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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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污染造成的法律纠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扩大诉讼主体范围、完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等已经成为了各家的共识，其出发点在于保护公民的环境利益与诉讼权利。政府作为环境污染侵权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整个纠纷的产生、解决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一、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的政府责任

环境污染造成损害，侵权人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造成环境污染；二是政府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客观而言，环境污染的发生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作用。对于不同的形式来说其中政府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在第一种形式中，政府责任可能包括监管责任、纠纷解决责任。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大多数是非法行为，即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了环境的损害；另外，为了促进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部分后果可控的污染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无论是合法的环境污染，还是非法的环境污染，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都责无旁贷地应当监督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个人的行为，并对涉及到环境方面的事宜进行统筹管理，以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一旦出现了环境污染，除非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特殊情况，否则便意味着环保部门没有尽到保护和利用环境的义务。在环境污染纠纷发生之后，就现有法律规范而言并不足以让环境利益受损的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获得完全的救济，法院拥有最终的裁判权力，但缺少很多灵活处理纠纷的余地。不管是诉前纠纷解决还是损害赔偿的实现都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参与其中，发挥调解作用。这种纠纷解决的责任也是对监管职能未完全实现造成环境污染后果的弥补，即第一性责任引起的第二性责任。

在第二种形式中，政府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属于民事侵权。从契约自由的理论角度出发，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个体的权利让渡，公民信任政府并将本来属于自己所有的保护、监管环境的权力交由政府来行使，若政府不但没有尽到责任反而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那政府向权利受损害的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理所应当。既然是基于契约而产生的侵权行为，则其责任的本质也应与普通侵权无甚差别，政府与当事人权利地位在理论上应当平等。与上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政府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侵权后果发生，由于政府部门职能、权力划分等较为复杂而导致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监管，有些时候环保部门认为政府将从事的行为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或损害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些情况在污染发生之后都很难追究监管责任。此时由于政府自身的问题导致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因此通过追究环境侵权责任就可以实现权利的救济，并就政府本身而言也会根据法律规定对责任人问责，故监管责任也就能够被侵权责任所吸收和消化。即便是政府行为造成的当事人利益损害，政府也不能免去纠纷解决的功能。这点从道理上讲与行政复议的法理基础有些类似，纠纷的解决可以借助政府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既有责任实现的必要，又不会造成责任之间的冲突竞合，所以在第二种形式下，政府的责任应包括侵权责任和纠纷解决责任。

二、纠纷所涉及到的三方关系

概括来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涉及了侵权人、政府、受害人三方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如上所述，政府有时会成为侵权人，此时并一定产生三角形中的两个顶点重合，因为作为侵权行为人的政府和进行监督管理、解决纠纷的政府并非同一主体，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中。受害人应从广义理解，不仅指实际权益受损害的当事人，也包括与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检察机关、环保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在上述三方关系之中，因为受害人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无论从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都应当成为受到特殊保护的对象。但因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实际情况的复杂使得受害人往往难取证、难、难胜诉、难赔偿。

三、结语

对于当下复杂的全球形势，改革仍在持续和不断深入，面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往往忽略了环境污染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在面对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案例中应当有所觉悟和警醒，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通过各种措施缓解这一社会矛盾。令人欣慰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方已经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实践工作，为法律规范的完善提供了现实素材。我们现在所憧憬的不仅是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制度体系，更希望我们的环境资源被耗费殆尽之前能够看到这个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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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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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侵权；受益人责任；司法裁判：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环境侵权行为频繁发生，为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质量带来严重损害。传统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理论囿于过失责任、个人责任的窠臼，难以有效、合理地填补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出于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者的考量，环境侵权领域中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等规定纷纷登场。在法律实践中，还发展为侵权行为人以外的受益人也要承担“补偿”甚至“连带”责任。基于此，本文就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情况及其法理依据，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具有的特征或者共性，以及对我国今后相关环境立法的借鉴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法院的相关案例进行收集分析，旨在查明我国环境侵权案件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情况。数据来源为北大法宝案例库，最后检索时间为2015年7月9日。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栏目中，输入关键字“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进行检索，最后共检索得到案例325件。由于有些案件存在二审、再审的情况，所以检索到的这些案件存在重复计算，即同一案件如果分别进行一审、二审、再审，那么其可被计算为三次审判。经筛选，325件案件中与环境污染受益人相关的共17次，但实际上这17次审判应归属于7件案件，因为这7件案件都不是一审终审的，它们分别经过上诉或再审，所以最终进行了17次审判。以下本文将以统计图表的方式具体分析这17次审判反映出的法律问题。文中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反映出的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从检索结果看出，在所有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 2%。虽然此类案件比例不高，但考虑到我国国情，与每年发生的大量环境污染相关的侵权行为相比，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在现行的法律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环境侵权案件由于其潜伏周期长、危害严重、举证困难等特点，造成受害人难以举证、法院难以立案的困局暂时仍然难以突破。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进行一审的有8件、二审的6件、再审的3件，这说明7个案件无一例外均提起上诉或者再审，也就是说上诉率100%（7个案件经历8次一审是因为其中一个案件一审进行了重审，其审级按一审计算）。每个案件都至少经历了二审、终审，其中一个案件甚至经历了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再审，四次审判才得到终审判决。众所周知，环境污染类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本身十分复杂和繁琐，双方当事人易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产生质疑，再加之相关受益人责任认定标准的不完善，使案件的判决更加复杂，提起上诉或者再审在所难免。

从与受益人相关案件审判的总体判决结果可知，在17个判决结果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案件有8件，不承担责任的案件有9件，受益人承担责任比率为47%。但是在终审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案件中，有1个案件是因为污染发生后受益人与受害人协商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从而免责的；还有1个案件则是因为行为人根本就没有污染行为，不构成环境侵权，因此不承担责任。如果排除以上2个案件，那么受益人最终承担责任的比率上升至60%，即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有一半以上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法院在处理与受益人相关的环境侵权案件时，为了更好地救济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往往会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判决理由以及责任分配

法院进行任何裁判都需要对其判决结果进行证成和推理，推理过程必须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否则其判决结果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要按照现有的成文法规范进行裁判。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关责任的8次判决中，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见表1。

我国法院判决书中案件的推理过程以及论证过程都很简单。本文所涉及的环境侵权案件也是如此，而且法院对受益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的论证较之行为人的论证更加简略，有的甚至只用一两句话概括。但是，从法院所做的并不是十分详细的判决理由来看，不论是受益人有过错，还是基于受益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乃至法院认定受益人与行为人是共同行为人或者受益人对污染的发生有防治义务，其背后都蕴含着“有义务即有责任”的法理。当然，具体到个案中其义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需要单个分析。例如，在租赁法律关系中，一般情况下出租方的主要权利是收取租金，主要义务是将符合要求的租赁物交给承租人。出租方只有在交付不合格的租赁物给承租人致人损害，或者明知承租人要从事违法行为还将租赁物交付与对方时，是有义务防止损害的发生的，或者损害发生后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发包与承包关系中，义务主要表现为发包人对承包人相应资质的认定，如果发包人将工程承包给不具备一定资质的承包人，那么在承包人致人损害时发包商则难逃其咎。

正如前文所述，在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9次判决中，理由除了受益人通过与受害人达成损害赔偿协议免责，受益人不构成环境侵权外；法院还基于受益人与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合法，受益人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义务，以及受益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等原因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见表2。与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不同，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原因似乎更侧重于否认对“受益人与损害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与环境侵权中行为人举证不存在因果关系大有不同。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的8次判决中，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为5次，承担内部的按份责任为3次。由此可知，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案件法院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保证受害人得到赔偿。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根据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判决受益人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但是这种按份责任只是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内部的按份责任，对外还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为了保证受害人得到更好的赔偿，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法院一般都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当事人法律关系及分布领域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发包与承包关系的有3件、租赁关系有4件、买卖合同关系1件、无名合同关系1件，从中可以看出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多发生在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当中。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此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些案例可能没有纳入到研究范围或者现实中的其他案例并没有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仍然占了绝大多数，作为受益人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承包人或者租赁人进行环境污染时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因此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发包或者出租时，需要对可能承担的责任进行考虑，可以在签订发包或者租赁合同时就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与合同的相对方进行约定，或者在发生污染后与受害者私下达成补偿协议等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有4件属于噪声污染、l件属于大气污染、2件为水污染。判决受益人承担责任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在噪声污染领域更容易发生，究其原因可能和噪声污染的特点有关。噪声污染具有暂时性，它不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容易在环境中积累，对受害人来说举证行为人的过错较为困难，此时出于对诉讼策略的考量，寻找侵权过程中的受益人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噪声污染类案件出现了受害人把受益人列作被告的情况。然而，受益人认为自己并不是环境污染的直接行为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纠纷发生后即使法院作出相应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仍会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从而进行上诉。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司法裁判文书选取案例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这一命题在司法裁判领域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环境侵权案件而言存在要求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求。当下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侵权的危害，环境领域提起诉讼的诉求也在不断增长，尤其一些直接侵权行为人或者企业无法偿付损失的情况不断出现。因此，受益人因侵权行为而得到额外收益的情况对受害人来说更无法容忍，人们自然产生了要求受益人承担损害责任的诉求。从现有统计样本分析，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2%，比例似乎不是很高，但综合考虑中国的国情，每年因环境侵权提起的诉讼数量不可小窥，该比例已经足以对环境立法提出要求。

第二，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中并没有一项条文明确规定环境侵权受益人要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正是前文分析现有裁判案例中法官在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时语焉不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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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侵权的提出背景

（一）强烈的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严重性

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灾难性，它会使某个生物圈食物链单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此类生态问题带来严重利益损害，且随对外交往频繁而加剧，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一百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中国已发现五十多种，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已不可逆转，迎接挑战，做好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和事后处理成为必须。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现状与动态

我国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体系。现行立法主要集中在防止入侵上，立法基点相对片面，对于生物入侵事后定性、治理和救济无明确规定。立法目的主要基于公民健康、生产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考虑，缺少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的表意。同时，由于缺少综合性的基本法和各方面的单行法，地方性的生物入侵立法不配套，防治生物入侵立法的效力层次较低，各种规范多是附带性规定，司法可操性差，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生态伦理学的大量论证指出了生态法益的重要性，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直接列举具体权利结合“等人身财产权益”的模式扩大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却使环境侵权中的生态法益成为遗漏。

从生态侵权发生上看。其作用机理不同于一般环境污染侵权。一般的环境污染侵权，其作用机理为“排放——（环境要素）——人”。即排放造成环境要素本身的损害。然后再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或排放直接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如噪声、辐射污染）。而生态侵权的作用机理则是外来物种——地区生态平衡和地区食物链——人，且由于破坏了上游食物链条，这一致损机理是不断循环的，比一般环境侵权的后果发展更不易被消化和阻止。生态利益本源和终局有特殊性，《侵权责任法》没有对环境这一概念做细致区分，也因此未对生态侵权与污染侵权做出明确区分，使生态侵权案件的界定和处理、受害方的权益填补成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语境下的环境应包括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态侵权是环境侵权中后发的、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环境侵权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不能涵盖生态侵权，有必要做区别论证和重新定义，进而提出有所区别的原则和制度设计。

二、确立生态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规制生态侵权行为的适格性

（一）生态入侵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责任构成三要件说

1.生态侵权的概念和特征

（1）环境与生态的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森林、草原、土地、矿藏等。而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百科词条显示，生态环境（ecnlogical environment）就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生态环境不等同于自然环境，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仅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虽然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但并不能叫做生态环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环境的下位阶概念。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解释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2）侵权法语境下环境侵权与生态侵权的区分

但是，文意上的从属关系并不能使生态侵权成为环境侵权的分支。环境与生态在文意解释上有着极大地区别。《汉语大词典》中生态的解释是：1.显露美好的姿态；2.生动的意态；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可以发现，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的定义更侧重于生态圈（biosphere）内各物种之间的联系。生态好比一个链圈，是互相联结、不断循环的一种状态。生态侵权破坏了生态圈各物种的之间的联系。人在生态中，是其链条的一部分，生态与环境影响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3）生态侵权的界定与特殊性

综上，生态侵权应定义为：民事主体由于经济文化等类型的交往活动使本不属于本地生态系统的物种（即本地具体生物链之外的物种）流入本地生态系统使本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人身、财产以及生态安全等环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及用益丧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其中，一个群落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整体称为“生态系统（ecosystem）”，它是指一个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借助自我调节和外部控制不断演替变化，趋向相对稳定状态，它不断循环、较为稳定，具备完整性、连续性、平衡性。而“本地”概念具有相对性，在具体案例中必须具体界定，不能做明确划分，只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就可以认定为构成一地的本地生态系统。“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定性上，笔者认为应严格审查是否使一地生态失衡。例如某些导致外来生物入侵的案例中，当地恰均具备其上下游天敌，能够经过生物链自我运动，又形成新的完整生物链进行有机循环的情况，上下游物种只受到短暂的一般影响，虽然导致生态系统改变，但未致失衡，一般不会至损，这种特殊情形属于一般生物系统运动，为一地所接受，不宜上升至生态侵权行为。主体方面，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人和行为人两个概念上的模糊，在外来物种流入、生态失衡和至损过程中提供原因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国家机关均可成为侵权主体，又由于比一般环境侵权具备更大的潜在至损可能，生态侵权的受害人可以扩展至不特定的多数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境侵权案件也涉及生态损害，其侵权责任应与生态侵权责任区分，比如海上石油污染案中因石油污染物使某些物种过度繁殖或被抑制而影响生物链条致损。这类情况符合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在对《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上不存在问题，不属于生态侵权责任。

本文主张的这种界定看似狭窄，但却是周延的。在实践中，生态致损往往后果严重，利益极不易得到平衡，这种保守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提高保护力度和制约功能。其次，随着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侵权法的功能日益降低，甚至再也不介入。侵权责任法的出发点是风险由所有人自己承担，有且只有当发生归责事由时才能发生侵权责任，这是侵权法和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的本质区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而归责。所以笔者认为生态侵权责任的定性只能限定在由生物入侵导致的本地生态平衡破坏范围内。有些学者提出《侵权责任法》中环境侵权一章没有囊括进生态破坏侵权，认为应当修改之，其范畴不同于本文的生态侵权，而是着力于区分环境污染和生态污染。

生态入侵问题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存在的脱节，《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填补这个空隙。分析整个生态侵权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事先预防、审查和监管以及一旦造成生态灾难结果，损失的触目惊心和影响的深远都导致了相关行为的高成本。上文已经论述了其他法律规范或形式对生态侵权进行规制和救济的不适格以及侵权法规制的适格，那么侵权法就需要通过责任的运用来填补漏洞，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

把生态入侵问题纳入《侵权责任法》，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比新立法或者修改其他法律更合理和简单易行。在我国侵权法已经单立的前提下，通过《侵权责任法》等私法途径为主的法律规制是我国最为现实的应对之策。

（二）制度设计上的公私法权重

首先，我国未来将建立以民法典为框架的较为完善的民法体系，私法将获得巨大发展。在维权、确权和处理各种问题时，选择私法渠道成为趋势。其次，理论上。行政救济机制的启动权应该在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手上。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受害人的法律利益，主动介入环境纠纷事件的分流解决，采用多种手段影响当事人。第三，在损害赔偿上，私法途径更专注于各个受损人的损失，比公法途径的整体目的性更人性化。排除我国现阶段关于环境权定性的争议，在我国，可堪完善的对生态权益的规范体系应由宪法和法律共同完成，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属于民法规范部分，是私法基点下正义能够伸向生态权益这一具有公权私权双重性质的尚未类型化的利益的第一双援助之手。第四，侵权法不向处于风险之中的人进行赔偿，只在风险发生时赔偿。这源于判例法的本质以及欧陆法律文化对自由的追逐所致的填平原则，这些受害人只能等待许多年后损害发生时才能去起诉，未来损害要依赖行政法上的安全规章来获得救济。而《侵权责任法》突破了这点，因此在我国，生态侵权的规制可以降低公法权重。同时，民法责任又由于自身局限需要公法协助。作为把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侵权法还需要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助，需要通过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以命令、禁止、负担和税负等方式找到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侵权法规制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几乎只在损害发生时才产生，而公法规制会使相应的制度、人事等系统始终存在并持续运作，如果权重过大，将产生很大的行政费用。

因此，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处理应逐步改变为以私法途径为主，公法途径为辅。

（三）保险救济手段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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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侵权行为，而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行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住宅电梯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噪声，一般而言，这些噪声都在人体的忍耐限度内，但如果排放的噪声超出了人体的敏感度和耐受性，即使噪声不具违法性，也不能据此否认噪声的危害性［1］，进而否认噪声污染的产生。

（二）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侵权人以污水排放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住宅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有专门的法规与规程，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监督检验规程》《电梯技术条件》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但这些法规与规程均是电梯质量相关规定，并无电梯噪声排放标准与限值的规定，且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电梯质量合格，噪声排放符合电梯设备运行标准，也不能免除电梯噪声侵权的法律责任。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下列事实：侵权人排放污染物或者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二次污染物、生态破坏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关性。”按照这一规定，居民如主张住宅电梯噪声侵权，必须举证证明住宅电梯噪声存在、噪声给居民造成的损害以及噪声与损害之间的关系，噪声可以通过鉴定作出，损害也可以提供医疗检测报告或医院诊治记录，但如何证明噪声与人体所受伤害存在关联却是个难题。噪声对人体生理造成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与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密切相关，是一种感觉性损害［2］，如将该举证责任交由居民，显然是极大地增加了举证难度，会使噪声侵权的主张很难获得法律支持，有损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旨。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环境污染、生态侵权举证责任的规定】“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纠纷，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只要居民能够证明住宅电梯噪声的存在、自身受损，则应根据噪声会导致人体受到伤害的科学理论以及一般社会认知，认定损害系由噪声导致，如侵权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噪声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构成特殊的环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这一观点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法院的认同与支持，直接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侵权行为一方。①

（三）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主体

开发商通常为住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主体。开发商对其开发建造的住宅建筑及配套设施负有保障责任，应当按照《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的强制性标准采取隔声、减震、降噪措施的作为义务，保证其所选定的设施不对业主产生噪声污染，故开发商应当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一般侵权责任主体。电梯设备制造商虽然是电梯的设备制造和安装主体，但一般是受委托安装电梯，并非电梯设备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如住宅电梯的设计、建筑、安装、验收均达标，即符合《电梯技术条件》《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的要求，则电梯设备制造商一般不应成为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作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的提供者，物业公司，是否承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要看其对于噪声的产生在管理上有无过错，且其是否为电梯设备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如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小区电梯的运营管理维护事宜由物业公司负责或者概括约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管理服务，则物业公司管理上就可能构成过错，进而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

二、各地法院对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确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并未规定对住宅建筑中电梯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估的明确标准，因此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对住宅电梯所产生噪声适用的环保标准主要依据行政机关所的规范。这些规范主要有《民用建筑设计隔声规范》《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而各地法院在审理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时，对于上述规范的适用往往持不同立场，裁判尺度不一，甚至有的法院采用的噪声排放标准被另一法院直接裁定不予适用。下文，笔者将结合法院的具体裁判，对此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参照适用《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2018）闽0104民初4985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就明确指出，《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是对民用建筑隔声设计制定的相关标准，无论涉案房屋的验收是在该标准出台前还是出台后，都应当接受该标准的调整和约束，在该标准出台前验收的房屋不符合该规范的均应当整改至符合该规范规定的标准。

（二）参照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

（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28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武汉市洪山区环境监测站对涉案房屋的监测报告，涉案房屋噪声排放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故涉案房屋的噪声污染值也未超过国家允许的噪声污染最高值。

（三）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浙10民终520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电梯使用过程产生的噪声超出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而噪声对人体会产生损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故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四）参照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019）鲁0502民初2330号《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法院依法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为鉴定标准对案涉房屋的电梯噪声进行了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

（五）排除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粤01民终8580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指出，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无论是《社区噪声排放标准》还是《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均不适用于对安装在住宅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价。因此，社区噪声排放标准不适用于本案例。

三、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法律适用规则

虽然各地法院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标准不一，但大量的审判案例也表明，只要居民能够证明存在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且提供了电梯噪声鉴定报告，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一般可以认定。因此，如何选择和识别噪声排放标准，进而认定构成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住宅电梯噪声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一）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当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声环境质量标准》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声环境质量。因此，毫无疑问，本规定适用于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排放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系为提高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保证室内有良好的声环境，而特别制定，住宅小区作为民用建筑和电梯噪声污染的选择以《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为准，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的立法逻辑和立法目的。

（二）住宅电梯噪声一定条件下可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虽然《社区噪声排放标准》明确规定，该排放标准仅适用于“商业文化娱乐场所和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和控制”，但2011年，环境保护部向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了《关于住宅建筑使用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的环境保护标准适用问题的批复》（环函〔2011〕88号），其中也明确了《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不适用于评价安装在居住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但是，虽然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所涉及的环境，但住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对防噪的要求比一般环境更高。按照社会的普遍认知，很难说涉案变压器处在对环境噪声要求较高的居住场所时没有危害。现有法律法规并无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如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对住宅电梯噪声进行检测，或者一方当事人按该标准检测后其他方不认可但又不按照其他标准重新检测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很可能会支持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三）住宅电梯噪声谨慎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首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环境噪声污染分为工业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按此分类，住宅电梯产生的噪声污染属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其次，《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环函〔2011〕88号）明确排除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在住宅建筑电梯设备噪声评价中的法律适用，包括《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和《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208）。这两项标准不适用于评价在住宅建筑内设置的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法》并未规定该类噪声的适用环保标准。最后，从《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名称可以看出，该噪声排放标准适用于一定范围的工业企业。在司法实践中，除非住宅区靠近工业企业，大多数法院在侵权人提出异议后不会采用这一适用标准。

四、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选择与思考

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首先选择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如一方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而对方并未提出异议的，则《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也可参照适用。但是，如居民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则应当举证证明住宅必须紧邻工业企业厂界，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条件。上述不同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噪声排放阈值并不一致，存在较大差异，适用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果。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情形下，居民一方或是开发商一方先选择适用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优先性，选择哪一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的最终认定。总之，居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当受到保护与尊重。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目前国内立法尚属空白，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问题。如何科学设置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如何准确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可以作为立法重点，通过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结合地方实际科学、民主、合理规定，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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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经济损失应否列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是环境侵权理论与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2010年，全球两大能源消费国发生了各自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事故：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和中国大连新港输油管道爆炸起火污染事故。两个国家在损害赔偿处理方面存在差异。当中国面对因受泄漏原油污染影响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渔业、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还在发出“由谁埋单”的疑问时，美国则针对墨西哥湾事故损害，“迫使”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一个2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赔偿账户，专门用于对遭受原油污染损害的沿岸居民进行赔偿，除了对人身伤害以致死亡和用于支付环境清理产生的相关费用进行赔偿外，还包括工资损失、业务中断、利润损失等纯粹经济损失赔偿。[1]面对美国完善的油污损害赔偿机制，我国学者开始“拷问我国环境侵权赔偿法律的救济范围”。[2]纯粹经济损失在环境侵权中该不该获赔？获赔应当考量哪些因素？如何利用法律技术控制纯粹经济损失的边界？我国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该如何赔偿与控制？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

一、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利益衡量

由于纯粹经济损失作为一类不与实体性损失相联系的损失，其独立性、无形性、连锁效应、[3]不确定性[4]等特征决定了作出赔偿与否抉择的艰难，人们需要在受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上去权衡更多的利弊，进行更多的价值判断与政策考量。

利益衡量是决定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主导模式。从各国环境立法来看，环境侵权赔偿救济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基于容忍义务，对轻微损害不予赔偿。例如，日本在公害救济中用“忍受限度”理论来评判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5]美国法院在环境妨害案件中以“损害重大”作为衡量标准，[6]微小的损害并不干涉。二是超出容忍义务界限，在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及损害时，按严格责任承担责任，但对其赔偿范围通过责任限制、免责条件予以控制。例如，德国在1990年颁布的《环境责任法》中对环境问题用严格责任取代了过错责任，同时为了促进环境民事责任保险的发展，该法确定最高赔偿限额为6000万马克。[7]三是行为人没有尽到保护环境的高度注意义务，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及损害，则按绝对责任承担责任，并丧失责任限制、免责条件等优惠性利益。例如，《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规定，未获批准证书从事生产活动或倾倒固体废弃物的行为应适用绝对责任。[8]这三种情形背后体现的是法律效率与公平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的博弈—既要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美国的学者盖多·卡拉布雷西在谈及事故法体制的首要目标时提到：“首先，它必须是正义与公平；其次，它必须减少事故的成本。”[9]因此，笔者认为，对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否，也需要从公平与效率两方面进行利益衡量。

（一）从公平的角度衡量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

在环境侵权中，需要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寻找一种既能够在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公平分配损害，又能够防范和降低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环境侵权损害分担规则。例如，美国为了达到联邦环保局民事责任政策的三个目标—阻止违法环境行为、公平而平等地对待每个涉案当事人、迅速解决环境问题，规定了“计算民事责任”的公式。该公式全面考虑过错程度、以往守法情况、支付能力、合作程度等因素，以及当事人是否迅速解决问题或是采取补救行动来考虑是否减轻或加重民事责任，进而确定最终的民事责任赔偿金额。[10]相对于环境侵权人即排污企业来说，受害人明显处于弱者的地位。环境侵权人具有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预见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因此，将纯粹经济损失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可能会加重企业的责任并限制其行为自由，但同时也可以督促其更加谨慎地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公共安全。

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并不意味着环境侵权人要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任何纯粹经济损失承担责任。纯粹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无形性等特点会导致企业由于无法承担过重的赔偿负担而破产，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要严格控制，与一般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相比，更需要强调其归责性，例如丹麦《环境损害赔偿法》第4条规定，当损害是“因故意、刑事违法行为所导致时，或导致的是人身伤害或明显的物的损坏时”，排除“对环境影响的忍受义务之适用”。[11]如果排污企业已经尽到其保护环境的高度注意义务，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时，就不需要承担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如果排污企业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而致环境污染的，其行为具有较大的可归责性，则需要承担因污染所致的纯粹经济损失。具体的赔偿范围应考虑该受害人对造成环境污染事实所具有的预见力和控制力，以及风险承担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另外，有些国家如德国基于社会财富等差观念，根据权利位阶理论，认为法律对不同权益的保护范围和程度，以及秩序有一定的区别。原则上纯粹经济损失应位于人身损害、直接财产损失和间接财产损失之后获得赔偿。对于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纯粹经济损失，有些国家则通过环境损害保险制度或是设立赔偿基金等相关制度进行补偿，以尽可能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从效率的角度衡量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

将效率作为法律的价值，就需要运用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方法，对法的一些概念作出定量分析，并通过数学模型对法的概念进行转换，以设计出效率最优的法律制度。[12]在纯粹经济损失在侵权法中是否获赔及赔偿的边界方面，许多学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一定的观点。德国法学教授于根·G．巴克豪斯（Jurgen G·Backhaus）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和寻租理论等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概念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市场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只有当市场活动要求有创造性的破坏时，该破坏所导致的纯粹经济损失才可不予赔偿。因为赔偿会阻碍经济的进步，这是“市场动力机制所意达到的结果”。[13]另一种观点则在尊重责任排除原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上的重构。他们认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及获赔的边界取决于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由于纯粹经济损失具有无形性，受害人个人损失与社会损失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而应从效率的角度考量，就行为引起的社会损害程度进行分析，只对构成社会损失的那部分予以赔偿，以设计出最优的责任规则，从而起到激励和威慑作用，避免对受害人产生过低或过高的赔偿。持该观点的主要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科·帕里西（Francessco Parisi)[14]和德国的汉斯-贝恩斯·舍费尔教授( Hans Bernd Schäfer)。[1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进行经济分析的，这和环境侵权救济中个人利益受到法律保障必须与社会整体利益相调和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由于环境侵权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很多环境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因此，导致环境侵权行为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也应有所不同，应侧重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衡量，以增进社会福利。在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现行的环境侵权法只能将一部分损害内部化，而另一些损害则规定由全社会分担，例如基于容忍义务所造成的损害。[16]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是否获赔以及获赔的边界，也应当从社会整体视角进行衡量，既要保护个人利益，又不会阻碍社会经济活动，同时又能将环境损害最小化。对纯粹经济损失绝对不予赔偿，虽然会对排污企业产生最大的激励作用，但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必然是没有效率的；对纯粹经济损失全部予以赔偿，不确定的受害人和不确定的损害额又会导致合法的生产活动无法进行，社会无法发展，同时也不会激励排污企业积极地消除妨害，最终也必然会降低社会效率。因此，以不损害企业产生消除妨害的积极性作为营利企业对受害者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边界，才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

综上所述，从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去衡量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最后导向了同样的结论：对环境侵权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应当予以有限度的赔偿。

三、国外对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控制

对纯粹经济损失有限度的保护在于对其边界的界定。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侵权法律制度，运用其特有的方法来处理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控制问题。英美法系法官通过判断特定情势下是否存在注意义务，来判断受害人的利益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也采取了限制性的司法政策，仅在有限的情势下通过类型化获得保护。大陆法系在处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与控制方面，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呈现出了“放任式”和“保守式”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至第1384条并不区分权利和利益，也不区分哪种利益所遭受的损害可以获得赔偿，损害是否获得赔偿只需要满足过错责任的通常要件。因此，因过失所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也可以获得赔偿。对它的赔偿控制主要通过因果关系的要件加以把握。在德国，如果加害行为只是造成了受害人纯粹经济损失，而不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列举的“权利”侵害，受害人不能依照该款规定获得救济。实践中，德国法院除了创设“营业权”和通过扩大所有权保护范围，从而将纯粹经济损失权利化来补充德国侵权行为法对纯粹经济上利益保护的不足之外，还广泛地利用合同救济。

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制度就是建立在上述侵权法的背景之下的。出于公平与效率的利益衡量，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环境侵权责任方面，均趋向于采用严格环境责任。与此相对应，纯粹经济损失在环境侵权责任方面原则上也开始越来越趋向于具有可赔性。

有些国家直接在立法上肯定了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1995年生效的《芬兰侵权责任法》第5章第1条规定：“赔偿包括对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获赔。如果损害是因被刑法禁止的行为或者授权行为所致，或者在其他情况下有特别的理由，则赔偿应包括与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不相联系的经济损失。”瑞典国会于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为：因不动产的人为活动通过河流、湖泊或者其他水域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地下水位的变化、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或者其他类似的侵害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均适用《环境损害赔偿法》。其中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应该能够合理估计，才可以给予赔偿；理由充分的，可以确定年赔偿额。[17]希腊第1650\1986号《环境保护法》第29条规定：“任何导致环境污染或其他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当事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不可抗力或第三人的故意行为所致。”该法第2条第2项和第4项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都作了极其宽泛的定义，隐含了相当广泛的潜在责任。[18]比利时的《民事侵权法》规定可获赔偿的损害包括纯粹经济损失，但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了二分法处理，即将因污染导致财产利益受损而产生的损害称为“经济损失”，包括收入的丧失、酒店利润损失等，这类损失可以获得赔偿。

有些国家虽在侵权行为法中没有对纯粹经济损失是否赔偿做出规定，但却通过其他保护性的法律和特别法进行处理，[19]在特定领域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如加拿大规定在污染物泄漏事故发生并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污染物的制造者或支配人必须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害，除非他能够证明确实已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来预防泄漏的发生或泄漏具有法定的免责理由。根据EPA，污染物的制造者或支配人将对国家或其他人承担损害（包括身体损害、生命丧失、财产的观赏价值或使用价值损失和经济损失）赔偿责任。[20]英国法在1990年《环境保护法案》第73(6)条规定了“对垃圾造成的一切损害”之赔偿责任。即使在对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德国，在其《水资源法》的第22条也例外地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一定的赔偿。[21]美国在海事普通法中通过Robins规则明确排除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但在《油污法》中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了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规定“任何人因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害、毁坏或损失造成的损害、利润损失或收入损失，均应获得赔偿”。[22]

在确定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时，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充分利用其法律技术确定其赔偿边界，包括因果关系的盖然性举证、放宽对违法性的认定等。德国法院“倾向于通过弱化民法典第826条主观要件的要求弥补第823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不力的状况”。奥地利最高法院认为“造成纯粹经济损失，不仅在有绝对的侵害意图时而且在加害人的利益应被认定为低于受害人的利益时也被视为符合违法性要件”。[23]《瑞典环境法》第32章第1条和《芬兰环境损害法》第5条甚至都不以存在刑事违法行为为要件，而只要损害“有一定的重要性”（瑞典法用语）及“不是轻微的”（芬兰法用语）就赔偿经济损失。[24]关于国际油污损害的《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年基金公约》通过对“污染损害”的定义，承认了对环境损害所造成的利润损失的赔偿，该纯粹经济损失的索赔标准是合理的近因标准，即只有在污染和损失之间存在合理的近因关系才能得到赔偿。[25]

此外，为了对环境损害的受害者给予全面、及时的补偿，同时也考虑到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适法性、价值性、公益性等特点，在私法救济不能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环境保险制度、基金制度等以社会化方式分担损害的补偿机制，对环境侵权中产生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补偿。在欧盟成员国中，芬兰和瑞典确立了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补偿范围不仅包括因环境污染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和经济损失，还包括因采取预防和限制措施、清除污染和恢复环境的措施而产生的合理费用。但油井污染的赔偿则由油料污染基金支付，不适用于环境损害保险法。[26]美国在《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设立了超级基金，用于资助环境清理措施的联邦基金，并规定了基金的具体使用范围，其中包括了设备或场所的所有者和操作者对第三者造成的个人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全部责任。[27]新西兰1972年制定的《意外事故补偿法》和日本1973年制定的《关于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均为污染受害者提供了迅速救济和紧急治疗的社会保障，补偿费用不仅包括医疗的实际费用，还包括生活上受到的损害（逸失利益、精神损害等）。[28]

从法律技术上来看，各国或是通过一般条款的规范方式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保护范围，或是通过单行法加以规定。尽管如此，各国在对待纯粹经济损失方面还是较为谨慎的。在各类纯粹经济损失中，它们大多只认可利润损失和收入损失的可赔性。在边界的控制方面，它们不仅充分运用私法救济，利用因果关系、违法性等要件及有限的领域等来限定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同时，还越来越倾向于设立环境责任保险、赔偿基金等社会化补偿机制来对受害人进行充分的补偿。

四、我国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现状

（一）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属于侵权法的可赔偿范围，我国相关法律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关于纯粹经济利益是否属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财产”的范畴，理论界也存在争议。对此，我国学者大多认为该条包括纯粹经济损失，但是保护程度低于绝对权。关于如何解释或者适用该款规定才能够实现这一低程度的保护，学者少有探讨，且意见不一。[29]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并对民事权益进行了列举。从文义解释来看，它应该保护所有的民事权益并且保护程度相同。葛云松教授认为，这种解释将导致严重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目的性限缩。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属于其中，“应依各具体制度的规范目的，分别解释其保护范围”。[30]

在环境侵权方面，《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此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等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法律对赔偿的范围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结合前述观点，葛云松教授认为，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损害”不宜做宽泛解释，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是否赔偿，应采谨慎态度，不应扩及所有类型的环境污染，而应通过单行法加以规定。[31]可见，纯粹经济损失在我国侵权法中的地位虽然不清晰，但仍有可纳入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农业部颁发的《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在计算经济损失额时，将直接经济损失额与天然渔业资源损失额相加”，考虑到了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2011年环境保护部在其颁布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中提供了一个《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该方法将环境污染损害定义为“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造成的各类损害，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或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期间损害”。但同时又提出，“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将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的损害逐步纳入评估范围。近期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应急处置费用、调查评估费用和污染修复费用”。从该文件可以看出，我国虽认可纯粹经济损失在环境侵权中的可赔偿性，但是目前还是持较谨慎的态度，没有将其纳入损害评估的范畴。

（二）我国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实践

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环境污染侵权司法实践中，纯粹经济损失获得支持的案例较少，除了2004年“包头市供水总公司诉内蒙古塞外星华章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因停产所造成的产值损失和增加的成本、费用的赔偿之外，大多数环境污染案件只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进行赔偿，而并不考虑纯粹经济损失。由于司法救济的不利，人们在遇到环境侵害后，很少选择诉讼的方法，例如，在我国近年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新港输油管道爆炸起火污染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遭受纯粹经济损失的相关受害者，都没有选择提起诉讼。

除此之外，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里构建了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模式，但是在同样实施严格责任的环境侵权领域，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在环境侵权的各个具体领域中，目前只有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方面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化赔偿机制。《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规定：“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建立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2010年3月施行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2条至第56条对船舶油污的保险和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依然不明确，而且也未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做出规定。实践中，大连、长春、沈阳等城市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但由于规则设计存在局限性（如承保范围狭小，保险费率过高而赔付率低等）、保险的外部环境（法律不健全、市场信用机制欠缺、地方保护主义等）不通畅，以及这些环境责任保险大多属于自愿性保险、企业投保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等原因，导致环境责任保险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32]这种现状导致纯粹经济损失在我国也无法通过社会化的赔偿机制获得相应的补偿。

五、对我国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控制的设想

如上所述，完全不对环境侵权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是不符社会公平正义和效率原则的。但鉴于纯粹经济损失在我国目前环境侵权中的法律地位及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救济机制的现状，要实现对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首先应完善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和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强制制度。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与侵权责任制度在功能上能够互补，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救济。其次，由于纯粹经济损失的复杂性，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在环境侵权的纯粹经济损失边界的控制方面仍需采取谨慎的立法态度，对此，笔者主要有以下两点设想。

第一，环境侵权中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领域目前不宜过宽，可以通过单行法的规定，在一些高风险领域如核电站、石油、化工等方面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因为在这些领域发生的事故通常属于偶发性、突发性的环境损害事故，一旦发生，后果往往非常严重，所以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可以督促企业更加谨慎地经营，并采取防范措施。而且，这些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金较为雄厚，具有较强的赔付能力。当然，以后随着环境责任保险和基金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逐渐将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范围扩展至其他方面。

第二，在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边界方面，虽然对环境侵权实行严格责任，但在确定赔偿范围时，可以考虑责任人的过错程度，对于因违反相关法律制度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所致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该规定予以赔偿。具体赔偿范围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加以控制，对此，可参照其他国家，对于因污染环境直接受到侵害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规定可以获得赔偿，而且首先考虑收入损失、利润损失等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在赔偿数额方面，可以通过确定最高赔偿限额，使受害人的损害基本上能够通过保险予以弥补，这样可以使企业不致于在事故发生后因面临巨额索赔而陷入破产的境地。虽然我国对社会财富在传统上是否持有等差观念难以考证，现行法律规定也并未区分权利和利益的不同保护，但是在赔付顺序方面，纯粹经济损失应考虑安排在人身、财产损害之后更为适宜。

注释:

[1]参见周勇进：《油污的墨西哥湾透明的墨西哥湾》，来源: news. ynxxb. com/content/2010-8/3/N92524455158.aspx，2011年10月12日访问。

[2]参见竺效：《大连油污案受损渔民能否获赔？—拷问环境侵权赔偿法律的救济范围》，载《环境保护》2010年第23期。

[3]杨雪飞：《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与控制—以行为人对受害人责任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20页。

[4]“不确定性”特征指纯粹经济损失之损失范围在人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不确定性。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5]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6]参见王彬辉、唐宇红：《美国环境侵权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的适用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4期。

[7]参见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8]参见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9]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法律与经济的分析》，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0]参见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11]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9页。

[12]参见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13]参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4]参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5]参见[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学分析》，江清云、杜涛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6]例如，瑞典《环境损害赔偿法》第1条第3款规定：“对于既非故意亦非过失引起的环境损害，只有当引起环境损害的影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是无须再加以容忍的或超过了类似的情况下的通常程度时才给予损害赔偿。”

[17]参见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18]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

[19][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0]参见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21][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22]参见徐国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23]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488页。

[2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25]在适用合理近因标准时，主要考虑：索赔者的活动与污染之间在地理上的近因关系；索赔者在经济上对受污染影响资源的依赖程度；索赔者取得其他来源的供给程度；索赔者的商业活动构成受溢油影响地区经济活动的程度及索赔者减轻其损失的程度和每一起索赔在特定环境下的自身特点。转引自徐国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26]参见高家伟：《欧洲环境法》，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27]参见汪劲主编：《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28]参见王树义主编：《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29]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篇7

现代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已从主要保护物权，到强化对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权益的保护方向发展，对人格权、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不限于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损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多种责任形式。侵权行为不仅发生在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领域，而且也广泛的发生在竞争关系、劳动关系、环境保护关系、教育管理关系等领域，调整的范围极为广泛。侵权行为种类繁多，各种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在形式上和程度上各不相同，随着侵权责任法保障的权利范围不断扩张，侵权行为类型的多样化，侵权法从保护权利扩张到保护合法的利益，其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所以，侵权法的功能也不再单一的限制在救济功能，如果仅仅强调其救济功能，忽略其他功能的作用，则会禁锢该法的发展，不利于完善侵权责任法。只有各项功能协调统一，达成一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更好的实现侵权责任法的目的，完成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适应现代社会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的需要。

一、世界范围内侵权责任法的发展状况

在各国侵权法中，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以其一般化、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著称，因此法律明快而简洁。在大陆法系，侵权行为一直是作为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被纳入债法体系的，但是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与其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一直将侵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构造，而且主要是以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适应了法律文明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发展。

英美法上的侵权责任法是属于独立的部门，美国就专门制订了内容非常丰富的《侵权法重述》，使得它可以容纳大量的侵权法规则，在面对诸如上述复杂社会问题时，美国大动作地在有关新生损害领域放弃和软化对传统规则的适用，拓宽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实现无因化，启用惩罚性赔偿。美国的侵权法不仅浓缩了两大法系之一的普通法系的传统，它的发展代表了一种顺应社会潮流勇于且善于合理革新的法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人类法律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典型示例意义。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中，大量借鉴外国侵权法立法的最新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立法模式上，坚持大陆法系侵权法一般化的立法传统，制定能够概括全部侵权行为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在其指导下，借鉴英美法系侵权法类型化立法模式，实行不完全的侵权行为类型化规定。第二，在立法结构上，建立以大陆法系侵权法基本内容为特点的侵权责任法总则性规定，规定以英美法系侵权法类型化为特点的规定具体侵权行为规则的侵权责任法的分则性规定，形成别具一格的《侵权责任法》的总、分结构。第三，在立法形式上，坚持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借鉴英美法系侵权法的独立性形式，单独制定《侵权责任法》，在大陆法系侵权法中独树一帜。第四，广泛借鉴各国侵权法立法成功的侵权法规则，使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更具可操作性，例如，美国侵权法的责任分担规则、惩罚性赔偿金规则、各种侵权责任详细规定具体规则等，使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则鲜明，从而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面对的社会现实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广泛的使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人们在享受这些物质文明的同时，遭遇到了诸如交通事故、工商事故、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侵权法原则、概念、制度和理论的基础也随着社会的需要、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诸多变化。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趋势之一是侵权法的目的由维护个人活动自由向保护被害人权益方向转变，欧美等发达国家强调主张限制个人自由社会利益、社会权利，社会利益，侵权法目的的变化正是反映了这一社会需求。

从高空坠物到产品质量损害、从网络诽谤到环境污染、从医疗损害到交通事故等等，这些侵权事件不断发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受理侵权纠纷等一审案件185万多件，比2011年上升9.9%。面对众多新的侵权类型出现，侵权责任法选择与时俱进，扩大其调整功能，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无疑可防患于未然、确保法律的生命力。

三、近年来的司法审判实践

侵权民事案件一直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各种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侵权案件的类型、复杂性和专业性都与过去有较大的变化。与网络发展相应，网络侵权纠纷大量产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医疗损害赔偿、产品责任、死亡赔偿金、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如此大量纷繁复杂的纠纷，仅靠《民法通则》、单行法律的个别规定和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必须制定完备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应当看到的是，现在的《民法通则》中的那些法条，仅仅是我们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在司法实践当中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远远超出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内容。正是积累的这些司法实践经验，为《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鲜活的法律营养。

司法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推动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不断发展。大量在立法时不能预见到的问题大量发生，促使法院不得不广泛借鉴外国的、我国台湾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广泛借鉴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司法实践，推动侵权责任法的不断发展。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侵权行为的司法解释进行整理归纳，吸收到侵权责任法当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人格权和侵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上百个之多，其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则不计其数。各级法院通过侵权案件的审理，进行创造性的法律适用，创造了一大批具有判例性质的典型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侵权法的规则，侵权责任法就更具有活力和更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篇8

【案例】 作为经常使用六价铬的工人，华某知道它是一种吞入性毒物，不但很容易被人体吸收，且皮肤接触可能导致过敏，更可能造成遗传性基因缺陷，如果吸入则可能致癌，还会引起诸多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可2014年12月7日深夜，上夜班的华某完成工作任务，打扫卫生准备下班时，为图省事，随手将一只装过六价铬的玻璃瓶，用力扔出了窗外，掉入附近居民取水的水井中。华某万万没有料到，就这么一扔，竟会造成次日居民取水饮用后，有47人中毒、6人轻伤、4人轻度残疾，而自己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 华某确已构成环境污染罪。《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十二）项则已进一步明确，具有“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华某明知六价铬是一种高危物质，却随意乱扔，并已导致47人中毒、6人轻伤、4人轻度残疾，明显属于罪有应得。

违规处置生活垃圾，被处行政处罚

【案例】何某是一家保洁公司的职工，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所在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何某的日常工作是驾车将收集后的生活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填埋。2015年1月初，何某在运输垃圾前往填埋场时，发现有人将垃圾倾倒在途中经过的河里，而该处距离填埋场至少可以省下了一半的路程，于是乎，何某为节省时间，悄悄地将整车垃圾倒入河中。心存侥幸的何某万万没有想到，监控录像记载了整个过程，而自己的“半途而废”行为，竟换来了城管部门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清理并罚款200元。

【点评】何某理当受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分别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固体废物。”“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按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指定的地点放置，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第七十四条则已进一步指出，有“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和“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行为之一的，由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于200元以下的罚款。正因为何某无视应将垃圾运输至填埋场的规定，擅自在运输途中倾倒、丢弃在河里，决定了城管部门对其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违法排放污染物质，被判民事赔偿

篇9

【案件类型】评价类

【案件名称】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

【主要污染类型】大气污染

【主要污染行为】工业废气排放

【违法企业所属行业】工业生产制造行业

关键词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法律责任：赔偿责任

【案件概要】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以下筒称”德州晶华公司”)多次因排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并曾被环保部点名批评。周边小区居民因不堪忍受其持续排放污染废气，向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投诉。中环联经过实地走访调查，确认授诉内容属实，并于2015午3月19日向德州中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五日后，德州中院公告央定受理该案。

【案件启示】本粲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同于环境侵权诉讼，其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因果关系举证等不应直接套用环境侵权诉讼相关规定，面需要形成单独的制度体系。还有一个焦点问题在于赔偿金额的计算以及赔偿金接受主体的确定，也需立法进一步予以明确。

继《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相继修订并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条款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初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至此，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立法工作看似已经尘埃落定，但立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实践中案例的审理过程往往会对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新的要求。。

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3月19日，中环联以德州晶华公司为被告，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这是新《环保法》生效以来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3月24日下午，德州中院公告决定受理该案。

被告德州晶华公司是玻璃生产企业，曾多次因排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并曾被环保部点名批评其玻璃窑中一条生产线无治理设施，烟气直排，另一条生产线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超标。2015年初，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因锅炉口氮氧化物超标，并未最大限度降低生产负荷要求，没有临时减排措施，因企业搬迁问题和没有治污设施改造完成的时间表，已被行政处罚三次，生态补偿考核扣分。周边小区居民因不堪忍受其持续排放污染废气，向中环联投诉。经过实地走访调查，中环联确认投诉内容属实。经过一系列案前准备工作，中环联向德州中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要求被告立即停止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由被告承担诉讼、鉴定、律师费等支出。此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以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合计近3000万元。诉状请求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治理。

案件涉及的关键问题

本案在中环联提交起诉书五日后即得以立案，一改以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案难的突出问题，表明司法机关以实际行动严格执行新《环保法》，彰显了《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而是“杀手锏”。本案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基本贴合了《解释》第18条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厘清。要求被告“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属于“赔礼道歉”自不待言，而“立即停止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是否属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索赔近3000万元并要求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是否适宜？值得探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责任构成要件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中的“标”是指环境行政管理中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排放属于合法行为，而超标排放则属违法。这里的合法与否仅从行政管理层面去度量，与该排放行为是否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并没有直接关联。

由于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尽合理，致使排污达标却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形时有发生。《环保法》中规定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民事法律责任无需违法性要件。那么，本案原告仅要求被告“停止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是否足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假设此项诉求得到法院支持，且被告也切实履行“停止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但达标排污仍造成环境污染、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话，“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目标显然无法达成。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应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有待进一步讨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

本案作为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备受关注。较之于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其他类型污染，大气污染的损害结果评估难度更大。某一个企业排放的废气对于整个空气环境污染究竟作出了多大“贡献”，极其难以给出定量的精确结论。因此，中环联在本案中计算索赔金额时，回避了直接对污染损害结果进行鉴定评估，而是依据《解释>第23条规定计算出索赔金额。根据中环联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介绍，索赔金额中约有2040万元系根据被告未安装治污设施的生产线数量，核算其由此省下的运营成本而得出的金额；另有780万元是比照按日计罚的行政处罚得出的，是对企业屡禁不改行为的惩罚性赔偿。

虽然最高院在《解释》第23条中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案件作了变通计算，但中环联在本案中计算索赔金额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一方面，按日计罚是新《环保法》对违法排污者进行的一种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与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不应混为一谈，也没有理由将其作为索赔金额的计算依据；另一方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系出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因此其索赔并非用于弥补自身遭受的损害，而是用来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本案中，被告排放大气污染物引起空气污染，导致周边居民身心健康遭受侵害。在此要恢复环境公共利益，就需要恢复洁净的空气。由于空气具有流动性的典型特征，被告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并非单纯由其排污行为造成，因此，被告究竟应当赔偿多少用于大气污染治理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案例启示

尽管案件刚刚进入立案程序，法院尚未做出裁判结果。但环境公益诉讼能够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已经是对原先“立案难”僵局的一大突破，标示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进入常态化。但此种特殊类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法律责任制度仍有缺漏，亟需尽快予以明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构成要件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众所周知，我国立法和学界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三项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已达成共识。但侵权法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责任构成要件问题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却鲜有人探讨。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侵犯人身、财产等私权的行为，因而，此种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要件也不宜直接套用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须单独探讨。《解释》第18条的规定可供参考：“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首先，应当具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解释》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范围较之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有所拓展，不仅限于污染环境行为，还包括破坏生态行为，与新《环保法》保持一致，对《民事诉讼法》有所突破。

其次，应当具备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结果（或损坏之虞）。《解释》对何谓“社会公共利益”并未予以阐释，但根据《解释》中出现的“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等概念可推导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指生态环境本身所蕴含的价值以及不特定多数公众对环境享有的生态利益。排污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此种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可界定为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需立法者进一步予以明确。

再次，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之间应存在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的探讨焦点在于其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侵权责任法》均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污染者负举证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的《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首次提出环境案件中原告的初步证据举证责任。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此项规定可有效避免“滥诉”，有利于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义务。唯需注意的是，原告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仅须达到“初步证据”即可，亦即只要原告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或有损害之虞）可能系由被告行为引起即可，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中，中环联对被告排污导致大气污染进行了取证，完成了初步证据举证责任。

最后，过错是否应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构成要件？我国立法和学界通说认为环境污染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解释》沿袭了《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采用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对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排除危害责任也未规定“过错”要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环境不利影响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时，行为人一般都能从该行为中获利，而其行为造成了外部不经济性后果，行为人主观上可毹并无过错。且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须运用客观标准，而“违法性”常常被作为此种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意即无论排污达标与否，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下，只要造成了社会公共和益损害（或有损害之虞），均应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因为“达标”排污仍可能造成侵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得不够科学、合理），应考虑以“（暂时）停止排污”替代“停止超标排污”的诉讼请求。

扩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额的计算范围

环境公益诉讼本就是有别于传统私益诉讼的诉讼类型，其涉及的实体权利不应局限在传统民法范围内。民法中的损害赔偿以人身权、财产权为权利基础，而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在于维护环境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此种公共利益受损害时，除了恢复原状之外，公共利益遭受的损失也应得到赔偿。尽管原告不是直接的利益受侵害方，但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有理由要求被告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解释》也明礁将“赔偿损失”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范围内。在此基础之上，需要考虑赔给谁以及赔多少。

《解释》没有回答“赔给谁”的问题。本案中原告请求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此前其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也有支付至环保公益基金的经验。无论是支付到政府财政专户还是公益基金，都存在后续信息公开和监督问题。如何保证被告支付的赔偿金真正用于案件所涉环境问题的治理，值得进一步深思。

至于“赔多少”的问题， 《解释》试图予以解决。这里的赔偿金额应从广义上理解，既包括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狭义的赔偿损失），也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环境损害具有滞后性、潜在性、复合性等典型特征，对环境公共利益所受损失进行鉴定评估难度极大，且需花费巨额鉴定费用和大量时间成本。有鉴于此，《解释》第23条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确定作了变通性规定。中环联正是以此为依据在本案中计算德州晶华公司节省下的治污设备运行成本作为索赔金额中的重要部分（2040万元）；而其索赔金额中的另一部分（780万元）系依按日计罚的罚款额度计算所得，缺乏合理依据，得到法院认可的几率很小。即使2040万元索赔额能得到法院支持，对于治理大气污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仅仅将排污企业不运行治污设备节约下的成本作为索赔额度，意味着企业仅需将自己省下的成本补足，对其排污造成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并未真正付出代价，这会助长排污企业不主动运行治污设备的侥幸心理。因此，有必要扩大赔偿金额计算范围。

若能够通过鉴定计算出生态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当然最好，但如果鉴定难度太大或所费甚巨，可以考虑采用专家证人形式，让案件所涉领域的专家运用专业知识合理估算损失额度，中环联在以往的环境公益诉讼中也成功运用过此种方法。

最后，当被告存在严重过错时，还可以考虑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目前我国立法中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较之于补偿性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额外具有制裁和遏制功能，这与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要弥补已受侵害的环境公益、更要预防新环境问题发生的初衷相吻合。如果企业可能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面临高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其必然会选择谨慎行事。此外，赔偿金的接受主体是环境公共利益机构，其得到的赔偿金越多，用于生态环境恢复和公共利益维护的经费越充裕，也就越有利于支付原告用于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项目的必要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环联提起本次诉讼的次日，德州市市长、副市长约谈了德城区政府和德州晶华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提出整改措施。由此可见，环境公益诉讼对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执法能够起到补充、监督乃至是倒逼的作用。因此，即便最终没有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来落实污染企业的民事法律责任，也间接督促了行政部门通过执法手段来维护环境公益。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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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域污染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国外企业不可或缺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世界广泛关注的海域污染事件中,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23000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受到污染,使英国石油公司(bp)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另外bp公司设立了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而在更早的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法院判决法国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集团对污染负有责任,罚款37.5万欧元,同时向约100名原告支付1.92亿欧元赔偿金。1989年美国 “瓦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43亿美元,用作清理、赔偿和罚款等费用。据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涉及到数额巨大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

我国现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在我国的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平均不到2天就发生一起。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90%的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同时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取得长足进展,仅在渤海湾就有上千口油井,船舶漏油和海上油井漏油事故也时有发生。目前,经有关部门检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水的含油量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倍至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致使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2010年7月发生的大连原油储罐陆地输油管道因爆炸起火导致的漏油事件,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海”,但涉事企业仅以“投资抵赔偿”,而相关后续赔偿工作却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今年6月4日开始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即中海油溢油事件)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1类水质海水目前下降到了劣4类,对海洋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损害。

大连泄漏事件、中海油溢油事件再次为我国的环境安全敲响警钟,与此相关的环境责任险制度日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特征

对于我国公众较为陌生的环境责任保险,该制度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从法律特征看,环境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具有自保险的性质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当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故在证明方法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 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进程

(一)关于陆上企业的环境责任保险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一些省市试点开办环境责任保险,然而实际情况是企业参保意愿薄弱、保险受益覆盖面小、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污染侵害后果。某环保厅人士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污染事故发生时,若涉事企业无力赔付,多由地方政府买单。同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要投保财产险(含仓储的财产险)、机损险、货运险、人身意外保险、工程险;码头财产设备险,或者是码头操作责任保险、油污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对于环境责任险这一新生事物,财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认为企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身也有能力应对而不愿投保。

更为关键的是,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必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然而我国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高风险企业推行责任保险的工作尚缺乏强制力。目前国家层面的环境责任险的依据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目前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开始了破冰之旅,无锡市是国家环境保护部2009年确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城市,今年2月实施的《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使无锡在江苏率先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据悉,由此无锡约2000家存在一定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在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等档次中,选择相应的赔偿限额。《实施意见》的推出,意味着“绿色保险”机制将在无锡全面、强制性推行,靠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制度,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船舶环境责任保险1967年的“torry canyon”号油轮搁浅,泄漏原油12万吨,污染英国140英里的海岸线,而油污受害人仅得到五分之一的损害赔偿,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船只漏油导致沿岸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也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clc1969公约)的诞生。clc1969公约为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创立了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完整体系。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轮的所有人必须投保油污责任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同时在第五条第11款又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最后clc1969公约第七条第8款还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即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可见其赋予了责任保险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责任限制权利。

1992年用两个议定书对这一“旧”的赔偿机制进行了修订,公约修正案提高了赔偿限额、扩大了油污损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议定书分别称为《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 基金公约》,随后又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

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向国际海事组织交存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加入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议定书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2010年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实施办法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该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

1.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和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3.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4.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同时要求中国籍船舶应当向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以及境内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出具的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

(三)关于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环境责任保险在国外,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事故保险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比如,2010年4月20日发生火灾的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这一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事故。这一平台属于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由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向英国劳合社和其他一些保险商投保了7亿美元的保单。在世界主要石油保险市场,英国劳合社占据了市场份额60%~65%.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80年开始开办石油保险业务,第一张石油保险单承保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钻井作业风险。但总体而言发展远未达到期望的程度。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没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保险的相关规定。

四、当前开展环境责任险制度的建议

环境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责任保险,其技术要求高、赔偿责任大,并且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经营环节、技术水平各有特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的危害性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标的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其保险费率,情况不同,每个保险标的适用的保险费率就可能千差万别。从理论上讲,保险精算的基础是大数法则,需要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才能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达到环境风险的分散及费用分担的目的,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环境责任险由于难以达到精算技术所要求的众多投保数量,致使保险人经营该险种进退维艰。

各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美国采取的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第三种是法国采取的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阶段,相比全部强制参险,更可能采取的是通过立法逐步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环境责任险制度,可选择在部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重点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印染、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煤气、核燃料生产和有毒危险废弃物处理等行业;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投保。

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推进环境责任险制度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立法和执行层面加快行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尽管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法律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有所涉及,但是一部法律的个别条文显然不能支撑整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因此 ,应当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保险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中加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并进一步进行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同时,配合已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施细则,明确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从而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具体为:对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的事项作出专门的规定,包括投保行业的范围、承保范围、除外条款、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索赔基础、保险期间以及索赔理赔等程序性条款等;对保险公司的环境责任风险经营作出专门规定,包括责任准备金制度、风险等级评估制度、环境共享制度、保险诚信等级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金制度、再保险制度和巨灾证券化制度等。

其次,环境污染事故是通过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而引发的事故,具有复合性、长期性、累积性、高技术性和高度复杂性等特点,无论是环境风险等级的划分还是环境事故中损害的评估,都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标准的支持。因此,应当集中人力、物力优势,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

一是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家团队,为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行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从事环境风险企业进行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门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三是加紧出台有关技术指南。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公开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明确提出2011年至2012年我国将重点开展案例研究和试点工作。关于海洋环境污染,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出台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显然,这些尚不足以支撑环境损害的评估和鉴定,需要加紧出台相关的技术评定细则。

篇11

船舶碰撞是指船舶之间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发生接触或没有直接接触造成损害的事故，它是一种侵权行为。

一、船舶互有过失碰撞油污损害概述

船舶油污损害是船舶污染损害的一种类型，也是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最直接、重要的一种污染方式。船舶事故，即因船舶碰撞引发的漏油又可细分为碰撞导撞致一船漏油和两船(多船)皆漏油两种情况。在船舶油污中，碰撞导致的漏油尽管在事件总量上仅占所有船舶油污(包括有意排放)的部分，但其惨烈程度往往都是惊心动魄，导致的油污损害也更为严重和集中。船舶碰撞引起的油污损害的责任主体就是指对船舶碰撞造成的油污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船舶碰撞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体问题是整个赔偿责任的核心制度，只有明确了赔偿责任主体，油污损害的赔偿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关于互有碰撞船舶所引起的油污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一）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按比例承担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代表案例有：1999年3月24日，造成珠江口有史以来最严重油污染的"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污染案L5J。该案中"东海209"轮没有漏油。油污染发生后，多个污染受害方以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闽燃供2"轮和"东海209"轮船舶所有人赔偿污染损害。广州海事法院认为：船舶泄漏污染物造成海域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我国参加的《1969责任公约》的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闽燃供2"轮漏油造成的损失，由"闽燃供2"轮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

（二）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油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案例有：1988年2月6日，"符"(VLACHERNABREEZE)轮与"潮河"轮，格伦纳符海运公司所属柯宁莎斯海运公司经营的"VLACHERNA BREEZE"轮与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潮河"轮在粤东海域碰撞，"符"轮洞穿漏油造成污染损害，污染受害方以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为由两艘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符''轮与''潮河''轮在航行中发生碰撞，导致''符''轮洞穿溢油，污染海域，致使我国粤东沿海地区的渔业和养殖业造成损害和损失，依据民法通则已构成共同侵权，三被告对此应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因油污损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漏油船一方承担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案例有：1998年，广州海事法院在"津油6号"油轮与"建设51号"油轮碰撞纠纷案中认为，油污损害应由泄露柴油的"津油6号"轮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未漏油的"建设5l号"轮不直接承担赔偿责任。1999年，广州海事法院在"''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纠纷"案的一审判决中支持此种观点。《海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

笔者认为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之间的分歧是由于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不完善所引起的。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问题可能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二、船舶碰撞责任下的因果关系考量

船舶碰撞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民法中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基本是一致的，要求有过失、碰撞事实、损害的事实、过失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两船发生碰撞导致其中一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时，责任如何承担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假如有A、B两船，在发生互有责任的碰撞后，载有原油的B船发生了原油泄漏，并因此造成了海洋油污损害，这个时候应该由B船对油污损害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由A、B船就对油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非漏油的A船是不是此侵权案件中的责任主体?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要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要确定由碰撞这一法律事实产生了几个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假如认定船舶碰撞的法律事实产生了一个法律关系，即油污损害赔偿的侵权法律关系。则可以根据因果关系的理论分析如下。

（一）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学术界主要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A、B两船发生碰撞的事实与B船发生原油泄漏的结果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也就是说A、B两船虽然发生了碰撞，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海洋油污损害结果的发生。油污损害是由油类的污染特性决定的，碰撞能否造成污染损害取决于船载货物或燃油，不取于碰撞本身。也就是说，碰撞并非必然产生油污，但漏油必然产生污染。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为A、B两船发生碰撞的事实与B船发生原油泄漏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应该认定A船承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虽然海洋油污损害的直接原因是B船的原油泄漏，但其间接原因是A、B两船发生的碰撞事实，A船对海洋油污损害结果有着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油污受害方除了可以要求B船承担油污侵权赔偿责任外，也可以要求A船承担侵权责任。

由上可以看出，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论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影响油污受害方权利救济的渠道。

（二）对船舶碰撞责任下的因果关系的分析

根据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和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不同，是因为混淆了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本身的法律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此两种法律关系的要素--主体、客体、内容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法律适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免责事项等方面的结果都会有所不同。如船舶碰撞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双方船舶所有人及船上货物所有人、人员，有时包括遭受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第三人，客体为发生损害的船舶、货物、人身，内容为双方的索赔权利与赔偿义务。而船舶碰撞造成油污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漏油船的所有人与油污受害人，客体是遭受污染损害的财产如海水养殖物、自然资源、海水浴场的损失等，内容是油污受害人的索赔权利与责任人的赔偿义务。在法律适用上，船舶碰撞受《海商法》第8章调整，而船舶油污可能受1969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民法通则》、《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不同法律的调整；在归责上，船舶碰撞采用过错责任制，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采严格责任制。

三、结论

船舶碰撞所导致的油污损害，是一种海上侵权行为。此侵权行为产生了碰撞造成油污损害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法律关系，尽管两者都属于债权法律关系，应确定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将两者混淆。在此基础上笔者倾向于坚持"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在互有过失碰撞时，漏油方承担油污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非漏油方追偿超过其过失比例部分。并且漏油船作为惟一的责任主体有助于利益均衡和节约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俞伟：《从船舶碰撞油污谈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的完善》，上海海事大学优秀硕士论文，第5页。

篇12

杨某诉某市电业局电磁辐射污染赔偿案。本案中受害方杨某最初以电业局高压铁塔侵占土地使用权为由提讼，败诉后又以高压输电线路电磁辐射引发疾病为由提起上诉。该市电业局先后单方面委托该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及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科研院对高压塔周围工频电磁场进行测试，两份鉴定报告都表明，高压铁塔周围电磁辐射的各项指标低于相关国家标准允许的限值或强度。二审法院判决认为，由于鉴定报告表明高压铁塔的电磁辐射符合国家标准，因此该行为不具备违法性，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驳回了杨某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违法性是否是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以及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应当“采用从客观构成要件到主观归责依据再到免责事由的逻辑分析路径”[3]。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括行为的违法性，《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也未将违法性列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却与之相左——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仅从《民法通则》出发，由于该法第124条属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特别规定，依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律适用原则，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违法性确属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然而《环境保护法》等特别法属于后法，构成了环境司法领域内自洽的法律体系，因此，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考虑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规范适用基本原则，违法性不应当成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即“损害发生后,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标准”[4]。因此，即便鉴定结论表明电磁污染符合国家标准，法院也不能据此认定行为因欠缺违法性而在构成要件上不齐备。遗憾的是，法院在此选择性的适用了《民法通则》的规定，而放弃了更为符合法律解释基本准则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

在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5],若严格依据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本案中本应当由电业局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就不存在，很明显，电磁辐射是否超标与电磁辐射是否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争议点，符合规定的排放污染物行为也完全有可能导致污染后果的发生。这就要求法院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定相应证据能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而不能简单的以鉴定结论判断因果关系。本案二审法院以鉴定结论符合国家标准直接否定因果关系之存在也值得商榷。在这一争议焦点上，法院借助鉴定结论选择性的放松了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执行。

在笔者掌握的其他案件中，法官判决主动放弃自由裁量权而倚重鉴定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直观的印象也部分的得到了规模更为庞大的实证调查的印证。例如，有学者在归纳梳理了千余份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十年来的环境裁判文书后发现，鉴定结论对于法官判决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因果关系判定方面，“依赖鉴定结论或明确的法律规定（采矿权与相邻权纠纷）的占75%”[6]。另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便在《侵权责任法》第66条生效之前，我国相关法律也基本确立了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但实际运用该规则的“仅有49.6%，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文书一边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边仍然坚持运用鉴定结论认定因果关系”[6]。

二、成因分析

环境侵权裁判高技术特征所形成的知识障碍，以及法官个体对于法律规范本质内涵认识的不足甚至错误，固然可能导致法官对于鉴定结论的过分看重。然而，如前述大规模实证调研所言，当依赖鉴定结论成为多数法官——他们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职位、社会影响力等社会学背景因素——共同的偏好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这种偏好产生的原因。笔者将借助“法官的效用函数”这一理论工具解开以上疑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并未考虑权力寻租这一变量因素，理由在于，若笔者的解释思路能够自圆其说，即可证明前述对于司法权寻租的一元解说理论至少不够完整且过于专断。

（一）环境侵权诉讼中影响法官的效用函数的因素法官的效用函数旨在解答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法官制作判决的决策。波斯纳将法官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归纳为六类：众望、威望、公益、回避判决被撤销、声誉以及投票[7]。法官并非“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听不到蛊惑人心的塞壬歌声”[8]，作为自利个体，法律规范之外的多种因素对于法官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的法官也概莫能外。不过，不同的人文与政治经济背景决定了我国的法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与美国联邦上诉审法官面临的“胡萝卜与大棒”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以下自变量是影响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决策的主要因素：行政主政者的“看法”，如行政机关针对个案下指示、打招呼，以及当案件涉及各种地方宏观行政目标与纲要时法官判决是否与之合拍；法官升迁，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收入级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部门对于法官工作的认同度；当事人压力包括上访与上诉；判决被上诉审撤销，改判率与错案率又反过来会影响法官绩效考核成绩与仕途升迁。

（二）各因素之间的互相关系若以U代表法官效用，R代表行政主政者的看法，S标称法官职位以，I代表收入，当事人压力为P,上级法院的改判为C，则法官效用函数公式为U=(R,S,I,P,C)。其中，R、S、I与U成正相关，P、C与U成负相关；R与S，S与I成正相关并存在传导性，C则与S、I成负相关。法官在裁判时需要满足U值最大化的目标[9]。

（三）法官的理性选择由于环境侵权纠纷往往涉及面广、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法官在审理时常常面临多种价值的竞争。具体而言，目前环境侵权鉴定结论很大一部分是由案发当地的环境行政部门（如环境检测站）做出，这就“直接决定着现有的环境司法鉴定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10]。案件背后往往有地方经济发展与GDP思维的阴影，认可并采纳鉴定结论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与行政权可能发生的冲突。#p#分页标题#e#

其次，受害方一般是普通民众普遍缺乏相关的基本技术知识，以鉴定结论作为裁判依据虽然不能真正案结事了，但至少在面临当事人压力时有了一个完美的遁词。在司法判决屡遭“合法性”（Legitimacy）质疑的今天，面对环境侵权一类矛盾冲突尖锐的案件，法官尽可能的少使用自由裁量权，借助鉴定结论等第三方信息裁决案件，可以最大化的避免此类风险。在上级法院改判这一环节上，两级法院之间存在类似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关系：二者面临类似的效用函数以及影响因素，彼此心照不宣（即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唯一不同的是上一级法院不用过分担心案件的改判。为使问题适度简化并突出重点，笔者假设，如果一审法院不采纳相关的鉴定结论会导致行政认可度的降低与二审改判，反之则提高并维持原判，行政认可的收益以R表示，二审改判带来的收益以C表示，此处C为负值。其支付组合为：一审法官与二审法官均采纳（R,R-C）；均不采纳（-R,-R+C）；一审采纳二审不采纳（-R,R+C）；一审不采纳而二审采纳（R,-R+C）。

由于R>-R,R-C>R+C>-R+C,二者都采纳鉴定结论的战略组合构成了此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各自收益为（R,R-C）,并且任何一方都没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11]。就低级别法院而言，其最优策略是充分运用鉴定结论以避免案件改判影响其绩效考核，同时可以避免与行政权的潜在冲突；而高级别法院的最优策略同样是依赖鉴定结论，以获得行政权力的认同。又由于（采纳,采纳）是所有战略组合中两级法院总体收益最大的方式（R+R-C大于其他战略组合的总体收益），因此，采取这种战略对于法院系统而言也是收益最高的，这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对于法院系统的合理性[12]。

当然，不采纳鉴定结论并不必然导致司法机关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二审法院即便不采纳鉴定结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维持或者改判的决定。但是如前所述，考虑到现有环境污染鉴定强烈的行政色彩，初审与二审法官都不得不掂量拒绝行政部门鉴定结论的不利后果。另外，由于一二审之间存在时间差，一审法官是首先采取战略的一方，因此更为精确的博弈模型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图像表现为动态推进的博弈树而非表格，不过二者最终的均衡点相同，本文也未进一步精确区分，上述简化的论证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法官在环境侵权案件裁判过程中，倚重鉴定结论可以在增大R、S、I的同时减小P与C的负面影响，使其效用U最大化。即便不考虑权力寻租因素的影响，选择性司法行为依然是法官效用最大的必然选择。

三、选择性司法的风险与化解机制悖论

法官们的选择性司法行为无疑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司法判决负责将环境法律规范蕴涵信息向社会的传达，以促使生产企业根据法律规范的成本收益将外部性内部化,如果法律本身是有效率的，那么依照该指引的社会行动就能最大程度节约社会成本。法官的选择性司法行为人为改变了法律规范应然的成本收益配置，导致严重的信号失灵现象。环境侵权司法领域，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等规定本可以为市场确定良好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环境与发展之间协调发展，化解经济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天然张力。选择性司法行为严重扭曲了这种可欲的激励机制，社会无法通过司法判决使施害人将采取措施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内部化。这样，污染严重的企业将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开发更有效的防范环境污染的技术，以减少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破坏，社会也无法通过有效的赔偿措施将此类企业逐出市场。

篇13

在我国，环境侵权数量正日趋增加。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不仅关系到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环境权益的保护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然而，环境侵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学者们大多是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事实上，侵权行为是一种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不能把环境效益的损失转化为侵权行为人的内部成本，从而行为人不会自觉防止环境污染、控制环境侵权。我们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来分析环境侵权的形成原因，寻找最科学的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在法律中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来有效控制环境侵权。

一、环境侵权的动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起诉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金，使得侵权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可以促使侵权人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变得更加小心，从而大大减少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但是，赔偿范围被过分扩张的话，就是将预防或注意的成本过多地分配给企业，会产生生产的低效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污染的高责任成本而严格限制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如此设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避免了外部效应的发生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但却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最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于社会总体利益来说仍然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效率的。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有效率的预防措施，从而得到有效率的风险水平。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检查成本至少与减少可能发生事故的成本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刹车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是一个只发生有效率的事故的世界，只有一个事故其本身的价值高于采用预防措施来组织它的成本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而且只会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当一种制度课加给人们过重的注意义务以至于超出了这个注意程度能够带给社会的效益时，这个制度必然不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规定责任范围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只发生经济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防止污染而杜绝生产。惩罚性损害赔偿运用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仍然是不经济的，因而仍然是不可取的。

三、改进路径的选择

在法经济学领域，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化并因而产生出有效率的选择的法律机制。效率一词被波斯纳用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公害普通法可以被看作一种通过将财产权分配给对他最有价值的那一方当事人而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尝试。确定加害人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赔偿取决于何种赔偿范围的设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判定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标准。在波斯纳看来，所谓财富乃是个人为某物进行的自愿的支付或者自愿接受的数额，财富最大化原则就是支配法官所进行的对较高价值的选择原则。

(一)财富最大化原则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最有效益的污染水平。也就是说，外部效应也有个最优值的问题。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设定以实现最优污染水平为目标。企业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会将预防成本和污染的责任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生产规模将会控制最优污染水平所对应的生产总量，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规定的赔偿范围是能够完全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赔偿范围，即应确立充分赔偿原则：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所有的损失，使受害者恢复到侵权发生前的状况。只有这样，外部性因素才会被行为人充分考虑到行为的成本中。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也正是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所暗示的，侵权者强加给受害者一定的成本，所以要支付与受害者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给了侵权者一个动机，使其在做决定时恰当地考虑外部成本。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改进方案

既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使受害人恢复到原有的状况，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既有人身、财产损害，也有对公众的环境损害，那么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如下：

1.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之损失。对这种行为而致的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人身损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对于人身损害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是合理的。

2.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

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在污染损害情况较重时环境往往无法恢复而导致一种连续性的损失，因此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其实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往往是被忽略的。从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例看，由于中国的法制水平还很低，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的费用的主张非常少。这种现状使得企业可以将污染的后果强加给社会，企业必然会怠于采取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社会承担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成本，因此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基于公平的考虑，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都应该纳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赔偿；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的补偿。

(1)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

环境经济价值的损失作为法律认可的一种实质性损害，已经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国法制水平及受害人的法律知识有限等原因，在现实中提起这种主张的很少。例如，一个农民的农田被污染，导致农作物绝收，他最多只会提出对农作物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不会提起对土地使用价值降低的赔偿请求。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应明确包括这一点。

(2)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