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7: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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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经济市场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切实提高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渐实行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因此,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市场经济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化,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体制环境与伦理环境。二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有体制无伦理,体制将被虚化、空洞化,有伦理无体制,则伦理将发生变异、变质。体制要有法治刚性,才有伦理建构力;伦理要有经济理性,才有体制支持力。具体如下:
一、建设明晰的产权制度与独立的企业制度
良好的产权制度建设是经济市场化的关键。具体包括:明晰产权;严格保护产权;产权自由流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要通过实行股份制,使财产的终极所有者与财产的法人所有者相分离,产权市场以劳动者个体所有权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联结成各种混合所有权,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在良好的产权制度基础上形成独立的企业制度,政府不再指挥企业运营,企业拥有明确和独立的产权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企业有充分的决策权,能够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自主决策;企业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民事责任。
二、政府不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事物,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为政治实体而非经济实体,其履行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即“公共管理”。除了国防、外交、公安、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政治性公共服务外,也具有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有: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公平竞争;实施宏观调节(由中央政府承担);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一般福利设施。不涉足赢利性企业,只经营公益性或非赢利性的甚至福利性的企业或事业,实施政策性经营,而这一切活动的经费全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增进市场的作用,也就是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来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制定并执行规则,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提供法治环境和公正执法。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义务教育和构筑基本社会保障网络。维护公平竞争,制定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等。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正,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逐步实现教育和城乡流动的机会均等。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多种政策工具来扶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有限政府”要求,切实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把不应该由政府行使的生产经营职能,逐步转移给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政府要有民主和透明的决策程序;权力要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必须划清行政和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抑制腐败。
加强民主参与。没有民主参与,又搞市场经济,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就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不公平的社会。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政治外壳”,只能是民主制度。必须建立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若不进行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问题,公共服务缺位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便难以有效的防止和纠正。如果政府还是经济实体与政治实体一身而任,则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将不免同时呈现。
三、切实实行法治,立法司法独立,培育全社会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立项者:范寅寅
项目的类别: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青年教师基金
项目名称:文化景观中场所精神再现的设计方法探索
编号:12NZYQN02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联系日趋紧密,城市规模随同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已进入“成熟期”而言,我国的城市发展可以说还处于“成长期”,而成长的过程,往往又是一个丧失的过程。[1]在“大拆大建”的开发建设中,全国城镇普遍出现“千城一面”、“伪”地景等现象。虽然设计完成了形式和功能两大要素的结合,然而,城市形态特色越来越模糊,人们走进家园的感觉也越来越淡薄。
城市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设计形式背后的文化薄弱。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它的内涵特质,这种内涵特质是在自然与人文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设计背离了文化基础,必然导致地域文化的丧失。
现今我国的城市依然面临地域文化磨灭的危机,甚至愈演愈烈。地域文化的丧失已是不回避和搁置的问题,而地域文化的保护是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前提。那么,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应该如何更有针对性的实现地域文化的保护?
二、城市的文化景观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多种要素按一定方式或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物质文化属于文化的表层结构,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2]在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的表层结构具有显性特质,易于改变;而深层结构具有隐性特质,难于改变。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表层结构的变异会导致深层结构的瓦解。
就设计层面而言,能够作用的更多的是文化在空间中的物质形态,即文化的表层结构。设计通过人们对文化表层结构的感知,影响其深层结构。因此,忽视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尽管目前只是改变了文化的物质形态,然而这样的改变正在侵入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危及文化的本质。
设计是通过“物质”作用于“精神”,对于这些物质形态,可以尝试以“文化景观”的概念进行理解。
“文化景观”来自文化地理学。它探讨的是人的活动与“原生”景观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学家苏尔(Carl Sauer)指出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文化景观区别于其他的景观类别,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文化景观具有延续性,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景观具有象征性,是人们生活方式、民族身份和信仰系统的象征。
可见,文化景观无论是概念还是内涵都更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因如此,在探讨地域文化保护的时候,将“文化景观”作为文化在空间中的物质形态进行理解,整个研究工作将更具地域针对性并更体现设计的人文关怀。
三、城市的场所精神
城市为人所用,是生活发生并具有特性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构成城市空间的一系列物质要素,还承载着人们的生活记忆与情感。在对城市的认知过程中,如果片面的强调城市的空间关系、功能、结构组织和系统等各种抽象内容,而忽视城市作为“家园”这一层面更深刻的意义,城市可能将会失去其可见、实在的具体性质,甚至包括不可替代的人文特性。因此,在地域文化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将城市作为一个“场所”进行理解和分析。
场所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点,而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城市作为场所,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及“场所精神”(genius loci)。场所精神的产生是依赖于环境客体与感知主体双方相互建构的。一个有意义的场所的产生,是源于丰厚的文化积淀,精神的巨大张力通过物化的文化景观以“冰山的一角”显现出来。具体而言,城市通过其文化景观,如建筑、广场、构筑物等与人们的记忆对话。当提及某一建筑、或某一广场时,便能唤起人们对此相关的全部记忆和情感。当然,不同的人对于城市的记忆也是不同的。但是,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所,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景观,对于多数人而言往往又是一致的。在那里承载着一些让人感动的内容,也就是它的场所精神。[3]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认同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深层文化,它们显现于那些人们所熟知的“核心”文化景观,而这样的“核心”文化景观就成为了人们在城市中得到归属感的情感寄托。
地域文化是靠积淀而成的,不可能运用某种设计方式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地域文化涵盖内容众多,很难凭借某种设计手段对每一层面的内容进行同等力度的保护。因此,在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应该更关注现有的集体认同,并保存城市的特性(即场所精神)。通过人们对于城市场所精神的体验,完成对于城市地域文化的感知,最终实现人们对于“家园”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产生。
四、地域文化的保护需要彰显和强化核心文化景观中的场所精神
在城市的发展中,地域文化不是一种固定和永久的状态,文化与时代的适应性发生碰撞,文化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非常剧烈。文化景观作为文化的空间物质形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可避免,也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与发展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体系,给予人们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种感受来源于人们对场所精神体验的过程。场所精神是一种特质文化,即在一段时间里所保存的集体认同,个人认同性与社会认同性的发展是一种缓慢的过程,无法在连续的变迁中产生。[4]
终上所述,由于文化的可变性以及人们对稳定精神的需求,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承载的集体认同的“核心”文化景观是保护的重点,设计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手法彰显和强化核心文化景观中的场所精神。
在重庆渝中区闹市中心,矗立着一座世人皆知的“解放碑”。这座“纪念碑”的由来和发展历程是典型地域文化保护的案例(图1)。
“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1941年12月31日,当为了激发全民族的抗战决心和鼓舞士气,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垣残壁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建了一座木质纪念建筑物,即“精神堡垒”。抗战期间,每当重庆经历一次轰炸,人们都会聚集于“精神堡垒”周围,庆祝自己的幸免于难,并鼓舞坚持抵抗的民族士气。“精神堡垒”在胜利后,被改建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又被改名为 “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尽管,这座“纪念碑”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历了名称、建筑形式和纪念对象的改变,然而,“纪念碑”作为重庆“核心”文化景观被保存至今,它所承载的场所精神也得到了彰显和强化。因此,无论是“精神堡垒”还是“人民解放纪念碑”,都作为重庆的地标,作为群众性活动与聚会的重要场所,一如既往的满足着市民对于集体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情感需求。
五、结语
城市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地域文化保护而言,是不可回避的挑战。而那些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环境,给予人们归属感的“家园”,不仅承载着人们大部分的生活内容,还记载着城市的发展历程,它们更是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漠视城市的场所特性,削弱其场所精神,采用肆意拆除重建的景观设计方式,最终的成果可能是无人问津的失落空间。景观设计中,对于地域文化保护的倡导,并不是拒绝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盲目的保存所有的文化景观。然而,对于那些承载着某种强烈感情、集体认同的“核心”文化景观是应该给予重点的保护,它们所积淀而成场所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强化。
参考文献:
[1] 张松.为谁保护城市[M].北京:三联书店,2010.p13.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规则经济,同时也是诚信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来保障,而一定市场经济秩序的培育、建立和完善又必须以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以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秩序为依托、为支撑。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秩序其核心价值就在于“诚实守信”。然而,近年来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和谐音符。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不仅颠覆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要求,破坏了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扰乱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如偷税漏税、走私套汇、假冒仿冒(侵犯商标权专利权)、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生产和销售滥加各种添加剂或有毒物质的商品、虚假商业信息、制造虚假广告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市场经济本身有其负面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它也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利益的驱动会引起一些企业出现违约、失信和欺诈等现象。其次,社会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样化的客观存在。由于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在我国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也多样化了,一些人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扭曲,甚至信仰缺失、是非莫辨、荣辱不分,因而在义利面前出现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行为在所难免。再次,社会转型期的衍生物。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企业诚信的监督机制和处罚机制都还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一些企业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为了眼前的利益投机钻营,逐名逐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最后,互联网技术被一些人恶意地加以利用。目前在我国,互联网+的概念已渐渐深入人心,电子商务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和营销方式,但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等特点也为一些企业和个人违约、失信和欺诈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整体出发,用系统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失信问题,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然后再逐一解决各种次要的矛盾和问题。当然,在诸多因素中,道德要求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但社会意识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就必须要加强诚信建设、诚信教育。一个诚实守信的企业,才可能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定有序、稳定和谐的社会。因此,在当代中国加强诚信建设,构建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构建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对策研究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完善的体现。只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规范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才能保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但是,任何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会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因而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加强国家调控和国家干预,合理调整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注重在制度安排、顶层设计方面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努力实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诚信失范现象,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信任危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因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能操之过急。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它的进步性在于它强调竞争意识和效率观念的意义和价值,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认识和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其局限性在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一些负面的效应。如:利润至上盛行,短视行为随处可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影响不断蔓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情形层出不穷等等。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让诚实守信深入人心,外化于行,才有可能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限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上和尽可能小的范围里。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价值取向存在着多样化的特点,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灌输,应让诚信教育植根于实践。因为,对一个制度完善的社会经济体系而言,诚信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精心呵护的稀缺资源和精神财富,它不仅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证,而且还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创造持久的价值、提供精神营养。
3.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法律、法规。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信是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被实践不断证明过的真理。可见,诚实守信对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仅仅有道德要求是不能奏效的。在我国,诚信缺失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应的制度、法律和法规相对滞后,监督机制、处罚机制不够完善,违约、失信的成本和风险过低。因此,必须要完善信用制度、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制定并保证执行失信成本远远高于守信成本的法律、法规,健全惩治制度,加大对违约、失信的处罚力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用法律和法规教育人们做到诚实守信。
一、新时期税种结构优化的基本标准
税收作为“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①,它天然就和政治与经济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研究税收问题自然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税种结构优化也应从政治与经济这两个层面来界定。检验一种税收是否优化的传统标准是帕累托效率标准,并以此为依据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来定义最优税收,但其舍象掉了两个重要因素②:一是舍象掉政府税收收入充裕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收入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对经济效率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舍象掉税收征收管理技术可行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征收成本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制度设计对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界定税种结构优化,更为直观和科学。政治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负担分配最符合社会公平准则以外,还应包括国家机器运转所需收入的最大满足;经济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对经济运行的扭曲程度最小以外,还应包括税收征管效率的最大提高。根据税种结构优化的内涵界定,其包含的内容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确定:一是政府所需要税收收入如何通过各税种来实现,每个税种应承担多大的税收份额才最为科学;二是现行税制应该设置多少税种,每个税种应如何分布才最为合理;三是现行税制中应包含哪些税种类型,某一类税如何设计才能最好地实现某一税收政策目标;四是税种的税率高低应如何确定,怎样设计才能在收入与激励上寻求最佳的均衡点;五是税种的征管构成是否科学,现有的征管技术水平是否与税种设计的要求达到高度的一致性,理论与现实是否同时兼顾;六是税种与税种之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地协调,以达到最大合力的发挥而不致于相互抵消。如果能同时达到以上要求,则税种结构才能称得上是优化的税种结构,否则就是一种非优化态势。由此可见,税种结构优化也就是通过税种及其各要素的设计来使税种数量、税种类型、税负高低、税种关系科学化与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多类型、强功能、广税网的税种体系,最终达到实现诸税收政策目标的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② 许建国:《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税收优化目标与改单思路》,载于《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
二、目前税种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依据
(一)国民经济运行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子系统存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系统之中,它通过对货币资金分配的介入来影响和作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首次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中的社会流转过程入手,对税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税种分布点以及课税对象选择进行的研究,则为科学搭配税种和正确选择课税点提供了基本思路。马斯格雷夫认为:在由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所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货币资金以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消费货物市场、资本货物市场为媒介,形成周而复始的货币流量循环,政府税收就产生于这个循环系统之中。在各不同循环路径上选择课税点或课税环节进行征税,而形成不同类别的税种,并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根据这些影响可设计出组成税制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社会保障税、消费支出税等,进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税种结构。然而,具体到现实的税种结构中,因为在不同课税点上设计的不同税种可能会产生相同的课税效果。一方面存在税收等效现象,如对货物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征税、对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征税,都会对税收收入、毛价与产量产生相同的效果,进而会产生交叉征收或相互替代的可能;另一方面,两部门经济运行流程图只能展现主要的税种,而不能完全揭示整个税种体系中的所有税种,未能体现对财产持有和转移的课税以及对受益行为和外部不经济行为的课税。
(二)税收负担分配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负担分配是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和争论焦点。纵观税收理论的发展历史,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税收利益税。这一主张认为,税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模拟,故又称税收价格,社会成员所负担的税收份额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付出成本的一种补偿,因而个人应按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益大小来按比例负担政府税收,做到受益大者多纳税,受益小者少纳税。二是支付能力说。认为要达到公平负担状态,社会成员必须依据各自的纳税能力大小按累进税率来负担国家税收,做到能力大者多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在以上两种理论主张中,均是以所得作为衡量受益大小或支付能力大小的标准,因而得出两种不相容的政策主张。按照受益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必须按比例税率进行课征,而按照负担能力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又必须按累进税率进行课征,同时由于对所得的协调而不承认财富的自然分配状态,因此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现代财政学理论认为: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单纯以受益原则为依据,也不能单纯以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在税种的设计上,既要存在按受益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又要存在按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在受益或支付能力的衡量标准上,不能仅仅局限于所得标准,对受益原则采用消费标准,而对支付能力原则则应采用所得与财富的综合标准。因此,从税收负担分配的角度得出税种体系与结构的设计原则:税种体系与结构只能由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3个系列所构成,流转税体现受益原则,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现支付能力原则。
(三)有效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有效税制理论是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主任的维托。坦兹所提出的衡量税制的有效性的8个质量特征所构成①。其目的是为了估价税制的有效性,提出诊断税制的检验方法。具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反映税种收入结构的指标,如集中性指标、分散性指标;二是反映税种要素设计的指标,如从量性指标、客观性指标;三是反映税收征管:质量的指标,如税基侵蚀指标、征收时滞指标、强制执行指标、征收成本指标。具体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税种收入结构方面,有效税制理论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税制中,相对少量的税种和税率就能承担筹集大部分税收收入的任务,在整个税种体系中存在不到4个主要税种或税率来确保大部分税收收入的获得。与此同时,还必须减少小税种对税制的干扰,将收入少的小税种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通过收入集中度的提高和分散度的降低,可以提高税制的透明度。二是在税种要素设计方面,有效税制理论强调:从量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重严重影响税制的收入弹性以及抗通货膨胀干扰的能力,对从量税的高度依赖会对税制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同时有效税制理论也指出,为提高税制对经济波动的适应性,应减弱对从量税的依赖以及淡化主观评税的色彩。三是在税收征管质量方面,有效税制理论主张:一要减小税基的侵蚀程度;二要降低税收征收时滞;三要加强税收征管;四要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总之,一个有效的税制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是:高的集中性指标;低的分散性指标;低的税基侵蚀指标;低的征收滞后;高的客观性指标;低的从量性指标;适当的罚则;低的征收成本。
(四)优化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从古典学派到现代供应学派,许多西方经济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探讨优化税制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优化税制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系统研究了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激励理论问题。优化税制理论认为:充分、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在不对称信息的现实条件下,无法获得完全“中性”的税收工具,运用“扭曲性”税收具有不可避免性。在“最优税收”不能满足的条件下,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扭曲程度的税收工具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扭曲程度最小的税收,运用“次优理论”来指导税制的设计。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优化税制理论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中顾此失彼的现象,即从理论上探讨了效率、公平与财税收入这三大方面的协调问题,又在实践中同时运用公平与效率原则来指导税制建设,强凋信息对税收征管的约束同样也是优化税制理论的一大特色。
① 维托。坦兹:《有效税制的质量特征》,载于《税收译丛》1998年第3期。
三、现阶段我国税种结构的优化措施与途径
关键词:儒家文化;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有机结合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6702
1 综述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此精髓对中国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1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儒家学说在新的世纪中将焕发出新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作新贡献。
2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
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首先应是一种效益经济,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应是一种文明经济、秩序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交往中诚实守信,互惠互利,要求人们相互协调,遵守共同的规范和秩序。但在市场经济的实际活动中,由于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有的人简直就是惟利是图,甚至搞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现代市场。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促使市场主体挖掘自身潜力,提高自身素质,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激烈的竞争也容易诱发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进行卑劣行为,破坏竞争的公平性。
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都应是平等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没有这个前提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平等既是社会主义首先准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各主体之间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平等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由于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往往仅仅是机会上的平等,而结果常常不平等,甚至会出现收入上的巨大悬殊,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影响社会安定,甚至把市场经济的基础――等价交换原则扩展到不适当的范围。
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容易诱发市场主体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导致资源浪费,市场无序化加剧,从而影响市场主体获利目标的顺利实现。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是交换经济,此类交换经济实质是使整个社会的各个主体获利,而不是闭关自锁。
市场经济对社会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市场本身的弱点也会反映到精神文明生活中来”,现在一些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更表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主市场经济体制、克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已刻不容缓。我们更需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
3 儒家文化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当今,我们研究与倡导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目的是从实际出发,对儒学作出新的诠释,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儒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能动作用。那么,儒家文化在亚洲各国建立和实施市场经济模式的时候,到底起了哪些值得一提的功能性作用呢?
首先,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儒家思想宣扬天人合一,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应主动和谐万物,达到化育万物之目的。我国在极“左”年代搞“人定胜天”、“伐木造林”、“围湖造田”,现代工业和生活污水、废气任意排放,使得土地沙化,水地流失,气候恶化日益严重,这些教训要求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环保,不能只为眼前利益进行掠夺式开发经营,而应关注子孙后代的利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儒家思想认为,人非大自然的主人,也非其奴隶,而是一种伙伴关系;对它应既不能屈服,也不能破坏,要维持人类和自然和谐平衡,实现人和大自然的良性循环。倡导人和自然互相依存、和谐发展,是解决当前人与自然之间诸多问题的对症良药,与中央提倡的“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其次,儒学的仁爱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具有统一性。儒学本质上人学,讲人如何为人,如何和睦共处的道理,强调通过自身修养、道德教化、利人利己来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儒家思想中“仁”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崇尚“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追求“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的高境界。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竞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有条件的。首先这种竞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以建立和睦友好、公平竞争为基础的机制之上的。这与儒家文化中的讲道德、仁义理念相吻合,与儒家思想的和睦相处也是不谋而合的。
再次,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具有本质一致性。儒家的“君子以义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其实质就是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反对“见利忘义”。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义利”应该是统一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此倡导主张“义利”统一,至少做到利己不损人,义利冲突时先义后利,市场经济只有在首先保证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企业和个人才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儒家学说重视诚信,把“信”作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美德,同时提出的“中庸”、“调均”等思想,这些可指导我们加强信用体制建设,防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两极分化,指导我们重视教育和加强道德修养,讲究勤俭节约。我们应选择这些优秀部分加以弘扬,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世界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我国古代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并呼吁建立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我们在创建人类先进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的道德规范的同时,自然不应放弃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精华,离不开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道德观念的评判性继承。
参考文献
[1]魏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二、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版权所有
三、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合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企业合同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合同签订之前的管理工作,还应重视签订之后的管理工作。注重履行合同全部过程的情况变化,还需特别掌握对企业本身不利的情况,及时应对合同变更、修改、补充、终止等问题。不断加强企业合同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以防止由于合同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经济效益损失和企业形象的损坏。
一 企业合同管理的意义
企业合同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终止;合同的审查、监督、控制;进行合同签订时组织、计划、指导、协调等一系列活动。合同管理的过程必须是全过程的、系统性的、动态性的,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签约程序,还是一个需要谈判、起草、签订、履行和监督的环节。
在如今的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加强企业合同管理,可以充分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规范企业的组织行为,实现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保障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从全球经济化的角度来看,企业合同的有效管理在企业制度方面实现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二 市场化竞争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市场化经济体系也逐步深入到各个企业。市场化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取得更好的产销条件和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而竞争。通过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市场竞争主要包括商品竞争、素质能力竞争、服务竞争、信息竞争、价格竞争及信誉竞争六项基本内容。其中,信誉竞争包含企业合同管理的好坏。企业合同妥善管理不仅能维护自身的利益,还能在同类行业中以信誉的优势提高市场的占有率,以提高经济收益、保持自身不断成长以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三 企业合同的管理模式
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对合同的管理工作。企业通过合同来确立民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由此可见,签订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其本身具备的特点,决定了合同不是由企业内部的财务、人事部门管理,其已经超出了企业自身的管理界限。因此,企业需要设立专门的企业法律顾问部门进行合同管理。
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组织机构设置的不同,企业选择合同管理的模式也不同。但在大中型以上的企业中,合同的管理模式基本采用企业法律顾问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再与其他部门管理相结合。法律顾问部门对企业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负有监督、检查和指导的职责,各下属部门对本部门授权范围内所签订的合同负责,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可行性、完整性。
四 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化为市场经济,企业合同管理的发展也逐渐从起初的过于简单不规范,走向现今的细致规范,并趋于完善,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合同缺少完整性
企业为了来之不易的合同签约机会,签订的内容条款不明确或不全面,有时还会满足客户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很快的把合同签订下来。甚至在与老客户洽谈业务时,碍于情面以口头形式协议,不签订书面的合同。
2.合同履行率不高
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合同内容或主体的变更,但不少负责履行合同的企业管理人员忽略了及时变更合同的重要性,没有按照法定的条款和法定期限办理。有些合同没有注明履行期限,签者字人的盖章不很清晰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为企业合同纠纷埋下隐患。
五 加强市场化竞争下的企业合同管理
1.完善企业合同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合同能够体现企业在生产、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各种法律关系。由于合同的专业性和法律性很强,特别是一些对企业影响重大的合同,能否正确签订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完善各项合同管理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合同的审查、公正、授权委托、专用章管理、归档等一系列的制度确立。这些都是合同管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完善这些制度,才能使合同的合法性得到保障,将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
2.加强对合同管理人员培训
利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合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外聘专家讲座、网络、选送深造等形式增强合同管理人员的合同业务能力和法律事务能力。同时,企业应制订相关的合同管理办法、规定,促进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3.完善合同管理体系
建立统一的合同管理体制,确定统一的合同管理部门;对合同的内容审查,应由企业合同主管部门审查,其他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各负其责,对合同项目及承办单位对合同的履行全面负责,确保建立管理体系的目的能够具体落实,只有各部门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才能把合同管理工作做好。
六 结束语
总之,企业要在市场化竞争的背景条件下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实施合同管理。在企业合同管理实践中,很多成功的企业合同管理都是将合同的权益按照职能分工分解的各个部门,再由各部门履行属于自己的职能范围的义务。这样,合同管理的整体水平会不断提高,为企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石化产品以能源和原材料等商品类别存在着,起到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的功能。从这一点来看,似乎针对石化产品的市场营销问题讨论显得多余。实则不然,从石化企业这一微观视角来看,因其产品具有标准化生产和通用性等特征,各石化企业之间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这种替代性必然增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另外,我国下游实体经济发展仍受到宏观经济面的负面影响,从而就对石化企业的市场营销提出了客观要求。这一要求不仅在于优化现行模式,还涉及到根据市场环境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创新模式来。
反思当前企业的营销现状并不是为了评判,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力于短板问题的解决。关于短板问题,部分属于系统性偏差,而部分则是可以借助一定的营销组合给予克服。因此,本文的立论也就以后者为出发点。
一、市场营销现状反思
在组织资源范畴下来反思市场营销现状,则需要在人和物这两个要素上进解析。根据管理学的观点,优化营销管理的本质还是在于增强有关人员的岗位素养。因此,从这一价值判断出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现状反思。
(一)针对人力方面的现状反思
众所周知,市场营销来自于传统销售,但却高于传统销售模式。这就意味着,销售人员在缺乏基本的营销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将限制其对目标客户的开发效率。关于这一点,在石化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具有典型性。实践表明,石化企业作为国有企业主导类型,与客户之间形成了长期的供求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在我国国情下变形为一种私人关系。从而,弱化了对客户需求的深入解读意愿,而未能进一步与客户需求形成高度匹配。
(二)针对物力方面的现状反思
国有企业的销售特点还表现在,被动的接受客户的订单,而不是主动开展客户关系管理。或者说,这种关系管理主要局限于私人关系的维系。根据营销理论对产品的分层,由里到外分别为核心产品层、有形产品层、附加产品层。部分石化企业往往忽略了附加产品层的现实意义,而难以适应要素市场竞争度逐渐提升的情景。可见,忽略柔性化售后服务是制约企业销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反思引导下的合理化路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反思引导下,针对市场营销的合理化路径构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人力方面
一般来说,石化企业的销售人员都具有熟练的销售技巧,并在长期的业务工作中也积累起了一定的人脉,这些都是促进企业营销活动开展的重要资本。但也需要明白,销售人员缺乏系统的营销知识,以及职业疲劳期的负面影响将制约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因此,需要在业务培训和岗位意识提升上下工夫,特别要强化市场导向下的营销增值业务的意义。即,向企业传递客户的实际需求信息。
(二)物力方面
由于石化产品属于生产要素,一般采取0级渠道。因此,在拓展销售渠道时则需要借鉴当前营销中的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网络营销模式引入其中。具体而言,企业应借助门户网站的影响力产品信息,并借助网上支付系统来完成B2B的电子商务活动。
(三)财力方面
石化企业历来以生产和质量管理为主导,也使得在资金配置上往往向这两个领域倾斜。笔者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资金配置还应考虑市场营销的需要。诸如,销售人员的上门访问,以及邀请客户方来企业考察等活动,都需要企业资金的支持。不难看出,这些活动对于改善企业的客户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
三、实证分析
烟台万华公告称,2014年年底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产品将开始投产,变更经营范围有助于销售渠道和客户群的建立,公司为石化领域新进入者,缺乏石化产品销售经验,进行产品预销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未来石化产品全面销售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拟将“一般经营项目”变更为: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聚醚及聚醚衍生品销售;环氧丙烷、丙烯、甲基叔丁基醚、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系列产品、叔丁醇、正丁醇、新戊二醇、甲基丙烯酸甲酯、三羟甲基丙烷、顺酐等产品的销售;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对于烟台万华在石化领域的前景,有知名券商研究员分析称,烟台万华在石化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现在公司主要做的是向上下游延伸,公司可能会深入MDI主业扩张规模延伸产业链,产能扩张最早或在2015年贡献利润。
以上实证资料表明,人员培训、产品宽度的拓展,都成为支撑当前石化产品营销的策略。另外,在降低与下游客户间的营销成本上,还可以采取纵向联盟的形式完成产业链的延伸。对此,这需要引起石化企业管理层的重视。
四、小结
本文认为,因石化产品具有标准化生产和通用性等特征,各石化企业之间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这种替代性必然增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因此,需要在反思现有营销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化的路径指向。具体而言,在组织资源范畴下需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三个方面下工夫。
参考文献:
此次拍卖,是荣宝与江苏御风联合举办的一场小型的精品拍卖会,虽然整场拍卖没有上千万元的“扛鼎”大作,但在拍品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出荣宝一贯坚持的精品战略,拍卖组织者在拍品的鉴定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
本场拍卖,中国书画(一)总成交767.7万元,成交率63.58%:中国书画(二)成交1951.2万元,成交率45.3%。从拍品成交情况看,精品的成交率较高,成交价也高于市场行情,行家认为,这说明中国艺术市场正日益趋于理性,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中国艺术市场起步之初,艺术品特别是中国书画艺术品,购买者中虽然不乏收藏家,但其购买主流仍然是艺术品投资者和艺术市场的投机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有能力购买中国书画艺术品的购买者,本身并不具备较高的艺术欣赏力和鉴赏力,在购买艺术品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投机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成为新一代的艺术品收藏家和投资人,他们具备较高的素质和非常高的智商,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掌握艺术品的鉴赏知识,具有较高的艺术品欣赏水准,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前几年的“井喷”行情的出现与他们有着较大的关系。但“井喷”行情的出现,也使大量艺术“垃圾”甚至有一定数量的赝品充斥艺术市场,这是非常致命的。行家认为,艺术市场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艺术“垃圾”的淘汰过程,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艺术市场进入目前的调整期,正是艺术市场趋于理性的一种表现,调整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意味着清除艺术“垃圾”,意味着对艺术精品的价值认同,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理性回归。
本场拍卖,虽然受目前艺术市场大气候影响,成交率不高,但其中的精品都受到了买家的追捧:如310号拍品徐悲鸿《马》,画面用笔纵放淋漓,结构造型严谨洒脱,同时画有柏树背景,虽然仅3.3平尺,成交价人民币159.5万元:第319号拍品傅抱石《湘夫人》,也是傅抱石先生的人物画精品之作,画中人物气息高古清逸,笔力遒劲,线条轻灵,生动传神地刻划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意境,1.9平尺,以1 43万元人民币成交;第333号林风眠《裸女》以75.8万元成交;第314号齐白石《桃花图》以71.5万元成交:第300号《丽人行》是陆俨少最精的人物化作品,以71.575元成交。
本场拍卖,当代名家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成交情况也较好。应当说,当代画家的作品除了其与近现代名家相比拥有的价格优势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那就是真伪鉴定相对容易,作品的审美取向更适合目前以及今后的市场需求。本场拍卖,当代名家的作品成交情况值得重视。如第42号拍品喻继高《瑞鹤迎春》以8835元成交:第l 36号拍品范曾《牵牯图》以38.5万元成交;第87号拍品杨明义《小镇新荷》以19.8Z元成交。
[中国分类号]F0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7―0006-04
一、引言
从研究方法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流派可大致分为两种研究思路,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静态均衡和以演化经济学为代表的动态调整。从研究内容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认为是在环境静止状态下研究组织行为的“存在” (Being)经济学,而演化经济学可以认为是在强调有限理性的前提下研究环境变迁的“生成”(Beeoming)的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置于核心地位进行研究,通过添加环境变迁的调整系数。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迁规律和生成机理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当该系数为0时的一种特例。
一般来说,经济演化是指经济变迁中的渐进变化和发展轨迹,是所有个体对外生环境变化的瞬时和最优反应的总体描述。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涉及到市场选择和适应性学习两个反馈环(Feed-back Loops)的共同作用,即市场的选择机制和个体的适应机制,前者强调组织体对外部选择标准的适应过程,后者强调组织对适应行为的学习过程。选择机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主导作用,该机制是趋向于减少多样性的淘汰机制(即减少企业个数),适应机制在演化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该机制是趋向于增加多样性的生存机制(即增加企业个数)。
由于经济演化范式逐渐被接受和认同,因此如何将生物演化机制与经济变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类比,成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以经济演化的市场选择机制和适应性学习机制为基础,剖析两者间的动态协调机制。探究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群体进化之间的相似性。
二、市场选择――非人格化的甄别机制
在经济演化中,一些类比被用来反映经济过程的生成机制和运作模式,如自然选择就被看作是和市场选择相类似的机制。市场选择(Mar-ket Selection)是在消费者集体投票的模式下,形成一种决定组织(企业或产业)生存的动态决定机制,适应市场选择标准的组织将得以发展,背离市场选择标准的组织将逐渐被淘汰。关于市场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即市场选择究竟在哪个层次上发挥作用,是基于产业还是基于个体企业进行选择,一直是演化经济学中争论的问题之一。
(一)基于个体的市场选择理论
个体选择理论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对边际主义的批判。边际主义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企业家将继续扩大产出,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但牛津研究团体的霍尔和希奇(Hall,R.L.and Hitch,CJ.1939)通过对一些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家在实际运作中,并未采取基于边际的价格和产出策略,而更多遵循的是全成本价格策略,即以直接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和利润率,最终确定商品的价格,这种做法往往源于企业家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
1 企业家的有限理性
个体选择理论更多的强调企业家的决定性作用,即企业家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决定着企业能否适应市场选择标准。在个体选择理论中,企业家追求利润这一假设应该与追求利润最大化区分开来。逐利性是商人的本质,但是任何商人都很难界定其利润最大化的边界。阿尔钦(Alchi-an.A.A,1950)指出,只要考虑到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传统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就缺乏其有力的理论基础。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强调模型的确定性,但当模型中包含了确定性后,它的预测功能又令人质疑。因此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再被看作是“完全的理性决策者”,而被看作是一种“适应性制度安排”,市场力量决定企业组织的“形态”。在市场选择过程中,被环境接受的幸存者,其行为被证明是“适当的”。
2 企业生存能力
除了强调企业家的作用,个体选择理论同样考虑企业中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和偏差性。即使撇开信息不完美、计算能力不足这些弱点,人类本身也不是机器,因为文化为人类赋予了千差万别的价值观或者说偏好,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与行为规则使得理性假设无法保持内部的一致。恩科(Enke.S,1951)指出,企业员工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制约着选择的一致性,当企业内部由于选择标准的差异而导致内部冲突加剧时,其适应外部市场选择标准的能力将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生存能力(Viability Analysis)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企业家的领导下,良好的团队作风和协同意识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
(二)基于产业的市场选择理论
最早提出基于产业的市场选择理论是马歇尔(Marshal A.1920),他在进化论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和发展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产业是由一系列在生产成本、市场份额、规模、年龄、知识、组织等存在诸多差异的企业共同构成的。单个企业的成长和衰亡是经常性的,而一个产业却可以经受长期的波动,甚至可能出现长期稳定向前发展的趋势@。
1 适用于产业层次的利润最大化
支持产业选择理论的学者认为,尽管利润最大化对于单个企业的分析并不适合,但其适合于产业行为的分析。企业内部的力量――企业家的预测和决策,可能会导致单个企业陷入发展困境,但这种偏离会被外部市场的选择压力所纠正,促使那些持续保持最大化正利润的企业被保存下来,而偏离这一选择标准的企业(如持续亏损)将被市场逐渐清出。
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导致市场选择标准的产生。从长期来看,市场选择压力将确保产业中企业的行为接近于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弗瑞德曼(Friedman.M,1953)指出,直接决定企业家行为的因素是习惯性反应和随机性机遇,当这些因素与市场选择的标准近似符合时,就被产业保存下来。无论企业是否致力于利润最大化,市场的选择机制将最终确保。每一个被保存下来的企业在竞争表现中与“利润最大化”行为相一致。
2 消费偏好和技术创新导致需求变迁
产业存在生命周期,企业也存在生命周期,但这两种生命周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当由于技术创新导致消费者偏好发生漂移时,旧的产业会逐渐衰亡,新的产业将逐渐兴起;在需求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消费者选择不同企业的产品,将导致竞争力弱的企业逐渐退出市场,竞争力强
的企业逐渐扩展市场。也就是说,当需求偏好相对稳定时,市场选择的层次是企业,当需求变化频繁时,市场选择的层次是行业。在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技术创新引致的需求变迁非常频繁,因此市场选择的层面应是基于行业层次的。
基于需求的快速变动,韩楠和弗里曼(Han-nan M.T.and Freeman J.1972)把群体生态理论应用到组织理论中,认为组织在环境中能否生存和生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相同的,环境将根据组织结构以及其与环境匹配程度来决定选择或淘汰某些组织。这一理论强调在种群层次上环境对组织的选择,即环境选择的对象是某一整体而非单个组织,认为环境主要在产业层次上发挥作用。
三、企业适应论――人格化的学习机制
在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企业采取各种有意识的适应行为是非常理性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的倡导者赫伯特・西蒙(Simon,H.A.1959)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决策者知识与计算能力有限,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往往只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通过学习形成的适应性反馈机制可以尽量增加其行为的理性。适应性学习已经成为在“市场选择”之外,促进制度演化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演化机制。企业的学习包括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内部学习以坚持内部惯例为基础,外部学习则体现在对适应模式的外部搜寻。
(一)基于惯例的内部学习机制
惯例相当于生物演化论中基因的概念,是企业内部一切规则和可以预测的行为,包括企业的生产技术、人事制度、研究与开发以及投资策略等。企业的惯例是其持久不变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行为方式。
1 惯例保持
由于判断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的限制,企业决策实际上不是理性的,决策规则往往基于习惯或长期有效的简单规则,即路径依赖效应。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企业所尝试的惯例中肯定存在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必将导致遵循这些惯例的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别,不同惯例赢利性的差别将被转换成市场份额的不同的增长比率。
2 内部沟通
个人虽难以预知未来,但却能从一个组织长期试错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最终形成对组织环境的有效适应。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做为历史的载体,通过内部模仿而传递。企业内学习的功能就在于把组织内个人所特有的意会知识转化成企业成员所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特有的新的意会知识,它是通过语言交流、观察、模仿和实践的结合来完成的。
保持基于惰的惯性,其实际意义是企业对自身以往成功经验和保守计划的学习。当惯例能够达到满意效果时。企业遵循惯例,当惯例难以达到满意效果时。企业进行外部搜寻,潜藏在惯例背后的是企业认可的默示知识(TacitKnowledge),惯例促进了组织特定操作知识的存储和累积。
(二)基于搜寻的外部学习机制
搜寻相当于生物演化论中变化的概念,当企业的惯例难以达到满意效果时,它将进行搜寻。搜寻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收集和外部运营模式的学习,因此搜寻可以理解为是对外部环境进行学习的过程。通过搜寻,最终决定是否用新的惯例代替旧的惯例。
1 模仿成功者
演化经济学采用进化生物学的个体群观念来对新奇创生的扩散进行分析:“从个体群层次来看,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个体群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这就是威特的“频率依赖效应”: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样的选择。模仿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搜寻手段,即通过对成功者行为的仿效以期达到获利的目的。把模仿行为同自身固有的经验或知识结合起来,就可能导致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从而形成创新。市场选择将导致以下情形:通过其他企业对成功企业的模仿和学习,从而导致有效率组织形式的扩散和传播。
模仿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时滞性,二是模仿的表层性。由于模仿的时滞性,使得被模仿者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垄断格局,而这为领先者扩展市场和积累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和优势,通过提高市场竞争门槛,阻止其他竞争者的模仿行为。由于模仿的表层性,使得模仿企业难以真正获取被模仿者的成功经验,而必须将其获得的信息与自身的经验、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单纯模仿只能导致模仿结果的失败。
2 反复试错
在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模仿的前提下,试错(trial and Error)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有意识的适应。生态理性的发生秩序是基于反复试错的演化过程,它最终形成了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行为规则、传统与道德等,为企业的产权交易和个人的社会合作奠定基础。从原理上讲,试错行为最终形成是一种收敛过程,使企业行为逐渐逼近市场选择的标准。在这一收敛过程中,未能坚持到最后的企业将遗憾的被市场清出。
在试错过程中,挫折破坏了经济行为者的预期水平,从而使其产生了对新的、未知的选择进行搜寻的动机。在没有成功前兆的情形下。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经济行为者的预期水平将逐渐下降,最终将趋向于目前可行的选择,搜寻的动机消失了。反之,如果搜寻被证明是成功的,预期水平将提高。
四、市场选择与适应性学习之间的关系
(一)强制性和选择性
市场选择作为评判企业优劣的一种检验制度,属于外生性标准,该选择机制具有强制性,即适应市场标准的企业将得以生存和发展,不适应市场选择标准的企业将被淘汰。适应性学习作为企业对外部环境适应的一种主动迎合,属于内生性机制,即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学习,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学习。在强制性外生标准的压力下,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完成适应性学习,但该方式是否合适,最终是由市场选择标准来评判的。因此可以说市场选择标准具有主导和定向作用,迫使企业沿着其指定的方向进行适应性学习和发展。
适应性学习是企业适应市场环境而形成一定自我改进机制,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过程,即企业不断改变自己,使自身能适合于在某一市场中生存的过程;二是指结果,即有利于企业生存的特征被保持,不利于企业生存的特征被淘汰。由于企业适应市场选择标准往往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此使得适应性学习成为一种贯穿企业整个生存过程的动态调整机制。
(二)群体性和个体性
市场选择标准的变迁,将改变现有行业内所有企业经营模式,因此市场选择导致在群体层次上发生改变。适应性学习模式的改变,将改变企业自身与外部选择标准的符合程度,因此适应性学习导致在个体层次上发挥作用。由于个体适应性学习模式的差异性,导致最终满足市场选择标准的群体组合被保留下来,构成了产业内的企业。
市场的不确定性,源于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选择标准更多的依赖于消费者的集体行为,而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就容易导致企业的群体行为会产生偏差(如环境污染等)。因此,市场选择标准应适当介入政府的调整,把政策的宏观引导和消费者的集体投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市场选择标准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五、结束语
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循环。从经济成长阶段来看,我国已经开始步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谓的“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消费者更加重视产品品质和科技含量,更加重视教育、休闲、娱乐、保健等消费。因而,要促进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使之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民营经济在就业、投资、产值上的贡献已经非常突出,并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十三五”时期,政策重点需要更多地转向民营经济,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使民营企业强大起来,更富创新能力和活力,能够在高新技术领域展开国际竞争。为此,需要确保民营经济在法律保护、获得生产要素、进入重要生产领域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1.棉花收购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当今的市场经济,籽棉收购从市场准入制到现在的全面放开大流通,籽棉交售从集体农村合作社统一交售到目前各路棉商、棉贩、棉农批零交售,籽棉质量从分等分级到眼前“大杂烩”……这就是市场,作为一名棉花收购检验从业者,切忌抱怨!市场没有对与错,市场的变化自有它的道理,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必须适应,不适者要自我剖析、让自己适应,只有真正适应了当今市场,才具备棉检执业的基础。
2.一名称职的棉检执业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所做的工作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企业。没有“我为企业、企业为我”的理念,一切工作都是墙上芦苇。
怎样才能适应市场
要做到真正适应市场,必须要不断地学习、苦练内功、更新理念、调整心态。首先,要做好调研,掌握政策、了解市场;第二,吃透政策精髓,合理规避政策限制,让政策为企业服务;第三,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不断更新市场信息,及时综合分析,让市场为企业服务;第四,时刻记住市场永远都是对的,善于从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及时调整收购方法,只要不违背大的政策,以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指整体综合效益)为中心,重点抓住一年收购季节中的几个最佳波段,不折不扣地完成企业交给的任务。
如何进行收购检验才能更好地服务企业:
1.“一试五定”是老一辈棉检专家总结出来的宝贝,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棉检从业者的法宝,不管市场如何变化、时代如何变迁,“一试五定”都是棉花收购检验的根本,如脱离它,我们将会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只有结合当今市场、融会贯通地运用“一试五定”来进行收购检验,才能更好地服务自己的企业。
2.根据现在籽棉市场现实状况,机械地套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籽棉收购“一试五定”显然已不合时宜,我们要汲取精髓,按质论价进行收购。目的就是要鼓励分等分级、优质优价,合理制定收购方式、价格与检验程序,把效益最大化的籽棉收进来。
3.检验程序:①厂大门前初检(水分、主体品级),初步合格的抽样测试衣分(随机抽验品级、长度、马克隆值、水分);②进厂称重;③进仓检验,要求包包空包检验;④回皮称重;⑤财务根据企业籽棉收购定价表,凭衣分、品级、过磅单结算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