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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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污染造成的法律纠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扩大诉讼主体范围、完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等已经成为了各家的共识，其出发点在于保护公民的环境利益与诉讼权利。政府作为环境污染侵权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整个纠纷的产生、解决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一、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的政府责任

环境污染造成损害，侵权人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造成环境污染；二是政府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客观而言，环境污染的发生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作用。对于不同的形式来说其中政府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在第一种形式中，政府责任可能包括监管责任、纠纷解决责任。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大多数是非法行为，即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了环境的损害；另外，为了促进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部分后果可控的污染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无论是合法的环境污染，还是非法的环境污染，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都责无旁贷地应当监督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个人的行为，并对涉及到环境方面的事宜进行统筹管理，以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一旦出现了环境污染，除非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特殊情况，否则便意味着环保部门没有尽到保护和利用环境的义务。在环境污染纠纷发生之后，就现有法律规范而言并不足以让环境利益受损的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获得完全的救济，法院拥有最终的裁判权力，但缺少很多灵活处理纠纷的余地。不管是诉前纠纷解决还是损害赔偿的实现都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参与其中，发挥调解作用。这种纠纷解决的责任也是对监管职能未完全实现造成环境污染后果的弥补，即第一性责任引起的第二性责任。

在第二种形式中，政府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属于民事侵权。从契约自由的理论角度出发，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个体的权利让渡，公民信任政府并将本来属于自己所有的保护、监管环境的权力交由政府来行使，若政府不但没有尽到责任反而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那政府向权利受损害的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理所应当。既然是基于契约而产生的侵权行为，则其责任的本质也应与普通侵权无甚差别，政府与当事人权利地位在理论上应当平等。与上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政府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侵权后果发生，由于政府部门职能、权力划分等较为复杂而导致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监管，有些时候环保部门认为政府将从事的行为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或损害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些情况在污染发生之后都很难追究监管责任。此时由于政府自身的问题导致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因此通过追究环境侵权责任就可以实现权利的救济，并就政府本身而言也会根据法律规定对责任人问责，故监管责任也就能够被侵权责任所吸收和消化。即便是政府行为造成的当事人利益损害，政府也不能免去纠纷解决的功能。这点从道理上讲与行政复议的法理基础有些类似，纠纷的解决可以借助政府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既有责任实现的必要，又不会造成责任之间的冲突竞合，所以在第二种形式下，政府的责任应包括侵权责任和纠纷解决责任。

二、纠纷所涉及到的三方关系

概括来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涉及了侵权人、政府、受害人三方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如上所述，政府有时会成为侵权人，此时并一定产生三角形中的两个顶点重合，因为作为侵权行为人的政府和进行监督管理、解决纠纷的政府并非同一主体，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中。受害人应从广义理解，不仅指实际权益受损害的当事人，也包括与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检察机关、环保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在上述三方关系之中，因为受害人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无论从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都应当成为受到特殊保护的对象。但因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实际情况的复杂使得受害人往往难取证、难、难胜诉、难赔偿。

三、结语

对于当下复杂的全球形势，改革仍在持续和不断深入，面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往往忽略了环境污染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在面对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案例中应当有所觉悟和警醒，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通过各种措施缓解这一社会矛盾。令人欣慰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方已经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实践工作，为法律规范的完善提供了现实素材。我们现在所憧憬的不仅是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制度体系，更希望我们的环境资源被耗费殆尽之前能够看到这个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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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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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侵权；受益人责任；司法裁判：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环境侵权行为频繁发生，为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质量带来严重损害。传统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理论囿于过失责任、个人责任的窠臼，难以有效、合理地填补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出于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者的考量，环境侵权领域中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等规定纷纷登场。在法律实践中，还发展为侵权行为人以外的受益人也要承担“补偿”甚至“连带”责任。基于此，本文就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情况及其法理依据，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具有的特征或者共性，以及对我国今后相关环境立法的借鉴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法院的相关案例进行收集分析，旨在查明我国环境侵权案件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情况。数据来源为北大法宝案例库，最后检索时间为2015年7月9日。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栏目中，输入关键字“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进行检索，最后共检索得到案例325件。由于有些案件存在二审、再审的情况，所以检索到的这些案件存在重复计算，即同一案件如果分别进行一审、二审、再审，那么其可被计算为三次审判。经筛选，325件案件中与环境污染受益人相关的共17次，但实际上这17次审判应归属于7件案件，因为这7件案件都不是一审终审的，它们分别经过上诉或再审，所以最终进行了17次审判。以下本文将以统计图表的方式具体分析这17次审判反映出的法律问题。文中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反映出的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从检索结果看出，在所有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 2%。虽然此类案件比例不高，但考虑到我国国情，与每年发生的大量环境污染相关的侵权行为相比，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在现行的法律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环境侵权案件由于其潜伏周期长、危害严重、举证困难等特点，造成受害人难以举证、法院难以立案的困局暂时仍然难以突破。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进行一审的有8件、二审的6件、再审的3件，这说明7个案件无一例外均提起上诉或者再审，也就是说上诉率100%（7个案件经历8次一审是因为其中一个案件一审进行了重审，其审级按一审计算）。每个案件都至少经历了二审、终审，其中一个案件甚至经历了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再审，四次审判才得到终审判决。众所周知，环境污染类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本身十分复杂和繁琐，双方当事人易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产生质疑，再加之相关受益人责任认定标准的不完善，使案件的判决更加复杂，提起上诉或者再审在所难免。

从与受益人相关案件审判的总体判决结果可知，在17个判决结果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案件有8件，不承担责任的案件有9件，受益人承担责任比率为47%。但是在终审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案件中，有1个案件是因为污染发生后受益人与受害人协商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从而免责的；还有1个案件则是因为行为人根本就没有污染行为，不构成环境侵权，因此不承担责任。如果排除以上2个案件，那么受益人最终承担责任的比率上升至60%，即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有一半以上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法院在处理与受益人相关的环境侵权案件时，为了更好地救济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往往会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判决理由以及责任分配

法院进行任何裁判都需要对其判决结果进行证成和推理，推理过程必须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否则其判决结果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要按照现有的成文法规范进行裁判。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关责任的8次判决中，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见表1。

我国法院判决书中案件的推理过程以及论证过程都很简单。本文所涉及的环境侵权案件也是如此，而且法院对受益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的论证较之行为人的论证更加简略，有的甚至只用一两句话概括。但是，从法院所做的并不是十分详细的判决理由来看，不论是受益人有过错，还是基于受益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乃至法院认定受益人与行为人是共同行为人或者受益人对污染的发生有防治义务，其背后都蕴含着“有义务即有责任”的法理。当然，具体到个案中其义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需要单个分析。例如，在租赁法律关系中，一般情况下出租方的主要权利是收取租金，主要义务是将符合要求的租赁物交给承租人。出租方只有在交付不合格的租赁物给承租人致人损害，或者明知承租人要从事违法行为还将租赁物交付与对方时，是有义务防止损害的发生的，或者损害发生后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发包与承包关系中，义务主要表现为发包人对承包人相应资质的认定，如果发包人将工程承包给不具备一定资质的承包人，那么在承包人致人损害时发包商则难逃其咎。

正如前文所述，在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9次判决中，理由除了受益人通过与受害人达成损害赔偿协议免责，受益人不构成环境侵权外；法院还基于受益人与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合法，受益人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义务，以及受益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等原因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见表2。与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不同，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原因似乎更侧重于否认对“受益人与损害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与环境侵权中行为人举证不存在因果关系大有不同。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的8次判决中，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为5次，承担内部的按份责任为3次。由此可知，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案件法院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保证受害人得到赔偿。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根据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判决受益人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但是这种按份责任只是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内部的按份责任，对外还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为了保证受害人得到更好的赔偿，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法院一般都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当事人法律关系及分布领域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发包与承包关系的有3件、租赁关系有4件、买卖合同关系1件、无名合同关系1件，从中可以看出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多发生在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当中。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此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些案例可能没有纳入到研究范围或者现实中的其他案例并没有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仍然占了绝大多数，作为受益人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承包人或者租赁人进行环境污染时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因此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发包或者出租时，需要对可能承担的责任进行考虑，可以在签订发包或者租赁合同时就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与合同的相对方进行约定，或者在发生污染后与受害者私下达成补偿协议等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有4件属于噪声污染、l件属于大气污染、2件为水污染。判决受益人承担责任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在噪声污染领域更容易发生，究其原因可能和噪声污染的特点有关。噪声污染具有暂时性，它不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容易在环境中积累，对受害人来说举证行为人的过错较为困难，此时出于对诉讼策略的考量，寻找侵权过程中的受益人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噪声污染类案件出现了受害人把受益人列作被告的情况。然而，受益人认为自己并不是环境污染的直接行为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纠纷发生后即使法院作出相应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仍会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从而进行上诉。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司法裁判文书选取案例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这一命题在司法裁判领域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环境侵权案件而言存在要求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求。当下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侵权的危害，环境领域提起诉讼的诉求也在不断增长，尤其一些直接侵权行为人或者企业无法偿付损失的情况不断出现。因此，受益人因侵权行为而得到额外收益的情况对受害人来说更无法容忍，人们自然产生了要求受益人承担损害责任的诉求。从现有统计样本分析，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2%，比例似乎不是很高，但综合考虑中国的国情，每年因环境侵权提起的诉讼数量不可小窥，该比例已经足以对环境立法提出要求。

第二，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中并没有一项条文明确规定环境侵权受益人要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正是前文分析现有裁判案例中法官在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时语焉不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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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侵权的提出背景

（一）强烈的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严重性

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灾难性，它会使某个生物圈食物链单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此类生态问题带来严重利益损害，且随对外交往频繁而加剧，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一百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中国已发现五十多种，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已不可逆转，迎接挑战，做好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和事后处理成为必须。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现状与动态

我国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体系。现行立法主要集中在防止入侵上，立法基点相对片面，对于生物入侵事后定性、治理和救济无明确规定。立法目的主要基于公民健康、生产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考虑，缺少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的表意。同时，由于缺少综合性的基本法和各方面的单行法，地方性的生物入侵立法不配套，防治生物入侵立法的效力层次较低，各种规范多是附带性规定，司法可操性差，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生态伦理学的大量论证指出了生态法益的重要性，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直接列举具体权利结合“等人身财产权益”的模式扩大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却使环境侵权中的生态法益成为遗漏。

从生态侵权发生上看。其作用机理不同于一般环境污染侵权。一般的环境污染侵权，其作用机理为“排放——（环境要素）——人”。即排放造成环境要素本身的损害。然后再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或排放直接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如噪声、辐射污染）。而生态侵权的作用机理则是外来物种——地区生态平衡和地区食物链——人，且由于破坏了上游食物链条，这一致损机理是不断循环的，比一般环境侵权的后果发展更不易被消化和阻止。生态利益本源和终局有特殊性，《侵权责任法》没有对环境这一概念做细致区分，也因此未对生态侵权与污染侵权做出明确区分，使生态侵权案件的界定和处理、受害方的权益填补成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语境下的环境应包括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态侵权是环境侵权中后发的、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环境侵权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不能涵盖生态侵权，有必要做区别论证和重新定义，进而提出有所区别的原则和制度设计。

二、确立生态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规制生态侵权行为的适格性

（一）生态入侵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责任构成三要件说

1.生态侵权的概念和特征

（1）环境与生态的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森林、草原、土地、矿藏等。而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百科词条显示，生态环境（ecnlogical environment）就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生态环境不等同于自然环境，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仅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虽然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但并不能叫做生态环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环境的下位阶概念。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解释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2）侵权法语境下环境侵权与生态侵权的区分

但是，文意上的从属关系并不能使生态侵权成为环境侵权的分支。环境与生态在文意解释上有着极大地区别。《汉语大词典》中生态的解释是：1.显露美好的姿态；2.生动的意态；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可以发现，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的定义更侧重于生态圈（biosphere）内各物种之间的联系。生态好比一个链圈，是互相联结、不断循环的一种状态。生态侵权破坏了生态圈各物种的之间的联系。人在生态中，是其链条的一部分，生态与环境影响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3）生态侵权的界定与特殊性

综上，生态侵权应定义为：民事主体由于经济文化等类型的交往活动使本不属于本地生态系统的物种（即本地具体生物链之外的物种）流入本地生态系统使本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人身、财产以及生态安全等环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及用益丧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其中，一个群落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整体称为“生态系统（ecosystem）”，它是指一个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借助自我调节和外部控制不断演替变化，趋向相对稳定状态，它不断循环、较为稳定，具备完整性、连续性、平衡性。而“本地”概念具有相对性，在具体案例中必须具体界定，不能做明确划分，只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就可以认定为构成一地的本地生态系统。“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定性上，笔者认为应严格审查是否使一地生态失衡。例如某些导致外来生物入侵的案例中，当地恰均具备其上下游天敌，能够经过生物链自我运动，又形成新的完整生物链进行有机循环的情况，上下游物种只受到短暂的一般影响，虽然导致生态系统改变，但未致失衡，一般不会至损，这种特殊情形属于一般生物系统运动，为一地所接受，不宜上升至生态侵权行为。主体方面，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人和行为人两个概念上的模糊，在外来物种流入、生态失衡和至损过程中提供原因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国家机关均可成为侵权主体，又由于比一般环境侵权具备更大的潜在至损可能，生态侵权的受害人可以扩展至不特定的多数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境侵权案件也涉及生态损害，其侵权责任应与生态侵权责任区分，比如海上石油污染案中因石油污染物使某些物种过度繁殖或被抑制而影响生物链条致损。这类情况符合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在对《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上不存在问题，不属于生态侵权责任。

本文主张的这种界定看似狭窄，但却是周延的。在实践中，生态致损往往后果严重，利益极不易得到平衡，这种保守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提高保护力度和制约功能。其次，随着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侵权法的功能日益降低，甚至再也不介入。侵权责任法的出发点是风险由所有人自己承担，有且只有当发生归责事由时才能发生侵权责任，这是侵权法和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的本质区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而归责。所以笔者认为生态侵权责任的定性只能限定在由生物入侵导致的本地生态平衡破坏范围内。有些学者提出《侵权责任法》中环境侵权一章没有囊括进生态破坏侵权，认为应当修改之，其范畴不同于本文的生态侵权，而是着力于区分环境污染和生态污染。

生态入侵问题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存在的脱节，《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填补这个空隙。分析整个生态侵权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事先预防、审查和监管以及一旦造成生态灾难结果，损失的触目惊心和影响的深远都导致了相关行为的高成本。上文已经论述了其他法律规范或形式对生态侵权进行规制和救济的不适格以及侵权法规制的适格，那么侵权法就需要通过责任的运用来填补漏洞，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

把生态入侵问题纳入《侵权责任法》，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比新立法或者修改其他法律更合理和简单易行。在我国侵权法已经单立的前提下，通过《侵权责任法》等私法途径为主的法律规制是我国最为现实的应对之策。

（二）制度设计上的公私法权重

首先，我国未来将建立以民法典为框架的较为完善的民法体系，私法将获得巨大发展。在维权、确权和处理各种问题时，选择私法渠道成为趋势。其次，理论上。行政救济机制的启动权应该在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手上。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受害人的法律利益，主动介入环境纠纷事件的分流解决，采用多种手段影响当事人。第三，在损害赔偿上，私法途径更专注于各个受损人的损失，比公法途径的整体目的性更人性化。排除我国现阶段关于环境权定性的争议，在我国，可堪完善的对生态权益的规范体系应由宪法和法律共同完成，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属于民法规范部分，是私法基点下正义能够伸向生态权益这一具有公权私权双重性质的尚未类型化的利益的第一双援助之手。第四，侵权法不向处于风险之中的人进行赔偿，只在风险发生时赔偿。这源于判例法的本质以及欧陆法律文化对自由的追逐所致的填平原则，这些受害人只能等待许多年后损害发生时才能去起诉，未来损害要依赖行政法上的安全规章来获得救济。而《侵权责任法》突破了这点，因此在我国，生态侵权的规制可以降低公法权重。同时，民法责任又由于自身局限需要公法协助。作为把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侵权法还需要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助，需要通过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以命令、禁止、负担和税负等方式找到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侵权法规制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几乎只在损害发生时才产生，而公法规制会使相应的制度、人事等系统始终存在并持续运作，如果权重过大，将产生很大的行政费用。

因此，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处理应逐步改变为以私法途径为主，公法途径为辅。

（三）保险救济手段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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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侵权行为，而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行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住宅电梯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噪声，一般而言，这些噪声都在人体的忍耐限度内，但如果排放的噪声超出了人体的敏感度和耐受性，即使噪声不具违法性，也不能据此否认噪声的危害性［1］，进而否认噪声污染的产生。

（二）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侵权人以污水排放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住宅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有专门的法规与规程，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监督检验规程》《电梯技术条件》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但这些法规与规程均是电梯质量相关规定，并无电梯噪声排放标准与限值的规定，且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电梯质量合格，噪声排放符合电梯设备运行标准，也不能免除电梯噪声侵权的法律责任。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下列事实：侵权人排放污染物或者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二次污染物、生态破坏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关性。”按照这一规定，居民如主张住宅电梯噪声侵权，必须举证证明住宅电梯噪声存在、噪声给居民造成的损害以及噪声与损害之间的关系，噪声可以通过鉴定作出，损害也可以提供医疗检测报告或医院诊治记录，但如何证明噪声与人体所受伤害存在关联却是个难题。噪声对人体生理造成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与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密切相关，是一种感觉性损害［2］，如将该举证责任交由居民，显然是极大地增加了举证难度，会使噪声侵权的主张很难获得法律支持，有损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旨。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环境污染、生态侵权举证责任的规定】“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纠纷，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只要居民能够证明住宅电梯噪声的存在、自身受损，则应根据噪声会导致人体受到伤害的科学理论以及一般社会认知，认定损害系由噪声导致，如侵权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噪声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构成特殊的环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这一观点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法院的认同与支持，直接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侵权行为一方。①

（三）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主体

开发商通常为住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主体。开发商对其开发建造的住宅建筑及配套设施负有保障责任，应当按照《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的强制性标准采取隔声、减震、降噪措施的作为义务，保证其所选定的设施不对业主产生噪声污染，故开发商应当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一般侵权责任主体。电梯设备制造商虽然是电梯的设备制造和安装主体，但一般是受委托安装电梯，并非电梯设备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如住宅电梯的设计、建筑、安装、验收均达标，即符合《电梯技术条件》《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的要求，则电梯设备制造商一般不应成为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作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的提供者，物业公司，是否承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要看其对于噪声的产生在管理上有无过错，且其是否为电梯设备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如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小区电梯的运营管理维护事宜由物业公司负责或者概括约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管理服务，则物业公司管理上就可能构成过错，进而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

二、各地法院对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确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并未规定对住宅建筑中电梯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估的明确标准，因此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对住宅电梯所产生噪声适用的环保标准主要依据行政机关所的规范。这些规范主要有《民用建筑设计隔声规范》《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而各地法院在审理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时，对于上述规范的适用往往持不同立场，裁判尺度不一，甚至有的法院采用的噪声排放标准被另一法院直接裁定不予适用。下文，笔者将结合法院的具体裁判，对此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参照适用《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2018）闽0104民初4985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就明确指出，《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是对民用建筑隔声设计制定的相关标准，无论涉案房屋的验收是在该标准出台前还是出台后，都应当接受该标准的调整和约束，在该标准出台前验收的房屋不符合该规范的均应当整改至符合该规范规定的标准。

（二）参照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

（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28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武汉市洪山区环境监测站对涉案房屋的监测报告，涉案房屋噪声排放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故涉案房屋的噪声污染值也未超过国家允许的噪声污染最高值。

（三）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浙10民终520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电梯使用过程产生的噪声超出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而噪声对人体会产生损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故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四）参照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019）鲁0502民初2330号《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法院依法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为鉴定标准对案涉房屋的电梯噪声进行了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

（五）排除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粤01民终8580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指出，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无论是《社区噪声排放标准》还是《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均不适用于对安装在住宅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价。因此，社区噪声排放标准不适用于本案例。

三、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法律适用规则

虽然各地法院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标准不一，但大量的审判案例也表明，只要居民能够证明存在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且提供了电梯噪声鉴定报告，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一般可以认定。因此，如何选择和识别噪声排放标准，进而认定构成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住宅电梯噪声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一）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当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声环境质量标准》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声环境质量。因此，毫无疑问，本规定适用于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排放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系为提高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保证室内有良好的声环境，而特别制定，住宅小区作为民用建筑和电梯噪声污染的选择以《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为准，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的立法逻辑和立法目的。

（二）住宅电梯噪声一定条件下可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虽然《社区噪声排放标准》明确规定，该排放标准仅适用于“商业文化娱乐场所和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和控制”，但2011年，环境保护部向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了《关于住宅建筑使用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的环境保护标准适用问题的批复》（环函〔2011〕88号），其中也明确了《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不适用于评价安装在居住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但是，虽然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所涉及的环境，但住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对防噪的要求比一般环境更高。按照社会的普遍认知，很难说涉案变压器处在对环境噪声要求较高的居住场所时没有危害。现有法律法规并无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如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对住宅电梯噪声进行检测，或者一方当事人按该标准检测后其他方不认可但又不按照其他标准重新检测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很可能会支持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三）住宅电梯噪声谨慎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首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环境噪声污染分为工业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按此分类，住宅电梯产生的噪声污染属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其次，《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环函〔2011〕88号）明确排除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在住宅建筑电梯设备噪声评价中的法律适用，包括《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和《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208）。这两项标准不适用于评价在住宅建筑内设置的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法》并未规定该类噪声的适用环保标准。最后，从《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名称可以看出，该噪声排放标准适用于一定范围的工业企业。在司法实践中，除非住宅区靠近工业企业，大多数法院在侵权人提出异议后不会采用这一适用标准。

四、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选择与思考

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首先选择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如一方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而对方并未提出异议的，则《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也可参照适用。但是，如居民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则应当举证证明住宅必须紧邻工业企业厂界，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条件。上述不同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噪声排放阈值并不一致，存在较大差异，适用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果。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情形下，居民一方或是开发商一方先选择适用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优先性，选择哪一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的最终认定。总之，居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当受到保护与尊重。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目前国内立法尚属空白，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问题。如何科学设置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如何准确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可以作为立法重点，通过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结合地方实际科学、民主、合理规定，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