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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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00-03

[作者简介]陈莎莉（1977-）女，湖北随州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集群创新与文化产业。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两大类。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1943，1957）提出大推进理论与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该理论认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人均陷阱，既有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势，又存在人均收入降低的因素和力量，要使区域经济获得增长，从落后向发达状态转变，必须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小于此规模，区域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

而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发达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向所有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集中资本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有带动性部门的经济优先发展，促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均衡增长而言，非均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与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研究中，“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后，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才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在整个国家大开发战略中起步较晚，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区域。为了策应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江西省确立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加快打造由南昌核心增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向南延伸连接吉泰工业走廊，并与赣南中央苏区振兴相衔接，两翼沿沪昆线展开。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非均衡的，政策优惠、要素资源等主要向南昌、九江、赣州三地倾斜，长期实施必然会拉开省会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经济差距。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矛盾，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始实施经济赶超战略。本文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以景德镇市为实例，探讨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

二、景德镇经济增长的现状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素有“世界瓷都，千年名镇”的美誉，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下辖2区1市（县级市）1县，即珠山区、昌江区、乐平市和浮梁县，面积5256 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6316万人。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兴，单一的陶瓷产业支撑了城市的千年发展，建国后也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曾是江西省第三大城市，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尚未形成的替代产业，为景德镇带来了经济总量不足、地方财力薄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地位下降

截至“十一五”期末，景德镇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615亿元，同比增长151%，占江西省GDP比重仅为489%，在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十位；与区域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景德镇的发展。2012年，景德镇市GDP总量为62825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省排名依旧是第十位；人均GDP为3928036元，约合624936美元，全省名列第四，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3年1-6月，景德镇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9亿元，同比增长111%；财政收入551亿元，同比增长19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697亿元，同比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29703亿元，同比增长249%。能否逐步缩小与南昌、九江的经济差距，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景德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主导产业发展平稳，替代产业正在形成

2013年上半年，陶瓷工业总产值1261亿元，上缴税金213亿元，出口4300万美元，作为景德镇的主导产业，发展十分平稳。以旅游产业、航空产业为代表的替代产业正在形成，已稳步成长为区域性支柱产业，2013年1-6月，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853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8344亿元，同比增长2054%；航空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76亿元，同比增长195%，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达212%，其中昌飞AC系列民用直升机填补了国产直升机多项空白。替代产业的形成，有效克服了景德镇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形成，增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投资硬环境不断完善

对后发区域而言，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转移落户，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举措。而吸引外来资本的首要因素是本地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景德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投资硬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2013年，投资265亿元的九景衢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西起九江，途经景德镇，东至浙江衢州，衔接武汉、上海两大铁路枢纽。该项目的建成，对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景德镇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可有效降低景德镇的客运、货运成本，彰显区位竞争优势。2013年6月，投资1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赣东北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完工，进一步提升了景德镇的物流服务水平，为未来区域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

（一）需求不足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在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增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焦化集团受钢铁价格下降、铁路运输成本和原料价格上涨影响，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利润明显下滑，2013年1-6月份上缴税金217亿元，同比下降1789%；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昌河汽车产能相对过剩，上半年销售汽车6万辆，同比下降175%；受欧美“双反”政策的影响，光伏产业陷入发展低谷，景新材料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天新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71%；另外，2013年1-5月，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总额为8229亿元，同比增长8489%，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十分明显。

（二）行政效率低下，招商引资效果不明显

目前，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存在专业性不强、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方面，缺乏专业的招商队伍和人才，依然采取全民招商为主的方式，给各部门下指标、压任务，因此政府招商的实效并不大。二是软环境建设不够理想，招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作风严重等问题，外来投资者反映比较强烈，对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013年上半年，全市计划新开工重点工程50个，而实际开工只有31个，有19个应开工工程未能顺利开工；截至6月底，全市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仅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22%。招商引资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较低，对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

（三）财政资金缺口大，削弱了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从预算外支出看，90%以上的预算外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出对应着地方政府的事权，这就意味着从财政的角度看，真正对具体经济事务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深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就越强。但是景德镇市财政十分困难，财政资金、偿债资金、重点项目资金都难以实现平衡。2013年，全市国企改制养老保险费累计欠费1391亿元；如果要拨付市本级上年结转的项目欠拨资金129亿元，再加上欠省财政资金115亿元，财政资金缺口非常大。企业改制资金不能正常、及时划拨，民生保障工程进展缓慢，困难企业医保和老工伤提标缺口1611万元，保障性住房配套需要66317万元，环卫体制改革需要1364万元等，年初预算均无安排。下半年，市本级需要偿还到期债务本息116亿元，压力巨大。偿债一直是倒扣在景德镇市政府头顶上的“紧箍咒”，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财政政策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难有作为。政府无法为公共品的供给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下降，会降低本地对外来要素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这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体而言，绝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势必会削弱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增强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升级

景德镇地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的赣东，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区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围绕全省的发展战略，结合景德镇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实际，把培育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做大经济总量的总抓手。举全市之力，加快培养壮大高新技术陶瓷及创意、航空、生物和新医药、光伏、清洁汽车及动力电池、LED半导体照明、现代农业和有机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基础上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低碳产业体系，推动景德镇向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二）转变招商方式，提高引资质量

围绕景德镇市“十二五”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及时掌握重点招商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发展动态，结合本市陶瓷、航空、旅游等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积极实施“央企入景”工程，对有投资意向的央企应展开长效跟踪，力争央企落户景德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从传统的政府招商、全民招商向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转变；组织专业招商团队，吸纳懂技术、懂财务、懂公关、懂土地税收政策、懂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保障招商经费，研究制定招商激励机制，从招来企业竣工投产后的应缴税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卓有成效的招商团队。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定期就项目审批、落地、建设和生产进行会商，为招商项目提供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招商环境。

（三）加强财政管理，优化债务结构，防范财政风险

短期总量管理导向的财政政策容易形成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忽视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引发公共债务危机。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加快资金周转，逐步消化财政欠账，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对景德镇而言十分重要。要严格财政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对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要视财力量力而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要优化债务结构，妥善做好偿债工作，有效化解财政风险。合理利用利率较低的政府地方债券与企业债券，置换原有的高利率的银行债务，减轻利息负担；优先偿还信托、商业银行等利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债券，对省城司、省投资管理中心的债务，在办理续贷的同时争取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要有效利用金融资金，充分发挥金融资金支持经济总量发展的作用；同时节约使用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良性互动。

（四）壮大产业实力，增强地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积极培育替代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

2009年景德镇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由主导产业衰退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了艰难的城市转型升级之路。替代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景德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足以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航空产业方面，应牢牢把握我国低空空域管理逐步放开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景德镇航空产业基础好、研发强、人才多等优势，努力提高产业聚集度和资源集中度，将景德镇打造成研发、集成、总装为一体的中国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直升机产业研发设计、总装、航空零部件配套、资质培训、维修保养及国际合作水平。在旅游产业方面，以厚重“陶瓷文化”为引擎，以“瓷源浮梁，多彩乐平，古镇珠山，绿色昌江”为四轮驱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打造“世界瓷都，艺术之城，千年名镇，生态家园”的旅游城市形象品牌，逐步把景德镇市建设成为旅游集散中心、陶瓷购物天堂、优美生态之旅最佳目的地。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建立现代服务业体系，优先发展生产业，拓展提升生活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打造赣东北物流服务平台。依托中国陶瓷城、国贸广场等国内主要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交易平台的优势，重点建设赣东北综合物流园、远航现代物流中心项目；加快与周边城市对接贯通，共同建设昌、九、景区域性物流市场。依托陶瓷、直升机产业基础，发展现代会展业，巩固国际陶瓷博览会龙头展会的地位，筹办直升机博览会，壮大浮梁茶博会、乐平绿博会、景德镇檵花节等一批新兴展会，把景德镇建设成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陶瓷和直升机专业会展基地。

3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再造区域竞争新优势

科学开发利用陶瓷原料、煤炭、金属矿等矿产资源，推进资源性城市转型，加强产业自主创新，加快陶瓷、汽车、家用电器、精细化工、电力能源、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传统产业调整振兴。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有机茶、无公害蔬菜、休闲旅游农业等特色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浮梁茶要继续扩面增产、整合品牌，做大优质茶叶；乐平蔬菜要继续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生产，打造“江南菜乡”。建立农业科研试验基地、示范基地，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加速农业技术成果的示范和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13年4月，景德镇市被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将以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绿色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着力点，再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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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篇3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资源要素；内生增长模型

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一方面为资源型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资源基础的削弱和退化，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困境，本文依托对资源型城市——延安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现有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因于无法解释的技术进步，因此不能揭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以Romer、、Grossman and Helpman等一批经济学家为代表，通过运用“干中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由此揭示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如果将资源变量加入内生模型，是否可以探讨出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找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一、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困境

资源型城市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于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张秀成（1999）认为资源型城市是指其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的一类城市。张米尔（2002）认为资源型城市是其主导产业是围绕资源开发而建立的以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总之，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产业必然是其支柱产业，例如延安市，其石油和煤炭化工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其总体生产总值的80%左右，其经济几乎完全依托于资源产业而发展。

由于资源型城市所依托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型城市的兴衰是由资源储量决定的，其发展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可以说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败。当资源储量丰裕时，资源的开采难度小，开发利润高，资源型城市就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和成熟阶段，资源产业边际收益也处在递增阶段。而随着开采时间的延续，资源的储量也会与日俱减，资源的开采难度逐渐增大甚至面临资源枯竭，大部分资源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边际收益递减，以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均会处于停产临界点甚至停产状态，资源型城市也处在了生命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主体产业停滞，城市经济困难，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并在模型中考虑到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以理论推演的方式试图找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延安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中，自然资源的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可假设在此类地区资源的投入对经济产出是必需的，S为资源的存量，Y为经济产出若:so则Y0；若s=0，则有:Y=0。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同其他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相同，即经济产出是资源要素的增函数，且资源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设R为生产中使用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经济必须逐渐摆脱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即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R的增长率应当随时间递减。为了研究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我们可以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以下模型：

由此可得出：为了降低gR必须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通俗的说就是要提高科技水平才能保证经济逐渐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论

由模型分析可知，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可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率（gR），当 γ无限大时，gR就会无限趋于0，此时经济就摆脱了对资源的依赖。这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即提高经济体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使用率，走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但现实问题是，资源型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方式恰恰是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量大的粗放型增长。这也是由于资源产业技术结构普遍偏低，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技术进步速度较为缓慢，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不可能拥有较高的技术产出弹性。另外，资源部门扩张又导致了传统制造业萎缩，新型制造业发展不足。而制造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沃土，其萎缩必然也会阻碍资源型城市提高本地经济体的科技水平，不得不继续依赖过度开采资源发展经济。

因此，资源型城市应适当的升级产业结构，改变单一依赖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增加产业多元化，同时，在资源红利期就应该考虑利用资源产业高速发展提供的资金优势，为发展有成长潜力，技术含量高，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做准备。

本文的结论为延安市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证检验和具体优化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徐霞，王育红.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2］ 王海建，耗竭性资源、R&D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J］.系统理论工程方法应用，1999（8).

［3］ 刘海洋.资源禀赋、干中学效应与经济增长［J］.经济经纬，2008(1).

篇4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长率，从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0.5%。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经济增长促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3上升到0.45[2][3]，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4][5][6]，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即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结果：可持续与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利、社会安全，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带动各个部门，使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脆弱群体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选择

评价和监测包容性增长需要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变量。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包容性增长包括两个关键方面：（1)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保证经济机会有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第一方面强调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方面强调经济机会的可获得性，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机会的可得性，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本研究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选择评价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由于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增长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其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即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前提，那么评价包容性增长就有四个维度。以下对这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即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指标评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参与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森（2005）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营养指标评价获得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结果包容性的主要体现，能否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果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因此，用贫困人口减少以及收入公平两个指标评价参与经济机会结果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承担着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有四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获取基础社会保障（见表1）。确立包容性增长评价维度后，下面将进一步选择目标层指标的指标。

在选择指标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划分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划分范围从大到小，从模糊到具体的方法。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由目标层、维度层、领域层和指标层组成，以上初步预选指标组成了第一轮评价指标集合，下面将进一步选择领域层指标和具体指标。

篇5

近年来，众多学者做了关于可持续性的研究，安徽省也有少数几篇对安徽绿色GDP进行核算的文章，其研究重于对理论的说明，核算过程相对简单，不能够较为准确的说明安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及现状。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将重点放在安徽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真实储蓄的核算过程上。

安徽省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方法

本文选取基于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并以其代表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国家财富”来研究安徽经济增长的弱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以“国家财富”作为依据衡量各国发展可持续性的方法又被称为真实储蓄法，通过比较净储蓄率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折旧率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弱可持续性标准，来确定经济发展的状态。如果所有的储蓄都重新投入到自然资本和人造资产中，且资本存量总值不下降，则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满足了弱可持续的发展标准，这也是本文的评价方法。真实储蓄(GS) 的计算如下列公式所述：

（1）真实储蓄=人造物质资本净投资–净借贷+净官方转移支付–人造物质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2）真实储蓄=GNP-消费支出-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自然资本通过两种方式折旧：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资源损耗价值为资源的单位租金与资源损耗量的乘积，环境污染价值为污染的边际损失价值和污染排放量的乘积；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净教育支出，包括在国民账户中被当成消费而不是投资的当前教育支出，不包括教育支出中用于资本投入的部分。本文的人力资本支出采用的是国民核算账户中的教育经费支出，并排除了其中用于非人力资本的部分。

真实储蓄计算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自然资本损失的核算，原因是自然资本损失所需的消耗和价格数据都不易得到。本文采用净租金法对自然资本损失进行核算，天然气、石油等的损耗价值直接用定义即消耗量和边际租金计算得出；矿产如黑色金属、非金属、有色金属等则用剔出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部分的间接方法计算，二者的结果结合在一起便得出总的自然资本折旧损失。

安徽省自然资本损失核算

·“净租金”法

在实际研究中，CFM和“净租金”估价法都是比较常用的。净租金计算法下，需要对自然资源建立实物账户，将不同资源的消耗量、存量、开采量进行记录，并根据其净租金，即价格减去平均开采成本，近似地来计算自然资源的损耗价值。在目前实际应用中，由于资源开采成本的数据不易得到，只能用平均生产成本代替边际生产成本来进行计算。

·剔出资源报酬

由于安徽省缺少矿产资源如钢铁、金银铜等生产量和消耗量的数据，本文对矿产的资源损耗采用了剔除资源报酬的方法核算，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净租金法。工业总产值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反映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总成果。本文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和煤矿资源的损耗核算采用了对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的部分进行剔除的方法进行核算（因为这部分矿产消耗的数据不够详尽、价格波动大且不易取得）。工业增加值中实际上包含了资源报酬、劳动力报酬及资本报酬等，因此在剔除工业增加值时，要将劳动力报酬和固定资产报酬等排除在工业增加值外。

篇6

资助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自选项目（L11DJL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96）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债务规模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8日

一、引言

财政可持续性重点关注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就是指在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如果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则存在引发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问题。如果某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借债，当其债务无法偿还时就会引发债务违约，并逐步升级为信用危机而迅速扩散蔓延。目前，整个欧元区正遭受债务危机的困扰，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债务危机也濒临引爆。国家债务问题也由此成为后危机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引起了广泛关注。

Bulter（1985）首先提出了财政可持续的概念，他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 Hamilton and Flavin（1986）利用美国战后的数据提出了检验公共借贷的实证分析框架，他们得出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债务具有平稳性。Mendoza and Oviedo（2006）得出了在政府维持可接受范围内的开支和支付债务利息条件下的最大债务水平。

近年来，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周茂荣、骆传朋（2006）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的财政收支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财政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可持续的，同时也提出应该注意到当前我国累积债务高速增长的这种趋势；杨宇、沈坤荣（2010）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在考虑了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和铸币税的情况下评估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表明仅仅依靠税收收入不足以保证可持续性，考虑非税收入后呈弱可持续性，进一步考虑了铸币税后呈强可持续性。顾宁（2011）通过对我国地方债务的特征和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指出债务风险不但会在地方层面积聚，还会沿着财政链条纵向传导至中央政府，沿着金融链条横向传导至金融体系，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提出有必要遵循调节总量——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二、债务可持续性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经济周期，需要国家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来调节和引导经济，特别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需要主动运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社会经济总量，进而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使用扩张性政策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果，比如高通货膨胀、高赤字等，从而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早在1923年Keynes就指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国家财政将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当尽量避免由此产生的累积效果，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起步的较晚，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债的方式进行融资，由于缺乏国债管理方面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对债券市场的监管还不完善，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国家债务风险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债务风险过高，会导致国家的信用系统遭受严重损失，引起金融风险的恶性循环。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债务风险过高的评价。图1给出的2011年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在60%以上，其中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以上。（图1）

三、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分析

对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一些指标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债务风险水平较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些指标只能提供一些参考作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如欧元区在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高达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因此有必要将债务负担率与基本盈余率联系起来考察政府偿付能力，通过债务可持续性检验以获得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可靠结论。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如果在一定的预算盈余和公共债务路径下政府保持有足够的偿付能力，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1、非庞奇博弈条件。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利率为常数r，那么在连续的时间里，债务的累积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B（t）=rB（t）-S（t） （1）

（1）式中，B（t）表示债务，S（t）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的基本盈余，当存在基本赤字时，S（t）用负数表示。解这个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时间t的债务水平：

B（t）=ert[B（0）-■er？子S（？子）d？子■] （2）

其中，B（0）表示在时间t=0时的债务水平。在方程（2）的两边同时乘以e-rt，可得：

e-rtB（t）+■er？子S（？子）d？子■=B（0） （3）

政府的偿债能力要求初始债务应该至多等于基本盈余的贴现值，即：

B（0）≤E■ertS（？子）d？子■ （4）

其中，E为期望。方程（4）是借贷的现值约束条件，当满足这个条件时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此，在保持偿债能力的前提下，为满足方程（3），且B（t）不为零，则必须有：

limt∞Ee-r？子B（t）=0 （5）

方程（5）通常被称为非庞奇博弈条件，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还清所有债务。Hamilton and Flavin （1986）用该方程作为一系列单位根检验的起点以建立服从该方程的债务存量给定时间序列。

2、债务有界理论。Bohn（1998）提出如果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成正相关关系，那么该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为此时如果公共债务增加，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其基本盈余，这就意味着最初债务占GDP的比的上升已经获得补偿，最终债务占GDP的比仍然有界。Alfred Greiner，Uwe Ko¨llery，Willi Semmlerz（2007）在Bohn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假设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有如下的关系：

■=？琢+？茁■ （6）

其中，α、β为常数，β称为反馈系数；T（t）、G（t）、Y（t）、B（t）分别为税收收入、政府支出、GDP和公共债务。由这个假设可以得到：

b（t）=■+e■ （7）

其中，r为利率，g为经济增长率，b（t）=■，C1=b（0）-■，且假设b（0）>0严格成立。则由（7）式可知，为使债务占GDP的比有界，需满足r-g-β

（1）β>0时，若r>g，则必须满足r-g

（2）β

3、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现有的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研究的起点是对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检验，如果财政路径能够满足这一约束，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基于方程（6），公共债务的微分方程可写为：

B（t）=rB（t）+G（t）-T（t）=（r-β）B（t）-αY（t） （8）

由上述方程可解得：

e-rtB（r）=■Y（0）e（g-r）t+e-βtC2 （9）

其中，C2=B（0）-Y（0）■。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要求政府债务的贴现值收敛于0，即■e-rtB（t）=0。为使政府预算约束成立，也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β>0时，则须满足r>g或α=0

（2）βg且C2=0

如果利率大于GDP增长率，则该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否则是动态无效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即r>g，β>0可以保证债务的现值收敛于0，但只是其充分条件。而在动态非有效的经济中，即r0也不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除非α=0。

四、我国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1、我国经济有效性检验。Zilcha（1991）提出经济动态有效的充要条件是：

E{Eln[1+r（t）]}≥E{ln[1+g（t）]}（10）

所以，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等价于判断利率的均值与经济增长率均值的大小。基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选用两种利率指标：一年期存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与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表1给出了1981～2011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两种利率的均值都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我国的经济为动态无效。（表1）

2、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检验。通常把债务负担率对基本盈余的影响用财政反应函数来表示，它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债务余额所做出的财政收支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债务风险。在判断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之后，根据前述方法，我们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方程式（1）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财政反应函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样本区间1981～2011年）：

St=-0.019+0.06bt-1+0.16iflt-0.18eflt

t=（6.97）（2.4）（7.34）（-7.98）

R2=0.74 ■2=0.69

其中，ifl、efl是通过H-P滤波方法，分别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进行趋势分解得到的波动部分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代表临时性财政收支冲击，s表示不包括债务付息支出的中央财政基本盈余，b表示债务负担率。由于b是非平稳序列，s、ivar和evar都是平稳序列，为了保证财政反应函数的OLS估计结果是有效的，采用ADF检验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在5%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过程，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合理的。

由估计结果可知，财政反应函数的反馈系数为0.06。由于我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正的反馈系数能够满足债务有界理论，但不能满足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因此我国债务不一定是可持续的。但是陈建奇（2006）证明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如果初始债务与GDP比率不超过可持续债务与GDP比率上限，不会破坏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

另外，反馈系数为正，并且与现有文献对很多其他国家的估计结果相比偏高，说明我国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Buiter，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1985.1.

篇7

然而,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对这个定义产生了一种误解,譬如,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只注重人类发展未来的长期利益,而不关心当代人的目前利益或经济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事实绝非如此。可持续经济发展,虽然说着眼是要解决当代的发展与后代的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但要从这个基本立足点出发,优化社会总资源配置,从而解决好当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保证人民群众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供给能力,这就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以便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因此,经济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增长和可获利性,它要求国民经济系统保持它的产出水平等于或大于它的历史平均值的能力,是个产出没有负增长趋势的系统,而且经济增长既重视数量增加,又重视质量改善,还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减少废物,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力求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的变异性较低或最低,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基础。因为按照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运动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同时任何社会生产,不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以至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系统。所以,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生态系统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全发展,使其能够长期地、稳定地支撑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生态可持续性不仅是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现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践也已证明,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不以牺性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也不以牺性经济增长为代价片面强调生态发展,而是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建立起协调互促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现代经济在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中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所谓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即指这种发展既能保障当今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又能为未来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条件,至少不削弱这种发展能力。这是一种长时期促进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社会可持续性问题的中心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多种需要的满足,生存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些正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标,而且,这些也只有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可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中,可持续经济发展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建立在它与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生态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起动力和保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人类经济活动才能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从而保证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和不断前进。当然,经济可持续性对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着主导性的调节作用,它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为实现和保持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创造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只有在三种可持续性相互作用的协调互促过程中,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

可持续经济发展,顾名思义包含二层意义:一是要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可持续。所以从财富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是社会的总财富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增加,至少不减少,也就是保护社会总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可以认为是可持续的。因此,从社会总体上,保持总资本存量非减或有所增殖,这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总资本是指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资本即实物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总和。其中,强调生态资本存量保持非减或有所增殖方才构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生态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必须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互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增加的观点。

(一)三种资本的划分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上一次质的飞跃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把经济发展过程看成纯粹是由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规律支配的,而不受那些支配着自然生态系统进化和发展规律所制约的封闭体系,不重视经济活动和自然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将生态发展过程排除在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之外。这种传统的、狭义的、不完全的经济发展观,突出表现在它没有把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把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而是将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成是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毫不相关的、甚至对立的纯粹的经济资本运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就被排除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之外。

和传统经济学相比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进来,把作为人类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从而把现代经济运动看成是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经济运动的规律性。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从探讨生态与经济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深入到研究不考虑生态的经济带来极不经济的后果,尤其是脱离生态资本运动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带来的非可持续性的恶果。这是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变。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把生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总资本运动研究的范围,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应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加的理论。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也是把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成为物质资本积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虽然说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而且有非经济因素,除物质资本外,还有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自然因素等。

尤其是柯林•克拉克认为,物质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一个关键因素。他曾明确指出:“我相信,种种情况已经摧毁了一个至今流行甚广的观点,即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够积累的速度”。(1937)但是,从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是崇尚“物质至上”,把物质资本的作用估计过高。因此,从18世纪中叶以后,物质资本决定论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作用逐渐削弱,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质量劳动力的作用日趋突出,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同忽视活劳动作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决裂,从物质资本决定论,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甚至提出了人力资本决定论的观点。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为创始人的人力资本学派,论证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形成、特征、投资和收益等问题,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力资本学说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了由“物”到“人”的转变,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向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转变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现代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性尖锐问题,其中资源和环境等生态问题已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现代生产力,必须走以生态生产力为基础与经济生产力相适应的协调发展之路。因此,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发展的状况相协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这就使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生态资本或环境资本对现代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生态资本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制约因素和基础性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种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重要表现。如果说,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资本就是物质资本的传统资本理论模式,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但这种进步仍然没有克服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体系内部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的缺陷。而生态资本理论的提出并把它纳入社会总资本之中,形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资本理论,则是将人们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这就完全克服传统经济学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的根本缺陷,正确地、如实地反映了现代经济运动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再生产运动的真实全貌。这是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为21世纪现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三种资本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转移

1•物质资本是通过人在经济活动的投资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从它的实物形态来看,物质资本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对机器设备、库存及工厂的经营投资,居民住房建筑投资,对道路、机场和城市与农村的其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等。

2•人力资本是通过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投资所形成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即对人力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一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二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健康、组织、管理水平及综合各种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能力等;三是人力投资的产物,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主要依赖五个方面的支出: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流动及其家属迁徒的支出、在职工人的培训费用支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支付的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核心,它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源视为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看作现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成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3•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但这样说并不能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产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因为,在现代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种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改变的“天然的自然”,在当代的世界里可以说已经是为数不多了。因此,只有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才能再生产出达到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这样,在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本实质上是人造自然资产。所以,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环境,即自然资源的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自然资源(及环境)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即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这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质量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呈现出来的各环境要素的总体状态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有用性,如美丽的风景向人们提供美感、娱乐休息、以至满足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态服务功能。现代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就越要求优美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的整体有用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因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日益重要。

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不管经济社会形态如何,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环境系统。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社会物质财富来源于自然生态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经济活动将自然物质变换成适合人们需要的经济物质,这既是物质财富不断形成和增加的自然过程,又是价值不断形成和增殖的社会过程。所以,人类经济活动把生态资本变换成物质资本,增强人类经济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得以维持并不断发展。然而,物质资本不断增加,就要消耗生态资本,生态环境质量也会下降,尤其是枯竭性的资源存量就会减少。但是,这些生态资本存量的减少,可能还没有全部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所消费掉。这就是说所消耗生态资本的一部分可能以利润或投资转化为物质资本积累起来了。这种积累包括用于职工培训、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智力投资,形成人力资本;或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经营投资,形成物质资本;或用于恢复维护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投资,转化生态资本,以及用于替代石油、森林等人造自然资产如水能、风能开发和人工森林营造等方面。还有,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推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同时,人力资本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恢复和维护生态资本存量起着重大作用。很明显,三种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转化的。

(三)三种资本共同增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但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各有差异,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就有所不同,因而三类资本组合的状态也各不相同。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些国家必然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尽快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使我国进入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为了有效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蓝图的基本国策与关键措施。实行两个根本转变的直接目标是驱动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实施科教兴国就是要切实地把我国现代化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增加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发展的生态支撑能力。因此,认真实施这三大战略,从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是能够保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三类资本组合状态,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物质资本(km)增殖,人力资本(kh)增加,生态资本(kn)增殖,这样三种资本共同增殖就会使总资本(k)的存量随时间保持一定的增长,即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lm′+kh′+kn′([′]表示资本增加,[-′]表示资本减少)。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理想模式和最佳形态,也是我们经济活动所追求的高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2)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生态资本持平,社会总资本存量也是随时间有所增长,也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km′+kh′+kn,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低级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所必需达到的三类资本组合的目标模式,可以称为弱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3)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而生态资本减少;但前二者增加量多于后者减少量,那么,社会总资本存量是增加的,至少不减少,保持总量持平或增加,可以表示为:k′或k=km′+kh′+kn-′,这是三类资本组合的失调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要尽力防止和避免的不能确保可持续性的状态。然而,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生态资本转换为物质资本,使社会总量资本持平或增加,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称为“弱可持续性”。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社会总资本持平或增加,这只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说得好:“财富总量在替代意义上的持衡或增加并不等于可持续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潘家华,1996)

因此,我们必须加上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才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里至少有两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第一,生态的不可逆转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许多自然资产的开发利用都具有不可逆转性,如物种消失、湿地开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功能发生了不可恢复的损害等,这就使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殖,在实际上不可能补偿这类自然资产的减少。因此,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应该尽量避免对生态资本存量的不可逆转性的破坏。同时,生态的不可逆转性还使某些至关重要的生态资本无法或至少是很困难通过建立其它资本形成来补偿。第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一方面给现代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这些国家劳动者素质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生态恶果,使全球性生态资本急剧减少,造成当代人类靠挪用后代人的生态资本过活。然而,从发达国家的社会总资本来说,却是在不断增加,至少没有下降。但是,这种靠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性的,或至少是持续性不够的,因而才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现在,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反思,明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道路,其核心问题就是使社会总资本持衡或增加的条件下,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力争达到三类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体制、技术和生态的创新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影响社会总资本增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分析起来又很复杂。但在诸因素中起直接的、长期的、主要的作用因素,应该是劳动、资本、体制、技术、生态。这些因素是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社会总资本存量增殖,确保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理论,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当今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实践,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主要就是由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即变革现存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这就说明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还要指出的是,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域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使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它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试制和生产过程、规模生产、技术扩散、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全过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也是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与协调发展,它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本质上是经济创新。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技术创新才得以实现。所以,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科技发明创造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新市场的开拓,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取得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即是潜在的生产力,它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而进入生产过程,使它和生产紧密结合,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技术创新是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是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技术创新不断出现,就不断引起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与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实践上看,科技进步与创新确实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而技术创新则能够不断地、长期地推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生态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生态创新是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它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创新是人们有目的改变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系统,使生态环境系统愈来愈社会化,越来越显示其经济社会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符合自然规律要求的经济活动,虽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去改变自身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即不仅改变无生命的环境,而且改变生命有机体,还能改变生物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使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第二,人类的经济活动,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指导下,不仅是能够改变自然生态,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自然界,引起环境变迁,使大自然不断增添它原来没有的东西,即将原来纯粹的自然界或称第一自然界越来越多地变成“人工的自然界”或称第二自然界。这样,一个个人工生态系统遍布大地,使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进化与发展。

第三,生态创新还越来越是经济社会生态化运动,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是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各个环节愈来愈生态化,越来越显示其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清洁工艺、少废无废工艺、生态工艺,进行无公害生产,并能使用“无废料化设备”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使社会生产过程生态化;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市场、绿色营销;实施绿色战略,开拓绿色科技,建立绿色银行;加强绿色教育、发挥绿色法律的作用,推动绿色消费运动的迅速发展等都是生态革命即生态创新的内容。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归根到底还是来自生态环境系统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使之发生形态的变化,生产出适合人们需要的各种经济产品。因此,生态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研究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关系,创造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确保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生态创新的根本目标是要增加生态环境系统运转的生态资本,增强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化功能,提高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转化效率,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及其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因此,生态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与生态环境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四)三种创新相互作用推动着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把生态创新纳入现代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就很自然提出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各自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并运用它建立制度、技术、生态创新的三位一体的可持续经济运行理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中,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现代经济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制度演变———科技进步———生态改善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的联系,它不仅强调了制度在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保障作用和科技的主导作用,而且突出了生态在现代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对此,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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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04－0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平稳、高速的增长势头，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中国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及其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据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1.8％，居世界第10，提高到2009年的33.535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超过6％，居世界第3位。1979―200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为9.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着实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3 266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78年的0，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国家的外汇储备，也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3 992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

但是，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经济失衡这一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需求来维系，而内需却严重不足，导致外需和内需失衡。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国内的扩大需求，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的需求，而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第三，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二、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据统计，1999―2003年间，投资拉动GDP从1.8%上升到6.4％；2004―2007年，也维持在4.9个百分点。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而从1999―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4.7%快速降为38.7%。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而我国一吨煤所产生的效益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据统计，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回收”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当前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向垄断性资源、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而劳动者报酬收入却不断降低。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在居民劳动者报酬上，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而在1990―2005年，企业的营业余额所占GDP的比重从21.9％上升到29.6%。造成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1）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居民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所以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内地居民的收入。（2）产业结构与劳动供给结构之间失衡。一般来说，知识性、高技术等人员的报酬要高于一般简单劳动所获得的报酬。（3）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稀缺，造成垄断性资源、资本要素报酬偏高。

（三）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不断向全球注入流动性保持逆差，导致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性项目逆差不断加大。二是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了美国的逆差。这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对中国这种严重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大了国民经济的风险。由于内需不足和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致使经济发展依赖国际市场，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震荡，必将造成国内经济的萧条，甚至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现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经济真正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常规发展轨道。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这种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资源、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必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煤炭的消耗为例，2000年，中国的燃煤消费量占世界燃煤消费总量的27%，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2007年，中国消耗了21亿吨煤炭，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未来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此基础上翻番，在40年内用光所有的煤炭储量。同时，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给环境也带来了严重破坏。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切实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理顺经济利益关系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是维持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所在。当前，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过大，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有效需求，使消费疲软。因此，一方面，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为社会各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行为等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

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为可持续的手段。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其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普遍在70%以上。而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60%，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不足40%，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要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型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采取积极引导，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外需驱动型增长向内需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实现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这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和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衰弱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出口风险加剧，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四）坚持全面协调发展，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发展道路，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发展上，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发展方面，缩小城乡间、地区间贫富差距，健全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环境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倡导环境文化、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周明生.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综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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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2-0039-02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辽宁经济，受到了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的双重不利影响。从国外来说，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少，直接影响到辽宁的外贸出口额。可以说，辽宁外贸出口额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的趋势，从国内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下降，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商品采购与加工数量的下降，导致国内市场对辽宁相关原材料、装备制造业相关产品的需求减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辽宁产品在国内市场需求的减少，是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间接传导的结果。

面对国外、国内的双重市场压力，辽宁经济不仅要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前形势下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辽宁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把困难转化为机遇，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以及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

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是辽宁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要实现辽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要了解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辽宁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的实质，即从辽宁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找到阻碍辽宁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实质问题所在，以期实现辽宁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1　当前的危机是长期依赖进出口刺激经济的增长动力的危机。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的影响及其传播途径，我们不难看出，辽宁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外贸和内贸的同时减少。外贸方面，主要来自于进出口贸易额的直接减少；内贸方面，由于辽宁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础生产装备，在国内需求下降，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商品采购数量的下降，使得辽宁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可以说，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是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进出口，长期依赖外需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应该看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在一段时期内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经济的发展不能长期以此为增长动力，特别是对于辽宁经济发展来说。其真正的经济增长动力应该来自于国内市场，抓住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眼光向内，以内需为主，建立以满足内需为主的经济区和经济实体，这样才能立足于国内、立足于根本，适当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才能避免由于外部市场需求下降而造成的经济下滑，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目前尚未完全转变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危机。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以后，辽宁经济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以低技术含量、简单加工和粗放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资源型生产企业。长期以来，辽宁经济中以资源开采和粗加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企业一直没有完全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世界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最初还只是影响到出口部门。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和扩大，这种影响会逐渐向上蔓延至生产链条的上游。企业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越接近上游，其生产附加值越低，在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该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就会越大。辽宁作为一个资源和原材料大省，虽然也存在一些大型的资源和原材料深加工生产企业，但也存在众多的中小型资源和原材料初级开采和加工企业，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这些以中小型粗加工为主的资源和原材料生产企业自然会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于辽宁经济而言，不仅仅是对众多的资源和原材料生产企业的一次严重的打击，更是对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更加说明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辽宁经济增长方式中仍旧存在的主要问题，让我们能够在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影响的前提下，更好地加快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3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辽宁经济增长本质内容的一次重要检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辽宁经济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威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更加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增长的本质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以经济增长数字指标的高低来评价经济发展的最终效果，却在更多的时候陷入了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本质目标。过去那种单纯为追求经济增长数字目标而形成的高投资、高信贷、重复建设、生产结构简单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面前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更加说明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真正内涵和本质目标的严重偏离。当前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本质内容应该包括：一是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为了应对当前的暂时性的危机而过度依赖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要放眼长远，从经济长期的发展和增长着手。加强基础性建设，同时也要防止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新的经济过热发展的风险；二是经济增长应该是结构合理基础上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不应该过分集中于发展个别产业上，应该注意三次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应该以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程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程度，应该改变简单的以经济增长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做法，避免把“保经济增长”变成“保数字增长”。

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是实现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保障

在正确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上，要真正实现辽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辽宁经济增长的核心保障。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质就是如何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

1　调整外贸进出口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适当降低辽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辽宁省的外贸进出口产业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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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景气增长。加入WTO后经济体制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正确，国际环境的逐步好转，将支持中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经过1993～1997年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和1998～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高――低――较高的周期，目前正处于新的期前端，经过前十年的调整，积蓄了一定的增长潜力，增长机制也更成熟，宏观调控更科学，可以说进入了新的景气期。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相当协调的高成长期，风景这边独好的格局暂时不会变化，主要得益于内部机制的变量趋于合理，外部环境更多地看好中国。中国已形成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凹地。政府政策的稳健和连续也是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一种长期态势，经济增长具备物质基础，投资主体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正由政府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目前是投资带动型，将逐步向消费拉动转变，支持经济快速发展。另外，我国内需市场大，且呈梯度分布，加入WTO后促进外资投入，宏观调控掌握较稳，价格尚处在低价位区间，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将持续，耐用品消费（汽车、住房等）增长快且将持续，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因此，只要控制好增长的均衡性，可以保持一个时期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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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挑战。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关于《财政未来、公共部门预算改革及其效果》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指出各国正面临着长期财政挑战，包括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金、医疗以及其他服务支出的增加、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导致的风险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项目中包含的或有负债成本以及更换陈旧基础设施的需求等不同因素引致的财政风险。同年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IPSASB）的征询意见稿——《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报告》也指出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众多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科技进步引起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日益增加以及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医疗、养老支出的增加等等，给各国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在201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约翰·利普斯基在《财政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挑战》中指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均面临着财政挑战。尽管财政挑战不尽相同，但就中长期而言，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支出仍可能会提高。许多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持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在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保持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是各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一份《财政监督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之下，大多数经济实体面临着艰难的财政状况，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着很高风险。同时，IMF强调，由于全世界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等方面支出上升，在更长时期内，各国的财政持续性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可见，财政可持续性已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已扩展到了发达国家，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国外财政可持续性评价实践

（一）澳大利亚的代际公告 澳大利亚政府的财务状况一直良好，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养老金、医疗支出增加，以及技术进步促使公众需求增加等因素将可能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压力，澳大利亚财政部按照《预算真实法案》（Charter of Budget Honesty Act）要求，自2002年开始，每5年一次《代际公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预测期间40年。《代际公告》作为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文件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评价未来40年内政府财政政策的长期持续性。该报告根据当前的政策，人口预测和经济发展趋势预测政府未来40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澳大利亚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与人口因素、经济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相关的政府项目，因此，在财政支出的预测中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口变动因素相关的支出项目，如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并分别构建预测模型；另一类支出与人口变动因素无关，按照GDP的稳定比例预测。

（二）新西兰的长期财政状况报告 2004年，新西兰《公共财政法案》（Public Finance Act），要求财政部至少每4年编制一份关于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的报告，预测未来40年的前景。2006年新西兰财政部正式了第一份《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New Zealand’ Long-term Fiscal Position）。财政部该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财政信息的质量与深度，了解政府收支决策的长期影响并有助于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作出合理的财政决策。《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从分析新西兰未来人口规模、结构和未来经济规模假设入手，通过对历史趋势和当前政策的判断，预测政府的重要支出和收入项目。具体而言，该报告的预测采用了新西兰已有的长期财政模型（Long-term Fiscal Model）。长期财政模型采用“三步法”，首先根据人口统计预测未来人口规模与结构；其次，根据人口预测数据，进行GDP预测；最后，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进行预测。财政收入按照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分别预测。财政支出按照与人口因素是否有直接、明确的关系分为四大重要支出项目（医疗、教育、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和其他支出项目分别预测。医疗支出根据人口因素、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增长因素等进行预测；教育支出的预测依据人口基数变化、通货膨胀和教师学生比率增长等因素；养老金支出主要根据退休人数增加、人口寿命增长、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其他福利支出是指除养老金之外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包括失业福利、基本生活福利、疾病福利、残疾福利，这些福利支出主要由接受福利的人数所决定。该报告对税收收入和上述四项支出分别构建预测模型，进行长期预测。

（三）英国长期公共财政报告 英国财政部遵循《财政稳定法案》（Code of Fiscal Stability）的要求，从2002年开始每年均要《长期公共财政报告》（Long-term Public Finance Report），分析长期发展及其对公共财政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实现其财政目标。2009的《长期公共财政报告-财政持续性分析》认为：财政持续性主要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主要由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变化决定，生产率增长取决于未来的创新，这种创新由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支撑。劳动力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变化。与以前年度的该报告相比有两点改进之处：一是对财政收支中受到长期挑战影响巨大的项目进行重点预测，二是包含了对英国政府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和财政长期预测影响的扩展性讨论。《长期公共财政报告-财政可持续性分析》（2009）揭示了公共财政面临的潜在的压力，促使政府实施财政合并计划，保证公共财可政持续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而确保公共财政能够应对未来可能的经济冲击。具体而言，该报告分析未来50年的人口变化、环境变化、技术变化、全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对公共财政的影响，认为长期财政预测并不是对所有相关因素的详细分析，预测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长期挑战对公共财政的压力，因此对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中受到长期发展与挑战影响巨大的项目构建模型进行预测，其他收支项目由于没有受到长期发展与挑战的影响，没有构建预测模型。予以模型化的财政收入项目包括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和生产税；财政支出项目包括医疗、长期护理、教育、国家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养老金。该报告认为医疗支出增长压力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需求、技术进步促使医疗成本增加；二是人口寿命增长，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医疗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三是由于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健康问题，将对未来医疗支出有重要的影响；四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医疗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长期护理支出是指英国政府提供给那些不能自理、不能管理日常生活的人提供长期社会保健服务，该类支出取决于单位成本以及需求人数。教育支出压力主要来源于人口中儿童和青年人的人数。公共服务养老金是支付给医护人员、教师、公务员、军队、警察、消防战士和司法机关人员。未来人口变化将对公共服务养老金支出带来重大压力。国家养老金是提供给已退休人员的基金，支出压力主要来源于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人口寿命的增长。该报告认为英国未来财政挑战影响税收收入的方式与影响经济的方式一样，因此，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和生产税按照占GDP的固定比例进行预测。

（四）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 美国自2004年开始呈报《社会保险表》（Statement of Social Insurance），简称“SOSI”。SOSI提供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未来75年预期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余额的现值信息，以评价在当前的政策下，美国社会保障项目的持续性。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2009年9月28日的SFFAS 36——《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 Reporting Comprehensive Long-Term Fiscal Projections for the U.S. Government ），扩展了已有的SOSI。SFFAS 36要求该报告由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补充信息和披露三部分构成，并要求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在2010，2011和2012年三年间作为补充信息呈报，从2013财年开始作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的基本财务报表呈报。SFFAS 36将该报告简称为“财政可持续性报告”（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是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应有助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评价在当前政策不变即在政府不改变公共服务和税收政策的情况下，政府未来的预算资源是否足以维持公共服务和偿付到期债务，并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这种评价的财政、社会和政治含义，从而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的目标。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是该报告的核心部分，从政府整体视角，呈报政府所有项目的未来75年内收支现值信息，不仅包含社会保障项目，也包含了教育等其他项目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信息，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信息。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的基本要素包括收入、非利息支出、收入与非利息支出差额。其中，收入按项目重要性分别列报，如医疗保险收入、社会保险收入项、所有其他收入以及总的收入；非利息支出也按项目重要性分别列报，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险、重大项目A、重大项目B、联邦政府其他支出以及总的非利息支出；收入与非利息支出差额为总的收入与总的非利息支出的差额，即财政缺口。报表的纵向呈报各项目当年的现值、占预期GDP的比例，前一年的现值、占预期GDP的比例，以及相对于其上一年的变化。除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外，瑞士财政联邦部门（Federal Department.of Finance）自2008年开始每4年提供一份预测未来50年公共财政长期持续性报告-《瑞士公共财政长期持续》；挪威财政部自1993年开始每4年提供一份《挪威经济长期前景》报告，预测未来50年的长期挑战、经济前景与政策选择；荷兰中央规划局自2000年开始提供《老龄化与荷兰公共财政的持续性》，预测至2100年荷兰财政的持续性情况以及丹麦的《持续性未来》；德国的《公共财政持续性报告》等，尽管这些报告的名称不同，但均是通过预测财政未来的收入、支出来评价财政长期持续性。表（1）概述了各国财政可持续性报告。

三、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需求及借鉴

（一）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需求 为评价财政可持续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关于财政可持续性报告。尽管这些报告的名称不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预测未来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来评价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出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已成为其各自法律（《预算真实法案》、《财政稳定法案》的一部分，单独作为政府的一份公共报告，美国的财政持续性报告以准则的形式要求作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且主要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信息。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于国外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来评价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需求。我国政府当前以及未来的财政资源是否可以持续地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民生，满足当代以及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就我国而言，在政府财力逐渐强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改革发展成果正越来越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财政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剧增，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风险加大，对我国财政可持续运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其次，近年来，我国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增长，尤其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全面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以来，财政支出重点已明显转向民生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将更加注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见，我国未来财政政策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放在首位，民生项目将继续成为我国财政未来支出的重点。然而，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满足13亿多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民生支出的需求，实现“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并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给我国政府带来了潜在的财政风险。尽管“十一五”时期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对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上述因素均增强了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以及政府财务报告改革的目标，笔者认为《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对我国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借鉴 （1）财政可持续性信息与政府财务报告的关系。政府财务报告作为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书面文件，是财务信息披露的传统形式，也是信息沟通和公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当前的政府财务报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反应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毋庸置疑，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对于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和实现决策有用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评价政府的财务状况，不仅需要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而且应该考虑未来的财务情况。而当前的财务报告并不能提供全面的、前瞻性的信息，不能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未来财政持续运行的能力，尤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项目的持续运行情况的需求。此外，为了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的目标，政府政策的长期财政效果也应该予以透明化。因此，为了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成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FASAB以准则的形式确立了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的地位，是对政府财务报告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具有可资借鉴之处。（2）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类型。对于我国而言，财政持续性的担忧并不是由当前的财务状况所引起，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预期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剧增等因素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的内涵应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就长期而言，政府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在稳定或在可承受的税收前提下，政府能够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偿还当期以及未来的债务；代际公平，即政府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不能减少政府满足未来几代人需求的能力。因此，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反映在当期经济、税收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当前以及未来的财政资源是否可以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保障民生建设的持续运行和偿还当期及未来的债务，满足当代以及未来几代人的需求。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包含以下六类：政府能够创造足够未来资源的能力；政府能够保持或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能够偿还债务和履行承诺的能力；代际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的潜在影响；人口变化的潜在影响。

（三）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列报方式——报表 IPSASB关于财政长期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列报的方式，建议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单独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财政收支预测信息；二是以文字叙述报告形式对未来财政收支进行预测、总结。在2008年，美国政府财务报告采用了第二种形式，在管理者讨论与分析部分中，包含名为“政府财务状况”——部分，该部分通过图形、表格的形式列示历史信息以及未来75年内的预测信息。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2009年9月28日的SFFAS 36-《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采用了第一种方式，即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联邦政府未来75年内财政收支信息。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应以财务报表-“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报表”的方式呈报，以便更清晰地反映在当前经济、税收等政策不变前提下，我国财政未来收入、支出、收支差额及其现值信息，揭示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2011.

[2]Barry Anderson & James Sheppard.Fiscal Future Institutional Budget Reforms，and their Effects，OECD 30th Senior Budget Officials Meeting，2009

[3]IPSASB.Reporting on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2010.

[4]Treasur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Intergenerational Report，ag.gov.au/cc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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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不同步系数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8-06

经济增长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国也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伴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人们满意并且致力寻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一、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1]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2]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3]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4]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5]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7]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8]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9]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10]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11]；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12]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13]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14]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15]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16]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17]；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18]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

X1――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

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

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

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X5――投资效益系数用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比的方法来计算，即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生GDP，用公式表示为：CIE=GDPtIFAt，其中IFA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

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

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经济稳定性系数=VEG・INF=（|gt-gt-1|/gt-1）・INF。其中，VEG表示经济波动率系数，INF表示通货膨胀率。（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 p值近似为0，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1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2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3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 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中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5.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关键的因素――环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来F1、F2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来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步伐减缓。而F3其实代表了TFP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基本上属于投入型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 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环境损耗惊人，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 西蒙・库茨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与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B・D・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 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1，（1）.

［8］ 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 李京文，汪同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0］ 胡少维.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J］.金融与经济，2006，（6）.

［11］ 钟学义，等.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12］ 戴武堂.论经济增长质量及其改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1）.

［13］ 梁亚民.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2）.

［14］ 李周为，钟文余.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6）.

［15］ 李变花.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设置［J］.统计与决策，2004，（1）.

［16］ 单薇.基于熵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3，（10）.

篇13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是全国的重化工能源基地。随着山西省矿产资源大范围、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开采,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加之全省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了水土流失、水资源缺乏、土地沙化等一系列生态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山西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研究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怎样与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物质上封闭的生态系统相关的。或者说,在经济系统的作用下,如何使地球生态系统保持动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是生态可持续性,而生态足迹就是反映生态系统生态可持续性的指标,而生态足迹的相关理论就构筑了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内在规律的理论媒介和桥梁。也就是由此来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反映区域资源的消耗强度。随着全球人地关系矛盾的日趋尖锐,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趋势,人类的生存进一步受到威胁,生态安全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的前沿课题和研究热点。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背景,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出山西省2007-2011 历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年份的生态足迹量,可以进一步了解山西省在各年份的发展状态,并定量描述出山西省所处的发展状态(可持续性或不可持续性),从而为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或政策导向,同时,也可为测度同类区域的生态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

    生态可持续性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由于生态资源数量和生态环境容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产生生态代价,若不控制,生态极限迟早会被超载。而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生态可持续性就成为评估资源持续利用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构建一种生态可持续性的经济,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及其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由加拿大经济学家 William 和他的学生 Wackernagel[1]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以生态足迹分析法为各种自然资源提供的统一度量——生态生产性面积为基础,测量人类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将其同国家或区域所能提供的生物生产面积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消费活动是否处于该区域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而分析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三目标(经济、社会、环境)模型。M.A.Quaddus[2]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三重目标——社会、经济、环境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估算。苏格兰学者[3]提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序列研究,该方法综合应用了真实储蓄率、净国民产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初级生产力和真实发展指数等多种测量模型。

    ………………

    2 相关理论基础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类由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表现为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逐年加重、温室气体含量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暖日趋明显、臭氧层耗竭不断加剧、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等等。人们为了寻找一种建立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模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先后提出过“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争论。可持续发展由此产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归功于联合国等组织在 20 世纪 70-90 年表的几个重要报告:①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 114 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就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②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委托,在世界生物基金会(WWF)的支持和协助下所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首次出现。③挪威前首相布兰特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987 年 2 月在东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加以阐述并得到广泛的认可。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可持续发展,明显超出了以往仅仅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市场交易运行机制和政府对“市场失效”进行干预的主流经济学范畴,这无疑是要求人们将视野延伸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领域,并且找到使二者保持和谐的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