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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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量控制是指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采用一系列统计学方法,判断检验报告是否可以发出,以及排除质量环节中导致不满意因素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控制测定工作准确性,提高常规工作中天(批)内和天(批)间标本检测的一致性[1]。室内质量控制的方法很多,本文对比了两种方法设置标准差,具体情况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日立71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相应配套的各项目检测试剂,正常值质控物和校正物由英国朗道公司提供,进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碱性磷酸酶(ALP)、尿酸(BUA)、钙(Ca)、胆固醇(CHOL)、肌酸激酶(CK)、肌酐(Creat)、直接胆红素(DBIL)、乳酸脱氢酶(LDH)、镁(Mg)、磷(P)、γ谷氨酰转肽酶(γ-GT)、总胆红素(TBIL)、三酰甘油(TG)、总蛋白(TP)、尿素(Urea)、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葡萄糖(GLU)的室内质控。
1.2 方法 每天用日立71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各项目相配套的检测试剂,对质控品进行上述各项目的测定,以2012年2~7月份的累计均值作为2012年8月份的靶值和标准差,另一种方法是均值不变,以CLIA’88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推导出的标准差为标准差。两种不同的标准差设置方法均建立1evey-Jennings质控图,每天结果做levey-Jennings质控散点图,以West-gard多规则(13s、22s、R4s、41s、7tr、10)作为失控规则进行质量控制,比较两种不同的标准差设置方法的质控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P
2 结果
2.1 两种方法失控例数比较 见表1。
2.2 两种方法警告和失控次数比较 见表2。
3 讨论
正确可靠的临床检验结果报告是临床医生诊治病人的重要科学依据,如果病人样本检测结果不准确,或导致医生判断失误,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2]。室内质控是室间质评的基础,只有保证了室内质控结果的精准,才能更好的开展室间质评。本文通过研究,汇总各项数据如下:用实际标准差方法得出的质控结果相对而言失控项目、失控数据、失控次数更多,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ABSTRACT:fortablewalkingvelocity,amplitudesofpelvicandthoracicrotations,andtheircoordination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Comfortablewalkingvelocitywassignificantlyreduced.Therotationalamplitudesofpelvisandthoraxweresomewhatreduced,withsignificantlysmallerintraindividualstandarddeviations.AlsopelvisthoraxRelativeFourierPhasewasalittlesmaller;itsintraindividualstandarddeviationwassignificantlyreducedatvelocities≥1.06m/s.ConclusionThegeneralpatternofgaitkinematicsinpregnantwomenisverysimilartothatofnulligravidae.Pregnantwomenexperienceddifficultiesinrealizingtheharderantiphasepelvisthoraxcoordinationthatwasrequiredathigherwalkingvelocities.
KEYWORDS:pregnantwomen;walking;gait;pelvis;thorax;biomechanics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妊娠影响孕妇的步态运动。Foti等研究发现,孕妇步行时跖屈的动量减少,髋关节外展的动量及骨盆的倾斜度均增加,骨盆的倾斜度的改变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1]。Nagy等报道孕妇最舒适的步行速度显著性降低,亦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2]。但Foti等认为这种变化并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现怀孕对步长或步周期长无显著性影响[1]。上述研究显示,孕妇的步态发生改变,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大约25%患有妊娠相关骨盆痛的孕妇和5%产后患者需要就诊治疗,重症患者常常出现步行障碍[3]。对正常孕妇运动协调的研究可作为今后研究妊娠相关骨盆痛的步态运动的基础。笔者研究怀孕对步行时水平面上骨盆和胸廓运动协调的影响,以期有助于从生物力学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妊娠相关骨盆痛患者的步态运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年龄20~45周岁的健康未孕妇女(对照组)和健康孕妇(孕妇组)作为观察对象。对照组13例,年龄中位数27岁(22~36岁),体质量中位数75kg(45~95kg),身高中位数172cm(157~190cm);孕妇组12例,年龄中位数32岁(30~38岁),体质量中位数76.5kg(67.5~89kg),身高中位数172cm(162~180cm)。
1.2方法
1.2.1仪器步行仪(BiostarGiant,荷兰AlmereBiometrico公司);三维运动捕捉系统(Optotrak,加拿大NDI公司)。
1.2.2方法受试者以不同速度在步行仪上行走。骨盆、胸廓和足部的运动由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光学镜头拍摄记录。2组光学镜头位于受试者的身后。在受试者的胸背部第6胸椎棘突的位置和骶骨两髂后上棘之间各有一轻金属架,用尼龙束带将金属架固定其上,金属架上有3个可发红外光装置,构成一个刚体。为了捕获步行时足跟着地和足趾离地时的瞬间,在每侧足跟和第五跖趾关节处各安装一可发出红外线的装置。实验装置见图1[4]。实验开始时先让受试者在步行仪上行走3~5min,接着步行速度从0.17m/s每间隔1~2min增加0.11m/s,至1.72m/s。步行过程中,测试受试者最舒适步行速度和最大步行速度。每个速度下的数据采集共30s,抽样频率为100Hz。
图1测量步行时胸廓和骨盆运动的实验装置(略)
Fig1Experimentalsetupformeasuringthethoracicandpelvicmovementsduringwalking
1.2.3指标胸廓和骨盆的刚体在空间的运动代表各自的三维运动。设定刚体x、y、z轴的正方向为人体解剖位的前、上、左方位。通过计算xy象限上的反正切角度得出骨盆和胸廓在水平面上旋转角度的时序。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幅度(rotationalamplitude,RA)是从各自的运动时序上确定每一个步周期内最大与最小的角度差的绝对值。躯干的旋转运动时序是将骨盆运动时序与胸廓的运动时序相减而生成。在每一速度下对骨盆、胸廓和躯干的所有步周期的RA进行计算,取均值,分别确定为骨盆、胸廓和躯干的RA,并计算各自标准差。
应用快速离散傅立叶变换计算公式计算出每个运动时序的连续傅立叶相的时序。骨盆和胸廓的傅立叶相差时序是由胸廓的傅立叶相时序与骨盆的傅立叶相时序相减而产生。运用圆周统计学计算出骨盆和胸廓运动的傅立叶相差(relativefourierphase,RFP)及其个体内标准差。若RFP为0,表示同相协调运动;若RFP为180°,则表示反相协调运动。
1.3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0.0软件,采用方差检验,P<0.05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步行速度正常孕妇的最舒适步行速度中位数1.06m/s(0.72~1.28)m/s,对照组为1.17m/s(0.83~1.50)m/s,2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骨盆和胸廓RA及其个体内标准差骨盆RA先是随着步行速度的增加(0.94~1.06m/s)而逐渐减小,然后随着步行速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图2A)。孕妇组和对照组骨盆RA分别为(9.1±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8年5月第42卷第3期吴文华等:正常孕妇步行时骨盆与胸廓水平面的旋转运动3.5)°和(7.7±3.2)°,其速度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妇骨盆RA的个体内标准差较对照组减少(P<0.05),孕妇组和对照组的值分别为(1.3±0.4)°和(1.6±0.5)°(表1)。
图2对照组和孕妇组在不同步行速度下各部位的旋转运动幅度(略)
Fig2Rotationalamplitudesofthepelvis,thethoraxandthetrunkduringgaitatdifferentwalkingvelocitiesofthecontrolsubjectsandthehealthypregnantwomen
表1各变量的速度效应和组别效应(略)
Tab1Theeffectsofvelocityandgrouponthevariables(repeatedmeasuresANOVAs)
胸廓RA基本维持稳定而变化不大直至步行速度增至0.8m/s时,然后随着步行速度的递增而渐减少(图2B)。经方差检验,速度的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妇胸廓RA的个体内标准差比对照组减少(P<0.05)。孕妇组和对照组的均值分别为1.2°和1.7°,其速度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躯干RA是随着行步速度的增加而递增的(图2C),孕妇的躯干RA较对照组约小1°,其速度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妇躯干RA的个体内标准差较对照组小(P<0.05),孕妇组和对照组的值分别为(0.7±0.3)°和(1.0±0.4)°,其速度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最舒适的步行速度下,孕妇骨盆和躯干RA较对照组小(P<0.05)。
2.3RFP及其个体内标准差
图3对照组和孕妇组在不同步行速度下的傅立叶相差及其个体内的标准差(略)
Fig3Relativefourierphaseanditsintraindividualstandarddeviationbetweentransversepelvicandthoracicrotationsatdifferentwalkingvelocitiesofthecontrolsubjectsandthehealthypregnantwomen
2组RFP均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图3A),呈一条S形曲线,在速度为0.83,1.17m/s的区域内最为陡峭。孕妇的RFP较对照组小7°。其步行速度效应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RFP的个体内的标准差与速度的关系有点不规则(图3B),随着速度的递增而增加,直至速度到达0.94~1.17m/s;接着是一个平台或稍有点下降,在最舒适的步行速度时,达到最高值。孕妇的RFP的个体内标准差较对照组小(P<0.05),其速度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孕妇的孕周数与RFP的个体内标准差相关系数为-0.6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最舒适的步行速度下,孕妇的RFP及其个体内标准差均比对照组小(P<0.05)。
3讨论
3.1总体上孕妇的步态运动正常在2组中,速度对RA、骨盆胸廓RFP及其个体内的标准差的影响相似(图2~3),由此得出结论,孕妇的步态运动从总体上讲是正常的。怀孕和行走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相容性,从进化学的角度而言,这并不难理解[5]。尽管如此,孕妇的最舒适的步行速度明显的下降,RA变小,尤其是在最舒适的速度下骨盆和躯干RA的减少具有显著性差异。他们的个体内标准差减少,具有统计学意义。骨盆和胸廓RFP变小,在最舒适的速度下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个体内标准差变小,在快速行走的速度下(≥1.06m/s),这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孕周数与此个体内的标准差呈显著性负相关。孕妇必须适应怀孕的改变,比如体质量的增加。本研究揭示在孕妇身上发生了轻微但是连贯一致的运动学变化,这点与以往文献报道的有所不同[12]。
3.2孕妇骨盆胸廓旋转运动的RFP孕妇选择在低速下步行不能用节约能量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当步行速度低于(或高于)最舒适的速度时,须消耗更多的能量[5]。尽管如此,低速行走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对微扰进行反应[6],这也许是孕妇由于额外的载荷或本体觉受干扰而选择低速行走的原因,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快速步行时的运动协调模式。
本研究表明,未怀孕妇女的最舒适步行速度出现在RFP的曲线上的平台起始段,而孕妇最舒适步行速度则是出现在曲线陡坡的半山腰处,此时2组间的RFP的差值为44°。当孕妇快速步行时,RFP值较高,但其变异性很小,这提示了对孕妇而言,完成大的RFP的步态是有困难的,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背着负荷的受试者、慢性下腰痛患者、妊娠相关骨盆痛产后的患者[4,78]。出现较小RFP的步态运动可以由许多种不同的限制性因素造成,妊娠便是其中之一。
比较骨盆、胸廓和躯干旋转运动的个体内标准差,他们的平均值分别为1.25°,1.29°和0.66°。如果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的控制是相互独立的话;而实际上,它的值小得多。因此,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似乎是同时受到控制的,虽然躯干的旋转运动在快速行走的协调方面不是一个“必须的变量”[9],因为躯干的旋转缺乏时间维。显然,RFP是和时间变量有关,它也许是快速步行时的必须变量,以确保快速行走时骨盆的旋转运动必须被胸廓的反向旋转运动所平衡[10]。就孕妇的步态而言,快速行走时骨盆和胸廓的惯性冲量将会增加,这也许是孕妇无法实现大的RFP步态运动的原因。
3.3孕妇步态运动的变异性自从Bernstein引入了“探索变异性”以来,对运动的变异性研究渐渐兴起。运动的变异性常常被认为是具有功能性,才有可能有灵活性、适应性;然而变异性会消耗能量及增加损伤的可能性,因此变异性的功能性必须看是针对何种情形而言[1114]。
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是骨盆与胸廓间的RFP的个体内的变异的最大值在非常靠近最舒适步行速度的地方出现。Masani等人发现地面作用力的变异在最舒适步行速度时最小[15],也许在最舒适的速度下,身体重心的垂直运动是必须的变量,而在水平面上的骨盆和胸廓间的RFP在快速步行时则变成是必须的变量。撇开RFP的变异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怀孕期间,尤其在怀孕晚期,RFP的变异性是如何在最舒适步行速度下增加并且在快速行走时减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正常孕妇的步态运动学特征与未怀孕的妇女相似。尽管如此,2组间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别。孕妇的最舒适步行速度较对照组显著性下降。骨盆、胸廓和躯干的RA较对照组小。他们的个体内的标准差则较对照组低。在最舒适步行速度下,骨盆和躯干的RA较对照组小。孕妇组的RFP较对照组小,在速度≥1.06m/s,个体内的标准差呈显著性减少,尤其是在怀孕晚期表现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1]FotiT,DavidsJR,BagleyA.Abiomechanicalanalysisofgaitduringpregnancy[J].JBoneJointSurgAm,2000,82(5):625632.
[2]NagyLE,KingJC.Energyexpenditureofpregnantwomenatrestorwalkingselfpaced[J].AmJClinNutr,1983,38(3):369376.
[3]WuWH,MeijerOG,UegakiK,etal.Pregnancyrelatedpelvicgirdlepain(PPP),I:Terminology,clinicalpresentation,andprevalence[J].EurSpineJ,2004,13(7):575589.
[4]WuW,MeijerOG,JuttePC,etal.Gaitinpatientswithpregnancyrelatedpaininthepelvis:Anemphasisonthecoordinationoftransversepelvicandthoracicrotations[J].ClinBiomech,2002,17(910):678686.
[5]McNeillAlexanderR.Energeticsandoptimizationofhumanwalkingandrunning:the2000RaymondPearlmemoriallecture[J].AmJHumanBiol,2002,14(5):641648.
[6]MakiBE,McIlroyWE.Theroleoflimbmovementsinmaintaininguprightstance:the"changeinsupport"strategy[J].PhysTher,1997,77(5):488507.
[7]LaFiandraM,WagenaarRC,HoltKG,etal.Howdoloadcarriageandwalkingspeedinfluencetrunkcoordinationandstrideparameters[J].JBiomech,2003,36(1):8795.
[8]LamothCJ,MeijerOG,WuismanPI,etal.Pelvisthoraxcoordinationinthetransverseplaneduringwalkinginpersonswithnonspecificlowbackpain[J].Spine,2002,27(4):E9299.
[9]Gel''''fandIM,TsetlinML.Theprincipleofnonlocalsearchinautomaticoptimizationsystems[J].SovietPhysicsDoklady,1961,6(3):192194.
[10]LamothCJ,BeekPJ,MeijerOG.Pelvisthoraxcoordinationinthetransverseplaneduringgait[J].GaitPosture,2002,16(2):101114.
[11]BongaardtR,MeijerOG.Bernstein''''stheoryofmovementbehavior:historicaldevelopmentandcontemporaryrelevance[J].JMotBehav,2000,32(1):5771.
[12]HeiderscheitBC.Movementvariabilityasaclinicalmeasureforlocomotion[J].JApplBiomech,2000,16:41942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纳入标准:(1)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正常儿童标准身高均值的2个标准差;按初诊时骨龄与生活年龄的情况,参照GruelichPyle(GP)图谱方法划分为生长延迟者;(2)生长速率≤4.0 cm/年,排除甲状腺、性腺及慢性病导致的生长迟缓;(3)参照《中医儿科学》[1]的诊断标准,所有病例均符合肝肾不足的中医辨证分型。共30例符合纳入标准,均为男性,生活年龄在8~13.5岁,平均11.29岁,平均骨龄9.92岁。将每个入选患儿初诊时的身高及观察研究过程中所测的身高与自然群体(正常生长的标准)对照观察[2],并进行前后自身对照。
1.2 治疗方法 口服“六味地黄丸”,剂型为浓缩丸,3次/d,每次8丸。药物组成有熟地黄、山萸肉、干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公司生产);“芪草助长片”,3次/d,每次2片,药物组成有黄芪、白术、甘草等(我院自制制剂),以上两药均连续服用1年。在治疗期间,避免服用各种保健品以及可能具有类激素样作用的食品。
1.3 观察项目 骨龄测定采用手部腕指关节X线摄片:取左手腕及指关节(左撇子取右手腕及指关节),能量50 mA,正位片。X光片均由上海市体育科学研究所X光室的专家按照GP图谱并结合中国人手腕骨发育标准(CHN法),做出骨龄判断并作身高预测,骨龄测试间隔时间6~12个月。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作连续动态观察。1年治疗结束后,继续随访跟踪观察2年。随访期间避免服用各种保健品以及可能具有类激素样作用的食品。治疗前负值标准差计算公式=(初诊时实足年龄身高中位数-初诊时身高)/年龄身高标准差[3],随访研究结束时负值标准差=(末诊实足年龄身高中位数-末诊时身高)/年龄身高标准差。治疗后生长速率≥5 cm/年为有效,生长速率<5 cm/年为无效。将治疗组内的有效病例(有效组)与无效病例(无效组)与治疗组总体进行对照。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之间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疗效 8例青少年的生长速率<5 cm/年(其中<4 cm/年者1例,<5 cm/年者7例,视作无效;22例青少年的生长速率≥5 cm/年(其中≥5 cm/年者6例,≥6 cm/年者8例,≥7 cm/年4例,≥8 cm/年2例,≥9 cm/年1例,≥10 cm/年1例),为有效病例。
2.2 治疗前后负值标准差变化 30例治疗后的负值标准差为-1.51±0.94,与治疗前负值标准差-2.11±0.72相比,增加了0.55±0.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效的22例治疗后的负值标准差为-1.38±0.84,与治疗前负值标准差-2.08±0.65相比,增加了0.70±0.76,与30例总体负值标准差增加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无效的8例治疗后的负值标准差为-1.88±1.17,与治疗前负值标准差-2.21±0.95相比,增加了0.15±0.69,与30例总体负值标准差增加值相比,差异虽具统计学意义,但临床意义不大。
2.4 有效及无效病例治疗前后身高变化 有效的22例青少年治疗后的身高增加值为(21.62±10.87)cm,治疗后的身高(157.35±10.71)cm与治疗前(136.72±9.84)c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身高增长速度为(6.80±1.24)cm/年。无效的8例治疗后的身高增加值为(13.24±11.17)cm,治疗后身高(146.38±10.01)cm与治疗前(133.14±8.81)cm相比,差异虽具统计学意义,但临床意义不大,身高增长速度为(4.50±0.56)cm/年。
3 讨论
“六味地黄丸”出自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该方由汉代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肾气丸加减而成,由熟地黄、山萸肉、干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按8∶4∶4∶3∶3∶3的比例配伍而成。历经数百年医家的运用,疗效确切,组方严谨合理[4],是滋阴、补益肝肾的代表方剂,对小儿生长发育不良有较好疗效。祖国医学认为肝主筋,藏血;肾藏精,主骨,主生长。人生长发育衰老与肾有密切关系。骨骼的生长、发育及修复,均赖肾精的滋养。如果肾精充足,则骨髓充盈,骨骼充实健壮。筋的活动依靠血的滋养,如果肝血不足,筋得不到肝血的充分滋养,就可出现手足拘挛。所以,生长期儿童,特别是学前期儿童,其骨骼发育的良好与否,与肾精是否充盈有关,其筋骨的强健,主要和肝肾有关。由于肾“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所以肾中精气对机体各方面的生理活动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必须在肾阴、肾阳充足并协调平衡的条件下才得以正常进行[5]。少儿时期的生理、病理学特点属“稚阴稚阳”。元代医家朱丹溪十分重视,一再强调它“难成易失”。临床上少儿时期“难成易失”的特点更为明显,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睡眠不足、躁动过甚以及娱乐过度等造成后天生精充肾的力量不足与肾阴不足十分相似,以致影响到生长发育。临床上我们配合应用“芪草助长片”,黄芪、白术健脾益气,意在健脾培土,小剂量应用以补益肝肾之精微,这也就是补后天以生精充肾之法。临床观察选择男孩,主要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女孩这个生理时期较复杂,肾阴虚而相火旺,阴阳平衡失调,出现青春发育提前(性早熟),往往骨龄提前,而男孩较之女孩则多因好动、睡眠不足、饮食摄入不足等造成生长发育较迟缓,后天生精充肾的力量不足,符合肝肾不足的证型,所以先选男孩进行观察。通过对30例年龄在8~13.5岁身材矮小的男孩进行观察,发现其中22例经治疗后,身高增长速度得到提高,取得了初步疗效。
【参考文献】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regnanc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ransverse pelvic and thoracic rotations during gait. Methods Gait of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nulligravidae was studied during treadmill walking at predetermined velocities. Comfortable walking velocity, amplitudes of pelvic and thoracic rotations, and their coordin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fortable walking veloc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otational amplitudes of pelvis and thorax were somewhat reduced, with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trainpidual standard deviations. Also pelvisthorax Relative Fourier Phase was a little smaller; its intrainp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t velocities ≥ 1.06 m/s. Conclusion The general pattern of gait kinematics in pregnant women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nulligravidae. Pregnant women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realizing the harder antiphase pelvisthorax coordination that was required at higher walking velocities.
KEY WORDS: pregnant women; walking; gait; pelvis; thorax; biomechanics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妊娠影响孕妇的步态运动。Foti等研究发现,孕妇步行时跖屈的动量减少,髋关节外展的动量及骨盆的倾斜度均增加,骨盆的倾斜度的改变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1]。Nagy等报道孕妇最舒适的步行速度显著性降低,亦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2]。但Foti等认为这种变化并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现怀孕对步长或步周期长无显著性影响[1]。上述研究显示,孕妇的步态发生改变,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大约25%患有妊娠相关骨盆痛的孕妇和5%产后患者需要就诊治疗,重症患者常常出现步行障碍[3]。对正常孕妇运动协调的研究可作为今后研究妊娠相关骨盆痛的步态运动的基础。笔者研究怀孕对步行时水平面上骨盆和胸廓运动协调的影响,以期有助于从生物力学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妊娠相关骨盆痛患者的步态运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年龄20~45周岁的健康未孕妇女(对照组)和健康孕妇(孕妇组)作为观察对象。对照组13例,年龄中位数27岁(22~36岁),体质量中位数75 kg (45~95 kg),身高中位数172 cm(157~190 cm);孕妇组12例,年龄中位数32岁(30~38岁),体质量中位数76.5 kg(67.5~89 kg),身高中位数172 cm(162~180 cm)。
1.2 方法
1.2.1 仪器 步行仪(Biostar Giant,荷兰Almere Biometrico公司);三维运动捕捉系统(Optotrak,加拿大NDI公司)。
1.2.2 方法 受试者以不同速度在步行仪上行走。骨盆、胸廓和足部的运动由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光学镜头拍摄记录。2组光学镜头位于受试者的身后。在受试者的胸背部第6胸椎棘突的位置和骶骨两髂后上棘之间各有一轻金属架,用尼龙束带将金属架固定其上,金属架上有3个可发红外光装置,构成一个刚体。为了捕获步行时足跟着地和足趾离地时的瞬间,在每侧足跟和第五跖趾关节处各安装一可发出红外线的装置。实验装置见图1[4]。实验开始时先让受试者在步行仪上行走3~5 min,接着步行速度从0.17 m/s每间隔1~2 min增加0.11 m/s,至1.72 m/s。步行过程中,测试受试者最舒适步行速度和最大步行速度。每个速度下的数据采集共30 s,抽样频率为100 Hz。
图1 测量步行时胸廓和骨盆运动的实验装置(略)
Fig 1 Experimental setup for measuring the thoracic and pelvic movements during walking
1.2.3 指标 胸廓和骨盆的刚体在空间的运动代表各自的三维运动。设定刚体x、y、z轴的正方向为人体解剖位的前、上、左方位。通过计算xy象限上的反正切角度得出骨盆和胸廓在水平面上旋转角度的时序。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幅度(rotational amplitude,RA)是从各自的运动时序上确定每一个步周期内最大与最小的角度差的绝对值。躯干的旋转运动时序是将骨盆运动时序与胸廓的运动时序相减而生成。在每一速度下对骨盆、胸廓和躯干的所有步周期的RA进行计算,取均值,分别确定为骨盆、胸廓和躯干的RA,并计算各自标准差。
应用快速离散傅立叶变换计算公式计算出每个运动时序的连续傅立叶相的时序。骨盆和胸廓的傅立叶相差时序是由胸廓的傅立叶相时序与骨盆的傅立叶相时序相减而产生。运用圆周统计学计算出骨盆和胸廓运动的傅立叶相差(relative fourier phase,RFP)及其个体内标准差。若RFP为0,表示同相协调运动;若RFP为180°,则表示反相协调运动。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0.0软件,采用方差检验,P
2 结果
2.1 步行速度 正常孕妇的最舒适步行速度中位数1.06 m/s(0.72~1.28 )m/s,对照组为1.17 m/s(0.83~1.50)m/s,2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2.2 骨盆和胸廓RA及其个体内标准差 骨盆RA先是随着步行速度的增加(0.94~1.06 m/s)而逐渐减小,然后随着步行速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图2A)。孕妇组和对照组骨盆RA分别为(9.1±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2008年5月 第42卷第3期吴文华等:正常孕妇步行时骨盆与胸廓水平面的旋转运动3.5)°和(7.7±3.2)°,其速度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图2 对照组和孕妇组在不同步行速度下各部位的旋转运动幅度(略)
Fig 2 Rotational amplitudes of the pelvis, the thorax and the trunk during gait at different walking velocities of the control subjects and the healthy pregnant women
表1 各变量的速度效应和组别效应(略)
Tab 1 The effects of velocity and group on the variables(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胸廓RA基本维持稳定而变化不大直至步行速度增至0.8 m/s时,然后随着步行速度的递增而渐减少(图2B)。经方差检验,速度的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躯干RA是随着行步速度的增加而递增的(图2C),孕妇的躯干RA较对照组约小1°,其速度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
2.3 RFP及其个体内标准差
图3 对照组和孕妇组在不同步行速度下的傅立叶相差及其个体内的标准差(略)
Fig 3 Relative fourier phase and its intrainp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between transverse pelvic and thoracic rotations at different walking velocities of the control subjects and the healthy pregnant women
2组RFP均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图3A),呈一条S形曲线,在速度为0.83,1.17 m/s的区域内最为陡峭。孕妇的RFP较对照组小7°。其步行速度效应有统计学的意义(P
孕妇的孕周数与RFP的个体内标准差相关系数为-0.6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总体上孕妇的步态运动正常 在2组中,速度对RA、骨盆胸廓RFP及其个体内的标准差的影响相似(图2~3),由此得出结论,孕妇的步态运动从总体上讲是正常的。怀孕和行走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相容性,从进化学的角度而言,这并不难理解[5]。尽管如此,孕妇的最舒适的步行速度明显的下降,RA变小,尤其是在最舒适的速度下骨盆和躯干RA的减少具有显著性差异。他们的个体内标准差减少,具有统计学意义。骨盆和胸廓RFP变小,在最舒适的速度下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个体内标准差变小,在快速行走的速度下(≥1.06 m/s),这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孕周数与此个体内的标准差呈显著性负相关。孕妇必须适应怀孕的改变,比如体质量的增加。本研究揭示在孕妇身上发生了轻微但是连贯一致的运动学变化,这点与以往文献报道的有所不同[12]。
3.2 孕妇骨盆胸廓旋转运动的RFP 孕妇选择在低速下步行不能用节约能量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当步行速度低于(或高于)最舒适的速度时,须消耗更多的能量[5]。尽管如此,低速行走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对微扰进行反应[6],这也许是孕妇由于额外的载荷或本体觉受干扰而选择低速行走的原因,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快速步行时的运动协调模式。
本研究表明,未怀孕妇女的最舒适步行速度出现在RFP的曲线上的平台起始段,而孕妇最舒适步行速度则是出现在曲线陡坡的半山腰处,此时2组间的RFP的差值为44°。当孕妇快速步行时,RFP值较高,但其变异性很小,这提示了对孕妇而言,完成大的RFP的步态是有困难的,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背着负荷的受试者、慢性下腰痛患者、妊娠相关骨盆痛产后的患者 [4,78]。出现较小RFP的步态运动可以由许多种不同的限制性因素造成,妊娠便是其中之一。
比较骨盆、胸廓和躯干旋转运动的个体内标准差,他们的平均值分别为1.25°,1.29°和0.66°。如果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的控制是相互独立的话;而实际上,它的值小得多。因此,骨盆和胸廓的旋转运动似乎是同时受到控制的,虽然躯干的旋转运动在快速行走的协调方面不是一个“必须的变量”[9],因为躯干的旋转缺乏时间维。显然,RFP是和时间变量有关,它也许是快速步行时的必须变量,以确保快速行走时骨盆的旋转运动必须被胸廓的反向旋转运动所平衡[10]。就孕妇的步态而言,快速行走时骨盆和胸廓的惯性冲量将会增加,这也许是孕妇无法实现大的RFP步态运动的原因。
3.3 孕妇步态运动的变异性 自从Bernstein引入了“探索变异性”以来,对运动的变异性研究渐渐兴起。运动的变异性常常被认为是具有功能性,才有可能有灵活性、适应性;然而变异性会消耗能量及增加损伤的可能性,因此变异性的功能性必须看是针对何种情形而言[1114]。
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是骨盆与胸廓间的RFP的个体内的变异的最大值在非常靠近最舒适步行速度的地方出现。Masani等人发现地面作用力的变异在最舒适步行速度时最小[15],也许在最舒适的速度下,身体重心的垂直运动是必须的变量,而在水平面上的骨盆和胸廓间的RFP在快速步行时则变成是必须的变量。撇开RFP的变异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怀孕期间,尤其在怀孕晚期,RFP的变异性是如何在最舒适步行速度下增加并且在快速行走时减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正常孕妇的步态运动学特征与未怀孕的妇女相似。尽管如此,2组间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别。孕妇的最舒适步行速度较对照组显著性下降。骨盆、胸廓和躯干的RA较对照组小。他们的个体内的标准差则较对照组低。在最舒适步行速度下,骨盆和躯干的RA较对照组小。孕妇组的RFP较对照组小,在速度≥1.06 m/s,个体内的标准差呈显著性减少,尤其是在怀孕晚期表现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1] Foti T,Davids J R,Bagley A. A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gait during pregnancy[J].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0,82(5):625632.
[2] Nagy L E,King J C. Energy expenditure of pregnant women at rest or walking selfpaced[J]. Am J Clin Nutr, 1983,38(3):369376.
[3] Wu W H,Meijer O G,Uegaki K,et al. Pregnancyrelated pelvic girdle pain(PPP), I: Terminology,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prevalence[J]. Eur Spine J, 2004,13(7):575589.
[4] Wu W,Meijer O G,Jutte P C,et al. Gait in patients with pregnancyrelated pain in the pelvis: An emphasi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ransverse pelvic and thoracic rotations[J]. Clin Biomech, 2002,17(910):678686.
[5] McNeill Alexander R. Energetics and optimization of human walking and running: the 2000 Raymond Pearl memorial lecture[J]. Am J Human Biol, 2002,14(5):641648.
[6] Maki B E,McIlroy W E. The role of limb movements in maintaining upright stance: the "changeinsupport" strategy[J]. Phys Ther, 1997,77(5):488507.
[7] LaFiandra M,Wagenaar R C,Holt K G,et al. How do load carriage and walking speed influence trunk coordination and stride parameters[J]. J Biomech, 2003,36(1):8795.
[8] Lamoth C J,Meijer O G,Wuisman P I,et al. Pelvisthorax coordination in the transverse plane during walking in person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J]. Spine, 2002,27(4):E9299.
[9] Gel'fand I M,Tsetlin M L. The principle of nonlocal search in automatic optimization systems[J]. Soviet Physics Doklady, 1961,6(3):192194.
[10] Lamoth C J,Beek P J,Meijer O G. Pelvisthorax coordination in the transverse plane during gait[J]. Gait Posture, 2002,16(2):101114.
[11] Bongaardt R,Meijer O G. Bernstein's theory of movement behavio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J]. J Mot Behav, 2000,32(1):5771.
[12] Heiderscheit B C. Movement variability as a clinical measure for locomotion[J]. J Appl Biomech, 2000,16:419427.
2方法
2.1样本数据
本研究中选择的煤田地质构造复杂、煤种丰富,研究中选择了24个样本点,硫分分别为0.49,0.48,0.60,0.36,0.55,0.52,0.55,0.96,0.55,0.77,0.81,0.59,0.55,0.50,0.60,0.49,0.64,0.83,0.38,1.01,0.68,0.55,0.97,0.48,其中最大为1.01,最小为0.36。将煤层煤样硫分化验后进行插值比较,更适合对地质统计学进行插值运用。
2.2地质统计学中的插值方法
地质统计学中,克里金法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克里金法对待估样本点内的已知数据进行测试,结合样本点的大小、形状及空间分布,掌握样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进行无偏估计。对于数据点较多的样本,内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2.1区域变量及协方差。
研究中将(zx)统称为呈空间分布的变量,也叫区域化变量,(zx)反映空间属性的分布特征。为了对区域化变量的变异性进行描述,引入协方差函数。不同的两点x和x+h处对应的不同区域化变量(zx)和(zx+h)之间的差只于两点的空间位置有关。协方差函数cov[(zx),(zx+h)]=E[(zx)(zx+h)]-E[(zx)]E[(zx+h)]=cov(h),其中E()为均值。
2.2.2参数分析。
不同点所对应的区域化变量(zx)和(zx+h)的差的方差的一般作为(zx)在X轴上的变异函数,记作P(h),P(h)=0.5var[(zx)-(zx+h)],其中va(r)为均方差。在满足二阶平稳的条件下,P(h)=0.5E[(zx)-(zx+h)]2。样本点的空间距离大时,相关性较小,变异性较大;空间距离小时,相关性较大,变异性较小。在实际研究中,将样本点的空间距离按照不同等级划分,针对不同的样本点,求出距离的平均值和P(h)的平均值,连接(h,P(h))后得出实验变异函数,结合最小二乘法得出理论变异函数和相关参数,后文理论数据的得出建立在理论变异函数的球状模型和指数模型的基础上。
3结果分析
3.1数据预处理
为了使克里金法插值满足正态分布的要求,需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本研究中采用偏度和峰度检验法对分布状态进行分析,实验油田煤层硫分布服从正态分布,从理论上讲,完全可以利用克里金插值法。
3.2插值精度比较
研究中采用交叉验证法对插值精度进行评价。在研究变量(zx)的过程中,除去采样点xi(i=1,2,3,…,n)处的(zx)属性值(zxi),其他属性值不变,根据剩下的n-1个属性值,进行误差分析和插值精度评价。在交叉验证的方法中,常选用标准均方根、平均标准差、误差均方根、平均预测标准差、平均误差来预测总体误差,第1项的指标越大越好,后4项指标越小越好,插值精度越高。常规插值方法和克里金插值比较选用误差均方根和平均误差进行,不同的克里金插值模型选用以上5项指标进行比较。
3.2.1插值比较。
在克里金法的应用中,采用简单克里金法、普通克里金法、泛克里金法进行比较,三种方法中分别采用球状模型和指数模型进行拟合;在常规插值方法的应用中,采用距离反比法、多项式插值、径向基函数三种方法。
3.2.2克里金插值法之间的比较。
普通克里金法与泛克里金法的球状模型和指数模型的平均误差都是-0.00024和0.00183;误差均方根分别是0.14219和0.14100;平均预测标准差为0.12921和0.12772;平均标准差为-0.00098和-0.00945;标准均方根为1.08810和1.08410。通过分析发现,球状模型中的普通克里金法和泛克里金法各项指标相同,球状模型中的平均误差和平均标准差小于其他4种指标。对于误差均方根、平均预测标准差和标准均方根预测误差,普通克里金法和泛克里金法与其他方法差别不明显。由此可见,在克里金插值的应用中,普通克里金法和泛克里金法的球状模型精度最高,优于常规方法。
有创机械通气;无创机械通气;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
近年来,由于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全球气候的变化,使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通气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该病的气流受限症状呈持续性加重,是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所致的持续性气道阻塞。长此以往,将逐渐发展为呼吸衰竭,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治疗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方式为机械性通气,机械性通气是指通过呼吸机建立起气道与肺泡之间的压力差,利用压力差来促使患者呼吸,也就是利用机械代替自主呼吸的一种治疗方式。而机械性通气有两种,一种为有创机械性通气,即通过有创人工气道(如经口、经鼻气管插管)与呼吸机相连接,进行通气治疗;另外一种为无创机械性通气,即仅通过无创人工气道(如面罩、鼻罩等)与呼吸机相连接,进行机械通气。那么这两种机械通气对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的患者治疗效果有无差别,哪个更有利于患者的恢复就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月至2010年10月在我院呼吸内科进行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①年龄为18周岁以上。②其临床症状符合使用呼吸机标准。③同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确保其同意参加本次研究。若在研究过程中有研究对象出现疾病急剧恶化,应立即停止参加本次研究,给予抢救措施。最后确定研究对象112例。
1.2 研究方法
1.2.1 抽样方法
按照患者的住院号随即将112例调查对象分为两组,每组56例调查对象,一组为有创呼吸机治疗组,一组为无创呼吸机治疗组。
1.2.2 研究设计方法
本次研究的设计方法为随机对照试验,即有创呼吸机治疗组与无创呼吸机治疗组的患者进行对照研究,两组患者均在呼吸机治疗前及治疗后2 h测定患者的氧分压、二氧化碳血压、心率和呼吸频率,并在使用呼吸机后2个月,检查患者有无呼吸系统的并发症,通过比较两组患者这些指标的变化来判定两种机械通气方法的优劣。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软件 SPSS 13.0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两组患者的均衡性检验采用χ2检验的方法,两组患者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的方法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的边角采用χ2检验的方法进行比较。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及均衡性检验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的研究对象中有男31例(55.36%),女25例(44.64%),年龄位于在18到30岁之间研究对象有5例(8.93%),位于30到40周岁的研究对象8例(14.29%),位于40到50岁之间的研究对象19例(33.93%),50到60周岁的研究对象17例(30.36%),60周岁以上的研究对象有7例(12.50%)。
利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的研究对象中有男30例(53.57%),女26例(46.43%),年龄位于在18到30岁之间研究对象有3例(5.36%),位于30到40周岁的研究对象6例(10.71%),位于40到50岁之间的研究对象18例(32.14%),50到60周岁的研究对象21例(3.75%),60周岁以上的研究对象有8例(14.29%)。
χ2均衡性检验结果显示,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分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两组均衡可比。
2.2 两种机械通气方法治疗2 h后氧分压的对比研究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氧分压最大为5.73 kPa,最小4.27 kPa为,平均值为5.61 kPa,标准差为0.93,治疗后氧分压最大为8.32 kPa,最小6.22 kPa为,平均值为6.19 kPa,标准差为1.23,利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氧分压最大为5.09 kPa,最小为4.18 kPa,平均值为4.98 kPa,标准差为0.69,治疗后氧分压最大为9.14 kPa,最小7.85为kPa,平均值为7.61,标准差为0.78,两组的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利用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机进行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氧分压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说明用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氧分压,恢复呼吸功能。
2.3 两种机械通气方法治疗2 h后二氧化碳分压的对比研究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二氧化碳分压最大为81 kPa,最小为70 kPa,平均值为75.19 kPa,标准差为4.65,治疗后二氧化碳分压最大为60 kPa,最小为52 kPa,平均值为58.91 kPa,标准差为11.46,利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二氧化碳分压最大为80 kPa,最小为72 kPa,平均值为74.23 kPa,标准差为10.22,治疗后二氧化碳分压最大为58 kPa,最小为50 kPa,平均值为52.11 kPa,标准差为3.34,两组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利用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机进行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二氧化碳分压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说明用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二氧化碳分压,恢复呼吸功能。
2.4 两种机械通气方法治疗2小时后心率的对比研究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心率最大为120次/min,最小为108次/min,平均值为112.32次/min,标准差为10.28,治疗后心率最大为88次/min,最小74次/min,平均值为79.23次/min,标准差为9.36,利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心率最大为118次/min,最小为109次/min,平均值为112.34,标准差为10.65,治疗后心率最大为86次/min,最小为72次/min,平均值为80.16次/min,标准差为11.85,两组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利用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机进行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心率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说明用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心率,使心率恢复正常。
2.5 两种机械通气方法治疗2小时后呼吸频率的对比研究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呼吸频率最大为34次/min,最小为25次/min,平均值为29.8次/min,标准差为2.04,治疗后呼吸频率最大为36次/min,最小为26次/min,平均值为30.33次/min,标准差为3.09,利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前呼吸频率最大为25次/min,最小为21次/min,平均值为22.79次/min,标准差为2.63,治疗后呼吸频率最大为22次/min,最小为18次/min,平均值为20.91次/min,标准差为2.72,两组的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利用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机进行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呼吸频率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说明用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呼吸频率,使呼吸频率恢复正常。
2.6 两种机械通气方法治疗1个月后并发症的对比研究结果
利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1个月后有25例患者发生并发症,治疗后感染率为42.37%,利用无创机械通气进行治疗的患者中只有3例患者发生了感染,感染率仅为5.36%,两组率的差别经过χ2检验显示P
3 讨论
本次研究显示,虽然患者采用有创机械通气和无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效果有些许差别,但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二者均是临床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这是因为二者的作用各有千秋,无创机械通气的优点是:①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患者的二氧化碳分压降低,氧分压升高,呼吸困难程度下降,进而就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并且无创通气可以使得慢阻肺患者的长期劳累的呼吸肌得以暂时的休息[1],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②操作方便,避免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引起的高感染率。③降低由于患者长时间进行呼吸机辅助支持而发生脱机困难,使得患者早日出院,进而降低住院花费。有创机械通气的优点是:①呼吸机的管路密闭性较好。②因为有空气氧气混合器,所以可以精确设置患者吸入氧量。③有报警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将会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也能够充分发挥这两种机制的优越性,这项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开展[2-3]。
参 考 文 献
随着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冠心病是一种身心疾病,患有冠心病的患者极易出现抑郁以及焦虑等不良情绪,若对其不进行及时地控制,则不利于临床治疗,会明显加剧冠心病病情的恶化[1]。因此,应该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以改善患者的病情及心理状态。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了2010年7月~2013年7月入住我院的80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49例,女31例;年龄43~75岁,平均(60.20±7.08)岁。按照就医顺序将本组冠心病患者随机地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为40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干预方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干预,具体内容如下[2]:①健康教育。向患者讲解关于冠心病、用药、治疗效果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知识,并注意向其提供必要的饮食指导;②心理疏导。指导患者经常散步以及深呼吸,并让意志坚定的冠心病患者与意志较差的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并指导患者积极地调节心理情绪,以缓解其压力,矫正器不良情绪以及行为等。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相邻RR间期差值均方根(rMSSD)、5min窦性RR间期均值标准差(SDANN)、24h正常RR间期均值标准差(SDNN)、左室短轴缩短率(FS)、左室射血分数(LVEF)、SAS及SDS评分。
1.4统计学分析 本文数据均由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及分析,计量及计数资料分别以"x±s"及"n(%)"的形式进行表示,分别采用t检验与卡方(x±s)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护理效果对比分析 见表1。由下表可知,观察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2.2两组护理前后SAS及SDS评分变化对比分析 根据SAS及SDS两个量表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价,对照组护理前后SAS评分分别为(43.21±10.98)分、(39.09±9.3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前后SAS评分分别为(44.10±11.25)分、(32.29±7.72)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分别为(40.98±9.12)分、(30.11±5.2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且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反应将会对患者产生直接的反应,而这些负性心理的产生与患者的人格特点、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3]。所以,在冠心病的预防与治疗方面决不能忽略心理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将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用于冠心病患者的临床护理过程之中,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参考文献:
由于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变革更新,微创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手术中。腹腔镜外科技术是外科微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为了更好的配合手术医生,保证手术能够更高效的完成,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手术视野,因此如何更好的长时间的保证手术镜头的清晰和防雾是一个重要环节。目前的临床上多采用湿纱布对镜头进行擦拭,但是时间一长效果就很差,而且反复的擦拭降低了工作效率。对此,本研究对100例采用腹腔镜进行手术的患者分别采用碘伏擦拭镜头(A组)和湿纱布擦拭镜头(B组)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经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同意,选择2014年 6~12月在我院行宫腹腔联镜手术的患者100例,纳入标准:年龄20~40岁,平均24.3岁,标准差为5.2;体质量42~59 kg,平均54.8 kg,标准差为5.8;身高150~170 cm,平均162.1 cm,标准差为7.1;手术时间1.0~2.1 h,平均1.32 h,标准差为0.08;术前未服用镇静、催眠药,无神经精神类疾病史等。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方法,随机分为碘伏干预组(A组)和常规护理组(B组)各72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方法
1.2.1护理方法 A组手术开始即镜头进入患者体腔前,用0.5%的碘伏棉球擦拭镜头的前端,干纱布擦拭镜头周围多余碘伏溶液后,置于患者腹腔。B组术开始即镜头进入患者体腔前,用湿纱布擦拭镜头的前端,干纱布擦拭镜头周围多余溶液后,置于患者腹腔。
1.3 记录10 min、20 min、30 min、40 min、50 min两组镜头起雾的次数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GraphPad Prism version 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组内比较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身高、体重、年龄、手术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两组手术镜头在10 min、20 min、30 min起雾的次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3两组手术镜头在40 min、50 min起雾次数有统计学差异,(P
3讨论
腹腔镜手术镜头起雾的原因在于人体的腹腔内外温差较大,而镜头本身是金属的温度较低,在进入人体体腔后遇到热气,所以容易在镜头产生水雾,从而影响手术野的暴露。因此腹腔镜镜头的起雾处理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目前不能更换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采用先进的方法降低腹腔镜镜头起雾的次数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碘伏系有表面活性剂与碘络合成的不稳定络合物,用碘伏液擦拭摄像镜头目镜,表面活性剂起载体与助溶作用,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消弱了雾气对镜头的附着力[2],使用碘伏擦拭后的镜面,可以形成慢反射[3]。
A组腹腔镜手术镜头和B组腹腔镜手术镜头在10 min、20 min、30 min3个时点内所测得的起雾次数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说明如果时间较短的话在目前无法改变镜头冷热度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减少镜头的起雾次数。
A组腹腔镜手术镜头和B组腹腔镜手术镜头在40 min、50 min 2个时点内所测得的起雾次数有统计学差异(P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影响作用的因子也越来越多,本研究采用碘伏干预的模式,对腹腔镜镜头进行擦拭,在前30 min两组镜头的防雾效果还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随着手术时间的推移,碘伏中的化学成份开始起作用起雾次数大大减少,更加说明碘伏擦拭的重要性。
本研究将不同碘伏擦拭用于腹腔镜手术,明显的降低了手术中镜头起雾的次数,同时提高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增加了医生对我们的信任感,是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模式。
参考文献:
[1]黄国强.外科微创化:21世纪的趋向[J].医学杂志,2002,27(2):95-97.
[2]李晓艳.碘伏纱布擦试腹腔镜镜头在防雾处理中的应用[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0,12(12)87.
[3]钱自妹.碘伏擦拭镜面保证手术视野清晰[J].护理学报,2009,12(10)211.
[4]王自慧,吴润梅,王燕.碘伏在腹腔镜镜头防雾中应用探讨[J].现代临床医学,2008,34(4):303.
[5]姜凌雪,赵慧敏,雷燕.碘伏擦拭法联合腹膜擦拭法对腹腔镜镜头的防雾观察效果[J].山东医药,2010,50(30):83.
近年来 , 发现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中 ,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高代谢症候群 , 除了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精神神经系统及运动系统变化外 , 近半数患者发生骨密度及矿物质代谢紊乱, 引起钙磷代谢失常 , 出现骨折的风险增加。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2011年 1月至 2003年 1月于本院就诊的门诊及住院的甲亢患者118例,男40例,女78例,年龄15~56岁 ,病程在 2个月到 31年。目前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诊断标准 ,受试者骨密度低于同性别骨峰值骨密度的平均值 2.5个标准差 (T值≤ -2.5)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 -2.5
1. 2 研究方法 所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均空腹 , 上午 8:00~9:30采血。两组均为美国 Lunur公司的双能 X线吸收骨密度仪测量正位 Ward三角区的骨密度 , 腰椎 2~4及股骨颈骨密度、生化检查包括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指标采用罗氏公司全自动生化仪测定 , 甲状腺激素: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 3)游离甲状腺素 (FT 4), 促甲状腺素 (TSH)指标检查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
1. 3 统计学方法 测量结果用均数 ±标准差 ( -x±s)表示 , 应用 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 组间比较用 t检验。P
2 结果
3 讨论
骨质疏松症的危害是骨折 , 轻微外力即可导致骨折 , 轻者可使活动受限 , 重者须长期卧床 , 给社会和家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生活负担。目前通用的诊断标准:即受试者骨矿密度 (BMD)低于年轻成人 BMD峰值 2.5个标准差;骨量减少则为 BMD在正常年轻人骨峰值的 1~2.5个标准差之间;骨密度低于正常年轻成人 BMD峰值均数超过 2.5个标准差并伴有一处或多处骨折者为严重骨质疏松症。
甲状腺激素影响骨骼和矿物质 , 目前得到公认 , 正常水平的甲状腺激素对骨骼发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 大剂量的甲状腺素通过对骨骼的直接作用 , 破骨细胞及成骨细胞功能都有增加 , 骨转换明显加快 , 骨形成及骨吸收同时增加 , 骨吸收超过骨形成 , 据检查证实 ,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骨小梁明显减少 , 骨皮质明显变薄 , 其空隙明显增多 , 证明甲状腺功能亢进时骨的吸收和骨的形成同时增加 , 骨吸收明显高于骨形成 , 从而明显导致骨的含量减少 , 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2], 根据统计学发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骨的丢失发生率大致为 20%~50%[3],本研究发现骨含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为45%, 与以往研究相符。
2组患者血清钙元素水平均在检验值正常范围 , 2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正常血清中的碱性磷酸酶大部分来自于骨骼 ,主要由成骨细胞产生 ,通过血液到肝脏 ,与胆道系统、胆汁排泄、成骨细胞的活性及成骨作用的变化与血清 ALP的活力密切相关。患骨骼疾病的患者主要是由于成骨细胞作用使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因甲状旁腺素过多引起溶骨作用加强 ,使 ALP活力中度或重度升高 ,同时血钙升高、血磷降低[4]。
参考文献
[1]侯建明 .糖尿病与骨质疏松症 .中国全科医学 , 2010, 13(1):12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linical data of 120 elderly patients from March 2011 to November 2014,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ypertensive patients were control group only,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e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24 hours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24 h ABPM) change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with 24 h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tandard deviation, 24 h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tion coefficient,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tandard deviation during the day, during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tion coefficient, nocturnal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nighttim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tion coefficient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ability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Cognitive func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13.005
近几年,我国老年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额发病率明显增高,而且病发率和死亡率比较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据有关研究显示高血压与认知能力损害有着密切的联系[1-5],传统的高血压病的方法是诊室血压,血压值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缺乏再现性,而近几年血压变异性日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能够很好地反映器官损害的程度,诊断出血压变化与认知能力的相关性。本院为了进一步研究此项内容,选取120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1年的观察研究,得到较好的分析结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1年3月-2014年11月收治的120例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120例患者按照是否伴有2型糖尿病分为两组,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观察组,单纯高血压患者分为对照组,每组各60例。120例患者中男70例,女50例;年龄60~85岁,平均(73.21±13.51)岁,病程10~38年;所有患者均根据病史、体征及相关检查,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版)的诊断标准以及用2010年版中国2型DM防治指南诊断标准;120例患者均排除有继发性高血压、脑卒中、心房颤动、心脏手术史以及严重肝肾疾病血液疾病等情况。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患者动态血压和血压变异情况,采用有进口英国Sun Teeh公司ABPM-04 无创便携式袖带动态血压监测仪检测患者的血压,把此检测仪的袖带系在患者左手臂靠上位置处,然后操作机械,在操作过程中注意进行间断自动充气,利用震荡的方式进行测量患者24 h动态血压值。患者动态血压的检测时间一般是白天6∶00-22∶00、夜间22∶00-次日6∶00,在使用血压监测仪测量的过程中,注意每隔半小时或者1 h进行一次血压测量。另外要注意血压干扰的排除,排除方法利用人机对话进行,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主要为监测指标:比如患者24 h 平均收缩压/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舒张压、日间平均收缩压/舒张压、白天收缩压标准差、24 h收缩压标准等等相关指标都要做好记录[2]。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认知功能以及24 h动态血压(24 h ABPM)变化情况进行观察比较。在对患者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注意观察患者的日间舒张压/收缩压标准差、夜间收缩压/舒张压标准差以及24 h收缩压/舒张压加权标准差,然后根据血压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计算监测过程中患者的各个监测指标。
1.4 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经过检测后医务人员要及时询问患者或家属,了解患者的情况,然后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进行合理的评分。评定项目为近20项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标准为1分:患者的日常活动可以自理;2分:患者做一些事情有些困难;3分:患者的日常活动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4分:患者无法处理日常生活事务。正常:20分;日常生活能力缺损:总分>26或有2项以上功能丧失[4]。
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压变异性的比较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发现观察组患者的24 h收缩压标准差、24 h收缩压变异系数、白天收缩压标准差、白天收缩压变异系数、夜间收缩压标准差和夜间收缩压变异系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认知能力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认知正常17例,对照组为28例( 字2=5.0000,P=0.0253);观察组患者轻度功能认知障碍42例,对照组为30例( 字2=4.3022,P=0.0381),观察组的认知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糖尿病在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老年认知障碍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都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生存质量。高血压可导致人体血管和心脏结构的变化,收缩压和舒张压与高血压有着密切的联系,糖尿病的病因是高血糖导致的人体代谢紊乱疾病。据有关研究显示,糖尿病能促进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病变会影响患者体循环大、中动脉部位,致使患者血压调节中枢功能减退,从这些方面来看,糖尿病对人体血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缩压上,特别是患者白天收缩压的上升,对患者血压影响比较大,其而对人体舒张压的影响较小,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会出现患者日间脉压增大。分析患者脉压,发现脉压增大是大动脉血管弹性降低、僵硬度增加的标志。高血压、糖尿病二者合并会加重病情,共同影响老年人的认知功能[5-7]。
临床已经证实,高血压是脑血管病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人体认知功能损坏的一个重要标志。高血压病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已经达成共识。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研究表明人体收缩压每增加10 mm Hg,人体认知功就会相应的减退较,而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收缩压增加10 mm Hg,对照组增加7 mm Hg,认知功能减退明显增高。另外,也有研究表示高血压病同时也是低血压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有着密切的关系[8]。在临床上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高血压病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尚不清晰,不过很多专家和学者认为血流灌注不足和神经退行性改变可能是引起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
人体血压变异是人体血压波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主要指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体血压波动的程度。人体血压变异是评价心血管自主神经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血压变形增大一般表示心脏自主神经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而引发各种心脏疾病[9-10],血压变异是临床上研究和评估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程度重要价值参数。与单纯高血压相比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压变异性更大,增加高血压患者认知能力障碍程度。另外,高血糖会使人体血容量增加,从而加重高血压病情,也加重了压力感受器的损伤,是人体神经功能失衡,导致人体认知障碍。
2008年Nagai等对55例未治疗的老年高血压病患者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分析方式是利用测量患者动态血压、颅脑磁共振、MMSE量表等对患者各个机体部分进行有效的观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体认知障碍和脑萎缩的重要标志是人体动态收缩压及夜间收缩压非构型改变,在此基础上对提出对老年高血压病患者进行积极控制24 h动态血压,能够有效预防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和脑萎缩现象[11-12]。同时也有研究显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和神经功能障碍,这主要是因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交感及副交感神经活动失常程度较为明显,这类患者容易出现外周血管阻力增大,所以这类患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比较容易出现较高水平的收缩压,尤其夜间收缩压增高,而对舒张压的影响相对较小,这点与本次研究的结果相符,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24 h收缩压标准差、24 h收缩压变异系数、白天/夜间收缩压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对2型糖尿病伴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使用降压药的同时要降低患者血压变异性、平均收缩压/舒张压,控制患者血压节律异常症状,预防患者出现神经功能障碍,提高治疗效果和预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此次研究中,经过全方位的动态监测分析,发现观察组患者的24 h收缩压标准差和24 h收缩压变异系数、白天收缩压标准差和白天收缩压变异系数、夜间收缩压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认知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日间血压短时变异性和夜间收缩压增高与认知功能损害密切相关,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调节功能损害较大,影响人体认知能力。
综上所述,老年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血压变异性增加,而且其增加与认知功能减退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莉.老年高血压伴2型糖尿病患者血压变异性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D].兰州:兰州大学,2014:1-45.
[2]王伟昌.老年原发性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动态血压及血压变异性临床研究[J].医药前沿,2012,2(10):159-160.
[3]孙红霞,贾文剑,申玉卿,等.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动态血压昼夜节律及血压变异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4):680-681.
[4]雷宇,滕晓云,刘力源.老年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动态血压及血压变异性的特点分析[J].宁夏医学杂志,2012,34(9):886-887.
[5]刘茜.血压变异性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卒中与神经疾病,2014,21(1):57-58.
[6]姚建宇,焦雪琴.胰岛素抵抗与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治疗进展[J].实用糖尿病杂志,2011,19(9):98-99.
[7]王贵华,汪汉,李璐.老年高血压病与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心率变异性和动态血压变化分析[J].临床医学,2009,36(8):55-56.
[8]林凤仙.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临床意义分析[J].中外医疗,2011,30(6):17-20.
[9]黄建勇,周覃桃,莫显汉.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调节功能与心血管并发症的关系[J].当代医学,2013,6(6):45-46.
[10]彭清,王小洁,余琴.高血压病患者血压变异性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2,22(7):76-79.
[11]包艳春.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伴2型糖尿病临床疗效分析[J].亚太传统医药,2014,10(8):64-65.
[12]王煜,邓洁,钟琪.60例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性及血压变异性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10):15-17.
[13]黄捷,石海莉,韩凌.苯磺酸氨氯地平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异性影响的临床观察[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0,9(19):1444-1445.
样本标准差=√[1/(n-1)Σ(Xi-X拔)²]i从1到n,总体标准差=√{∫[-∞+∞](x-E(X))²f(x)dx}f(x)是总体的概率密度,E(X)是总体的期望。
如是总体,标准差公式根号内除以n。如是样本,标准差公式根号内除以(n-1)。二式差一个自由度,n与n-1。
平均数是统计学术语,是表示一组数据集中趋势的量数,是指在一组数据中所有数据之和再除以这组数据的个数。它是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一项指标。解答平均数应用题的关键在于确定“总数量”以及和总数量对应的总份数。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图分类号] R5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5(b)-0045-03
血压变异性(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BPV)是一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程度。有研究表明脑卒中与BPV的关系密切[1],但BPV与脑梗死类型关系的研究文献报道较少。本研究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按Bamford等[2]提出牛津郡社区卒中项目(OCSP)进行分型,并进行动态血压监测,以探讨BPV与急性脑梗死OCSP分型的关系,为脑梗死发病机制、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9月~2012年8月唐山市协和医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236例,其中男139例,女97例,平均年龄(60.2±8.7)岁。脑梗死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3],并经头颅CT或头颅MRI证实。纳入标准:①发病72 h急性脑梗死患者;②愿意并能够配合血压监测患者。排除标准: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严重的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严重心律失常、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试验期间必须同时服用其他影响血压药物者、需抗凝治疗或有凝血功能障碍者及严重血液疾病不能接受动态血压监测、不能配合检查者。
OCSP分型标准为[2]:①完全前循环梗死(total an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TACI):大脑高级神经功能障碍(意识障碍、失语、失算、空间定向力障碍等),同向偏盲,对侧3个部位(面、上肢和下肢)中至少有2个运动和(或)感觉障碍;②部分前循环梗死(partial an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PACI):有以上三联征中的2个,或有高级神经功能障碍,或感觉运动缺损较TACI局限;③后循环梗死(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POCI):同侧颅神经瘫痪及对侧运动感觉障碍(交叉性损害),双侧运动感觉障碍,双眼协同运动及小脑功能障碍,无同侧长束征或同侧视野缺损;④腔隙性脑梗死(lacunar infarct,LACI):包括纯运动性轻偏瘫、单纯感觉性脑卒中、运动感觉性脑卒中、构音障碍-手笨拙综合征和共济失调性轻偏瘫。据以上标准将236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分为:TACI亚型26例(TACI组),其中男14例,女12例,平均年龄(63.9±6.4)岁;PACI亚型76例(PACI组),其中男44例,女32例,平均年龄(62.1±8.9)岁;POCI亚型42例(POCI组),其中男21例,女21例,平均年龄(62.5±8.3)岁;LACI亚型92例(LACI组),其中男47例,女45例,平均年龄(62.6±7.9)岁。四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动态血压监测
患者入院3 d内采用德国I.E.M公司MOBIL-O-GRAPH型无创性动态血压监测仪,由专业人员安装血压监测仪,嘱患者从事一般日常活动,将袖带缚于受试者优势手臂,袖带下缘位于肘弯部以上2.5 cm,与上臂紧贴,不得过松或过紧,该侧上臂应尽量保持静止状态,以免袖带松动或脱落,袖带充气时应取坐位或上臂垂直不动,避免上肢肌肉活动进而影响测量结果。睡眠时避免上臂被躯干压迫而影响读数的准确性。测试时间8∶00~次日8∶00,白昼(7∶00~20∶59)每隔15 min测量1次;夜间(21∶00~6∶59)每隔60 min测量1次。有效测量次数占总测量次数的80%以上视为有效,否则重新测量。动态血压监测仪每次自动充气测量后记录并储存收缩压和舒张压,监测24 h后将测得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并输出结果,包括日间收缩压标准差(dSSD)和舒张压标准差(dDSD)、夜间收缩压标准差(nSSD)和舒张压标准差(nDSD)。用夜间血压下降率即动态血压监测昼夜血压均值百分比值来判断血压昼夜节律变化,夜间血压下降率=(日间平均血压-夜间平均血压)/日间平均血压×100%,据夜间血压下降率将血压昼夜变化节律分为4型:杓型(夜间血压下降10%~20%)、非杓型(夜间血压下降20%)。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用Excel软件建库,采用统计软件SPSS 13.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 讨论
缺血性脑卒中的分型方法众多,但比较而言,OCSP分型无需复杂的检查设备及大量人力资源,在中小型医院甚至在社区即能完成,其分型方法简便,可在发病急性期影像学检查尚无法充分显示梗死灶大小和部位的情况下迅速明确分型,以帮助临床医师选择治疗方案。血压变异性又称血压波动性,是血压最基本的生理特征之一。临床通常以24 h动态血压监测的标准差反映血压变异的幅度[4]。血压变异性大的患者,具有越严重的心脑等靶器官损害。本研究采用OCSP分型标准,观察不同分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压变异性特点,结果表明,TACI、POCI组dSSD、dDSD、nSSD高于LAC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血压变异性与急性脑梗死OCSP分型中TACI、POCI亚型有关,可能原因是BPV增大使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管壁增厚,导致血管壁张力下降,并且增加脂蛋白在管壁上的沉积,动脉硬化和(或)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这些病变更容易发生在大血管,从而导致严重的脑血管疾病的发生。Pringle等[5]研究发现,收缩压变异每增高5 mm Hg,中风危险度就增80%。Rothwell等[6]研究也发现血压变异及血压晨峰与高危险卒中密切相关。以上研究都表明血压波动大加重对血管内皮的损害,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使稳定的斑块变得不稳定,导致壁斑块破裂,导致缺血性损伤发生。
正常人昼夜血压波动多为杓型血压,即夜间血压较日间下降10%~20%,这是正常血压变异。大多数高血压病患者亦为杓型血压,有的呈非杓型或呈超杓型,有些甚至会出现夜间血压的升高(反杓型)。Tsioufis等[7]证实非杓型血压节律同远期靶器官损害密切相关。刘涛生等[8]发现血压节律异常的发生率在无并发症的高血压患者中占17.2%(60岁),而在有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患者中可达63.6%,这一结果说明血压节律异常的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并发心脑血管疾病。本研究发现,急性脑梗死不同OCSP分型收缩压、舒张压昼夜节律不同,舒张压昼夜节律亦有不同,分割χ2检验显示,TACI、POCI组收缩压杓型节律者比例均低于LAC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ACI、POCI组舒张压杓型节律者比例低于LAC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急性脑梗死OCSP分型中TACI、POCI亚型更容易出现血压节律异常。原因可能为当交感活性增强、迷走活性减弱时,交感神经对心血管系统的调节功能下降,血压的变异增大,血液的容量会上升,即便是小幅度的上升,也会导致血压的变化。夜间血压最先最易受到影响,白天血压处于正常水平,夜间血压升高,导致昼夜节律改变。血压昼夜节律消失现象不仅是急性卒中后血管调节机制失衡,也是促发患者发生急性脑梗死的高危因素[8-11]。
综上所述,血压变异性指标对判定脑梗死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重要意义,临床工作中在提高降压达标率的同时还应该强调血压变异性的降低。
[参考文献]
[1] Dolan EO,Brien E.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Clarity for Clinical Practice [J]. Hypertension,2010,56(2):179-181.
[2] Bamford J,Sandercock P,Dennis M,et al. Classification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linically identifiable subtyp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J]. Lancet,1991,337(8756):1521-1526.
[3] 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380.
[4] Chao YM,He HX,Lin SZ,et al.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lood pressure level in determination of end-organ damage in rats [J]. J Hypertens,2006,24(6):1125-1135.
[5] Pringle E,Phillips C,Thijs L,et al.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as a risk factor for stroke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in the elderly hypertensive population [J]. J Hypertens,2003,21(12):2251-2257.
[6] Rothwell PM,Howard SC,Dolan E,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visit-to-visit variability,maximum systolic blood pressure,and episodic hypertension [J]. Lancet,2010,375(9718):895-905.
[7] Tsioufis C,Andrikou I,Thomopoulos C,et al. Increased nighttime blood pressure or nondipping profile for prediction of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J]. J Hum Hypertens,2011,25:281-293.
[8] 刘涛生,张爱军,周志鸿,等.高血压病合并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4与心率变异性的关系[J].疑难病杂志,2012,11(1):20-22.
[9] 吴刚,夏修良.脑血栓形成过程中血液流变性的变化分析[J].成都医学院学报,2012,7(1):75-77.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9-0853-03
【关键词】 体质;身高;体重;肺活量;学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的教育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持完成的《让我们共享阳光――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1]指出,在2000年我国的1亿多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占19.37%,即应该在2 000万人左右。2003年西安市义务教育阶段中流动人口子女中的青少年至少有2万人[2]。本文针对西安市7~12岁流动儿童和常住人口小学生的体质状况进行了分析,旨在发现2个群体间体质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城市流动人口小学生界定为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均为普通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满1 a以上,且正常入学的适龄小学生。样本来源于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大雁塔小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小、莲湖区土门小学、灞桥区水泥厂小学5所学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5所学校不同的年级按奇数班随机抽取城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小学生各300名,其中各群体男生和女生分别为150名。学生年龄为7~12岁。
1.2 方法 参照200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实施办法》测试。身体形态指标为身高、体重、维尔维克指数、BMI、机能指标为肺活量;运动素质测试指标为立位体前屈、50 m跑、立定跳远、50 m×8折返跑(五六年级)、斜身引体(男)、仰卧起坐(女)。测试时间为2006年6月。
2 结果
2.1 2组小学生身体形态和生理功能对比分析 见表1,2。
由表1,2可见,在各个年龄段城市常住人口的身高均高于流动人口。对于2个群体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高的标准差总的趋势在增大,说明研究对象年龄越大,个体间的身高越发显得参差不齐。体重指标显现出的规律基本同身高指标。但值得一提的是,除7岁男孩这一年龄组以外,7~12岁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男女小学生体重指标值的标准差都高于城市流动人口小学生,而且随年龄的增大,标准差的值也在加大,其中男孩在12岁、女孩在11岁的值最高。胸围指标在7~12岁各个年龄组、城市常住人口小学生的指标值及标准差均高于流动人口小学生,其中男、女生均在10,11岁2个年龄组和女孩在12岁时胸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男女小学生的肺活量在各个年龄组前者高于后者。男孩在11,12岁,女孩在10,11岁年龄组2个群体间肺活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维尔维克指数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均优于流动人口小学生,其中11,12岁男孩,11,12岁女孩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BMI在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值均优于流动人口,其中10岁男、女生两者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11,12岁两者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 2组小学生运动素质对比分析 男孩在10,12岁,女孩在11,12岁年龄组立位体前屈2群体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女生除12岁年龄组外,2个群体间50 m跑和立定跳远成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男生的50 m跑成绩在10~12岁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立定跳远成绩男生在11,12岁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50 m×8折返跑指标男女小学生在11,12岁2个年龄组,流动人口小学生的指标值优于常住人口,且标准差值显示其成绩比常住人口整齐。常住人口男孩在11岁时、女孩在12岁时的耐力素质分化最为严重,且与流动人口成绩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从整体来看,常住人口小学生的斜身引体和仰卧起坐指标值在各个年龄组都优于流动人口,男生在8,11,12年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女生的仰卧起坐指标总体状况仍然是常住人口小学生的指标值在各个年龄组均优于流动人口,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在12岁年龄组这一指标值出现了高标准差值,提示在这一年龄组小学女生的腰腹力量出现了较大的两极分化。见表3,4。
3 讨论
3.1 身体形态和生理功能 身高:城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小学男女生在各个年龄组都显示出前者的身高高于后者的趋势,在9,10,11,12岁4个年龄组上身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在10,11,12岁3个年龄组上身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越大,个体间身高的差异越大。体重:男孩在11,12岁2个年龄组2个群体间体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女孩在10,11,12岁3个年龄组2个群体间体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胸围:从7~12岁各个年龄组,城市常住人口小学生的指标值均高于流动人口,且流动人口胸围指标的标准差值在各个年龄组均小于常住人口。肺活量:在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小学男女生的值高于流动人口。维尔维克指数: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均优于流动人口小学生,其中男孩在11岁时两者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孩在12岁,女孩在11,12岁时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MI指数各个年龄组常住人口均优于流动人口小学生,其中男女孩均在10岁时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11,12岁时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2 运动素质 立位体前屈:男孩在10,12岁,女孩在11,12岁年龄组上2个群体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 m跑和立定跳远:整体上常住人口成绩优于流动人口,女生除了12岁年龄组外,在其他年龄组两群体间的50 m跑和立定跳远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50 m跑在10岁间的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11,12岁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立定跳远成绩男生在11,12岁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 m×8折返跑:男女小学生在11,12岁2个年龄组测试的结果均显示流动人口小学生的指标值优于对方,女孩在12岁时的耐力素质分化最为严重,且两者成绩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斜身引体和仰卧起坐:整体上常住人口男女小学生的各自指标值在各个年龄组都优于流动人口,女孩在12岁年龄组腰腹力量出现了较大的两极分化。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西安市流动人口小学生在多数体质指标上较常住人口差,但耐力素质整体优于对方。有关部门应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改善饮食结构,加强体育锻炼,使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小学生的体质均能得以改善,健康成长。
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