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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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篇2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篇3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篇4

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生产力研究，2005（08）.

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06（04）.

篇5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2-0047-07

一、理论和实证文献回顾

1.经济中的金融因素：理论关系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种观点：金融引领增长假说认为金融市场通过动员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诱致技术发明，并进而推动增长(W. Bagehot,1873; Hicks,1969)；增长引领金融假说认为高经济增长将创造某些金融工具和安排的需求，并且金融市场针对这些需求和变化有效地反应(Robinson,1952; Romer,1990)；“反作用”(feedback)假说则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行为间双向因果关系，即金融体系发展良好的国家可以经由技术变革、产品和服务创新而推动高速经济扩张(Schumpeter,1912)，这将创造金融安排和服务的高需求(Levine,1977)。当银行机构针对这些需求有效地反应时，这些变化将刺激更高的经济绩效。因此，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向相互依赖的，并且他们的关系可以导致反作用因果关系(Lunitel和Khan,1999)。

解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对辨别经济模型至关重要(Levine,2003)，而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有效的政策来推动增长(Zingales,2003)。就金融发展诱致经济增长的精确渠道而言，结构主义者主张，金融变量的数量和组成部分通过直接增加金融资产形式的储蓄并籍此鼓励资本形成和增长而诱致经济增长，因此金融深化和总体金融变量的组成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抑制主义者强调金融自由化，他们假定更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将诱致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并推动经济增长(McKinnon,1973;Shaw,1973)。Levine(1997)从金融体系职能角度考虑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1）金融中介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多样化和集中；（2）金融中介通过获得事前信息而改善跨投资项目的资金配置；（3）管理的事后监控和公司控制的实施诱致金融中介需求；（4）金融市场以有效方式动员储蓄；（5）金融市场提高专业化程度。

2.实证研究：技术方法、结论

为评价金融部门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和数据集沿着如下几个方向进行研究：从跨国经济计量证据看，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金融―增长关系并发现金融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但Goldsmith的金融发展度量强调金融服务广度而与金融服务质量联系甚少、未指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向，且没有控制其他至少部分地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期间77个国家样本以更精密复杂的方式度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King和Levine(1993)以金融体系流动负债/GDP以及私人部门银行和中央银行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GDP测度金融部门的广度，以私人部门银行而不是中央银行提供的总信贷份额和配置给私人非金融企业的总信贷份额度量金融体系效率。三个增长指标为真实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等于真实人均GDP增长减0.3倍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发现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发展回归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正向统计显著相关系数，即使系统地控制初始收入、受教育程度、通货膨胀、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政治稳定性等可能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后。为解决因果关系问题，他们使用1960年金融发展值度量金融发展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1960年金融深度是接下来30年经济增长率、实物资本积累和经济效率改善的恰当预测变量，即使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随后，Levine和Zervos(1998)使用48个国家1976―1993年期间样本在跨国增长研究中同时考察股票市场Levine和Zervos沿着规模、流动性、国际一体化以及易变性等方面度量股票市场发展。具体地，他们的度量是总体股票市场资本化与GDP、挂牌企业数量（规模）、国内周转率、交易值（流动性）、与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如CAPM和APT模型所度量的月度股票收益标准差（易变性）。 和银行发展，并发现，即使控制与King和Levine(1993)相同的变量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发展(银行信贷)的初始水平亦与接下来18年内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未来增长率正向显著相关的，从而表明股票市场提供与银行不同的金融职能。对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的是，Levine和Zervos没有发现市场资本化/GDP度量的股票市场规模与增长稳健相关。因而，简单地在国家股票交易所挂牌并不必然鼓励资源配置。相反，正是经济生产技术所有权的交易能力影响资源配置和增长。

很多研究试图从利用行业和企业水平数据的微观经济角度寻求解决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因果关系问题并更详细地证明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缓解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的市场摩擦，故大量使用外部融资的行业将更加不对称地从更快的金融发展中受益。三个公认假设下也即是，相对而言，美国金融市场是没有摩擦的、技术因素在无摩擦的金融体系中影响行业使用外部融资的程度，以及技术因素影响外部融资是跨国家不变的。 ，使用美国的行业外部融资作为相比较而言没有摩擦的金融体系中行业外部融资需求基准，以总资本化和会计标准度量金融发展，他们考察41个国家36个行业的数据，并发现(行业融资)外部依赖和总资本化度量相互作用的相关系数估计在1%水平上是正向统计显著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不对称地推进大量使用外部融资行业的增长，亦即金融发展通过便利外部融资而对行业增长具有巨大影响。Demirgüc-Kunt和 Maksimovic(1998)进一步允许不同国家相同行业的企业外部融资需求数量存在差别，并强调使用长期债务和外部股权为企业增长融资来考察金融影响增长的特定机制：更快的金融发展消除了企业增长的障碍吗？控制企业水平外部融资需求差异并使用不同控制变量组合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经济中企业的平均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经济中向企业的政府补贴、经济中企业的净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真实人均GDP水平以及经济的法律和秩序传统。进行实验后，他们发现，增长率高于仅使用留存收益和短期借款所支持水平的企业份额正向地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体系规模相联系。

从时间序列经济计量证据看，由于允许所有变量是事前内生且可以分析变量间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的优势，协整技术常被用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Hansson和Jonung(1997)研究两变量系统下1830―1991年间的瑞典，并发现银行发展与人均GDP是协整的。在1870―1929年间美、英、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比较研究中，Rousseau和Wachtel(1998)发现单一协整关系，表明金融和增长间的持续性共同运动。Van Nieuwerburgh(1998)对战后17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应用协整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变量(如King和Levine变量所度量)与经济增长协整。在协整框架中研究股票市场作用的文章始于Arestis、Demetriades和 Luintel(2001)，他们使用来自德、美、日、法和英国的25年样本数据，发现跨国混合的金融引领增长证据，但结论很可能是短期样本的结果。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5年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利用被最广泛使用的Granger因果关系概念，当包括金融发展的历史不能有助于降低下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时，金融发展不格兰杰导致经济增长。表1给出本文定义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变量及其简单解释。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如表2，1978―2005年期间的各变量呈现显著的单位根，或者说I(1)单整序列。同期经济增长(gdp)和金融深化程度(depth)以及银行机构资金运用总额(bank)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被报告在表2。可见，depth不是gdp的格兰杰成因以及bank不是gdp的格兰杰成因的零假设被拒绝，而gdp不是bank的格兰杰成因以及gdp不是depth的格兰杰成因的零假设被接受，亦即存在着从gdp到bank以及从gdp到depth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格兰杰检验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是不精确的，因为它消除了被考虑变量间的长期关系(Johansen和Juselius,1990)。协整技术能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确认时间序列非平稳性的状况下，我们使用协整技术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其有力之处在于所有变量是事前内生的。在包括GDP和一个或更多金融发展变量的模型中，当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向量时，金融和发展间的长期关系出现。为得出金融引导增长的结论，金融发展变量必须在在长期内是弱外生的。

为研究一阶单整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间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我们开始于动态方程：

yt=γ0xt+γ1xt-1+αyt-1+εt(1)

记一阶差分为Δ，重新整理方程（1）产生误差修正形式：

Δyt=γ0Δxt+(α-1)(yt-1-βxt-1)+ε2(2)

这里，β=(γ1+γ1)/(1-α)，因变量的变化Δyt被分解为Δx所捕捉的短期动态学和由均衡关系y=βx所捕捉的长期动态学。

由于gdp、depth、bank、pubex和trade都是I(1)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控制公共支出或贸易开放度后，gdp分别对bank以及depth回归的参差序列(分别记为ebpub、edpub和edtr)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3。可以认定估计参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表明gdp与bank以及gdp与depth间存在协整关系。pubex为外生变量的gdp与bank系统(记为gdpbt)，以及pubex和trade分别为外生变量的gdp和depth系统内(分别记为gdpdpu和gdpdt)，协整检验结果也显示在表3。

经检验，上述三个系统的参差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这证明了协整关系的正确。三个系统的误差修正方程如下：

三、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1992―2005年

为评价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我们使用Pesaran,et al.(2001)新近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边界检验。该选择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不像绝大多数通常对大样本规模有效的多变量协整过程，边界检验适合于小样本规模研究，给定我们仅14个观测值的样本规模限制，实施边界检验将是合适的；其次，边界检验不施加所有研究变量必须同阶协整的限制性假设，无论纯粹I（0）、I（1）或互相协整的解释变量，在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是非标准的。积分的阶不再是敏感问题，故可以超越单位根检验。

为检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以及两个控制变量的协整关系，如下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r,s,v,w）模型将被估计：

这里，Δ是一阶差分算子，FIm（m=1,2）是金融发展指标，其中FI1和FI2分别代表turno和tcap。ξt是白噪声误差项。

检验经济增长和解释变量的协整关系有两个步骤。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技术估计方程(6)；其次，通过将所有滞后水平变量的被估计相关系数限制为零，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即零假设是μ5=μ6=μ7=μ8=0对其可选μ5≠μ6≠μ7≠μ8≠0。若被计算的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下界，则拒绝存在协整的零假设；若被计算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上界，则拒绝零假设并得出被研究变量间存在稳态均衡的结论。然而，若被计算的值落入临界值的上下界之间，则结论是不确定的。

由于仅有14个观测值，为避免近似共线性，我们采取表8的gdp、pubex、trade、turno和tcap的滞后组合。gdp滞后一期的情况下，turno和tcap与当期、滞后pubex和trade组合的统计值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的零假设。若gdp滞后二期，某些组合的统计值或低于临界值下界，或位于临界值上界和下界之间。

继而，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框架中实施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所有变量内生假设下，数据将决定哪个变量是外生的并因而指明因果关系的方向。

这里Z是p×1的内生变量向量，ε是p×1正态分布误差向量，D是系统的外生变量向量，就滞后i=1,2,…,k-1而言，Гi是短期荷载的p×p矩阵，而∏是长期荷载矩阵。我们允许协整关系中的非零截矩和数据中的线性趋势。

协整向量是β′Z,通过将矩阵∏=αβ′分割成两个秩为r的p×r矩阵（Granger表示定理）而得到。矩阵α度量了向长期均衡收敛的速度，矩阵β包括协整相关系数。单一共积向量的金融发展（F）和经济活动（Y）的两变量系数变成：

当Y针对来自均衡关系（βFFy-1+βYYt-1）的偏离而反应，而F不针对来自均衡关系（βFFy-1+βYYt-1）的偏离而反应时，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这是零假设H0：αF=0和αY≠0不被拒绝的情形。我们说金融发展是弱外生的，因为F不针对F和Y间的非均衡误差而反应。然而，F仍可能针对Y的滞后变化而反应（ГFF和ГFY非零）。强外生性不允许后者反应。估计VECM时，我们施加βY=1的约束，这等于在共积分析中重置相关系数β=βF/βY,而调整速度是αi/βY,i=F,Y。

四、实证结论及启示

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如下基本结论：

1. 1978―2005年期间，控制公共支出(pubex)后，经济增长(gdp)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资金运用(bank)间存在着正向显著长期关系(0.799)，且向量系统向均衡关系的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同样，分别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度也存在正向显著关系(分别为0.74和0.33)，调整系数同样显著。这意味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向而显著的因果关系。

2.考虑股票市场发展后的1992―2005年期间，由表5的协整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协整相关系数β在分别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相当显著。从向长期均衡收敛的速度(α)看，控制进出口余额后，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中，经济增长针对来自均衡关系的偏离而反应，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不针对该偏离而反应，亦即零假设H0：αtocap=0和αgdp≠0不被拒绝的情形，同时金融体系融资额度针对滞后经济增长反应(Гtocap和Гgdt,tcop非零)，所以其是弱外生的；相应地，在经济增长和周转率中，周转率针对来自均衡关系的偏离而反应，而经济增长不针对该偏离而反应，亦即零假设H0：αgdp=0和αgdp,turno≠0不被拒绝的情形，同时经济增长针对滞后周转率反应(Гgdp,toap非零)，所以经济增长是弱外生的。类似地，控制公共支出后，金融体系融资额度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系统中是外生的，而周转率在经济增长和周转率中是外生的。概括起来，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金融体系融资额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周转率的原因。

由上述实证结论，可以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推断如下：首先，与King和Levine(1993)所强调私人部门银行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度量不同，我们的以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为主的银行系统资金支持度量同样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存在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这个结论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证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关系可稳健地在不同经济体制中成立；其次，从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关系看，我国的股票市场经由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由于国有非流通股的影响、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低、政府行政干预痕迹浓厚等原因，股票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向有价值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监控管理者、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等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改善国家的股票市场干预方式是发挥股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题中自有之义。

当然，我们的金融发展度量是初步的，而且，就评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而言，我们的1978―2005年和1992―2005年样本规模可能不充分，这降低我们解释结果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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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uintel, K.B. and Khan, M. 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a Multivariate VA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60）：381-405.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Report, 2000/2001, various issues.

［5］ Pesaran, Yong Cheol and Smith. Bound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6）：289-326.

［6］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A. Arellano, Manuel and Bond, Stephen.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277-297.

［7］ Arestis, Philip, Demetriades, Panicos O. and Luintel, Kul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 ［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1, 33(1)：16-41.

篇7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不可小看。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界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的承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

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河北省作为环围京津的唯一省份，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也显出了自己的优势，但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如何发展河北经济？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疑问摆在了政府面前。本文主要探讨河北省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检验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河北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对策。

二、变量与研究方法简介

（一）变量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FIR、FAE、FSS作为衡量河北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资产存量之和/GDP，FIR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深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一般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

金融中介效率FAE=贷款/存款，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将储蓄转为贷款的效率。

金融储蓄结构FSS=居民储蓄/全部存款，居民储蓄是金融存款的重要来源，FSS是衡量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的重要指标。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即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的比值，以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简介

1.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

2.协整检验

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及其方法，为非平稳序列的建模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4.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三、河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运用Eviews对GDP，FIR，FAE，FSS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这四个序列不平稳，而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GDP，DFIR，DFAE，DFSS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他们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为典型的I（1）时间序列。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所有的变量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发现他们都是一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服从I（1）单位根过程，满足建立VAR模型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S，S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1。把代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变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VAR（1）系统，来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协整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给出了相同的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VAR（1）系统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各系数都通过T检验，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为E，即：E=GDP-0.887954*FIR+0.370206*FSS+0.744206*FAE

在对E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是平稳的，说明我们在研究的时间内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选择滞后一期，对河北省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软件运行结果显示可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从软件运行得出的脉冲响应表具体数据可以看出，GDP对其本身一个正的冲击有比较显著的反应，且随着时间的逐渐减弱趋于平稳，在第10期达到0.033367。这表明经济本身有自我促进的作用，当给国民经济某一冲击时，经过市场传递给下一轮国民经济的发展，且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再看一下金融发展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l）当在本期给金融相关比率变量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1期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反应，而随后几期对国民经济有一个迅速拉动作用，在第4期达到最大0.097463，从第4期以后稍微减少并基本保持稳定。（2）当在本期给金融中介效率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一期经济也没有做出反应，但随后对经济的冲击却是负的冲击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0.058005，其后逐渐回升。（3）当给金融储蓄结构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一期经济没有做出反应，其后对经济有着负的冲击影响，稍后随有所上升但冲击仍不显著。

（五）方差分解

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以只对变量GDP做方差分解，分析经济变量本身和金融发展变量FIR、FAE和FSS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根据方差分析表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对GDP的方差分解来自身的贡献最大，其中是FIR，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渐增加，在第10期达到最大20.24691%；FAE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和FIR和FSS相比，FS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弱一些，在第10期达到最大1.708535%。

四、对实证分析结果的理论解释和相关政策建议

实证的结果表明：河北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的结论可能与直观经验不一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样本选择具有一定难度，FIR、FAE、FSS三个指标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前后数值变化很大，平稳阶数甚至不同，这可能是1994到1995年改革步伐加快，市场化程度在当时迅速提高的结果。如果仅选择1995年之后的数据，样本容量太小，无法进行协整检验；选择1978到2009年的数据，则拟合效果很差。2.其它衡量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指标（直接融资比重、金融部门对私营企业贷款比重等等）由于数据不足未能选取。由于近年来投资工具日益丰富和民间金融的大范围客观存在，以存贷款余额之和来替代金融资产总量略显牵强，实证结果也表明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此外，就河北省经济、金融结构本身来讲，河北省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机构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金融中介发展缓慢，经济、金融活动受政策左右较大，充分竞争的空间有限，使得金融业未能更为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我们应该加快河北省金融的发展，使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其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实现经济对金融的拉动作用，形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王洪斌，柳欣.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2008（1）：23-25.

[2]张兴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市场周刊，2005（1）：91-93.

篇8

中图分类号:G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进行。McMahon通过对东亚经济全面调查后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亚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发展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每个层次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盖莫(Gemmel,1996)通过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分别与最穷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更为密切,而高等教育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经合组织国家1971-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工作年龄个人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0.57%。

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国内学者唐祥来通过借鉴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cas生产函数,选取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显著性。实证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申屠利芬将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采用柯布―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浙江省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与正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作用。沈永跃(2009)选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河南省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河南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呈中度关联。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教育层次来探讨教育发展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统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实际上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使得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复杂化,而用来反映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不完备,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设有m个时间序列{x(0)1(t)},{x(0)2(t)},…,{x(0)m(t)}(t=1,2,…,n)。n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m个序列代表m个因素(变量)。另设定时间序列{y(0)1(t)}(t=1,2,…,n)为母序列,而将上面m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关联度是两个序列关联性大小的度量。一般来说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亦即参考序列y0,自变量xi为比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将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由于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将参考序列y0和各比较系列xi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④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计算灰色关联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结果评价。根据各个数据列所计算出来的关联度,即各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联大小,评价与比较变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并对每个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系进行排序,找出因变量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是造成许多文献研究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等不确定性问题,对数据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指标。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巴罗,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以2001-2007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同样的统计口径,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选择。

(2)自变量指标。本文以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用来测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过对目前研究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教育发展水平。首先将劳动按学历层次进行分类,共分六类:未上过学(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大学专科(包括普通大专、高职高专、成人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其次,确定每种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鉴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把大专学历及其以上分为一个层次,教育年限为4年。基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我们将采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再辅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标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2+小学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总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的影响存在差异,笔者希望通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广东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1-2007年广东省GDP数据列y0(单位:亿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6岁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x1,x2,x3,x42001-2007年数据见表1。

表1

年份

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国内生产总值(GDP)y0(k)亿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计算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DPS11.50统计软件,在处理过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关联度矩阵,见表2。

表2

关联矩阵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结果显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结论及展望

总的来说,广东省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达到0.64385。从受教育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来看γ04>γ03>γ02,说明广东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关联程度最高,达0.7337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发展水平、初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关联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差距不大。可见,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现阶段广东省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文章虽然从战略的角度对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广东省现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其中高职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号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以来,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计量高职教育广东省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参考文献

[1]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 rna 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

[2]RAMPHELEM, ROSOVSKY H.New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 ing countries:educated peop le are no luxury,they’re essential[J].In terna tiona l Higher Educa tion, 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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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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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其产业链跨度大，产业高度化明显，产业附加值较高且具有较高的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消费和投资，拉动内需做出了贡献。

1、房地产经济的分析

1.1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短缺。从目前住房保障政策的干预结果来看，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供给逐年下降的情况，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总额的涨幅明显低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短缺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管制限制了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使得他们选择投资利润率高的住宅建设。另外，由于有效的监督机制缺乏，地方政府为增加土地出让价格收益而不愿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同时，住房保障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住房保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实施对象难以区分，经济适用房不经济、不适用等现象，影响了住房保障政策发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作用。

1.2 政策周期性波动明显。转型期间我国房地产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周期性特征。近几年，央行对房地产信贷规模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通过提高购买豪华住宅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提高第二套住宅和购买高档住房的贷款利率等措施，调整和改善房地产信贷结构。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和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利率政策对房地产经济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1.3房地产投资波动大。尽管由于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收益前景看好，但是房地产投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投机性，因此也就缺乏消费需求的长期稳定性，导致在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峰阶段，投资需求加剧了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在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谷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只会加剧房地产经济衰退的恶化，从而导致房地产经济剧烈的波动。并且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产量、产值在原有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基础上的扩张或收缩，而不是伴随技术水平的升级和产品结构的高级转换，是一种数量型的简单扩张或收缩。

2、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脱离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让城镇土地使用权，其地块的选址、规模、范围和时机的选择，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供给决定的。但是，现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把厂房、住宅、交通、商业区、环卫等预先规划实施好，然后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者。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成功的，但是不成功者居多。这说明脱离市场实际需求的盲目“筑巢引风”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实际上这是产品经济“以产定销”的翻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做法是只能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进行规划协调，才能使房地产市场的供需运行保持一种良性状态。

2.2 调整脱离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平均利润规律作用的结果，市场导向既有盲目的一面，又有合理的一面，政府的理性思考是尊重其合理性，调整其盲目性。在地产市场中政府利用批租权实现其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或者不顾投资者的经营方向，下命令定指标，谁出高价就批租给谁；或者不尊重投资者的市场取向，强行改变投资方向，片面追求高技术、高消费的高层次产业。

2.3 地产市场不成熟。土地本身不是商品，在市场经济中它的价格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而是地租的资本化，也就是由对土地的投资收益率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现在可供计算地价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成本法”、“比较法”和“剩余法”等等但可靠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先决条件是地产市场已经成熟，有已经积累的市场统计数据作参数。

2.4 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是由于虚拟需求的过度膨胀造成的价格水平相对于理论价格的非平稳性上涨，泡沫可分为安全区、警戒区、危险区、严重危险区四个阶段。安全区的泡沫通常有积极作用，而危险区与严重危险区的泡沫则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地产泡沫的破裂还产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房地产过热，必然形成泡沫，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很容易产生虚假需求信息，影响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而且虚假需求造成的过度供给，又会形成新的房产积压，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

3、房地产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向

3.1 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搞好“城市经营”。很多人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炒地皮”，地方政府单纯通过土地出让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开发拉升GDP。这种简单的“城市经营”理念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房地产开发项目有的是短期通过出售直接获利，比如商品住宅、小商铺等；有的是长期出租或经营获利，比如大型商场、写字楼等；有的是通过其他经济行为的加入而长期获利，比如工业厂房、娱乐用房等；有的则作为公共设施本身没有获利能力，但却提升了城市形象、品味，吸引资金或客流前来投资置业或旅游观光，使城市经济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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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点理论脱胎于法国学者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自1955年佩鲁提出“发展极”概念后,欧美学者用“增长极”或“增长点”发展了佩鲁的理论。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点的深入系统研究是在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和启动乏力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来讲,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

对于经济增长点理论,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它来源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即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在经济体的每一处出现,因而需要选择增长的触发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实质上是经济体内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发展可以向外产生扩散和辐射,进而启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然而,在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点内涵进行具体表述时,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主要是在①对经济增长点是单一的产业因素(农贵新,1999、金培1998)还是产品、企业、产业、区域、技术等多点因素(郑吉伟,1997;张耀辉,2000;张辉、,2002;张国富,2006);②对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是否可归纳为消费热点(余健明,1996;张秀冰,1999); ③经济增长点主要立足于现在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傅德中,1998)还是放眼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

二、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

对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投入-产出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弹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试图建立起一套经济增长点选择标准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净出口增长率、消费量增长率、消费效益、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都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意义。相关的研究如王元京、张昌彩(1996)从产业关联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品等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九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对策》的报告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弹性的预测,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结论;农贵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产率的9个指标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意识形态调整相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满足供需平衡等。

综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们归纳了经济增长点选择的主要标准(傅德中,1998;张耀昌等,1999):(1)强劲的市场需求;(2)富有弹性、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扩大的潜在供给能力;(3)创新过程及良好的成长性;(4)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5)强大的经济制度潜能;(6)国际竞争力强。

三、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研究经济增长点理论的目的不是讨论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存在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试图培育一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国内的经济学者们一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为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供需互动三种形式(张耀辉,1999、2000);强调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关系属性,特别是所有制属性的学者,如程必定“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具有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全局经济发展又有较大带动和影响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也可以是一种经济类型,一种经济组织。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蓬勃发展,占全省经济总量比例虽不大,但却日益显示出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体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往往是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动态地制定发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论上的分歧,学者们对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检视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被视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有:旅游业、生物质能源、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移动互联网、能源环保产业、民族医药、设计服务业、节能减排产业、休闲保健产业、国家级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区位优势、临空经济、物流金融、扩大内需、城轨经济、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会展经济、海洋经济、中药业、电子游戏产业、县域经济、生物产业、西部地区、内容产业、有机食品产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经济增长点涉及了产品、产业、区域、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甚至经济社会政策等内容,一方面反映了选择标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多成分、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必须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这就需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最早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在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概念逐渐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成为系统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使得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正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走过这一阶段时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利用,环境容量也还允许,但我国显然已经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约束已经成为我国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确定了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并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型社会等层次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论述。代表人物有吴季松、冯之浚、钱易、左铁镛、季昆森、齐建国、周宏春等人。内容涉及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则、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等。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用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线形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已经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我国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侧重点、实施原则、具体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依据。

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提出对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些思考。

(1)新经济增长点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们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精心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2)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3)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的方式。循环经济式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把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

(5)把选择和培养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抓手。

(6)产业方面: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节能建筑产业、环保产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等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共同构成高增长新经济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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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强大的金融做基础，金融的作用就愈强。区域金融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资金，其运作机制就是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是区域金融体系较完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则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达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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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市场化程度和货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金融发展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在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地区间通过金融发展来缩小经济差距的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已经不容质疑。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命题是否在地区范围内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本人采用帕加诺模型[2]对问题进行描述：

g =Aθs-δ （1）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A为资本产出水平，θ是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s为储蓄率，δ代表资本折旧。模型假设封闭经济体由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组成，要素间完全自由流动，放弃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均衡条件，认为储蓄存在“漏出”。

经济增长是储蓄率、资本产出率及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函数。金融发展通过对这三个变量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

二、实证研究

1.指标选择

对金融发展进行描述的指标归纳起来有这三种：金融相关比率（tfi）、货币深化程度（M2/GDP）、市场化程度。金融相关比率的最早提出者是戈德史密斯，他在文中[1]采用金融活动中所涉及到的金融工具价值总和与国内产值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货币化程度指标由麦金龙提出，他认为一国的货币总量是金融总体发展的重要尺度，通过货币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是众多学者总量指标进一步分解，以描述金融结构优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集中体现在非银行机构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及政府管制的程度。对于区域性的金融发展指标，货币化程度指标的获取较为困难，所以仍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以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为衡量金融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增加了股市的影响指标和非银行机构指标来反映。利用非银行单位数占全体金融机构数作为金融结构指标（nonbank），将股市产生作为虚拟变量来反应市场化程度（stmarket）。经济增长率则是通过不变价格指数求得河南历年的逐期增长率。

2.数据来源及描述

1978-2000年全部金融相关比率数据部分来源于周立的专著[3]，2001-2009年间全部金融相关比率数据通过《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计算获得。资本存量增长率数据利用张军等[4]资本存量数据及方法算得。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各省份的历年统计年鉴与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

3.数据处理与模型估计

由于实证所采用的方法为时间序列分析，为避免伪回归的发生，须对数据作平稳性处理。分别对经济增长率（g）、金融相关比率（tfi）、非银行机构比率（nonbank）、资本增长率（capita）、劳动增长率（labor）做平稳性检验和处理。用DF检验得出，g和labor为平稳数据，其余为非平稳数据。非平稳数据在一阶差分后重新检验，全部通过平稳检验，即capita、nonbank、tif为一阶单整，将差分后的平稳数据代替非平稳数据进入模型估计，过程如表3.2。

将tfi、capita、labor、nobank、stmarket都纳入模型考察，所得到的结果为表3.2中的第3行所示，R2较高，但是各变量和模型都不通过检验，其特征表现为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并且stmarker无估计结果，可能由于变量的自由度不够。为解决这一问题，须将模型中的贡献度低的变量在模型中剔除。由于考察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优先考察将非金融发展指标剔除模型。变量labor的贡献较低，将其剔除，模型结果如表3.2中的第4行所示。将labor剔除后，模型的解释度提高，并且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模型是显著的。观察变量的检验结果，只有变量stmarket通过检验，并且联系现实情况，非银行机构规模在全部金融机构中所占比例较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有限，此模型仍需修正。遂将nonbank剔除模型，结果如表3.2第5行所示，各变量除stmarket没通过检验，其余都分别在1%、5%、10%置信度水平下显著。尽管模型的拟合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可以认为此模型的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结论与解释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河南省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推动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引起经济增长率将近0.1个百分点的下滑。而股市的出现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为提升金融发展在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完全不相关。这些现象可能解释为河南省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在劳动力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未转化为本省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而其金融资产形式主要以存款存在，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功能促使金融资源流向资产报酬率较高的地区，即金融中介所集中的资源越多，向省外转移的比重就越大。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M].上海三联书店,1990.

[2]Marco Pagano,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An over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J].37(1993)613-622,North-Holland.

[3]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