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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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5年5月在我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患者204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的卧床时间均在3d以上，且需要护理人员协助翻身。本组患者中不包含已经发生压疮的患者。应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本组患者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1020例。对照组中女468例，男552例，患者的卧床时间在3～43d；研究组中女428例，男592例，患者的卧床时间在3～46d。研究组的患者与对照组的患者在临床一般资料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存在可比性。

1.2方法

1.2.1评估方法 所有患者均应用Braden评估表对患者压疮危险因素进行评估，评价内容包含感觉、潮湿、活动力、移动力、营养与摩擦力和剪切力6项，除摩擦力和剪切力外（3个选项）各有4个选项，分别对应分数1分、2分、3分、4分，最多23分，最低6分，15～18分为轻度危险，13～14分为中度危险，10～12分为高度危险，9分及9分以下为极度危险[1，2]，对于高度危险及极度危险患者列入重点管理患者，每天进行评分，轻、中危险患者每3d进行一次评估，当患者的病情发生变化时重新进行评估，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进行护理。

1.2.2护理方法 对照组的所有患者均应用传统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对患者的皮肤尽心保护，增强患者的皮肤抵抗力，减轻对组织的压力，定时进行翻身，并增加患者全身营养。研究组的患者根据患者的危险程度进行分级护理，具体护理方法如下：

1.2.2.1轻度与中度危险患者 运用Braden评估表每3d进行一次复评，掌握患者压疮评分动态，督促翻身，防止皮肤局部长期受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除此之外还加强患者营养供给，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提供高蛋白、高热量、高矿物质与高纤维素的食物。

1.2.2.2高度危险患者 减轻患者的局部受压，建立翻身卡，对患者的翻身时间、卧位进行记录，对于活动能力受限的患者，护士定时进行被动变换，每2h一次。对于受压皮肤在解除压力后30min压红仍然没有消退的患者，适当的缩短翻身的时间。防护用具的应用，应用气垫床或者试试局部减压措施，对患者骨突处皮肤应用减压贴或透明贴实施保护。用温水对患者的皮肤进行擦洗，确保患者皮肤清洁无汗液，在患者腋窝、?N窝以及褶皱处应用适量的爽身粉，确保皮肤干燥。患者肛周涂保护油膜，防止大便对皮肤的刺激。对于大小便失禁的患者，及时的进行清理，对于感觉障碍患者谨慎使用冰袋与热水袋，防止出现冻伤、烫伤。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使用溃疡粉、无痛保护膜，并联系造口师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3，4]，特别强调护理人员对患者皮肤的清理，缓解皮肤压力，消除红肿现象。适当的加强肠内营养。

1.2.2.3极度危险患者 除了实施高度危险组的护理方法以外，翻身时间改为1次/h，并应用溃疡粉与无痛保护膜，在足跟部、肘部应用透明贴膜进行保护，防止由于压力对患者皮肤造成损伤，对患者红肿及存在溃疡趋势的皮肤加强护理，必要情况可给予适当的药物干预。同时联系造口师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法，并加强肠内与肠外营养支持。

1.3统计学分析 将数据纳入SPSS19.0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比较，以率（%）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并以（x±s）表示，若（P

2 结果

对照组中有轻度危险患者93例，中度危险患者173例，高度危险患者193例，极度危险患者561例；研究组中有轻度危险患者92例，中度危险患者202例，高度危险患者185例，极度危险患者541例。两组患者在危险程度分布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对照组轻度、中度危险患者无压疮发生，高度危险患者中有5例发生压疮，极度危险患者中有8例患者发生压疮；研究组轻度、中度危险患者中无压疮发生，高度危险患者中无一例患者发生压疮，极度危险患者中有1例患者发生压疮[5，6]。对两组患者的压疮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轻度危险者、中度危险者中的压疮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P>0.05），但是在高度危险者与极度危险者方面，研究组的压疮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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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可以找法律援助，没有能力请律师或者应诉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填写的资料需要当事人到当地的司法局或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咨询。法律援助机构自受理申请之起十五日内进行审查，做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四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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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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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2008年度合作经济及相关领域研究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XZS0830ZC）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援助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即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是我国城市用工人员中的一个特色主体，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雇主拖欠民工工资、民工超负荷劳动、民工遭遇工伤事故而得不到应有赔偿等情形是农民工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农民工往往面对此种种情形而倍感无能为力，大多数农民工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少数农民工一时想不开甚至想到了自杀，或者对雇主实施暴力以求得到自己应得的工资和赔偿，也有农民工想到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但由于农民工毕竟是社会弱势群体，大多数人的能力、知识水平不足以使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具体说来，它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束缚下形成的一种就业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因此近年来，从政府到新闻舆论，从学者到平民大众，都在时刻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解决途径。有人指出，应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立法，修改现有法律如《劳动法》等，或制定新的专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立法，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立法是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不仅要从立法层面，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来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还要从法律实施层面来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因为再完备的法律也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如果农民工因为不懂法律而无法求助法律，如果社会有关机构因为漠视农民工的存在而不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帮助，农民工的权益仍难于得到现实的保障。

因此，利用法律援助机制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是在法律实施层面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十分有效的途径。其好处如下：首先，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不懂法的问题。农民工一般文化层次较低，更无基本的法律常识，很多农民工想维权但不知如何运用法律维权，法律援助可以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其次，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因为无钱而无法维权的窘境。农民工一般生活贫困，到城市务工就是要解决生计问题，但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和赔偿，而请人和雇主打官司又付不起律师费，如果法律援助免费，农民工就不用为费发愁；再次，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可以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法治国家，而在法制国家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农民工不懂法、生活贫困而被法律所摈弃，农民工的权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一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法律援助可以使农民工合法权益纠纷和案件得到及时解决，可以稳定农民工的人心，可以彰显司法的公正与力量。

二、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

（一）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农民工在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时要求相关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有其充足的法律依据：

1、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详细列举了“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如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毋庸置疑的是，农民工和中国的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军人等各阶层人士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谁也不能剥夺农民工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法律援助权利；更为众所周知的是，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侵犯的种种情形中，拖欠工资、被拒付工资、工伤赔偿难以落实是最常见的情形，而农民工大多经济困难，农民工为此寻求法律援助理所应当。

2、2004年司法部、建设部出台《司法部、建设部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强调应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3、2004年9月，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档案局等九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的意见》，强调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无偿的法律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目标的实现。

4、2006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在第29点指出，要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农民工能够依法维权。

（二）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实例。近年来，不少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了自己的权益，法律援助的作用日益突显：

2003年2月，江苏江都大桥镇张晓兰到一家鞋厂配底车间从事“绷帮”工作，经常接触含苯的胶水。4月的一天，小张突感头晕目眩，经江都、苏州、泰州等地医院治疗，初步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2004年4月，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2005年3月被江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同年被扬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4级伤残。但是，企业却不认账。张晓兰在多次索赔无果的情况下，申请法律援助。经江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调查取证并与企业协商，最终企业同意赔偿7万元。

2007年陈春桃到台州市一个电机股份公司打工，从事冲床工工作。当年7月29日下午，正在车间操作冲床的陈不幸被冲床压住，其右手因伤势严重，被迫切除，经工伤鉴定为五级伤残。陈所在的公司只愿承担医疗费用，对伤残补助等赔偿均予以拒绝。无奈陈春桃的家属向其户籍所在地沙市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法律援助中心刘劲松采取与当事公司协商、通过当地劳动仲裁提出维权申请、进一步向人民法院提讼等手段，最终法院判决由电机股份公司赔偿陈春桃医疗费、伤残补偿等费用24.5万余元。

2007年如东、如皋、通州、海门的98位农民工和南通某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赴俄劳务协议，约定按月支付部分工资，其余工资到年底在俄罗斯结清。可到了年底，公司老板却说工程亏损，外债收不回，公司无力按期支付工资。为追讨劳动报酬，2008年新春，回国的农民工们在冰天雪地里一次次到南通市区找老板，但老板拒不支付拖欠的工资，无奈农民工们找到南通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人员迅速与法院联系，要求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冻结了涉事公司银行账户，经过与公司老板的协商，最终将33万元工资送到了农民工手中。

三、农民工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虽然法律援助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利用法律援助维护其权益的情形还占少数，其原因如下：

首先，农民工不知如何获得法律援助。农民工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去保护，想到用法律手段讨回公道的不多，而想到申请法律援助的则更少。在大多数农民工的心里，打官司就是要花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高额律师费，更让农民工不敢踏进律师机构的大门，他们很少想到还有所谓的无偿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经费保障不力。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偏少，使得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愿意为自己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各级财政对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不足，不能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开展；正是由于经费保障不足，各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就会怠于提供法律援助。一方面对律师机构来说，法律援助是将当事人的法律费用减免，而减免的费用最终要落实到办理法律援助的机构来承担。因此，律师机构不想有太多的法律援助，甚至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任务观点严重，投入的精力也不到位；另一方面对农民工来说，个别法律援助人员对援助案件不尽心尽责，甚至对受助人态度傲慢，在庭审中一言不发、怠于援助的表现，也使农民工对法律援助感到心寒，认为法律援助对其并无作用。

再次，法律援助部门协作机制尚未健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而且各有关部门都有保障法律援助得到实施的责任。目前，虽然大多法律援助机构都与劳动仲裁、法院等在缓、减、免当事人案件受理费、方便律师阅卷等方面达成共识，与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也建立一定的工作联系，初步建立起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但是在具体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仍缺乏协作机制，存在条块分割、条规优先、资源分散、甚至拒不配合的现象，导致农民工为了一个案件要来回奔走于各有关部门之间，增加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有的部门在处理涉及农民工的问题上不积极，对需要他们协调参与的问题拖延搪塞，对他们掌握的一些证据材料不提供，影响律师调查取证。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完善

首先，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力。关心、帮助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事情，要充分利用媒体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内容，宣传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既树立了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意识和自信心，也强化了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识。

其次，加大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经费保障。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解决法律援助的经费应当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把法律援助机构设到基层，使农民工在其住处、工作地可很方便地找到法律援助机构；还可专设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政府应该增加法律援助人员队伍，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除配备一定数量的公职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外，还可向社会各界吸收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律援助志愿者组建法律援助志愿团，缓解援助需求的压力；政府还应加大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投入，可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专门用于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和志愿者，给予足够的补贴，让他们有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

再次，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农民工维权涉及到的部门很多，政府应当统一部署，要求各部门加强协作，各尽其职，共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如各部门可专门设立农民工维权职能机构，或者派专人负责农民工涉法纠纷问题，避免各部门互相推诿，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要积极、主动与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工会、妇联、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贾午光，高贞.《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国司法》，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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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无罪律师要根据实施情况来进行辩护，证据充分律师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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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被告人有正当理由拒绝人民法院为他指定的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拒绝之后被告人应当另行委托其他辩护人，或者由法院重新指定其他辩护人。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35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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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增多，各类纠纷频发。一些困难群众由于种种原因，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困难群众能够借助国家力量，获得律师帮助，维护自身权益。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直接体现“为民”精神的制度。

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原本没有能力获得律师法律帮助的公民，可以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进而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也得以彰显。

促进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虽然法律援助制度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政府，但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因而需要接受社会各方面的捐助。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自1997年5月成立以来，通过接受国（境）内外的捐赠资金，为众多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供了资助。这大大缓解了我国法律援助需求巨大与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的和谐局面。

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良好，保持安定团结，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利益差异客观存在，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如果把握和解决不好，往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乃至社会混乱和动荡。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统筹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解决机制中，诉讼是规范性、程序性最强的手段。法律援助案件中绝大多数属于诉讼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在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的公民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帮助和保护，这有利于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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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市文联、市文化局拟订的《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给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带来一些困难。为了进一步推动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对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1．在本市（包括塘沽、汉沽、大港、郊区、县）深入生活，伙食补助分别按下列标准执行：凡去市区、郊区深入生活，不能在单位食堂和回家就餐者，每餐可发给误餐费三角五分（早餐不补助）；去市属各县者，每人每天补助七角，往返时间不足六小时者减半发给，不足四小时者不发。

2．去外省、市、自治区工厂、农村及其它单位深入生活，从离津之日起至回津之日止，每人每天一律补助七角，不发途中伙食补助费，往返车费和住宿费，均按现行差旅费开支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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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责任，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地落实目标责任，我们成立了由县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长Xx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基层科、宣传科、公律科、法律援助中心等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指导。初步形成了由局党组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相关职能股室组织协调，乡镇司法行政机关自觉参与的工作格局，为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充分发挥法制宣传职能，强化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在开展“五五”普法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四种法制教育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机制。主动与县教育部门联系，在全县中小学校配齐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在教育局领导的密切配合下，全县中学都配齐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严格落实责任制，规范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

二是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

以漫画、图片作宣传展牌，在全县学校巡回展览。我们向省、市普法办以邮寄形式，收集关于吸毒、网吧、不尊重长辈和老师等一些漫画图片，共制作160块展牌，深入各学校巡回展览，让学生观看和自我对照剖析，并要求每一名学生写出《观后感》交给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评阅。通过巡回展览，不少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同学们感慨的说：“平时我们听法制课倍感乏味，而看这些图片让我们还有些吸引力，也领会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是开展把法律带回家的主题活动。

组织县普法讲师团，在各学校巡回宣讲法律知识。县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吸纳法律和授课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成立了Xx县普法讲师团。深入到全县各学校巡回宣讲《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义务教育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课。结合生活中实例案件进行以案说法，让学生通俗易懂，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五五”普法开展以来，全县共有中小学生2.6万余人接受法制教育。

四是开展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活动。

结合青少年实际，在Xx电视台常年开辟“普法之窗”。青少年尤其是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很容易在法律上产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一些犯法，罪与非罪的辨别亟待我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今年，我们购买了一些愚教于乐的专题法律节目片，在Xx电视台以“以案说法”和“一问一答”等形式开辟“普法之窗”。让学生们观看后晓知以理，懂知以法，使他们懂得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大力实施“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程

四、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县团委、县妇联和十个乡镇设立了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站,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让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担任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员,全县基本上形成了由团县委、县司法局组织协调，法律援助中心具体指导，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主动介入,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联系点主动参与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

二是简化了工作程序,畅通了工作渠道。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我们简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规定凡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一律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同时还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先承办再申请,以节省工作时间,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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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其自身客观的原因，其基本的权益、基本生活以及自身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始终处于弱势，必须有法律援助的帮助，其基本的利益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弱势群体基本利益保护中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对弱势群体开展法律援助，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具体体现，是满足弱势群体法律诉求，维护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要求。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法制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对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化解当前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通过合法的手段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直接帮助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同时，将很多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正体现。法律援助是我国针对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社会阶层制定的法律保障措施。通过法律援助，和其他的社会阶层一样，这些弱势群体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自身的合法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得以体现。

影响法律援助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按照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政府承担着实施法律援助的义务，这也证明了政府是法律援助实施的责任主体。但是，在实际的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了律师的义务，政府自身作为法律援助责任主体，只是承担了一个监管者的职责，而不是法律援助的主体，责任的主体被转移到专业的律师身上。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不明确，在增加社会职业律师负担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国家对弱势群体辩护权利实施援助的强度。这是与我国《法律援助条例》所规定的要求相违背的，执业律师商业化的运转无法保证弱势群体获得全面而高质量的法律保障。

法律援助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相对较晚，还没有建立健全专业的法律援助体系，因此，在对于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保护上，还缺乏健全的保障法律体系。现有的法律援助依据，大多数以《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以及《法律援助条例》的内容为法律依据，目前亟需一部法律援助法，来解决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的相关法律衔接问题。

法律援助基础建设薄弱。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基础建设投入的不足，经费保障制度的缺乏，以及援助案件的增多等原因，使法律援助的基础建设相对薄弱，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作用的发挥。由此导致即使实施了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但取得的实际效果仍会背离法律援助的初衷，失去法律援助的应有作用。

法律援助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完善。在具体的法律援助实施中，很多新执业的律师被用来开展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使法律援助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城乡法律援助存在差异化，受人才队伍数量的制约，广大农村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开展困难，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法律援助现实需求的矛盾日趋严重。

有效发挥我国法律援助作用的建议

明确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发挥主体援助职能。政府作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责任主体，必须发挥主体援助职能，积极设立公诉辩护人制度。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政府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代表，具备与检察院对抗的同等公权，有效规避了专业律师与公权力机关对抗的弱势。因此，明确法律援助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政府作为援助主体的责任，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有效地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

完善法律援助立法，为法律援助提供保障。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按照宪法的规定，其不具备国家根本法的实际效力，在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司法实践中，其所发挥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根据我国目前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基本情况，要积极通过以往的法律援助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援助专业法律。只有通过法律援助的立法，才能更好地规范法律援助行为，将法律援助的司法实践与现有其他法律进行衔接，使法律援助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

加强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建设，保证法律援助实际效果。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建设，完全是由国家进行专项的财政投入。但随着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需求的增多，现有的基础投入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因此必须改善现有的法律援助基础建设。在法律援助的基础建设保障上，要积极创新思路，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拓宽法律援助基础建设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建设，采取“政府+社会”的模式，在政府保障财政预算支持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律师协会的参与、社会资本的投入，来丰富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建设的投入结构，完善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建设，为更好的实施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提供坚实的基础。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针对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能力与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的投入必不可少，但人才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面对当前法律援助人才队伍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积极构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形成政府公诉辩护人、社会职业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为一体的法律援助专业队伍，全面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为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提供法律援助。一是提升公设辩护人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将其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享受公务员工资待遇，同时具有与司法机关同等的法律权利，建立健全各项奖励机制，发挥他们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实施高校专业定向委托培养。鼓励司法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充实法律援助专业队伍的力量，培养法律援助队伍的后备人才。三是鼓励社会律师机构的积极加入。充分利用其司法实践的行业优势，积极引导这些机构参与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通过其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确保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实际效果和质量。

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保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援助作用的发挥，成为维护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有效措施和保障。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逐步开展并实施和完善法律援助这一民生工程，必将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为辽宁警察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殷梦雯：《初探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经济研究导刊》，2016年第22期，第194-197页。

篇11

近年来，河北省也在推进困境儿童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很大进步。2003年河北省成立了河北省困境儿童救助保护联谊会，致力于困境儿童生存、保护、参与、发展的各项工作，十年来，该联谊会为我省困境儿童救助做出了具体而实际的贡献。2010年6月，河北省“困境儿童关爱行动”正式启动，包括大病儿童、流动儿童等四类儿童受到关注，同时专门针对贫困先心病儿展开了预防、捐助治疗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2年12月6日，河北省还专门以困境儿童救助为目的举行了慈善晚宴，向社会募集款项613万余元，为各类困境儿童提供物质帮助和教育服务。这些活动使得河北省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的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应当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同步推进的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深入进展。目前，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依据除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外，还有2007年7月通过施行的《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但是，在这两个法律援助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法律文件中，却都没有关于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特别规定，这直接导致了实践中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明确、具体、针对性强的法律依据，很多援助无法展开并切实到位，这已经成为了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领域的难题之一。

二、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一）法律援助制度对困境儿童关注度不够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我省公民在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情况下，共有十种情况可以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然而，对于困境儿童这个特殊困难群体，并没有特别涉及，同时对于困境儿童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途径、程序等，也没有做出专门性规定。而且，从条款意思来看，申请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然而有其他困难的困境儿童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另一方面，证明经济困难需要办理相应手续，对于那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困境儿童和流浪儿童而言，这种手续的办理是非常困难的。

（二）重诉讼援助、轻非讼援助，与困境儿童现实法律需求不符合

根据《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河北省将法律援助的重点放在了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人、辩护人的诉讼当事人提供、辩护服务上。而关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只笼统规定了可以进行行政复议、仲裁、办理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活动。从多年法律援助实践来看，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的法律援助活动集中在了诉讼领域，甚至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办理过其他法律援助业务。而作为困境儿童而言，大多数需要的并不是诉讼援助，而是国家政策咨询、代办相关社会保险、代办国家救助申请手续等活动。因此，法律援助在困境儿童救助和保障中能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存在冲突

困境儿童往往容易受到家庭内部的非法对待，如虐待、忽视、遗弃、伤害等，而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16条的规定：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人之间发生的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这意味着，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如果无法得到其监护人同意，法律援助就无法实际进行下去。而在监护人本身侵犯困境儿童权益的情况下，监护人不可能同意法律援助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援助活动如何开展？应当与哪些部门协同合作？如何保障困境儿童基本权益的实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四）没有针对困境儿童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往往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直接相关，涉及大量的各部门具体实施细则、规定、办法等法律文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而一般的法律援助人员对于这一类型法律文件往往很少接触，办理起来难度较大，比较吃力。其次，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需要与流浪儿童、残疾儿童、大病儿童进行接触，因此，了解其心理、善于取得儿童信任、掌握必须的沟通技巧非常重要，而这一点，也需要工作人员掌握相关工作方法，通过耐心、持久的具体援助活动积累经验才能实现。因此，在我国目前困境儿童数量庞大、实现对其充分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福利领域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没有建立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失。

（五）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儿童权益保护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尚未建立

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牵扯到立法、财政、教育、医疗甚至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绝非法律援助机构能够独立承担和处理的。因此，在法律援助机构和公安部门、教育部门、医疗单位以及残联、妇联等组织之间，应当建立顺畅、合理、权责分明的联动协作体系，方能使困境儿童得到迅速、有效、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保障。而这需要相关立法机关立法、政府部门执法、法律援助机构配合才能充分实现。

三、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对策

（一）法律援助应加强对困境儿童的关注

在我省法律援助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先针对包括残疾儿童、大病儿童、流浪儿童等在内的困境儿童出台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和措施，是比较符合需求状况和容易实现的。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制度构架与困境儿童的现实需求相符合。首先，在《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中，应通过专门条款将困境儿童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确定下来；其次，明确对于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经济困难作为衡量标准和条件；再次，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申请作为基本前提，当法律援助机构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困境儿童的相应需求信息时，有权主动开启法律援助程序，为困境儿童提供帮助。

（二）为困境儿童提供持续、日常、非讼的法律援助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主要针对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诉讼主体，注重诉讼援助，忽视非讼援助。这使得实践中大批亟需社保、医保、社会照管的残疾儿童、大病儿童及流浪儿童无法享受到这项免费公共法律服务。因此，针对困境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非讼援助，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调整。因此，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时，必须要做到非讼援助与诉讼援助相结合、以非讼援助为主。而在非讼援助过程中，要注意将法律咨询、相关法律文书撰写、社保医保手续办理、慈善活动申请等事项进行概括性纳入，以保证现实中困境儿童能够充分得到有关帮助和支持。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的冲突应得到解决

首先，我们应完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扩大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如达到一定年龄的困境儿童本人、其近亲属、其所在学校、所在村（居）委会以及相关维权组织等有权代为提出申请。这能够有效改善监护人独揽法律援助申请权的现状，确保在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能够及时、有效介入。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在提供援助过程中，一旦发现有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应当及时向相关机关（如公安机关、民政部门等）进行通知、汇报，并作为困境儿童利益的保护者协同处理相关问题。

（四）应建立专门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也为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河北省应当在援助人员的专业性、程序上的特殊性、进行援助时的灵活性与优先性等方面作出规定，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方面，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最大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多年来办理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很多地方也开始尝试建立专门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儿童法律援助团队，如山西省在2008年就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其重要内容就是对困境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几年来运转效果良好，社会反响突出。我省应当在借鉴这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建制和基础上，尽快开始组建我省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部门，做到人员专业化、工作常态化。

篇12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难。关于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提前介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实践中，许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审判阶段。部分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一两天才给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导致不少指定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凭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影响了辩护效果。

2.办案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还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还存在人格缺陷，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不轻易敞开心扉等，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还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还缺少统一指导和培训，使得有些律师仅满足于完成辩护任务，在办案过程中缺少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对于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导致表达辩护意见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不能真正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后续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认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现，然而由于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其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原有生活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极易重蹈覆辙，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为年龄较小，未被判处实刑或刑期较短，刑满后，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管教缺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为被援助对象，这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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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