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00-03

[作者简介]陈莎莉（1977-）女，湖北随州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集群创新与文化产业。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两大类。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1943，1957）提出大推进理论与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该理论认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人均陷阱，既有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势，又存在人均收入降低的因素和力量，要使区域经济获得增长，从落后向发达状态转变，必须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小于此规模，区域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

而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发达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向所有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集中资本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有带动性部门的经济优先发展，促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均衡增长而言，非均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与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研究中，“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后，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才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在整个国家大开发战略中起步较晚，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区域。为了策应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江西省确立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加快打造由南昌核心增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向南延伸连接吉泰工业走廊，并与赣南中央苏区振兴相衔接，两翼沿沪昆线展开。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非均衡的，政策优惠、要素资源等主要向南昌、九江、赣州三地倾斜，长期实施必然会拉开省会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经济差距。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矛盾，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始实施经济赶超战略。本文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以景德镇市为实例，探讨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

二、景德镇经济增长的现状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素有“世界瓷都，千年名镇”的美誉，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下辖2区1市（县级市）1县，即珠山区、昌江区、乐平市和浮梁县，面积5256 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6316万人。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兴，单一的陶瓷产业支撑了城市的千年发展，建国后也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曾是江西省第三大城市，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尚未形成的替代产业，为景德镇带来了经济总量不足、地方财力薄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地位下降

截至“十一五”期末，景德镇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615亿元，同比增长151%，占江西省GDP比重仅为489%，在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十位；与区域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景德镇的发展。2012年，景德镇市GDP总量为62825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省排名依旧是第十位；人均GDP为3928036元，约合624936美元，全省名列第四，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3年1-6月，景德镇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9亿元，同比增长111%；财政收入551亿元，同比增长19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697亿元，同比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29703亿元，同比增长249%。能否逐步缩小与南昌、九江的经济差距，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景德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主导产业发展平稳，替代产业正在形成

2013年上半年，陶瓷工业总产值1261亿元，上缴税金213亿元，出口4300万美元，作为景德镇的主导产业，发展十分平稳。以旅游产业、航空产业为代表的替代产业正在形成，已稳步成长为区域性支柱产业，2013年1-6月，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853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8344亿元，同比增长2054%；航空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76亿元，同比增长195%，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达212%，其中昌飞AC系列民用直升机填补了国产直升机多项空白。替代产业的形成，有效克服了景德镇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形成，增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投资硬环境不断完善

对后发区域而言，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转移落户，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举措。而吸引外来资本的首要因素是本地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景德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投资硬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2013年，投资265亿元的九景衢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西起九江，途经景德镇，东至浙江衢州，衔接武汉、上海两大铁路枢纽。该项目的建成，对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景德镇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可有效降低景德镇的客运、货运成本，彰显区位竞争优势。2013年6月，投资1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赣东北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完工，进一步提升了景德镇的物流服务水平，为未来区域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

（一）需求不足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在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增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焦化集团受钢铁价格下降、铁路运输成本和原料价格上涨影响，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利润明显下滑，2013年1-6月份上缴税金217亿元，同比下降1789%；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昌河汽车产能相对过剩，上半年销售汽车6万辆，同比下降175%；受欧美“双反”政策的影响，光伏产业陷入发展低谷，景新材料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天新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71%；另外，2013年1-5月，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总额为8229亿元，同比增长8489%，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十分明显。

（二）行政效率低下，招商引资效果不明显

目前，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存在专业性不强、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方面，缺乏专业的招商队伍和人才，依然采取全民招商为主的方式，给各部门下指标、压任务，因此政府招商的实效并不大。二是软环境建设不够理想，招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作风严重等问题，外来投资者反映比较强烈，对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013年上半年，全市计划新开工重点工程50个，而实际开工只有31个，有19个应开工工程未能顺利开工；截至6月底，全市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仅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22%。招商引资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较低，对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

（三）财政资金缺口大，削弱了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从预算外支出看，90%以上的预算外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出对应着地方政府的事权，这就意味着从财政的角度看，真正对具体经济事务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深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就越强。但是景德镇市财政十分困难，财政资金、偿债资金、重点项目资金都难以实现平衡。2013年，全市国企改制养老保险费累计欠费1391亿元；如果要拨付市本级上年结转的项目欠拨资金129亿元，再加上欠省财政资金115亿元，财政资金缺口非常大。企业改制资金不能正常、及时划拨，民生保障工程进展缓慢，困难企业医保和老工伤提标缺口1611万元，保障性住房配套需要66317万元，环卫体制改革需要1364万元等，年初预算均无安排。下半年，市本级需要偿还到期债务本息116亿元，压力巨大。偿债一直是倒扣在景德镇市政府头顶上的“紧箍咒”，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财政政策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难有作为。政府无法为公共品的供给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下降，会降低本地对外来要素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这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体而言，绝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势必会削弱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增强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升级

景德镇地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的赣东，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区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围绕全省的发展战略，结合景德镇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实际，把培育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做大经济总量的总抓手。举全市之力，加快培养壮大高新技术陶瓷及创意、航空、生物和新医药、光伏、清洁汽车及动力电池、LED半导体照明、现代农业和有机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基础上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低碳产业体系，推动景德镇向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二）转变招商方式，提高引资质量

围绕景德镇市“十二五”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及时掌握重点招商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发展动态，结合本市陶瓷、航空、旅游等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积极实施“央企入景”工程，对有投资意向的央企应展开长效跟踪，力争央企落户景德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从传统的政府招商、全民招商向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转变；组织专业招商团队，吸纳懂技术、懂财务、懂公关、懂土地税收政策、懂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保障招商经费，研究制定招商激励机制，从招来企业竣工投产后的应缴税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卓有成效的招商团队。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定期就项目审批、落地、建设和生产进行会商，为招商项目提供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招商环境。

（三）加强财政管理，优化债务结构，防范财政风险

短期总量管理导向的财政政策容易形成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忽视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引发公共债务危机。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加快资金周转，逐步消化财政欠账，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对景德镇而言十分重要。要严格财政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对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要视财力量力而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要优化债务结构，妥善做好偿债工作，有效化解财政风险。合理利用利率较低的政府地方债券与企业债券，置换原有的高利率的银行债务，减轻利息负担；优先偿还信托、商业银行等利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债券，对省城司、省投资管理中心的债务，在办理续贷的同时争取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要有效利用金融资金，充分发挥金融资金支持经济总量发展的作用；同时节约使用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良性互动。

（四）壮大产业实力，增强地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积极培育替代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

2009年景德镇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由主导产业衰退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了艰难的城市转型升级之路。替代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景德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足以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航空产业方面，应牢牢把握我国低空空域管理逐步放开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景德镇航空产业基础好、研发强、人才多等优势，努力提高产业聚集度和资源集中度，将景德镇打造成研发、集成、总装为一体的中国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直升机产业研发设计、总装、航空零部件配套、资质培训、维修保养及国际合作水平。在旅游产业方面，以厚重“陶瓷文化”为引擎，以“瓷源浮梁，多彩乐平，古镇珠山，绿色昌江”为四轮驱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打造“世界瓷都，艺术之城，千年名镇，生态家园”的旅游城市形象品牌，逐步把景德镇市建设成为旅游集散中心、陶瓷购物天堂、优美生态之旅最佳目的地。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建立现代服务业体系，优先发展生产业，拓展提升生活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打造赣东北物流服务平台。依托中国陶瓷城、国贸广场等国内主要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交易平台的优势，重点建设赣东北综合物流园、远航现代物流中心项目；加快与周边城市对接贯通，共同建设昌、九、景区域性物流市场。依托陶瓷、直升机产业基础，发展现代会展业，巩固国际陶瓷博览会龙头展会的地位，筹办直升机博览会，壮大浮梁茶博会、乐平绿博会、景德镇檵花节等一批新兴展会，把景德镇建设成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陶瓷和直升机专业会展基地。

3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再造区域竞争新优势

科学开发利用陶瓷原料、煤炭、金属矿等矿产资源，推进资源性城市转型，加强产业自主创新，加快陶瓷、汽车、家用电器、精细化工、电力能源、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传统产业调整振兴。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有机茶、无公害蔬菜、休闲旅游农业等特色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浮梁茶要继续扩面增产、整合品牌，做大优质茶叶；乐平蔬菜要继续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生产，打造“江南菜乡”。建立农业科研试验基地、示范基地，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加速农业技术成果的示范和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13年4月，景德镇市被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将以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绿色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着力点，再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篇2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篇3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资源要素；内生增长模型

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一方面为资源型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资源基础的削弱和退化，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困境，本文依托对资源型城市——延安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现有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因于无法解释的技术进步，因此不能揭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以Romer、、Grossman and Helpman等一批经济学家为代表，通过运用“干中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由此揭示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如果将资源变量加入内生模型，是否可以探讨出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找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一、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困境

资源型城市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于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张秀成（1999）认为资源型城市是指其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的一类城市。张米尔（2002）认为资源型城市是其主导产业是围绕资源开发而建立的以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总之，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产业必然是其支柱产业，例如延安市，其石油和煤炭化工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其总体生产总值的80%左右，其经济几乎完全依托于资源产业而发展。

由于资源型城市所依托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型城市的兴衰是由资源储量决定的，其发展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可以说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败。当资源储量丰裕时，资源的开采难度小，开发利润高，资源型城市就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和成熟阶段，资源产业边际收益也处在递增阶段。而随着开采时间的延续，资源的储量也会与日俱减，资源的开采难度逐渐增大甚至面临资源枯竭，大部分资源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边际收益递减，以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均会处于停产临界点甚至停产状态，资源型城市也处在了生命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主体产业停滞，城市经济困难，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并在模型中考虑到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以理论推演的方式试图找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延安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中，自然资源的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可假设在此类地区资源的投入对经济产出是必需的，S为资源的存量，Y为经济产出若:so则Y0；若s=0，则有:Y=0。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同其他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相同，即经济产出是资源要素的增函数，且资源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设R为生产中使用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经济必须逐渐摆脱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即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R的增长率应当随时间递减。为了研究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我们可以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以下模型：

由此可得出：为了降低gR必须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通俗的说就是要提高科技水平才能保证经济逐渐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论

由模型分析可知，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可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率（gR），当 γ无限大时，gR就会无限趋于0，此时经济就摆脱了对资源的依赖。这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即提高经济体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使用率，走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但现实问题是，资源型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方式恰恰是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量大的粗放型增长。这也是由于资源产业技术结构普遍偏低，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技术进步速度较为缓慢，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不可能拥有较高的技术产出弹性。另外，资源部门扩张又导致了传统制造业萎缩，新型制造业发展不足。而制造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沃土，其萎缩必然也会阻碍资源型城市提高本地经济体的科技水平，不得不继续依赖过度开采资源发展经济。

因此，资源型城市应适当的升级产业结构，改变单一依赖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增加产业多元化，同时，在资源红利期就应该考虑利用资源产业高速发展提供的资金优势，为发展有成长潜力，技术含量高，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做准备。

本文的结论为延安市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证检验和具体优化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徐霞，王育红.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2］ 王海建，耗竭性资源、R&D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J］.系统理论工程方法应用，1999（8).

［3］ 刘海洋.资源禀赋、干中学效应与经济增长［J］.经济经纬，2008(1).

篇4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长率，从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0.5%。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经济增长促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3上升到0.45[2][3]，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4][5][6]，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即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结果：可持续与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利、社会安全，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带动各个部门，使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脆弱群体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选择

评价和监测包容性增长需要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变量。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包容性增长包括两个关键方面：（1)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保证经济机会有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第一方面强调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方面强调经济机会的可获得性，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机会的可得性，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本研究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选择评价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由于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增长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其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即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前提，那么评价包容性增长就有四个维度。以下对这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即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指标评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参与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森（2005）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营养指标评价获得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结果包容性的主要体现，能否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果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因此，用贫困人口减少以及收入公平两个指标评价参与经济机会结果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承担着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有四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获取基础社会保障（见表1）。确立包容性增长评价维度后，下面将进一步选择目标层指标的指标。

在选择指标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划分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划分范围从大到小，从模糊到具体的方法。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由目标层、维度层、领域层和指标层组成，以上初步预选指标组成了第一轮评价指标集合，下面将进一步选择领域层指标和具体指标。

篇5

近年来，众多学者做了关于可持续性的研究，安徽省也有少数几篇对安徽绿色GDP进行核算的文章，其研究重于对理论的说明，核算过程相对简单，不能够较为准确的说明安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及现状。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将重点放在安徽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真实储蓄的核算过程上。

安徽省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方法

本文选取基于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并以其代表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国家财富”来研究安徽经济增长的弱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以“国家财富”作为依据衡量各国发展可持续性的方法又被称为真实储蓄法，通过比较净储蓄率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折旧率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弱可持续性标准，来确定经济发展的状态。如果所有的储蓄都重新投入到自然资本和人造资产中，且资本存量总值不下降，则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满足了弱可持续的发展标准，这也是本文的评价方法。真实储蓄(GS) 的计算如下列公式所述：

（1）真实储蓄=人造物质资本净投资–净借贷+净官方转移支付–人造物质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2）真实储蓄=GNP-消费支出-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自然资本通过两种方式折旧：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资源损耗价值为资源的单位租金与资源损耗量的乘积，环境污染价值为污染的边际损失价值和污染排放量的乘积；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净教育支出，包括在国民账户中被当成消费而不是投资的当前教育支出，不包括教育支出中用于资本投入的部分。本文的人力资本支出采用的是国民核算账户中的教育经费支出，并排除了其中用于非人力资本的部分。

真实储蓄计算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自然资本损失的核算，原因是自然资本损失所需的消耗和价格数据都不易得到。本文采用净租金法对自然资本损失进行核算，天然气、石油等的损耗价值直接用定义即消耗量和边际租金计算得出；矿产如黑色金属、非金属、有色金属等则用剔出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部分的间接方法计算，二者的结果结合在一起便得出总的自然资本折旧损失。

安徽省自然资本损失核算

·“净租金”法

在实际研究中，CFM和“净租金”估价法都是比较常用的。净租金计算法下，需要对自然资源建立实物账户，将不同资源的消耗量、存量、开采量进行记录，并根据其净租金，即价格减去平均开采成本，近似地来计算自然资源的损耗价值。在目前实际应用中，由于资源开采成本的数据不易得到，只能用平均生产成本代替边际生产成本来进行计算。

·剔出资源报酬

由于安徽省缺少矿产资源如钢铁、金银铜等生产量和消耗量的数据，本文对矿产的资源损耗采用了剔除资源报酬的方法核算，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净租金法。工业总产值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反映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总成果。本文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和煤矿资源的损耗核算采用了对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的部分进行剔除的方法进行核算（因为这部分矿产消耗的数据不够详尽、价格波动大且不易取得）。工业增加值中实际上包含了资源报酬、劳动力报酬及资本报酬等，因此在剔除工业增加值时，要将劳动力报酬和固定资产报酬等排除在工业增加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