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7: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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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一说,现实生活中,不乏因“小有成绩”而看不起别人的教师。雨果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看看讲课和讲座的老师,他们都是全国有名的语文教学研究的专家。在面对学生、面对台下的教师时,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与老师探讨。真正让人感受到“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要学习专家们谦虚的胸怀,认真搞好教育、教学和研究,让自己不断前进。
二、喷涌的激情
忆往昔,怀揣“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的神圣梦想,我们豪情万丈。看今朝,现实磨砺,发现我们的职业只是普通的一行,我们激情锐减。没有激情的课堂教学就不是成功的教学,没有激情的教学就是一具僵尸,没有任何乐趣。充满激情的教学可以最大程度的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充满激情不仅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著名特级教师王菘舟曾写道:“在流转不息的生命之轮中,我为语文而来!是语文滋润我粗糙的感觉,是语文放飞我稚嫩的幻想,是语文点燃我喷涌的激情,是语文唤醒我沉醉的智慧。我平庸的生命,因为语文而精彩。”
三、深厚的文化底蕴
欣赏名师的教学,慨叹他们的精彩课堂。精彩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何处来?读书。程少堂老师一年看的书要花一万元。李政涛教授提出语文教师的四种修能:读书、阅世、说文、弄笔。他说:“语文教师的知识管道中不贮满语文的水,精神体内不充盈语文的血,他的思想和语言就不免干涸,并迟早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困境。”
四、高效的教学理念
新课程改革十年反思,很多语文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偏重人文熏陶,随意地游离文本、架空语言。学生学会了说空话、大话、套话、假话。语文课失去了语文的本原。专家们不仅为我们解了惑,也为我们指明了语文教学研究的本质和方向。李百艳老师呼唤语文魅力的回归;马老师强调立足于文本,品味语言,从而享受语言的魔力,美化学生的精神。青春之语文──王君老师提出了:文本解读――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丁卫军老师发出了“简约,让语文回家”的呼唤;郑桂华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作文教学的问题:“‘教什么’太抽象, ‘怎样教’太模糊。”她明确指出“作文教学的出路是:落实过程指导”,从“虚假写作向真实写作追求” 。
五、自如驾驭课堂的能力
所谓EPC工程承包模式是指项目业主把整个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服务工作全部委托给EPC承包商,由其负责对工程项目的进度,费用,质量,安全等进行管理和控制,并完成项目规定的项目目标。
其实EPC模式的产生与项目管理理论的提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项目管理的理论中,项目管理是对一次性项目对象,目标,在一定的资源,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组织,计划,协调,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实践管理活动的总和,或概括为对项目系统目标优化与综合管理的全过程。
从项目管理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项目管理的目的是要对项目系统目标最优化和系统化的管理。然而,无论是早期的业主直接管理模式,抑或后来的业主加咨询机构的管理模式都未能达到项目全面管理的要求。这样为了实现这个项目管理目标,项目管理模式发展到现今的EPC模式。具体过程如下图1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阶段的实现EPC模式中业主是不直接参与到项目实施中的具体管理中,而是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对于总承包商的管理中。由此一来,业主方面只要少数几个管理人员,在专业的咨询机构的配合下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管理目标。这样业主方面既减少了人员和经费的投入,又能做到对项目有效管理。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总承包商所起的作用就是EPCM(项目总承包管理)的作用,也就是对于各分包商而言,其作用已经完全代替业主来管理整个项目的运作。
二、国际输变电工程承包领域EPC模式的新变化
由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也是对各个国家项目管理能力的综合考验,因此各国工程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期降低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使得EPC管理模式有了进一步的细分发展,产生一些特殊模式。
而这些模式都是EPC模式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而产生的一些发展和变化,具体变化如图2所示。
上图2中的各种变化可以从上述几点来区分:
1.是否有施工队伍
这一点是我国输变电项目总承包商中分类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的计划经济,所以我国目前的工程总承包商主要是由以往的对外窗口企业以及工程施工队伍构转变而成。其中一类如笔者所在公司前身是国内电线电缆的对外窗口企业,由54家电缆厂和电缆研究所参股组建的进出口企业。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笔者所在公司也逐渐拓展其他业务,开始承揽国际电力项目的总承包业务。 另外一类是各输变电公司,此类公司在过去主要服务于各省市电力局,以完成电力局的任务为主。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这些企业开始积极开拓国外输变电工程市场,并取得一些成绩。
2.是否能提供项目所需主要设备
由于输变电领域的所采用的设备和材料的专业性比较强,因此输变电项目所需的主要设备一般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厂家进行生产制造。譬如,500kV SF6断路器,因为该设备绝大多数使用在电力领域,市场比较专业,而研究开发此设备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同时市场准入门槛也比较高,使得这些设备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存在着技术优势。另外,由于这些企业采用自身设备参与项目中,可以获得比较有竞争力的价格。同时,对于电力项目的业主而言,为了确保供电质量,也存在着不愿冒险采用一些新产品的心理。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大型设备生产集团如ABB、Siemens、Areva、西电集团、上海电气集团、特变电工等充分利用自身的制造优势,参与到国际工程的建设中。
3.是否可以提供整个项目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一些设计单位也充分利用自身设计力量的优势,作为总承包商,积极参与国际工程领域的竞争。这难得可贵的变化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设计单位在业务主要定位在为施工单位、各级电力局的项目套上,这点也在设计单位的称呼上就留有较强的印记。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设计单位虽然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但是没有对整个项目进行技术管理的能力。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统计,在全球200家最大工程顾问公司中,我国只有4家勘察设计单位入围,市场份额不足1%,仅有5.69%。目前我国仅有200多家设计院拥有对外经营权,在国际工程咨询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三、上述几类新型EPC模式的弱点及应对策略
我们在看到这些EPC模式新发展的优势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弱点。
首先,以施工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要加强总承包管理的理念和力量,增强设计、商务和管理方面的软实力,培育和增强EPC总承包的实力和经验。国内许多大型、专业化施工企业从技术装备、施工能力等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国际大型工程承包商相比,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施工能力已经旗鼓相当或者更有优势,欠缺的是国际商务、国际采购、EPC总承包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和经验。
而我国国内输变电设计单位在参与国际大型EPC项目的运作、实施过程中,明显反映出由于长期受国内行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造成的专业分工过细,设计人员知识面狭隘。另一方面,设计人员没有项目系统认识,只考虑设计的便捷、可靠,导致设计与其他环节脱节,进而导致设计背离项目目标,不能为项目创造效益。
在我国生产企业参与到输变电项目总成包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是一些企业是固步自封,规定只能采用本企业的产品参与投标。殊不知,有些时候企业自身的产品优势并不明显,甚至不符合标书要求,而采取硬性捆绑的措施,结果导致竞标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反而得不偿失。
因此,在进行国际输变电EPC项目管理时,我们要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
1.对项目进行系统化、全面化管理
首先,在具备条件的项目中,技术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单位参与大型EPC工程项目总承包管理,使设计单位各专业人员直接介入项目的投招标、合同谈判、施工、采购、调试、运行等工作,对项目的实际情况及业主的要求更加了解,设计优化的能力得以提高,与整个项目的实施、管理形成良性互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施工方面,也可以要求施工代表对设计的方案进行评价,提出施工方面的改进意见,达到设计最优的效果。对于供货商,可以进行良性沟通,说明项目整个设计构思,邀请供货厂商出谋划策,进行技术创新。以上这些做法都可以使得各个方面参与到项目中来,使得项目的系统性得以加强。
2.采用扁平化组织结构
由于上述几个EPC模式的新发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国企业目前情况下无法做到统包统揽任何输变电EPC项目。因此,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将一些业务分包给其他分包商,而如何管理好这些协助单位就成了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该组建扁平化组织结构,这样在总承包商内部的组织结构层次将大大减少,外部信息能够得以顺利传递到总部,总部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也得以提高。通过构建扁平化组织结构,项目管理团队能够进行在线实时监控和管理,大大提高风险防控、快速反应的能力,极大提高了项目收益。
3.加强有效激励与监督机制,构建高效团队
任何团队都要建立激励和监督机制,而且要具有连贯性和灵活性。但由于我国总承包企业的体制或多或少存在些问题,尤其在激励和监督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该奖励的得不到应有奖励,该惩罚的而疏于惩罚。因此,笔者认为要摒弃上述弊端,应该采取公平、有效、透明的有效激励与监督机制,对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考评,而且这里所指的项目参与人员也应该包括外单位临时协助人员;最终通过有效激励与监督机制,构建高效团队,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抓住机遇,认清企业自身的优缺点,迅速转变观念,努力提高管理水平,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进行强强联合,组建高效团队,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积极开拓。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沈阳古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沈阳商业分布的显现和商业体系规模秩序化的出现,是在清代。
公元1627年,皇太极将沈阳中卫城改为八个城门、井字形街道,这井字形街道的中央便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在故宫两侧街道与后面横街的交叉口处,分别建造了钟楼和鼓楼,两门楼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长为174丈,宽3丈5尺的街道.命名为“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由于它位于故宫的后面,根据中国传统的“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划格局,将这条街辟为商业街,此后日渐繁华,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街”。
在沈阳作为陪都时期,沈阳城仍然以“四平街”做为商业中心。至晚清城内井字街及城外八关等地皆有不同程度的商业繁荣,形成各种“市”和“行”。当时城内的“顺城街路”指的是“城墙根”,而对城外的顺城街路则通称为“门脸”。随着商业的发展,在方城自然形成了具有各种专业特色的市场,市场周围的小路也随市场经营的物品而得名。
早期的沈阳城有东西南北四个门脸,构成四处主要的商业市集,而沈阳城最早的系统化有一定格局的商业也是从这四个门脸开始的。
东门脸附近曾有鱼市和瓜行;大东城门南是大东菜行,北是专卖风味食品的摊床;小东城门为东关菜市场,在天齐庙前,有东关柴草市场。民国初年,柴草市场移往大东小什字街宇宙里东空场形成柴草市场街巷。
从小西门到大西门,是西门脸中段最繁华的地方,当时被称为“江湖杂巴地”,有大小什字街、南辘橹把、大茶馆、分水岭等胡同,东侧开设几家故衣铺、麻袋庄和较有名气的天足坊、金盛兴、金盛福等鞋铺。西侧一排矮房,有回民风味于家馆和马家馆,还有评书清茶馆德泰轩,是西门脸最聚人气之地。中间空地则江湖上医、卜、星、相、风、马、燕、缸生意的集聚场地,正是由于江湖人及其活动才促成了杂巴地儿的形成和演变。
南门脸是以古玩铺、旧书铺和小器具作坊为主的商业市场。六大家古玩商集聚于此。民间金石书画艺术名手,也在这里出售金石艺术品及书画作品,还有多家小器具作坊,制作精细的小器具。
小北城门以东至城东北角是小商店,小摊床和许多家低级妓院和聚集地,构成柳巷花街。小北门以西到城西北角是木行,有隋家染坊、萃丰店、瑶池宫、东清宫、欣来当、天德店、德源昌等胡同。
在1918 年,令其省长王永江督办,在商埠地开辟两个市场,即南市场和北市场。
南市场位于商埠区南界,中心区平面设计成八卦形状,俗称八卦街。各小胡同两旁果品杂货摊店、酒楼茶馆、赌场烟室鳞次栉比,另外,南市场内还建筑了戏园子、饭馆、旅店及各杂业,饮食业有鹿鸣春、新德馨、商埠楼、厚德福四大家,还有三十余家小饭铺。
北市场东起作颂里,西至二十二经路,南至今市府大路,北至皇寺路。由于南侧有马车铁道,东侧靠火车站,交通十分便利。早期建筑是从青莲阁和永宜里的妓馆建筑开始,以后相继建立了大观茶园,群从、公益舞台,大众登瀛泉浴池等。1930 年辽宁总站建成通车后,来此经商开业者逐渐增多,商业繁荣逐步形成。
民国 12 年(1923 年),奉天市政公所公告,从大西门经太清宫至小西边门开辟电车路,路面宽八丈,两侧店铺民房一律拆除,将原来西门脸的热闹场所迁到太清宫至小西边门路北,并辟为奉天第一商场。
1927 年,市政公所作出拓宽城内四平街,拆除钟、鼓二楼之决定。路两旁店铺一律后退,大街两侧辟出人行道。这些措施使古老的四平街面貌发生变化,同义和的三层楼房、利民商场二层楼、吉顺丝房的五层大楼、萃华金店总号三层楼、吉顺隆丝房五层楼等商厦接踵而起,古商业街向近代商业经济迈出重要一步。改建后的四平街,连同正阳街、朝阳街、西顺城、小西路、第一商场等组成沈阳最大的城市商业区。
从当时的沈阳城的商业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沈阳城主要的商业集中在城墙根一带和城中一带,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则性格局。
而在商业繁荣的同时,我们看到,本土民族商业尚处于刚刚起步时期,所经营的产品多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经营方式多是小店铺、摊档为主,服务行业多以饭馆、茶楼、浴室为主,而南市场、北市场的妓馆、烟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见正统的商业还不很发达,与拥有近代技术和管理的欧美商家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此时在沈阳城中,外资商业的发展也进入全盛时期。
德国人创办的礼和、雅利、福华、天利、原太、华惠、木床、西门子、世昌、东大、魏德、雷虎、罗古洛、马古斯、三德生等德国洋行、公司从事建材、机械、染料、药品等商品经营;老晋隆、怡和、亚细亚、仁纪等二十余家英国公司经营机械、石油和染料行业;慎昌、美孚等美国洋行、秋林等十余家俄国商行、捷克的斯克达、奥地利的百禄、丹麦的文德、挪威的福康,还有法国的洋行都在沈阳商界占有相当的营业份额。
同时日本不甘落后,满铁附属地成为日商对沈阳城进行商业扩张的大本营,在附属地几条主要马路上,日本的商号已相当密集,日商单体规模并不很大,但群体能量不小,在服务满铁社员的名义下,日本商家把更多的精力对准沈阳城的中国市民,对准更大的东北市场。满铁附属地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华资商业,多是因军阀政府有关联才得以发展。
纵观沈阳城的商业发展历史,基本沿袭了先人所规划的商业区域格局,除了年代久远的东南西北城墙根的特色商业市街已经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但主要的商业中心,例如当年的四平街,也就是现如今的中街商业圈,和太原街商业圈都得以保留,依然是沈阳最大的两大商圈。
到近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古城、都城,在城市转型过程当中都出现了两个或两上以上多城市中心的格局,呈拼贴状城市形态,而象沈阳这样同时出现有四、五个新城市中心,众多板块拼贴,而且各自成独立系统的现象,在其它城市很少出现。现今沈阳同时拥有8个比较大的商圈,其中沈河区的中街商圈和和平区的太原街商圈最大,其次有沈河的五爱市场,和平的三好街,沈河的南塔,皇姑的北行,铁西的铁西广场,和平的西塔商圈等。
从近百年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沈阳城的商业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之后,依然展现出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独特街区,现在的沈阳同时拥有中街商圈,太原街商圈,五爱商圈,北行商圈等独特的多商业中心格局,使沈阳的商业在历史以来几百年的时间里发展的越来越快,促使其形成沈阳的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但同时,由于沈阳多商业中心的格局,虽然商圈服务范围的相互交叉,使购买力下降。随着人们越来越高的购物需求,使得传统的理应保留下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风貌却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性改造需要格外注意对传统商业形式的保留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宜时 王海鹰 传统商业街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沈阳中街为例 商业经济 2009.10
[2] 陈伯超 沈阳中街与中街建筑 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1992.4
《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是由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师生共同创作的一部建筑动画影片,整部片长约为45分钟,以时间为线索,将南京的造城史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三大板块,选取具有显著特征的历史标点,展现2000多年间南京城市面貌的变迁历史。除外在的时间线索以外,“文化”是支撑全片的内在张力与主题核心。
城市是人类的居住地,也是人类文化的聚集所,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连接在一起。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会通过人类行为的碰撞在城市中留下痕迹和沉淀,因此一个城市的外在样貌是城市文化和城市内涵的集中体现,一个城市面貌的变迁史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变化,它还体现了城市运营者思想历程的演变。影片《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旨在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三维动画虚拟漫游手段,再现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造城史,充分体现了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和传播价值。在反映中国传统造城文化,宣扬中国文化内核的优秀建筑以及展示南京历史名城变迁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教育和研究意义。
一、以历史为经,以文化为纬,交织出一幅城市变迁的宏伟画卷
建筑是构成城市面貌的细胞,是城市储存文化的主要载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表现出各自的文化样貌。在《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中,导演利用三维虚拟技术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进行还原,将不同时期建筑文化的精髓逼真直观地展现出来。在梳理南京造城史的过程中,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建筑本身,还要着力挖掘建筑背后的故事,体现出南京深厚的城市文化氛围与人文底蕴。
在南京这座城市里,上演了太多波澜起伏的历史悲喜剧,城市也随之更换着不同的舞台背景。南京城市面貌的变迁正是朝代更迭、王权兴衰的直接体现,这种历史的况味与思辨是本部影片的重要文化视角。
二、从宏观到微观,讲述城市的文化记忆
影片以空间为切入点,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剖析了城市的变迁。从城市的格局到城市的肌理,从城市的空间到城市的建筑,每一环节都是城市演变的重要体现,并且环环相扣,具有强烈的连带关系(见图1),大到城市形态结构,小到城市内部的组织形式,再到建筑的细部构件。而影响和制约它们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社会与文化,因此通过空间形态的再现,表述了城市的演变,也体现了城市内在的社会文化的演变。
三、古都六朝为中心,其他节点为贯穿
大约30万年前南京就存在古人类的活动,6000年前南京就出现了原始村落。在这无数世代的生息繁衍中,影片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若干时段,将这段城市变迁史首次整体联系起来,真实地进行三维再现,其中包括建都的繁荣昌盛与战乱的衰败萧条。
其间,定都南京的所有历史时段都是城市演变中的重要节点,是表述的中心,而其他历史朝代时段作为过渡演变贯穿其中。
四、宏伟生动的画面,故事化的讲述,打造面向大众的视听盛宴
本片虽具有专业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但在表现形式上的定位则是面向大众,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潜力,在形式上充分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制造符合大众口味的视听兴奋点。气势宏伟的城市鸟瞰、栩栩如生的建筑细节、行云流水的画面运动、多视角的切换转接,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解说采用故事化的讲述方式,细节切入、生动形象,将建筑背后的历史与掌故娓娓道来。
五、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
1.文化价值:传承城市文化,张扬古城魅力
南京,是我国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城市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后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一颗耀眼的文化明珠。本片选取“南京城市规划变迁”这一独特而又直观的视角,从城市的外形入手,透视城市文化的内质,挖掘人文精神的积淀,将2000多年的城市文化通过现代媒体的手段进行梳理和传承,充分彰显这座古城外形和内在的文化魅力。
2.文献价值:高科技再现消散的历史影像
从最早有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吴国的城邑开始,南京建城历史已达2470年。南京建都史自东吴定都建业开始,共450年。目前对于南京造城史的研究还停留在零散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阶段,而本片采用高科技的建筑动画再现这段消散的历史影像,对于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影视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3.传播价值: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兼容
无论是传承历史文化,还是进行城市形象宣传,都离不开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因此,《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充分考虑到数字时代媒介传播和受众面的需要,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建筑动画手段,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运用讲故事的方法,将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融入片中。此外,影片全部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制作,传播媒介的适应性强,除了传统的电视媒介,还可在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介中进行传播。
一、前言
文化体现的是城市的记忆。不论城市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老城区的历史街道、文物古迹、老居民区,亦或是这城市传统的技能、习俗,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形式都是这座城市的古老记忆。而这些也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价值。因此,历史脉络和文化脉络作为城市的独有标签应该被世人所重视。
城市文化是一种付诸于城市的文化形态。比如我国的潍坊风筝文化、成都巴蜀文化、南京金陵文化、郑州殷商文化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在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的同时,也优化了城市的经济投资环境与文化传承环境,在各方面均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城市的文化对城市的发展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城市文化的内涵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因此,对城市文化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城市社会的变迁本身是一个文化的大题目。它的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建设和人文景观。“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城市的规划、布局、生态环境、市政设施、建筑艺术等所构成的人文景观,是城市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城市的困惑和失落。
(二)城市文化反映城市的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
城市的权力结构、自主程度、决策和管理、城市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化、社会团体和组织程度等,反映出城市是充满活力、高效和有机的、以人为中心的,还是僵硬而低效、非理性的,两种不同的管理和制度。
(三)城市文化是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成果的反映
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包括学校、学术机构、体育场、图书馆、公园等文化设施的建设;还表现为广播电视、文化团体的建设以及各类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价值和功能、风格和特色、品味和层次等等。这是狭义的文化所反映的城市文化状态。
(四)城市文化体现城市的人口构成及其文化素质
城市人口在民族、年龄、职业、信仰、健康的动因,也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指标。
总的来说,城市文化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状态和追求,是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反映了城市的特色和品味,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城市文化是城市的一种无形的资源,能否对城市文化进行合理经营直接决定着城市品牌能否建立。因此,对城市文化进行有效地管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三、城市文化的结构
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文化系统或体系,它由众多子系统组成,城市文化系统或体系所表现出的不同层次,就是城市文化的结构。一般可以将城市文化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
(二)城市的制度文化
【 abstract 】 : the city square is a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pen space, showing a city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artistic roots;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 city spirit is the embodiment of, is also the most energetic, the most vivid card of a city, and 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 the city square; chang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一个城市的变迁可以通过很多方面得以体现,城市广场无疑是最直接的一种。作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开放空间,城市广场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与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最富有城市文化脉络与艺术底蕴的城市标识空间;也是最富有活力、最生动的城市名片[1]。
筑城广场,一个有着44年历史,贵阳市甚至整个贵州省最大的综合性广场,从1968年建成伊始就承载着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与城市的名片的功能。通过其三次变迁,见证了城市广场建设发展的历程。
2筑城广场的发展历程
2.1政治性的集会场所――春雷广场
筑城广场位于贵阳市中心城区,广场跨大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广场原名“春雷广场”,建于1968年,面积16000平方米。和当时的很多建筑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宽大的主席台、刻有的诗词及手书字迹的墙体、巨型的雕像、高耸的旗杆(如图1),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集会场所,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1979年改名为“人民广场”,并新建了3800平方米的北广场,广场栽种了许多树木花卉、铺设了草坪和座位,从政治性的集会场所逐渐演变为群众休闲娱乐、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广场[2]。
2.2 扩建后的广场―― 缺乏城市个性和特色的综合性广场
90年代,一股广场建设热潮席卷全国,1999年,北广场开始大规模扩建,从3800平方米面积拓展到46552平方米。广场中布设了一座直径为20米的花坛钟、两座14.5米高的蓝色透明金字塔(让人联想到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轴线对称的喷水池、大型的草坪(如图2)。广场的体量增大了,但是设计上却饱受诟病:一方面,广场建设缺乏文化理念设计素材和根据,只是照搬一些成功的广场的形式,追求一些图案化的表面,欠缺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毫无地方特色可言[3] [4]。另一方面,服务设施过少,草坪、喷泉的尺度过大,缺乏高大的乔木遮阴,不仅使得广场设计中人文关怀不足,也使整个空间缺乏立体层次感[3] [4]。
2.3 筑城广场――代表贵阳形象的诚意之作
近年来贵阳城市迅猛发展,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达到200多万,城市化率达69%。提出了创建“生态文明城市”等活动[5],针对城市的宣传活动也日益增多,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对外的认知度严重不足,贵阳急需一个富有贵阳特色,能够充分展示贵阳文化脉络与城市精神的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标志性空间和城市形象窗口,城市广场的改建应运而生。
此次的改扩建,充分体现了当前的广场建设的发展趋势:(1)尺度更趋于理性化、合理化,将原来紧邻广场的原贵阳一中的地块纳入,使得整个广场成为一块独立的地块,标识性更加的突出。(2)主题设计更多地呈现出地域性与文化性,体现在城市特色的深度挖掘:贵阳市简称 “筑”,竹是这座城市的图腾,广场的主体雕塑“筑韵”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竹制乐器“芦笙”为创作元素,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特色。(3)功能更加的齐全,广场融合了文化、政治、纪念、商业、休闲五大功能。(4)更为重视人性化的设计,比如广场上的直饮水设施、展示一中历史记忆的浮雕墙、石刻等。(5)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广场建设的整个过程――广场命名、功能设置、标志物设置、植物配置等都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对各种方案进行公示,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3结语
筑城广场40多年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虽然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有辉煌的历史与声名卓著的文化遗产,但是每个城市一定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成长环境、有各自独特的城市风貌、空间肌理和人文景观。城市的个性和魅力、广场的灵气内涵正是凝结于此。广场的建设不仅与设计者的审美、技术水平有关,与城市的社会历史文脉和城市规划建设的融合度有关,更与城市决策者的远见息息相关。
图一:70年代的春雷广场
图二:90年代的人民广场
图三:筑城广场夜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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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 A
一、西安历史的水环境变迁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要素,渭河横贯关中平原。西周初期,周文王在沣水西岸建立都城,取名“丰京”。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武王便又在沣水东岸建立了新的都城,取名“镐京”由此西周形成了西周丰镐二京隔水相望的城市布局模式。秦代早期,都城咸阳建设在了渭河北岸的阶地之上,后秦都城的建设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渭河以南。秦始皇根据天空中星象的布局,设计了秦代城市的布局,“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汉长安城南依龙首原,选址较其他朝代地势是最为平坦的。汉长安城在城市建设方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那就是昆明池水的开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城市水循环系统。这种由于丰富的八水自然水系,历代王朝均选择在此建都。
隋唐长安城,布局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八水五渠”所构成的都城壮丽的水系统景观。《上林赋》中曾记载:“终始灞,出入径渭,沣,,潦(即涝)、,纤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八水与西安历代都城位置关系
二、西安历代水域空间总体架构与城市形态总体状况特点
古代西安城市临河建成之初时,因城市规模较小,水域空间构架对于城市形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的选址、二是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如粮仓、交通设施码头等的建设。狭义上的城市形态,具体是指城市建设范围内空间形态,所以水域空间构架对其影响并不明显。汉代以来,无论西安都城的城址如何变化,西安的城市空间布局一直保持严谨的、相对封闭的布局模式,城市规模呈现方正的团块状形态。纵观古都西安几千年的变迁,历史上西安的城市形态包括城址的选择和城市自身物质的空间建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总体来看,西安独具特色的水域空间总体构架却始终没有本质明显的变化。
三、西安古代水域空间总体构架与城市形态演变影响
历史上西安地区的水域空间构架由盛变衰的演变过程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地理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的。而影响和制约历代西安水域空间总体构架及城市形态的主要因素主要为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条件四个方面。
1.社会文化
从古至今,古都西安基本上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作用出现,城市的设置和兴衰、城市的选址和布局等方面,都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2.地理环境
城市水系的功能对城市形态的形成和演变起到导向力的作用。在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水系为西安城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促成了西安历代城市形态发展演变。通过分析西安水域总体构架对城市选址及城市空间格局布局的影响,能够得出一个观点就是城市形态发展变化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
3.生态环境
西安境内的多条河流发源于秦岭山脉北麓或丘陵地区,秦岭山脉的生态环境状况会直接影响到西安城市河流的径流量和河流水质。因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从而影响了城市水域空间的变迁,从进一步的间接的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建设,导致了城市形态的演变。
4.交通运输条件
城市的河流水系具有供水、航运等保障城市生存发展的多样性的功能。秦、汉两代,咸阳都城和长安城先后成为渭水运输关东槽粮的终点。隋唐时期,渭水依然是物资运输的重要航道。同时,西汉、隋、唐三代在历史上曾开凿傍渭水而东的槽渠,因为单凭渭水河道是不能完全满足运输的需求的,必须要借助潜渠。西汉时期开凿嘈渠,航运的线路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提极大的高了运输效率。
四、改善西安水环境,恢复八水廊道生态功能
八水水系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对城市会起到改善城市气候,消除噪声、净化水质、保持水土等多种功能和作用。西安市在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战略定位上,非常重视西安八水水系生态功能的恢复,建立八水水系所在地区的生态带,利用各条河流在城市中的走向,形成星状的河流生态轴线,完善西安水系生态环境的建设,保持河流水系的功能廊道的畅通,最终育部哆形成最有利于消除污染的星状城市景观布局。同时加强城市中公园绿地中水系湖泊池沼的建设,完善城市的水系统。保护水系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加强河流景观与文化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相互结合,延续历史文脉,建构城市生态走廊,塑造西安生态城市的新景象。
五、小结
城市形态的定义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在经济因素、生态因素、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技术因素、政治与政策和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下的空间实体表现,城市形态自身的发展变化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本文从动态发展和历史演进的观点出发,探讨研究,在以西安古代水域空间与城市形态的演变为线索的基础上,水域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变迁演变这二者的影响关系与关联规律,对于西安八水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今对于西安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应该重视恢复八水景观系统,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重塑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
现实需要:提高商业坪效
县城相对于大中城市来说,农民可以就近转移,进城门槛和成本更低,建设规模适中,也更易操作。相对于建制镇来说,县城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更优,城镇化效果也更明显,更加符合中国广大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要。
县级城市人均的商业面积是偏低的,换句话说,商业地产开发相对不足,增长空间比较大。其次县级城市的商业坪效(坪效=销售额÷门店营业面积)水平很低,本地的消费是外流的,而且外流的比较厉害。比如有一些发达地区的县级城市它的人均GDP甚至超过了大城市,但是在人均消费者零售总额上与大城市落差巨大。
商业地产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商业形态、人均收入水平等各方面正相关。对于县级城市而言,一个城市的GDP水平取决于两方面:产能和消费水平。而作为商业地产常规考核的四个指标(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城市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水平、城市性质)中除经济发展水平为城市产能考核指标外,其它三大指标均为消费考核指标。由于坪效其着眼点是效,所以,在现今购物中心频繁送券打折的情况下,把营业额作为计算公式的分子,不能真实反映经营面积的效益,从而产生了把毛利额因素考虑进去的做法。以购物中心为例, 店里不同的位置, 所吸引的客户数也不同。一楼入口处, 通常是最容易吸引目光的地方, 在这样的黄金地段一般会放置能赚取最大利润的货品, 所以购物中心的一楼通常都是以金银饰品、名表名包、女用化妆品构成主要业态组合。
由此可见,购物中心作为商业地产的投资工具和盈利工具其最终的投资价值体现在它的商业盈利属性上,商业坪效则是购物中心投资并盈利的常用KPI指标。只不过许多县级城市的商业盈利不是通过持有经营实现盈利的产业模式而是通过快速开发快速变现的产品模式。
任何商业地产项目都是由人气、资金、商品、功能、管理五大产业要素组成,符合上述市场要素组合则能促成项目的最终成功,否则项目必将陷入困境,抑或导致项目运营失败。
当务之急:科学系统规划城市商圈功能组合
要推动县城城镇化,充分发挥县城的聚集效应和吸引力,必须要提高其城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功能经营水平,提升城区的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形成产业与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但许多县城在商业布局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局,归根结底,主要的症结在于缺乏科学系统的商业布局和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系统规划经营思路是影响县城城镇化规模和方向的根本,但许多县级政府对此缺乏科学的考量。很多县城的城市规划经营仅是“照猫画虎”。许多县城招商心切,忽视当地资源优势,业态定位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仿效大城市圈地,搞大规模的城市综合体和购物中心。也有许多县城重视房地产开发,却不重视商业经营,造成业态同质扎堆、销售火爆经营门可罗雀、当地消费外流城市空心化,城市商圈的发展思路缺乏系统可持续性。
在城市商圈规划布局上,很多县城追求“短平快”投资赢利模式,当地政府只管卖地不管城市运营,造成许多项目论证不充分、开发建设盲目无序。开发商在项目建造前缺乏招商先行市场先行的开发思路,主观采取“先开发后招商”的投资模式,造成许多商业项目功能布局过于集中、业态结构不合理、追求大而全导致项目去主题化经营,从而导致项目核心地段惨淡经营状况出现并成为城市形象败笔。
核心方向:商圈规划布局和城市运营战略
要科学推动县城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解决商圈规划布局和城市运营战略这两大困局,而且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系统的思维考虑,从城市商圈规划入手不失为一剂可行的良方。城市的快速发展同样带来城市商圈的变迁,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消费者结构和消费观念随之改变,加上城市新商业业态的不断涌现,都给传统商圈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城市商圈变迁规律,进一步合理规划和布局城市新商圈,对于城市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 引言
城市化过程中改变了城市的地貌,改变了城市排水环境,使城市在遇到强降雨时发生洪涝灾害的几率增加。同时,由于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在发生洪涝灾害时的损失大大增加。为了更好的衡量不同城市在遭遇强降雨时发生洪涝灾害的几率和受灾情况的严重性,分析城市化指标,建立评价系统。
1 城市化程度的一般评价办法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发生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1]。要客观地反映城市化的进程,就必须综合反映城市化引起的上述变迁过程。为分析城市用水量与城市化程度的关系,卓敏[2]提议城市化程度为:
X =x1·x2·x3·x4(1)
式中:X——城市化程度;
x1——城市非农业人口/万人,反映了城市的规模大小;
x2——人口城市化水平,即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反映了人类居住方式的变迁过程;
x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万元,代表城市服务设施水平[2],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
x4——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代表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
此类城市化进程的评价方式只考虑了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适用于研究城市遭遇洪涝灾害的风险。通过研究城市化各指标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为城市遭洪涝灾害风险的研究做参考。
2 城市化各指标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
城市化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与以下因素有关。
2.1 常住人口P和人口密度xP
对于人口,城市常住人口比非农业人口更能反映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同时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在受灾的时候更不容易疏散,城市受灾人口、经济损失都往往更大。
2.2 城市面积F和城市绿化覆盖率xF
城市面积越大,城市在遭遇强降雨时排水系统的流域面积更大,更容易受灾。城市绿化覆盖率越大,则径流系数越小,流入城市排水系统的雨水量更小,受灾可能性更小。
2.3 城市市政建设水平S
城市市政建设中,城市排水管长度L一定程度可以反应城市排水系统的优劣,在衡量城市受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价中,可以采用单位面积城市排水管长度来衡量城市市政设施水平的高低。即。
2.4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J
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更大。选用城市的第三产业总值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3城市化程度指标的衡量
通过对以上城市化指标的分析,通过对各参数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将城市化指标用以下参数方程式表示。
(1)
其中——城市化程度指标
——权重系数。
——城市市区总人口/100万人
——城市市区人口密度/(1000人/平方公里)
——市区城市土地面积/1000平方公里
——市区绿化覆盖率(%)。
——{第三产业总值/1000亿元}0.5
——单位面积城市排水管长度(km/平方公里)
4城市化程度方程的应用
以浙江杭州市为例,根据杭州市统计年鉴[3]数据,2010年末市区常住人口434.82万人,则=4.35。市区人口密度为1417人/平方公里,则=1.42。市区土地面积为3068平方公里,则=3.07,绿化覆盖率为39.95%。第三产业总值为2896.69亿元,则=1.70。排水管道长度为3904km,则S=3904/3068=1.27。令,则计算出杭州市的城市化水平为
以北京地区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4]数据,2010年末常住人口1961.9万人,则=19.62。市区人口密度为1195人/平方公里,则=1.20。市区土地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则=16.4,绿化覆盖率为45%。第三产业总值为10600.8亿元,则=3.26。排水管道长度为10172km,则S=10172/16410.54=0.62。令,则计算出北京市的城市化水平为
通过对北京市和杭州市的城市化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可知,北京市的城市化程度比杭州的城市化程度高,在遭遇洪涝灾害时可能后果更为严重。
5 小结
对于不同的城市同样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衡量城市化进程,此方法可以为研究城市受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对于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还与城市的设计暴雨强度和所遭受的暴雨重现期密切相关,也与城市防洪标准及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等因素有关。应结合这些相关因素进行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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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统计局. 2011杭州统计年鉴[M],2011.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发展较为快速的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这一旅游形式和农村以及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农村文化等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免费论文。免费论文。
一、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势差。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器,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动态的一个特征――流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他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放弃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断参与就业市场竞争,他们开始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去生产经营。乡村旅游加速了乡村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之于乡村旅游有一个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乡村旅游首先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社会变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会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三、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牵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风俗文化的变迁等。当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
1. 人口变迁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能吸收利用大量劳动力就业。根据乘数效应理论估算,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将产生另外3个间接就业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 经济变迁
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源。在人类社会早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备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产生强烈的需求,使乡村生态环境成了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乡村旅游能够使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成为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这种促进反映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对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表现在:
(1)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一大批老少边贫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贫困地区依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是脱贫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种实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据河南省有关调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农村即达到1200多个,30万户,近百万人。据此推算,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不会少于1万个,人口不会少于300万人。这是发展旅游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同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乡村旅游的发展,为闲散的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门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围绕着游客吃、住、游、购、娱的需要,兴办了各类企业,围绕旅游点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比比皆是。人们通过开展各种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找到就业机会,有了生财之道。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了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压力。
(3)发展乡村旅游缩小了城乡差别。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直接面对周末假期、民俗佳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的稳定而庞大的城镇居民市场。在大城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都市附近的县郊区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文明阶段。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使本地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落差已越变越小。
3. 社会结构变迁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管理层面的全面改革,旅游产业增加了村庄管理者的业务量,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使许多管理者由原来的“兼职”管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农业生产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变为“全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参与管理所得。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委会负责村内的所有事务,现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务由村民组建的“股份公司”处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呈现相分离的趋势。社会成员地位结构也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生产致富的机会,但是由于村民们资源条件的差异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不尽相同,总有一部分人更快发财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地位影响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村民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验,这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分化是由于财产关系与职业系统的变迁,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及经营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引入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农业劳动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种职业类型之后,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才变得明显起来。此外,乡村旅游业很好的结合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村民职业由原来的“纯”农民转变为服务业从业者与农民的混合职业者,村民职业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4.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最强烈、最直接的冲击,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他们转变了对待传统和变革的态度,由恪守古训,求稳怕变转变为主动迎接新时代,接受新观念;转变了传统村民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态度,转而积极进取,主宰命运;他们转变了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逐渐提高了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的承载能力;他们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态度,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转变了对待知识与科学的态度,更加重视对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价值观念所主导。农民的衣食住行不断追求品质与高效。例如中国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
5. 乡村文化的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发展乡村旅游使得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1)乡村旅游本身存在的传统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乡村地区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决定了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可以读到历史,可以看见的美德,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区所独有的魅力,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说,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安静、自然和原原本本的乡村生活体验。免费论文。
(2)乡村旅游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将对旅游地造成较大的文化冲击,破坏传统的乡村文化,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对旅游地的古建筑等历史遗产造成破坏。而国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很少为人所知,处于逐步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没有破坏乡村的独特文化,而且在保留历史传承、发掘乡村文化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开发乡村旅游,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和复兴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事实上,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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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例或许可以对我们观察城市制度有所启发;从长期看(不需要很长),一个城市无论对于居民、企业还是游客的吸引力,都将影响土地价值;而因为地方政府不像国家,没有一条国境线可以阻止人口和资本流动,因而这种关系更为紧密,其制度和政策的好坏,都将直接体现在地价上。
这样,一个城市的各种居民中,土地主的利益是与城市长期发展前景最为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的,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无法移动的,因而其利益被迫与城市命运绑在了一起;所以理想情况下,城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应由这些人主导,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比他们更可能拥有与城市发展冲突的利益,也更可能持机会主义态度。
但现实政治中选票是按人头分配的,因而选出的政府未必能将城市长期前景放在很高的优先级上考虑,而这种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将高度相关于在该城市拥有不动产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假如这一比例低到微不足道,不足以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那么选出的政府很可能不惜牺牲土地价值而为特殊利益群体谋求短期利益。
不难看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城市人口流动性更高,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也更高,同时也能吸引更多尚没有能力买房的年轻人和新移民,因而有更多的人租住公寓而不是购买房产,这样房产主在选民中的比例就可能很低,相比之下,一个小城市的选民可能大部分都是房产主。
在大城市,即便房产主之间也会因人数多且分散,而面临搭便车和组织障碍的问题,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一旦他们丧失政策影响力,城市当局就会推出各种压榨其利益而取悦其他选民的政策,诸如房租管制,禁止驱逐房客,征收沉重的房产税去补贴各种福利开支,还有对土地用途的种种管制。
其中福利政策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为被补贴者提供了一个留在这个城市的额外理由,而假如没有这个理由,他们原本会因为在这里缺乏经济机会或生活成本过高而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现在福利补贴吸引和帮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手握选票。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 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 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 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 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 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关键词:国际商贸中心 路径 特质 演变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演进过程记录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文明开化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些城市以独有的禀赋获得了历史的垂青,逐渐成为世界商业与贸易聚集的中心,即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城市的形成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首先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的里斯本等西欧城市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领先的航海技术而一跃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16-18世纪,西欧各国海上霸权的更替以及第一科技革命在英国的爆发,使伦敦崛起并发展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商贸中心。19-20世纪,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着技术的更新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产生巨大变革。这期间,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历经衰与荣的沧桑变化,从伦敦的一枝独秀,到伦敦、纽约的双城记,再到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悉尼、迪拜等的百舸争流,其发展足迹从欧洲到美洲,再由欧美走向亚洲。
从世界城市史看,国际性商贸中心的发展演变途径可以归纳为三种:原发型、承接型、复合型。原发型城市是指城市本身是创新的发源地,自身具备发展前进的动力,能够主动吸引外来投资、也能对外输出资本。伦敦与纽约是典型的原发型城市。前者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全球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后者则是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率先进行城市产业调整的代表者。承接型城市也可称为跟进型城市,即通过开放,承接或引入它国的技术、制度、资本、信息,以实现自身的成长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类城市以东京、香港、新加坡、迪拜等为代表。复合型城市则是介于原发和承接之间的演变类型,它在国际化过程中既采取类似承接型城市的跟进模式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在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巴黎可归为复合型城市。
原发型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因为培养了自己的原发动力,在其向外输出商品、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外输出风险的能力,因此在原发型城市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其自身承担的风险较小。一旦原发型城市发生经济危机,风险可向外界传播,由承接型城市共同承担。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纽约华尔街上的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几乎所有开放型经济的国家都面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难题。这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共同为美国的次贷危“买单”,无论是纽约还是美国,其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而大幅减少。反之,由承接模式演变而来的国际商贸中心,如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它们采取跟进策略,减免了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成本,但却承担了较高的输入风险,而且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或危机也很难对外输出,需要自身消化解决。比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的迪拜债务危机都只是区域性或地域性的问题,没有波及全球。这再次说明承接型的国际商贸城市因输入型的成长模式而面临较高的风险,既要承担外界经济体转嫁的风险,还要单独解决自身经济增长中的风险。综上所述,原发型城市往往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或衰退的领导者,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影响力,而承接型城市则承担了“荣辱与共”的责任。
历经数个世纪的洗礼,能始终保持竞争力的原发型城市屈指可数,有的会由于持续创新力不足而衰落下去,如阿姆斯特丹。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亚太地区借助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力量,在二战后孕育了一批承接型城市。由于成长时日尚短,单个承接型商贸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尚不足与原发型城市媲美,其生命力的强弱也有待历史的验证,但必须承认,它们是世界商业繁荣的必要参与者,其群体优势不容小觑。若借用金字塔结构比拟国际商贸城市群的话,伦敦、纽约等原发型城市可视为“塔尖”,是消费者、商业企业乃至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而东京、香港等众多承接型城市构成了“塔身”,将来自顶尖城市的商业信息、商业资本逐级向本区域传输。以巴黎为代表的复合型城市则是这座“金字塔”上的另类,不仅与“塔尖”城市一样引人瞩目,而且它的存在使城市类型多样化,构建了世界商贸城市演进中的新典范。就巴黎而言,它虽未曾在技术、制度创新等方面占得先机,却能顺应潮流,主动进行城市改造与产业变迁,并始终注重维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围绕文化传承开展特色服务业,形成了与前两类城市完全不同的商业特色――将早在殖民时代铸就的商业时尚引领者的地位保持至今,以拥有文化底蕴的时尚、浪漫之都著称于世。巴黎还是前文所述的国际都市中唯一没有出海口的城市,由于缺少国际贸易赖以繁荣的口岸,它也未曾取得过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等地位,但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全球,巴黎都是可与伦敦、纽约相匹敌的世界城市,拥有多数承接型城市所不具备的国际号召力。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特质
(一)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形成的标志
公认的国际城市领先者:伦敦、纽约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世界金融中心。事实证明,金融产业的发达程度与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
从历史看,伦敦、纽约是在不同的时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而回眸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1915-1945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5年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在这五个时期,相继涌现了以发达金融产业为代表的国际城市,如19世纪上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地位如日中天,伦敦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古典金本位制度的解体,国际金融进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秩序中,美元逐步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货币,纽约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1975年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势发展,日元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东京也随之发展为继伦敦、纽约之后新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量的外资逃离东京,为香港发展金融产业带来了机遇,借此时机,香港一跃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同期,迪拜也逐步摆脱石油经济,成长为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根据对国际城市的考察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形成、变迁皆与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及该国的货币地位息息相关。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城市的金融网络不仅支撑起欧、美、亚之间的经济发展联系,也是确立它们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基础。在欧洲大陆,二战后,德国的经济也曾取得了与日本相当的成就,但是法兰克福却没有成长为与伦敦、纽约比肩的国际性城市,这与德国马克最终没有在美元与英镑的国际联系中突围不无关系。
(二)世界产业结构变迁中引领主导产业发展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共性
15-17世纪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商业与贸易,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资本的集聚成为了当时欧洲的商贸、金融中心。18-19世纪,伦敦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替代,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角,新的金融中心。与阿姆斯特丹相比,伦敦主导世界经济的手段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商业资本让位于产业资本。借此英国打造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并把其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制造业开始替代商业成为19世纪商贸中心城市发展的先导产业。
在二战后的工业化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与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由此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纽约、东京等城市依靠服务业的繁荣,成为20世纪新兴的国际商贸中心。
纵观近5个世纪以来,商贸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中主导产业的变化可用表1总结。从表1可见,当代的国际商贸中心都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这也契合了第一项特质――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形成的标志。
建设发展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条件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凡是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城市,不是位于海上、陆上的交通枢纽,就是扼守国际贸易通道的咽喉。这一点往往不可再生,也不能被它国复制。特别是出海口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商品输出与输入的通道,而且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港口物流为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港口的巴黎,在其最新规划中,准备沿塞纳河建造一条从英吉利海峡的勒阿弗尔市直达市中心仅需要一个小时的高速铁路,把巴黎延伸至英吉利海峡,与海洋直接连通。
(二)合理的政府规划
早期的城市规划重点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聚集目的。而城市规划的后期是功能区的分化,以便适应城市多元化产业的发展需求。进入21世纪,国际商贸中心规划的内容以整个城市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定位为核心,将视野从关注自身发展转向关注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定位,因此规划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将会影响城市的发展走向。
(三)完善的商业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是不断变化的,城市功能也是逐渐演变的,但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通行和不变的特点是拥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商业法律制度和宽松的市场管制。自由、市场化的商业环境已经成为全面提升城市乃至国家影响力的必备要素。国际商贸中心对于商家与消费者的吸引力也源于此。
关于北京市的发展建议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消费市场和重要的商贸流通交易中心,聚集了大批国际商业企业。截止2010年底,全球知名品牌中已有90%进入北京、国际知名的294家零售商中有41%已入驻北京。2009年,北京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第15大购物之都。
(一)选择复合型城市发展路径,保持传统特色
回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演变路径与特质,北京尚不具备原发型城市的发展条件;但若简单地选择承接型路线,对北京而言风险太大。实际上,2004年12月11日中国零售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后,无论北京还是其他内地城市都或多或少遇到了内资企业缺乏竞争力、消费者权益频频受损等问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若完全采用承接型商贸城市的发展路线,可能会把输入型风险向内地转嫁,从而扩大风险承受的地域范围,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国内现有的商业问题。
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规划中,应该学习巴黎走复合型的发展路线,既有商业发展上的跟进,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与传统。即在国际化的同时,要充分对外展现千年积淀的城市历史,如提升京派老字号的品牌地位;打造北京特色街区;开发皇都旅游资源;发展以京剧为代表剧种的演艺事业等。
(二)推进环渤海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京津双城的分工合作
目前,世界经济的中心由大西洋两岸转移到太平洋两岸。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造就了沿海三大经济引擎:以广深珠为核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京津冀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东临日、朝、韩,北临蒙古、俄罗斯,位居东北亚中心,既是中国北方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天然结合部,又是通向亚太地区和走向世界的出海口,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有利位置。京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各有所长,北京占据人才、技术、信息、文化上的优势,而天津拥有国际港口、雄厚的工业基础。推动京津城市一体化的发展,使二者优势互补是北京建设世界商贸城市的契机。通达四海的地理优势几乎是历史上所有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具备巨大经济辐射能力的基础条件。例如,英国的伦敦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形成了对三千万人口圈的辐射。法国的巴黎虽然没有出海口,但它与荷兰的鹿特丹共同构建了欧洲大陆的商贸中心,口岸通道的责任由鹿特丹完成。与巴黎相似,北京同样面临没有出海口的问题,若与天津实现了城市一体化发展,则该问题能迎刃而解。
(三)放松商业管制,建设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
2010年,北京市商业零售总额为6229.30亿元,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标准,但从商业发展的质量上看,北京与国际商贸中心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的问题在于同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国内价格高于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他国际城市。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众多,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商业的管制过多,造成商业经营成本较高,由此推高了商品的售价。当代的国际商贸中心均是世界消费中心,品牌高地与价格低地是其共有特点。北京要铸就国际品牌的价格洼地,必须建设更加宽松、自由的商业环境,从而降低商业企业的交易成本。
(四)政府合理规划,满足世界城市发展需求
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目标要求北京具备宜游、宜居、宜商的城市环境,这也是政府对于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当前,北京面临着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这些必将增加商务与旅游活动的成本,为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可否认政府的规划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是个中原因之一。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能否立足于世界城市的要求,因势利导,运用合理的规划与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问题是关键。
参考文献:
1.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