的重点支撑产业。

（三）开发人力资源，提升可持续发展空间

人力资源是第一生产要素，是激活区域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政府需要制定远期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致力于廊坊市的经济建设。该规划应该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二是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与京津高校进行合作，培养专业高等人才；三是制定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聚集京津人才；四是加强与京津高校的合作，共建研发机构、技术中心等，利用京津科研优势，提升廊坊市创新能力，进而吸引并留住人才；五是加大选送优秀人才学习深造的投入力度，培养“高精尖”人才。

（四）树立环境友好型建设理念，发展低碳经济

在严峻的环境形势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环境治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廊坊市政府在进行规划时应该树立环境友好型建设理念，发展低碳经济。环境友好型建设理念不但对未来改善京津冀环境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对廊坊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环境友好型建设理念指导下，廊坊市政府在规划环节就可以严把关，利用行政手段引导低碳经济的发展，继而逐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新支撑的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篇11

银杏叶为银杏科植物银杏Ginkgo biloba L.的干燥叶，秋季叶尚绿时采收。本品味甘、苦、涩，性平，归心、肺经，具有敛肺，平喘，活血化瘀，止痛的功效，主用于肺虚喘咳，冠心病，心绞痛，高血脂症的治疗。近代科学研究证明[1-2]，银杏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苷、双黄酮、银杏内酯等化学成分以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银杏叶中还含有银杏酚酸，而其中的银杏酸是主要毒性成分，属细胞毒素，可能与诱导机体突变和致癌有关，能引起皮肤、黏膜等处的过敏性炎症反应，皮肤接触它常引起漆毒样皮炎[3]。

产地加工是药材生产与品质形成的重要环节，其间发生着从非药用部位的去除、药效物质的最大保留、毒性成分的降低、化学成分间的相互转化等物理化学变化，最终目的是生产出优质药材，保障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如在丹参的干燥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升高，以丹酚酸B为代表的缩合酚酸含量不断下降，以丹参素、原儿茶醛为代表的小分子含量不断上升，并有新的小分子生成，这些酚酸之间存在相互转化此消彼长的关系[4]；当归在微波干燥条件下，当归多糖含量高于晒干、阴干、熏干等方法，且促进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殖的效果最好[5]。但许多中药材采收后，各产地加工方法不一，干燥方法对质量的影响还缺乏研究。本文采用UPLC-TQ-MS联用技术，对银杏叶干燥过程中黄酮、内酯及酚酸类共24种成分含量变化进行了探讨，为银杏叶药材的产地初加工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

Waters ACQUITY UPLC系统（包括四元泵溶剂系统，在线脱气机和自动进样器；Waters公司，Milford，USA）；Xevo TQ检测器（Waters公司）；MassLynx 4.1质谱工作站软件（Waters公司）；Pmb53型快速水分测定仪（德国Adam公司）；BT125型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DHG-9240型鼓风干燥箱（杭州蓝天化验仪器厂）；EPED超纯水系统（南京易普达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KQ-250E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禾创超声仪器有限公司）；Anke GL-16GII型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化学对照品儿茶素（877-200001）、表儿茶素（878-200102）、槲皮素（1000861-200406）、山柰酚（110861-200304）、异鼠李素（110860-200406）、木犀草素（111520-200504）、银杏内酯A（110862-201009）、银杏内酯B（110863-200508）、银杏内酯C（110864-200906）、白果内酯（110865-200605）、白果新酸（111690-200702）、槲皮素 3-O-[6-O-（α-L-鼠李糖）-β-D-葡萄糖苷] （100080-200306）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表没食子酸儿茶素（39825）、芹菜素（22806）、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43089）购自上海晶纯有限公司，其余为本实验室从银杏叶中分离自制，其化学结构经1H，13C-NMR和ESI-MS分析确认，纯度经HPLC检测均大于98%。甲酸和乙腈均为色谱纯，分别购自德国Merck公司和美国Tedia公司；去离子水为经易普易达超纯水制备系统自制；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购自上海国药化学试剂公司。

银杏叶样品于2012年7月采自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园内，经南京中医药大学段金廒教授鉴定为银杏科植物银杏G. biloba的叶。标本存放于江苏省方剂研究重点实验室内。

将刚采摘成熟度相同新鲜银杏叶均匀分成6批，除去叶柄，经快速水分测定仪测得其含水量为70%。分别采用晒干，阴干，35，45，60，80 ℃烘干3种方法进行干燥处理，干燥过程中利用快速水分测定仪定时测定其水分，并在各条件下水分损失相当时取样，将样品切成直径约1 mm的碎块后匀浆或粉碎，存放于-80 ℃冰箱中备用。

2 测定方法

2.1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定干燥至恒重的对照品适量，加80%甲醇制成储备液，再分别吸取适量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表没食子酸儿茶素3.2 mg·L-1（1）、（+）儿茶素2.4 mg·L-1（2）、（-）表儿茶素3.2 mg·L-1（3）、槲皮素-3-O-[6-O-（α-L-鼠李糖）-β-D-葡萄糖苷]4.96 mg·L-1（4）、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3 mg·L-1（5）、白果内酯3.92 mg·L-1（6）、银杏内酯 C 3.84 mg·L-1（7）、槲皮素-3-O-α-L-（葡萄糖基-β-D-1，2-鼠李糖苷）5.92 mg·L-1（8）、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4.16 mg·L-1（9）、银杏内酯 B 4.72 mg·L-1（10）、银杏内酯 A 3.32 mg·L-1（11）、木犀草素3.2 mg·L-1（12）、槲皮素3.76 mg·L-1（13）、芹菜素3.22 mg·L-1（14）、山柰酚3.44 mg·L-1（15）、异鼠李素3.44 mg·L-1（16）、穗花杉双黄酮2.64 mg·L-1（17）、去甲银杏双黄酮4.72 mg·L-1（18）、芫花素3.68 mg·L-1（19）、银杏双黄酮3.72 mg·L-1（20）、异银杏双黄酮4.2 mg·L-1（21）、金松双黄酮3.2 mg·L-1（22）、白果新酸4.16 mg·L-1（23）、银杏酸3.52 mg·L-1（24）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取不同体积的上述储备液加甲醇稀释后，制成6份不同浓度的对照品溶液，用以线性关系考察。对照品溶液在注入液相色谱仪前经13 000 r·min-1，4 ℃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过0.22 μm的微孔滤膜滤过。所有的对照品溶液均在4 ℃条件下贮藏。

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定相当于0.5 g干品的各样品，置于50 mL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20 mL 70%甲醇，静置10 h，室温超声提取30 min，加70%甲醇补足失重，摇匀。提取液离心，上清液经0.22 μm的微孔滤膜滤过后，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3 色谱分析条件 ACQUITY UPLC BEH C18色谱柱 （2.1 mm×100 mm， 1.7 μm）；流动相为0.1%甲酸水溶液（A）-乙腈（B），梯度洗脱（0～7 min， 10%～35% B； 7～11 min， 35%～60% B； 11～14 min， 60%～100% B； 14～17 min， 100% B），优化后的色谱图见图1。流速0.4 mL·min-1，柱温35 ℃，进样体积1 μL。

2.4 质谱检测条件 离子化模式ESI-/ESI+；多反应监测（MRM） 方式；毛细管电压3.0 kV；离子源温度150 ℃；脱溶剂气温度550 ℃；脱溶剂气流量1 000 L·h-1；锥孔气流量50 L·h-1；碰撞气流量0.15 mL·min-1；各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取样锥孔电压及碰撞能量见表1。

3 结果

3.1 样品含量测定 通过与对照品比对保留时间及负离子模式下ESI-MS/MS信息对目标峰进行鉴定；利用峰面积与浓度方程计算出各个成分的含量。以不同干燥条件下水分损失量为横坐标，成分含量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图。

3.2 儿茶素类成分含量变化分析 （-）表没食子酸儿茶素、（+）儿茶素、（-）表儿茶素三者在各干燥条件下含量与鲜品相比，制干后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80 ℃烘干损失最少，晒干条件下损失最多且趋势最明显，见图2，损失高达60%～90%，三者制干后含量均为80 ℃>60 ℃>45 ℃>35 ℃，阴干>晒干。

3.3 黄酮及其苷类成分含量变化分析 黄酮在银杏叶中含量较低，见图3，在0.24～28.44 μg·g-1，其中木犀草素、槲皮素、芹菜素和异鼠李素均在晒干条件下有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出现，与鲜品相比，制干后四者含量分别增加95.0%，162.5%，109.0%，13.5%，且在45，60 ℃烘干条件下也有利于4者成分的积累，山柰酚在鲜品中及阴干和80 ℃烘干条件下均未检测到，在其他条件下随着水分的减少含量从无到有并逐渐上升，而芫花素在制干前后含量基本一致。槲皮素3-O-[6-O-（α-L-鼠李糖）-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4-O-（β-D-葡萄糖）-α-L-鼠李糖苷]、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见图4。在80 ℃烘干条件下含量下降趋势较小，制干后含量高于鲜品或与鲜品相当。其他成分条件下制干后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3.4 双黄酮类成分含量变化分析 在80 ℃条件下，去甲银杏双黄酮和穗花杉双黄酮的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而制干后含量与鲜品差异不大，其他条件下干燥过程中含量均稳定或略有下降，可见较高温度干燥对这2种双黄酮含量影响起主导因素，见图5。银杏双黄酮、异银杏双黄酮两者的变化趋势相似，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异银杏双黄酮在阴干，35，80 ℃干燥条件下，少量失水后含量升高近1倍，之后随着水分的不断减少含量逐渐降低，在60，45 ℃干燥条件下含量升高趋势较缓慢，但制干后含量却高于其他干燥方式，而对银杏双黄酮来说，80 ℃烘干和晒干能提高其含量。金松双黄酮在银杏叶中含量十分丰富，可达5 600～6 000 μg·g-1，其性质较稳定，在各干燥条件下含量基本保持平稳。

3.5 银杏内酯类成分含量变化分析 银杏内酯A，B，C及白果内酯变化趋势一致，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80 ℃和晒干趋势明显高于其他，且这4个内酯制干后含量均为80 ℃>晒干>阴干>60 ℃>45 ℃>35 ℃，见图6。

3.6 酚酸类成分含量变化分析 白果新酸在干燥前后含量变化较小，而银杏酸变化明显，除35，45 ℃时呈平稳下降趋势外，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80 ℃条件下最为明显，见图7。

3.7 不同干燥条件的综合评价 由于银杏叶中各类成分在不同加工方式中变化不尽相同，故利用综合评价法以确定适宜的产地初加工方法[6]。以黄酮和内酯类成分含量与对应的组别组成矩阵，对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前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说明前4个因子在影响银杏叶质量评价的指标中起着主导作用，4个主成分的积累贡献率达95.35%，能够客观地反映银杏叶药材的内在质量，故选用前4个主成分对不同干燥方法的银杏叶进行综合评价。以各主成分因子得分与方差贡献率乘积之和相加，得出各类成分总因子得分值F，其综合评价函数如下。

按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出不同样品的综合得分（F），并按其得分进行降序排序，见表2。银杏叶在80 ℃烘干条件下综合评价明显高于其他干燥方式，说明该干燥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更适用于银杏叶的干燥加工。

4 讨论

通过测定线性关系、LOD和LOQ、日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稳定性、重现性及准确度，对该UPLC-MS/MS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这24个成分在测定范围内均显示较好的线性关系（R2>0.993 1），其LOD和LOQ分别在0.05～3.47，0.15～11.15 mg·L-1；日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试验RSD均小于5.0%；加样回收率在95.0%～105.5%，其RSD均小于6.0%。表明该方法可以用于样品中这24个成分的含量测定。

研究表明，新鲜的植物材料中含有使次生代谢物分解的胞内酶，“杀青”是利用高温迅速破坏鲜药中的各类酶活性，抑制相应化学成分的酶促氧化反应及水解反应，有利于各类活性成分的保持[7]。儿茶素属黄烷醇类物质，是2-苯基苯并吡喃的衍生物，性质活泼，在酶的催化下易发生许多复杂的聚合、缩合反应[8]。3种儿茶素类成分在80 ℃烘干条件下均损失最少，60 ℃其次，可能是由于高温使氧化该类成分的胞内酶类失活，起到“杀青”的作用，使得银杏叶中的儿茶素类成分大部分得以保留，而其他条件下儿茶素类成分含量均有所下降，其中晒干损失最多，可能是该类成分发生了氧化或缩合，而光照能加速这类反应的进行[8-9]；槲皮素在晒干，60，45 ℃烘干条件下含量均呈明显上升趋势，与之对应的以槲皮素为苷元的4种糖苷在这3种干燥条件下含量呈下降的趋势，而在80 ℃干燥时却保持在1个较平稳的水平，说明适宜条件下少量糖苷在胞内水解酶的作用下发生水解，80 ℃时水解酶失活。由此可以推断另外4个苷元可能也存在这种变化，山柰酚的从无到有更印证了这点，而芫花素在银杏叶内不形成苷，不存在这种变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苷的苷元在低温烘干或阴干条件下均有下降趋势，可见银杏叶中不仅有分解糖苷的酶，也存在分解苷元的酶。

研究表明[10]银杏中内酯的合成是通过经典的甲羟戊酸（mevalonate， MVA）途径与新近发现的2-C-甲基-D-赤藓醇-4-磷酸（2-C-methyl-D-erythritol-4-ohosphate， MEP）途径。在干燥过程中4种内酯均呈升高的趋势，可见在某一阶段可能发生了这一次生代谢过程，且高温和光照能加速该过程的发生，之后内酯又发生了分解或转化导致其含量下降，而具体过程还值得更深入地研究；银杏酸是银杏叶的主要毒性成分，其在80 ℃烘干少量失水条件下含量迅速上升33.9%，可能是由于在干燥前期胞内酶还未失活，在高温刺激下加速了某种次生代谢物的转化，之后银杏酸含量又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41.1%，此时的酶已在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下失活，而银杏酸本身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迅速被氧化致含量下降。而与鲜品相比，各干燥条件下银杏酸含量仅下降了7.5%～37.4%，可见干燥过程中并不能有效的去除银杏酸，故在使用中要注意银杏酸的脱除。

中药材产地初加工是关系到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加工目的是提高药效，利于包装、贮藏和运输，加工不当不但会引起药材变色、变质、霉烂，而且影响疗效。本实验综合评价表明：药用品质为80 ℃烘干>60 ℃烘干>45 ℃烘干>晒干>35 ℃烘干>阴干，可见80 ℃烘干也能起到“杀青”的作用，使得分解次生代谢物的胞内酶失活，有效地防止了胞内酶对有效成分的分解，有利于黄酮与内酯类活性成分的保留，并且80 ℃烘干条件下耗时短，仅需40 min，大大节约了时间，而晒干（3 d）和阴干（6 d）需要时间长，且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有效成分降解较多。因此建议将80 ℃快速烘干作为银杏叶产地加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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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drying method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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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Han-liang， QIAN Da-wei*， DUAN Jin-ao*， REN Hao， QIAN Ye-fei， TANG Yu-ping， LIU Pei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Key Laboratory for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of Traditiona1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e， Nanjing 210046， China）

篇12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the multilaye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ynamic large-scale system， the model free control law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are discuss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free algorithm is set up. And then，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system in Foshan city， the best results are explained.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logistic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free control

引 言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与协调发展，是理论界与政府热议的论题之一。经济新常态下，产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深化劳动分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物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快速发展需要物流业的支撑，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物流业的发展壮大。各地根据国务院2009年颁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精神，制定了本地的相关物流产业规划。2009年12月，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促进广东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有机融合与联动发展，为广东省物流业的稳定与发展制定了行动方案。2015年5月国务院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根据佛山市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佛山市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佛山建设成为中国制造业一线城市。

在当前产业状况和经济环境方面探讨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方面，思路多样，主要从制造业物流外包角度、物流业的发展、两业联动的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认为制造业与物流业通过相互衔接、互为依托，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发展，而且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但对如何对制造业――物流业系统的发展实施有效控制的研究却甚少。

由于F有研究制造业――物流业系统控制问题的资料较少，因而在把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研究与现代控制理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容易建立起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的数学模型。人们在控制理论及其应用过程中发现，对于某些被控对象，要实施有效的控制策略并不容易。经典PID控制尽管不需要数学模型，但只能应用于非时变的单输入单输出系统；而智能控制由于包括了领域的专家知识和某些推理结构，而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时因对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制造业子系统和物流业子系统本身，而且也会涉及到社会经济的许多其他因素，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本文讨论不依赖于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自适应控制律（无模型控制）以及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的无模型控制方法。

1 制造业――物流业双向控制的大系统结构

根据大系统的多层递阶结构思想，可以设计并建立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多级递阶结构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最低级（第一级）为制造业――物流业基本模拟模型与局部控制系统。它是一个模型族。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使用行业发展预测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可以模拟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制造业――物流业系统的评价，将基础信息目标要求、各种约束条件及有关数据要求等传递给中间级（第二级）；同时接受中间级的控制要求，对子系统内的被控对象进行控制，如配套市政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绿色生产、政策法规体制等。

中间级（第二级）为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模型。该级的功能是：（1）分析协调满足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多目标要求的各种约束条件；（2）通过大系统自适应协调控制手段，向下对制造业――物流业系统进行双向协调控制，向上提供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最优（或次优）策略方案及综合数据信息。

最高级（第三级）为多层次领导决策层。该层通过协调发展指数，采用无模型控制方法，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最优的实施方案，从而实现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决策者决策服务。

2 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模型

制造业――物流业系统是复杂的离散系统。根据复杂系统建模的基本思想，从子系统入手，进而给出整个系统的模型结构。因此，首先从制造业――物流业大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制造业子系统和物流业子系统）入手来建立整体系统模型结构。

设Xk，Uk分别表示第k时刻第i个子系统输出向量、输入向量，则子系统的模型结构为：

3 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

佛山市是珠江三角洲仅次于广州与深圳的高速发展的地级市，为了实现2020年成为国内制造业一线城市的目标，必须做大做强物流业，发挥第三利润源泉――物流的作用，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根据时变参数系统的预测方法及《佛山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各指标进行预测，结果如表1、表2所示。

实现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盲目冒进就可以完成的，是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进行控制时只能进行适当的调整。假设2019年各状态指标的期望值为：

x=170 000 000， x=260， x=6 000， x=300 000 000， x=90 000 000

x=11， x=195 000， x=850 000， x=42 000， x=6 900 000， x=7 400

根据不依赖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控制方法（无模型控制），可以得到2018年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控制系统相应的次优控制值为：

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u=11 089 753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电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u=4 278 615

由此可以看出，采用无模型控制方法，佛山市2018年可以在适当增加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电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就可使制造业――物流业控制系统的各项指标达到预想的目标。

4 结 论

本文提出的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无模型控制方法，用“小扰动”手段，结合佛山市的实际，理性强，结构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大系统的次优控制策略中，在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所选指标的局限，可能由于未考虑的因素，因为最终的次优控制结果与佛山市的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并不会影响模型本身的理论性与实际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董千里，张林，申亮.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产业协调度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119-123.

[2] 陶晶. 中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与策略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15（35）：29-30.

[3] 汤兵勇，郑飞.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无模型控制[J]. 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1（3）：30-34.

篇13

1 对企业内部控制功能差异及其差别目标融合的分析

通过相关文献的调查与研究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起源以及功能入手，可将企业的内部控制分为以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以及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尤其是在1911年，自《科学管理的原理》问世以后，更是使管理控制成为了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并且彻底替代了传统的经验法则，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的实际生产效率。直至20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从控制论、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对管理控制理论进行研究，为目标管理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随着信息化系统的快速发展，流程再造与价值链等理念的提出更是对管理控制理论进行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与此同时，以企业职责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内部牵制，在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49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在组织内部采用的以保证资产安全性、稽查会计数据准确性、可靠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相关管理政策可以得到贯彻和实施的计划以及所有与之相协调的方法。1958年，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则对内部控制进行了剖析，认为内部控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会计控制、管理控制，并强调了独立的审计师，应该考虑的是与会计相关的控制。而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发表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更是成为诸多学者、研究工作者，作为审计方法的内部控制上的经典文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需要进一步进行说明的是，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其与以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二者之间在功能上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是因为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其根本职能就是为了进一步维护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尤其是结合美国COSO委员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当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其在目标的制定上与管理者应该遵循的目标发生冲突时，要确保企业的有效风险管理能够保证企业呈报目标、遵循目标的合理性，且应优于企业的战略目标与经济目标。而以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其根本职能则是为了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尤其是在实际发展中，如何确保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早已成为企业经营目标的重要所在。因此，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势必也成为了当前企业管理控制的首要任务。所以，为企业谋求最大化利益，创造更多的价值是以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的核心，也是业界公认的事实所在。

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更新与完善，逐步完成了由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到企业内部控制的逐步转型，其在实质上则是完成了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向着两类内部控制同时并存的一个重要过渡。尤其是通过对内部控制目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确保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确保资产的安全性，确保财务报告及其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得以施行。而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能够对两类内部控制职能进行集中化的体现。这是因为，要想确保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及其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就必须要对企业进行审计方法的内部控制，做好企业的风险防范。而要想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得以实施则要对企业进行管理方法的内部控制，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价值。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以审计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与以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内部控制，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控制，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做出防范，进行风险评估，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进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确保资产的安全性，确保财务报告及其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得以实施。所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有时，二者之间的目标存在着冲突，而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企业过分关注风险或者是在风险的控制上过分麻木，都会造成企业价值上的损害。所以，要想确保二者之间得以更好地融合，就必须对风险防范与价值创造进行综合考量，使风险防范服务于价值创造。

2 企业内部控制运行中风险防范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任何企业，其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对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价值。而企业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又势必会面临诸多风险，可以说风险是无处不在，因此，做好风险控制，树立风险意识，采取恰当有效的措施进行风险防范则尤为重要。尤其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在现实经营管理过程中，风险有时会增加企业的价值，有时会破坏企业的价值。所以，企业想要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就必须在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并且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过程中，围绕这个平衡点进行。

目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防范，主要由两个要素共同组成，即：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其中，风险评估是指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及时地识别，系统地管理，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而控制活动则是指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所展开的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进而使风险始终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里我们所指的风险承受度，主要是指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限度）。尤其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其在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上，多注重于风险的防范管理工作。而要想在内部控制体系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风险防范职能，就必须投入相应的执行成本，也就是说在执行成本的投入量与风险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要想降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降低风险程度，就必须在风险防范控制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获得良好的控制效果。而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经营风险又会与预期收益呈现出正相关系，即：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破坏了价值创造。以下，我们利用图1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直观地比较。

其中用OA阶段，表示企业内部控制的首次执行期间；用AB阶段，表示企业内部控制的良性运行期间；用BT阶段表示企业内部控制的过渡运行期间。

3 在企业内部控制运行中风险防范与价值创造的体现

通过对图1企业内部控制执行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将内部控制运行中的风险防范及其与价值创造分为3个阶段，即：OA阶段，内部控制缺失阶段；AB阶段，内控适度阶段；BT阶段，内部控制过渡阶段。

第一，OA阶段，内部控制的缺失阶段。图1中的OA阶段，体现的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首次执行期间。而将此阶段，界定为内部控制的缺失阶段，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企业在对内部控制的首次执行期间内，会直接遵循成本与其他成本。其中，直接遵循的成本，主要包括：因企业本身并没有构建内部控制体系而进行重新搭建，或者是因为企业虽然构建了内部控制体系但是需要再次进行维护与完善，或者是企业员工对内部控制体系的相应要求、规范、准则尚缺乏准确的掌握而必须进行的业务培训工作，或是因为构建内部控制上的不当而造成的重复工作，或者是因为企业内部控制因财务时间上的计划不足出现的重新测试、改善与布点循环，或者是因为内部控制文档及其储存流程缺乏，或者是因为内部控制审计外包、咨询费用提高等诸多因素，而发生的直接成本。除了直接遵循的成本以外，企业在首次执行内部控制期间往往还存着着间接成本，并且还会进一步转移管理者的注意力，造成企业运转效率的逐步下降，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随着企业对风险控制投入的不断加大，内部控制体系势必也会得到相应的改进与完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低，内部控制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也会逐步增加，但此时的收益仍低于成本。如若此时，企业的管理者对现阶段的利益得失过分地关注，对风险反应过于迟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严重削弱企业在内部控制上的实施动力，从而使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流于形式，给企业的关键业务环节造成内部控制上的缺失。

第二，AB阶段，内控适度阶段。图1中的AB阶段，体现的是企业内部控制的良性运行期间，也被称之为内控适度阶段。企业在内部控制缺失阶段之后，经历无数次的磨合、改进与完善，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内部控制框架，并得以有效运行，而不再像是首次执行那样，需要建立很多的控制点、更改流程业务活动。特别是企业员工对内部控制流程，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不断熟悉，也进一步减少了对时间或者人员的需求，时间压力被大大地予以释放，咨询费用也会大大地被减少。同时，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部门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不适应、抵触情绪也在逐步地消除，由此产生的信息与沟通成本也将逐步降至最低直至消失。此时的企业，因内部控制规范的执行，使得企业的资源得到重整，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企业内部控制运行中的预期收益要远远大于执行成本，因此，体现为舒适状态。如若此时继续加大对风险防范的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企业风险的降低，破坏收益，直至收益低于成本。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企业的风险始终都是在风险可承受范围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