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与农副产品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农产品与农副产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70-03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另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即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了。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是农业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是品牌经济，加大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实施农产品创区域品牌战略，挖掘农业的潜在能力，提高农副产品在竞争市场上的占有率，是弱质农业向强质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只有实施农产品创区域品牌，创名牌战略，才能不断增强福建省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福建省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全面发展。

一、福建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必要性

1.有利于形成农业主导产业，提高农业经营层次

实施农产品区域品牌、名牌战略，必须依托农业标准化，以标准化规范、带动千家万户生产，并以农业龙头企业为载体，形成农业产业链，逐渐形成一个主导产业。农产品区域品牌、名牌战略的实施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实施农产品差异化策略。但特色农业的做大做强，要有恰当的组织形式，产业化经营提供了特色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因此，实施农业品牌、名牌战略能有利于形成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推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以进一步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经营层次和水平。

2.有利于品牌资源整合，提高农业经营效果和经济效益

一个品牌的成长要靠长期的市场考验，靠用户的考验，要使一个农副产品成为名牌，不仅是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服务的竞争，而更主要是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竞争。由于品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特别是要培育出著名品牌，往往需要很好的文化底蕴。一个地方的品牌资源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创牌必须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农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农业品牌名牌的创造速度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实施农业大品牌可以合理利用资源，整合各种优势，减少浪费，保证品牌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3.有利于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

目前，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是非企业化的小规模，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在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和进行农产品批发与零售的个体户，而农业企业非常少。这种非企业化小规模经营，难以对农产品进行品牌化经营，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合算，因为实行品牌化要付出成本，如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果经营规模过小，农产品生产与销售量过低，就会导致单位农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建立单个品牌是不现实的。而同一区域范围生产经营同一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使用的共有品牌――区域品牌则是可行的。

4.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流通各个环节，都要根据市场机制来进行，要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加、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系列，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以区域品牌的形式进入市场，从而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

二、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现状分析

福建虽不是农业大省，但福建省的农业已初步形成了三大产业带，即闽东南沿海临海产业带、闽西北绿色产业带、闽东南高优农业带，食用菌、水果、茶叶、蔬菜和林产品、水产品等十大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已初具规模，福建不少的农产品产量、销量、创汇在全国名列前茅，当前，福建省仅绿色食品就达300个左右。近年来福建省农产品品牌创建意识逐渐增强，如2006年全省农产品注册商标达到4万件，在全省新认定的257件福建省著名商标中，52件为农产品商标，占20.2％。

近年来，福建各地十分注重农产品区域品牌培育，以品牌促规模，以品牌拓市场，农产品名牌效益呈现。在福建出现了许多有一定名气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如榕城的橄榄、柘荣的太子参、漳州的柚、安溪的铁观音等等，这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打造，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安溪铁观音为例，目前，安溪全县各类茶叶加工企业1000多家，龙头茶企十多家，骨干茶企100多家。拥有全国最大的乌龙茶精制厂――安溪茶厂有限公司，以及安溪八马茶业有限公司、安溪县华芳茶厂、安溪县兴溪茶厂、安溪县远荣茶厂、安溪县恒发茶厂等骨干企业。全县有茶园50万亩，主要分布在内安溪，其中感德、祥华、西坪、长坑等十个乡镇种植乌龙茶面积在1万亩以上；全县年产茶叶5万吨，占全省乌龙茶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约占全国乌龙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涉茶产值达50亿元，从业人员30多万，受益人口近80 万。其中感德、祥华、西坪、长坑等十个乡镇年产茶叶达到1 000吨以上；以发展成集生产、加工、机械制造、包装印刷等产业为一体的大产业格局。创造了茶园总面积、茶叶年产量、茶叶平均单价、茶农年均收入和茶业受益人口等十多项全国第一，“安溪铁观音”还在茶业界受摘中国驰名商标，安溪县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

三、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宏观统一规划和指导

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开发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宏观统一规划和指导，造成了农产品品牌较为混杂的现象。农村生产在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农民或农业经营者几乎没有商标的概念，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指导，许多企业对品牌简单随意，品位较低，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内涵，出现了农产品品牌较为混乱杂的现象。农业经营的迅速转轨，给管理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农产品种类繁多，加上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客观上给品牌管理带来了困难。

2.思想观念落后

商标是品牌的标志，农产品有了自己的商标，只是品牌战略的第一步，要使品牌成为名牌，还需要在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抓好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农业标准化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做到质量有标准、生产有规程、产品有标志、市场有监测，只有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形成完整的品牌质量系统，步步为营，才能创造出优质名牌产品来。我省多数农民，特别是福建西部山区的农民受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等原因影响，小农意识较浓，缺乏长远目光，只顾眼前利益、短期行为，对农产品质量意识、品牌意识较为淡薄，把商标与品牌等同起来，认为农产品只要有了商标就是有了好品牌，对品牌创建在思想上较简单。

3.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经营规模过于分散和细小，知名度不高

相关资料表明，在福建省已注册的众多农副产品商标中，真正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知名度和形成规模的不多，产品结构单一，既缺乏微观基础上的组织规模和产品系列，也缺乏产业规模。各地都有热衷于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搞开发，商标注册也同样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没有形成合力。产品特色也不明显，不论是品质、加工，还是名称、包装设计，甚至在宣传上都有雷同之处。由于生产者和企业间在各自小圈子里恶性竞争，往往造成相互残杀，难以形成品牌效应，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是自毁生路。

4.没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供应链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创建必须依赖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是指农产品沿着农户、合作组织、加工企业、物流中心、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运动的一个网状链条。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完善的农产品供应链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它要求整个链条中各节点的农户、加工企业、零售商必须遵守统一的质量标准，以及根据统一标准制定的各环节标准。此外，供应链上下游也依靠统一的标准相互约束。比如，农产品加工企业出于本环节的质量与利益考虑，它就会严格要求供应链的上游――农户必须遵循供应链统一标准，农户为了能够存在于本供应链中并依靠供应链获得利益，它就不得不根据统一的标准组织生产。由于供应链整体利益的要求，就会使得位于该供应链所有节点上的个人、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保证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四、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培育策略

1.区域政府加强宏观的规划和指导，搞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

和企业的经营模式相一致，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主导者是区域政府。因为在经营手段上，我们虽然强调用市场经济杠杆，但区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必须由区域政府根据区域资源及市场状况对区域进行规划、指挥、协调，认清区域优势，整合区域资源，使区域经济在一个开放的分工体系中获得分工利益，同时塑造区域品牌形象，打造区域品牌，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

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土质、温湿度、日照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农产品品质的形成。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农业资源状况，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产品区域布局，避免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无序性和盲目性，真正做到特色农产品有特色。

2.区域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供应链体系

目前，农产品进入超市销售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现代物流要求农产品在配送和销售过程中，符合现代物流的技术标准，并要对流通过程中的包装、搬运、库存等质量进行控制。因此，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供应链体系，并整合供应链中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源，按照相关的统一标准，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才能切实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体系的完善。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1）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要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制定和实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开展全程质量控制。（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结合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以特色主导产业为重点，建成布局合理、职能明确、专业齐全、运行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优化整合检测资源，配备现代化监测仪器设备，加强检测机构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和水平。（3）增加科研投入，积极开发新品种。

3.区域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品牌管理体系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分散性，给农业品牌的开发、培育、管理和使用，以及在运作机制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分散的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直接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受自身眼前利益驱驶而出现不规范的市场竞争行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表现出品牌不名、有牌无品；同品异名、一卵多生；缺乏规划、管理滞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业品牌管理体系问题。农产品品种繁多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品牌没有必要每种产品都要去注册一个商标，更不可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品牌应该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是要培育出著名品牌，往往需要很好的文化底蕴，因此，一个好的地方品牌资源是有限的。实施农业大品牌可以合理利用资源，整合各种优势，保证品牌资源利益最大化。建设有特色、有规模、有竞争优势、有效益的品牌，才能创出农业驰名品牌。为确保农产品名牌的长盛不衰，必须建立和完善农业品牌管理体系，加强对品牌农产品的管理。

4.区域政府要大力推动企业与农户联合运作机制的建立

企业与农户联合运作机制是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载体，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生产，一头连着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同时要着力培育以产业服务为主体的专业协会，让协会去组织农业名牌战略实施。可先由市政府牵头，成立福建省主导农业的市级各类产业协会组织，由协会制定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质量等“几统一”标准，对品牌实行有序管理。

5.区域政府要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

政府要积极争取发改、财政、科技、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创造条件，从人才、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尽快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市场拉动”的良性互动格局，共同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政府重点要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资本市场对农业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资本市场可以给龙头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多元化资本运作平台。其次，龙头企业上市能够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对业务拓展和区域品牌建设也有正面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王延辉.城市经济制度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金发忠.关于农产品品牌问题探讨[J].中国禽业导刊，2005，（14）.

[5] 郭守亭.对中国实施农产品品牌工程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12）.

[6] 肖双喜，徐玲.农产品品牌建设探索[J].乡镇经济，2003，（6）.

[7] 张程远.品牌带动原理方法和海西实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

The Fujian Regional Trademark PRE-TE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NGQing

篇2

能源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大，能源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从环境保护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课题。太阳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最引人注目、开发研究最多、应用最广的清洁能源，可以说，未来全球能源的主流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干燥是指利用太阳辐射能、利用太阳能干燥装置进行的干燥作业。具有干燥周期短、干燥效率高、干燥产品品质好等优点。实践证明，太阳能干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发展农村经济，节约常规能源，避免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改变落后的生产加工方式和农民致富都将起积极作用。

我国干燥作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是我国的耗能大户之一，所用能源占国民经济总能耗的12％左右。物料干燥过程造成的污染常常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干燥技术的节能与环保问题十分重要。利用太阳能进行干燥作业能有效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一般农产品要求的干燥温度比较低，大约在40～55℃之间，这正好与太阳能热利用领域中的低温热利用相匹配，这不仅能大大缩短干燥周期，显著提高产品质量，还不会破坏其食品的营养价值。因此应用太阳能干燥农副产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太阳能干燥装置的分类

太阳能干燥装置按接受太阳能及能量输入方式来分主要有四种类型：温室型、集热器型、集热器――温室型和整体式。此外，根据热空气的流动方式，我们还可以把太阳能干燥装置分为自然循环式和强制循环式。

1.1　温室型太阳能干燥器

温室型干燥器的结构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相似，温室即为干燥室，待干物料置于温室内，直接吸收太阳辐射，温室内的空气被加热升温，物料脱去水分，达到干燥的目的。温室型干燥器一般都设有排风装置，排去含湿量大的空气，缩短物料的干燥周期。由于这种干燥器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在山西、河北、北京、广东等地的农村被广泛应用。尤其在山西省，建成了10多座这种类型的干燥器，面积超过1000m2，用于干燥红枣、黄花菜、棉花等。

1.2　集热器型太阳能干燥器

集热器型干燥器是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与干燥室组合而成的干燥装置，这种干燥器利用集热器把空气加热到60～70℃，然后通入干燥室，物料在干燥室内实现对流热质交换过程，达到干燥的目的。干燥器一般设计为主动式，用风机鼓风以增强对流换热效果。这种干燥器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可以根据物料的干燥特性调节热风的温度；②物料在干燥室内分层放置，单位面积能容纳的物料多；③强化对流换热，干燥效果更好；④适合不能受阳光直接曝晒的物料干燥，如鹿茸、啤酒花、切片黄芪、木材、橡胶等。

1.3　集热器――温室型干燥器

温室型太阳能干燥器结构简单、效率较高，缺点是温升较小，在干燥含水率高的物料时(如蔬菜、水果等)，温室型干燥器所获得的能量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物料干燥至安全含水率以下。为增加能量以保证物料的干燥质量，在温室外增加一部分集热器，就组成了集热器一温室型太阳能干燥装置。物料一方面直接吸收透过玻璃盖层的太阳辐射，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空气集热器的热风冲刷，以辐射和对流换热方式加热物料，适用于干燥那些含水率较高、要求干燥温度较高的物料。

1.4　整体式太阳能干燥器

整体式太阳能干燥器将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与干燥室两者合并成为一个整体。装有物料的料盘排列在干燥室内，物料直接吸收太阳辐射能，起吸热板的作用，空气则由于温室效应而被加热。干燥室内安装轴流风机，使空气在两列干燥室中不断循环，并上下穿透物料层，使物料表面增加与热空气接触的机会。在整体式太阳能干燥器内，辐射换热与对流换热同时起作用，干燥过程得以强化。吸收了水分的湿空气从排气管排出，通过控制阀门，还可以使部分热空气随进气口补充的新鲜空气回流，再次进入干燥室减少排气热损失。

2　太阳能干燥农副产品的优势

(1)节省燃料；

(2)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3)缩短产品的干燥周期；

(4)提高产品的质量；

(5)提高优质产品成品率；

(6)投资少，回收期短。3国外太阳能干燥农副产品的研究现状

利用太阳能干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展开，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太阳能干燥的推广应用大部分在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如南非、乌干达、菲律宾、泰国、印度、孟加拉国及中国等。泰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推广使用一种太阳能干燥器烘干谷物，在非收获季节，还可以用于干燥胡椒、辣椒、咖啡豆、小虾等，全年都可利用。印度研制了太阳能与烟气联合的谷物干燥机，日干燥能力为650～1000kg，也有每小时干燥能力为375kg的太阳能谷物干燥机；还有用于干燥胡椒的太阳能干燥房，效果很好。此外，印度在烟草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方面，也在推广太阳能干燥。印度尼西亚的太阳能干燥多数为温室型，也有用木屑作燃料加热水作辅助能源的组合干燥装置，干燥对象主要是谷物等农作物。

据相关资料报道，国外已建成一批采光面积超过500m2的大型太阳能干燥器，其中美国4座、印度2座、阿根廷1座，这标志着太阳能干燥在世界上已经进入生产应用阶段。由于全球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近十年来太阳能干燥技术的应用有较大的发展。国际太阳能干燥技术的推广应用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太阳能干燥对象以谷物、烟草、水果等农副产品为主，其次是木材。

(2)太阳能干燥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太阳能干燥装置的热效率和降低成本。

(3)注重实用性，尽量使用廉价材料。例如以干沙做吸热体，用塑料薄膜做透光材料。

(4)许多国家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应用都有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政策。例如在瑞典对节能干燥技术有15％的财政资助。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对太阳能干燥实行免税、减税、补贴、无息或贴息贷款等优惠措施。

4　国内太阳能干燥农副产品的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常规能源日益紧缺和人们充分利用新能源的意识不断增强，国家通过大量投入，把太阳能干燥与利用列入我国科技攻关计划，使该项研究发展较快，除了开展如杂粮类、果品类、蔬菜类以及木材的太阳能干燥试验和应用研究，

还进行了如中草药、茶叶、鲜花植物叶片、食品(如鱼、腊肠等)、天然橡胶、污泥等物质的干燥工艺的研究和干燥设备的开发与研制，并得了一些科研成果，有的已经将这些新技术投放市场，进入了技术应用的推广阶段，取得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从太阳能干燥装置的规模而言，我国的太阳能干燥装置多数是采光面在200m2以下的中小型，尤其以小型居多。目前已知最大的太阳能干燥装置是采光面积为650m2太阳能腊味干燥装置，其次是620m2大型太阳能干燥示范装置，以及采光面积为500m2的湖南省东连县糖果厂的太阳能干燥装置。

我国有较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约有2/3的国土年辐射时间超220小时，年辐射总量超过5000MJ/m2。全年照射到我国的太阳能相当于目前全年的煤、石油、天然气和各种柴草等全部常规能源所提供能量的2000多倍。近20年来，中国太阳能干燥的应用研究和其他太阳能热利用一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小试到较完善生产试验而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各种类型的太阳能干燥装N200多座，总采光面积近20000m2。太阳能干燥已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干燥作业。在这些项目中获得科研成果奖的有11项，其中获国家级科学进步奖2项，获省、部级和中国科学院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和贡献奖7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　太阳能干燥农副产品发展前景

我国是农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之一，农产品资源丰富，物种多样。各地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纷纷将本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及开发利用前景的农产品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发展，然而，由于我国现有的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从而导致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直接影响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3

一、我国马铃薯价格波动现状

2005年以来我国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面粉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鲜菜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图：

（图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一可以看出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9年至2010年上涨6.5%，2011年至2012年价格指数下跌7.3%;面粉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6年至2007年上涨7.6%，2011年至2012年下跌5.8%;蔬菜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10年至2011年下跌16.7%，2011年至2012年上涨15.3%，蔬菜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为粮食、面粉类大宗农产品的2.5倍左右;在笔者实际调查中发现马铃薯价格的波动幅度远超过蔬菜的波动幅度，调查结果显示优质马铃薯的价格波动在30%以上，而差质马铃薯价格会超过50%;以内蒙古乌兰察布马铃薯价格波动状况为例，马铃薯种植业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年产量超过80亿斤。在2010年之前马铃薯批发价格的最低标准都在1.0元/公斤左右。但在2010年，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马铃薯价格水涨船高，最高时价格竟然超过2.4元/公斤，创历史最高。然而就在薯农们还没弄清价格为何突然暴涨的时候，紧接着的2011年，马铃薯价格急转直下，最低时竟然只有0.36元/公斤，直到年底也没有超过1.0元/公斤的历史均值。

二、马铃薯价格波动剧烈的原因

（图二）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由图二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季度最大震荡幅度为2011年第四季度下跌7.1%;薯类生产价格指数季度震荡最大幅度为2012年第四季度上涨16.9%;蔬菜生产价格指数季度最大震荡幅度为2012年第一季度上涨13.4%。整体看来生产价格呈稳定下降趋势而马铃薯价格超出粮食和蔬菜价格的波动幅度，由此生产成本并不是主导价格的原因;

马铃薯生产周期长、质保期短、产量大的特点和面粉相比面粉的原材料小麦的种植面积广、生产规模大、上市分散，而马铃薯和蔬菜相比产量大上市时间集中和小麦相比种植户分散没有形成农业合作、保存成本高、分销期集中突然而大量的马铃薯上市也是造成价格波动的原因。信息不流通，我国的农副产品总量庞大，产品的种类丰富，但是这种庞大的总量是由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种植户的产量组成的。 农户了解不到农产品完整生产信息，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单纯的价格信息，缺少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信息的指导。（例如：农产品主要生产地的种植规模、预期的生产总量、库存总量、市场的需求量等）

其次，就是农副产品产业链中。在农产品从种植户到消费者手中的中间环节，种植户和中间商之间的利益和信息之间是冲突矛盾，对于小宗农产品而言由于市场总量小给中间商提供了控制市场的操作机会。例如：大量的囤货积奇、抛盘打压、集合各方面的游资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进行恶性的炒作等等。造成富了中间商人穷了农民的结果，这些行为也是农副产品价格每年起伏不定的重要因素。

三、基于“互联网+”的农业发展途径分析

基于以马铃薯为例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现象和原因和分析，归结其价格波动的根本因素在于种植品种和种植规模决策的信息和销售信息的闭塞。因此，针对性开展对农产品的互联网化思考。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

（一）上游农业生产

1.菜农利用互联网平台，采用直销模式。菜农将自己种植的产品在平台上展示销售。优点：菜农和消费者分享中间环节的利益。菜农可以得到高于收购商给出的价格从而增加收入，消费者可以以相同的价格得到新鲜放心的蔬菜。

2.菜农可在云平台选购种植蔬菜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优点：菜农可以解决种植问题治疗病虫害，降低种植风险保证预期收益。1.3菜农可连同土地受雇于云平台 根据合同规定对蔬菜生长流程进行管理操作。优点：规避价格风险，通过土地的出租和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收益。

（二）中游数据管理协调控制

1.包含仓储物流、清洗包装、以及农产品会展和蔬菜品种和数量的大数据分析指导农民种植。优点：通过对蔬菜消费数据收集分析指导菜农品种和规模的决策，同时沟通上下游的信息，避免农民盲目跟风种植而造成的滞销问题。建立销售渠道，通过物流和仓储对蔬菜进行清洗包装储存和运输为下游提供优质放心的蔬菜。

2.投放具有明确品种、质量和收获时间和收获价格的标书供给菜农根据自己的的生产能力投标。投标菜农可以放心的种植蔬菜而不用担心增产不增收或者有蔬菜而没有销售渠道的问题，实现订单式种植。

（三）下游销售

与超市、社区、饭店和蔬菜深加工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对中间环节进行成本控制。优点：降低超市、社区、饭店和蔬菜加工企业单独对蔬菜产品选购加工和运输保存的成本，同时可以通过云农平台了解到蔬菜的种植情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四、总结

本文以马铃薯为例，以数据的形势展示了蔬菜价格近几年的波动情况，从整体上分析了蔬菜价格的波动原因，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从“互联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蔬菜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材，对其价格进行研究并保证价格的稳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希望文章中提到的解决方法可以真正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切实的解决农产品种植和销售问题，也可以让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新鲜的农产品。（指导老师：李锡玲）

参考文献：

【1】《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调控机制研究》 方燕 2003年6月

【2】《中国重要农产品-供求变化及其对价格的影响研究》 徐雪 2014年12月

篇4

贫困人口的参与是产业扶贫效果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在农村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或是农民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低、参与渠道受阻的原因，导致产业扶贫无法真正解决农民贫困和农村发展的问题。山西省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省，21个县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连片特困地区，本文以地处吕梁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的S村为案例，分析农民参与扶贫的内外条件、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原因，提出推动农民积极参与扶贫产业的思路。

一、农民的参与条件

产业扶贫中的农民参与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指的是农村的气候、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数量的情况。外部条件主要指扶贫政策支持、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帮助情况。内外条件共同作用，潜在影响着S村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

（一）农民参与的内部条件

S村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内，总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00亩，林地面积400亩。该村属于高寒沙石山区，平均海拔1 600米，无霜期一百天左右，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多，气候湿润，牧坡广阔，水草肥沃、适宜牛和羊的牧养和马铃薯、藜麦等作物的生长，其主导产业是种植业、养殖业。全村总人口280人，有低保户25户。由于土地沙漠化严重，传统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低，年人均收入偏低，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本村距离县城五十多公里，长年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定居人数为二百人左右，村内剩余人口约为八十人，其中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不足六十人。一直以来当地村民靠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只能起到暂时性缓贫作用，返贫率较高。致富渠道的阻塞使得当地村民生活较为单一，思想观念保守，参与理念和实践处于一种待激发的状态。

（二）农民参与的外部环境

从2013年开始，加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推动全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在贫困地区启动实施了“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百企”主要指以山西省属国有企业为龙头，包括中央驻晋企业、市属国有企业、省内民营骨干企业以及省外企业在内的各级各类规模以上企业。“千村”主要指以吕梁山、太行山两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县为重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村[1]，S村在此范围内。2014―2016年间，当地县政府发挥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充分利用该村土地、气候等资源，开展并实施了3个产业扶贫项目，分别是藜麦种植项目、优质绒山羊养殖项目、高科技温室大棚项目，资金累计投入六百余万元。组织当地村民专业技能培训3次，吸收农村闲散劳动力约五十人，扩大了村民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由市、?h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对该村定点帮扶，有明确到户的帮扶责任人。工作队为当地村民争取扶贫产业项目，争取和提供资金支持，制定脱贫计划，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活动。由于该村扶贫工作比较突出，经常有上级领导来考察工作，以及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扶贫产业和社会团体、个人的介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民传统的参与观念，为农民参与创造了条件，改变了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影响着农民的参与实践。

二、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产业扶贫虽然在S村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地村民参与情况并不乐观。首先，S村“空心化”严重，扶贫产业缺乏足够劳动力。其次，S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在此背景下，农民能够参与扶贫产业中来本身已经“尤为可贵”，但现行的产业扶贫模式中，农民参与程度较低，难以获得一定力度的支持。当地村干部“人情扶贫”，进一步阻塞了农民的参与渠道。

（一）农村空心化导致产业扶贫缺乏足够劳动力，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民是农村发展产业的主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水平与效益。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大部分有文化、有体力、有能力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十二五”期间，山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由2010年的1 081.6元增加到2015年的2 662.62元，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①S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六十人，而且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的特点，部分耕地抛荒。与传统农业相比，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投入较多、见效时间较长、市场风险较大，形成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劳动力的缺乏使得当地村民只能选择发展一些小规模的种植、养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带动整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

认为，传统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处于这种社会类型中的主体有着较强的集体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容易达成集体内部的共识和做出符合群体利益要求的一致性决定[2]。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农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也随之增大，村庄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维持生计”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行为准则[3]，“熟人社会”的瓦解使得农民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与农民以往接受的救济式扶贫不同，产业扶贫以市场为导向，所以它的市场风险也需要企业和农民共同承担，所以在面对有风险又陌生的扶贫项目时，个体农民在理性指导下谋取个人利益，缺乏参与热情。2014年，当地村干部和种植能人争取到一个藜麦种植项目，但由于近些年村民们共同合作的机会减少，集体意识减退，该项目推进较慢。加上过去的救济式扶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等靠要”的懒惰习惯，头一年项目开展的并不顺利。第二年，由于第一批种植藜麦的村民尝到了甜头，其他村民才逐渐有了参与热情。

（三）扶贫项目运作模式脱嵌于村庄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

在山西省农村地区，产业扶贫项目主要以“农民+企业”或“农民+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运作。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将农民与龙头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帮助农民抵御个人、单个家庭进入市场的风险，帮助解决农民合作困难的问题，政府也能从面对一个个百姓的细碎工作中解脱出来，减轻工作压力。

S村由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项目以“农民+企业”的模式运作。调查中发现，为了尽快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县、乡级政府将扶贫资金、土地等公共资源投入与村庄社会相脱嵌的“龙头企业”后，只负责项目“落地”，忽视了农民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2015年，县政府和一所中央驻晋企业共同出资五百多万元在S村建设一座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村民们接受了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在温室大棚中负责种苗培育工作，每人每天劳务费80元。虽然该项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在此项目中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他们并没有掌握市场资源、技术资源、产品资源，在产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对企业依赖性强。这种低参与度的产业扶贫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农民很难获得一定力度的扶贫支持，造成了“扶富不扶贫”的现象，违背了产业扶贫精准化的初衷。

（四）村干部“人情扶贫”导致农民参与渠道受阻

在S村，村干部推荐参观的产业扶贫项目“看起来很美好”，但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后发现，有村干部的家庭，参与扶贫项目的比例较大，而参与该项目中的贫困户并不多。村民们说：“上面的好政策，下来就变了样”，他们对这种“人情扶贫”现象也很无奈，当扶贫项目由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一步步推进到村一级时，村干部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对项目进行变通，通过自身参与分配的优势和权力，使扶贫项目向自身家庭倾斜，造成项目实施不公平，阻塞了贫困农民的参与渠道，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进而导致农民对村干部缺乏信任，不利于后续产业项目的开展。

三、推动农民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思路

农民参与产业扶贫是一种社会行为，农民的参与态度和行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联。政府作为扶贫产业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应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协调农民之间、农民与企业之间、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产业扶贫深入发展。

（一）突破村庄边界，实行连片扶贫开发建设

像S村这种剩余劳动力较少、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光靠一个村的力量无法将产业做大做强，县、乡级政府必须突破村庄边界，打破区域壁垒，实施跨乡镇、跨村组连片扶贫开发建设，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对原有的小型种植项目进行整合，改造中低产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加扶贫产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样不仅能解决S村的发展问题，也同时带动了周边其他农村、乡镇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农民有清晰的边界意识，这是当前连片开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农民以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划分人际格局，农民在寻求帮助时，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其次是有地缘关系的本村村民。连片开发突破了村民之间血缘、地缘的联系，需要政府对各村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

（二）培养农民合作意识，激发农民参与热情

农民参与扶贫产业的过程，也是合作的过程。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善分不善合”[4]。农民的合作能力差并不代表农民不需要合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农民，靠单打独斗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政府要帮助农民培养合作意识。首先，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关部门应多组织一些电影放映活动、流动舞台车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建设图书室、老年活动室等文化场所，让农民通过参加文化活动来增进感情、促进彼此之间信任，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心理基础。其次，加强文化教育和宣传，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有利于克服农民的个人算计行为，减少合作的成本；法律意识的形成可以帮助农民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增加农民参与合作的可能性。最后，“身贫好扶，心贫难治”，农民自身应逐渐改正“等靠要”的思想，充分发挥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合作，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完善农民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转变扶贫项目考核重点

农民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由于话语权和地位不同，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充当一种“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这样的扶贫产业无法真正帮助他们脱贫。扶贫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企业、农民双方受益，应建立一种科学可行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一方面，农民应增强法律意识，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约定农产品最低收购保护价，避免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做出与广大农民利益不一致的行为；另一方面，完善“公司+农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企业起到一个平衡和制约作用。探索以劳动力、技术、土地入股等方式，通过股份制保证入社农民的基本权益，实现经济效益和扶贫效益的平衡，使农民真正成为产业化扶?的受益者[5]。

篇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5-0025-03

一､天津市支农信贷创新情况

(一)创新支农思路，搭建信贷支农平台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属弱势产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率低､经营风险高，一般难以满足商业银行信贷支持条件，金融机构从商业性原则出发，对涉农贷款多持谨慎态度。但是“三农”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国家要求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银行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金融支持部门，从政策性原则和社会责任考虑，又应该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因此，如何将信贷支农的商业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调研发现，天津市各涉农银行开拓思路，以构建支农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突破口，发挥整体实力，较好地解决了支农信贷政策性原则和商业性原则不可兼得的两难问题。一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调动各方参与。如农发行天津市分行开发的小城镇支持项目，采取“政府主导､平台承贷､委托建设､财政补贴”的运作模式，即：由津南区政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区政府的主导地位和落实还款资金来源等责任；由区政府下属的融资平台承贷并组织项目实施；由区政府授权､市场化运作并具有政府背景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建设；由区政府财政收入作为项目主要还款来源等，使地方政府成为项目利益攸关方，有力推动了项目的进展。再如，蓟县下营镇常州村农信社，针对参与各方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原有信用村进行改造，组成由村委会､农户代表､信用社三方共同参与的信用等级评定小组，构建起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了信用户守信意识和村委会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二是为农户搭建共同的融资平台。如针对农户经营分散､规模较小､银行投入产出不匹配等问题，塘沽五十间房村信用社通过该村的龙头企业，把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龙头企业分包的工程､机械租赁和招收劳务人员首选该村成员，从而变小规模为大规模，为农户搭建了一个共同的融资平台。

(二)创新支农产品，扩大信贷支农覆盖面

当前天津市农业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村金融需求进一步多元化和复杂化，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小额资金需求和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额资金需求都在不断增加，因此，传统､单一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适应天津市“大农业”发展的现实。

调研发现，天津市各涉农银行为此开发出了多种信贷产品，形成了一个既覆盖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又覆盖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广覆盖､多层次金融产品体系。一是针对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小额资金需求，天津农合行系统开发出了9种信用共同体，分别为：以东丽大毕庄物流货运中心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箱式信用共同体､以鑫茂科技园区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伞式信用共同体､以津南营盘圈村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风险金模式信用共同体､以蓟县文昌商业街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街区式信用共同体､以静海王口镇农副产品行业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联合会模式信用共同体､以宝坻津海洋水产养殖合作社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信用共同体､以塘沽五十间房村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公司+农户”模式信用共同体､以蓟县下营镇常州村信用共同体为代表的原信用村改建模式信用共同体和设施农业模式信用共同体。

二是针对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额资金需求，农发行和农行分别开发出了小城镇信贷支持项目和“绿色家园”贷款计划。农发行2008年与津南区政府就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示范镇――葛沽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签订了27亿元贷款协议，成为全国农发行系统第一家支持示范小城镇建设的分行。农行与宝坻区等10个区(县)政府签署“绿色家园”贷款全面合作协议，主要用于城镇建设与发展，并将区域性合作与项目开发相结合，涉及到县域信贷的多项业务。

(三)创新支农渠道，提升信贷支农服务水平

长期以来，支农渠道有限也是制约信贷支农有效开展的一个瓶颈，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正常的信贷需求往往由于申请条件和标准脱离农村实际情况､申请手续繁琐､申请时间过长等原因而得不到有效满足。

调研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天津市各涉农银行采取了多种措施，创新支农渠道，提升信贷支农服务水平。一方面进一步简化贷款手续，减少办理环节，为农户､农企提供便利，以适应农户贷款“短频急少”的特点。如农合行对加入共同体的信用户提出的信用贷款申请实行免抵押､免质押；对信用户授信额度内的贷款申请不附加任何复查内容､保证条款和不增加手续费用；信用户信用贷款授信额度以外的资金需求可采取担保､抵押､质押等方式予以支持；简化贷款手续，采取“一次核定，随贷随用，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方法等。另一方面转变作风，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客户提供信贷及投资理财等多样化金融服务，丰富了信贷支农服务的内涵。如农合行在创建大毕庄箱式信用共同体时，还在该物流中心设立了营业网点，安装ATM机等自助设备，为商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成为“社区型零售银行”。

二､天津市支农信贷创新的效果

(一)缓解了“三农”贷款难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农发行的小城镇建设项目､农行的“绿色家园”贷款计划和农合行的信用共同体在缓解“三农”贷款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郊区县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农发行小城镇支持项目已发放首笔贷款6亿元，而农行“绿色家园”贷款协议总额达170亿元，截至2008年末，已审批贷款项目74个，已发放贷款87.8亿元，其中投向城镇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30.36亿元，投向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9.06亿元，投向城镇土地储备､开发项目的资金29.79亿元，投向撤村建居及经济适用房项目的资金12.63亿元，投向县域物流批发项目的资金5.96亿元。静海王口镇农副产品行业信用共同体成立以来，王口信用社累计向信用户投放贷款9310万元，给农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该信用共同体已创造经济产值2.4亿元，直接取得经济效益660万元。蓟县下营镇常州村信用共同体创建以来，农家旅游条件得到改善。天津市各郊区县城市化进程近年来也明显加快，如2003年到2008年，东丽区城镇化率从36%提升到58%，宝坻区从14%提升到32%。

(二)为银行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促进了银行自身发展

农发行天津市分行开发的小城镇项目有力推动了该行支持天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截至2008年末，贷款余额80.37亿元，同比增长41.4%；不良贷款率为0.9%；人均利润接近100万元。“绿色家园”贷款计划实施以来，每年为农行天津市分行带来4亿多元的利息收入，累计发放贷款87.8亿元，已归还44.3亿元，未出现一笔不良贷款；“绿色家园”贷款已成为农行部分郊区县域支行的主体资产业务，宝坻､东丽支行的“绿色家园”贷款均已达到8亿多元，分别占该支行全部贷款的50%､20%。天津农合行目前已建立信用共同体66个，评定信用户7277户，向2502户发放贷款8.37亿元，信用共同体内实现了无不良贷款的良好业绩。

(三)密切了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了银政合作

农行通过与当地区县政府加强合作，其“绿色家园”贷款基本上是基于政府项目或政府借助社会力量开发的项目，确保了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农合行创建的“设施农业信用共同体”，由政府成立担保公司对信用共同体成员贷款提供担保，防范信贷风险。天津市各郊区县政府也在支持银行机构支农信贷创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中得到实惠，如2005年以来，天津市各郊区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幅普遍在50%以上，大港区增幅最大，达到180%；GDP增幅普遍在40%以上，汉沽区增幅最大，达到150%。在开展支农信贷创新过程中，农发行小城镇支持项目､农行“绿色家园”贷款计划､农合行信用共同体创建项目都已成为加强银政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各银行机构与各级政府形成了互惠合作的关系，提高了涉农银行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如农行东丽支行行长因支农工作出色而代表金融机构当选东丽区人大常委。

三､天津支农信贷创新的启示

(一)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创新

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农银行机构的服务对象和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经营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情况，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同时，创新的开展要因地制宜，不能脱离实际盲目照搬照抄，否则即使开发出新产品也无法适应实际需求。天津农合行系统结合当地农业及金融发展状况，为适应“三农”融资需求特点，将农村信用工程延深､嫁接，引入城区和农业合作组织，因地制宜地开发出9种信用共同体模式，基本做到一地一策､灵活多样。如，针对东丽区大毕庄物流货运中心商户经营场所较为集中的情况，创建了天津市首个“箱式”信用共同体，而针对鑫茂科技园区商户分散的特点，则采取伞式信用共同体的创建模式。再如，在静海王口镇政府不愿承担监管责任的情况下，王口信用社指导农户自发组建了联合会模式信用共同体。

(二)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形成社会合力

破解“三农”贷款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凭银行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借助政府的力量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尽量使包括农户､农企､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各方力量都积极参与进来。另一方面要尊重各方的利益，给予其合理回报，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调动其积极性。农行与郊区县政府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广支农信贷产品。农发行小城镇支持项目采取“政府主导､平台承贷､委托建设､财政补贴”的贷款运作模式，由津南区政府主导并保证项目还款，有力推动了项目的开展。农合行构建的多个信用共同体，则是将社会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如蓟县文昌商业街信用共同体由当地信用社依托辖内街道办事处､工商所､蓟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社区居委会､信用户代表等共同组建；下营镇常州村构建起“农村信用共同体”后，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作用得到发挥，年底结息时，管片信贷员利用半天时间就可将以往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收息工作一次收清。

(三)形成合力，发挥集体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