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2 17:42:32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不能有效地为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服务。从人类思想发展的根基讲，当代人更应该看到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尽快复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挑战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研究
篇2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篇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4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篇5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篇6
一、前言
总供给理论体系随着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越来越引发国内外者的关注。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为总供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的研究素材。总供给理论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需要中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观察、更深地研究、更多地创新。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出。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给居民自由使用的部分便是纯收入。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我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测算方案中，总供给等于国内供给（国民生产总值减去不可分配部分）加上国外供给。这个测算公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当・斯密说法的合理性，同时说明了总供给和生产总值的基本关系。在总供给与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方面，本人提出了三个看法。
（一）总供给确定了总需求的现实边界
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我看到，只有生产这些手段。”由此可见，需求和消费的前提基础应该是供给，说到底就是生产。生产产生了不同的供给，供给通过不同分配方式来满足需求。宏观经济学家在做了经济人的假设之后，给出了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简单模型。
总需求：Y=C+I+G+X-M
其中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X代表出口值，M代表进口值。
总供给：Y=F（L，K，T）
其中L代表劳动力，K代表资本，T代表技术。
稍加关注就可以发现总需求的变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孤立地看，很多变量的范围受限条件很少。而总供给中的劳动力一定是有限的，并且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有限的劳动力使总供给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总供给的变化是有界限的。虽然总需求的变化范围有很大的弹性，变量影响因素很多，但根据相关关系，个人认为在现实中它是总供给的范围内变化，不可能超出总供给的边界。
（二）总供给的变动导致了经济波动
当下很多人认为，总需求的变动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其解释大体如下，总需求减少使得生产减少，失业率上升，导致经济向下波动；总需求增加使得生产增加，失业率下降，导致经济向上波动。事实证明，总需求的调整无法准确快速地影响经济波动，因为它的变动在一系列的模型假设之后，已经严重的失真。比如假定一个人的住房需求是一套住房还是两套住房，通过“蝴蝶效应”会对模型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错误的结果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2008年开始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多政府缩减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减少消费，改变了总需求的很多变量，可是带来的是更大的波动，很多政府濒临破产。回到《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这样论述“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要增加其价值，没有别的方法。其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其二是提高已雇佣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指标都是总供给的变量，属于总供给的范畴。不管让经济如何波动，调整总供给远比调整总需求是更有效果，总供给增大，生产才会增大，失业才会减少，经济才会向上波动；总供给减少，生产就会减少，失业会上升，经济才会向下波动。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所作所为却正是在使总供给减少，所有导致了经济更快地向下波动，迟迟不能复苏。个人认为，在影响经济波动的各类因素中，总供给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其变动对于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
（三）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大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应该是货币超发，如果严格按照货币增长+货币流速增长=通货膨胀+实际GDP增长这个等式去控制货币发行，可能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全球的经济数据表明，有较高货币增长的国家，通货膨胀也较高。有些观点认为是总供给发生变化，影响了总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里完全忽略了货币的重要性，在供给和需求的关联中货币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供给影响需求还是需求影响供给，主要都是通过货币和货币政策来完成的。总共给变化或者是总需求变化，在具体数量上的体现主要靠货币数量。货币数量真正地影响着通货膨胀，尤其当恶性通胀开始时，每个人都不想要手中的货币，从而加速了货币流速的增长，加速了通胀的进程。举一个现实的例子：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严重，由于一战的赔偿问题，导致通胀率每周超过100%的幅度。物价飞涨，工人不愿意领取货币工资，工厂没有办法只好发给工人实物，用消费品直接换取劳动力。请注意当时总供给并没有多少变化，因为德国当时是社会主义体制，工人的数量没有变化。关键是总需求改变了，而这个改变不是由总供给造成的，是由赔款造成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总供给曲线基本是垂直的，在发生通胀时，主要是在改变货币的供应量。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但是总供给的影响不大。
二、结论
总供给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涉及参数和变量较多，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供给和其它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摸索，在现实的经济问题出现后，是改变总供给还是改变总需求，值得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和谨慎地运作。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侯杰.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6（02）
篇7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篇8
作者简介：何志强，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都610074
李一鸣，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成都610074
投资是一个相对宽泛、内容丰富的概念，但如果仅从产出角度看，主要是指物质资产投资。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投资或产业投资，与虚拟经济下的金融投资相对应。对投资、投资活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而在现代的经济学范畴内，投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研究视角：资本与投资
资本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本，并与劳动要素相结合，生产方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便成为经济研究最为基本的命题之一。由于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从关注资本过渡到关注资本的形成――产业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资本既然重要，资本形成过程――产业投资过程也就相应的变得重要。因此，资本和投资成为经济理论研究中两个相互联系而相对独立的视觉。
经济理论对资本与投资的研究往往包含在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一类基本问题就是生产的物质产品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投资形成资本，以实现效用最大目标，也就是最优资本积累问题。Barnsey(1928)率先从动态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了著名的Ramsey无限期界最优化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在Ramsey模型基础上，Allais(1947)，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Blanehard(1985)以微观为基础建立了代际交叠模型。[1]由于代际交叠模型可以研究个人寿命期间储蓄的总影响，进而研究最优资本积累问题，所以较Ramsey模型应用广泛。Ramsey模型和代际交叠模型都是从动态的角度，寻求最优资本积累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两类模型在处理投资与资本问题时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资本、资本形成――投资简化处理，这样就忽略了作为资本形成过程的投资行为与最终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处理方法出现在很多经济理论模型中。[1]由于资本形成(投资)和资本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结果，并且投资过程(资本形成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具有独立性。所以，研究投资行为过程本身及其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就是探寻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存量，进而探讨其对经济的影响。由于这一研究内容非常复杂，随着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也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投资行为，并利用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中微观层面认识投资运行特征进而认识资本存量及其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我国经济的关注，我们更在意对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的认识。吕炜(2000)[2]在其专著中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定义，认为资本具有阶级和功能双重属性，前者可以划入历史范畴而后者则划人技术范畴，而技术范畴的资本的本质特征是盈利最大化趋势。从技术范畴的资本化运动来理解我国整个经济转轨特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实意义就是认识到资本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技术性质的生产要素，所以在转轨经济中，资本是可以参与利润分配的。更进一步理解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目标的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低效率存量资本的调整，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这两种趋势下，经济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如何保证投资与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综上，当分析资本时更多地与总量经济的运行情况相联系，而分析投资时，更多地与投资主体行为、投资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资本和投资是两个有区别但同时又有联系的概念，从而形成两个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模型与现实
(一)简单加速模型
早在1917年，J．M．Clark将固定(实物)资产投资与产出联系在一起，认为投资取决于未来的产出需求，建立了简单的加速模型，也是研究投资行为最基础的模型，它是其他模型的基础。其表达式为：Kd=aY (1)
其中，Kd是合意资本存量，a是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Y是产出水平。合意资本存量指在增加的净资本能够以不变价格瞬时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家选择的资本存量水平。而实物资本投资一般不可能没有时间滞后性，即意愿资本水平不能立即通过投资实现，Koyck和Chenery等对(1)式进行了改进，认为资本对于投资来说是一个缓慢而富有弹性的过程，通过增加滞后系数，建立了弹性加速数模型。
(二)弹性加速数模型
其中，YP是GNP，bn=αβn，μ是误差项，N为滞后期。如果将利润或者现金流加入模型中在理论上将更具有解释力，因为企业或产业的投资受自有资金充裕情况的影响较大，而外部融资一般有较高的成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往往受到预期盈利能力的影响，所以将包括利润在内的现金流加入模型(4)而形成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三)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其中，CF是实际现金流，名义现金流：税后利润+资本消耗前的资本消耗折扣+存货价值调整，名义现金流除以投资平减指数便得到实际现金流，其余符号同上。(1)、(4)式主要差异表现在模型(5)不仅关注产出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也关注供给对投资的影响，如现金流、资金使用成本，将需求和供给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都纳入模型中，这是投资计量模型的一个重大进步。
(四)新古典投资模型
由于在投资行为进行中必然伴随有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
资本的供给价格，而价格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Jorgenson及其合作者将资本价格因素引入投资行为分析中，形成了最为有名的新古典投资模型：
其中，γ为产出中的资本份额，P为产出价格，c为资本服务租赁价格。结合上面的模型，得到如下可进行回归分析的计量模型：
为新增资本购买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为净资本税的真实融资成本，a为资本折旧几何比率，m为投资税收抵免比率，z为折旧税收减免贴现比率，t为公司所得税。
(五)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了上述基于产出的产业投资行为研究计量模型外，投资研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变化来研究投资行为，Bminard和Tobin(1968，1969)在Keynes(1936)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投资的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其中，I为本期投资，K-l为上一期资本存量，a为常数项，N为滞后期，m为系数，Tobin’s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与基于产出的模型相比，Q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更加完备和更有解说力，原因在于投资与Q对未来产出与价格的长期预期会有相同方向的反应，在预期真实资本有盈利能力时，投资与Q值都将上升，而预期悲观时投资将受到抑制，Ciceolo(1978)的研究表明投资与Q是正相关的。但在利用Tobin’sQ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有条件的，更详细的理论分析可以参看Hayashi(1982)[3](213―224)的文章。
Chirinko(1993)[4](875―1911)根据投资计量模型对动态(dynamics)的处理，将相关的投资计量模型分为隐式模型(implicit model)和显式模型(explicit model)。如果动态因素显示地出现在最优问题估计系数中且估计系数显式的与潜在技术和预期参数相联系，那么就是显式的，否则为隐式的。由于包括动态因素和未来预期的显式模型与实际的投资活动更加接近，所以能够更好地解释投资行为，To-bin’sQ模型是显式模型的典型代表，其余四个模型都是隐式的。当然，模型与现实之间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确定下的投资行为研究推进了现有研究，[5](54―65)在此不再赘述。
三、投资环境：制度与效率
从经济理论角度，投资制度环境可以简要分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各自所包括的投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如何在我们这样的转型国家建立一套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的投资制度成为转轨经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以投资和资本形成为工具变量，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方面以张军最具有代表性，其相关研究体现于其专著上[6]，认为我国经济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工业化”趋势，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力量”。此问题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绍济增长前沿组的关注，在他们的系列文章[7]中，对我国投资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20多年来，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
其次，对我国投资效率及其的相关研究。沈坤荣等(2004)[8](52―63)从金融发展视角考察了我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韩立岩等(2005)[9](77-84)利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我国1993―2002年间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化水平偏低。秦朵，宋海岩(2003)[10](807―832)从基于标准生产函数的投资需求模型出发，从投资需求所处的非均衡状态人手讨论了我国1989--2000年的投资效率特征，发现扩张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对投资需求有着强烈的影响，地区间投资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可见，投资效率有助于认识和解释现实经济活动的合理与否。
再次是对转轨经济中投资膨胀机制的研究。与计划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相比，我国转轨经济中仍然存在非市场因素影响的投资膨胀。易纲等(2004)[11]从产权逻辑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投资膨胀机制，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理论新意主要将转轨经济中产权不健全和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作为解释投资膨胀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因素，对于转轨经济投资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组(1999)[12](16―25)也认识到体制对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导致投资饥渴症，进而导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转轨时期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障碍，形成体系性紧缩。
综上，投资、投资效率是考察经济运行状态的好视角，如总量经济波动、资本市场运行、区域投资差异等，但如何设计制度保证高效率投资的实现，是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的必然归宿，特别是对于转轨经济。所以，转轨经济的产业投资制度是当前投资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好的投资制度才能保证投资的顺利进行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这正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未来研究方向探讨：投资制度、演进博弈与GES生产函数
尽管产业投资制度对投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内容较少，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济里由于投资活动属于投资主体自己的事情，不存在统一的投资制度安排框架，政府要做的是要保证投资活动的自由、流动，投资制度设计思想及其研究相对模糊；其次是投资内容的广泛性，主要表现为投资可以通过金融、会计、企业、宏微观经济等多个角度来研究，缺乏
统一研究视角；再次是投资制度研究方法，由于当前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身缺乏一致的理论模型，[13](143-150)投资制度研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式。下面从研究方法角度，尝试性的探讨投资制度研究可能的方向：演进博弈分析和CES生产函数。
(一)转轨产业投资制度与演进博弈分析
面对产业投资制度分析的难题，笔者认为一种新的制度分析方法――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转轨产业投资制度，这方面青木昌彦等(2005)[14](1-21)已经作了尝试性研究。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参与人理性做了严格的假设，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就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而言，“完全理性”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假设，而博弈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纳什均衡难以实现。演进博弈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完美理性假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一种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信息调整判断与改进策略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方的预见力和判断其他博弈方的情况要求较低，并且允许犯错误，这种理性被称作“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Friedman(1998)给出了设定演进博弈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高的支付策略会随时间逐渐取代低的支付策略；博弈中存在惯性；博弈参与者并没打算系统影响其它参与者的未来行动。[15](15-43)而演进博弈的其它限制条件，如大群体、有限理性、随机配对、可观测策略等都没必要。演进博弈分析制度相较于非合作博弈有另外一个优点，演进博弈强调惯性(inerti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受起点的影响，而用“休克疗法”式思维来理解和进行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因为制度是一个“演进”式变迁过程。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影响转轨投资制度演进的基本因素、博弈均衡下制度的特征，进而从制度设计角度使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向着利于提高产业投资效率方向演进。
(二)CES生产函数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实证分析
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主要表现为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在研究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可以用来检验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设计运行效率情况：不同投资主体在转轨经济中投资地位的变化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可以概括转轨经济中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这通过CES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大小变化体现出来，进而检验投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CES生产函数规范的表达形式为：
Arrow等(1961)在其经典文献首先分析了一类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也就是CES生产函数。与单位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不同的是，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要素K、L之间的替代尽管其数值不变，但其替代弹性并不为1，也就是说不同经济体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时间段间要素替代的弹性可以不同或变化，这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内容，这主要通过(9)中的参数ρ变化体现出来。P的原始含义是要素替代参数，定义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1/1+ρ，表示资本―劳动比率每上升1％，厂商将用相对便宜的资本代替劳动，资本―劳动比提高σ％。所以，σ的大小可以说明一个国家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当σ越大，说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替代对价格的变化越敏感，要素市场相对完善、要素市场相对完整。反之，当σ越小，说明一国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或者经济单位并没有追求效率最大化，在生产中的要素选择存在偏差。所以，σ(或p)的大小可以用来评价一国资本―劳动配置效率的高低。[16]
可以用CES生产函数来考察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及其效率，主要的变化是用非国有投资I和国有投资IG代替函数中的劳动L和资本K，有投资效率生产函数：
其中，Y是产出变量，可以是CDP，也可以是利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产出指标，IG国有部门经济产业投资，I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A为除产业投资以外使产出效率提高的其他因素，a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参数。在变形后的模型中，η表示产出一投资系数，令I/IG=i，即非国有和国有投资比值。
将ρ变形表达为决定弹性系数的变量：
其中rG和r分别是国有和非国有产业投资绩效。在此，σ可以理解为非国有―国有投资的替代系数，在国有―非国有投资效率比值每下降1％时，非国有投资的比重会增加σ％，所以它是一个反应系数，当其越大说明这种替代越有效，进而表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遵循效率原则，更具效率和市场性，反之则说明投资制度存在阻碍投资向高效率转化。进一步，可以利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间投资替代弹性的差异考察投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相应效率。
上面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利用演进博弈方法、CES生产函数对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及其变迁效率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笔者及其合作者正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期能够加深我们对转轨产业投资活动的理解。如果将Chirinko(1993)认为未来产业投资需要研究的内容[17](73-124)――金融结构与流动约束、公司及其投资决策的扩展、投资动态性，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研究结合，可能形成转轨经济投资研究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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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84-03
一、引言
费用粘性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本研究。传统成本理论将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并且只得出变动成本与企业业务量存在单纯的线性关系，而忽视了方向问题。当管理者决策被纳入研究范畴时，学者们才发现成本在随业务量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边际变化率会因业务量变化方向上的差异存在不对称性，表现出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这种性质就是费用粘性。有关费用粘性的众多文献中，以管理者决策为视角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而针对管理者决策影响因素之一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与费用粘性关系的探讨却很贫乏。因此，文章将结合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从而使费用管理的方法得到进一步拓展。
二、文献回顾
有关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国外最早由Anderson等（2003）通过研究美国公司的销售费用后确认了费用粘性的存在，并认为是管理者的谨慎造成了费用粘性，这种谨慎性表现在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会犹豫是调整生产还是维持现状。Chen等（2008）从委托角度，提出“帝国”建设的动机与费用粘性正相关，管理者对公司的治理强度与费用粘性负相关。Dierynck与Renders（2009）讨论的高管收入与费用粘性关系的结论揭示出当高管掌握的薪酬控制权越小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就越会选择立刻减少生产资料投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的降低。Kama和Weiss（2010）还发现管理者在不掺入个人私利的情况下，策略选择的不同对费用粘性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为了规避盈余减少所做的决策与费用粘性就存在负向关系。
孙铮、刘浩（2004）首次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结论，他们认为机会主义是导致费用粘性存在的主要因素。刘武（2006）加入宏观经济增长等可控因素后，发现费用粘性会因行业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的费用粘性现象显著，而在房地产业则不明显。刘彦文、王玉刚（2009）的研究成果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历史费用及资本密集度与费用粘性存在紧密联系，而且他们的关系会随着时期的延长而表现得更显著。万寿义、徐圣男（2012）针对管理者自利行为与费用粘性的关系作了分析，最终得出两者正相关的结论。然而我国有关费用粘性的研究极少涉及管理者决策影响因素之一的高管薪酬激励，因此文章以此为视角探讨两者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于中国外在宏观经济环境、内在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企业难以及时调整收入与费用比，进而出现费用的变化幅度同收入的变化幅度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业务量上升时费用增加的幅度要大于业务量下降时费用减少的幅度，从而导致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的普遍存在。因为国有上市公司支撑着我国许多支柱产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它已经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很可能也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据此文章提出H1假设：
H1：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
高管薪酬激励通常包括货币性薪酬激励与权益性薪酬激励两种方式，由于中国货币性薪酬激励模式比较成熟，因此文章以高管货币性薪酬占两种薪酬激励方式总额的比例来衡量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货币性薪酬激励使管理者更注重短期利益，所以当业务量下降时，薪酬激励水平越高的管理者，就越会立刻调减生产资料，使费用减少量尽量保持在低水平；而当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管理者因没有利益驱动而习惯做滞后调整，这就使得费用减少量处于高水平，由此文章提出H2假设：
H2：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我国于2007年开始实行新会计准则，且至当年年末，高管持股的上市公司形成一定规模，为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及高管薪酬激励的可研究性，文章选取2008—2011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经过如下筛选：（1）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2）剔除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两者和比上年变化幅度大于100%的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变化幅度大于100%的公司；（3）剔除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两者之和大于营业收入的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及有异常值的公司，最终得到1 096个样本数据。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文章利用Excel和SPSS17.0软件完成数据处理与回归分析的过程。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EVit和Revit分别表示销管费用及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EVit和Revit的平均值分别为0.161和0.155，说明销管费用增长幅度要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这可能是费用粘性存在于国有上市公司的体现。WSit的平均值为0.828，说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是以货币性薪酬激励为主；标准差为0.289，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货币性薪酬水平差异较小。LIit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959和1.003，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公司间负债水平差距较大。GDPit的平均值0.155和标准差0.041说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2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同销管费用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因素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与之正相关，营业收入的下降与之负相关；销管费用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存在负向关系，而与负债水平不相关，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除了负债水平，其他因素都对销管费用增长率有影响，其中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来作用管理者决策，进而影响费用变化率，即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销管费用增长率越低，这种现象可能是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的表现。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和负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GDP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和负债水平越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营业收入的增长就越快。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与负债水平和GDP增长率没有表现出相关性，负债水平同GDP增长率同样不相关，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不受公司负债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公司负债水平的影响也不大。
（三）回归分析
表3是回归结果。模型（1）、（3）、（5）的Adj.R-sq值均较高，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较好。模型（1）中β1和β2分别为0.489和-0.183，而且均显著，所以当营业收入增加1%，销管费用就增加0.489%，营业收入减少1%，销管费用就减少0.306%，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模型（3）是在模型（1）上加入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β3为0.092，是正数且显著，说明高管货币性薪酬比例越高，费用粘性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确实产生负向影响，而且模型（3）的β2值-0.264小于模型（1）的β2值-0.183，说明加入高管薪酬水平变量后，国有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现象表现得更显著。
模型（5）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负债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两个控制变量。其中，负债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宏观经济增长率在显著水平下与费用粘性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可能是文章选取样本的范围和年份的局限性造成的，而且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国将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作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在国家的积极调控下，管理者应对业绩下滑也能迅速做出调整，保证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从而使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加入控制变量后，β2由模型（3）的-0.264降到模型（5）的-0.433，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表现更显著。β3也由原来的0.092上升到0.126，说明控制变量影响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负向影响也体现得更明显。
五、结论
文章以实例探讨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的现象，而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高时，管理者面对业务量的下降会立即缩减生产资料的投入，使费用粘性处于低水平；而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应对业务量的下降，管理者通常会采取滞后调整策略，进而造成费用粘性处于高水平。因此，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那么国有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节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即调节高管货币性薪酬在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中的比例来影响公司费用粘性水平。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会选择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面对业务量的下降，公司会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想要立即缩减生产来降低费用粘性，这时就可以通过调高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实现；若是业务量下降时公司认为经济前景较好而准备等待业务量回升，想要通过滞后调整来提高费用粘性，也可以调低高管薪酬激励中的货币性薪酬水平来达到目的。希望文章探讨的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可以为管理者决策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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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压力减小
谢伏瞻认为，判断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最关键的因素是看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供求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总的供给不够，总需求过旺；是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了，天天物价总水平都在涨。现在不是这样，除了猪肉、鸡蛋的价格在涨以外，居民的基本生活物品当中，还有很多是在降。例如，大商场里服装经常是跳水、打折。还有，汽车的价格也是在下降。再比如说通讯，接听电话不用付费了，这都表明支出是在下降的。所以应该说，目前的物价上涨不会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和谢的说法相似，国家发改委官员在国务院新闻会上也公开否认了宏观经济有明显过热趋势。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达到11.9％，但是未来经济过热压力却在减小。”这位官员称。
过热苗头
尽管官方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是正常的态势，但已经有过热苗头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从央行加息和国务院减免利息税两条消息在同一天，完全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担忧。
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的话说，国民经济再次呈现增长“偏快”的趋势，宏观经济运行再次面临由“偏快”向“全面过热”转化的风险。
在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又出现通胀压力有所加大、资产泡沫由房市向股市蔓延等新问题。
面对“偏快”的宏观形势，央行采取了今年第三次加息的措施，同时国务院决定减征利息税，但是物价上涨的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有专家表示，核心CPI已经存在趋势性上升的迹象和条件，从明年及以后看，核心CPI上涨有可能主导整个CPI上升。中信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诸建芳提高了CPI预测数值，由原来的2.7％～3.0％提高到3.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建芳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从“低烧高热”的状态走向“高烧高热”的危险系数正日益增强。
核心CPI抬头
从迹象来看，核心CPI抬头上升的态势表现在多方面。
家庭设备和医疗保健类价格已经由过去几年的持续下降转为小幅上涨，衣着和交通通信类价格下跌幅度不断收敛，已处于由负变正的边界。
衣着类CPI在持续近100个月的同比下跌之后，于2006年11月首次同比上升0.1％。交通和通信类的价格指数与衣着类如出一辙。受原材料(如铜和钢铁)价格上涨的冲击，家庭设备用品的价格也在反弹的轨道上爬行，而且同比上涨有加速的趋势。
医疗保健类和烟酒类CPI走势在2004年二季度之后则与家庭设备用品大同小异。居住类CPI的同比增幅略有回落，但仍然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而且水、电、燃气、房租、建筑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发生传导效应，居住类CPI的增幅同样也会上升。
从条件来看，目前已经具备核心CPI趋势性上升的环境条件。迅速增强的消费支出、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胀预期逐步提升，这三个因素将成为核心CPI上涨的支撑力量。
偏快主因
在CPI上涨的同时，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态势。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偏快”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认为，在持续紧缩的宏观背景下，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运行出现反复性“偏快”的根本症结在于持续性流动性过剩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扩张，这两股强大力量的结合给宏观调控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突出是造成经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难以缓解并不断累积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表示。
尽管已经加息和减税了，但很难改变经济高增长趋势。这从前几次加息的效果可以看出端倪。
在经济进入本轮上升周期以来，2004年至今，央行总共实施了6次加息，其中，2004年1次，2006年2次，而今年是央行加息最频繁的一年，至今已有3次。
加息的步伐与本轮经济反复出现三次“偏快”相一致，即2004年上半年、2006年上半年及今年上半年再次增长偏快，但经济运行中原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开始显现，调控效果也低于预期。
此轮经济之所以反复偏快，且调控效果难尽如人意，其原因在于“三过”等经济失衡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引起国内产能大幅增加，并推动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而出口快速增长又造成顺差过大，并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同时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引发国外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和贸易顺差则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导致国内资本市场迅速膨胀，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并相互传导。不断加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是造成“三过问题”的主要原因。
国际经验表明，高增长低通胀格局下往往伴随着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虚拟经济繁荣恰恰弱化了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时货币政策往往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忽略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这方面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在当前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又伴随虚拟经济持续繁荣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股票价格波动纳入重点考察和调控范畴，以及提早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导致的金融和经济风险。
政策建议
发改委的专家建议，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有效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未来一段时间，应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重点运用利率政策，抑制投资及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同时，要把节能降耗作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适当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发展。
总体来看，过去几年中，受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利率平价因素制约，央行利率工具的调控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美元尚未转入降息周期，因此，央行利用利率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明显提高。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如果考虑到未来一个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预期后续调控措施仍将陆续推出。在中长期内，汇率的升值步伐可能逐步加快。在短期内，加息、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可能陆续推出；收紧信贷和土地供应，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围绕节能减排等目标进行的市场准入控制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篇11
一、宏观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
(一)货币流动性的外延不断扩大
随着金融资产的膨胀,货币流动性的概念及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 融资产被纳入到广义货币的范畴,这使得货币与非货币金融资产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增强,这 种替代效应会对货币供应量统计及货币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货币流动性的外延变化迫使很多国家不断修改货币统计口径。从1971―1984年,美联储共修 改了7次货币供应量指标,货币指标发展到M1、M2、M3、L和 Debt五个层次。最广义De bt包括 了各种信用形式在内的社会总信用量,即社会可贷资金总量;③我国在2001年把非银行金 融 机构持有的客户保证金纳入广义货币供应量。可见,货币流动性外延的扩大加大了货币计量 的难度,也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不断下降,传统的货币层次划 分和统计越来越难以反映出实际的流动性状况。 货币流动性的外延变化还导致货币两种职能的比例结构发生了变化。执行媒介职能的货币是 以现金、可开支票的活期存款形式存在,这部分货币一般归于M1,主要用于购买商品;而 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M2-M1)则是以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长期存款 等形式存在,持有这部分资产的目的主要是积累财富和保值增值。货币流动性可以在不同层 次的货币间相互转化,使得货币两种职能的比例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执行资产职能 的准货币内涵扩大,以及准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见下图)。
各种形式的准货币像一个自发吞吐流动性的“蓄水池”,可以随时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吸 纳流动性,这样,尽管当期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转入静止 状态,暂时未冲击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过多的流动性都是威胁经济稳定的隐患,④因为 在 短期内经济形势稍有变化,这些流动性随时可能由闲置货币转化为流通中货币,届时就像决 了堤的洪水一样冲向市场,急剧增加总货币流通量或流入实体经济,引发通货膨胀;或流 入金融市场,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即所谓的“资产通胀”(Asset inflation)。反之,当 大量货币流入闲置状态,会引起总货币流通量的极度收缩,出现流动性不足和通货紧缩。可 见,流动性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出现,容易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二)总体流动性的不稳定性
总体流动性水平是在狭义流动性基础上增加证券化债务及金融衍生品在内的具有高流动性的 金融资产,这部分资产更多地代表着市场所创造的流动性。总体流动性在不同状态下变化较 大,具有不稳定性。瞿强认为,在信用债务链条中,可以有多种资产或“支付承诺”在现实 中充当“交易媒介”,但是这些资产本身却不具备价值标准与最终支付手段这双重 性质。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对它的信任消失后,经济体系立刻出现不稳定状态,那些替 代性的交易不再被轻易接受,将会出现“对流动性的争夺”,人们 将争夺那种代表最终支付手段的特殊资产。[1](149)吴晓灵认为,当危 机发生时 ,我们看到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仍有着本质的区别。货币的价值在其背后是以国家信誉为保 证的信用,虽然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可能影响其购买力。银行存款在有存款保险的范围内, 也是可以保值的。而对于其它金融资产,其价格都有可能跌破面值。[2](14)
总体流动性的不稳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短时间内宏观经济出现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 的逆转。在非危机状态下,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流动性较高,被纳入广义货币范畴中,导致 社会总体流动性增加,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然而,危机发生时,之前具有较高流动性的 非货币金融资产出现价值缩水,交易萎缩,市场流动性下降,进而导致社会总体流动性下降 ,出现流动性紧缩的局面。
二、微观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
(一)市场流动性的多变性特征
市场流动性可以理解为投资者在几乎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迅速达成交易的能力,这往往与市 场交易量、交易成本、交易时间等因素有关。John Eatwell(2008)认为流动性就是对于同 一项资产,在同一个价格,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在战略、信息、判断等方面的差异所产生的不 同的投资行为,即买和卖,流动性便是由此产生,他把这样的市场称为异质化(heterogeneo us)市场。另一种是同质化(homogeneous)市场,即在同一价格上大家都愿意买或都愿意卖 ,这样的市场是没有流动性的。若大家都愿意卖,没有人愿意买,流动性危机便产生了。 ⑤
近年来,由于金融体系内风险管理的理念、技术和经营战略趋同,以及采取同样的会计准则 ,导致市场的同质化取向增强,金融体系内在的流动性风险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当信心崩溃 时,将产生自我实现型的恐慌。Persaud提出“流动性黑洞”的概念,用来描述金 融市场在短时间内骤然丧失流动性的一种现象。[3](3-4)具体而言,当金融机构 从事市场交易时,由 于外部环境变化、内部风险控制的需要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会在某些时刻出现金融产品的 大量抛售,而交易成员由于具有类似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目标和交易心态,会同时存在大 量抛售的需要,此时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市场流动性骤然消失,被抛售资产的价格 急速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性状况,最终出现市场和机构的流动性 好像瞬间被吸收殆尽的现象。
(二)银行资金流动性顺周期特征
本文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率来表示“银行资金流动性”,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是影 响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因素。银行信贷行为呈现出顺周期性特征,即当经济繁荣时,信贷需 求旺盛,较低的资金成本和商业银行的竞争很容易助长信贷冲动;而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因 为担心贷款质量下降和还款违约增加,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因此,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征 加剧了银行资金流动性的变化,并与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呈现较强的契合性。
三、不同层面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银行资金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具有较强的联动性:一方面,银行通过多种途径来支持金 融市场的流动性,如参与证券市场、承担各类证券交易的现金结算部分、为短期证券尤其 是商业票据的持有者和发行者提供流动性保险等,当银行资金流动性增加 ,商业银行采取信贷扩张政策,可以直接增加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并且还可以通过增强投 资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间接地提高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银行也在多方面通过金融市场 来增强自身流动性,或者说银行在提供资金流动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市场流动性。例如通过 发行由抵押贷款或其他贷款作为担保的债券 ,银行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一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进行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银行的经营 模式由“发行――持有”转为“发行――出售”,通过贷款证券化,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增加 ,可以突破资产负债表和监管性的资本充 足率的限制发放更多的贷款,银行的贷款规模出现自我膨胀,从而信用创造功能进一步增强 ,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另外,银行通过发行各类短期证券管理其自身的流动性头寸,当需 要满足存款净流出的资金要求时,可通过将这些证券直接出售或进行证券回购来获得流动性 。
可见,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联系密切,缺乏银行资金流动性会削弱市场的顺利 运作,而市场流动性不足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紧张,并且这种关联现实地表现为流动性 的“自我强化”,容易出现“流动性螺旋”(Liquidity spirals)。⑥而一旦流动性螺 旋 的运行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断裂,流动性的膨胀将戛然而止,整个经济体的流动性将迅速 掉转直下,朝着紧缩的方向螺旋式下降。这一过程已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金融市场、银行体 系和整个宏观层面的流动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二)微观层面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1.市场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 宏观层面的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充裕的货币流动性能够降低做市商的融资成本 ,为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有利于提高整个市场流动性;反过来,市场流动性水平的 高低也会影响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使得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严重 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更重要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日益成为重要的资金 融通渠道,其所创造的金融衍生品在过去几年对信用创造的作用非常大,成为一种新的流动 性创造形式,这些金融衍生品被纳入到广义流动性的范畴,而这部分流动性对市场变化敏感 性较强,使得宏观总体流动性的易变性增强。 宏观层面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的纽带是投资者的信心和金融创新,这正是为什么在次贷 危机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创造出更充裕的货币流动性,以缓解对市场 流动 性的冲击。然而,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和证券化产品的崩溃,使得宏观货币流动性并不能有效 转化成市场流动性,出现社会总体流动性紧缩局面。
2.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会经由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而向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传递,而银行体系 的资产是宏观货币流动性的最直接的载体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但宏观层面货币 流动性变化对银行资金流动性的影响,通常还取决于银行对未来经济情形的判断和信心,例 如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微观层面,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增加,商业银行则出现惜贷和信贷紧缩的局面。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流动性的变化特征,包括不同层面流动性的特征和相互作用的 特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不同层次流动性测算的结果为本文的分析 提供了实证方面的支持。[4](49-5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考察M2增长率 与上证市场的周转率之 间的相关性,样本区间为1993年1月到2008年2月的月度数据,因果检验发现在第4到11期,M 2的增长率显著影响上证的周转率,而在15期以后,上证周转率也影响M2的环比增长, 这说明 宏观货币流动性是微观市场流动性的基础,而从长期来看,市场流动性也会反作用于货币流 动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不同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和相互作用使得社会总体流动性的易变性增 强,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流动性的发展和变化也给各国政策当局的宏观调控带来 巨大的挑战。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流动性管理,降低流动性变化的风险
1. 中央银行需要把握货币内涵的变化,关注社会总体流动性的变化。 经济中的流动性逐渐超越银行体系货币量的范围,演变成为一种“总体流动性”,它不仅包 括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还包括各种金融资产的存量,并且有时更取决于金融资产流量的变化 。中央银行必须关注广义流动性的变化,也即可交易的信用总量变化,增加对流动性水平的 控制范围和力度。市场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状况、货币环境、金融市场环境、金融创新以及中 央银行持有的官方储备的增长都是影响流动性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流动性调控中 ,中央银行必须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金融环境变化进行全盘考虑。
2. 完善对市场流动性风险的监测。 市场流动性具有易变性特征,其变化会影响总体流动性的变化,因此应当建立市场风险偏好 指数与动荡指数来对其进行即时监控。⑦建立监测市场中风险积累程度的信息变量指标, 这 些信息变量的作用在于帮助识别那些由于风险敞口共性及敞口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危机,用 来预警市场危机。把这些变量纳入到对宏观流动性的监测体系中,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 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
3. 加强各层面流动性的管理和建设。 对于宏观层面货币流动性,中央银行具有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能。除了加强对流动性的日常监 测管理外,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为防止信心的非理性下挫,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注入流动性 ,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局面。中央银行必须建立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增强市场稳 定。 对于微观层面的流动性,一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设置综合指标体系加 强对流动性状况的监测分析。其中,定量指标包括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 口率、存贷比例等。定性分析包括资金来源的构成、变化趋势和稳定性等;对于金融市场流 动性,应该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增加市场流动性,改善市场基础设施 ,如交易平台和支付结算系统,这有利于更好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和结算流程。
(二)政策当局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策略
1. 协调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间的矛盾,加强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防范。 现代微观资源配置方式与宏观金融稳定之间容易出现矛盾,例如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 创新工具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微观经济主体风险的同时,放大了货币流动性,削弱了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带来新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主要是针对微观金融主体的监管 要求和现有金融监管措施,如监管机构通过鼓励金融机构运用类似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使 得市场行为趋同,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 这一矛盾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带来巨大的挑战,政策当局在制定政 策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研究单个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和市场动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减少冲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如系统 性风险监管理论框架应考虑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特别是关注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后果 的关联性,而不单单把宏观数据加进预警指标体系。
2.关注金融体系顺周期特征,建立宏观金融审慎框架。 现行的监管政策所引起的顺周期问题,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监管部门应该设计逆周期性的 监管制度,比如修改目前的巴塞尔协议,采取逆周期资本要求,引入动态计提准备金制度, 明确不同金融机构杠杆率的边界、改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并通过鼓励 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方法形成市场行为的多样性,针对不同的风险做出不同的资本要求。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如资本充足率要求)缺乏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周期功能,不能有效 解决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关注金融 系统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多地监测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脆弱环节,改善监管机构 的宏观压力测试和风险预警能力。
3.建立以“流动性”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
(1)货币政策目标需关注资产价格,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从流动性的变化特征来看,宏观层面流动性与微观层面流动性相互作用,并且宏观层面总体 流动性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微观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因此,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金融市场的流 动性,并将该市场的资产价格及其稳定性纳入到政策目标体系内,从而形成以“流动性”为 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泡沫的暴跌会严重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实体经济产 生严重冲击,从而影响货币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央银行应该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在货币政策中前瞻性地考虑资产价格波动及其影响,建立与金融资 产价格波动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对多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后,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强调政策干预的对称性。 各国中央银行对于资产价格泡沫通常采取一种非对称的干预,即只在资产价格暴跌时提供 流动性支付,而在资产价格明显不可持续的被抬高时采取一种容忍放纵的态度。其理论根 据在于,精确地识别泡沫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是在事后,也就是泡沫破灭之后才能确认它的 存在。但大量经验事实表明,非对称的货币政策容易强化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加剧金融系 统的不稳定性。 针对金融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均衡的政策反应,政策的干预应该是 对称的。一方面,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削弱了金融系统的清偿力时,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为 市场提供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明显不 可持续地被抬高时(甚至是逐渐而不是立即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时),信贷增长过快,中央 银行应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的信用控制。
(3)改进货币政策 中介目标。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无论是数量工具还是价格工具,应该兼收并蓄。对于数 量工具,包括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以及整个信贷总量的控制,对维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十 分重要。可以借鉴欧洲中央银行的双支柱目标,把货币分析和经济分析相结合,⑧综合反 映经济形势的变化。
注 释:
①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部门,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 将其单独列出。关于流动性的不同层次,现有文献有使用“银行体系流动性”,并用超额准 备金来表示。这一思路偏重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而非银行体系的资产存量(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8)。为区别起见,本文使用“银行资金流动性”,选择与金 融周期密切相关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率来表示。
②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把流动性定义为不同口径的货币 信贷总量。该报告还认为,银行承兑汇票、短期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货币市场基金等其它 一些高流动性资产,都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而纳入不同的宏观流动性范畴。
③转引自郑先炳《西方货币理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P339-340.
④转引自邱崇明等《入世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变化与对策》.《金融研究》[J]2003 .5.P55.
⑤转引自曹理达等《金融危机下的改革新思路》.《21世纪经济报道》[N]2009.4.27.
⑥转引自Markus K.Brunnermeier and Lasse Heje Pedersen.2008.“Market liquidity an d funding liquidity".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Dec.P1-28.
⑦风险偏好指数由四个分项指数构成,包括:成交量、换手率、周期性板块相对于防御性板 块的表现、长短期债券利差水平。四个分项指数经过标准化后叠加可以得到反映风险偏好的 一个综合指数;动荡指数是一种全新的衡量金融风险的方法。利用多元距离测算办法,剔除 资产收益率随机波动的影响,考虑了相关收益率结构的变化,最终反映事件驱动性市场风险 变动。
⑧欧洲中央银行的双支柱包括:一是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主要是以M3为货币供应量监 测指标(M3=M2+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单位与票据+原始期限为2年以下的债权凭证);二 是经济分析,着眼于短期价格稳定,关注广义的物价及成本指数变化、总产出、总需求、劳 动力市场、汇率、国际收支状况、金融市场指数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变量。两支柱交叉检验、 相互印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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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of Liquidity Change and Policy Implication
Xiao Qi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liquidity”fo 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liquidity and excess liquidity, the measur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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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只有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近两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大约110万个就业岗位。5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3)，中国经济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4％。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增长率的潜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采取何种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不超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可持续性和潜在路径三方面的范畴，本文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
经济特征既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提出和验证假设，进行逻辑分析或者数理建模，最后通过研究提出对这种特征进行改进的对策建议。图1反映的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献针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多角度的详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
(一)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周期划分方面，刘树成利用1953-1995年数据，按照“谷―谷”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九个周期，并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认为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点：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而改革后波动状态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缓”型转变。袁志刚、何樟勇在刘树成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从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
从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方面，刘树成认为，从建国以来到1992年，我国经济波动表现出在波动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时间长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适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张军认为，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特别是自1994-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度波动趋势可能已经被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献从产出缺口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如郭庆旺、贾俊雪在估算中国潜在产出过程中发现，1978-200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出现波动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产出缺口波动比较剧烈而且频繁；1996年特别是1999年以后，产出缺口变化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我国产出缺口扩大的势头明显趋缓，但在2002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遏制经济下滑、治理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考察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新方法开始出现，黄赜林利用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和政府支出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刘金全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货币等名义量值波动密切相关，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波动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进出口波动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的贡献为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占10％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贡献。王小鲁利用生产函数对1953-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经济增长”，主要应是外延型增长。世界银行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短期的关系，刘霞辉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来研究经济波动，认为中国经济虽保持了整体的高增长速度，但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中国经济正是由于人为干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既定路径，使得经济系统出现不正常的过度波动，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的常态。
袁志刚、何樟勇从供求关系和增长方式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常态特征，认为在传统体制下，价格体系僵化，“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一短缺一进一步粗放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形成这种常态的机制在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规模目标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饥渴，使得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态。在经济转轨初期，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放开，经济开始并长期处于“经济扩张冲动一瓶颈制约加剧一通货膨胀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一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一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的宏观经济运行。1997年以后，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转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货紧缩趋势持续出现，此时宏观决策层通过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但是仍未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的现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和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一个经济减速发展或者调整的过程。江小娟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上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长过程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李扬、殷剑锋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
率。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解释力有限。杨认为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据此认为，东亚依赖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虽然增长速度会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可保持快速增长，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有利条件
杨多贵等较乐观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五大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上升的增长时期；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正日趋完善；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正不断提高竞争力；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观念已经确立。
但是，更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方式背后蕴涵着高昂的发展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高增长的潜在困难。李善同认为结构性因素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张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从供给方面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鲁认为，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体制缺陷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且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江小娟进一步扩展了王小鲁和李善同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难度体现在：一是原有支柱产业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升级，而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二是体制因素抑制经济增长，如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范围的企业重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等。张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来考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过快上升。
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经历了25年的持续高增长，形成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一高储蓄的循环发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资一高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短期内高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有高额成本的高投资一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高坏帐、高污染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短期内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宏观收益和宏观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十一五”期间粗放式经济扩张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内涵与计算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潜在增长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假定下，默认了潜在增长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去测度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为了找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过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层面的估计
刘迎秋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探讨潜在增长率的存在区间，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为9％，下限为6％。左大培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刘国光根据20世纪80-90年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10％，过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实，估计2000-2010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10％之间。王诚指出，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程晓农则认为，8％为无利润增长点，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率和大面积亏损的两难窘境。
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在长期内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状况将得到扭转；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郑斯林等预测，如果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能够处于常态，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层面的计算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课题组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的波动则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作用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因此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判断值，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李善同等通过开发动态递推CGE模型DRCCGE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依次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预测中国“十一五”期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间增长的首要动力仍为资本积累。
近年来很多新方法也相继引入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中。如陈玉宇、谭松涛从产品市场价格出发，解释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验证稳态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SIRG在9.8％左右。刘金全、佟新华检测了中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业条件下自然率为8.7％，宏观调控和谐有效条件下自然率为8.6％，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条件下自然率为8.1％。张鸿武在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1992-2004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4年间季度GDP的潜在增长率为2.25％，折合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并认为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标准。
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小结及简评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现在的资源瓶颈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是寻找、验证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并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上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见解：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的十周期划分法及对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稳发展态势的分析是很科学的，但是对于其时间分割来说，笔者认为选取1994年较之刘树成所选取的1992年要更为合理，因为在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保持回落态势，但是它并没有回落到后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路径，这个增长的平稳路径应该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时间分割点更为合理。
第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分析，力图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产量和产值最大化。但是，当今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而经济增长中考虑需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应着重研究总需求不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的机制，力求谋求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经济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们生活的中间目标而已，最终目标仍然还是追求人们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增长的福利性评估。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并非同一，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不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篇13
JEL分类号：G10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69-08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我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合格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参与者，承担着调节货币流通和货币供应量，调剂银行等市场交易机构之间货币余缺以及金融机构货币保值增值三大职能。2011年，我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累计成交109.2万亿元，为同年深交所各品种交易总额的5.7倍、上证A股市场的4.6倍、债券市场的1.6倍、上海期交所的1.3倍，交易规模遥遥领先其他金融市场。无论从成员类型、市场职能看，还是在交易规模上，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均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而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隔夜品种交易量占比逾七成，是我国金融机构在获取流动性时最常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国回购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中最基础的交易产品。显而易见，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乎我国金融市场能否顺畅、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快速发展，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增强，市场交易利率波动加剧，市场流动性大起大落现象频现。以2010年至2011年三季度为例，央行连续推出上调准备金率、正回购等从紧的货币政策。各项紧缩工具的运用使我国宏观货币条件逐步恢复常态，同时也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直接影响。特别在存款准备金上缴日前后、每季度季末等关键时点，市场成交利率和交易量波动剧烈，多次出现隔夜回购利率飙升、中小商业银行资金筹集困难等现象(见图1)。整个市场流动性减弱、系统性风险上升。2011年四季度起，央行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市场紧张程度依旧超出市场预期，回购成交利率依旧频繁大幅波动，人行清算窗口多次开启。
有鉴于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的重要地位，如何科学度量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流动性、正确判断市场流动性现状，继而有的放矢、将市场流动性控制在合理水平，对市场监管者而言尤为重要。然而，从已有文献看，我国对流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货币层面、银行体系、股市或债市、资产组合等方面，涉及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的研究相对有限。
二、文献综述和相关概念阐述
(一)流动性相关文献综述
1、流动性定义的相关文献。
通常认为，最早的流动性描述定义由Keynes(1930)在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时提出，即如果一种资产与另一种资产相比“更容易在短期内不受损失地变现”，则该资产比另一种资产更具有流动性。从这一描述性定义可知，早期的“流动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包含着对资产变现时间和资产变现价格的双重要求。此时，所有资产均具有流动性，货币被视为是最富有流动性的资产。继Keynes之后，Black、Amihud、Schwartz等西方学者从交易成本、等待时间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流动性给出了多种定义。近年来，流动性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公司金融、银行管理以及市场结构等诸多领域。
研究领域的差异，使研究者对流动性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人民银行撰写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流动性被划分为市场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两个层面的概念。《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某个具体市场的流动性，就是在几乎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迅速达成交易的能力：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流动性被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银行承兑汇票、短期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货币市场基金等其它一些高流动性资产都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而纳入不同的宏观流动性范畴。
考虑到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和货币创造方面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8)根据主体不同将流动性进一步分为市场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货币流动性三个层次；其中，后两个层次的定义关注总量变化，第一个层次(市场流动性)则强调变现能力。由于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本身不具备货币创造能力。只能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改变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间接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流动性属于市场流动性范畴。
2、市场流动性测度的相关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