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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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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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9.01、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1-0842-06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1-2］。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1-2, 4-5］。这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但是关于CMD的研究并不多，关于SES对CMD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匮乏［5-9］。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相比，CMD更加关注了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主要城市力争达到的目标。

1998年的香港具备以下特点：①刚刚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洗礼，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199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7%，而失业率升至6.3%，创下历史新高。②香港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在1998年的困境中，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仍位于第三位。③香港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这些特点在香港的SES和CMD关系中得到体现。香港地区的研究无疑对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卫生相互作用的问题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8年，在香港居民电话簿（1995年版）采用系统加尾数二位随机抽样法选取住宅电话样本。根据Kish方法［10］在每个家庭中选取一名成员志愿接受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65岁。如果该名成员不在家或当时不方便接受访谈，访谈员将记录时间和日期以再次联系，而不允许由他人替代回答。每个号码在不同的日子（必须包括一次周末）和一天的不同时间拨打3次以上，如果均无应答，该号码将被放弃。以下情况，号码也将被放弃：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

一共拨打了43921个电话号码，除去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的无效号码30183个，余13738个电话号码构成本研究的有效号码，其中2354个有效号码3次拨打后无人接听，1312个有效号码的访谈对象拒绝参加，221个访谈对象因未答问题超过30%而被剔除，其余9851份问卷（反馈率：71.7%，9851/13738）构成了有效问卷。

在访谈前向访谈对象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取得口头的知情同意，整个访谈大约需15分钟完成。访谈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他们接受了两次培训（共6小时）。一名研究助理全程监控了访谈过程和数据录入过程，以保证访谈恰当和数据录入准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1.2工具

1.2.1 自编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工作、家庭收入、住房类型和面积。均采用了闭合式答案，答案的具体分类见表1。

1.2.2 自我评定量表（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 SRQ）［11］ 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中筛选CMD。它包含20道题目，用来筛查抑郁、焦虑和躯体形式障碍等内容［3］。所有题目均以“是”(记1分)或“否”(记0分)作答。SRQ已经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灵敏度波动于63%-90%，特异度波动于44%-95%［12］。粤语版本SRQ的灵敏度是76%，特异度波动于71%，总分≥5被确定为CMD ［11］。本文使用粤语版本SRQ评价受访者近一年的CMD。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0.0完成［13］。应用均数和标准差(χ±S)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应用具体例数和比例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其中的两组间比较均予以Bonferroni修正。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SRQ≥5和SRQ

2 结果

2.1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表1显示，研究样本的女性比例（女53.7%，男46.3%）稍高于1998年的香港社会性别构成（女49% ，男51%）；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7±12)岁，其中30-44岁

年龄段占48.0%；已婚/同居者占64.9%，离异或鳏寡者占2.4%；近2/3访谈对象接受了中学水平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宅，各种面积住宅的比例大致相同。家庭月收入为1-5万港币者占77.8%。

2.2 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

研究对象的SRQ分值为(3.8±3.7)，离散度很大，非正态分布，中位数为3（图1）。根据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5），3358名访谈对象（34.2%）存在CMD。具有下列SES特征的访谈对象更易出现CMD：女性、年纪偏低、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就职业而言，退休人员最少出现CMD，失业者最多出现CMD，中间依次为雇员、家庭主妇、学生，但是后三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SES的各个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低水平SES访谈对象的精神卫生状况较差（见表1）。

2.3 CMD者和非CMD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为了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以及SES的相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对OR值进行了校正。修正了年龄、性别和各种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相互影响后，婚姻稳定（OR=0.763, 0.697-0.835）、教育程度高（OR=0.766, 0.708-0.830）、住房面积大（OR=0.906, 0.849-0.968）是减少CMD的关键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为34.2%，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1-2,4］。这可能与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比其他版本相对较低有关，也可能与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AC尼尔森调查（http:∥省略/asiapacific）显示在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提示亚洲地区的生活节奏高于大部分其他地区，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人的CMD发生率远高于巴西人［14］。此外，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了香港经济严重衰退，很多的香港人面临了负资产和减薪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比较高。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达到诊断水平的精神疾病，所以它们和本研究的CMD发生率没有可比性［5-9］。然而，在一项14个国家的大型调查中，上海的WMH-CIDI/DSM-IV障碍的患病率最低［15］。这与香港华人的CMD状况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外，可能更主要的是与两地的生活方式和调查年份不同（香港是1998年，上海是2001－2003年）有关。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既往研究证实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和躯体等问题［16］。这种倾向可能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为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17］。年龄与CMD的关系也得到了既往研究的肯定，通常被认为与不同年龄的人面临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有关［18］。

本研究还发现香港华人的CMD在低水平SES的访谈对象中更为常见。鉴于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文应用logistic探索了香港华人的CMD与SES的内在关系，婚姻、教育和住房面积显示了对CMD的直接影响，这与国内外的既往研究总体一致；但是家庭收入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影响，而代之以住房面积，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1-2, 4-5］。但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很难区分三种潜在可能：① 低水平SES增加了CMD发生率；② 低水平SES延长了CMD长度；③CMD降低了SES水平（反方向作用）。实际上，因为CMD长期存在，所以大部分研究（包括队列研究）都很难剔除第三种反方向作用。根据1998年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地阐明CMD和SES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显示与教育和住房等SES特征相比较，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1），虽然他们的抑郁症发生率和已婚人群近似［19］。此外，单身、离异或鳏寡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往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2）［20］。这提示了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应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地降低婚姻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21］，但是离异和鳏寡在本研究中的比例很低（2.4%），反方向作用（可能3）不能在本研究得到证明。

教育是本研究中CMD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都是义务教育，超过80%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研究显示各个地区的无论教育水平先进与否，都在该地区的CMD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2］。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重型精神疾病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仅发病率高，而且预后较差，病程迁延［22-23］。可以推断低水平SES不但增加了CMD发病率（可能1），而且延长了CMD病程长度（可能2）。职业在本研究中没有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五类：失业人员、学生、家庭主妇、雇员、退休人员，未能详细说明他们的具体职业和职位，所以职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而非职业本身，在本研究中显示为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通常幼年入学，青年期结束自己的全部学业。CMD在青年期之前的发生率并不高，所以CMD对教育水平的反方向作用基本可以排除（可能3）。

本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也是CMD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2, 4-5］。由于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一直是市民的最大生活负担。普通市民的住房面积基本在600平方尺（10平方尺≈1平方米）以下，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则租住在300平方尺以下的政府公屋。狭小的生活环境通常令人心情压抑、烦躁和易激惹［24］，这恰恰是CMD的核心症状。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家庭经济状况，面积越大通常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虽然房屋类型也是房屋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本研究只是将房屋类型划分为租赁和私宅，所以没有得到体现。那么，家庭收入为什么没有直接成为CMD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代之以间接因素住房面积？这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吐露真实状况，而住房面积是一个相对客观性指标，调查对象往往会真实做答。这使得住房面积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加准确地反应家庭经济状况。此外，一部分调查对象将家庭收入误解为个人收入，所以回答不准确；而住房面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答案更加准确。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确会导致较多的精神心理问题（可能1），而且预后较差、迁延时间较长（可能2）［25-26］。另一方面，抑郁和焦虑等CMD核心症状必然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与人际关系而损害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3）［27］。

本研究是华人地区少有的大样本规范性研究，但是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和不足：①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完全阐明CMD和SES内在的因果关系；②由于SES各个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本文的分类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结果；③住房面积和家庭收入如果以人均来计算可能更有意义，但是本研究没有问及家庭成员数量，是一个缺憾。总之，本研究显示婚姻、教育和居所与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些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必然对提升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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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指标稳步增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44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三产增加值26.48亿元，同比增长1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3.9%，比去年底提高2.9个百分点；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78亿元，同比增长8.6%；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61亿元，同比增长37.43%；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4亿元，同比增长19.4%；注册合同外资5504万美元，占年计划的52.4%；实际利用外资8517万美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地方外贸出口6143万美元，占年计划的43.9%。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双过半”。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大明路国际汽车街区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实施了宝马等4家汽车专卖店扩建工程，建成开业汽车街商务中心、新奇特汽配商城，全街汽车销售额达45.05亿元，同比增长18.25%，小车销售占全市销售量的67%以上，实现税收8750万元，同比增长15.8%。卡子门时尚家居购物中心区特色优势逐步显现，宜家、红星美凯龙2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突破2亿元。风光带特色品牌效应不断放大，积极推进夫子庙—风光带条例立法工作，组织开展“送旅游”活动，调整升级贵宾楼等7家企业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引进品牌规模企业6家，白鹭洲水街日益繁荣，消费需求持续走高，景区税收收入、景点收入分别达4560和318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52%。全区实现旅游总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28%。

3、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制定出台《关于深化都市产业园区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促成了“节能环保汽车空调压缩机工程技术中心”等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集团、公司分别被评为全市工业50强和全市百强成长型企业，普天通信等6家企业被评为“高成长科技创新百优企业”，新增无线电厂等高新技术企业3家，实现专利申请124项，软件产业产值7.1亿元，同比增长28%，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额2468万美元。全区76家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增加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15.97%。

二、拓展载体选资引强，项目园区在倾力推进中取得实效

坚持项目带动战略，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和选资效益，积极推进重点项目、产业园区和商务楼宇等载体建设，发展空间得到拓展。

1、重点项目推进有序。突出分类推进，强化协同配合，严格督查管理，全区48项重点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从推进情况看，进展顺利的有明匙路拓宽二期、集庆路1号地块开发等28项，占项目总数的58.3%，部分推进的有特易购生活购物中心建设、永乐路南侧果品公司地块开发等14项，占项目总数的29.2%。从进展阶段看，处于实施拆迁阶段项目8个，开工准备阶段项目6个，施工阶段项目13个。

2、园区楼宇建设加速。全区15个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建成通济都市创意产业园南区，日华光电、大明路、双龙街科技产业园等建设稳步进行，完成无线谷产业园立项，水利公司、水建仓库产业园即将开工。商务楼宇加快建设，省电信通服大厦、大明路汽车街商务中心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成教大厦、润泰市场扩建主体封顶，金榜大厦、木材市场商务综合楼开工建设。全区调整新增载体面积近12万平方米。

3、招商选资成效明显。针对区域资源禀赋特点，积极推介招商资源，招商选资取得较大进展，产业园区引进了股份、网络、文化等30家企业；商务楼宇通服大厦引进了克缇集团、投资网、海底捞等企业，安利（中国）分公司迁至鸿意商务楼。全区新引进企业700家，其中注册资本200万元以上企业64家，新增注册资本9.24亿元。

三、改造老城打造景观，城市品质在人文传承中持续提升

加快老城改造和人文景观打造步伐，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巩固文明创建和“三项整治”成果，区域环境面貌持续改善，城市品质得到提升。

1、景观打造扎实推进。夫子庙核心景区品质不断提升，在通过省级验收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国家5A级景区创建工作，完成瞻园扩建工程，启动了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实施了江南贡院改造出新及景区亮化提升；历史文化名河打造进展顺利，开工建设内外河沟通工程，后五华里中华门至甘露桥段沿河景观商贸设施基本建成，甘露桥至西水关段改造即将开工；明城墙保护卓有成效，雨花门复建工程全面完工，西水关段城墙修复开始启动；景点建设步伐加快，基本完成胡家花园拆迁，实施了芥子园复建拆迁工作。

2、老城改造进展顺利。城市路网布局不断完善，开工建设大明西路西延工程，基本完成明匙路拓宽二期拆迁，完成东风河、红花河河道清淤，改造了开源、龙苑等小区地下管网，完成五一沟续建工程，全区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危旧房改造加速推进，今年实施的6个危旧房改造拆迁项目中，后江沿、胡家花园拆迁进入扫尾阶段，门东C2、D4及家居乐、教敷巷地块拆迁进展顺利，全区共完成拆迁居民3850户，工企38家；房地产开发稳步推进，皇册家园三期主体封顶，佳日雅苑、雅居乐花园二期开工建设，来凤街1号、蓝天华门即将开工，全区新开工面积31万平方米。

3、城市环境明显改善。出台加强城市长效管理十项举措，强化市容管理责任无盲区、管理无脱节、长效无回潮工作标准，多次开展清除新违建联合执法行动，按照“七无”标准，重点打造长乐路、中华路等10条“区级市容严管路”，完成雨花路中段等17条道路的店招店牌、夜景亮化改造出新，实施了55万平方米小区出新和38万平方米房屋整治工程，积极做好市政设施管养维护，补植更新行道树、花草灌木约27万株，启动了大明西路等地块绿地建设，区域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在六城区名列第2。

四、改善民生强化保障，社会事业在争先创优中统筹发展

围绕“五有”目标，全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富民工程，努力促进创业就业，各项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和谐构建取得新成效。

1、富民工程稳步推进。成立5个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重点打造天诚二手车市场等示范创业园，实施创业扶持、岗位补贴、缓交保险等稳定就业政策，完成小额担保贷款155万元，通过自主创业带动就业2120人次，新增就业岗位9316人次，实现再就业2385人次，援助困难人员就业797人次，开展职业培训2604人次。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同比增长9.7%。

2、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坚持教育均衡发展，建成经济适用房配套幼儿园，启动钓鱼台小学扩建工程。成功举办“名城之约”主题晚会等大型节庆活动，组织开展了“金陵五月风”等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各类市场性娱乐演出1000多场，评话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深化卫生服务改革，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通过评估验收，认真开展甲型H1N1流感防控，广泛开展“六送体育进社区”活动，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85%。

3、保障体系日趋完善。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工作，及时为全区3600多低保户及近1.5万户困难家庭发放各类保障金1822万元。积极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全区新增社保参保人员4265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3.4万人。积极做好拆迁居民住房保障工作，建成夹岗经济适用房8.7万平方米三期工程，翁家营2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基本完成拆迁，佳营路2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正式立项，全区共受理申请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约1000户。

五、提升效能维护稳定，公共服务在学习实践中不断优化

注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效，着力提高行政效能，加强社区建设管理，有效钝化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1、行政效能不断提升。积极开展服务企业“三帮”行动，办结了87个帮扶事项；深化权力阳光运行，出台《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网上审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实行了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举措；强化效能考核激励导向，按月通报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加强公务员素质培养，继续开展公务员“5+X”能力考核，全面实行网络学校培训；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街道所属企业改制工作，全面完成通达厂人员分流，基本完成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任务。

篇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篇5

总体上看，“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2006―2007年，我省延续了“十五”中期以来高速增长的态势，实现预期进度。全省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267亿元、2710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1.5%和13.7%，均超过预期值（10%）；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26.6亿元、284.94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4.2%和25.6%，均超过预期值（12%），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1193.3亿元、1485.57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7.2%和24.0%，均超过预期值（15%）；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和4.2%，均控制在规划目标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按预期推进。从已经进行的工作看，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实现预期进展。2006年和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84.6元、237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11.6%，两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预期目标6%以上。

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至2007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2.8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925.80公里，基本达到预期进展。贵广快速铁路得到了国家批准立项，黔桂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龙洞堡机场等级由4D升级为4E，建成和改造了4个支线机场。天生桥库区港口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洪家渡库区港口码头开工建设，解决了272万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为93.0%、100%。新开工建设“滋黔”工程中的4个中型水库，实施了150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已提升到40.16，增长16%，全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88.45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37.63部／百人；实现了l00％行政村通电话和l00％乡镇通宽带，提前三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建成兴义市污水处理工程和仁怀市等8个县（市、区）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37.3%和39.4%。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顺利。至2007年底，能源产业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2005年的29.2%提高到30.4%。优势原材料产业增长18%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16.5%提高到17.3%。烟酒产业比上年增长15.8%、民族制药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扩大21%。高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6.6%。2006、2007年全省旅游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51.8%和31.9%，旅游总收入比2005年分别增长54.2%和1倍，总体达到预期进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新成就。至2007年底，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9.97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96.1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37.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9.4%，全省9个中心城市19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7.7%。

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全省193.23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两年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初中150所，改扩建普通高中15所。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落户贵州。2007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44项，专利申请量达到2759件，授权专利1337件，比上年增长29.1%。到2007年底，我省拥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名，“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1051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734名，省管专家445名，省核心专家21名。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重要成果。至2007年底，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全国首批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粮食流通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政、集体林权制度、供销社体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展顺利。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进出口总额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提前两年达到“十一五”规划目标。引进省外到位资金401亿元，远远高出规划争取目标。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30021万美元，“十一五”规划目标预计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至2007年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2.52万人,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50%以上。全省总人口3975.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68‰，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6‰左右）的水平。到2008年6月底，全省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12.76万人、243.39万人、139.22万人、117.6万人、108.17万人，均明显超过预期进度。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达到48.79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5.8%。2007年全省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提高到83.7%、90.7%。

五大措施进一步推进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中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区、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经济群、北部湾经济区等周边区域经济竞争力增强，省内区域经济战略面临新挑战；经济增长的同时仍然伴随着高消耗高排放；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等。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工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消费。一是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二是努力增加固定投资，解决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建设中的土地、资源等瓶颈制约问题，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三是促进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确保厦蓉高速公路（贵阳-水口段）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力争全面开工建设我省境内列入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路段和我省规划的省内高速公路。二是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步伐，调整全省骨架公路网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三是加快全省城乡公路路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或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四是在贵广快速铁路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贵阳至重庆、昆明、成都、长沙的快速铁路建设。五是进一步完善民用航空网络的内河航运体系。六是统筹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