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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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4日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

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

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

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

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

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篇2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篇3

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我国的形势下，传统节日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压力。寻求有效的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障有深远意义。幼儿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保障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需要幼儿园、社会、教师、家长等的共同努力。

一、幼儿园的关注是实现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价值的基本途径

1.幼儿园要举办传统节日文化主题活动

在我国传统节日时，幼儿园要根据节日特色举办精彩的传统节日文化活动，营造中国特色的节日氛围，向幼儿宣传传统文化特色。充分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他们主动参与活动，爱上我国传统节日。在活动的准备工作中，教师应当充分做好调研工作，不仅要考虑传统文化特色，还要考虑用何种形式呈现，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欲望。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要从幼儿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出发，适应幼儿的审美情趣。教师要在活动现场，向幼儿进行耐心讲解，营造轻松活泼的节日氛围，增加与每位学生互动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充分挖掘班级里多才多艺的小人才，班级自导自演一个小节目，还可以组织开展一些手工创作评比竞赛的活动，让班里每位儿童都参与进去。这样不仅激发了教师和儿童的节日热情，还促进了儿童对于传统文化节日的理解。

2.幼儿园要在日常教育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内容

幼儿园应当在日常教育中注重熏陶教育。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内容范围较广，而且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教师要将其隐形地放在日常教育当中，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传统文化节日的知识，运用讲故事的形式传达出来，在课堂创设情境时，可以将传统文化节日作为大背景。

3.幼儿园要顺应幼儿生理特点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幼儿有着十分明显的生理特点，学习兴趣是影响他们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他们对某项任务不感兴趣，那么就不会去有效完成。而且幼儿的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自控能力较差，活泼好动，喜欢集体活动。教师要充分抓住幼儿的这一特点，渗透进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内容。例如，教师在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时，安排一些游戏环节、知识竞赛等，表现好的同学有奖励。这种方式增加了学生参与活动的动力，增加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社会的帮助是实现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

1.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我国教育部门曾经颁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一系列文件，明确强调了幼儿园教育在儿童基础教育当中的重要价值，提出要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来引导幼儿感受我国传统文化，从幼儿开始就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增强国家人民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文化保护意识。我们应当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去执行。幼儿教育的重点不在于幼儿学科知识点上的掌握，而是培养幼儿形成健全的人格，培养学习意识。传统文化教育是促进学生人格培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将幼儿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活动之中。从现在的情况进行分析，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在积极号召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开发调研工作，鼓励研究者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深入分析如何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幼儿教育相结合。

2.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手段的宣传作用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传媒手段多种多样，而且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媒手段已成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幼儿本身就对画面、乐音等很敏感，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电视、电脑、手机等增加传统节日文化宣传的内容。例如，媒体可以专门制作一些儿童喜爱的节目形式，精心制作一些动画、公益广告等，还可以在传统节日期间，专门开设与儿童观众的互动节目，通过媒体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吸引儿童家长与儿童一起参与，增加节目感染效果。

三、家庭参与是促进儿童传统节日文化意识的坚强后盾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共同参与的活动。父母对于孩子的思维、行为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与当中，家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父母要与幼儿园保持紧密的联系，积极配合幼儿园系统的教育工作，在语言上和行为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幼儿的模仿能力极强，而且特别爱模仿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有新鲜感的事物。如果幼儿感受父母特别热爱传统节日文化，那么也会与父母一起接受传统节日。这就要求幼儿家长要先热爱传统节日，树立正确的节日文化价值观念，并认真了解与传统节日相关的背景、风俗等。然后家长再根据对幼儿心理特点的了解，运用幼儿能够接受的方式传达传统节日文化。

传统节日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对幼儿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有利于保障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民族凝聚力，有效地保护我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不良渗透。幼儿作为国家的未来，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其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需要传统文化的辅助。因此，国家、社会、幼儿园、家庭等要发挥自身的独特力量，促进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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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的思想较为多样化。比如儒家、法家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代，我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历史上，虽然没有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存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和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贵君轻”、“强调人的价值”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即为现代社会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1]早在殷末周初时，《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思想。并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安宁与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对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管子在《管子•霸言》中指出，要想巩固霸王之业，其根本原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管子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在儒家的“仁爱民贵”中的得以体现。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孔子站在仁爱角度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别人学习的发光点，并推崇人格独立和自主。作为爱人的仁者，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到“仁爱”思想的精髓和意义。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孔子格外关注人的主体性和根本性。对于孟子而言，主张站在人性论角度看待仁爱思想，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主张博爱。荀子作为孟子的继承者，在宣扬仁爱思想的同时，他强调人的地位。并在性善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性恶论。但是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主张人的地位，并关注人的价值和作用。

2儒家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1做到“有教无类”

目前，虽然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依然面临着“市场化”危机。针对这一情况，需要高举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旗帜，进而避免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2014年，在两会报告中，国家总理就针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策略，即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加大对其教育投入力度，促使城镇教育的公平发展。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有困难的农家子弟，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同时提高我国教育整体水平。[2]在新时代下，国家需要加大对“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的宣传力度，通过微博、微信等多种网络平台加强人本教育思想的宣传，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有教无类这一思想内涵的了解与认识，又可以为培养全面性人才奠定基础。

2.2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才

孔子思想中，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中，基础科目是诗、书、礼、乐。与此同时，在注重基础科目的同时，应加强体育锻炼，从而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现阶段，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学校而言，应结合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制定新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而为社会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2.3做到“因材施教”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在具体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外在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应结合不同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教学目标，并关注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进而在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凸显学生个性。这一教学方法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教育思想，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2.4师生关系应和谐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弟子三千，但是对每一位弟子都关爱有加，且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这对于现如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仅赢得了广大弟子的尊重，同事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社会，师德问题日益凸显，比如“丁娟事件”、“教授涉嫌论文抄袭事件”、“上海教师使用ipad上课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存在表明今天的师德问题较为突出，其拓展范围较广。针对这一问题，学校教师应改变传统单一教学模式，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学生也应改变对教师严厉形象的认识，进而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传统儒家文化有其自己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正视其缺陷，学习其中的人本精神，在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进而丰富中国特色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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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12-0010-02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淀与精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有所差异与区别的标志。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传统文化教育加以重视，是当前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要求，也是新课改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应当积极引导学生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这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确保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文化软实力上。对我国而言，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软实力的一大体现。教育部颁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要求W生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悠久历史进程，感悟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和杰出人物的贡献，吸取前人经验和智慧，培养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抵抗困难挫折的能力。语文新课程标准中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要引导学生能通过学习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古典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同时还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的文化。要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积极吸取，在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从而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形成夯实基础。”所以，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学生真切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精神，使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同时还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教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得到长远持续的发展。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1.提升语文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

对于教师而言，其首要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尤其是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教师的艺术素养以及言行举止会对学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全方位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综合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用科学知识、传统文化知识丰富强大自己，在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只有这样，教师在教授知识的时候才能全身心投入，使学生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总的来说就是要努力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2.把语文课堂当作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1）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一是通过课堂导入激发兴趣。 特级教师于漪曾说：“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激发学生兴趣，首先应抓住导入环节，一开课就把学生牢牢吸引住。”教师应依据教材的内容以及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和自身的教学实际，对导语进行灵活设计，营造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讲《鸿门宴》前，教师可从棋盘上的“楚河汉界”谈起，引出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描述他实力的强大。然后话锋一转，讲到“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对学生进行提示：为什么项羽会有这样的结局？除经济、政治等诸多客观因素外，其自身的性格特质也是一大关键因素，这篇课文中对项羽的个性进行了生动的描绘。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热情。

二是通过联系生活激发兴趣。学生生活的实际和古典文化中的内容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似性，以现代意识看待古典文化，能使学生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距离有所拉近，学生不会再觉得古典文化遥远，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古典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学生未来成长和做人有很大帮助。如教学《寡人之于国也》，当讲到“五十步笑百步”时，可联系现实生活中“顺手牵羊不算偷”“一二五不算赌”“收点礼品不算受贿”的思想；讲到“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时，可指出这正是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讲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时，可分析这正是要求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的朴素思想。还有《劝学》一文，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为喻，阐述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学习古典文化内容，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感受，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2）立足教材，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深刻内涵

教师的教学应当从课堂出发，要对教材中呈现的传统文化精髓进行深入挖掘，将圣贤的思想以及以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典型加以传承，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从孔孟时代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屈原的“虽九死余犹未悔”；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入世的态度；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胸怀；白居易“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对劳动人民生活艰困的深切同情；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家乡的恋恋不舍以及客居异乡的无奈与痛楚。这里有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有荣辱不惊、杀身成仁的正气。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前进的动力，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

3. 编写传统文化教育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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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讨论得不少，行动得也多；但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相反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一是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经典。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所以一提传统文化教育，就把几本蒙书拿出来让学生一读了事。二是把传统文化的载体局限于文学作品。所以历次教改中都拼命地把大量的文学作品往教材中挤，让语文课不堪重负。三是企图用整齐划一的符号来给传统文化贴上标签，忽视了5000年历史、56个民族、13亿人口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四是急功近利心态一直占主导地位，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恢复期可能比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长久、更艰巨。这些问题的出现，其首要的原因是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统一规划，没有一个可供长期坚持的完整体系。

这次出现的“京剧之争”的积极意义，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外延有了质的突破，文化的载体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场争论来得太晚了。在教育范畴，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没有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因此也不可能出现完整的教育大纲。不要说经济腾飞、文化重建这样划时代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城市的建设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发展大纲和可供实际操作的详细规划。与这些年的经济改革不同，国家的改革思路很明确，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同时有国家发改委这个专业部门随时为改革提供方向选择、出谋划策，但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至今还停留在学者们的民间探讨层面，政府出台的决策没有严格的程序控制，随意性很大，所以变化也大，没有任何的稳固性可言。不仅教材变化频繁，就是基础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经常更改，让人无所适从。

要改变这一状况，当务之急是为传统文化教育拿出一个完整的发展大纲和详细的发展规划。通俗一点说，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哪些是该教的，二是该教的内容如何分级。这两个问题要是解决了，“京剧之争”也就不会出现了。

“京剧之争”其实是属于第一个问题，因为传统文化当然也包含京剧这一艺术形式，纳入教育内容也无可厚非，所以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即凡是在5000年中国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都可以归人传统文化教育的范畴。关键是京剧教育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展开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分级问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言，如果在教育的内容上不进行系统的分级，难保以后不会出现“国画之争”、“古文之争”、“古琴之争”甚至“制瓷之争”。

个人认为，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根据与现实生活(时间)、地域(空间)的结合程度可分为“欣赏”和“学”、“习”三个层次(级)。

文化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文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制定详细的传统文化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和地域的结合程度。比如京剧，我认为在北方京剧流行的地域可以定为“学”级，在南方一些地方剧种发达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只能定为“欣赏”级，这样才能体现文化的多元性，这是从地域性角度出发考虑的。如果把京剧进教材的目的定位为让学生懂得“欣赏京剧”而不是“学唱京剧”，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相反，只要求学生“学着唱”，却没有到位的赏析，与用戒尺敲打学生背诵经文以求学生自身的“顿悟”有什么区别?与其让学生学几句四不像的唱腔，还不如教学生如何欣赏京剧来得实际。再如从时间性角度出发，京剧与眼下大众流行元素的脱节也是反对者的论据之一。传统的“琴棋书画”中，“书法”因与现实生活结合依然比较紧密，字是每个人都要写的，可以列入“习”的级别，其他三项则除个别“术业有专攻者”外，似乎都应归入“欣赏”的级别。

这样看来，给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分级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是个别人能干得了的，需要国家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其制定的过程还应该有严格的程序控制，不能受个人喜好所左右。并且这个规划还不能过于整齐划一，要充分考虑多样性、地域性，甚至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详规。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不仅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摧残，是文化领域中的不公平。但既然我们能够下决心花大力气去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不能给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一个规范呢?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发扬或者说对整理结果的运用。

(二)传统文化教育要有完善的师资保障体系

“京剧之争”中反对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师资问题。确实，要推广京剧首先就会碰到师资问题。但反对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今天推广的不是京剧，而是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地方曲种，同样也会碰到师资问题。因为就目前学校教师的专业素质而言，恐怕除个别“票友”级的爱好者以外，都难以胜任本专业以外的教学任务，同时现行的教育人事制度又很难让教师以外的人进入课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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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但我国民族文化众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会产生文化的碰撞或对抗，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高校具有文化的多元性，是教育的重要园地，同时也是缩小多种文化差异的最佳场所。对在校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化教育，是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

一、民族地区高校传统文化的现状

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民族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1）在民族高校内，大多数是本地民族，他们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就缩小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他们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保留了当地文化，使文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2）民族高校中出现了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汉文化形成了“文化强势”地位，汉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各种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使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3）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化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在校园文化教育中，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国的文化品质得到提高，对消极文化我们也不能忽视，避免被消极文化的影响。

二、民族高校如何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

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教育，主要场所是校园，主要对象是学生。那么，校方应该怎样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对民族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手段

学校是教育的主要授源地，学生是教育传承的主要对象，我国对学校课本不断的进行改革，目的就是全面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提高培养人才的教育质量。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我国教育部门的事，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学校的事，因此，我国各方面的力量都应该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育部门应该针对各民族的特色，进行教育改革，使学校课程更具有传统文化色彩。民族地区的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教育经费，出台专门的教育政策，将政府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并为新课程的快速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起到协调的作用。

学校是对文化教育的实施者，因此，学校更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学校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很多，以下就是学校可以采取的几个途径。

（1）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教师所传授的课程不清晰，那么很可能会导致部分学生的逃课现象，因此，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加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例如，教师可以鼓励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一帮一，结对子”，鼓励学生互相理解不同民族间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以身作则，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2）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树立传统文化进课堂的观念。例如，在教学安排上，要增设公共课程，这些课程要针对不同的年级而开设，将“弘扬民族文化，倡导高雅艺术、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公共课程的宗旨，并将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编写进教材，加强文化教育。或者学校开设教授讲座，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学校还可以鼓励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申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穿插入课堂之上，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3）在校园创建民族传统文化节，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在校园建设文化节，举办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有利于渲染校园的文化氛围，使学生更多的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可以利用校园媒体（校园广播、校园海报等）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

（4）开展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例如，教师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期或休息期间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调研，并写出调研报告，使学生亲身体验本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更深刻的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学校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举办文化参观、艺术展演等，让学生参与其中，使他们受到传统文化熏陶。

2.对民族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在天文、科学、哲学、艺术等都体现着文化魅力。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最主要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外来侵略战争，在众多的战争中，我国少数民族展现出他们饱满的爱国热情，与我军团结一致，取得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我国的疆土。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爱国教育，有利于我国的势力加强，更有利于我国的统一。另外，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观念、婚恋观念以及尊老爱幼的家庭观念等教育也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教育的同时，要保留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并将他们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提供生动的素材。

三、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因此我们要团结一致，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就成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场地是学校，对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支持，需要政府支持，需要教育部门协助，只有各方面的力量都朝着一个方向，那么，我国文化建设就会得到极大的推动。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世界地位，所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报），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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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众多，或短小精悍，或长篇论着，或浅显易懂，或深奥晦涩。选择适合小学生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培养学生诵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教给学生做人做事之道理。根据学生年龄的差异安排诵读内容：如：一年级学习《三字经》；二年级学习《百家姓》；三年级学习《千字文》；四年级学习《弟子规》，背古诗词20首；五年级学习《孝经》，背古诗词20首；六年级学习《增广贤文》，背古诗词20首。而《老子》是经典中的经典，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它对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无法估量的作用。《老子》则适合各年级学生诵读。

二、诵读经典，在传承中有效渗透与融合传统文化教育

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唐诗，宋词、元曲、歌赋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巧能生花”的道理。

三、创设情境，在传统文化渗透中提升学生思想素养

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教学中我们要精心组织授课内容，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戈壁滩上古长城的变迁、木兰从军、造纸术的发明、7岁曹冲称象的故事……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赤子之心，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需要我们教师及时抓住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教学契机，触发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传承。从老庄到孔孟，从屈原到李白，从柳永到苏轼，从陶渊明到王安石……我们掬古典之泉，灌蒙尘之心，我们在愉悦中学会孝敬，学会关爱，学会诚信，学会思考，学会勤奋，学会优美，学会深刻。

四、加强老师在课内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介绍及应用

我们要让孩子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首先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兴趣。比如我们要教授《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首先得让学生知道本文的作者及其时代，然后要让学生知道作者是在重阳节时因为远离家乡，思念亲人所写，最后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探究古诗中的传统文化内涵，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诗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让学生也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好奇不已。课下，他们都主动地去查找资料，了解中国古代其它节日的民俗风情。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了自觉学习传统文化的愿望。

五、善于教学拓展，加强传统语文趣味训练

训练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承的手段，尤其是那些富有情趣的训练内容，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语言的美妙。中国的茶壶常饰以字画，让人们一边细细品茶，一边玩味壶上字画，增添乐趣。有一种茶壶壶腰（或壶盖）上一圈就写了五个字：“可以清心也。”可别小看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可以组成不同的句子，有不同的意境：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还有一个故事：据说纪昀编纂《四库全书》时，皇上曾命他题纸扇，纪昀写了王之涣的《凉州词》，乾隆一看，沉着脸问：“怎么丢了一个‘间’字？”纪昀接过扇子，看了看，镇定地说：“没有丢字，皇上，这是一首词。”说完，就读了起来――请想一想，《凉州词》少了个“间”字，怎么通过改变停顿变成一首词？通过讨论，学生会发现这样读来别有趣味：“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项训练使学生了解了语言表达的灵活性，语言训练的趣味性以及诗与词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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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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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067-02

关于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国内早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如何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利用儒家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法治教育，提升法律素质，是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课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1转变教育理念，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

高校在办学与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相互融合。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不仅需要德育教育，还需要与高校法治教育以及其他学科教育相配合。否则，对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就难以有收获。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教育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高校教学计划，运用文化教育的手段推进法治教育，使法治教育与德育并重。

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接触法律知识，学习法理念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学校设立的法律课程，但是其单纯作为一门公共课程，很难单独达到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加强教育内容的课程体系建设，建立起既包含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教育，又通过文化道德学习来互相补充的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力争做到在及时把现行法律、当代法治理念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及时与所学习的传统文化知识相融合。

2合理进行课程设置，完善教学教材编排

在当前很多高校当中，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呈现出完全割裂开来的趋势。高校一般都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但在实际授课过程当中，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法治教育之间的联系性和相辅相成性，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只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在传授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时只注重法律方面知识的讲解，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共通性。并且，现行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只是机械地将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争议较大，部分教师认为法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授也不到位，结果只会让学生一知半解。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一方面要突破当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和研究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渗透，以突出其目的性和倾向性，增强其积极影响的效应。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课时较短，并且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机械地压缩在一个科目内，不仅使学生学习知识的时间大幅减少，并且没有将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进行研究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建议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同时开设道德文化与法律教育两门或者更多课程来进行学习，并且设置专门的章节和课时对二者的联系性进行讲解。

就学习儒家思想文化而言，其进入高校课程的关键是克服我国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限制。把儒家文化作为通识课，面向所有学生开设，提高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并且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全面、系统，既要传授儒家道德文化，又要重视儒家文化当中关于法治的理念的学习。教材编写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选择儒家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思想品德教育与法治理念教育的界线，教学要适合大学生的特点，做到在学习思想道德文化的同时，传授儒家关于法的认识，寓思想教育于文化传授中，更要注重以古寓今，密切联系当前社会现实，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教材要有针对性，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使用的教材要有所不同。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从学科专业入手研究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学科专业，真正发挥儒家优秀文化的教育功能。

3培育良好文化氛围，加强校园法治建设

校园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意识的传播平台，对大学生的思想、意志以及健全人格形成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教育性。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巨大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展示优秀儒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体现多样性、开放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校园文化是在学校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全体人员所创造的，浓郁丰厚的校园文化所渗透弥漫的精神氛围需要高校师生员工的整体努力。作为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多方面努力将儒家文化糅合于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营造浓厚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氛围，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以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基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环境。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强化法治文化与儒家文化理念的融合，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儒家文化当中的传统精神、理念等全面融合、有机结合，在浓厚的熏陶中使广大学生建立对法治的信仰，营造尊重法律权威的法治氛围。其次是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推广，积极推进学校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载体，建设传播法治文化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广播站、校园网络、校园宣传栏、校报的宣传功能，扩大法制刊物、节目的覆盖面。第三是与传统儒家文化与法治文化联系性的理论研究，切实发挥学生自主研究团体、研究会以及各类学会的作用，通过举办有关儒家文化的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开设儒家文化宣传栏、开展知识竞赛、名著欣赏等活动可以引导学生接触儒家经典，逐渐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理念研究，探讨法治学校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在法治实践中加深对儒家文化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学校的法治实践。第四是强化儒家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媒体宣传工作，选择学生关注、影响力大、富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的事件，设计和推出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和法治文艺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使学生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

4丰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深化传统文化和法律理念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除了加强理论与知识的研究学习外，更要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习到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在社会中得到运用，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设立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用儒家文化精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体会儒家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促进知行转化。同时，通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让法治理念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在文化与法律知识教育同时推进的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同时，又要结合社会热点、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律教育以充实、延伸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应当从传统教学模式———被动的填鸭式到实践性教学模式，以主动学习为基础。学校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传统儒家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并结合自己及身边发生的法律实事进行思考，形成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让大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能在自觉参与、身临其境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同时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对社会现象给予关注的热情和兴趣，增强高校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这些实践活动将加深大学生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对大学生法治理念的深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可以丰富他们的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质，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品位，使儒家文化精髓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当然，通过儒家文化学习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理念的学习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它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如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素质、加强校园内部管理、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和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建立和规范利益协调、矛盾处理、权利救济等机制，针对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回应学生的新期待，全力推进法治建设实施工程，让广大学生真正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简言之，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才能通过学习取得自身道德意识与法治理念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　[M]，湖南：岳麓书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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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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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贯穿各个领域，有着极强的魅力和实证解释力，而西方经济学磅礴的理论大厦也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不断地为其添砖加瓦，西方经济学理论日趋完善，各种流派也是百家争鸣。西方经济学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人假说在不断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础联系在一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这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学独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百家争鸣，但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历史渊源和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视图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时，首先选择了儒学文化作为开端。在经济利己性角度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融合，力求找到两者之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原有假设，建立适合中国的新假设体系。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基本假设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人们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此时显现出的是人类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另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性恶论，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义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响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论善还是恶都追求自我，这一点在众多西方著作、电影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基于经济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传统“经济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利己主义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及修正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但是“经济人”假设从建立之初，就倍受怀疑，爱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但他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而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利己性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sen，1987）。”该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利己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而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基本假设构建的进程

在中国，最初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影响的讨论大多作为解释每种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出现的，而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较为专门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上来认识，起于樊刚、盛洪、汪丁丁等少数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之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盛洪，1994），并且师徒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模型（盛洪，1998）；樊刚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樊刚，1994）；汪丁丁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晓玲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对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进行分析（王晓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支持

（一）传统儒学的文化精髓

传统儒学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实质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宽、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学形成了独具特质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时在现代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基督教义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与西方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相比，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性质有着迥异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其行为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冲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内容，例如博爱、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学思想与“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冲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二曰“克己复礼”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而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仁义”道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经济利益和仁义道德前要做出权衡和决策，而仁义道德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2、“见得思义”3奠定了义和利的关系基础，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经过后人的发扬，儒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当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合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行为，而孟子认为，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4。

据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完全对立，而儒学的“中庸”思想却是强调的整体思考，不强调对立与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思考，考虑经济与否时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和矛盾。

（三）儒学思想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

前述内容中曾提到，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不是敌对关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爱”与基督的“博爱”、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处。

《论语·里仁》中的一段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关键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须坚守“仁”的标准，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为了得到利欲而不顾廉耻，就会酿成大错。

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要在财富和“仁义”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目标在面对儒家的财富观的时候，不需要全盘否定，只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善：经济人的收益应该由货币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构成，其中货币收益即“财”，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学思想并不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时要兼顾财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则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其内容并非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相敌对，在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时，应该保留传统“经济人”假说中的部分内容。

四、“儒学人假说”的探索：广义利己性与新理性

（一）“广义利己性”假设的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儒学思想与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内容的对比分析，在儒学人论的背景下，提出“广义的利己性”假设如下：

人同时具备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会给行为人带来满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会在行为产生时转变为利己性，因此，广义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为转变而来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带来物质（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质效用可以用货币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为转变来的利己性带来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两部分效用变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依据是两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会带来物质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为负，因此行为人是否会选择该行为取决于两种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质效用可能会强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会强一些，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为主体作出不同决策的情况。

（二）新理性人假设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可以辨别与区分物质和精神两部分效用的大小。经济活动中，主体目标是自身综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货币利润带来的物质效用与生产销售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效用综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设下的利益评价体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广义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类行为决策的目标不是完全的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综合。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会带来个人满足感的上升，增加个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与厂商理论相结合，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其收益由两部分构成：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化时，才会达到均衡。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物质收益的评价采用效用（消费者）和货币（生产者）两种评价方法，而且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独立评价。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将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综合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借助效用理论中的“货币效用”的观点和结论，可以将货币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统一表现出来，以使评价标准统一，以利于进一步关于最大化等问题的分析。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评价方法的构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五、结束语

基于儒学“仁义”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广义利己性”假设和“新理性”假设，在满足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人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利用现有西方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将原本对于不同目标群体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基本规律，使用现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做最小的改动满足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没有对具体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做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将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进行阐述。随着各类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微观体系。

注释：

①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②出自《论语·宪问》.

③出自《论语·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J].经济研究，2003（09）.

[2]梁国楹，王守栋.中国传统文化精要[M].人民出版社，2011（10）.

[3]程恩富.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J]经济学动态，2005（11）.

[4]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J].读书，1994（12）

篇13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