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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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195-1

牟宗三先生说“察业识莫若佛，观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释道及西方的哲学，宗教等都指引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在中国，儒学则是安身立命之道，儒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价值理想。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对各个层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艺术品格和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成为了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风格和心理架构。

孔子作为儒学创始，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冲破了当时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而且对于弟子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并行，奠定了儒学一派能够延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而后率领弟子，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修订，这是儒学学派最早的基本教材。并且孔子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儒学学说，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探讨了摆在时代面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构建了最早的儒学理论框架。

孔子以“书”的形式立编年史，名《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根本含义在于正名，维护传统伦理秩序，“礼”，就是周礼，奴隶制下的宗法等级中道德标准等，孔子强调，“以国为礼”，强调“礼”要以“仁”为基础，要达到“礼”“仁”的统一。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方面，创立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在个体有差异的学生面前，以言传身教。例如“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儒家学派在孔子远去后，由于弟子众多，各有各自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派系。借用韩非子的描述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从后世影响来看，孙氏之儒和孟氏之儒是影响最大的。子思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也是不容忽视的。

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颜氏之儒的思想特点是安贫乐道，重在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这其中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

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此派别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世勇敢。属于任侠一派。

仲良氏之儒兼有曾参和子夏两家之学。

儒家学派的划分并不一定是由于韩非子对于八家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学术鉴定，还有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儒家在百家争鸣时期，都认为各自是儒家学派的正统。

曾子是儒家学派孔子过渡到孟子的关键人物，曾子把孔子所持的道概括为忠恕之道，非常合乎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并且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正是孔子所要求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忠信是仁的品格，曾子将温习师传列为三省之一，说明其对孔子学说的笃实。且曾子为人处世严守克己复礼，符合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曾子对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张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对维护孔门的“正名”思想有重要意义。

之后是子思之儒，讲的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体系。《中庸》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论语・子路》说。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这些讲中讲和，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子的美德。

《中庸》一书代表子思的思想，即便后世在三十三章中有所添加，但基本思想肯定是子思的思想。《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子思在天道和人性两个根本性问题上展开了论证，《中庸》开宗明义的提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天命谓之性”而后提出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讲的致中和的办法。笃行慎独都是其方法，为达到致中和的目的。

孟子是儒家大师，在宋朝时期获得亚圣的称号。孟子虽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是其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以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首先是行仁政，孟子把仁政思想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民为本，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之后是正君心，要求君主有自己的道德。修心养心来端正自己的德行。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成为一套很细密的思想体系，成为“道之正统”并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孟子深化了儒家学派的孔子的“仁”，并推进到了“义”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体系。孟子说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有积极方面，比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乐正氏之儒所著《大学》的主要思想简单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且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家国二者关系密切。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包括宋明时期，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汉唐时期儒学重名物训诂，宋儒以后则以义理为主，主要有气学，张载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大高峰。

这是当时儒家八派的思想，后经汉学，宋明理学，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儒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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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2

Abstract The sixth Nanjing Library Reading Festival was held successfully. During the festival Nanjing Library planed some rich and characteristic activities which attracted many readers. Due to the festival readers' interest were motivated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classic were increased ，which will not only be benefit the civil reading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Nanjing Library. The Sixth Nanjing Library Reading Festival. Mencius. Civil reading.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为了配合首个江苏全民阅读日，充分发挥南京图书馆在本地区引领阅读风气、营造良好阅读氛围方面的作用，南京图书馆于2014年底决定将“南图阅读节”改在每年的4月23日举办。伴随4月的和风，由南京图书馆主办、现代快报社和中国江苏网协办的第六届“南图阅读节”隆重拉开帷幕。南图阅读节秉承“和大师对话 与名著同行”的理念以及南京图书馆前身国学图书馆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职责，坚持每年读一部名著，确立一个主题，向读者传递每部名著的精髓，从第五届阅读节开始选读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鉴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继第五届阅读节将《论语》确定为论坛主题后，此次阅读节选择以“孟子”为活动主题。

1 举办主题论坛 唤起心中“善根”

从第一届南图阅读节开始，南京图书馆即通过采取主题论坛的方式，邀请国内在相关研究领域造诣颇深、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以主题发言和互动讨论的方法，深入交流在相关学术领域多年的研究心得，向读者阐发经典著作的内涵与精髓，在激发读者对名著阅读兴趣的同时，提高他们对名著思想的了解，发挥名著对读者素质的提升作用。

第六届南图阅读节主题论坛于4月24日下午举行，南京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向善之心――中华民族的信仰追求”。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教授徐小跃参加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论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奇伟，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瑾辉参加并作专题发言，由南京图书馆国学研究所主任徐忆农主持。论坛开始前，南京图书馆部分员工集体诵读《孟子》名句，以鼓励读者了解孟子、亲近经典，为论坛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张奇伟和刘瑾辉教授是南北学术界在孟子研究领域颇有造诣和影响的两位专家，他们将自已多年研究孟子的心得体会与读者深入交流，帮助读者了解孟子思想，增强孟子思想对国民素质以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涵养作用。

张奇伟教授作了题为《孟子论善》的发言，他把“善”归纳为孟子思想的核心，因此将孟子的学说称为“求善之学”。张教授从“善”的内涵、依据、形成“善”的途径介绍了孟子有关“善”的思想体系。首先何为善？孟子言之“可欲之谓善”，一语道破善的本质内涵。其意为：善是可欲的。分三个层次：仁义礼智为善，人之为人者为善，满足人之需求者为善。其次善从何处而来，孟子言之“性善”，从人之所以为人、从人之本初寻找善的依据。孟子把“仁义”归结为“善”的内涵，仁宅义路道出道德之“善”的内在结构。再次实现善的途径，一是尽心存养而完善人格，即“内圣”；二是扩充而推行仁政，即“外王”。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又说“推恩行仁政，保民王天下”。孟子的深思宏论对今人启迪良多。

刘瑾辉教授以《心善 倡善 求善》为题，讲述孟子有关“善”的学说。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阐明孟子有关“人心向善”的论断。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传统的纲纪伦常受到一定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善恶问题成为当时学者辩论不休的热点。《孟子》中记载告子与孟子的辩争，告子认为人性本无所谓善恶，孟子认为人性善犹水就下也，人性无有不善，犹水无有不下也。孟子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换言之，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四端即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此后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心性之学，此处的心，不是生物体的心，而是具有正常思辨能力的大脑在是非、善恶伦理道德标准影响下的情思。“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说明人心向善，人性向善，人具善念。其次刘教授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四个方面，详细解读孟子对善的提倡与宣扬。在政治思想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说，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主张具仁心，施仁政，强调仁政是治天下的必备条件，将“不忍之心”的思想用于政治，提倡以德治国，主张“有德者执政”“尊贤使能”；倡导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政治”，反对武力、霸政。在伦理思想方面，孟子强调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孟子提出修身必须扩充存于内心之“四端”，发挥与生俱来之善性，尽心养性，培养浩然之气，再以“心志统气”，抑情制欲，修身成德，以达“修、齐、治、平”高度有机统一的理想境界。并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念。关于教育思想，孟子一贯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和后天的恶习――人可引而善。孟子提出的“知言养气”说对后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产生深刻影响。孟子所谓的“知言”，应该包括书面语言即文章作品，而这种“知言”的前提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作者首先必须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读者也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具备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最后，刘瑾辉教授特意指出先秦诸子其他学派以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对“善”亦有阐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

最后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首批国家高层次“”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徐小跃对两位专家的发言作了点评与主旨发言。徐馆长首先对二位专家表示感谢，认为二位的精彩演讲唤起每个人心中的“善根”。其次，他针对当下涌起的传统文化热，提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和灵魂之问？认为根干就是儒家，就是经学；灵魂就是仁义，而作为儒家的亚圣人孟子的思想核心正是仁义。孟子明确指出了仁义等是人之为人的根据问题，这就是他著名的“仁，人也”命题的深刻意义之所在。孟子通过以下几点来阐述他的思想：第一，孟子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实际上和禽兽动物的差别就一点点，叫“几希”，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我们的先贤先圣面对这样一个客观存在都十分害怕和担忧，产生深深的忧患意识，害怕那一点点的“几希”丢掉了。第二个问题，孟子明确告诉你这个人之为人的根据的“几希”那就是良心。孟子还用了良能，良知概念，通俗一点说，孟子认为人一生下来，老天就给你这个属性、本质，这就叫良知、良能、良心。第三，天地自然给你这个良心、良能、良知做什么用的呢？在孟子看来，一个就是产生道德，一个是判断你是不是具有真行道德的能力。孟子认为良心具体表现于四种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你要把它扩充开来，呈现开来，表现出来，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四个道德――仁、义、礼、智。第四，在孟子看来，既然仁义礼智道德是人天生的属性，人没有它，那还是人吗？肯定不是人了。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第五，当我们明白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以后要怎样去做呢？孟子明确说：“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别人。而你如果没做到仁爱，你就要感到羞耻，这就是“义”，这是孟子的本义。如果再拓展，什么叫“义”？义就是公正、公平、利他。什么叫“礼”？礼就是尊敬别人。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定要友爱别人，利益他人和恭敬他人，这就是孟子想告诉我们的人本来具有的属性。第六，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向善之心―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追求。”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意思是说，只要你想行善，你有这个愿望，你有这个诉求，你想做好人，这就是“善”。我们向善，我们行善，我们遵循仁义礼智以及后来的信――这五常去做，儒家告诉你，这是“天职”。

最后，论坛特意留出一些时间让读者与讲座的专家学者进行互动，不同年龄的读者纷纷就自己喜欢、感兴趣、困惑的问题向专家进行请教，现场气氛活跃而热烈。

2 名家主题讲座 深入揭示孟子

4月25日，南京图书馆第六届阅读节主题讲座――“熟读《孟子》 深知亚圣”在南图多功能厅举办，读者参与热情高涨，四百多人的多功能厅被读者抢占一空。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奇伟先生主讲。

讲座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孟子其人、其书、思想以及孟学的流传。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认为从古人遗留的著作中了解古人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其所处时代才能深入了解古人的思想。这段话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方法。张奇伟教授亦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本次讲座中，他首先从孟子的时代、生平讲起，让听众对孟子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了解孟子思想在社会动荡混乱、崇尚谋略、武力的战国时期的意义。接着张教授从内容结构、文章风格等方面对《孟子》一书作了详细的介绍。《孟子》不仅是先秦哲学思想的代表，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是先秦诸子散文的杰作。孟子思想犀利，性格刚烈，文如其人。《孟子》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善譬巧喻、论辩机敏、清畅流利，极富感染力。“孟子思想”是此次讲座的核心，在24号的主题论坛中，张教授重点论述孟子有关“善”的思想，此次讲座中则全面地为读者讲述了孟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将其归纳为十二个方面，系统论述孟子有关义利之辩、性善、个人修养与坚持捍卫儒家道统、辟杨墨邪说等学说。张教授带领读者深读文本，详细生动地为读者一一分析文本背后的思想。最后张教授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从后人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阐发等方面讲解孟学的流传，如汉人赵岐对《孟子》一书的注疏，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之功，确立孟子在儒家道统中上承孔子的意义，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总结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等。

3 多元传播方式 增加阅读趣味

为了增加民众参与阅读节的积极性、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阅读节的活动中，使阅读节真正发挥实效，南京图书馆一向重视阅读节的宣传，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扩大阅读节的宣传范围。在阅读节前一周即制定并向读者南图阅读节宣传册页，将活动安排提前告知读者。召开记者会，邀请省内知名媒体和网络传媒参与，尽可能让更多民众通过报道了解阅读节。一些外地民众亦慕名而来，使得阅读节不再仅仅局限在南京本地。

南京图书馆在此次阅读节传播方式上亦主动创新，除了继续开展在历届阅读节中赢得读者好评的论坛、讲座、插图版本展、影片赏析等活动外，还采用选本的方式编辑《国学经典诵读》材料《论语》《孟子》，以期让民众深入了解孔子、孟子思想的精华。阅读节开幕前即放在读者服务台，供感兴趣的读者取阅，为读者研读孟子相关书籍提供方便。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以及通信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科技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广播、报纸、电视、杂志等媒体，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面积广、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等特点，运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对传播效果、范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阅读节，南京图书馆安排专人采用微博直播的方式向公众介绍主题论坛的相关信息，将嘉宾的精彩发言即时传播到网上，吸引许多未能到场聆听论坛的读者的注意，扩大传播范围。

“国图公开课”是此次阅读节南图向民众推荐的一个网络学习资源，“公开课”借鉴“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理念，致力于提高公众文化品质。从形式上看，国图公开课以专题形式设置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模式开展。在线上，与MOOC（慕课）类似，国家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海量免费公开课，人们可以便捷地免费浏览观看相关内容。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在线下参与公开课举办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在南图阅读节期间，南京图书馆积极开展“国图公开课”的宣传与推广，一方面组织员工、当地小学生参与观摩学习，另一方面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宣传与推广，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这一学习方式，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

插图版本展是历届南图阅读节的保留节目，备受和好评。南京图书馆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举办《孟子》插图版本展，以插图的方式形象生动地介绍孟子生平、思想、孟子故事，此次阅读节还增加《孟子》成语赏析、南京图书馆馆藏历代重要的研究《孟子》的书籍、孟子年谱等，以直观的方式向民众讲解孟子。自开展以来，许多民众到此流连观赏。

4 针对不同群体 定制丰富活动

为了吸引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教育水平的读者广泛参与南图阅读节，让他们在阅读节中找到自己喜欢、感兴趣的活动，并有所收获，南京图书馆在第六届阅读节中有针对成年人的《孟子》主题论坛、《孟子》主题讲座，也有面向少年儿童的动画片《孟子说》、少儿国学讲堂之《孟子》。此次阅读节特意为小朋友量身定制两场特色活动，既有以动画片形式播放的《孟子说》，还有少儿国学讲堂，为7-10岁的小朋友讲述《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背后的故事。两场活动赢得学校、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口称赞，许多小朋友纷纷表示下次还愿意参加。

表彰优秀读者和评选优秀图书，一直为南京图书馆所重视，一方面表彰优秀读者，激励更多的人参与阅读，另一方面从茫茫书海中为读者评选优秀图书，从而达到鼓励好书创作、传播知识、陶冶读者情操的目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和首个江苏全民阅读日当天，南京图书馆召开了2014年度优秀读者座谈会。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到会为优秀读者代表颁发优秀证书、奖品并讲话。徐小跃表示，不断提升为读者服务的质量始终是我馆工作的重心，“读者多、多读书、读好书”才是图书馆真正意义之所在。他还对到会优秀少儿读者的父母赞许有加，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走进图书馆，爱书读书，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和日常生活方式。与会的13位优秀读者代表畅谈读书用书体会，并就南图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引导和推动全民阅读，建言献策。4月23日当天公布第五届“陶风图书奖”参评书目并启动评选程序，在七楼典藏阅览室设立图书陈列专区供读者阅读，开通南图网站网上投票系统。

4月26日，作为第六届南图阅读节系列活动之一，第五十一期陶风读书会在五楼多媒体室成功举办。此次读书会选取《孟子》中的部分成语，结合原文，借鉴历代注解，分析成语在原语境中的含义，并探讨词义的古今流变。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孟子》除了给后世留下宝贵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其中亦产生了大量的成语，沿用至今。读书会以交流互动的形式，邀请读者朗诵《孟子》名章并找出相关成语。读者踊跃举手发言，声情并茂地吟诵经典篇目、著名章节，积极回答问题，现场气氛活跃。通过《孟子》原文的诵读，把握成语的古今词义流变，从而感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语言流传与变迁的角度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本期读书会吸引了包括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在内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参加，工作人员于活动开始前还向每位入场读者发放活动说明和诵读材料。

阅读节期间继续举办读者知识竞赛，竞赛持续三天。竞赛的内容包括与《孟子》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时政、阅读推广方面的知识，涉及孟子的生平思想、历史故事、历代重要的《孟子》书籍、字词训诂等知识。在内容设计上力求学术与趣味并存，兼顾读者的兴趣与知识水平，以期达到唤起读者主动阅读了解孟子的目的。

5 结语

篇3

孔子被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还深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将他的著作思想、生平事迹等反复翻阅、反复研究，却发现文献中极少谈到孔子家人特别是孔夫人。《论语》作为孔子日常教学及生活的“回忆录”，从来没提到过他的夫人，连儿子孔鲤也只出现过两回，他的家庭生活似乎是不完整的。孔子的婚姻家庭状况到底怎么样，后世所议论的“孔门出妻”，也就是休妻传统，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孔子父亲叔梁纥的“出妻”行为考证

史书上对孔子的婚姻记载不多，三国时的《孔子家语》始言“孔子娶于宋亓官氏之女”。对于“出妻”之说，文献中首先正面提出的是《孔子家语》，《后序》中说道：“孔子生伯鱼，鱼生子思，名伋。伋尝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我们先不谈《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仅考察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婚姻状况。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索隐》、《孔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照这样说，叔梁纥一共娶了三位，一位正妻，两名妾侍，有十一个子女，九女二男。那叔梁纥休妻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生孔子之前还是之后呢？出妻出的是施氏还是小妾一号呢？可以确定的是被休的应该不是孔子的母亲也就是小妾二号。一则当时叔梁纥是为了有个腿脚健康的继承人而娶的徵在，而她也不负众望地生下了孔子，目的达到了，应该不会随便被遣返；二则在孔子出生三年后，叔梁纥亡故了，孔子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作为叔梁纥的继承人，如果徵在被休，则孔子是不会待在母亲身边的；三是根据《礼记》记载，孔子在母亲死后，将父母合葬于防，如是被休之妻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按理来说，如果叔梁纥有休妻之实，被休的应该是前两位。

这是一说。多数人认为，做《家语》时，有人为顾全孔子的圣贤颜面，把“三世出妻”的第一世偷天换日变成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孔子休妻的事在《礼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礼记》是一本再清白不过的书了，与之相比，《家语》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另外，还有人认为虽然《家语》系伪书，但并非通篇都是假的，于理而言作者不该为了孔圣人的“清白”，无端地让其老父亲背上“黑锅”，而且《家语》后面记载的“梁颜野合”与《史记》记载无甚差别，所以他们认为《家语》这种说法除隐瞒了孔子休妻之事外，其他应系实情，也就是说叔梁纥确实休妻了。这样看来，叔梁纥是不是“孔门出妻”的一世祖，并不能确定。曾经看过一个励志的小故事：“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不为施氏所容。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这个故事后半段写孔子怎样立志最后成为大学问家，就不详述了。这个故事当然与“出妻”无关，但是，叔梁纥正妻施氏连生了九个女儿都没有生出儿子，而后来者每人生了一个，可以想见她的压力多大，在这压力下做一些不能容人的事，犯“七出”之条例被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当然，这只是我的妄测。

二、孔子“出妻”行为考证

说完了孔子的父亲，再来说说孔子，圣人到底有没有“出妻”呢？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为其争辩的有，破口大骂的也有，他们实在不堪忍受圣人飘飘白衣上的“污渍”。但是圣人也是人，也要吃饭、结婚、生子，为何不能离婚呢？历史上对孔子的婚姻记载不多，《家语》始言“孔子娶于宋亓官氏之女”，后世多从此说。《史记索引》在注《孔子世家》时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阙里志》记载曰“官氏”，亓官氏以孔子夫人身份出现的机会并不多，儒家《十三经》多以伯鱼之母的身份出现，下面有几则材料。

《礼记·檀弓上》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礼记正义》中，孔颖达对这段的解释是：“此一节论过哀之事。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期而犹哭，则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为出母无禫，期后全不合哭。”孔颖达认为因为亓官氏属于被休之人，过了一年之后就不应该再哭；杨朝明认为按《仪礼·丧服》的规定：“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所以亓官氏并未被休。但是，同时孔颖达也说得有模有样：“伯鱼之母被出，死，期而犹哭，是丧出母也。”理解就有分歧了。

《礼记·檀弓上》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在这则材料中，子思门人问子思，您的儿子不丧出母，那当初您的父亲（先君子）给他被出的母亲服丧了吗？这当中明白地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伯鱼的父亲也就是孔子曾经休妻，而且让儿子为其母服丧；其二，子思也休过妻，没有让他的儿子也就是子上为“出母”服丧。

上述两段材料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孔子有没有休妻？如果他休妻了，那么为什么伯鱼会为他的“出母”服丧，因为根据《礼记·丧服小记》的规定“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那伯鱼的母亲就不是“出妻”，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子上和门人谈论时会煞有介事地说这件事呢？

在我看来，孔子是休过妻的，我个人有两种解释：

孔子休妻了，但是他仍然让他的儿子给“出母”服丧。《论语》中孔子提到不少关于权变和变通的思想，如“君子不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孔子又是那么强调孝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是有可能采取变通手法让伯鱼为他的母亲服丧的。而且子上也说过：“从前，我父能掌握礼仪而没有偏差，按礼仪该隆重的就隆重，该从简的就从简”，说明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

今本《礼记》中的篇章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它是春秋末年至秦汉之际关于“礼”的解说、补充文字和有关论文的汇编，是一部累积起来的学术史。《礼记》各篇章的成书年代有先有后，有的在春秋末期已形成，有的到了战国晚期才出现，这些篇章经过汉朝一些学者的编次，才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礼记》。所以也许有这么一种可能，所谓的“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是指子思以后的人根据子思对于礼的解释所变通出来的，可谓“自子思始也”。

三、孔子孙子子思“出妻”行为考证

孔子的问题说完了，再来讲讲另一个人物：子思。子思也是休过妻的，这个妻就是自上的母亲，是毫无疑问的。子思的儿子子上是前妻所生，前妻是被出的，所以在她死后，子思不许子上为生母戴孝，子思认为，这个女人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儿子的母亲了，所以不同意儿子为“出母”服丧。

四、孔子儿子孔鲤“出妻”行为考证

最后一个人物是伯鱼，他有没有休妻行为呢？伯鱼，即孔鲤，年五十就死了，先于孔子。有些人认为，伯鱼曾经也出其妻，如《阙里述闻》记载：“伯鱼前妻无德。孔子责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伯鱼闻教，益修其身。妻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伋。未几伯鱼卒，守节抚孤。”这段文献传递的信息量很大：其一，伯鱼是离过婚的，第一任妻子德行不佳，后来被出；其二，伯鱼再婚而生孔伋。

下面是《檀弓下》里关于子思之母的两段材料。

（一）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二）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据《孔子世家》记载，孔伋是伯鱼的遗腹子，伯鱼死后，孔伋才出世，那他的生母也就是伯鱼的继房被出的可能性不大。但郑玄注《礼记》时说，子思之母是“嫁母也”，也就是伯鱼死后改嫁到卫了，并且说“庶氏”是子思之母的姓。那根据郑玄的解释，因为子思之母已经改嫁了，其子不应该在孔家的宗庙中哭。这样的解释看似合理，但却说不通材料（二）。材料（二）中说的是子思怎样为母亲办丧事的，如果他的母亲已经改嫁，怎么会由子思为她办丧事呢？所以有的人认为子思之母并没有改嫁，而是一个妾室，“庶氏”并不是她的姓，而是她在孔家的身份，她死后，是不能在孔氏家庙里接受祭祀的。在伯鱼死后，她并没有改嫁，而是回到了卫国娘家生活，所以死后，子思为她办丧事。为这种说法增加论据的是《檀弓》中的“子思之哭嫂也为位”的记载，有嫂必有兄，其兄当为正妻所生。那据这样所说，《阙里述闻》里所载的伯鱼第一任妻子被出再娶子思之母的记载就不太可靠了。这样说来，孔子第二代的婚姻状况也是一个谜。

五、孔子弟子和后代儒学派代表人物的“出妻”行为考证

其实不止孔门三代（或者四代）出妻，孔门的弟子和后代儒者据记载也有这个行为，如曾子和孟子。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也有史料说曾子是因为其妻在“杀猪食子”的问题上对下一代说谎而被休的。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说的是孟子厌恶败坏自己的德操而要休妻。西汉的韩婴《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出妇。“踞坐”即伸开腿坐着，不合古礼。“孟子欲出妻”只是为了突出孟母之贤。看来孟子并没有出妻，宗圣曾子是真正出妻的人。

六、结语

为什么这么多大学问家圣人般的人物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休妻呢？我想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体现。孔子之类人物的道德观念起点较一般人高，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对自己身边人的要求自然不低，没有达到自己的高度，合不来，自然要分开。另外，单以孔子来说，我妄测他婚后的家庭生活恐怕是不太美满的。孔子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学问，获得君王的采用，长年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哪里顾得上老婆孩子。做妻子的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还常年见不到丈夫，其心酸苦闷可想而知。无论多任劳任怨的妻子，也难免唠叨，甚至生气抱怨。每当此时，估计事业上不顺心，已经学成了文武艺，却没能货与帝王家，只好教教学生混口饭吃的孔子，也会有一肚子的气无处发泄，夫妻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孔子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千古抱怨恐怕就是由此产生。

孔门三出妻，甚至四出妻，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探讨价值的，这种探讨是不影响孔子伟大的形象的。后世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很是纠结，从汉代起就有所论述，郑玄、陈祥道、方悫、张载、顾炎武、崔述、赵翼等，他们或同意出妻之说，或持怀疑态度，或否认圣人婚姻失败之可能，有的甚至急得跳脚要重新改写《檀弓》。但纷纷扰扰，吵吵闹闹，至今也无定论。在我看来，为何要否认圣人出妻的可能性呢？孔子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是“完人”（即使不出妻，他也不是完人，根本没有完人一说），他那博大精神的哲学思想传诸后世，确实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并影响了世界。论及婚姻，则复杂许多。婚姻的和谐、幸福与快乐，并不是人们只要有了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德行就一定能实现的，个人的伟大与婚姻的美满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我们现今可以学习孔子的思想，探究儒家文化的真谛，同样可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全思想而试图全盘否定经典，或者苛责孔子，为其掩饰，或者对他指手画脚，那就是没有必要的了。

总之，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先圣、先贤，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刘乐贤.孔子家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篇4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01-05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的代名词，因此也很少深入反思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为什么从韩愈起的儒家主流学者偏偏挑选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特别起眼的孟子与作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论，乃至最终在儒家的“道统”内赋予了他（而非颜子、有子、曾子、子思、荀子等人）以“亚圣”称号呢？本文试图围绕儒家思潮的两大支柱理念――“孝”和“仁”，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要想从核心价值的层面找寻儒家思潮区别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思潮的最独特之处，恐怕非“孝”和“仁”这两个概念莫属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尽管古往今来的儒者们曾经提出和阐发了大量都有儒家特色的概念（诸如“诚”、“敬”、“天理”、“良知”等等），但如果说去掉其他概念，儒家仍然还有资格叫做儒家的话，一旦去掉了孝和仁之中的任何一个，儒家却再也不可能成其为儒家了。有鉴于此，要找到孟子何以成为亚圣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应当首先从作为儒家命根子的这两个支柱理念入手。

周公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作为儒家思想的先驱，他已经论及了“孝”和“仁”的问题――虽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只是在“予仁若考”（《尚书・金》）的自我评价中，单纯提到了“仁”这个字而没有加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极大地强调了“孝”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在“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的命题中，将其说成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性“元善”。作为周公的真诚景仰者和儒家的真正创立者，孔子比周公前进了一大步，第一次从哲理高度深入探讨了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先来看“孝”。孔子一方面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角度出发，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应对父母尽孝的血亲理据，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周公将“孝”视为“元善”的看法，反复强调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头意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结果，以血亲之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本根基础，便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在孔子的门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明白把“孝”说成是“仁之本”，而据说撰录了《孝经》的曾子则进一步将其提升到“天下之大经”（《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重要地位予以彰显。

尽管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孟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比有子和曾子逊色，毋宁说更富于创造性。首先，他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其次，他不仅把仁义道德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孝悌，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驳斥墨家夷子“二本”说的时候特别强调“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将父母视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并且从中得出了“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离娄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结论，十分清晰地把“孝”说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以致主张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为“人”的道德资格了。也正是由于孟子的这种原创性首倡，在后来的主流儒家思潮中，“孝悌”作为“元善”才不仅构成了“仁之本”，而且构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亲情理精神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孟子可以说都的确是“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思潮做出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贡献。

二

再来看“仁”。与只是点到为止的周公不同，孔子不但在哲理高度上清晰地赋予它“爱人”的内涵，而且也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价值意义，将它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以致儒家思想常常又以“仁学”著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的下述命题之中――“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人们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在道德领域内做出任何“恶”的事情来了。事实上，只要在“不害人”的前提之上来理解“爱人”之“仁”，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信念确立为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普适性标准，明白主张：任何没有坑人害人、而是爱人助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任何没有爱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从而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历史进步。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50页。

不过，虽然也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论语・学而》）等见解，孔子毕竟还没有彰显“仁爱”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意蕴，也没有清晰地指出“仁爱”对于“不害人”前提的依赖。同时，颜子虽然在践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据说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虽然强调了“仁者人也”，但他们也都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建树。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儒者不是别人，又是孟子。

首先，孟子特别强调了“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从而无所不包地展示了仁爱针对每个人的群体性内涵。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尤其是他在独树一帜的“心性”理论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见解，更是将普遍性的仁爱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伤害便会生发出来的恻隐同情的基础之上。诚然，孟子在这些方面也从倡导“兼爱”和“公义”、反对“别相恶交相贼”、主张“杀一人谓之不义”的墨子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资源；张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不过，这种借鉴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进一步看，在孔子那里，“孝”与“仁”这两大支柱理念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反讽性的悖论了：一方面，他试图以血亲孝悌为基础实现泛爱众之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命题，将孝悌凌驾于泛爱众之上，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不惜以放弃普遍性之仁为代价也要维系特殊性之孝，结果实质性地违反了他自己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

绝非偶然，在孔子之后，又是孟子最有原创性地展现了孝与仁之间的这种深度悖论，因为他不仅把血缘亲情说成是君子安身立命、实现仁爱的唯一本根，而且还把维系这个唯一的本根说成是人生在世的头等大事，明确主张“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更有甚者，他还通过赞美大舜圣王在“瞽瞍杀人”的情况下将其“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在弟弟无才缺德的情况下将其“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的举动，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慈孝友悌，不惜否定恻隐仁爱的伦理规范，乃至从事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举动，结果同样实质性地违反了孔子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孝”的特殊性维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仁”的普遍性维度，结果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显了两者在儒家架构内所陷入的深度悖论。

三

如果说孟子在孝和仁及其悖论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大大发展了孔子，那么，其中主要又是哪种因素直接导致他被后世主流儒者纳入道统、奉为亚圣的呢？细究起来，应该说是孟子在普遍性仁义观念方面做出的无法替代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孟子之前，不但周公和孔子，而且有子、曾子、子思等人，都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肯定了血亲孝悌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因此，孟子虽然在彰显其唯一性方面确有创新，但毕竟还难以说成是鹤立鸡群。相比之下，只有在普遍性仁义的问题上，他才真正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实现了理论上的原创性突破，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偏重亲身践履、缺乏观念建树的颜子，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重视孝超过仁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还实质性地超越了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本人，因此属于最明显最深刻的“发孔子所未发”。在孟子之后，虽然荀子和董仲舒也因为大力推崇“礼义”和“三纲”的缘故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却又流露出强调“忠孝”胜于“仁义”的片面性，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用“忠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替代和遮蔽了“仁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虽然献身儒学的人士难以数计，却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创性地发展了孔子的“爱人”之“仁”观念，不但将其推扩到“无不爱”的普遍性之端，而且还将其与“不害人”之“义”内在地结合起来。

唐代韩愈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原道》中描述儒家“道统”的时候他曾明白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没有提到与孔子关系更紧密、同时身为孟子师长辈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贬抑了当时颇有名气的荀子、扬雄等人。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更是明白点出了孟子超越他人的“精详”之处：“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③所以，毫不奇怪，他在《原道》中最强调的两句话便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众所周知，韩愈撰写《原道》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排佛抑老”的途径维系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从孔子那里也很难找到像“恻隐”观念和“心性”理论这样足以与佛禅倡导的普遍性“慈悲为怀”、“直指人心”的见解相抗衡的思想资源，他才会公然撇开这一千多年间的众多显赫儒者于不顾，沙里淘金地单单挑出了孟子这位将仁义原则推扩到普遍性之端的儒者，把他说成是孔子思想的唯一接班人――所谓“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199页。

尽管宋明儒家对于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也有一些微词，但由于同样承担着“排佛抑老”的历史使命，他们也只能是别无选择地照着他首倡的“道统”讲，在孔子之后首先从孟子那里汲取种种精神养料和理论资源，凭借彰显“仁理”或“仁心”的“理学”、“心学”，来对抗佛教“慈悲”观念以及道家“齐物”观念向儒家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②事实上，朱熹在选编《四书》的时候，之所以独具慧眼地在专门记录“子曰”的《论语》、高度提纲挈领的《大学》和富于哲理意味的《中庸》之外又挑中了《孟子》一书，却毫不手软地把先秦其他儒家论著（包括大名鼎鼎的《孝经》）统统弃之一旁，主要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许是下面的事实：尽管《四书》中也收录了据说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撰的《大学》和《中庸》，尽管他俩都是无可争议的孟子师长，并且与孔子的关系应该说更直接更亲密，但两千年儒家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亚圣”桂冠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最终还是以“舍我其谁”的方式落到了只能算作孔子远房弟子的孟子头上。无需废话，单凭《孟子》一书的篇幅最长，肯定不足以解释这个奇异的现象；只有诉诸它包含的远比《大学》和《中庸》更富于原创性的思想观念，我们才能找到个中隐藏的玄妙天机。

从这个角度看，孟子之所以能在从先秦直到唐代的万千儒者中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成为儒家思想史上唯一有资格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亚圣”宝座，绝非只是出于偶然地由于韩愈等人的一时兴起，毋宁说是儒家发展脉络的逻辑使然。换言之，即便韩愈等人当时没有把孟子纳入“道统”，后世肯定也会有其他儒者出于儒家发展脉络的内在需要，不惜舍弃孔子的众多亲炙弟子、再传门生乃至血脉嫡孙，单单挑出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孟子，作为绵延孔子思想的头号传人。原因很简单：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绕不过去的原创性方式，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义观念。

四

尽管孟子凭借他在普遍仁义观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成为儒家思潮当之无愧的“亚圣”，但如上所述，他也没有因此消解、相反还进一步加深了仁与孝在儒家架构内陷入的内在悖论。只是强调孟子的普遍仁义观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论效应的韩愈和宋明儒者，当然就更不可能跳出这种悖论性架构而否定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了。结果，对于儒家来说，仁与孝这两大支柱理念的张力冲突也因此构成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根本问题，以致历史上的所有儒者都没法绕开它们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他们没法绕开孟子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那样。

从两千多年的儒家发展史看，不仅察觉到、而且试图克服这个悖论的第一位儒者，当推现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他在“衰年定论”中反复指出：虽然孔子五十岁后转而“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但其早年却积极倡导“以宗法思想为主干”、偏重“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了孟子荀子以及宋明儒学（见《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他还一反以往主流儒家的通行定位，别出心裁地认为孟子比荀子更狭隘更固蔽：“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乾坤衍・辨伪》）而他为此给出的论证恰恰是：“孟氏似未免为宗法社会之道德训条所拘束，守其义而莫能推，则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论六经》）；“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曾、孟之孝治思想……其贼仁不已甚乎！”（《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徐复观虽然不同意熊十力对于孟子孝治论的激烈批评，却也提出了某些类似的看法：孟子关于“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见解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容易发生流弊”（见《徐复观文集》第1卷，《文化与人生》，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页）。显而易见，在这些论述中，熊十力已经敏锐地揭示了以普遍仁义为主旨的“大同之道”与以血亲孝治为主旨的“小康礼教”之间的张力冲突。

篇5

孟子性善论在对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人性向善的方面引导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强调道德修养的平等性、主动性和社会性。他为了促进社会安定，人们生活和谐作了深刻而又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化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及深远的影响。这些探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应该指出，孟子性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的确有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今天我们追求的“善”的精神层次要远高于孟子的“善”。

今天，我们对孟子性善思想的探究，其意义就在于对现代人的实践生活提供某种深刻、有益的启发，进而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即孟子认为的“浩然之气”这是人的本性向善的必然要求。孟子高度评价了这种“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他对于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并推崇那种可以做到真正“不动心”的人。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人只要顺着善的要求去发展，就一定会成为善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为善有利于鼓舞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自觉地接受教化与环境的培育与熏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将社会道德作为人的行为的自觉规范。这也就是孟子“性善论”的社会实践意义之所在。中国古代被誉为“礼义之邦”、“文明古国”,孟子的“性善论”起过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提倡“精神文明”,从孟子的“性善论”中仍可得到有益的启示。

我们今天所讲的“善”指的是做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这样的人便是“善”的人。而现实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构成却严重失调，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以孟子“善”的境界出发，我们应该把对个人享乐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把那种获取自利的个人主义，转向为全社会成员谋求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道德观；拥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才能够重塑自我，营造良好的精神家园。这又对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的治理以及自觉抵制腐败思想、拜金主义作风、享乐主义作风有着积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追求自身利益自尊自爱的同时，也能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是社会和谐和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要想以同类意识导向善，必须有一种约束机制，就是人的精神自律，其基础就是人同同类产生的道德责任感，它要求人际间的和谐，由我及人的道德实践。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得先要满足他人的需要，达到共同创造社会产品，彼此配合、联系，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