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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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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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9.01、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1-0842-06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1-2］。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1-2, 4-5］。这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但是关于CMD的研究并不多，关于SES对CMD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匮乏［5-9］。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相比，CMD更加关注了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主要城市力争达到的目标。

1998年的香港具备以下特点：①刚刚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洗礼，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199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7%，而失业率升至6.3%，创下历史新高。②香港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在1998年的困境中，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仍位于第三位。③香港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这些特点在香港的SES和CMD关系中得到体现。香港地区的研究无疑对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卫生相互作用的问题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8年，在香港居民电话簿（1995年版）采用系统加尾数二位随机抽样法选取住宅电话样本。根据Kish方法［10］在每个家庭中选取一名成员志愿接受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65岁。如果该名成员不在家或当时不方便接受访谈，访谈员将记录时间和日期以再次联系，而不允许由他人替代回答。每个号码在不同的日子（必须包括一次周末）和一天的不同时间拨打3次以上，如果均无应答，该号码将被放弃。以下情况，号码也将被放弃：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

一共拨打了43921个电话号码，除去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的无效号码30183个，余13738个电话号码构成本研究的有效号码，其中2354个有效号码3次拨打后无人接听，1312个有效号码的访谈对象拒绝参加，221个访谈对象因未答问题超过30%而被剔除，其余9851份问卷（反馈率：71.7%，9851/13738）构成了有效问卷。

在访谈前向访谈对象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取得口头的知情同意，整个访谈大约需15分钟完成。访谈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他们接受了两次培训（共6小时）。一名研究助理全程监控了访谈过程和数据录入过程，以保证访谈恰当和数据录入准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1.2工具

1.2.1 自编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工作、家庭收入、住房类型和面积。均采用了闭合式答案，答案的具体分类见表1。

1.2.2 自我评定量表（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 SRQ）［11］ 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中筛选CMD。它包含20道题目，用来筛查抑郁、焦虑和躯体形式障碍等内容［3］。所有题目均以“是”(记1分)或“否”(记0分)作答。SRQ已经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灵敏度波动于63%-90%，特异度波动于44%-95%［12］。粤语版本SRQ的灵敏度是76%，特异度波动于71%，总分≥5被确定为CMD ［11］。本文使用粤语版本SRQ评价受访者近一年的CMD。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0.0完成［13］。应用均数和标准差(χ±S)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应用具体例数和比例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其中的两组间比较均予以Bonferroni修正。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SRQ≥5和SRQ

2 结果

2.1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表1显示，研究样本的女性比例（女53.7%，男46.3%）稍高于1998年的香港社会性别构成（女49% ，男51%）；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7±12)岁，其中30-44岁

年龄段占48.0%；已婚/同居者占64.9%，离异或鳏寡者占2.4%；近2/3访谈对象接受了中学水平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宅，各种面积住宅的比例大致相同。家庭月收入为1-5万港币者占77.8%。

2.2 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

研究对象的SRQ分值为(3.8±3.7)，离散度很大，非正态分布，中位数为3（图1）。根据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5），3358名访谈对象（34.2%）存在CMD。具有下列SES特征的访谈对象更易出现CMD：女性、年纪偏低、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就职业而言，退休人员最少出现CMD，失业者最多出现CMD，中间依次为雇员、家庭主妇、学生，但是后三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SES的各个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低水平SES访谈对象的精神卫生状况较差（见表1）。

2.3 CMD者和非CMD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为了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以及SES的相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对OR值进行了校正。修正了年龄、性别和各种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相互影响后，婚姻稳定（OR=0.763, 0.697-0.835）、教育程度高（OR=0.766, 0.708-0.830）、住房面积大（OR=0.906, 0.849-0.968）是减少CMD的关键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为34.2%，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1-2,4］。这可能与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比其他版本相对较低有关，也可能与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AC尼尔森调查（http:∥省略/asiapacific）显示在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提示亚洲地区的生活节奏高于大部分其他地区，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人的CMD发生率远高于巴西人［14］。此外，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了香港经济严重衰退，很多的香港人面临了负资产和减薪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比较高。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达到诊断水平的精神疾病，所以它们和本研究的CMD发生率没有可比性［5-9］。然而，在一项14个国家的大型调查中，上海的WMH-CIDI/DSM-IV障碍的患病率最低［15］。这与香港华人的CMD状况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外，可能更主要的是与两地的生活方式和调查年份不同（香港是1998年，上海是2001－2003年）有关。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既往研究证实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和躯体等问题［16］。这种倾向可能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为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17］。年龄与CMD的关系也得到了既往研究的肯定，通常被认为与不同年龄的人面临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有关［18］。

本研究还发现香港华人的CMD在低水平SES的访谈对象中更为常见。鉴于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文应用logistic探索了香港华人的CMD与SES的内在关系，婚姻、教育和住房面积显示了对CMD的直接影响，这与国内外的既往研究总体一致；但是家庭收入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影响，而代之以住房面积，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1-2, 4-5］。但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很难区分三种潜在可能：① 低水平SES增加了CMD发生率；② 低水平SES延长了CMD长度；③CMD降低了SES水平（反方向作用）。实际上，因为CMD长期存在，所以大部分研究（包括队列研究）都很难剔除第三种反方向作用。根据1998年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地阐明CMD和SES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显示与教育和住房等SES特征相比较，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1），虽然他们的抑郁症发生率和已婚人群近似［19］。此外，单身、离异或鳏寡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往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2）［20］。这提示了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应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地降低婚姻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21］，但是离异和鳏寡在本研究中的比例很低（2.4%），反方向作用（可能3）不能在本研究得到证明。

教育是本研究中CMD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都是义务教育，超过80%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研究显示各个地区的无论教育水平先进与否，都在该地区的CMD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2］。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重型精神疾病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仅发病率高，而且预后较差，病程迁延［22-23］。可以推断低水平SES不但增加了CMD发病率（可能1），而且延长了CMD病程长度（可能2）。职业在本研究中没有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五类：失业人员、学生、家庭主妇、雇员、退休人员，未能详细说明他们的具体职业和职位，所以职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而非职业本身，在本研究中显示为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通常幼年入学，青年期结束自己的全部学业。CMD在青年期之前的发生率并不高，所以CMD对教育水平的反方向作用基本可以排除（可能3）。

本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也是CMD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2, 4-5］。由于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一直是市民的最大生活负担。普通市民的住房面积基本在600平方尺（10平方尺≈1平方米）以下，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则租住在300平方尺以下的政府公屋。狭小的生活环境通常令人心情压抑、烦躁和易激惹［24］，这恰恰是CMD的核心症状。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家庭经济状况，面积越大通常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虽然房屋类型也是房屋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本研究只是将房屋类型划分为租赁和私宅，所以没有得到体现。那么，家庭收入为什么没有直接成为CMD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代之以间接因素住房面积？这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吐露真实状况，而住房面积是一个相对客观性指标，调查对象往往会真实做答。这使得住房面积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加准确地反应家庭经济状况。此外，一部分调查对象将家庭收入误解为个人收入，所以回答不准确；而住房面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答案更加准确。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确会导致较多的精神心理问题（可能1），而且预后较差、迁延时间较长（可能2）［25-26］。另一方面，抑郁和焦虑等CMD核心症状必然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与人际关系而损害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3）［27］。

本研究是华人地区少有的大样本规范性研究，但是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和不足：①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完全阐明CMD和SES内在的因果关系；②由于SES各个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本文的分类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结果；③住房面积和家庭收入如果以人均来计算可能更有意义，但是本研究没有问及家庭成员数量，是一个缺憾。总之，本研究显示婚姻、教育和居所与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些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必然对提升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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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指标稳步增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44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三产增加值26.48亿元，同比增长1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3.9%，比去年底提高2.9个百分点；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78亿元，同比增长8.6%；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61亿元，同比增长37.43%；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4亿元，同比增长19.4%；注册合同外资5504万美元，占年计划的52.4%；实际利用外资8517万美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地方外贸出口6143万美元，占年计划的43.9%。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双过半”。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大明路国际汽车街区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实施了宝马等4家汽车专卖店扩建工程，建成开业汽车街商务中心、新奇特汽配商城，全街汽车销售额达45.05亿元，同比增长18.25%，小车销售占全市销售量的67%以上，实现税收8750万元，同比增长15.8%。卡子门时尚家居购物中心区特色优势逐步显现，宜家、红星美凯龙2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突破2亿元。风光带特色品牌效应不断放大，积极推进夫子庙—风光带条例立法工作，组织开展“送旅游”活动，调整升级贵宾楼等7家企业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引进品牌规模企业6家，白鹭洲水街日益繁荣，消费需求持续走高，景区税收收入、景点收入分别达4560和318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52%。全区实现旅游总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28%。

3、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制定出台《关于深化都市产业园区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促成了“节能环保汽车空调压缩机工程技术中心”等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集团、公司分别被评为全市工业50强和全市百强成长型企业，普天通信等6家企业被评为“高成长科技创新百优企业”，新增无线电厂等高新技术企业3家，实现专利申请124项，软件产业产值7.1亿元，同比增长28%，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额2468万美元。全区76家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增加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15.97%。

二、拓展载体选资引强，项目园区在倾力推进中取得实效

坚持项目带动战略，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和选资效益，积极推进重点项目、产业园区和商务楼宇等载体建设，发展空间得到拓展。

1、重点项目推进有序。突出分类推进，强化协同配合，严格督查管理，全区48项重点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从推进情况看，进展顺利的有明匙路拓宽二期、集庆路1号地块开发等28项，占项目总数的58.3%，部分推进的有特易购生活购物中心建设、永乐路南侧果品公司地块开发等14项，占项目总数的29.2%。从进展阶段看，处于实施拆迁阶段项目8个，开工准备阶段项目6个，施工阶段项目13个。

2、园区楼宇建设加速。全区15个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建成通济都市创意产业园南区，日华光电、大明路、双龙街科技产业园等建设稳步进行，完成无线谷产业园立项，水利公司、水建仓库产业园即将开工。商务楼宇加快建设，省电信通服大厦、大明路汽车街商务中心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成教大厦、润泰市场扩建主体封顶，金榜大厦、木材市场商务综合楼开工建设。全区调整新增载体面积近12万平方米。

3、招商选资成效明显。针对区域资源禀赋特点，积极推介招商资源，招商选资取得较大进展，产业园区引进了股份、网络、文化等30家企业；商务楼宇通服大厦引进了克缇集团、投资网、海底捞等企业，安利（中国）分公司迁至鸿意商务楼。全区新引进企业700家，其中注册资本200万元以上企业64家，新增注册资本9.24亿元。

三、改造老城打造景观，城市品质在人文传承中持续提升

加快老城改造和人文景观打造步伐，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巩固文明创建和“三项整治”成果，区域环境面貌持续改善，城市品质得到提升。

1、景观打造扎实推进。夫子庙核心景区品质不断提升，在通过省级验收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国家5A级景区创建工作，完成瞻园扩建工程，启动了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实施了江南贡院改造出新及景区亮化提升；历史文化名河打造进展顺利，开工建设内外河沟通工程，后五华里中华门至甘露桥段沿河景观商贸设施基本建成，甘露桥至西水关段改造即将开工；明城墙保护卓有成效，雨花门复建工程全面完工，西水关段城墙修复开始启动；景点建设步伐加快，基本完成胡家花园拆迁，实施了芥子园复建拆迁工作。

2、老城改造进展顺利。城市路网布局不断完善，开工建设大明西路西延工程，基本完成明匙路拓宽二期拆迁，完成东风河、红花河河道清淤，改造了开源、龙苑等小区地下管网，完成五一沟续建工程，全区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危旧房改造加速推进，今年实施的6个危旧房改造拆迁项目中，后江沿、胡家花园拆迁进入扫尾阶段，门东C2、D4及家居乐、教敷巷地块拆迁进展顺利，全区共完成拆迁居民3850户，工企38家；房地产开发稳步推进，皇册家园三期主体封顶，佳日雅苑、雅居乐花园二期开工建设，来凤街1号、蓝天华门即将开工，全区新开工面积31万平方米。

3、城市环境明显改善。出台加强城市长效管理十项举措，强化市容管理责任无盲区、管理无脱节、长效无回潮工作标准，多次开展清除新违建联合执法行动，按照“七无”标准，重点打造长乐路、中华路等10条“区级市容严管路”，完成雨花路中段等17条道路的店招店牌、夜景亮化改造出新，实施了55万平方米小区出新和38万平方米房屋整治工程，积极做好市政设施管养维护，补植更新行道树、花草灌木约27万株，启动了大明西路等地块绿地建设，区域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在六城区名列第2。

四、改善民生强化保障，社会事业在争先创优中统筹发展

围绕“五有”目标，全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富民工程，努力促进创业就业，各项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和谐构建取得新成效。

1、富民工程稳步推进。成立5个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重点打造天诚二手车市场等示范创业园，实施创业扶持、岗位补贴、缓交保险等稳定就业政策，完成小额担保贷款155万元，通过自主创业带动就业2120人次，新增就业岗位9316人次，实现再就业2385人次，援助困难人员就业797人次，开展职业培训2604人次。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同比增长9.7%。

2、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坚持教育均衡发展，建成经济适用房配套幼儿园，启动钓鱼台小学扩建工程。成功举办“名城之约”主题晚会等大型节庆活动，组织开展了“金陵五月风”等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各类市场性娱乐演出1000多场，评话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深化卫生服务改革，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通过评估验收，认真开展甲型H1N1流感防控，广泛开展“六送体育进社区”活动，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85%。

3、保障体系日趋完善。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工作，及时为全区3600多低保户及近1.5万户困难家庭发放各类保障金1822万元。积极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全区新增社保参保人员4265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3.4万人。积极做好拆迁居民住房保障工作，建成夹岗经济适用房8.7万平方米三期工程，翁家营2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基本完成拆迁，佳营路2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正式立项，全区共受理申请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约1000户。

五、提升效能维护稳定，公共服务在学习实践中不断优化

注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效，着力提高行政效能，加强社区建设管理，有效钝化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1、行政效能不断提升。积极开展服务企业“三帮”行动，办结了87个帮扶事项；深化权力阳光运行，出台《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网上审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实行了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举措；强化效能考核激励导向，按月通报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加强公务员素质培养，继续开展公务员“5+X”能力考核，全面实行网络学校培训；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街道所属企业改制工作，全面完成通达厂人员分流，基本完成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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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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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2006―2007年，我省延续了“十五”中期以来高速增长的态势，实现预期进度。全省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267亿元、2710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1.5%和13.7%，均超过预期值（10%）；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26.6亿元、284.94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4.2%和25.6%，均超过预期值（12%），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1193.3亿元、1485.57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7.2%和24.0%，均超过预期值（15%）；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和4.2%，均控制在规划目标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按预期推进。从已经进行的工作看，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实现预期进展。2006年和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84.6元、237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11.6%，两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预期目标6%以上。

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至2007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2.8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925.80公里，基本达到预期进展。贵广快速铁路得到了国家批准立项，黔桂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龙洞堡机场等级由4D升级为4E，建成和改造了4个支线机场。天生桥库区港口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洪家渡库区港口码头开工建设，解决了272万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为93.0%、100%。新开工建设“滋黔”工程中的4个中型水库，实施了150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已提升到40.16，增长16%，全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88.45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37.63部／百人；实现了l00％行政村通电话和l00％乡镇通宽带，提前三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建成兴义市污水处理工程和仁怀市等8个县（市、区）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37.3%和39.4%。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顺利。至2007年底，能源产业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2005年的29.2%提高到30.4%。优势原材料产业增长18%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16.5%提高到17.3%。烟酒产业比上年增长15.8%、民族制药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扩大21%。高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6.6%。2006、2007年全省旅游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51.8%和31.9%，旅游总收入比2005年分别增长54.2%和1倍，总体达到预期进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新成就。至2007年底，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9.97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96.1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37.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9.4%，全省9个中心城市19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7.7%。

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全省193.23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两年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初中150所，改扩建普通高中15所。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落户贵州。2007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44项，专利申请量达到2759件，授权专利1337件，比上年增长29.1%。到2007年底，我省拥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名，“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1051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734名，省管专家445名，省核心专家21名。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重要成果。至2007年底，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全国首批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粮食流通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政、集体林权制度、供销社体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展顺利。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进出口总额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提前两年达到“十一五”规划目标。引进省外到位资金401亿元，远远高出规划争取目标。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30021万美元，“十一五”规划目标预计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至2007年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2.52万人,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50%以上。全省总人口3975.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68‰，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6‰左右）的水平。到2008年6月底，全省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12.76万人、243.39万人、139.22万人、117.6万人、108.17万人，均明显超过预期进度。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达到48.79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5.8%。2007年全省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提高到83.7%、90.7%。

五大措施进一步推进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中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区、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经济群、北部湾经济区等周边区域经济竞争力增强，省内区域经济战略面临新挑战；经济增长的同时仍然伴随着高消耗高排放；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等。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工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消费。一是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二是努力增加固定投资，解决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建设中的土地、资源等瓶颈制约问题，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三是促进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确保厦蓉高速公路（贵阳-水口段）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力争全面开工建设我省境内列入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路段和我省规划的省内高速公路。二是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步伐，调整全省骨架公路网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三是加快全省城乡公路路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或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四是在贵广快速铁路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贵阳至重庆、昆明、成都、长沙的快速铁路建设。五是进一步完善民用航空网络的内河航运体系。六是统筹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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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262-02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类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程，特别是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门基础必修课程，他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对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当代国际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并能结合实际中国际经济状况，对现实中的国际经济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与应用，为以后其他课程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对于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开设国际经济学，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国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进一步理解国际经济现象，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国际经济学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状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贸活动变得日益频繁，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企业需要大量的精通国际经济知识，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掌握贸易谈判知识和技巧的专业人才，而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对掌握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熟悉各种分析工具，了解现实国际经济状况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不同的单位对专业人才的要求也不一样。总体而言，国际经济学专业学生需要达到以下几点要求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1.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无论学生将来从事科研工作还是具体的外贸工作，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都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才能够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进行条分缕析，从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表面的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原因。这方面对于准备考硕、考博，有志于科研工作的学生而言尤其重要。

2.精确的外贸方面的专业知识。学生应该熟练掌握各种国际贸易术语，各种解决纠纷的国际法律等外贸方面的专业知识。国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应该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公司开展国际贸易，发展国际市场，确定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公司产品的销售地区，定价策略等。这些工作都要求学生能够将基础理论知识和外贸方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灵活运用。

3.使用外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流利的英语是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的基础。所以国际经济专业的学生应该熟悉各种术语在英语中的表达方式，通晓如何用英语和外商谈判，如何用英语解决贸易纠纷等。另外，由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所以掌握日语、俄语等小语种的人才也比较受欢迎。

4.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国际贸易的复杂程度较高，往往需要团队共同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这就要求学生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工作时能够迅速融入团队，善于与同事交流，共享信息，互相帮助，能够帮助团队提高运作能力。

5.数理分析技术。不管是将来准备到科研院所找工作，有志于科研的学生，还是将来准备从事外贸实践工作的学生，都应该掌握一定的数理分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和数理分析技术相结合能够帮助学生对一些经济现象看的更深，想的更远，从而有利于他们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6.论文写作能力。即使是不准备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也应该掌握一些论文写作的技巧，熟悉论文写作的规范，这有助于他们撰写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等文件。同时，这也是对他们表达能力的一种训练。

7.计算机应用能力。计算机已经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国际经济专业的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能够对计算机进行简单的维护、使用，能够熟练掌握一些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互联网的使用技巧，熟知一些数理分析软件的安装，使用和维护。这些能力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提高工作能力。

8.实践与工作经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比较抽象。很多从事外贸实践工作的学生在刚毕业时往往难以很快地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工作当中。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对国际经济专业的学生要求很高，必须是具备上述各种能力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够适应社会需求，这为《国家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指明了方向。

二、当前国际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常见的问题分析

1.仅注重基础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实践能力的锻炼。重理论、轻实践是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大部分学校都侧重于对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以及购买力评价、IS-LM-BP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经典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解，帮助学生建立完整、清晰的理论知识。但是教学过程中并没有与《国际贸易实务》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相结合，也不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经济现象的能力，造成学生在学习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其结果是学生仅仅是机械地掌握了这些理论知识，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时，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从而错失机会甚至造成贸易方面的损失。

2.仅注重本课程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训。虽然国际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时需要外语交流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等多种技能，但是大多数学校在本课程的教学上都仅仅进行本课程知识的教学，忽视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其结果是学生难以仅仅通过英文课的学习掌握本专业的专有词汇，常见的外文表达方式与表达习惯等。

3.所用教材老化，难以反映国际经济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常见的《国际经济学》的教材主要有五种，分别由佟家栋，高乐咏（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李坤望，张伯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华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袁志刚，宋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和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等人编写，但是这些教材出版的时间较早，难以反映最新的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保罗・克鲁格曼提出并因此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理论就没有被所有的教材收录，而此理论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深刻揭示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和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等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4.教学模式僵化，使得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还存在教学模式僵化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教学方法单调，讲授手段不灵活，虽然大部分学校采用了PPT等先进的教学工具，但基本上仍然是老师讲，学生听，记笔记，考试前突击背诵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特点是以教师讲述为主，讨论和实践环节的学习较少，学生缺乏思考，考试方法与内容比较传统，使得学生普遍觉得本门课程术语和定理较多，内容枯燥，难学，难应用。这种教学情况必然造成学生“平时学没兴趣，考试前靠突击，考试后全忘记”的结果，无法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和创新能力。

三、对《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1.注重案例分析，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注重案例分析。在教学时可以进行若干国际经济方面的情景假设，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运用所学习的理论知识进行案例分析，作出经济决策，然后全班同学进行讨论，教师最后进行点评。这种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并且能够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使用权威教材，并随时补充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成果。虽然《国际经济学》本科阶段的教学目的是使得学生掌握国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能够进一步理解国际经济现象，但是在教学中补充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提高他们的分析和思考能力，加深他们对基础理论的理解。

3.在有条件的班级开展双语教学。使用英语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听力，还能够通过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讨论或者回答问题而提高英语交流技巧，而且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但是这种教学方式需要考虑到学生的英语水平，只能够在英语水平较高的班级开展。

4.注重开展课堂讨论，开展小论文教学的方式。可以布置学生写一些和本课程相关的小论文，然后再课堂讨论。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数理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学生必定要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手段查询资料，这对他们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时间，因此不能经常采用，建议一学期不超过两次。

5.注意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化工具在教学、课后辅导和考核中的作用。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化工具已经普及，给使用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务，能够也应该在本课程的教学中采用。不仅在课堂教学时应该采用PPT、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教学工具，还应该在课后辅导、答疑、作业的布置与批改时采用，甚至可以采用电子化的考试方式。教师的讲义等学习资料也可以制作成电子格式，方便学生的传阅与学习。这对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也是一种锻炼。

四、结束语

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得社会对国际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必须考虑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转变教学思想、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为宗旨，并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选择更加新颖有效的教学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邢淑清.经济管理基础课程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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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体育场馆实行对社会有偿开放理论依据

(一)国家大力倡导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各种国有体育场地设施都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使用率。《体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扶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上面这些文件、法律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颁布的,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我国体育场馆少、社会需求大,并且很多学校场馆资源空闲的矛盾。

(二)市场需要促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必须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高校体育场馆的有偿开放具有很大的市场:学校里面有很多师生员工,他们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很多师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锻炼身体,这样高校体育场馆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 稳定的消费群体,为有偿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保障。另外,社会也非常需要学校体育场馆能够对外开放。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许多企、事业单位及社区都希望能够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身活动;为了缓解和释放繁忙的工作及生活带来的情感失衡、精神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体育健身运动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花钱买健康已经形成一种潮流,高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有偿开放,能够很好的满足他们健身方面的需求。这同时又为有偿开放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三)构建和谐社会督促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当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营造和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发展策略,将全民健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开放学校场地,使学校和社区进一步和谐交融,形成一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新型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在促进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有偿开放的可行性

(一)减轻高校体育费用的不足

由于我国高等院校体育经费的不足,造成很多高校场馆与学生人数比例达不到国家的规定标准。各高等院校(体育院校除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体育场地设施缺口、器材陈旧、资金不足,对浙江33所普通高校调查表明, “体育设施属中下水平,设备配备率低,场馆数量少,人均面积不足”,加上管理工作的缺陷,以至于体育教学和群众健身活动都不能得到正常开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高校体育场馆同样遇到了经费问题,在体育经费原本不足的情况下,在场馆现有条件下开发一些项目则能增加一部分收入,这样可以用这部分资金维修场馆、添置一些设备,吸引更多的人消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二)提高高校场馆利用率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由于大量闲置,直接造成体育场馆设施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体育场馆在被使用过程中都有折旧和老化方面的问题,国家投资巨款建造的高校体育场馆,如果不充分利用,就会不断老化,甚至报废,这也是国家现有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满足大众健身需求

满足大众健身需求,全面向社会开放。体育事业是公益事业,高校体育场馆属于国有资产,理应必须为民服务;随着我国对体育设施政府性拨款的逐渐减少,为解决经费不足,高校体育场馆必须向社会全面开放,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为满足大众需求,必须着重开发并引进先进的、现代的、新兴的体育娱乐项目,全面为群众提供更适合百姓娱乐的、健康的、高雅的体育健身场所。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制订长期规划,逐步补充完善,使高校体育场馆成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石。

四、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有偿开放需要适宜的定价原则

高校对社会开放体育场馆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服务,也包含着体育教师劳动的投入,比如对锻炼者的培训、指导;场馆的管理者和工人对场馆的维护也属于劳动的投入,这种劳动都具有价值,还有场馆器材的折旧费用都关系到价值的补偿问题。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者在制定体育场馆开放使用价格时必须合理,高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排他性与竞争性,需要采取区别对待、合理定价原则来调节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的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确保体育场馆得能够到充分的利用。

(二)有偿开放有针对性,需要区别对待

可能导致有些体育场馆闲置的现象,可以依据场馆的使用情况制定不同的价格,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健身需求,也可以使校内场馆得到充分利用。原则上应对校内、外人员使用场馆制订不同的价格标准。一定要遵守区别对待、科学合理的原则。

(三)有偿开放需要健全的法规、政策做保障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协助推动高校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在法规和政策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高校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研究,注重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以完善高校体育产业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市场,规范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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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Fang Jia, Zhao Xing-juan,Houqiaohong, Liwei,Liaifan, Mal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P. R. China, 45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300 patient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scores of scale of social support, which were group A (score above 20) and group B (score below 20). After 6 months,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with both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AMD)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Result Compared with group B, the HAMD scale and NIHSS scale of group A patients decreased obviously (P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post-stroke depression; HAMD; NIHSS

卒中后抑郁是脑卒中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约占脑卒中患者的25%～60%，是脑卒中致死致残的主要元凶，严重影响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至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负担。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情绪支持、信息支持及陪伴支持，其实质是一种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可满足个体需求、降低压力水平和缓冲压力影响，最终促进身心健康。社会支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了300例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同时分析了不同社会支持状态患者经过治疗6个月后的HAMD和NIHSS评分的差异，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对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状况以及神经功能改善的影响，为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全部患者均为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住院部就诊的卒中后抑郁患者，其中男性患者168例，女性132例，共30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如下标准：(1)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version 3, 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18分［2］；（3）排除昏迷、精神分裂症、痴呆、失语、失用、心肺肾功能不全以及检查不合作者。入组后所有患者均接受肖水源社会支持量表评分［3］，根据评分情况分为两组：评分高于20分的A组和评分低于20分的B组。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差别入组前的HAMD和NI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帕罗西汀片20mg，每日一次），同时均积极给予危险因素干预、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药物以及康复治疗，出院后常规随访，6个月后两组患者来院访视，失落病例25例，对275例患者详细分析。

1.3 疗效评定 抗抑郁疗效评定方面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HAMD评分，计算减分率：75%为痊愈，50%为显著进步，25%为进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国际通用统计软件SPSS 17. 0，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用X2 检验，以P

2 结果

A组社会支持指数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均较B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 两组各时间点汉密尔顿抑郁评分、NIHSS评分

3 讨论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示一些躯体疾病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自身行为密切相关。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同事、朋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公会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是决定心理应激与健康关系的重要中间因素之一。应激研究领域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反映主观感受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客观支持反映客观存在的支持，主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对支持的利用度反映个体对各种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环境的形成，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逐渐加大，对患者来说尤其如此，而社会支持的获得是帮助人们从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条积极途径。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社会支持的建立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有助于个体对于生活事件的预见和应付能力，提高生存质量。

精神心理因素可以严重影响躯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4］。这种作用是通过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机制进行的。不同的精神心理刺激可作为一种信息传达到大脑，然后又通过各种过程对全身各器官和组织起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强烈、长期和反复的精神紧张、焦虑、忧愁和烦恼等不良情绪，可以使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过程失调，影响到各种疾病的疗效。

脑卒中为突发疾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瞬间受到损害，极易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身体残疾限制患者与社会交往，加上患者的病耻感使患者处于几乎与社会隔绝状态，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康复，同时也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妨碍其主观和客观上索取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躯体性疾病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患者的不良情绪。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评分高的患者较社会支持评分低的患者在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好的社会支持可明显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预后［5］。因此，卒中后抑郁患者应用社会支持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 (6): 379-380

［2］杨期东主编.神经病学.第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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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大量贫困家庭的学子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案例屡见不鲜，主流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过度宣传会让人误以为“寒门”和“人才”、“成功”存在紧密联系，似乎出身寒门者更容易成才并获得成功。然而，较少为人关注的是，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大量研究显示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当代医学模式的改革上，出现了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趋势。心理健康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代各类群体中，虽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群体，但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现率要高于其他群体。至今，全国各高校已发生多起心理不健康致死案件，其中多起事件起因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一、家庭经济困难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一）家庭经济困难界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颁发的8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界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各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通常衡量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会参考各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前，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助体系。各高校按照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操作模式。

然而，在各地各高校的实际认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如何准确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困难程度上存在一定难度。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需要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是现实社会中会存在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也能盖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的公章，甚至存在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盖公章时却被拒之门外的现象。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来源于不同地区和城乡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判标准的相对性，在认定工作中不能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一些研究者引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多维因子来衡量学生家庭情况，这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更加客观并符合实际情况。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界定及衡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环境。社会学研究显示，起初的家庭环境量表主要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测量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最近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简单的单一变量，它反映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包括：较高的智力、勤奋、坚定、上进、长辈的鼓励乃至婚姻状态等诸多因素[1]。例如Cassidy和Lynn所做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个体在16岁时的智力、成就动机、外向性、心理稳定性和所受到的父母鼓励等因素，能有效地预测其到23岁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代表，更反映了父母乃至其祖父母的多种人格特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衡量，根据家庭成员获得或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进行的社会层级划分。这些社会资源通常包括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

当前对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通常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及职业等级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会选择不同的维度，有的选择其中一种，也有的研究者综合几种。但是，研究者发现，在职业等级评价上还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不适合测量无工作的人，而且职业等级的划分会过于主观化，导致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性。综上，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过大的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通过对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显著相关性。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妨碍学生的心理发展。

（一）低家庭经济收入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数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五分之一，而普通大学生心理不正常的人数是普通大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在探究不同地区家庭经济情况对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影响时，发现较高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来自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总体而言，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低于较高家庭收入大学生。

1.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

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度偏低，他们缺乏可使用的支持因素，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感受性也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因此，在面对压力时无法获得及时、必要的心理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3]，这可能与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体验到的压力源更多及压力值相对较高有关。有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面对的压力源与一般大学生存在差别，家庭经济困难通常是造成他们焦虑等负性情绪的首要生活事件。此外，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体验到的压力更大。

2.消极情绪发生率更高，自评症状显著存在。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中，普遍存在自卑、封闭、焦虑、敏感、敌对等负性情绪。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加可能以躯体病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会更内向、存在更多的内心冲突，道德更加自律，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敏感，并且敌对情绪更容易发生。其中，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女生更容易表现出恐怖、焦虑及人际敏感。

目前，在考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90项症状清单是常用的测量工具。最近，常被用于各高校筛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研究表明，除精神病性以外的所有项目，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等，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均显著高于非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4]。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是发生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

部分来自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由于经济拮据，视野局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时无力改变现状，容易产生敏感、自卑，继而出现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弥散性的仇视心理而出现偏执、敌对等一系列偏激的心理行为[5]。因此，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更需要身边人的关怀、尊重、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大学生在身体、心理发育过程中，外界不良环境因素极易使得他们产生各类心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及计划生育导致的独生子女的普遍性，父母对子女的各项要求越来越高。可是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儿女心理健康成长，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很难把握和调控的。有研究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越高。

有研究显示，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学生获得社会支持呈现出显著性的相关，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即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较少，尤其是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少。有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不是客观显示，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变量/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有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极为重大，主观支持水平低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

三、结语

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评定学生困难与否或者困难等级的主要标准是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或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和城市农村的双重差异，来自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市、农村的学生，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判别标准是相对的。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不能以单一的家庭经济状况标准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含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三个维度，只有综合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与拥有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收入这一维度上，低家庭收入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90项症状清单》的测量中，他们在除了精神病性的其他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上，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这一维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因此，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中，国家、学校除了要给予学生经济资助外，更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扶持。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工作者应该通过各种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方法引导、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接纳自己；高校学生工作人员可以为他们提供条件改善自身经济水平，如勤工俭学等，并协助他们通过各种合理途径改变现状；各高校管理层可以从制度上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实践中自强自立，走出自卑、敏感的阴影。

参考文献：

[1]任春荣.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教育学报，2010（10）.

[2]叶婷，吴慧婷.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心理学探新，2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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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泾川县被列为全国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截至2016年底，全县累计完成两轮退耕还林任务43563.5公顷，经过全县人民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02年开始，泾川县在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中心指导下，开展国家林业重点工程——退耕还林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1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的方法

1.1样本户的选取调查村选在退耕实施年度最早、退耕面积较大的飞云镇坡头村，为了确保具有代表性，样本户一共选取了10户，其中随机选择了经济状况较好的三户、经济状况一般的四户、经济状况较差的三户。经过14年连续跟踪调查，基本上能够准确代表和反映全县退耕村与农户的社会经济及生产生活状况。1.2数据的调查层次及方法泾川县退耕还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对象为三个层次、四个内容，一是全县社会经济状况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每年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二是定点调查村——飞云镇坡头村退耕还林后每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三是定点调查户——飞云镇坡头村袁德贵等10个退耕户年度生产、生活、经济收入支出变化情况及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的调查问卷。总体涉及到资源、人口、经济、生态、营林、退耕成果巩固、政策兑现等149项指标，489个调查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适当增减。监测调查数据的方法，主要采取重点入户调查直接获取原始数据。对定点户逐项目、逐指标进行统计调查。1.3调查数据的获取县、村调查数据采取统计报表搜集数据的方法获取，对县级数据通过公开的统计资料和向统计部门、政府单位搜集整理。村级调查数据通过向乡镇统计人员和坡头村村干部获取，同时从年度报表数据中搜集整理。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全面性、科学性，我们经常与县统计、财政、人社、农牧、水保、气象等部门衔接，实行数据资源共享，并对所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甄别、验证，科学分析，确保数据的科学合理性。

2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结果初报

经监测调查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见显现，对全县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2]。2.1粮食单产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对粮食产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耕地集约化经营。通过14年的数据调查分析，泾川县的耕地虽然有了一定的减少，但粮食单产由1999年退耕前的每亩20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00公斤，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精细化耕作、集约化经营[3]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2.2退耕补助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大幅度减少泾川县累计得到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49463万元，农民户均退耕地面积3.7亩，累计户均享受国家钱粮及种苗补助8230元。但退耕还林补助在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占比逐年度减少，通过对比分析，退耕补助所占农户全年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从1999年的26%，降低到2016年的不足1%，农民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随着二轮补助逐年到期，将面临着部分退耕贫困户没有补助可领的局面。2.3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广大农户从传统第一种粮产业逐步转入到第二、第三产业。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据统计全县2016年共有8.3万人外出务工。从监测的10个退耕农户看，8个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其中有2个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就有5个。塬区乡镇90%的农户转向了经济收入较高的果品产业，产业结构得到了充分优化。2.4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稳步推进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主要包括后续产业、薪炭林、补植补造成果。从监测点的数据看，对农民受益比较显著的是后续产业农村新能源建设项目和技能培训项目。农村新能源方面：10个监测户全部有沼气池和节柴灶，8个户有太阳灶；技能培训方面：邀请科研院校的教授为农户讲解果树栽植技术和反季节温室蔬菜种植技术，监测户每年都能够定期参加培训。2.5退耕成果十分显著，生态改善、果品增收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全县新增有林地面积近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1999年退耕前的34.9%上升至现在的38.13%，退耕还林为森林覆盖率贡献1/3的百分点。全县各个山卯沟壑都得到了绿化，同时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进一步治理，以前比较常见的扬沙、浮尘天气由退耕前的3次—8次到近几年不再出现，野生动物新增4种，据农户举报城关镇芋子沟林场罕见的出现了狼群。刺槐花源利用起步良好，每年有100多家养蜂者来我县林区放蜂，年产蜂蜜300多吨。全国水土保持田家沟风景区和官山林场休闲避暑山庄，年吸引各方游客15000人次，森林旅游门票收入32万元。果品产业是农民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全县现在果园面积3.8万公顷，2016年果品产量43万吨，产值18亿元，人均果品收入达到4300元。退耕还经济林苹果栽植面积0.7万公顷，占全县果园面积的18%，现都进入盛果期，为农户发挥着积极减贫致富作用。2016年成功举办第三届平凉金果（泾川）博览会，邀请国际、国内专家教授参加《第三届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泾川）高端论坛》和《国际苹果发展学术报告会》，极大的推动了泾川果品的知名度。泾川苹果上海推介会成功签约1.6亿元，为广大果农销售打开了新的窗口。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泾川县真正起到了生态良好，果品增收的双赢局面。

3存在的问题

3.1没有设立对照户退耕还林效益监测，只选取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10个农户每年进行跟踪调查，根据退耕前和退耕后每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没有选取非退耕还林工程户进行横向对照监测分析。3.2没有做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对前一轮退耕还林，仅仅只做了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监测，还应该加强生态效益方面综合监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后对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的监测和价值估算，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3.3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不仅可以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可靠详实的数据依据还可以准确反映退耕还林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的功能效益，目前，效益监测只有国家林业局经研中心在做，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监测人员不足，培训力度不够。

参考文献

[1]佚名.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加快生态林业建设[J].甘肃林业，2011（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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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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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管理的概念解读

工商管理是基础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符合市场经济的概念范畴。对工商管理的概念解读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全面认识。从广义层面来看，工商管理的目标对象是一些工商类的企业，管理内容是通过相关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经营状况来为企业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宏观战略规划，该管理通常在工商企业中的应用相对广泛，能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和方针，有助于企业在科学的管理指导下进行合理决策，从而有效推动企业自身的蓬勃发展；从狭义上来讲，工商管理指的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自身的经济状况进行有效管理和把控的过程，该过程下对企业经济状况的有效把控是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来实现的，着重强调经济方面的管理过程，以此来确保经济活动的相应合法性和规范性，在职能发挥中是通过宏观调控和相应法律法规来实现的，具有一定的程序化和权威性特征，能够使企业的发展在符合市场秩序的环境下得到稳步的提升。综合来看，工商管理是促进企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种管理方式，管理过程是严格按照相应的制度来进行和扩展的，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工商管理下宏观调控的重要结果，因此，从这一角来看，全面探究工商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职能发挥和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工商管理是以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来设立的一种管理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延伸方式，从其实践方向及作用发挥来看，工商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与政府部门职能存在差异，该部门的管理不存在相应独立的资金需求，主要工作特点是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而在社会环境下构建相对公平的企业发展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工商管理起主要的调节功能，能够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来引导企业进行相应的制度管理和经济发展，对于改善市场发展环境，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利益创收；其次，具有众多监督手段。工商管理在调节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中是通过监督手段来实现的，监督力度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我国工商管理的过程中主要采用行政处罚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手段来对市场进行监督的，从而结合市场环境下企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方向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和经济管理。除了以上两种手段之外，利用社会舆论对市场环境进行监督也是工商管理过程中常用的一种调节手段，不仅能够有效结合舆论内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进行调节，还能够有效把控舆论的方向来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再次，工商管理具有较广的监督范围。有形监督和无形监督这两种管理模式都能够达到良好的监督效果，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在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力水平，还能够在保障监督效果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对于企业在市场上环境下经济效益的提升保障具有重要的管理价值；最后，工商管理部门在经济管理和有序管理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来保障消费者在市场上环境下的权益，与消费者的联系十分紧密，能够促进企业和消费者经济和权益的良好保障。

二.工商管理在社会经济中的职能发挥及促进作用分析

2.1工商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发挥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工商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发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分别是对市场经济环境进行有效的监管以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监管层面来看，市场管理部门对社会经济环境的监督作用与管理作用深刻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管理过程中，不仅能够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在遵循社会规律的同时保障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还能够通过相应法律法规的有效制定来保障消费者在经济环境下的合法权利，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具有重要的管理价值，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方面，市场经济能够起到良好的稳定作用，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挑战，在这一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工商管理的有效保障能够维持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在监管的基础上促进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稳步发展；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来看，经济结构的供给侧改革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在这一环境下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多种经济态势，工商管理的有效监管和保障能够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方向，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也能够有效调整市场经济结构变革环境，强化工商管理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特征与社会其他经济元素之间的有效配合和协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调控职能得到了深度的体现，对于强化市场经济系统间的深度合作，提升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效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2工商管理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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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大非农公布时间为10月份第一个周五北京时间20:30。

大非农指的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非农数据指非农业就业人数、就业率与失业率这三个数值。是反映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状况的数据指标。这个数据是由美国劳工部劳动部门统计局统计的。

大非农公布时间为每个月第一个周五北京时间21:30（冬令时：11月--3月）或20:30（夏令时：4月--10月）。

非农就业人数，它能反映出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其增长，数字减少便代表企业降低生产，经济步入萧条。当社会经济较快时，消费自然随之而增加，消费性以及服务性行业的职位也就增多。当非农业就业人数数字大幅增加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经济状况，反之亦然。因此，该数据是观察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和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非农业就业人数为就业报告中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主要统计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位变化情形。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