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利与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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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年人口已经成为一个有其特殊需求的庞大群体。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为补充。具体的养老形式中使用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自我养老、机构养老、集中养老、分散养老等分类。根据对养老的理解，我们把一切能够从老年人生活、精神和经济上满足老年人需要的方式和手段称为“养老模式”。

一、几种养老模式概念及分析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是指以家庭为主进行的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养老支持力，其居住方式有独居、与配偶居住、与未婚或己婚子女居住等形式，其特征是分散养老。

从目前情况看，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虽然老年人对生活场所有多重选择，如家庭、养老院、老年公寓等，但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的第一选择。这是因为养老不单是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不仅老人在生活上有保障，老年人在家养老可以经常看到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进行情感上的交流。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历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工作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的生活，家庭养老的方式出现弱化。在这种状况下，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心理诉求,疾病护理等问题日渐突出,即使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也不得不把各种需求的满足从家庭转向社会和社区,从而导致近年来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

（二）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是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服务由社会提供，而不是由家庭提供。社会养老主要表现形式是机构养老的模式，在机构养老中，老人需要按月交纳规定的费用，就可以获得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食宿、照料的各种福利院和敬老院的照顾。机构养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也能使老人得到较为集中的照顾和有序的生活。但是，就我国目前经济水平的情况以及福利发展水平，满足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念使老人和子女对于机构的照顾都存在着许多顾虑。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的加剧，社会养老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第一，我国财力不足,现有的养老机构严重缺乏。第二，养老机构的服务方式、管理水平等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就是要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种资源，使老人住在家里或家庭附近，接受社区的养老或托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文化、权益保障等多种需求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熟悉的生活环境，由社区来扶助家庭、提供养老支持便成为目前条件下最适宜的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可让老年人仍生活在他们熟悉的社区中，保持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不断裂，而且社区养老服务可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改善老人的护理条件，进而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社区居家养老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养老资源,减轻政府负担。在国家无力兴办全社会福利性养老机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社区的财力、物力资源,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医院等设施,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与问题

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相比，社区养老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一，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减轻家庭和政府的负担。老人在家中养老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互助网络，还可以利用已有的家具、房屋等设施，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建设，也减轻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此外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人员再就业。

第二，有利于老年人自身的身心健康。通过保持老年人“正常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社区环境中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实现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信念和“助人自助”的目的,促进人的发展的工作目标。

第三，有利于城市社区建设。加强对老人的照顾，有针对性的开展老人服务项目，有利于改变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看法，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参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富先老，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周期非常短，养老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的养老意识落后等方面的原因，所以社区居家养老也面临许多的发展困境。

第一，现有的社区硬件设施难以支撑居家养老。由于一开始政府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认识的不足、应对经验的缺乏，所以在城市社区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住宅的适老性与宜老性，这使得居家养老的开展一开始就存在先天的缺陷。

第二，服务的非专业性与非体系性。居家养老的本质其实就是社区照顾，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社区照顾服务提供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妇女、离退休人员、下岗待业人员，真正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很少。

第三，无法解决老年人的安全保障问题。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指提供餐饮及上门医疗服务。这虽然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最低生活需求，但是却无法满足老年人最迫切的养老需求，即老年人的生活安全保障问题。

养老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提升而变化的。中国的文化背景使家庭养老成为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实施，养老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的依靠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已经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新的模式的应用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养老模式之间的利与弊，更好的服务于老年人群。

参考文献：

[1]周云,陈明灼.我国养老机构的现状研究[J].人口社会学,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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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房养老；国内外实践；利与弊

一、以房养老概述

（一）以房养老的内涵

从广义上来讲，以房养老是指老人利用自己拥有的房产，采用多种形式对其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并最终保障自我养老的^程。究其形式来说，包括出售出租房屋养老、异地集中养老等。从狭义来讲，以房养老是指房屋产权拥有者把自有产权房抵押给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在综合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房产现有价值等因素后，一次性发放贷款或一定时间内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在其去世后，把房屋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升值部分归金融机构所有的自我养老模式。

（二）国内外以房养老模式与实践

新加坡：职总英康私营保险公司NTUC INCOME于1997年1月率先推出反住房抵押贷款。之后由于新加坡政府规定反向抵押贷款仅限于私人建造的商品住房，政府组建的房屋不能“倒按揭”等诸多限制导致其“以房养老”市场狭小。

英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英国一般被称为“房产价值释放机制”或“逆向年金”，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推行这种“以房养老”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住户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所获得的贷款须充当保费用来购买年金。

南京：2005年南京汤山温泉留园老年公寓在全国率先推出“以房换养”的概念，南京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推行倒按揭性质业务的城市。这种以房养老模式主要针对在南京市区至少拥有一套不小于60平米住宅的60岁以上老人。

北京：2007年10月18日，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和北京寿山福海国际养老服务中心共同启动了“养老房屋银行”项目。2007年10月30日，北京幸福人寿保险公司通过保监会审批开业，并推出了反住房抵押贷款等主营业务。

二、我国实行以房养老的益处

（一）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房养老”模式使老年人可以用抵押出售房产等方式获得一定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和人们的后顾之忧。人们可以将更多的钱用于消费，消费增长进一步拉动了内需，从总体上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效果。另外，房屋交易促进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间接地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活跃房地产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以房养老模式的推行有利于推动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与房屋产权人、养老保障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养老保障产品的丰富与多样化，同时“以房养老”将住房、金融保险抵押和养老保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金融机构将老年人抵押的房产进行运营并获得一定收益时，就直接活跃了房地产市场和间接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三）减轻养老保障压力，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医疗、住房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养老金缺口问题也日趋严重。实施“以房养老”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它使老年人通过抵押出售产权房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养老金，减轻了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养老负担，有效地缓解了养老金缺口问题，为保证老年人的晚年正常生活和解决其医疗问题开拓了多元化的渠道。

（四）减轻子女养老经济负担，形成新的家庭代际关系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我国“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已经成为主流，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经济负担过重。以房养老作为一种“自我养老”模式，可以减轻子女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老年人将产权房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行为导致子女无法继承父母的房屋遗产，培养了其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从而有利于新的更好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形成。

（五）有效配置家庭经济资源，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老年人为了保障其晚年生活将住房抵押、出售，使房屋这种不动产变现为流动资金，最终成为养老金的补给来源。这种“以房养老”模式使家庭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老年人有更多财力和精力用于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从根本上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真正使老年人得以“颐养天年”。

三、我国实行以房养老的弊处

（一）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容易引发代际矛盾

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子女应该照顾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而老人的所有财产，在其去世后也理应归子女所有。但是“以房养老”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使老年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换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在其去世后住宅归金融机构所有。这种情况极容易引发子女对父母的不满，导致家庭矛盾，总体上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以房养老的不确定性使交易双方都承担很大的风险

房屋价格的波动性和人生寿命长短的不确定性是以房养老产品面临两个主要的风险。如果房屋价格上涨，金融机构收获颇丰，但是老年人从金融机构获得的养老金收入将小于抵押产权房之前房屋本身所能获得的收益，这就造成老年人承担一定的价值风险。如果房屋价格下跌，金融机构将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而要让房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保持平稳，一成不变的状态是很难的。

（三）导致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管理和发展的混乱

“以房养老”的推行包括三种模式：公积金管理中心模式，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模式，养老机构模式。但是公积金管理中心没有买卖和租赁房屋的职能，金融机构不能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并进行“混业经营”，养老机构能否提供与老年人房产价值相符的服务有待考究。这些问题都阻碍着以房养老方式的实施，三家机构中的任何一家实施以房养老都会涉及到国家政策不允许的领域，最终损害老年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张晓青. 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08， 19（11）： 78-79.

[2] 龚睿. 倒按揭式以房养老与中国式养老的碰撞[J]. 科技致富向导， 2014 （2）： 263-263.

[3] 王新. 走出 “以房养老” 困局之对策[J]. 现代经济探讨， 2014 （2）： 20-22.

[4] 金晓彤， 崔宏静. 亚洲国家 “以房养老” 模式的经验与借鉴――以日本和新加坡反向住房抵押贷款为例[J]. 亚太经济， 2014 （001）： 11-15.

[5] 张建伟. “以房养老”： 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

[6] 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 C-2-24 老龄事业情况. 徐立 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398-405. [7] 胡耀祺. " 以房养老" 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D][D].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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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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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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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2003年―2005年东京大学 研究生院 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东京，日本）

2004年―2005年巴黎-国家高等拉维莱特建筑学院（巴黎，法国）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派遣交换留学生

-Sint-Lucas 建筑学院（布鲁塞尔，比利时）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派遣交换留学生

1998年―2003年大阪大学 工学部（大阪，日本）

|工作经历|

2008年3月―2012年9月SAKO建筑设计工社（北京）/建筑师，设计室长

2005年3月 ― 2008 年3月SAKO建筑设计工社（北京）/建筑师

目前在北方工业大学建筑系任设计老师

|获奖经历|

2008年4月银奖，2008年 日本商业空间协会设计

大奖赛 [北京电影节的展览空间设计]

2005 年3月最佳硕士论文奖， 东京大学

2003 年10月二等奖，第10届UNION造型设计大奖赛 / 日本（评审委员： 小一浩）

2003 年3月最佳毕业设计奖，大阪大学

记者：您认为材料对建筑意味着什么？

青山周平：在建筑设计中，比如钢、混凝土、木材都是材料，但是建筑与结构的材料两者肯定是不一样的，例如木结构跟钢结构的形态就完全不一样。结构的材料往往会决定建筑的形态。表皮的材料应该与结构的本身相符合。材料应该是一个建筑师在做项目初期策划的一个最初的想法，是建筑形态的表现。其中也包括了墙面、天花、瓷砖（分为抛光、哑光）等很细的材料选择。材料也是表现建筑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段之一，案例中的天津小学的中庭的设计为了营造了室外的感觉，本身在室外跟室内玩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案例中用的材料都是室外的材料，例如：墙面石材的选择，台阶的防腐木材料等等。其中铺地的亚麻地板是无缝安装，空间是连续的，材料的选择还是基于建筑本身的结构的。

记者：在跟业主沟通的过程中，在材料的选择上，会不会发生一些分歧？

青山周平：这种情况肯定是经常会发生的，大部分都是造价问题，在日本做项目通常都是提前做总的预算，对于某种材料的选择不会限制的很局限。甲方就项目的最终效果而言，通常如果你某种材料超出部分预算过多，但是在另一种材料上降低了材料的造价的话，最终的与总造价还是一致的话，甲方也不会干预过多的。这样建筑师也就可以坚持最初的设计概念。案例中的天津小学的台阶设计一方面是具有台阶一楼到二楼的通达的作用，另一方面设计形式上就做成类似是希腊古剧场的一种半圆形主场的效果，从而这个区域就成为了学校的一个聚会的场所。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日本青年建筑师的成长环境？这样的成长环境带来了哪些利与弊？

青山周平：首先得先说一下日本的社会大背景：从2005年开始人口开始减少，到2050年要减少3000万人，现在整个人口的发展就是数学的抛物线是下降趋势的，这是除了日本战后的特殊时期之外的一个新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是日本的老龄化严重也是不容忽视的。随之对日本建筑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建筑的项目越来越少了，例如2006年日本的青森县美术馆（日本的县相关于中国的省）是日本最后的一个县立美术馆，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开始日本国内的美术馆已经饱和了。同样日本有5760万户住宅，但是住户数量或者家庭数量仅需要4960 万 （都是2008年的数据），这跟中国的现状很不同的，日本的空房率是 13.1% （2008年的数据）。从而改造就住宅的项目就比较多起来，这些都是日本青年建筑师面临的社会状况。

在日本青年建筑师大学毕业后一般都是先设计一些个人的小住宅项目，项目完成后在一些杂志跟媒体上，等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会承接一些其它的住宅项目其中集合住宅项目比较多一些。然后在开始做一些中小型的公共建筑，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做一些国外的大项目。

在这些大环境下，给青年建筑师带来的的好的方面是：提前面临了这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也可以提前提出解决的方案。其中的人口减少、老龄化化的问题很快也会在欧洲或者中国等地区相继出现。如果说日本的建筑师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努力需求到了解决的方法，可以为其它国家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不好的方面是：日本国内的个人住宅项目设计较之其它一些国家是比较独特的情况。例如在日本做新建个人住宅的项目，跟业主的沟通比较直接很容易达成最终的建筑效果。这种情况是很单一项目交流情况的，其实不利于建筑师们在海外的职业发展，毕竟大多数国家的整个建筑设计的环境比较复杂，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各个节点的事情很多。如果我们仅仅局限在日本国内的发展的话，能力是得不到提高的，就如整个日本社会面临的“加拉伯戈斯群岛”现象，也同样是出现于当代的日本建筑界的。

记者：请您谈一下青年建筑师的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何在。

青山周平：建筑师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建筑师是必须得关注整个社会问题，例如在北京的胡同改造和更新，北京的交通问题，这些都对北京的未来城市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日本面临的人口减少跟老龄化问题都是通过一些项目的改造来寻求解决方案的。中国现在所提倡的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其实在日本六七十年代也有建设的，日本的日本住宅公团（现在名字改成UR都市机构）就是代表。目前中国的建筑师是否是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呢？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人口的需求，我们建筑师是应该加强关注度的，中日也可以多交流此类的经验。

现在的很多建筑师做改造的项目，保障性住房（日语叫‘团地’）的改造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小户型改成大户型；扩大公共交流空间；整个建筑的上下水改造及卫生间扩建等等。总之，我认为青年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是踏踏实实的做好现阶段的一些实际的建筑项目；另一方面就是多考虑社会的大背景，改变自己的局限思路来做设计，例如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这次地震的时候，因为地震本身而倒塌的房屋很小，倒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因为海啸而倒塌的。，需要新复兴很多建筑，作为建筑师也应该多考虑城市的长远的发展及整个城市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来讨论实际问题。虽然实现的过程可能存在很多坎坷，但这是建筑师的基本社会责任感。

|设计主题说明|

一期建设的是小学校，图书馆。二期建设的是中学校，体育馆，食堂。

小学校是分别将4层共计8座校舍的角度改变，设置在ZIGZAG。北侧4个特殊教学楼和南侧4个普通教室栋之间，搭建了一个大的屋檐，使1楼部分构成了半室外的共有空间=内街。8个校舍的内外墙壁用了8种涂料，构成了一所色彩鲜艳的小学校。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在共有空间，都可以用颜色来识别自己使用的教室。并且每层都有配色，1楼是黄色，2楼是红色，3楼是蓝色，4楼是绿色。每层的颜色使用在走廊的地面，中街的小阳台墙壁的镶嵌花砖，天桥的扶手和洗手间墙壁的镶嵌花砖上。

透过共有空间的巨大屋檐上设置的两种（φ=1200，1500 ）圆形天窗照射入阳光，通过校舍之间的空隙带来阵阵清风。内街的内立面使用6种不同大小的圆形，构成一立面图。其中2600mm的圆形从走廊里突出900mm，形成小阳台。给这个空间构成了一个大特征。无论是阴雨连绵的雨天，还是寒冷彻骨的冬天，孩子们在这里活泼的追逐游玩，还可以随意的开个发表会什么的，是一个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空间。共有空间两侧的普通教室校舍和特殊教室校舍间通着12支天桥，桥上学生来来往往的情景，给空间整体带来了很多生机活气。内街的西侧大楼梯是为了大家的好交流广场。并且，各校舍外立面设置了出窗式的室外机放置处，使用了比基本外墙壁较深的颜色，形成了凹凸有致，变化丰富的立面图。

对于实现充满魅力的人性化的学校空间，特别的锯齿建筑形状和布局、半室外的中庭大空间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照明设计，项目魅力倍增。

照明设计的理念是极优地表现特殊建筑，另一个是学生不在学校的时间段学校也是这个地块魅力四射的象征性的存在，为此充分考虑夜晚的照明设计。

一般的学校只考虑白日的照明，本项目的照明完成度与众不同。

从中庭洒落到外面的光需要着重考虑，在小学校外墙亮点的圆形飘窗也设置LED照明，夜晚也释放着平和温馨的光芒。就是在通常的夜晚，学生放学后，点亮飘窗的LED照明，这一点就足以向周边诠释学校的存在感。

高品质的照明规划不仅是室外，而是延续室内，灵活利用中庭走廊的蜿蜒曲折、绵延伸展的特点，让走廊形状更加吸引人，沿着走廊排列照明，虽然只是普通的荧光灯，但却魅力四射、高雅动人。

还有在穿梭于巨大奢华的中庭的连廊地板上，设置地埋式LED流线。从上层眺望中庭，连廊的LED流线跃入眼帘。冬季日照较短，室内较为昏暗，有了LED流线学生即可安全舒适地利用连廊。

像下面这样，中庭是考虑节能环保进行的照明设计，在器具选择、现场照明设置时，弊社设计师亲临现场细心指导，实现了理想的效果。

在中庭引入阳光的设计减少了人工照明的使用，从而达到节能的功效。走廊部分的萤光灯按1400mm的间隔配置，同时兼顾了中庭部分的采光。

小学校的多功能教室和旁边的图书馆，有规则地排列稍小的点光源，配合内装设计，实现快乐的、明亮而可爱的空间。

|设计主题说明|

篇6

自2006年以来，经各方讨论和修订，媒体先后公布了三种医改方案：06年12月由科技部批准立项的国家软科学“四一三”医保帮困课题组，响应国家发改委“我为医改建言献策”的号召，在《中国经济网》上，以《创建中国医改模式的基本思路》为题，了中国第一个医改方案;07年元月众多媒体通过报道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了卫生部的医改方案内容;07年2月《21世纪环球报》报道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改方案的主要内容。中国医改应走什么样的路？随着国家医改方案正式确定日期的临近，尤其是随着2008全国“两会”的召开，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医改方案的研究和讨论[2]。下面就医改方案的利与弊进行一下简单的阐述。

1关于国家卫生部的“先保预防、投资供方”的政府主导模式

1.1该方案的优点：一是由于政府重点投资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民国对疾病抵抗能力，让更多的人少生病、不生病；另一方面有利于患者的早诊断、早治疗，防止小病拖大、短病拖长。这样，不仅能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减少患者的痛苦，还能降低国民健康成本，减轻政府、单位和个人的经济负担。二是如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即疾病预防和小病治疗），由政府投资供方，并由政府主导，更能充分利用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组织制度优势，实现基本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1.2该方案的缺陷:

一是由于政府优先保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而一般大病靠社会医疗保险，重大疾病求助商业医疗保险，如果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就会削弱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资力度，那么就会有大量普通百姓，因个人和所在单位经济条件所限，买不起社会医疗保险或保障水平不高而病无所医。众所周知，让百姓因贫致贫，因病返贫，甚至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风险的并不是小病，而是大病。二是如果政府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供方（即完全由政府包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由于资源的高度垄断和计划体制下根本无法克服的“大锅饭”机制，必然会严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同时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必然导致医疗卫生资源供不应求，到时看病就得排长队，有权、有关系的可以无病开药、小病大治（即指过度动用医疗资源），而普通百姓依然是看病难。最终“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又会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2关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先保大病、投资需方“的市场主导模式

2.1该方案的优点：居民为了应对大病医疗风险而储蓄，这对启动国内消费产生严重影响。如果优先保大病，更有利于化解大病给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二是如果政府将资金投向需方，用于帮助城乡居民建立全民医保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并将政府的投资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倾斜，可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

2.2该方案的缺陷：一是因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的资金有限，如果政府投资重点放在大病保险上，必然会减少对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的投资，那么就会影响医疗卫生机构对做好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小病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可能将小病拖大。二是由于医疗行业与其它普通行业不同，具有供（医）、需（患）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特殊性，如果继续采用简单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医疗机构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仅会向患者提供过度服务，而且会通过医患合谋违规套取医保基金获利。其结果：要么让医疗保险水平和质量大打折扣，要么让政府或企业不堪重负而最终使医疗保险难以为继。

3关于国家软科学课题组的防病与治病融为一体、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的创新型市场主导模式

3.1该方案的优点：一是能通过理论创新和措施创新，实现节约资源和整合资源的双重效果。由于该方案应用了已经科技部评审鉴定的国家软学研究成果：“四一三”健康保险模式中关于“用谁点‘菜’谁买单缓解看病贵理论”和“让更多的医疗机构成为‘一家人’缓解看病难理论”（统称“四一三”医改理论）。该理论还认为，百姓看病难的原因并不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不足，而是医疗卫生资源和病人资源分布不合理，而且无法合理、有效流动。如果让医疗卫生资源和病人资源在城乡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和城市大小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合理、有效流动，就可盘活现有大量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所以，如果能通过医疗卫生资源的大量节约和整合，再加上增加政府投资力度，这种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的作法，更有助于提高国民健康保障水平和降低政府财政风险。二是如果将预防保健和大小病治疗融为一体，就能实现降低国民健康成本、提高医疗效果和质量、防止推诿病人的三重效果。

3.2该方案的缺陷:因超大型医院集团规模大，网点多，与普通医院相比，操作必然更复杂，管理难度必然更大。

4医疗改革新方案出台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医改方案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公布。包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五个配套方案也将同时“亮相”。

被称为“新医改方案”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一方案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改革是重点。

新方案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确定品种和数量，建立相应生产体系，制定统一价格，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按比例规定医院使用。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原则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

与此同时，在农村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已覆盖全国二千四百五十一个县，超过七点三亿农民看病可以报销，全国累计已有九点二亿人次享受到医疗补偿，总金额五百九十一亿元人民币。明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实现全面覆盖，并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五十元人民币提高到一百元，其中政府提供的补助标准由四十元提高到八十元。

有专家称，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已实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形成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但全国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纳入其中，尚未有到任何医疗保障。

此外，改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缩小城乡医疗设施技术水平差距，加强医疗质量的监管都仍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3]。

5讨论：

5.1中国医改究竟采用何种方案？这是一个涉及13亿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需要进行慎重思考：我们不能只看医改方案的未来目标是否激动人心，更要看其实现目标的措施是否科学、可行？我们也不能只想医改方案一经实施效果就立竿见影，更要想到其效果是否具有持久性？新医改背景下，政府增加卫生投入、医保覆盖面扩大、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等众多因素，将拉动医药经济快速增长，医药市场扩容基本已成定局[4]。

5.2我国政府卫生支出体系现存问题分析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这包括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不足、中央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过小、政府卫生支出各项目间比例失衡、区域以及城乡之间卫生支出差异过大等[5]。

5.3“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也有所提及。”对此问题，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某些人一直享受的是公费医疗，由于看病几乎不用自己“掏腰包”，周女士一直以来生病光顾的都是三甲大医院。听说新医改实施后可能会实行社区首诊，无论享受的是哪种医疗保障都必须先到社区医院看病。对于这一点她特别担心：“现在很多社区医生的技术水平都不怎么样，如果政府不想办法把他们的水平提高就强制要求我们看病得先过他们那一关，那万一发生误诊、漏诊又谁来对我们负责呢？”有着这样想法的人为数不少，所以再次征求公众意见，也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了。总之，医疗卫生领域是一个利益关系尤为复杂的领域，实现所有人都认同的“最优”几乎不可能，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对医疗服务需求也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医疗服务提供体系也必然要随之变化。建立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采取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 5.4新医改的另一个重点改革目标是：药品供应体系也将面临重大政策调整。对此，方案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来引擎此领域改革。目前，我国药物80%是由医院“开”出去的，因此，为了保证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医改方案提出了解决办法，即规定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全部使用，其他各级医院如三甲医院按一定比例使用。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王先生来说：“目前一些新出的药物、治疗技术没纳入医保的报销范畴，有些新药的疗效比传统药要好，但医保只能保障最基本的治疗，我们这些参保人想要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得看个人经济条件能否负担新药的费用了。”听说新医改方案要建立一个“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他希望这个目录能纳入更多疗效好、副作用小、价格又公道的新药.“基本药物全部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并且报销比例要高于非基本药物。”这次医保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看来任重而道远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其成本。通过提高报销比例和规定医院用药范围促进基本药物使用。

历史的发展是在螺旋式上升的。20多年前，我国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整个国家缺医少药，而渐渐地把医疗卫生的责任推向个人和市场。20年来，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力量促进了医疗事业的极大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极大丰富。整体上缺医少药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从这个角度上说，市场化功不可没，市场化带来的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张，为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应对市场缺陷带来的问题，新医改的方向锁定“强化政府责任”，这不是倒退，而是螺旋式的前进。我们不必担心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效率低下的僵化和短缺体制，历史已经前进了一个周期。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拥有更加成熟的执政理念和能力、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今非昔比的医疗资源和财力以及更加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我国一定能建立一个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可持续发展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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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所谓隔代教育，是相对于亲子教养而言，主要是由祖辈担当起对孩子实施教育、抚养的责任。[1]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婚育期的到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把抚养幼儿的责任托付给祖辈家长。一项关于“隔代教育”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近一半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的，中国是现今世界上为数不多普遍存在着隔代教育的国家。[2] 承认隔代教育的客观存在，正确认识隔代教育对幼儿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和家长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隔代教育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关于隔代教育的产生由来已久，原来主要是存在于单亲家庭或者幼儿失去双亲的家庭里。导致当前家庭教育中隔代教育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仅是上述原因，更有大社会背景因素的存在：第一，随着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逐渐增大。很多年轻家长因为沉重的生活和工作负担而四处奔波，因而不得不把抚养和照顾幼儿的责任交给祖辈家长。另外，“天价月嫂”现象的存在也是导致隔代教育的原因之一。第二，由于现在年轻父母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等原因，他们中的不少人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缺乏担当父母责任的意识。例如有些年轻的母亲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身材拒绝给幼儿喂母乳，或者认为孩子会耽误自己的事业发展，浪费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所以就将照顾幼儿的责任托付给祖辈家长。第三，祖辈家长的时间较充裕，他们在这个阶段往往处于退休时期，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并且以抚养和教育孩子作为自己退休生活的乐趣。同时祖辈又拥有丰富的育儿经验，能够放心地让子女将孩子交给自己教养。

由此可见，隔代教育已成了中国家庭幼儿教育中的一种很自然、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存在的”并非一定是“合理的”，与亲子教养相比较，隔代教养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对幼儿发展起到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正视。[3]

二、隔代教育对幼儿发展的负面影响

与父母对子女进行的亲子教育不同，隔代教育是在祖辈家长与孙辈之间进行的，是祖辈对孙辈的成长发生影响的过程，这一影响过程实际上也是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互动的过程。[4] 由于祖辈家长拥有丰富的育儿经验和社会经验，同时又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幼儿，因此隔代教育对幼儿积极的一面是受到肯定的。例如北京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的黄海波教授的研究表明，祖辈家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具有抚养孩子的实践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父辈家长，弥补现代年轻父母育儿经验的不足。[5] 虽然研究表明隔代教育对幼儿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许多研究也表明隔代教育对幼儿的发展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如下。

1.祖辈家长过多的包容溺爱影响幼儿良好性格的发展

祖辈家长对孩子疼爱是天性，也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要。但是溺爱幼儿则会影响其良好性格的发展。首先，祖辈家长过多的包容，增强了幼儿对家长的依懒性，容易变得娇气蛮横。有些事情幼儿完全可以自己去完成，但是祖辈家长还是抢着替幼儿做。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祖辈家长习惯于包办幼儿的一切事情。祖辈家长的这种做法使幼儿丧失了自己动手的机会，久而久之，就会养成懒惰、依赖的不良性格。其次，祖辈家长的溺爱容易使幼儿形成双重性格。一些祖辈家长看到父母对孩子严厉管教，他们出于对孙辈的过分疼爱，就当着孩子的面和父母发生争执，不仅使处于事件中心的幼儿往往感到不知所措，同时也丧失了父母的威严。生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孩子容易形成阴奉阳违的双重性格。

2.祖辈家长传统的教育观念干涉幼儿学习能力的发挥

首先，幼儿容易受到祖辈家长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祖辈家长由于其生活环境的影响，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也较为僵化。尤其是在接纳知识信息和新兴科学技术方面比不上年轻一代，缺乏超前意识，因而容易限制和阻碍幼儿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发展和进步。其次，祖辈家长的教育方法相对陈旧。科学教育幼儿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一些祖辈家长采用僵化、不科学、落后的教育方式教育幼儿，较少考虑幼儿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比如当幼儿在全神贯注地“拆卸”玩具车的时候，老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就制止或者训斥幼儿，他们没有想到幼儿的这种行为就是在发展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另外，一些祖辈家长往往注重识字读写和计算，并且经常会听到“这次考试要是得一百分就给你买玩具”“你要是期末考试得全班第一名奖励你一百元”等类似的话语，这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使幼儿逐渐养成攀比和私欲膨胀的心理和做法。

3. 祖辈家长落后的饮食观念波及幼儿身体发育的成长

有人说，儿童的智商是“吃”出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曾作了精辟的论述：“幼儿缺少蛋白质热量就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停滞。如果一个人遭受这种损害，到了成年即使耗费再多的蛋白质也不能弥补过来；而且如果这种损害在某一个国家很普遍，它就将阻碍这个国家各方面未来的发展。”[6] 随着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对人类研究的深入，科学的育儿饮食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儿童正处于身体成长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应该给与幼儿科学安全的食物，饮食的卫生、科学的膳食、营养的平衡都尤为重要。然而，祖辈家长在喂养方式上往往按照自己的传统经验行事，不太注重各种营养成分的科学合理搭配，认为只要让孩子吃饱吃好就行了。在农村，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由于年轻父母出去打工、祖辈家长自身年事已高或忙于农活等原因，很少为幼儿考虑科学的饮食，有的幼儿甚至早上没有吃饭就去学校，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幼儿的身体的健康发展。 4.祖辈家长自身的主观条件忽视幼儿心理健康的教育

由于祖辈家长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大多心理健康意识淡薄，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不甚了解，只注重肌体健康忽视心理发展，尤其漠视幼儿的情感需要和心理需求，使幼儿的心灵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此做法有损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7] 隔代教育使幼儿长期与祖辈生活在一起，导致其与父母的关系日益淡化。久而久之，幼儿的心里容易产生“父母不爱我”的想法，从而导致幼儿心理问题的产生，同时也影响了幼儿和父母的亲子关系。有研究表明，在婴幼儿时期，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言语刺激，缺乏人际交往，其心理会出现问题，人格发展会出现障碍。[8] 此外，由于多数祖辈家长年岁逐渐增大，喜欢安静，也很少去户外活动。幼儿长期与老人生活在一起，受制于活动空间的限制，也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祖辈家长言谈举止的影响，容易失去天真活泼的本性，导致幼儿视野狭小、缺乏活力、心理产生老龄化。

三、隔代教育问题的规避策略

面对成长中的幼儿，家庭的各个成员都需要作出努力，共同为幼儿的成长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使隔代教育发挥其优势，避免对幼儿的负面影响。

1.强化父母责任，提高育儿意识

蒙台梭利认为，“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不是在大学，而是从0～6岁这一阶段，因为人类的智慧就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不仅是智慧，人的心理定型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9] 因此，年轻父母应该最大限度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努力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首先，父母应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竞争力。年轻的父母应该向祖辈学习有关生活的各种积极的经验。其次，加强自身责任感。无论父母有多忙，都应该经常与孩子保持联系，熟悉孩子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用教育疏导和劝慰方法消除与孩子的隔阂，这对孩子情感发展非常有帮助。[10] 再次，家长应积极参加社区的心理健康教育常设机构或家长培训学校开展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和其他家长学习交流和实践，不断改进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科学水平，促进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

2.加强交流沟通，寻求一致教育

由于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不同，祖辈家长和年轻父母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二者的沟通尤为必要。首先，在教育幼儿方面，祖辈家长应当多听取年轻父母的意见和建议，接受新的教育观念，学习和掌握新的教育方式方法。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学会与幼儿沟通，用科学的育儿方式教育幼儿，以此提高教育效果。其次，年轻父母也要多向长辈学习丰富的育儿经验，弥补自己在经验方面上的不足。双方做到相互学习，统一认识，取长补短，择善施教，为幼儿创造尽可能科学和谐的成长环境。

3.更新祖辈观念，注重自身再教育

首先，爱要适度，关心要适度。祖辈家长不能一味地忽视或者溺爱幼儿，对幼儿的爱应该有理智，有分寸。同时在家庭教育中给幼儿规定一些必要的约束和规则，也要给孩子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做到严宽有度。第一，祖辈家长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传给年轻人的同时，还应该注重自身的再教育。尽量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尝试接受新事物。第二，参加隔代家长学校、祖辈家长俱乐部等类似组织。通过这样的方式，祖辈家长能够掌握科学、正确的教养方式和教育方法，同时对于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和其他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从中听取、学习有益的经验，以此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幼儿和教育幼儿。

4.丰富祖辈生活，尊重其情感需求

对于祖辈家长来说，子孙满堂、子孙绕膝等这样温馨的场面是他们所向往的，也增加了他们的天伦之乐。但是由于抚养和照顾幼儿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不仅增加了祖辈家长的负担，也不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年轻的父母要经常关心祖辈家长的日常生活，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首先，多鼓励祖辈家长多出去旅游或者参加户外的一些老年活动，以此拓宽自己的视野，从而丰富其业余生活。其次，对于祖辈家长帮助照顾幼儿这件事上，年轻父母要对他们心存感激，不要误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要因为在教育方式上的不同就与祖辈发生争执。只有双方做到协调一致，相互理解与支持，才能为下一代创造和谐、欢乐的家庭环境，才能更好地克服单纯由祖辈教养幼儿的弊端。[11]

祖辈家长的经验和指导能够帮助父辈家长在教育幼儿方面减少很多负担，也使年轻的父母少走了许多弯路。隔代教育虽然对幼儿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只要我们能正视隔代教育的利与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挥祖辈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优势，注意纠正其中的错误，隔代教育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助一臂之力。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黄石，435000）

参考文献：

[1][3][6][11]李晴霞.试论幼儿教育中的隔代教养问题[J].学前教育研究，2001（3）.

[2]李径宇.隔代之间隔着什么[J].新闻周刊，2004（21）.

[4]李洪曾.祖辈主要教养人的特点与隔代教育[J].上海教育科研，2006（11）.

[5]王军锋.浅谈亲子教育和隔代教育对幼儿个性心理发展的影响[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3）.

[7]夏玉华.家庭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J].甘肃教育，2008（8）.

篇8

二、依托《公共政策学》课程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尝试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由于该学科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强的特征，使得其教学目的不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和实践能力，即运用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因此，公共政策课程的多元教学作为培养创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利于培养公共管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其创新热情、创设较好的创新环境。近年来，我们结合公共政策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相关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采取主体参与型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其目的是要改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继承型教育观念，树立注重培养创新精神的创新型教育观念。(一)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开展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要充分把握案例教学的准备、进行和总结三个环节。高度重视案例教学的功能，精心设计案例教学的方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效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是通过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以加强公共管理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要求学生进入案例描述的特定情景和角色，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去面对问题并寻求答案。唯有如此，案例教学才能够是学生在模拟的实践环境中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我要怎么办”，从而激活在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群体协调和综合管理能力。由此可见，学生的这种参与起到了“角色扮演”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中，学生被引导进入一定的决策环境中，按角色要求去分析政策问题、提出政策方案、比较各种方案并进行择优等等，如同实际的决策者一般运筹帷幄。这种模拟无疑是能够有效地架起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桥梁。在案例的选择上，我们既选用了“古巴导弹危机”、“中国最牛钉子户”等经典案例，同时也开发了“为什么地沟油难以禁止?”和“青海湖湟鱼保护”等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资料的阅读，各种问题的假设，课堂上激烈的讨论，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激发了专业兴趣，提高了学习动力。(二)课堂讨论法。这种课堂讨论不同于完整的案例分析，只是在专题讨论课的进行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的政策敏感度，锻炼独立思考和口头表达能力。首先教师选择一些与学生生活相对较近的话题。如，针对“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问题的讨论，请同学们分组进行分析其中的缘由并在课堂讨论发言，学生能结合自己和身边的事例踊跃发言。我们也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等;而且根据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多的特点和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讨论“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加分政策的思考”、“三江源生态保护”等等，使学生对讨论话题充满兴趣。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政策敏感度与学习积极性，也让学生关注一些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在关注时事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讨论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能独立思考并勇于表达自己观点进行充分的肯定，对学生能结合相关专业知识表达的观点和思想给予高度认同，即使出现有些学生的观点不成熟或错误的情况下，教师也要给予积极的引导和合理的解释，不要简单呵斥，从而能激发学生对该教师的热爱和对所授课程学习的积极性。经常鼓励学生不仅会强化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能促进学生的独立性，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这种做法，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勇于表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了他们的口头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三)社会调查法。我们在学期初，将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随着课堂教学的深入，在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之后，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定一个题目，在阅读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课外实践调研，获取并感知第一手资料，整理材料，并经过小组讨论写成小型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学期末制成多媒体课件，选择一位同学上讲台表述小组观点。选题按照学生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样做不仅可以鼓励所有的学生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对有些不太善于在课堂发言的学生来说，也给他们创造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激发了敢于实践的勇气;同时小组群体的共同调查活动还使得学生注意彼此的合作，在充分表现个体创造性的同时养成了团队精神。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探索者和研究者。从学生调查的选题来看，基本能够围绕当前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也能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加以联系，比如近年学生的选题有“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西宁市交通拥堵问题”“低保政策的实施状况”等，使他们学会用公共政策的理论和知识去发现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了知识应用和创新能力。也加深了对相关政策的认识，了解了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状况。对于学生的调研与汇报，老师要多加赞扬，即对学生缜密的逻辑、新颖的观点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给予表扬，以调动学生参与调研的积极性。(四)课程辩论法。为提高专业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利用不同班次上合堂课的机会，我们在一些班级中组织实施了课程辩论，就争论性的问题进行分班讨论，提出正反两个方面不同的观点、论据。通过提出论题，准备辩论，参与辩论，点评及总结等过程，将辩论法运用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自信，增加班级荣誉感和归属感，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曾就“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利与弊”和“大学生兼职的利与弊”等问题展开辩论，不仅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同时，学生也感到了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勇于探究，大胆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让学生亲自体会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五)现场参观法。学习公共政策课程，必须了解政策的基本过程及其环境，为了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通过实地参观，“可以帮助学生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逻辑的政策运行过程在具体形象的现场得以验证和固化，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近年来，我们结合课程内容和问题讨论，曾带学生到社区参观，通过现场观摩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让他们明白因地制宜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性，了解一些具体政策在社区的实施现状;也在理解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有针对性的带学生到餐厨垃圾处理的企业，了解环境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分析探讨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政策需要改进的方面。通过这种实地调研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不仅乐于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同时开始意识到自己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增强了公共管理意识，深感自己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和日后走上工作岗位的责任。而正是这样的观摩学习，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大有提高。

三、取得的成效及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一)取得的成效。一是学生的问题意识有所增强，通过课程培训，学生们开始关注一些新闻事件和身边的事情，本课程教学的影响获得了较好的延伸，取得了持续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断得以提升，在本学院组织的“我是市长”模拟论坛中，许多学生在课程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申报，曾取得一等奖和二、三等奖等好成绩，也有学生在任课老师的鼓励下积极申报清华大学等学校组织的案例征集活动等;三是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在小组汇报和课件展示后，许多同学都表示，从其他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不仅认识到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而且也看到了课件制作、演讲和辩论中需要强化和训练的地方;四是会向老师提出他们的需求与愿望，比如希望老师能够更多的带他们进行一些现场参观，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分析一些热点问题等，从以前的“要我学习”主动变成了“我要学习”。(二)今后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需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靠《公共政策学》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和其他课程的联动效应，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同时要不断提高任课教师的实践能力;二是加大案例化教学。目前的案例教学基本依赖一些教材中的案例，今后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教师参与案例写作，特别是需要编写一些本土化案例;三是将课程实践纳入到专业整体计划中，由于受到教师精力和科研水平等等影响，目前只是在鼓励学生撰写相关专业论文，但学生撰写和发表课程论文很少，今后要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同时把课程实践和毕业论文等有效结合起来;四是要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学校目前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滞后，对实践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推广，今后要完善学校和学院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根据《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大胆尝试了一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强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也创设了较好的创新环境，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发现和克服困难，为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努力。

作者:张建英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朱永新，杨树兵．创新教育论纲［J］．教育研究，1999(8):8－15．

篇9

同赵伟有同样的感受有很多人，深圳的刘静在谈起社会治安问题，一直心有余悸和心惊胆战。“外来的闲散人口太多，一些没有稳定的职业的人靠抢劫和偷盗来生存”。

目前，无论是发达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承载力越来越受到考验，交通、水电。治安。社会保障、居住，土地等一系列“城市病”开始流行。从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4年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5．4亿，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现有49个。

“城市病”在国内的流行，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开始控制人口，诸如深圳减少低附加值、低产出行业人口规模和比重。同深圳一样，很多城市将控制人口作为2006年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和任务。

然而，令赵伟的母亲比较头痛的是，春节过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家政服务员，不仅如此，就连在自由贸易市场上蔬菜的价格一下长了好几倍。而在浙江和江苏等城市．开始闹起“技工荒”。

与中国一些城市控制人口相比，从日本的城市发展来看，日本战后主动推动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城市人口从2002万急升到7543万，用25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城市大企业常常把农村中学一年的毕业生“端”进城市。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来说，城市化与“城市病”的矛盾，要不要以控制人口来解决?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机会还是问题？

要调控不要限制

《小康》：从目前许多城市来看，“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政策来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有的甚至把此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然而，许多专家也承认城市化是发展的一个趋势，限制人口也将会限制城市的发展。那么，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您的观点是什么?

王太元：我的观点是调控，而不要限制。因为城市的发展，调控还是必须的，调控的目的是有节奏、适度的引入外来人口。

2002年以后，国家关于城市化发展的整体思路由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控制中等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改为大、中、小城市全面协调发展，应该说这种调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当时遗留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城市化扩张对农民土地的过度征用。

现在，深圳、广州包括北京有很多“城中村”为什么会出现?这是因为城市没有为他们准备好为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这个机会并不是客观上没有准备好，而是主观上制度性、结构性，所以限制人口流动是没有依据的。

周汉华：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是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历史上是这样的，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这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但是我们是需要加以控制，而控制的方式，需要加以明确，不应该是一种自上而下计划经济的控制方式，而应该是通过一种市场，通过一种个人的选择来加以控制。

周孝正：我觉得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妥当!因为，在国内，中国公民都应该有权自由移动，如果现在依据人的这样一种地区身份来加以限制、区别对待的话，就会造成不平等；第二，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所做的工作，城市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速度和规模；第三，对于一些城市来说．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的问题，城镇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若不能补充更多健壮的劳动人口，本地社会，文化将丧失活力，本地经济也将失去增长动力。当然，有些人看到各种资源紧张的状况，难免有“资源焦虑症”。不过，人们在焦虑中也应该看到，外来人口也是一种资源，它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多的创造性，这种珍贵资源的本身，也是有助于解决城市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供应不足。

《小康》：当然，现在也面临着实际情况，“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王太元：的确，目前“城市病”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稳定问题。但是在我看来，由外来人口所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成因。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当农村土地过度征用后，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成为了三无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房屋。而当他们进城务工时又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在就业上没有多少竞争力，不得已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的工作。即使这样有的岗位还要与城市下岗工人竞争。

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不能以限制外来人口或者是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来解决下岗工人的问题，因为相比较而言城市下岗工人是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应该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向更高的产业转移，但是现在颠倒了。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一些生活无着而又不想放弃城市生活的人，有可能在一些因素的诱导下铤而走险。所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抓住本质，才能对症下药。

周汉华：即便是盲目流动的人口，只要管理得当，只要采取的措施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原理，那么它逐步会趋向理性。比如说当年“闯关东”，“走西口”都是盲目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政府加以引导，一开始是大幅度的鼓励，后来逐步缩小优惠政策，最后加以控制，所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事情。

周孝正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在流动中的稳定，而不能是限制流动的稳定。我们国家古代不就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说法吗?所以我觉得测试一个政府的领导能力也好，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好，应该看他在流动中驾驭局面的能力。

症结在于部门利益

《小康》：那么在几位看来，现在城市与人口过度膨胀这种矛盾的“结”在什么地方?

王太元：一般来讲，城市控制人口主要原因在于财政的收与支。因为，我们现在城市的财政是收支两条线．每个部门只算自己的账。例如，去年郑州搞了一个户籍改革，实施不久便停下来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地方政策是只要来郑州来读书都可以给户口，结果学生比平时增加了40％～50％，但教育部门全线吃紧，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虽然教育部门财政吃紧，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人口虽然增加了，财税收入也是随着增长的，为什么不能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缓解教育部门的危机呢?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在中间环节上是各部门算自己的账，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利益，而市长不算账，所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的观点是市长要亲自来平衡财政。

如果现在哪个城市允许第三方去给他们做调研的话，我敢肯定，大多数城市人口涌入时期，他

的财政和税收不会呈负增长的，否则近一两百年之内的城市化发展就不可理解，也无法解释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85年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高还是现在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高呢?恐怕谁也得不出北京近年人口增长了好几倍而生活水平还不如1985年的结论吧！

所以，这个结症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到工商、税务什么时候说不欢迎外来人口了吗?说话的都是教育、社保、民政等一些公共服务部门。

周汉华：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团体主义，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一种互补I我们现在城市方针政策的制定，很多都是考虑制定政策人本身的需要，而并没有真正从社会管理。从被管理对象的需要出发，所以这样自上而下的方式，只能是维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排斥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周孝正：这里面的矛盾，我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政府机构在某地密集的程度。因为政府机构高度集中，个人和企业就容易得到信息优势。特别是在政府权力比较大、管的事情比较多时，公民或企业为节省办事成本，就必然集中到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我们看到，外国的企业也好，地方政府的驻外办事处也好，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这些城市；第二是经济增长。哪个地方经济增长快，哪个地方就有就业机会，人口必然就流向这个地方，挡也挡不住。再有，一个城市人口增长快，外来人口尽管是主要原因，但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到一座城市除了谋生需要外，附加的后代的教育问题也不能剥离，为人父母有谁愿意子女以后像自己一样到处奔波?都是一个宪法下的公民，既然你这个城市制定了许多优越制度，而享受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人们又怎能不向这个地方“钻”呢?人口不增长反而是不正常的!

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要“同舟共济”

《小康》：以行政手段设置门槛来控制人口，理论上，这在某种程度起到一定限制作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那么，城市控制人口利与弊如何来衡量?

王太元：如果从占用土地和资金以及技术化提高诸多因素来看，在农村安置一个人需要投入的资源是四倍，得到的回报是四分之一，而在大城市安置一个人得到的回报是四倍，投入的资源是四分之一，比如以土地面积计算，农村或小城镇安置一家人假如需要50平方米，那么大城市几十层高的建筑可能只需要几十分之一。

周汉华：城市应根据自己的财力和环境承受能力，适度地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的供应，尽可能地把非户籍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

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则要综合考虑环境问题。不要以为农民住在农村就没有环境问题，也许农民住在农村会有更大的环境问题。

另外，对于大中城市，政府方面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事实上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如果他们离开后，这个地方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就要下降，尽管把这些人逐步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很长，但干脆不选择这个过程，则是完全违反规律的。

《小康》：前面所讲，城市发展与人口是协调统一，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发展战略问题。那么，有没有比控制人口更有效的方法促进城市发展?

王太元：关于城市化要与人口的和谐发展同舟共济。所谓同舟共济就是坐在船上的人一起划船，但是现在有城市户口的人坐在船上划船，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在水里扶着船舷推船，这不叫同舟共济。因此，应该把这些在水里的人拉到船上来，让他们更努力地划船，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应该切实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收入，使他们稳定下来，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增长城市的经济和消费。反过来你要限制他的就业。限制他的教育和享受社会福利．如果他不走，剩下的出路只有乞讨和犯罪。所以，现在我们提出的和谐发展、和谐城市主要的方法是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单位利益放在第二位，而整体的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

周汉华：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从控制财政投资方面入手比较有效。首先，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公共投资不能向大城市倾斜。如果既要控制城市规模，又要在财政投入上倾斜于大城市，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很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时，国家应把公共投资重点转向地方。这时候即使不往大城市加大公共投资，由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增长也不会比现在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