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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的魅力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2 17:42:46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茶艺的魅力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茶艺的魅力

篇1

春雨像一位性急的小朴少,迈着匆匆的脚步来到了茶乡,“淅沥沥”几场过后,山变润了,泛起大片大片碧玉般的青绿。田野低洼处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池塘,满是波光鳞鳞,霎时间蛙声阵阵,响彻四野。一大早起来,火烧花光秃的枝桠上便开满了橘红色的花朵,像火焰一般,从树脚到树梢熊熊的燃起来,引得几只蜜蜂和小鸟在花蕊中间贪婪的吸食着花蜜。山坡上,一台台茶地顺着山势直往上爬,像一架天梯,一直通往高高的被云雾笼罩着的山顶。积蓄了一冬能量的茶树,接受了春雨的洗礼后,变得清爽洁净,准备着迎接那些新生命的到来。仿佛就在一夜间,茶树顶端便齐刷刷冒出了一个个崭新的芽胞,像被桐油浸过一般,油油的展露出嫩嫩的浅绿,采茶的季节来到了。

老话说,春天的时光比金子还要金贵。刚刚发出的茶芽不及时采摘,过不了几天就会变成不值钱的老树叶。因此,采茶的季节是阿妈最劳碌的时候。每天天不亮,阿妈一个人早早就起来了,来不及吃早饭,背着茶篓,带上蛇皮口袋便上了茶山。阿婆随后起来做好早饭,叫起还在熟睡的我和阿弟,催着我们赶紧吃完饭,提着阿妈的饭兜也上了茶山。

太阳刚刚爬上景迈山顶,层层叠叠的晨雾变换着各种造型,由一团团缓慢的变成了一丝丝,像青纱萦绕在山腰上,景迈山更加巍峨秀丽了。那些低洼的山谷,仿佛是一口口无形的大锅,锅里煮着沸腾的水,水汽在袅袅上升。四周的树林里,各种鸟儿在叽叽喳喳的欢唱着,那是茶山上最热闹的时节。透过晨雾,阿妈忙碌的身影时隐时现的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我和弟弟加快了上山的脚步,“阿妈…阿妈…”的喊着便来到了她的身边。阿妈身上围着塑料薄膜,头发和眉梢上满是晶莹的露珠,金黄色的筒裙早已被露水打湿了,茶篓里,已摘了满满一篓鲜嫩的茶叶。阿妈不停的采摘着,拇指和食指间被尖尖的老树枝划开了几道新鲜的伤口,我心疼的将阿妈的茶篓背在身上,阿弟拽着阿妈来到窝棚,打开饭兜让阿妈歇下来吃早饭。背起茶篓,兄弟二人继续着阿妈的活计。

鲜嫩的茶叶在我们的指尖愉快的跳动着。毕竟经过从小的历练,让我拥有一双跟阿妈一样灵巧的手,采茶的速度越来越快,那是阿妈最引以为骄傲的事情。尽管阿妈在窝棚里大声叫着,小心衣服,不要被露水打湿了,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裤腿和衣服上已是湿淋淋的了。山里的娃娃不怕冷,总是有些驱寒的办法。弟弟爱唱歌,只要一开口,整个山谷便会充满他狂野高亢的童声。我腰上别着语文课本,边摘着茶叶,边大声背诵着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一天下来,已经是滚瓜烂熟了。空旷的茶山,变成了我们自由表演的舞台。

篇2

解放后,把刘利华改成了一个颇具肝胆的好汉,他敬爱抗辽名将,为了保护焦赞,同跟踪而来的任堂惠发生了误会,经过一场摸黑恶斗,误会冰释,言归于好。这样一改,戏剧冲突更集中在任、刘二人身上,主题思想明确为“爱国英雄人人爱护”。

《三岔口》的艺术成就主要在表演艺术方面,经过许多代杰出艺术家不断地加工锤炼,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根据文字记载,早在公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就有这个剧目,算算距今已有150多年了。1879年(光绪五年)京剧大师谭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也演过这个戏,那时他还兼演老生和武生。再往后,这个戏在上海一带流行起来,人们称它为“南派武生戏”。著名武生演员盖叫天和张德俊都演得非常出色。盖叫天素有“江南活武松”的美名,但他岂止把武松演活了,从画家黄宾虹为盖老题写的一副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就知道,这位表演艺术家在任堂惠身上付出的心血也是难以胜计的。

篇3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我国能源资源的结构看,煤炭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因此,做好煤炭管理工作是火电厂的重要工作,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是反映煤炭管理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在煤炭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热值差是指入厂煤热值与入炉煤热值的差值,其大小反映了公司的燃料管理水平。国家标准中提出了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不得超过0.502MJ/kg,而全国大多数电厂均没有达到这一要求。为了正确测定入厂和入炉燃料热值的高低,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降低燃料发电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必要对造成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管理措施。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是火电企业燃料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差值的大小体现了:(1)原煤采购情况、煤质化验情况;(2)煤炭配煤掺烧情况;(3)煤炭存储及煤场管理情况。

现在煤款都是和热值挂钩的,采用“以热值计价”,入厂煤热值关系到煤款,从而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纪检监察、审计人员在进行煤炭采购专项审计时,客观分析评价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热值差大,热量损失多,影响电厂指标的完成,入炉煤热值影响煤耗,增加燃料成本。做好煤炭管理工作,控制好入厂入炉煤热值差,也就是节约能源、增加企业效益。中国石化新闻网讯(潘赵辉)2008年上半年安庆石化运输部燃运作业区贯彻分公司2008年“精细管理挖潜增效年”活动精神,制定挖潜增效计划,落实挖潜增效各项措施,较好地完成了本作业区挖潜增效指标。截止到5月份,实际完成情况为:入厂煤平均低位热值为4907千卡/千克,入炉煤平均低位热值为4772千卡/千克,热值差为135千卡/千克,比下达指标降低5千卡/千克,1~5月份累计供煤

40.37万吨,折合节约标煤252吨,直接经济效益20.16万元。

二、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许多火电厂实际燃用的煤种繁多,煤质的特性各异,若不采取适当措施,就会导致燃烧不好,煤耗增加。一般的火电厂因为燃煤采购矿点比较多,媒质不稳定热值有高有低,大矿的燃煤热值相对较高,小矿的低。但是山西大矿煤质较好,其低位发热量可能高达24000~25000Kj/Kg,一些小煤矿有时低位发热量在16000~17000 Kj/Kg之间,含硫量偏高,且煤质极不稳定,所以煤场煤质范围一般在16000~25000 Kj/Kg。热值在接近24000 Kj/Kg及以上对锅炉设备有害,可能有结焦、烧坏火嘴等情况发生,而热值在17000 Kj/Kg左右的燃煤不利于锅炉燃烧稳定,可能导致灭火。为保证生产的安全经济运行,入炉煤热值最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配煤掺烧应当是当前火电厂稳定煤质的最安全和最经济的方法。燃煤到厂后一般需要在煤场存储一段时间才能入炉燃烧,那么在存贮期间热值的损失、入炉前煤质的采制样过程、将多种不同煤质配煤掺烧等等原因,造成入炉煤热值与入厂煤热值不一致,形成热值差。

(1)燃煤库存管理原因。各火电厂通常把存煤量控制在保证15天左右的耗量,大多数火电厂的煤场都是露天的,燃煤运进电厂后,在煤场存储的过程中由于氧化及挥发份的析出,也会使煤的发热量降低,使入炉煤的热值低于入厂煤的热值,产生热值差。煤场管理不好或受客观因素影响,长时间煤场不置换,风吹、日晒、 雨淋、自燃,热值损失大,必然会加剧热值差增大。总之,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不一致就会产生热值差。

(2)煤质化验原因。大部分火电厂进厂煤与入炉煤热值的采制样过程是由人工完成的,入厂和入炉的取样方式不一样。虽然入厂煤按标准规定的采样深度、位置、重量、工具、制样工艺、设备进行,但是入厂的人为因素多。入炉煤采制样的程序是否标准、采制样次数多少、设备的完好性等等,工作人员素质,均对热值的化验有影响。

(3)配煤掺烧原因。燃煤掺烧改变了煤的特性,必然会有热值差。

三、针对入厂入炉煤热值差的煤炭管理措施

(1)入厂煤与入炉煤质采制样程序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根据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产生的原因,采取相应的策略。各个火电厂入厂煤质、入炉煤质的化验均根据国家电力标准做出严格的制度,配备相应的采制样设备,制度的严格性、设备的完好性、先进性是保证煤质化验准确性基本条件。但是,采制样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很重要,特别是对入厂煤质,人为的因素很大,入厂煤热值虚高则会造成煤款流失(通俗地说就是花了高价买了次煤)。(金陵石化)所以对采制样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采制人员的综合素质,监察审计部定期组织采制化人员召开廉政座谈会,对采制化人员进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针对入厂煤质变化的情况,采取多种采样方法,减少采样的规律性,增加采样的随机性,杜绝人为干扰采样方案。

(2)煤场库存管理方面。针对露天煤场,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煤场储存的燃煤进行苫盖、喷淋来减少热值的损失。各电厂的煤场大小各异,煤场越大储煤量越多管理起来越困难。煤场最好实行标准化管理,要做好配煤就要了解煤场各类煤质的特性,因此对各类媒质的燃煤如何存放有严格的要求。为了保证做好配煤,热量稳定,燃烧效率高,一般的电厂采用分堆存放。这也要求配煤专工建立详细的煤场燃煤存放台账,每月下旬配煤专工根据煤场媒质的情况做出下月入炉煤煤质计划,确定入炉煤的低位热值。

(3)从配煤掺烧管理方面。配煤掺烧是将不同类别、不同质量的单种煤通过按不同比例混合和,改变单种煤的物理性质和燃烧特性,充分发挥单种煤的煤质优点,克服单种煤的煤质缺点,提供可满足不同燃煤设备要求的煤炭产品的一种简易的成本较低的技术,从而达到提高效率、节约煤炭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4)其他管理制度的措施。增加采制样设备及人员,快速准确及时地使煤场配煤专工们了解入厂煤质情况;运行人员要认真学习提高自身的煤质辨认技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混煤燃烧情况,经常开展配煤的学习和讨论,总结混煤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提高配煤的准确性;贮煤场按分堆存放的标准储存燃煤,是做好配煤工作的基础;库存燃煤的周转天数要严格控制,也就是使煤场像河水一样流动起来,不能留死角;配煤专工做入炉煤煤质计划也就是控制热值差大小的开始。可以按照计划控制职能的三个过程即预先控制、实时控制、事后控制。由于入厂入炉煤热值差的存在,许多单位制定热值差指标及奖惩制度,为了保证指标的完成,有的单位可能会用这个热值差做文章,因此,要从多个角度对入厂入炉煤热值差进行分析。

总之,入厂与入炉煤热值差是衡量煤炭管理的重要指标。根据热值差的大小,单位负责人能初步了解本单位的能源损耗情况,成本影响的大小,纪检、审计人员检查、弄虚作假的腐败现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能源消费量越来越大,国家在能源发展规划中将节能放在了首位,同时确定了煤的能源基础地位,这对于以煤为主要能源来源的发电行业,如何在今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有效地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222

肺毛霉菌病是一种机会性系统性真菌感染性疾病,多继发于免疫力低下、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如肿瘤、糖尿病、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及广谱抗生素等。该病起病急骤,进展快,预后差。死亡率高达80%以上[1],2013年3月笔者所在科室收治1例糖尿病合并肺毛霉菌感染患者,现将护理报告体会报告如下。

两性霉素B是一种应用较早的多烯类抗真菌药物,其疗效确切,抗菌谱广,是优良的抗深部真菌药物,但由于其严重的毒副作用限制了两性霉素B的临床应用[2],主要不良反应是低血钾,肾功能损害肝功能异常,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畏寒、寒战、发热、消化道症状等[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患者,何玲跃,男,36岁,因反复咳嗽胸闷6月再发伴胸痛1月入院,既往有糖尿病,青霉素休克史,入院时查体:T38.8℃,P77次/分,R24次/分,BP121/78mmg,血糖21mmol/l,血常规示:白细胞25000,C反应蛋白81.6mg/l,胸部CT:两肺散在结节灶,右上肺斑片影,右上肺多发空洞,纵膈多发淋巴结肿大,右侧少量胸腔积液,入院后经气管镜灌洗液培养找到少量肺毛霉菌而确诊为肺毛霉菌病。予两性霉素B治疗2个月,诺和锐特充及诺和灵N控制血糖,患者咳嗽不明显,无发热胸闷气急,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罗音,胸部CT:肺部感染病灶及空洞明显缩小,斑片影已明显吸收,胸腔积液吸收,血糖控制在7-13mmol/l,白细胞7100,C反应蛋白8mg/l,停用两性霉素B针改用泊沙康唑口服液10mlTID后出院。

1.2治疗方法。

患者两性霉素B初始剂量5mg/d,加入5%GS500ml中,同时加入地塞米松针5mg,10%氯化钾针10ml缓慢静滴,持续10小时以上,闭光,深静脉置管后从深静脉滴注防止静脉炎,之后每天增加5mg两性霉素B,最大剂量为25mg/d维持治疗,在刚开始增加两性霉素B剂量期间应每天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C反应蛋白,血肾功能电解质及尿常规,在25mg/d维持期间可以2-3天复查这些指标,定期复查胸部CT,患者在复查这些指标过程中结果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任何毒副作用。

1.3用药护理。

两性霉素B见光易氧化分解,需现配现用,在配置时,先用灭菌注射用水5ml溶解两性霉素B25mg,然后再加入到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中,输注时需输液器及输液瓶均避光,输注两性霉素B时需要前后用0.9%生理盐水冲洗,不可与其他药物混合使用。

1.4护理观察。

1.4.1生命体征:刘立华等[4]研究发现使用两性霉素B后出现高热寒战,占总例数的80%,本例患者在将两性霉素和地塞米松针同时加入5%葡萄糖500ml中同时缓慢滴注,刚开始出现了高热,体温高达39.1℃,通过物理降温,指导多饮水,体温正常后继续使用。

1.4.2肾脏毒性反应:两性霉素B主要在肾脏代谢,使用后大多数患者出现轻重不等的肾功能损害,在用药过程中,护士要密切观察患者肾功能情况,观察尿液尿色,性质及量,记录24小时尿量,监测肾功能,电解质及尿常规,本例患者输注药物后尿素氮及肌酐电解质尿常规都正常[1]。

1.4.3血糖升高:高血糖使乳酸生成增加同时糖化血红蛋白增高,抑制血红蛋白对氧的释放,加重组织缺氧和酸中毒,因此要严格监测血糖[1]。本例患者既往就有糖尿病,住院时血糖控制很差,监测血糖在15-23mmol/l,住院后给予诺和锐特充及诺和灵N治疗后血糖控制良好。

1.4.4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可抑制血红细胞及血小板的生成,应观察患者皮肤、粘膜有无出血征象,定期监测血常规,凝血情况。本例患者都正常。

1.4.5静脉炎:两性霉素B治疗时间较长,药物对血管的刺激性较大,容易引起静脉炎。本例患者在确诊为肺毛霉菌病后,确定治疗方案后就及时给予颈外静脉ARROW管置入术,期间因深静脉导管的时间要求予更换过一次深静脉导管,所以本案例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静脉炎。

1.4.6心理护理:由于肺毛霉菌病起病急,进展快,呼吸困难明显,两性霉素B治疗疗程长,副作用多,患者及家属难免焦虑紧张,所以应根据患者性格特点及经济状况做好相应得心理护理,使其配合治疗。

1.4.7其他:两性霉素B对心脏肝脏也有一定的毒性,会出现心率加快,心律失常,胸闷气促,肝功能异常等。本例患者未出现任何不适。

2结果

两性霉素B治疗一例肺毛霉菌病2个月后病情好转,并且没有出现毒副作用,改为泊沙康唑口服液10mlTID后康复出院。

3讨论

肺毛霉菌病起病急,进展快,预后差,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1]。两性霉素B是治疗肺毛霉菌病的首选药,但其治疗时间长,副作用多,所以治疗期间护士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发现患者的不良反应,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并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保证治疗顺利进行。本例患者年纪较轻,确诊为肺毛霉菌病也比较及时,在用药过程中给药的方法正确,合适的给药剂量,而且注意补钾,加强监测观察两性霉素B的毒副作用,不紧很好的控制了肺毛霉菌病的进展,也控制了患者原先的糖尿病的血糖,进一步说明两性霉素是治疗肺毛霉菌病的首选药,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

参考文献

[1]刘晓丽,杨艳秋等,两性霉素B脂质体治疗肺毛霉菌病1例不良反应的护理体会,现代护理,中外医学研究,2012,8,第10卷第23期。

篇5

人力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之源,是现代社会核心资源之一。美国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国,其原因之一就是建立并实行了具有竞争力的较为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起步较晚,加之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我国企业加快了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探索步伐和改革力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无到有,从借鉴到创新,从全盘西化到中国特色,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前些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由于我国多数企业一直沿用传统的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人事管理模式,我国企业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企业制度等级观念较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在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事行政管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中的等级观念较为严重,上下级沟通不畅,下级对上级一般是服从,管理者给员工的感觉是“高高在上”。领导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较少,员工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对企业的影响力。

2、招聘配置与企业需求脱节

在员工招聘过程中,重资历、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对人力资源的使用也缺乏规划,招聘人员由于缺乏企业对岗位的职务分析,导致所招聘的员工往往与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不符,难免产生“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力资源浪费现象。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较弱,其职能多为人员调配、晋升、培训等,没有按照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员工作统一规划,难以形成合理流动的优化配置机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因人设岗、人情安置的现象依然存在。

3、培训效率偏低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企业领导者们开始意识到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注重思想意识教育。目前我国企业培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思想意识的改造,要求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和发展战略,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奉献和承诺,这样的结果使思想意识的培训流于形式和说教,效果不理想。二是只注重短期效益。由于培训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企业往往只注重员工工作技能的提升,而忽略对现代企业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使得一般员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高级员工按部就班、创造力不佳的现象成为常态。

4、薪酬及绩效考核激励作用不强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推行的是岗位工资制,员工薪资的增长主要依靠职位的调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员工的薪酬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大多数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尽可能降低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使得员工收入与企业业绩脱节,与国际水平严重脱轨,导致人才积极性差,流动性大。目前我国企业稀缺性人才流失严重与这种灵活性不高的薪酬模式不无关系。

现如今,我国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绩效考核的重要性,并逐渐将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在绩效考核的工作上投入了较大精力。然而,许多企业的绩效考核工作仍存在很大误区,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过多关注员工现在是否遵守行为规范,是否实现既定目标,而忽略了未来的发展变化;考核结果不足以与员工晋升、提薪、奖励、调动、培训等挂钩,也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反馈及人员行为的激励及约束。

5、创新能力不强

作为在典型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企业,也呈现出高度的集体主义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淡化个人的性格色彩和成就的重要性、个人与企业是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普通人对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不必参与意见、不用承担责任,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这样便导致企业内部看似表面非常和谐,实则整体效能不高,创新能力不强。

二、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1、更倾向于重视理性和个性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度,崇尚个性和自由。在美国的企业中,也呈现出高度个人主义的特征:重视法制和契约精神,制度和管理是企业与个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推崇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和自我实现,企业内部则都致力于认同个人的努力和成就,有利于营造自由竞争的良好氛围,崇拜英雄,提倡冒尖,通过激发每一个职工的创造性来提高企业的活力。

2、美国企业劳资关系紧张

美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属于技术型,劳资关系被视作一种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认为企业管理是管理者的事,员工的职责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其劳动贡献通过工资就可以补偿,员工没必要也不应该参加管理,更无权过问企业的经营情况。由于不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加上与管理层收入的悬殊差距,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感和归属感,对管理者怀有对立情绪,劳资关系比较紧张。此外,由于可以随时招聘员工,对于那些罢工、对公司有不满情绪的员工也可以随时解雇,如果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期,这种频繁的劳资纠纷以及罢工,会给公司带来经营上的风险。

3、人力资源招聘配置灵活

在美国,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能进行充分自由的选择,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灵活地实现个人与岗位的最优化配置,对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化机制给予凭个人能力实现职业流动或工作转换的员工以充分的尊重和肯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美国企业在管理上实现了制度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非常完善,对个人素质的技术要求、工作职责和突发性问题的处理都有具体的规章可循,职务分工明确细腻。这种细腻的职务分工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为美国公司高度的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也为员工的录用、考评、工资制度、奖金发放以及职务提升等都提供了依据。

4、开展广泛的人力资源培训

美国企业认为学校的普通教育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实际经营具体、多元、多变的要求,因此需要对员工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以不断提高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适应能力。在美国企业,员工一经录用,首先需要接受系统的职前培训,以熟悉和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在正式进入岗位之前完成自身的“社会化”教育。之后员工一般都需要接受在职培训,其培训内容包括技术再培训和职业意识再教育。除常规的教学和辅导外,还开展诸如研讨会、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文件筛选、管理游戏、工作转换等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培训。

5、薪酬及激励方式较为灵活

欧美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员工可以享受到完善的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施行基于能力的薪酬模式,能力薪酬是以人才本身具有的知识、技能及素质水平作为基础,激励员工不断学习以提高任职技能和能力。它的基本假设是员工能力越高,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即相信“有好的能力,就有好的结果”,鼓励员工自觉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识。

美国企业的奖励制度名目繁多,优秀员工与落后员工之间的工资福利差别相当大,总裁的年收入(包括奖金)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万,是普通员工工资的几百倍。这种高奖励、强刺激的薪酬手段,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中高层领导实现自我价值、积极工作、不断增加公司的收入和价值的激励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其特点和优势,对我国企业有可借鉴之处。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做法和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企业实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树立和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尊重人才,员工是直接生产产品的人,如果不把员工的地位认识清楚,就不可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和提供最佳的服务,因此企业应该将员工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将企业作为人类群体,首先要为这一群体的人员服务,包括自己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公众。现代管理理论找回了“人”原本应有的位置,企业不仅要谋求自身的发展,还应高度重视员工的发展,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统一。

2、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

劳动契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心理契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中国企业应注重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诚信是人才交流与管理的基础,是控制契约的最佳机制,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应视员工为客户,实施新兴的企业与员工模式,从而赢得员工忠诚度。

3、加强现代化企业培训

企业培训的直接目标是提升员工的技能,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最终方式则是提升人力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企业培训应该建立“全员素质提升”的理念,加强管理理念、工作方式、团队意识和创新意识培训,鼓励员工共享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建立技能培训、思维培训等多系统并行的人才开发培训体系,将课堂价值理念培训融入到企业文化和工作制度政策中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4、激励方式要与时俱进

激励是建立在员工需要的基础之上,需要不同,激励的方式或手段自然就不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员工的比例逐渐增加,员工的需要层次逐步提高并趋向多元化,其精神需求也逐步成为主导需求。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要根据员工不同层次的要求而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引入一些长期物质激励手段,如设计核心员工持股、经营者年薪制及股权激励等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同时,要注重精神激励,企业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还应注重增加优秀员工的培训机会,设置职业发展多条通道,给人才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实现个人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舞台。通过综合运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真正建立起适应企业特色、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激励体系,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苗小洛: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09(5).

[2] 闫晓萍:文化背景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影响――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中国的借鉴[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篇6

美国地理信息领域一般并不采用最前沿最高科技技术,而是往往采用较为成熟稳定的技术,但在其产业发展中蕴含的开放理念、市场观念和人人参与机制等令人耳目一新。

此次访美培训的专题是“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及国情监测”,目的是向学员介绍美国有关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和国情监测等方面的科研与应用进展情况,同时了解美国和国际测绘行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做好我国正在开展的“天地图”、“地理国情监测”等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技术借鉴和经验。

美国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与其政策灵活、产学研结合紧密、用户需求定位准确等息息相关。在参观访问学习中,我们普遍感觉,美国地理信息领域一般并不采用最前沿最高科技技术,而是往往采用较为成熟稳定的技术,但在其产业发展中蕴含的开放理念、市场观念和人人参与机制等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国内相关行业领域借鉴。

“无处不在”的美国地理国情监测

美国没进行类似于我国的地理国情普查和地理国情监测项目,但地理国情监测技术及应用无处不在,各类研究深入到各个行业,并把研究的方法及成果具体实施到监测中去。通过多年的积累拥有大量相关的信息资源,并利用科技界的最新成果和各部门的信息共享来实现信息资源的更新、维护和利用。

高度的数据共享。学习期间,深切地感受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给美国的技术进步、成果应用带来的巨大效益。在美国,所有政府投入的项目一经完成,成果必须共享,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申请使用成果。数据共享不仅拓宽了行业间研究方向,也丰富了跨行业应用,为社会所需提供了全面细化的服务。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Fahui Wang 教授调取了美国从1790年到2010年,每隔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空间统计的方法研究人口、经济和航空的变化轨迹;全球环境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的John J. Qu 教授在做自然灾害与粮食问题研究时,无偿使用了MODIS(搭载在terra和aqua卫星上的一个重要的传感器,是卫星上唯一将实时观测数据向全世界直接广播,并可以免费接收数据并无偿使用的星载仪器)数据,分析土壤湿度、植被覆盖及气候变化;研究机构做美国农作物产量预估时,会共享农业部门提供的每个地块的种植情况,结合卫星影像,利用遥感影像分析技术对每个阶段的生长情况进行监测、评估产量。所有的研究、分析、评估、预报成果都将提供共享,为社会、经济的决策提供服务。

便捷的云计算服务。云计算”是目前美国发展较为前沿的技术领域,相关的标准和政策法规等正在讨论制定和初步形成中,但在具体的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美国的商业运作机制较为完善,因此云计算中的计算服务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由各大专业公司向社会开放,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海量数据的实时计算与服务。

由于不存在信息资源保密问题,计算者可以租用公有云(如亚马逊)平台进行海量计算。气候部门做气候模型计算时,要用到全球范围近200年的气候数据,描述海洋大气、海冰和地表要素的变量超过300个,时间分辨率为“月”,空间分辨率为4*5度,数据量约750GB,共有300个计算模型,按照常规计算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杨朝伟教授的研究团队利用亚马逊的云服务,利用并行计算技术在短短的3个小时就完成了计算任务。

地理信息在城市研究与规划中的应用

美国各行业对测绘地理信息的工作及成果利用广泛,几乎所有行业都会将本行业的数据定位在地理信息数据上,进行统计分析应用,为本行业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我们选取目前与地理信息结合较为紧密的城市规划业务来做参考。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地理信息系统是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交叉的产物。它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最先在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中获得应用。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Fahui Wang教授在关于“公共服务便捷度的度量、影响与优化”讲座中,重点提到了城市规划中公共服务便捷度以及其与地理信息的关系。

便捷度就是区位,学校、医院、体育设施、公共绿地和休闲场所等资源的合理分布。公共资源单由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调控。而规划工作通常是以公众行为的便捷性和城市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便捷度的研究对规划工作很有帮助。

而基于GIS对便捷度的度量实现研究,可以了解资源有多稀缺,可以确定供给和需求量的匹配比,了解资源有多远,分析距离、时间、路费、行为距离、心理距离等。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设施便捷度,从而对相应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行调整,比如通过对上班便捷度的调查研究,直接影响到相应的城市用地、公共交通的调整等。

由此形成城市规划的新理念――公共资源可达性的均等化,平等的理念由可达性的均等化来实现,绝对的平等不可行,可行的目标是把不平等最小化。

美国的“一张图”平台

美国内政部官员Jerry Johnson讲授了美国内政部在通过地理空间技术支持开放政府和开放数据中的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

美国内政部有72000名员工,管理30.35亿亩的土地,17.6亿亩的大陆架,8500多个石油合约,管理水资源、水库、大坝、户外活动设施(如公园、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址等),保护自然资源、历史资源。为本土文化和保护组织提供服务。

2009年1月21日,奥巴马政府公告,提出了开放政府的理念:政务透明、公众参与、基于合作。美国拥有24000个政府网站,使用者很难从网站上快速高效地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有的网站只对系统内部开放,公众很难查找信息,且有的网站没有采用新的技术。

基于这种现状,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建立开放型政府网站,由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与地调局一起,负责网站运行管理。利用网站把数据集中在一起,提供数据共享、下载,促进应用程序的开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怎样提供服务,则由公司来负责实现。并根据不同的领域建设社区,一个领域对应一个社区,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加入到社区中来。

网站建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由当初的37个数据集发展到几十万个数据集。随着数据的开放与应用,产生了很多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带动了创新与市场应用。

2013年5月9日,奥巴马签署联邦法案,确定网站数据对公众开放,免费访问。开放数据政策指的是:支持公众对数据的访问,实行数据共享,并加强数据与信息的管理,但涉及私有的信息不放到网上,由核心部委管理。将在六个月内,所有政府部门被要求列出所有的数据资产详细目录,并公布所有能供公众访问的数据清单。所有的数据信息均作为财产管理,并由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负责国家数据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

之后,由于目录服务中的数据,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不容易访问,并且网站建立后,不可以在一个地方开放数据。同时FGDC采用了很多标准,实现了数据在美国政府部门中的共享,但由于每个部委技术实力不一样,碰到不少障碍,投入后,达不到效果。

为解决以上问题,总统签署法案,建立“一张图”服务,在同一个地理信息平台上集成各种信息。在处理墨西哥湾石油泄露事件中,内政部要求各部门利用“一张图”各自专题信息,将当地发生的事件、周围的环境以及人们受到的影响等尽量放在平台上,通过地图服务,将复杂问题进行集成,将分布的、不同的数据,更快更好地集成,将以前认识不到的通过地图,直观明了展现出来,为决策者们更加有效地工作提供支持。平台建设中采用开放标准,如WAIS、CS-W等,使共享很容易实现,并集成到平台中。

美国政府通过地理空间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强了数据在不同部门、不同用户中的使用、共享以及应用服务,极大地加快数据的更新,加快了数据的应用,开拓了市场,同时促进了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可以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将不同部门间开放数据统一 “一张图”平台中,在各部门间加强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建设,最大地利用资源。

由“美国经验”得到的启示

加强地理国情监测技术共享。我国的地理国情监测正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开展,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指标已经制订但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和调整。美国对此方面相近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成功实例,虽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监测指标不同,但监测的手段与技术方法值得借鉴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成功案例,对地理国情监测的方法、指标、分析、应用等进行完善。使我国的地理国情监测项目尽快发挥作用,产生成效。

篇7

1.2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高等护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受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19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向欧美各国学习,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约在1910年,美国成功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3]。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主动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社区学院、研究型大学和巨型大学的发展使美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处于大发展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另外,美国高等医学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也进行了改革[4]。这些为美国高等护理教育成为世界楷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其本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均为世界第一。现代美国高等教育集中了英国的学院模式、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想以及服务社会的美国观念[5],不仅为高等护理教育的生成和发展做好了铺垫,而且为护理学科的发展培养出了许多跨学科人才。许多护理人员在其他学科接受了硕士或博士教育[6],如美国很多护理理论家都曾获得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等硕士或博士学位,拓宽了护理学科的视野,为护理学科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为高等护理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事实表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护理教育的生成和发展。由于受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缓慢,教育管理体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运行机制都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建国前,中国高等教育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建国后,以苏联为样板,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由于长时间学习单一国家的经验,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步伐,迟滞了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进展,为高等护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3高等护理教育改革与实践基础不同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在研究基础上改革和实践。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建立在研究型大学基础上,植根于科研背景之中,因而始终以研究的视角看待学科发展,关注学科发展。美国在借鉴了德国、英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后,迅速建立起了本国的研究型大学,以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6]为标志,强调通过研究来发展科学。研究型大学的设立直接推动了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活动,带动了护理科学研究,从而促进了护理新知识的拓展。在这种浓厚的研究氛围下生成、改革和实践的高等护理教育,最终取得了世界护理学科发展的主导权。我国高等护理教育是在学习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实践。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真正发展起来不足30年的时间,虽然在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主动性,但从国际护理发展形势来看,总体上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一个被动发展的阶段。

1.4护理理念不同学科理念的更新与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对现代高等护理教育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着高等护理教育建制化进程。南丁格尔护理观念曾经占据着美国护理话语权,但在20世纪美国高等护理教育成为世界护理中心的过程中,变革了的护理理念起了关键的导向作用。在高等护理教育建制化过程中,美国始终将创新理念贯穿其中,以国家创新体系为前提,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课程和教学创新为关键途径,培育和输送了大批创新型人才,拓展了护理新知识,开创了护理新技术,展开了护理新实践。创新不仅存在于护理界每个人的意识中,而且渗入了所有人的心理并转化为创新活动。创新理念导致了创新教育、创新人才的产生,直接促进了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建制化进程。20世纪,美国高等护理教育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一领,使护理学从一种长期的经验性技术逐渐转变为一种科学,均得益于其先进的创新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护理工作者的护理理念局限于奉献和服务。这种理念限制了学科的发展空间,遏制了学科的发展活力,也影响了非护理工作者对护理学科的认识。当前,护理学已经成为与临床医学等平行的一级学科,确立了护理学在医学大厦中的合法地位,我们需要借此机会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的创新精神,引领护理学更好更快地科学发展。

2中美高等护理教育差异的应对建议

2.1更加重视和支持高等护理教育发展高等护理教育作为传承、发展、创新护理知识的殿堂,无疑是我国护理学从根本上由植入向生成转变的基础。首先,以社会需要为起点,大力支持高等护理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用20余年时间就基本完成建制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对护理学科的宏观管理和配置。其次,深化护理研究生教育改革,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护理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主流,美国对护理科研的支持以及护理科学博士学位(DNS)[7]的创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护理中心。

篇8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孔子的文献资料,除了《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接的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的基本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间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体味其文化思考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的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时代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已经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的、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其实孔子早就是光辉的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的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 [⑤])。文化,是支撑人格的基石,是砥砺人格的中坚;因此,正是文化赋予人格以厚重的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走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实,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维护“周礼”的,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经过损益的“周礼”才合乎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其实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的认识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的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的文化大师、民族精神的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问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对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对“道”的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无上可贵!当今社会流传着一种批评意见,说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质”。究其实,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呼唤。

孜孜不倦的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的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的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师和杰出的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的颜渊不但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为孔门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的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乐观坚毅的通达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说);立说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乐”,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文学艺术)。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体现[20]。

本节所说的“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快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欢的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内容之一的“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实,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21]。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的快乐的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的“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钱穆分析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虽然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的“个中三昧”。孔子向来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对于世人的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走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对于这种种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对于外事外物(相对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这种灵活的能屈能伸有着鲜明而严格的原则,那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乐观坚毅的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的坚毅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李泽厚说:“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的温厚的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的温和的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的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的最好的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说,“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说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泼泼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弃的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的主要基础;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很少能成为“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特别批判虚伪,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的“人”、作为贤能的教师、作为温厚的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于是“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体露。读到这里,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对于大写的“人”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32]。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说孔子此功是“人的发现”,匡亚明说“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的两大巨擘(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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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研究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③]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08页。

[④]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⑤] 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0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⑦]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页。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28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⑩]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11]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2] 《论语·季氏》。

[13] 《论语·尧曰》。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4页。

[15]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6]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8]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300页。

[1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2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6页。

[2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9页。

[23] 金景芳:《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4] 关于《易传》,我赞成“孔子作《易》(《易传》)”说。此事体大,兹不赘述。

[25]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6]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2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30]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3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31—135页。

篇9

(一)中美管理会计研究方向差异

西方管理会计研究西方学者注重管理会计技术及方法的研究,而较少涉及管理会计理论的探讨。美国会计学会(AAA)下属的管理会计委员会(CMA),在1958年对管理会计所下的定义来看,管理会计是通过各种专门方法和技术,来帮助企业管理当局作出科学决策的各项具体工作。即只讲究技术和方法,而不对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而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注重理论研究,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只有拥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实践才是可以长足发展的实践。中国学者为管理会计的定义为:管理会计是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开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在此基础上,对管理会计进行了一系列归纳与总结,并且认为在该结构框架基础上建立的理论是可以用来指导管理会计实践的。

(二)中美管理会计认知程度差异

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侧重技术与方法的研究,是因为西方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管理会计理论的框架是难以确立的,并且指导实务的管理会计准则也同样难以制定。管理会计的目标则是考虑内部效应,它是为企业内部相关利益人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服务的。由于管理会计目目标的内部性,导致管理会计无法依循财务会计制定会计原则的思路设计具体会计准则。而中国的管理会计开始时间较晚,且还是从西方引进的管理技术,从对管理会计的认知方面存在不足,缺少了管理会计给企业发展的指导,自然企业的发展还是存在问题。

(三)中美管理会计发展定位差异

西方管理会计研究者注重成本效益原则,认为只有能被实践接受的研究成果者有价值的研究。由于管理会计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导致建立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一项高成本低效益的行为。因此西方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研究相对弱化。

我国的研究领域紧跟本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动态,吸收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但当将这些先进技术和方法用于中国企业的时候,学者发现国内的管理水平还远未达到西方国家的管理水平。因此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我国就显得更为严重。企业是我国最具活力的经济主体,但在管理会计的运用方面还较为落后。

二、中美管理会计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在管理会计上的多方差异,最终体现在对企业的发展影响上,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的差异呢?究其原因我们需要从宏观方面来分析,让我们从根底上理解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文化底蕴造成管理会计研究方向差异

中国人讲悟性,“悟”即领会,觉醒。因此,凡事必需神秘,人们不愿意将隐性知识显性化,故凡事只能靠“悟”。西方人讲规范,规范即标准。所以在管理会计的发展中,我国学者注重理论发面的研究,西方学者重视实践方面的研究。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对于管理会计的发展亦是如此。

(二)思维定式造成管理会计认知程度差异

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逻辑的主要要素构成了西方科学体系的粘合剂。这种思维模式使得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结构逻辑清晰,结构清楚,对管理会计在认知上面也更胜一筹。但这种思维习惯也有其弱点,那就是在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有所欠缺。

而东方的思维模式重全局,从理论基础上指导实践,造成偏差,理论领域研究胜一筹,影响实践的效果性。

两种思维习惯各有长短,应该将东西方的思维模式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互为补充,在研究方法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打造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不断提升我国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

(三)经济体制因素造成管理会计发展定位差异

由于我国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关于财务与会计关系表述上存在“大会计观”、“大财务观”、“财务会计合一观”等存在的现实环境。

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其追求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被迫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问题,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与会计分别设置机构,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财务与会计分离的统一。

三、从中美比较看中国管理会计发展的建议

首先,在观念上求创新。为适应当代瞬息万变的客观经济环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首先要更新观念,密切注视市场动向,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及时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

其次,努力提高企业决策者和会计人员的素质。提高管理会计的应用水平,企业领导者已经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应该建立一定的社会约束机制,要提高企业领导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并把懂管理会计作为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要有精明强干的管理会计专业人员,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从而使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推广。 再次,加强管理会计

教育。只有让企业领导对于管理会计具备一定的基本认识,使其意识到管理会计在企业未来生存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才会在今后的工作关注管理会计在预测、决策、规划、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才会真正地将管理会计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自身实践。 另外,总结管理会计的经验,形成自己的管理会计体系。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要走典型案例研究的道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从中找出管理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利于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

篇10

对我国诉讼体制的模式分析主要是依据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的法律文本。如果从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给出的诉讼模式予以定性的话(按照本文前述关于模式划分界定的根据),《试行》所建构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基本模式上无疑是原苏联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同类——职权主义。从我国的民诉实践来看,诉讼观念和诉讼理论中已经固化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干预意识,更起到了强化和引导的作用,使民事诉讼实际运行中《试行》所规定的职权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提供的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又使法院对民事诉讼的主导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实践中的职权主义比法律条文和法学教科书中所规定和描述的职权主义更为明显。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试行》已经滞后于这种发展的现实需要。基于与改革开放的实态契合、与新制定的大量实体法衔接以及大量司法解释的提升的需要,[27]1991年我国对《试行》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典。毫无疑问,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规范,对于在新的形势下比较科学、公正、迅速和经济的解决民事纷争起到重要的作用。新民事诉讼法与《试行》相比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以及相应的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例如,执行程序和财产保全程序的启动方式,由法院以职权移送开始为主改为以当事人申请为主;先予执行(先行给付)只能因当事人申请而开始;在管辖方面,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案件可以根据其合意确定与案件有某种联系的管辖法院;在证据制度方面,“采取了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相结合的制度”;在上诉制度方面,针对《试行》中规定的二审法院“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的职权干预规定,将其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试行》第149条)。

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对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只是一种量上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在最能体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方面没有根本的转变,即作为法院裁判根据的事实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以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依此为依据对案件争议作出判决。尽管新民事诉讼法已将《试行》中规定的“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改为“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但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为法院独立收集证据留下了自由裁量权。因此,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职权主义类型。

在这种诉讼体制下审理体制也必然是职权主义的,在事实的究明方式上也具有很强的职权纠问色彩。表现在证人询问方面,也必然是职权询问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证人询问作为开庭审理的一个具体内容,并作为法庭调查的方式,即说明了证人询问在案件事实探明方面的职权主义性质。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了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但在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关于审判长或其他审判人员是否可以对证人以及鉴定、勘验人发问的规定。这大概是因为法院对证人的询问是极其自然和不规自明的事实。

诉讼实践中,法庭尽管许可当事人可以向证人进行询问,但由于法院对事实所具有的职权探知权,因此,即使在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中,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也常常被审判长打断,证人的当事人询问很自然地被法官询问所替代。而且在法官们的意识当中,还存在着对当事人询问动机的不信任和对当事人询问反而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认同。同时,法官也因为自己的职业关系,自然认为法官询问更能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在笔者的出庭记录当中还没有真正体会过相互交叉询问证人的那种法庭质辩的。诚然,在我国的民事审理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本身就很少,也就难以感觉到证人询问的现实必要性。

正是由于事实的职权探知方式排斥了交叉询问制度,所以,日本尽管受交叉询问制度魅力的诱惑,引进了该制度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按照日本诉讼法学家的说法,自从交叉询问制度引进来起,关于交叉询问制度的批评和检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28]甚至有诉讼法学家指出,交叉询问制度的导入是“战后最大的失误”。 [29]日本法学家论证交叉询问制的几大缺陷:1、影响诉讼效率,迟延诉讼。这一点恐怕是交叉询问制在日本实践中的最大缺陷。交叉询问制要求法官从当事人对证人的交叉询问中发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通过交叉询问了解案件的事实,但当事人对证人交叉询问却不会按照法官的意愿进行,当事人在交叉询问中总是会寻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势必导致法庭审理时间的大量消耗。尽管法官可以直接询问,但一旦过多地直接询问,交叉询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学者比较了德国证人询问与日本证人询问所消耗的时间,德国证人询问的时间耗费只有日本证人询问所耗费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明显看出日本交叉询问在时间的大量消耗。[30] 2、在发现案件真实方面,职权询问比交叉询问更有优越性。这是从两者的比较来看交叉询问的缺陷的。[31]3、容易产生让证人代替当事人进行法庭辩论的现象。4、当事人在交叉询问中容易通过诱导性询问给予证人不正当的暗示。5、交叉询问有可能造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对案件问题认识的错位和差异。6、由于律师参与诉讼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因此,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件,当事人本人直接进行诉讼,律师不再作为人进行诉讼是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一种途径,日本社会也十分提倡本人诉讼,法律也就没有规定所谓“律师强制主义”,但交叉询问却实际上妨碍了本人诉讼,因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询问技巧,对于哪些事实需要由举证,哪些事实不需要举证并不清楚,日本又是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来分配证明责任的国家,当事人一般不大可能掌握如此复杂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因而无法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要求提出自己的证人,即使提出自己的证人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影响证人询问对直接探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基于这些缺陷,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交叉询问制。虽然日本在引进交叉询问制度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改进。1990年日本正式开始审议修改民事诉讼法,在修改过程中,交叉询问制度也在讨论之列。废改问题再次提出,但多数的意见认为应当保留交叉询问制度,但需要加以改进。关于交叉询问制度,新民事诉讼法在询问顺序方面进行了修改,该法第202条规定,询问证人的顺序为:申请询问该证人的当事人、其他当事人、审判长。第2款规定:审判长认为必要时,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可以变更第1款规定的顺序。第3款规定:当事人对依据前款规定所进行的变更有异议时,法院得以裁定对该异议作出裁决。该条修改的实质意义在于审判长的询问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旧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审判长在当事人询问终了后,可以询问,但第3款同时又规定,审判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随时自行询问,实际上前款规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新法规定,审判长可以变更顺序,但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当事人对变更有异议,法院得以裁定作出裁决。这一规定虽肯定了法官的先行询问权,但也设置了给法官行使职权的“麻烦”。就日本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而言,这样的限制是具有实际效果的。但这样的修改会给交叉询问制度实效性的提高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两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限制法官职权询问,诉讼效率无法提高,不加以限制,交叉询问制就会丧失其应有的作用。要在这之间寻求平衡是很困难的。

交叉询问制对我国有着比日本更大的诱惑。因为在我国,目前法官信任度不高,又置于社会风气不正的灰色背景下,人们对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性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任何强化法官职权的举措都可能被认为是部利于公正审判的,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凡是弱化法官职权的举措都与审判公正是联系在一起。的确,如果法官不是中立和具有良知的,那么法官职权询问和对当事人的证人询问的职权干预都会使证人询问依据法官的意愿而有利于另一方。在实践中常发生的现象是,法官通过干预询问有意制止一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利用诱导性询问提供有利于一方的证词。职权询问的这些弊端使我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拒斥感,期待着平等对抗的交叉询问。

但另一方面,我国的诉讼体制又更强烈地抵制着交叉询问制。根据我国现有的诉讼体制,法官有直接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的权力,因此,不可能排除法官对证人的直接调查,虽然,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收集的证据,也应当予以质证,但这样一来交叉询问制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民事诉讼法虽规定法官可以在法庭以外询问证人的权力,但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法庭外询问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当事人对法院外的询问没有异议。(第159条)因此,日本在体制上对交叉询问制度的排斥相对而言就比我国要小得多。

我国法院沉重的审判负担也是排斥交叉询问制的另一原因。由于我国法官单纯用于审判案件的时间远远少于其他国家(法官用于政治活动和非职业活动的时间太多),因此,案件的结案率对法官具有很大的压力。从高级法院到基层法院,一般都有一定的结案数额要求,规定一年当中应当办多少案件。在这种压力下,就要求法官提高诉讼的效率。这样一来,交叉询问在我国就显现出更加两难的境地。交叉询问制作为一项制度能够在英美得以顺畅的运行也还需要有其他基础性制度的支撑,例如,陪审制、证据开示制度和一整套精密的证据法则。从这一点看,我国显然是不具备这种制度环境的。如果要建构与此相配套的相关制度,则又面临更大的体制重构的问题,也必然面临如何与社会、文化体制整合的更宏观问题。

以笔者的认识,从我国的诉讼体制和事实探知体制而言,移植交叉询问并能够使其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宏观诉讼体制环境、传统职权纠问方式和审判观念都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排斥性,而且,来自体制和观念的排斥力也将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更加强烈。如果试图将该交叉询问制度加以改造予以适用仍将是不适当,即使引进也许只是一种仅仅具有政治意义的装饰品而已。

注释:

[1] 参见(美)弗兰西斯·威尔曼:《交叉询问的艺术》,周辛、陈意文 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 参见林顿 编著:《世纪审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300页。

[3] GEOFFEY C. HAZARD,JR. MICHELE TARUFFO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p120.

[4] 参见(美)杰弗里·哈泽德等:《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5] 参见(日)太田幸夫:《证人询问》(《注释民事诉讼法6》,谷口安平等编集,有斐阁,1995年,第370页。)

[6] 参见(日)太田幸夫:《证人询问》(《注释民事诉讼法6》谷口安平等编集,有斐阁,1995年,第370页。)

[7] 关于以上特征可参见:(日)兼子一、竹下守夫等编著《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86年,第1009-1011页。

[8]  J.D.Heydon,Evidence Cases and Materials ,Butterworth and    Co(publishers)  Ltd   1984.p447.转引自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485-486页。

[9]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第330页。

[10] 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2-33页。

[11] 参见(日)小林秀之∶《美国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85年,第10页。

[12] (日)奥野健一、三宅正雄:《改正民事诉讼法解说》,有斐阁,1948年,第54页。

[13] 参见(日)兼子一、竹下守夫等编著:《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86年,第1009-1011页。

[14] 日本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与我国的陪审制相同,其陪审员的职能与参加审理的法官一样,既认定事实,也适用法律。

[15] (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页。

[16] 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491页。

[17] (日)三月章:《民事诉讼法》,弘文堂,第二版,1982年,第471页。

[18] (日)高木新二郎∶《最新美国民事诉讼》,有斐阁,1992年,第5页

[19]   参见 (美)米尔顿·格林∶《体系美国民事诉讼》(日译本),学阳书社,1985年,第153、154、199、200、241、242、243页。(日)兵野等∶《美国民事诉讼的运行》 法曹会,1994年出版第26页。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民商法研究》第5 期,1996年。

[20] 参见(日)高桥宏志∶《论辩论主义》(《法学教室》1990年10月第121期)。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1](德)K·H·舒瓦伯∶《民事诉讼法教程》(1968年)第454页。转引自(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22] (日)末川博 编:《法学辞典》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537页,“职权探知主义”。

[23] (日)小林秀之∶《美国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85年,第77页,

[2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模式的历史分析——以外国民事诉讼模式为素材》,《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2000年。

[25]  职权探知主义(Untersuchungsmaime 德语),也称为职权审理主义(Instruktionsmaxime 德语),一般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不受当事人辩论的约束,可以依据职权实施证据调查,查明事实的事实探知原则。在大陆法系,对于人事诉讼、破产案件、行政案件的诉讼中仍然适用职权探知原则。对于职权调查事项也适用职权探知主义。主管、管辖、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权、诉的合并等等有关事项都属于职权调查事项。纠问式询问方式与职权探知主义这一事实探明原则的关系是,实行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体制下,其询问方式一定是职权纠问式的。但在实行职权纠问方式国家,其事实探知原则不一定是职权探知主义的。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原苏联、及我国的事实探知体制是典型的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体制,其询问方式也就是职权纠问式的。关于职权探知主义参见(日)末川博编:《法学辞典》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537页,“职权探知主义”和“职权调查”词条。王亚新:《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探知方式及其变化》,载(日)《民商法杂志》,103卷,第6期,1991年3月。

[26]关于英美诉讼体制与大陆法系诉讼体制的观念差异,详见拙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78页。

[27] 顾昂然∶《关于民事诉讼法补充和修改(代序)》转引自马原主编∶《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8] (日)太田幸夫:《证人询问》(《注释民事诉讼法6》谷口安平等编集,有斐阁1995年版,第370页。参见(日)钜鹿意明:《为促进民事诉讼》,(日)《法学家》第198期,1960年。(日)木川统一郎:《交叉询问制修改的必要性》,判例时报,第998期,1992年。

[29] (日)木川统一郎:《交叉询问制的导入——战后最大的失误》,(日)判例时报,第400期,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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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教育观念以及教学模式与方法这两个方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两国的教育传统以及对于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当前为了提高国内教育行业人才培养素质的教育改革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而改革的参考就是两国之间在教育理念中表现出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对国内教育制度进行创新的源泉。下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了总结。

一、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对比

(一)美国的教育理念

美国独有的教育理念是促进其形成当今教育格局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美国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美国的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均等以及教育公平,这是美国的开国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等思想的最真实写照。就像为了消除对于黑人的歧视一样,其实美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来推进教育的公平,像如老布什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教育质量都非常关心。在他们的任期内,对于美国教育的改革出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方案,这些的着眼点是要实现教育的总体改进。再者纵观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为了保障教育公平他们出台了各种形形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在今天看来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这些法律为促进美国教育公平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美国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人文精神是其教育之魂。在美国教育从业者的理解中,人文精神是一种宽容、自由、合作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之中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也包含着对善恶、美丑的判断。最终要的一点,在美国人的理解中,质疑是创造的起点,同样也是教育的根基。经过传承,这种观点已经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所以说在美国的孩童刚刚进入学校之后,老师就会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让他们能够形成独立思考以及判断问题的能力。这在美国的社会中营造出了一种不断自我否定,推陈出新的氛围,进而也同样使得美国的科技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敢于质疑与创造性的培养,是国内当前的教育改革需要借鉴的内容。

(二)中国的教育理念

其实中国的教育理念应该分为古代与现代两部分来讨论。尊师重教在我国现代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视,在古代更是如此,汉朝时期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他们兴办太学,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能够为中央集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在《贾谊・大政》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教育才是政治统治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孟子对于教育的评价更是与天子并提,荀子认为“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后世才有了程门立雪等尊师重教的历史佳话。

中国当下的教育除了向学生们传授了基础的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们做人的道理,例如在知识中会涉及到人与人或是人与社会之间真实存在的问题,让人们能够思考其中的关系。这一点是对古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尤其是随着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不断加深,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也开始向权威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倾斜。所谓的权威性是学生要服从于老师的要求,这一点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体现。但是从现在来看这并不适合当下教育的发展,权威性使得学生们丧失了发言权,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发展。功利性是指的从当前的现象中获取到知识或者价值的教育理念,古代是因为受等级差异的影响,而现在主要体现城市和农村教育的差别。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使得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不加以改进,只会让我国教育停滞不前。

二、中美两国教育差异对国内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学校要培养起学生的自我效能

我们可以简单把学生的自我效能理解为学生自身的发展以及自我价值的体现。相比较于美国的学校,国内的学校在班级组建,教学氛围、学生互动以及对学生的优差评定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很可能会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发展以及自我价值观的形成,所以说今后各级学校应该重视起这部分的工作,要拓展现有的渠道,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借助一些困境以及逆境的训练,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树立起一个强大的内心。最后要在学生中间形成一种积极的竞争氛围,通过学习目标的树立来鼓励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这种方式也能够帮助他们探寻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提高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学校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充分的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这样才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美国的学校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教学才能够突出实践性与应用性。今后国内的学校之中,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由老师来教学生的上课方式,用具体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充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当然还应该在教学中加入实践以及应用性的内容,对教学实践环节进行强化。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性与独立性,进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自我学习能力,如果学生能够不再一味的迷信老师的答案,这就代表我们这部分工作已经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三、结语

中美两国教育理念之间的差异化是由来已久的,虽然说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其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其中很多内容对于当前国内的教育改革都能够带来一定思考。值此国内教育大幅度改革的契机,对两国间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探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了总结,并且对国内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篇12

二、中美商务谈判的主要跨文化差异

1.语境理解差异。语境文化(context culture)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环境,社团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距离。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将语境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亦译为强环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亦译为弱环境文化)。高语境文化是指预先编排的信息在接受者的接受背景中,只有有很小部分的信息接受者可以明了其中的含义,但大部分的信息间接隐性地存在于高语境文化中。即高语境文化中的人际交际比较含蓄,喜欢委婉的表达自己的信息。而低语境文化的特点与高语境文化的特点相反,预先编排的大部分信息处在信息传递之中,接受者可以直接的从中提取信息,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微小部分的信息直接显性地存在于低语境文化中。即低语境文化的交际显得多言而冗余。

中国人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中国谈判人员很少会在谈判过程中就直接拒绝对方的问题或建议。当他们对对方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时,他们会间接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如他们可能会采取沉默或者其他方式拒接对方的观点。美方谈判人员因受低语境文化的影响,他们通常会直接的陈述自己的看法。当对某一条款有意见时,他们通常会当面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直接拒绝中方的意见,会让中国人感觉很没有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当面否定自己的看法有伤面子。认为对方应该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美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喜欢开门见山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非语言理解差异

非言语交际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目光接触、手势表达、面部表情、头部动作、身体距离、身体动作、沉默等等。简单地说,非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有调查表明,人际交往过程中中至少有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手段传递的(黄晋、姚书美,2010)。赞同在商务谈判中,我们也会运用许多非言语交流,如手势、面部表情、目光、声音的声调、头部动作以及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肢体动作。只能意会的非言语交流往往比语言交流更直观、更具体,因此在谈判过程中谈判人员能否读懂这些信息,往往影响着谈判的成败。

在谈判中,中国人对某问题有看法,或者不同意某条款时,有时不直接说“NO”,而用其他方式代替,以此表示礼貌和尊重。而美国人认为讲话几乎是唯一的交际手段,认为只有通过言语表达才能更直接的明了彼此的意图。在道歉的表达方式上,美方与中方也不相同。美方人员在回答“I am sorry”时,耸耸肩,双手平摊,表示我不知道或者我对此无能为力。但中国人的习惯摇头或摆手等动作表示拒绝或者不清楚等含义。中国人在“对不起”时,可能会面带微笑表达自己歉意;美国人则可能认为对方的微笑很假,不够真诚。这样的非语言差异的例子很多。究其原因是谈判人员的国家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方谈判人员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凡事“以和为贵”。在美国的文化里,许多信息要被人所理解是需要通过明确的语言或文字表达的,而不是通过非语言理解。所以,美方谈判者推崇以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3.价值观取向差异

价值观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在研究跨文化问题中,价值观是一个不可不谈的问题。它是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范式,是社会群体中最深层的文化,是不同国家之间交际的核心。中美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的根本来源于社会群体各自的文化背景中的价值取向。中国是一个注重集体利益的国家。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只能在他对社会不断的贡献中实现。我们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是这个道理。美国人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集体,他们认为的个人目标优于集体目标,。因此美国人往往对 集体的情感比较淡漠。美国人普遍认为集体利益不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利益和自由是有自己的意愿决定的。所以他们喜欢不受外界的影响,做自己想做的的事情。他们重在享受个体自由所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他们的决策往往是集体讨论的结果,需要和许多部门和领导交换意见,尽可能的避免个人擅自做出决定。而商务谈判时,美方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这项谈判,这个人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他的决定可以代表公司集体的意愿。因此不同的价值观会对商务谈判者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会影响谈判人员的谈判能力的发挥等。

4.权力集中差异

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差距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高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不同所形成的一种上下型的纵向关系,是一种不平级的水平交流的关系。低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平级型式的横向关系,是一种平级的水平交流的关系(杨伶俐、张焊,2012)。

篇13

英美文学,是针对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对英文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英美文学课对于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增强、对于学生英语文学旨趣的提升和对于学生英语文学眼界的拓展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英美文学课在对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整体素质中所起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

一、英美文学课面临的窘境

尽管英美文学课对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如此重要,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在我国的教学实践中,却都跌入一种自身无法脱身的窘境:首先,从学校的角度出发 ,受制于诸如招考和毕业生签约率等因素,多数高校不得不将英语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大刀阔斧”地压缩诸如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这样的语言文学课程,或是把原来一年的课时压缩为一学期,或是干脆把原来的两三门课压缩为一门,由此也便催生了英美文学这门课,如此这般,好为其他更受社会和学生欢迎的课程腾出时间。其次,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像英美文学这样的课程其备课难度明显大于一般的课程,没有良好的英文功底,没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根本就不可能备好英美文学课,更不用奢谈把课讲好了,所以很多老师或是对其避而远之,或是对其不得已应付了事;第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如果在大三上,这门几乎和现实“说不上话”的课程着实难以让多数学生提起兴趣,如果在大四上,由于临近毕业的缘故,其教学效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以上这多重的因素,就让英美文学长期以来都成为了英语专业教学领域中一道无法破解的难题。

二、开放式课程的兴起带给我们的冲击

从去年3月份开始,开放式课程在我国的网络世界中最先兴起,而这其中,又以耶鲁大学的开放式课程最为典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网络上就出现了近二十门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耶鲁大学开放式课程,而所有这些开放式课程几乎都受到了网上热捧,我国许多相关知名网站相关课程的点击率和下载量都不断攀升。一时间,诸如像《哲学》这样在我国备受学生诟病的课程都成了网上热门课程,而耶鲁大学那位在讲台上盘腿而坐和学生大谈死亡的哲学教师雪莱教授(Professor Shelly Kagan)甚至都成了网络红人。

在这些开放式课程中,笔者也惊喜地发现了《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The American Novel Since 1945)(以下简称《美国小说》)这门和本人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开放式课程,笔者遂以最快的速度从网上下载下来,并抽出时间认真“观摩”耶鲁大学的这门文学课程。但是从首遍起,笔者就惊异于Amy Hungerford教授在《美国小说》中的授课模式和讲课风格,笔者一方面折服于Hungerford教授的个人素养,另一方面,笔者更是吃惊于Hungerford教授良好的授课效果了。并且,Hungerford教授这种授课效果似乎不但对美国学生有效,它对中国学生同样有效,而这一点我们仅从相关网站的视频留言中就能够看出。吃惊之余,笔者也不禁仔细思考起中美文学课这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产生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若有所悟,遂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成下面的文字。

在这里,笔者不想去分析《美国小说》中的其他因素,在这里,笔者想仅就教师的教学理念这一个因素进行比对,以期能为我们破解英美文学教学难题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

三、中美文学课教学理念差异分析

所谓教学理念,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对教学活动的看法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它一般是人们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它还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信念。这种信念就体现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它不但决定着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也决定着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把握和对相关能力的获得。

作为中国的英语专业教师,我们所熟悉或者所实践的教学理念基本上都把教学的关注点集中于对相关知识的传授上:具体到英美文学这门课而言,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教学重点都集中在了或是英美文学史上重要流派的介绍,或是英美文学选读重点段落中语法与句法的讲解,我们竭力地备课和讲课,根本目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能够把我们认为重要的知识点都记牢和掌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认为自己尽到了为师之道。

但是反观《美国小说》中的Hungerford教授,在其一学期全部的26节课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她在课堂上跟学生就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些知识点进行反复讲解,相反,她却在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传授阅读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的方法:或者是她向学生介绍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把自己赏析小说的方法呈现给学生;或者是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在对学生进行鼓励的同时对其观点在进行点评。作为习惯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中国教师,笔者在一开始对Hungerford教授的这种教学方式很是费解,甚至在初次观摩《美国小说》的过程中,笔者有时候都替Hungerford教授着急:这样讲课,学生能学到多少关于那段时期美国小说的知识呢?但是在看过多遍后,笔者渐渐体味到了Hungerford教授的真正初衷:Hungerford教授真正想让学生掌握的是对1945年后美国小说的赏析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也一定能够运用于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赏析中),而对其中一些在我们中国教师看来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她却似乎并不太在意学生能否记牢。

笔者认为,Hungerford教授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异类的教学方法,其实都根源于中美教师教学理念上的差异:在我们中国教师的教学理念中,我们几乎把全部的关注点都集中于对知识的传授上,我们对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和相关方法的掌握基本上很少关注;而在美国教师的教学理念中,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和相关方法的掌握,而对一些零碎的知识,他们却不在乎学生能否掌握。这种教学理念的差异就导致中美教师在教学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教师在课堂上基本上是在努力灌输知识,而美国教师在课堂上却是在全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学生通常是记的多而领悟的少,而美国的教育则是培养开拓创造性思维的教育,学生基本上是记的少而领悟的多。前者更形象地说基本上是“以鱼”,后者则是“以渔”。或许在我们看来,给成框的鱼当然比一条条钓来得快,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别人给的“鱼”再多也会被吃光,而自己能钓的“鱼”再少也会越来越多。类似于英美文学这样的课程也是这样:掌握了再多关于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语法的知识,时间长了也会慢慢遗忘;而掌握了赏析英美文学的方法获得了文学批评的能力后,再少的有关英美文学的知识也会慢慢积累起来,并能够有所创新。而后者的这种能力,正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欠缺但却又是所急需的。

四、结语

中美文学课在教学理念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了中美教师对教学认识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我们一方面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努力透过这种差异去寻找我们自身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有可能破解英美文学这道教学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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