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7 0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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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观（epistemology）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学的知识？我们对知识获得的看法如何？我们对于知识和认知的看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学习的？这些问题就是认识观（epistemology）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心理学所研究的认识观，简单一点来说，即个体对知识和知识获得所持的看法和观点。认识观作为个体对知识本质和知识获得所持有的一种观念，不仅影响到个体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对学习信息的解释和评价、学习策略的选择、学习动机的目标定向以及最终的学习结果，而且对个体的终身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
1.1个体认识观（personnel epistemology）
Perry（1970）［1］认为个体对于知识和认知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年龄及经验的增长沿着固定的发展阶段而变化的。他提出，个体的认识观的发展可以分为九个阶段。在这九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个体逐渐从无条件相信权威，相信绝对的对错（第一阶段）向开始认为自身多有的知识是有条件的，而权威所带来的知识是绝对的（第四阶段），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条件的和依赖于一定的情境的（第五阶段）转变。而在后四个阶段中，Perry更多的是强调了承诺和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从在某些领域建立初步的承诺并体会到由此带来的控制感（第七阶段）到最后构建完成自我同一性（第九阶段）。Perry的认识观理论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心理学家做了与其相类似的研究（Knefelkamp，1999；Moore，1989，1991）。也有一些心理学家（King & Kitchener，1994；Kuhn，1991）对Perry的九阶段的认识观发展模型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观发展的模型。
1.2认识观信念
随着对知识观发展阶段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者对认识观的结构产生了兴趣。对知识观的定义，结构和测量的研究开始于Schommer（1990）［2］，他提出了认识观由五个相互独立的维度构成：结构、稳定性、知识来源、控制和知识获得的速度。但是根据他的量表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发现四个因子：知识的确定性（知识是可以确定的还是随情境而变化的），知识的简单性（知识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还是互相联系的），能力的先天性（能力是固定的还是可以增长的）和学习的快捷性（知识的获得是快速还是渐进的过程）。而第五个纬度，知识的来源则没有在相关的实验中显现出来。根据其结构理论，Schommer设计了一个由63个项目组成的认识观问卷，即现在被广泛使用的SEQ问卷（Schommer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naire）。
2.文化差异对认识观的影响
2.1认识观的跨文化研究结果
认识观是个体对于知识和学习的看法。毫无疑问，正如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倾向性要受到个体所在的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个体的认识观也必定受到他人和所在的社会群体的影响。因此，对于认识观的跨文化研究一直是认识观研究中的重点，这对于探讨个体认识观形成和转变的影响因素有所帮助。
大多数关于认识观的研究都发生在西方文化背景的内部，其研究结果也是较为一致的。如美国和英国本科学生在认识观各个方面都比较相似，除了美国学生对于所接触到的知识表现出更多的怀疑精神之外，两国学生在认识观的各个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由于英美两国之间文化非常相近，因此此结果并不出乎意料。
而在东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认识观的跨文化研究差异更大，也更有价值。Lee（1995）［3］发现，韩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在知识的确定性、知识的简单性和知识的来源上都有显著差异。韩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更相信各个学科的知识是独立的，更认为知识的正确性是不会改变的，更相信来自权威和书本的知识。而Mori对日本学生进行了认识观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日本学生的认识观的主要组成因素与Schommer所提出的认识观结构是不同的。而Chan（2002）［4］使用因素分析法对香港师范类学生所做的认识观研究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Chan提出了香港学生的认识观的四个维度：能力的天生性、知识的权威性、知识的确定性和学习过程，也与Schommer的认识观结构的内容不尽相同；其次，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香港学生更看重努力，认为知识都是通过努力学习所获得的，但另一方面，香港学生的儒家文化传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他们表现出对权威知识的质疑，以及不认同知识的确定性是不会改变的。归其根由，这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对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
2.2文化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自我建构
尽管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已表明文化差异的认识观的影响显著。但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认识观的形成及其内容，却很少有研究涉及。Schommer（2004）［5］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个体的认识观与文化中个体如何处理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密切相关，包括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即所谓的自我建构或自我观（self-construal）。Markus&Kitayama（1991）［6］提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国、日本、韩国等）中，人们将自己视为集体中的一员，对集体的其他成员有较强的依附，重视自己与集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相依的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而在个人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中，人们更看重自身的独立性，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独立的，没有必要依附于他们或者集体，因此被称为独立的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chommer认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自我建构方式的不同，对于理解个体的认识观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学习者在课堂中对教师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对权威的态度。相依的自我建构者更愿意相信来自权威的知识，而独立的自我建构者则认为知识来自于自身对知识的评价、讨论和批判性思维。
当前一些认识观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对Schommer的理论进行了验证。Heath（2005）［7］对亚裔学生以及美国学生所做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生长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相依的自我建构者更相信权威的知识，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和理解理论；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独立的自我建构者更愿意独立地对知识的可靠性进行评判。
3.结语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在个体的认识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西方文化差异，被归纳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之争，其实质则是自我建构方式的差异。显然，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自我建构方式（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待社会中其他成员的方式）会反映到个体对知识和知识获得过程的态度中，并对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文化差异对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认识观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并影响个体对知识和学习的态度及行为；（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会形成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并对不同文化中个体认识观的差异起决定作用。
4.研究展望
认识观问题是当前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一些跨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认识观的跨文化研究领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1）认识观的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见，因此跨文化研究的比较往往缺乏国内大陆个体的参照。作为接受悠久的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国内大陆个体，必然在认识观上有相对特殊之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大陆学生的认识观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
（2）当前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对认识观的影响。实际上，即使同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其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在东方文化的内部分析其文化差异对认识观的影响。
参考文献：
［1］Perry，W.G.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A scheme.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0.
［2］Schommer，M.Effects of beliefs about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on comprehensio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0，（82）：498-504.
［3］Lee，B.Differences in the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of Korean and 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writing task.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95.
［4］Chan.Exploratory study of Hong Kong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epistemological beliefs：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on beliefs research.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2，（27）：392-414.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临床护理服务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妇产科作为医院比较特殊的科室，对护理人员服务质量的提升十分重要。本文对80名妇产科实习护生进行分析，探讨人性化带教模式的应用效果，情况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80名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在我院妇产科实习的护生，均为女性，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20.42±0.67）岁。全部护生均按照规定完成了所有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考核成绩合格。将80名护生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名，两组护生年龄、性别、成绩等比较，均衡性较高（P>0.05）。1.2方法。对照组护生实施传统带教模式，组织护生共同学习护理知识，由带教老师示范操作，部分护生动手操作。观察组护生接受人性化带教模式，具体内容为：（1）入科调查。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护生的基本信息、专科特长、个人发展意向、兴趣等。（2）入科教育。由于临床教学组长、护士长共同介绍科室的情况，如常见疾病、床位分布、各室物品摆放位置、常用药物作用、注意事项、护理特点等，消除护生陌生感，尽快适应实习环境，明确实习的要求。（3）制定带教计划。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与护生一同制定个体化带教方案，使其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充分考虑护生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合理采纳，有效调动护生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满足护生在妇产科实习的愿望和期望。（4）实施带教计划。在带教过程中，应根据每个护生不同的性格特点，实施针对性教学计划，充分发挥护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护生潜力，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临床带教不仅要完成各项实习任务，还应加强与护生的情感交流，营造出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尽可能解决他们在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取得护生的信任与配合。针对内向的护生，应给予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培养与人交流的自信；对于比较外向的护生，应培养其工作、办事、说话的稳重性，注意与人沟通的方式。妇产科属于高风险科室，不仅包括科室普通操作，还有会阴冲洗、灌洗、顺产接生、侧切缝合等，从简单、细小入手，以放手不放眼的带教原则，使护生获得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从而获得成就感，同时在实际操作中领悟到妇产科护理服务的宗旨。1.3观察指标。在护生实习期满后对其进行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和实践操作考核[1]，分别为50分，分值越高，表明成绩越高。对护生和带教老师满意度进行双向评测，计算出满意率。1.4统计学分析。在专业统计学软件SPSS19.0中处理和分析数据，计量数据（—χ—±s）接受t检验，计数数据（n%）接受检验，P<0.05时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考核成绩比较。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生理论、操作、综合考核评分明显提高（P<0.05），如表1。
3讨论
临床实习是护理人员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内容，不仅可以使护生学习到更多的临床知识，同时能提高护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以往临床所应用的常规带教模式，未注重护生个性、特长的发展，不能充分调动护生学习积极性，难以保证带教效果。人性化带教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带教模式[2]，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顺应了人的生理、心理、心灵属性，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从而在愉悦的环境下学习和教学，有利于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我院针对妇产科实习护生实施人性化带教模式，在对护生有了充分了解、尊重的基础上，制定个体化带教方案，一方面符合妇产科护理教学大纲，另一方面充分调动护生主观能动性，挖掘其潜在的能力，有效提高带教效果[3]。此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护生理论、实际操作、综合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接受人性化带教模式的护生获得了十分良好的带教服务，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充满信心，让护生学有所得，让带教老师教的愉快，大大提高临床带教质量，获得了护生和带教老师的认可与好评。
综上所述，对妇产科实习护生实施人性化带教模式，有利于提高护生综合水平，获得更好的临床工作能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作者:刘晓晖 吴积壬 李传棠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 问题的提出
教育实践证明，教师如果不对自己的教学常规和学生进行系统、规范、严谨的研究与反思，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或面对的问题又得不到同行或研究人员的关心与帮助，仅凭自己的热情、勤奋，就可能走弯路，难以达到提升自我、改进教学行为。如果教师在实践中把行动与研究结合起来，就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克服主观性，增强客观性，促进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理解，达到提高教育活动实践的质量。为了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领导明确中学化学教师在行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与指导，提升中学化学教师的专业素质与能力，我们就“中学化学教师对行动研究的认识”进行了调研，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2 调查方案的设计
调查内容主要围绕中学化学教师对行动研究属性的看法、对行动研究与反思关系的看法、对行动研究作用的看法、对行动研究要求及方法的看法、对开展教师团队教育行动研究的看法、以及对行动研究可以提高教师哪些知识和技能的看法进行。本次调查利用毕业生教育实习时间，委托实习生采用随机问卷、访谈的方式，对山西省晋中市8个县（区）的化学教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45份，收回有效问卷128份。共设置了18个题目，61个选项。
3 调查结果统计
中学化学教师对行动研究认识与理解情况的调查统计见表1。
4 结果分析
表1显示，除了第14、15两题外，多数化学教师对其余16个题目所涉及的教育行动研究有较好的认识，但在参与行动研究时还存在许多问题。
4.1不少领导对教育科研不重视
一些教育行政领导及学校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科研对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仍习惯于传统的靠经验办教育的做法，致使不少学校教科研制度不健全、教研室形同虚设，一些学校的教研工作名存实亡，多数学校的教研工作基本上还处于自发、自由状态，缺少有效的组织管理与必要的激励评价机制，难以调动广大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创造性。教师行动研究仅局限于听课与评课，例行的教研活动也只是就某些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研讨，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研讨较少，从经验中进行提升或用理论的视角剖析教学则更少。真正内化为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容少之又少，广大教师很难从行动研究中受益，甚至有些教师排斥教师团队行动研究（见表1，18D）。
4.2教师缺乏行动研究的积极性与自主性
调查显示，广大教师对于行动研究价值抽象认可程度较高，不少教师对行动研究缺少积极性与自主性，很少践行。约49.2%的化学教师认为“行动研究应当由专业理论研究者从事，不应强加于普通教师”，约58.7%化学教师认为“教师教学任务重，行动研究时缺少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甚至有约12.0%的化学教师认为行动研究“增加了教师负担，没有明显效果，可有可无”。就原因来说，一是一些教师认为在本校或本地自己的教学已属于高效率、高水平的，无需利用行动研究来提高自己。二是一些教师教研能力有限，缺少学习、训练与引领。不少教师承认自己缺少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水平不够高，也想通过辛勤的努力提升自己，但苦于缺少理论支持与有效方法，行动研究后劲不足。三是缺少成为名师的心愿与追求。一些教师感觉与同行相比，自己并不差，平时少见别人搞什么行动研究，再说进行行动研究耗时、费力，缺少榜样、追求与上进心。四是学校没要求、少氛围，工作压力和学生升学竞争使一些教师对行动研究无暇顾及。不少教师缺少“行动研究是最有效的学习过程”、“从事行动研究的人，就是应用研究结果的人”的体验，难以充分认识行动研究的意义。不可否认，教师成为研究者会面临教学任务重、时间紧、精力有限、缺少研究用参考资料等问题，但行动研究是对自己教学的研究，通过研究不断调整、评价和改进自己的教学，完善自己的素质，才能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可见，行动研究是教师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克服困难，积极地、自觉地参与到行动研究中来。那种认为行动研究应由专业理论者从事，不应强加于普通教师的认识是错误的，是亟待改进的。
4.3职前缺少教育科研熏陶，职后缺少培训、指导与教研的尝试
一些师范院校，特别是我们这类新建本科院校化学教育专业，重综合、轻师范，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太少；重理论、轻实践，重学科专业知识学习、轻教育科研基本素养养成，重考研课程学习、轻选修课程学习，导致岗后教师专业化发展缓慢、行动研究能力低下。师范生就业后，多数已经习惯了常年围绕“应试升学”全身心投入备、讲、批、辅、查等教学工作，很少注意教育理论的学习与教育科研的尝试。随着新课程的推进，不少教师由于教育理论的欠缺、视野的局限、研究资源的相对匮乏及研究能力的低下，难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所要求的课程开发者与研究者的需要。
5 思考与建议
教育实践证明，没有“研”的行动，只能周而复始地教；缺少“研”的能力，教学经验得不到及时总结提升。“教”而不“研”，只能成为熟练的“教书匠”，却不能成为专家型教师，教学成绩提升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行动研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是闭门造车，也不等同于写论文，而是以研究者的心态置身于教学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达到提升自己的教育实践，推进课程、教材、教法等的改革。因此，化学教师要与时俱进，丢掉行动研究的惰性，学会反思、研究、改进与创新，从方法与策略上提高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实现自身专业化发展和提高。改进教师行动研究，至少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5.1校长要作为校本教研的专业性领导与主要责任人
校长要明确行动研究是从课堂出发、再回归课堂的研究，要与教师形成共同愿景，要让老师们体验到教科研引领教学和专业成长的甜头。教研室要配备业务过硬、认真负责的教师，订好行动研究推进计划和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实行人性化组织管理，主动参与校本教研，营造尊重合作、勇于创新的教研氛围。把教研活动从以往被动完成布置的活动转向上下合作中的自主研究、自觉行为；把从以往追求教材教法过“熟练”关的研究，转向合作研究、平等对话、知识共享、研究素质养成的一种学习文化。
5.2建立科学合理的教科研制度
完善教科研管理制度，把制度与行为、考核、监督、个人和集体的发展联系起来，并保证有良好的执行力，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加强教研室、科研组的组织建设，优化科研激励机制，大力表彰行动研究的典范，营造浓厚的教科研文化氛围。
5.3多渠道推进行动研究
一是教研室要有计划地把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及区内特级教师邀请加入到校本培训队伍中来，或请他们给教师作关于师德教育、新课程改革、研究性学习、实验改进与创新、教师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报告。使教师有机会学习专家学者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并主动地与专家学者就日常工作中的困惑交流、求教。二是学习与研究互动。组织教师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与课改经验，适时引入先进的教研成果；要求教师结合学校实际和个人的教学实际，就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允许教师标新立异，鼓励大胆尝试，自由发挥，突出个性，探索教学新路子，充分挖掘教师个人潜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发挥教研组的功能。通过教研组集体备课、问题讨论、听评课、说课等形式的活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5.4教师要真正把行动研究当作自己分内的事
—、职务犯罪侦查—体化首先是个实践问题
笔者所倡导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发挥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优势，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中枢，以交办、督办、提办、参办等为途径，对重大职务犯罪侦查行为统一组织指挥，侦查信息统一管理，侦查力量统一调配，侦查装备统一保障的工作机制。
从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是职务犯罪侦查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迫切需要，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根本上说，侦查一体化是工作模式或者说侦查运行机制。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职务犯罪侦查成功经验的总结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为整合侦查资源，排除干扰和阻力，各地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对侦查一体化工作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以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为标志，检察机关开始认真总结实践侦查一体化。《决定》要求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侦查指挥体系，逐步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侦查工作运行机制。20__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设立侦查指挥中心的方案》中进一步明确建立指挥中心，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健全指挥协调和侦查协作机制;20__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部署侦查一体化，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要向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和机制一体化方向发展”，并先后下发《关于查办重大复杂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指挥中心暂行规定》两个规范性文件，提出“应建立上下一体，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查办重大复杂案件的工作运行机制”。20__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在对多年来检察机关探索侦查一体化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又对进一步健全侦查一体化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迫切需要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既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由“软”变“硬”的需要，也是实现侦查队伍专业化，加强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必由之路。惩治职务犯罪，规制和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作为法律监督重要支撑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还有些偏软的问题。只有认真查处职务犯罪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问题，才能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软”变“硬”。而职务犯罪最鲜明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主体特定，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行为特殊，就是“悖职性”，这就必然导致职务犯罪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干扰阻力大，也就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形成上下一体、指挥有力、能够有效克服阻力的侦查工作机制。而且，职务犯罪日益显现出群体性窝案串案突出，跨地区、跨领域作案突出，各类职务犯罪相互交织，隐蔽性、复杂性、智能性犯罪突出等特点，单兵作战办案模式和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工作要求，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适应职务犯罪新的特点、趋势的需要，是整合检察机关的侦查力量和资源配置，强化侦查能力的有力措施，无疑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强化依法独立办案能力的需要，是实现侦查队伍专业化，加强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和职务犯罪形势的变化，对侦查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队伍的侦查能力和专业化建设迫在眉睫。但由于检察机关侦查队伍、科技含量、保障水平先天不足，历史欠账较多，加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依靠单个基层院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区域内投入人力、财力、物力，查办为数不多的犯罪，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创新发展的需要，因此，实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整合力量，跨区域作战，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侦查专业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职务犯罪侦查—体化是检察—体化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实现方式
侦查一体化是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检察一体化原则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只有实行侦查一体化机制，切实强化上下领导，加强横向配合，才能真正实现检察一体化。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工作基本原则的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进行的探索，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上级检察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领导权在侦查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其重要目的就是上级检察机关运用领导、指挥和协调的职能保障检察侦查权力的一体运作，是对检察一体化领导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侦查或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也符合上述原则要求。
(二)建立侦查一体化机制符合检察一体化原则，是检察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作为检察组织原则，检察一体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下级服从上级，统一行使检察权。而狭义的检察一体化仅指业务一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包括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二是纵向或横向检察权的行使，也就是说检察官一般在其管辖区域内执行职务，但如有必要也可在辖区外执行职务;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
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要求步调一致，下级服从上级，特别是整体作战时尤其必须遵从这一原则。因此，侦查一体化符合检察一体化的原则，作为一种工作运行机制是检察一体化实现的直接和现实途径。
三、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体化的着力点
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不同层面有其各自的着力点。
(一)犯罪信息统一管理，着力实现实时化。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犯罪信息的收集和管理是个薄弱环节，存在各自为战、消息封闭、传递缓慢甚至压案不查等问题，因此必须着力实现犯罪信息收集的实时化，对案件线索实行分级统一管理和备案制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对接社会公共以及专业信息库，依托实时网络体系，使各作战单位和力量具有共享犯罪情势和侦查态势能力，以信息优势、决策优势达成“全谱优势”，使一体化侦查的各个信息节点，能够实时获得相同的犯罪和侦查信息，实现快速实时管理。
(一)“文化软实力”与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扩张
媒介(media)是人类意识的载体，媒介产品代表着参与制作传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所以媒介信息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从来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众多商业动机驱使下的媒介信息以文化产品的形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其或显性或隐性的传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符号，凭借庞大成熟的产业机器以及强大的媒介技术，对信息接受者产生巨大的感知冲击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认知改变(文化同化)，并试图渐渐形成一种依赖型的媒介消费关系，这即是文化强权国家所谓的“文化软实力(softpow-er)”［1］(P.142)的一种表征。美国好莱坞电影就是这样一种国际文化媒介，它风靡全球市场并充斥着互联网，在实质上推动着国际媒介跨文化沟通规则的变化。据美国电影协会(MPAA)官方网站最新的2011年电影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好莱坞电影的全球票房收入已经达到326亿美元，同比增长3%，而这种持续增长完全是国际市场贡献的，仅在2011年其在中国的票房收入就增长了35%［2］(P.4)，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好莱坞电影迄今为止最大的国际市场，但实际上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力要比票房反映出的更大，因为官方的票房统计是不包括MPAA长期诟病的盗版和网络侵权视频的观影群的。2010年底在日本举办的第8届世界文化大会上，针对“亚洲国家如何应对好莱坞的压力”这个大会的最后一项议题，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关于“反抗好莱坞应该首先是文化命题”的观点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3］。笔者提及这个并非要讨论面临现实压力的中国电影产业，而是想藉此探讨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后工业时代越来越突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的忧虑与问责。
(二)大学生与好莱坞电影文化
美国学者Silverblatt等人提出:个体在接受进入国际传播渠道中的信息时应必须具备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技能”，这种技能使个体能够与所接收的国际信息保持距离从而形成批判性的个人独立的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上，得以正确地选择进入国际传播渠道的国际信息并对其作出解读和评论。(Silverblatt＆N．Zlobin，2004)［4］(P.8)。在当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各类外来文化信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海量和无序的特征，而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人群和社会理性思维的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在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接触好莱坞电影这类他者文化媒介之时，是不是同时也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和批判者呢?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不同民族和的大学生在此问题上是否存在差别呢?由于这一层面涉及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文化问题，本次调查的意义得以凸显。通过考察我校大学生对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接触状况、认知以及态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本文分析了民族院校大学生对好莱坞电影的批判性思维的现状，努力探索如何从跨文化角度看待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二、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由课题负责人设计调查问卷，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资料分析法，利用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以网络问卷填写与数据统计分析同步进行的方式获得调查结果。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368份，有效问卷368份，回收有效率达100%。调查自2012年2月27日开始，至3月27日收回最后一份有效问卷，历时一个月。样本学生是随机的，其分层情况如下:大一共240人，占总量65．22%;大二共86人，占23．37%;大三共39人，占10．6%，大四共3人，占0．82%。汉族样本学生共216人，占58．7%;少数民族共152人，占41．3%。方面，无者共290人，占78．8%;信仰佛教者共35人，占9．51%;穆斯林共25人，占6．79%;信仰基督者共13人，占3．53%;其他信仰共5人，占1．36%。
三、调查内容与结果分析
(一)接触意愿与行为
本次调查共设计了5个问题来了解我校大学生对好莱坞电影的接触意愿与行为。首先，我校大学生接触电影的主要途径就是网络，共有89．64%(303人)的学生选择通过互联网观看电影。由此可见，调查结果验证了笔者最初的假设:大学生的观影行为大部分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呈现出自发性和随意性的特征。这与大学生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大学一般远离市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有限;而大学生寝室现在大多具备上网条件，且管理较宽松;网络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与免费娱乐，获取电影往往非常便捷，这些客观条件培养了大学生网络自主观影的行为习惯。另一题目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看什么电影主要取决于“平时自己的喜好”，这说明大学生作为成年人观看电影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动性，他们在选择电影时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当然，他们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意见影响，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表示“身边人的推荐”会成为他们选择电影的依据，这说明人际传播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网络推荐和评论有时也能对我校大学生的选择产生影响(见表一)。毫无悬念地，在“你是否喜欢好莱坞电影”这个问题上，仅有8．15%(30人)的人表示不喜欢好莱坞电影;另一多选排序题“请依据你的爱好程度依次选择最喜欢的国家或地区的电影”的统计数据也说明好莱坞电影确实在我校大学生的喜好榜上独占鳌头(见图一)。不过“你最近一年平均每月会看多少部好莱坞电影”的问题上，学生们选择的接触频次虽不尽相同，但只有不到两成的学生超过3部，而几乎40%的学生选择了1或少于1部(见表二)。这说明虽然好莱坞电影得到了大家的青睐，但在我校大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用的时间精力并不多，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媒介信息。
(二)接受与评价倾向
笔者曾对比过类似调查的结果，所有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大都将“消遣娱乐”作为观看好莱坞电影的主要目的［5］。在本次调查中也不例外:“喜剧类”电影成为我校大学生们首选的好莱坞类型片(见图二);而“精美震撼的感官效果”、“先进精良的制作水准”、“演员的精湛演技和魅力”、“经典和幽默的台词与对白”和“新鲜有趣的异国文化背景”等入选我校大学生喜欢好莱坞电影之前五大理由，其中与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工艺”直接相关的因素就占据了前四位(见图三)，这与好莱坞电影自诞生起就携带的商业与科技基因紧密相联———好莱坞电影从来就是以迎合大众的娱乐与心理需求，追逐票房为第一要务的，近年来更是花大力气利用“大片”在全球吸金，对于如何抓住观众可谓颇有心得，凭感官震撼吸引到我们的大学生实在不足为奇;另一方面，观影者之于电影自始自终就是一种媒介使用原则中的“需要———满足”关系，无论大学生们一开始接触好莱坞电影时是何目的，吸引他们持续关注好莱坞电影的力量一定是来自电影本身的魅力。我们发现，在众多因素中，西方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在大学生们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度中排名不算靠前。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看轻好莱坞电影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力。相反，正如本文一开篇所述，电影文化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信息是绝对存在的，不论观众愿不愿意甚至知不知道，文化的渗透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此次调查笔者针对大学生对好莱坞电影的接受倾向，还设计了“你认为看好莱坞电影自己最主要的收获是什么”一题。对比统计数据，笔者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喜欢好莱坞电影的原因中，大学生们无疑首先肯定了其娱乐功能;但是到了评价其意义的时候，仅有26．36%的人承认好莱坞电影带给他们最主要的收获是“娱乐放松了”(表三)。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大学生的理性思维，他们认为娱乐放松也许不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收获，因而更多得选择了“开放视野，了解西方文化”这个选项;其二，正如表二所示，大学生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投入看电影这项娱乐，也可以理解为电影中异彩纷呈的美国多元文化使大学生们意识到好莱坞电影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比娱乐更多。这说明我们的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具备相应的思考能力的。我们同时注意到，有两成多的学生认为“获得生活的感悟或信念”是好莱坞电影带给他们的最主要收获。同时，在大学生最喜欢的好莱坞类型电影中，励志类电影的喜爱度综合评分达到5．42，与排在第二位的“动作/冒险”片相差无几。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大学生对好莱坞电影的接受与评价倾向:他们会因为感官享受被吸引着观看并且体验深刻，但是最希望电影带给他们轻松和更积极的情绪，他们同时把好莱坞电影当成开阔眼界、了解西方和认识美国的一个重要途径。#p#分页标题#e#
(三)文化价值观及批判
美国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马尔塞拉(A．J，Marsella)认为，文化有外在形式(如艺术品和等级制度)和内在形式(如价值观、态度、信仰、感知/感情/感觉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认识论等)［6］(P.27)。笔者据此认为，好莱坞电影就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其内在的文化形式恰恰是通过深植于电影文本中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文化象征符号进行书写表达和传递的。无论是电影制造者们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有意为之，这种包含美国主流价值观、态度、信仰等文化模式的表达与传递的符号象征，必将伴随着好莱坞电影所带来的感官和心理冲击，不同程度得被其他文化的观影者进行解码。此前有关调查的结论曾提示，大学生们对于好莱坞电影试图向全世界表达的一些所谓“普世价值观”是完全能够感受和体会到的，但是在解码过程中却缺乏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解读［7］(P.3)。那么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由于民族文化和信仰有异，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文化模式方面是否会呈现不同呢?笔者通过“你认为好莱坞影视承载了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一题的统计数据发现，好莱坞电影中的如“独立自由”、“个人主义”、“民主平等”等一些价值观能为大多数大学生所感知;但是另一些对美国主流社会同等重要的价值观如“家庭和谐”、“务实向上”等观念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认识(见表四)。
笔者认为这很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指出的，“感知是由文化决定的”，一旦我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发生改变，我们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价值观必定改变。并且，文化模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文化的变迁往往就是通过跨文化情境中与他文化的碰撞而产生或者得到强化的。在随后的交叉分析中得出的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汉族大学生更加能够感知到“家庭、社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和“务实向上”这两种价值观，但是总体看来差异并不显著;而造成的跨文化感知差异则更为明显一些:穆斯林大学生最能感知到“个人价值实现”，而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和“和平和谐”等价值观的感知程度均最低;信仰佛教的大学生对于“和平和谐”的价值观最为敏感，而“务实向上”这样积极入世的态度则成为他们感知程度最低的一个价值观;全部信仰基督的大学生都能感知到“独立自由”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感知程度相对最低。总的来说，大学生基本上可以意识到好莱坞电影中呈现出的美国主导文化模式，从而完成跨文化感知;但是，这种感知是选择性的，更多的是以自身文化背景为参照和筛选而获得的。在考察大学生跨文化认知背景对其跨文化认同态度的影响方面，本次调查设计了“对于好莱坞影视中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背景和文化现象你了解吗”和“对于上题所述的普世价值观你理解并认同吗”两个题目。在交叉分析后，笔者发现，无论了不了解电影中的文化背景，大多数受调查大学生都对他们从好莱坞电影中所感知到的价值观表示了认同，即使是完全不了解电影文化背景的大学生也有近三成的人表示能够理解，且57．17%的人认同这些价值观。另外，数据显示对电影相关文化背景有了解的大学生中，其了解程度与他们对电影中感知到的价值观的认同却呈反比。这一现象令笔者相信，在跨文化情境中，对他者文化了解越多，也就越能够使自身的文化得到强化。民族与差异方面进行交叉分析显示，除了汉族比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能够理解价值观的人数比例上稍多一点(3%)，无者比三大者更能够理解价值观以外(宗教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抵制变化的，使文化呈现出差异性而造成跨文化理解的障碍)，其他并无显著差别。另外，几乎所有样本层的大学生都有最高比例的人选择“不太理解但可以认同”的选项。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尽管半数以上的各民族大学生认为自己并不甚了解电影中的这些价值观，但是仍然有接近七成的人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了解码并达成了跨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