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稳定的心理现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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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离不开童话，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安徒生说没有童话的童年是不幸的，童话为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精神摇篮，使儿童体验到了童年的快乐。儿童时期形成的童话情结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童话里的情绪情感，可以丰富青少年的情绪情感体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一、对于童话情结的解读

精神分析认为情结是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即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具有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心理现象，它往往是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大伤害而产生的[1]。童话伴随着人的童年，许多人都是读着童话长大的。童话的世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童话里的人们爱憎分明。成人的世界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没有简单的真与美，青少年的情感在原有的认知模式里受到了挫折，这使他们的童话情结得以唤醒。

如果说情结仅仅是由一种挫折经历造成的，那是片面的。情结也有一种稳定情感的持续作用，它能唤醒人的无意识情感。童话情结也是一种情感情结，它的作用就是唤醒人们潜意识中追求美好的情感需求以及集体潜意识中的幸福感。童话情结产生于个体外部和内部的现实冲突中，这里说的个体外部是指青少年成人后的现实世界，而内部的现实世界是指青少年形成于童年童话及在此基础上的情感认知。因此，可以这样界定童话情结，它是以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为基础，由于早期的童年情感经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形成的，以丰富的、幸福的、美好的童年情绪情感体验为核心的，能够为人的情感体验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并具备唤醒作用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

二、童话情结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作用

童话情结作为一种能够为人的情感体验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和唤醒作用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童话情结可以使青少年充满爱心

童话情结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和自主性，它给青少年的情感提供原动力。出于童话情结，青少年会感动于鸟语花香；青少年会对弱者产生同情，对残者产生悲悯情怀；面对大自然神奇，青少年会产生无限的向往和感动，这些都得益于童话情结的原始情感。童话要传达的永远是关于爱的主题，爱亲人、爱朋友、爱大自然，除此之外，还有悲悯的情怀，对弱者的同情等。在童话的世界里，人与自然是和谐的，青少年可以与动物对话，可以与蓝天白云为伴。童话里的真、善、美以及单纯和简单生活模式，可以为读者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提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型。这样，以童话里的情感教育为依托的认知教育就有了强大的情感支撑。

（二）童话情结可以促使青少年寻找幸福感

幸福感与物质、教养、文化、年龄、社会角色、人格、自我意识等有一定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对人们的要求和定位不同，因此，人们对幸福感的感知和要求以及定义也是不同的。Democritus 和Epictetus认为，并不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决定了他们是否感到幸福，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2]。现代人的幸福感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由一种信仰危机造成的，此外也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性别、年龄甚至基因有关。看完一部反映亲情或友情的电影、文章之后，青少年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会忽然有很强烈的幸福感，就好像一种久违的童年气味唤起了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童话情结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完整个体，其核心内容是情绪情感体验，有时它就像一个开关控制着青少年的情感生活。有的青少年情感丰富，就会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伤怀；而有的青少年情感迟钝，他们对任何景物和场景都显得麻木。童话情结唤醒了青少年潜意识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使之成为他们的意识，由于有了意识，他们才能感知，才能理解，才能发现自己的需求，找到通向幸福的道路。其实，童话情结一直都以幸福的情绪情感体验对抗着外部的情绪情感世界，当这种对抗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像挫折情结一样爆发，此时青少年感到不幸福，才会意识到自己对幸福的需求，才会去寻找幸福，这样才有可能找回幸福感。

（三）童话情结可以促使青少年平衡自我与现实的冲突

美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不仅适合儿童也适合成年人观看的童话电影、电视剧上映，其收视率之高是其他节目无法可比的。这些电影、电视剧里除了儿童的纯真以外，更多的是英雄般的冒险。其整个剧情讲述的是被青少年丢失的童年的成长经历。现实世界的矛盾，在童话的世界里被夸大地发生和解决了，青少年在那里可以体验到一种解决冲突的轻松和愉悦，这种情感能够使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得以缓解。这样一来，青少年就不用那么痛苦地调节本我和现实的冲突，超我也得以放松和休息，在童话的世界里人达到了和谐的状态。

（四）童话情结可以提高青少年的意志力

意志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原动力影响着人的情感世界，但是这种意志的成长需要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内在的精神动力为基础。童话情结起源于集体潜意识，以丰富的情感情绪体验为核心，它对意志的原动力作用是强大的。青少年的意志离不开他的情感体验，青少年的情感体验决定了他的意志水平。而童话情结影响了青少年的直觉思维方式，丰富了青少年的感知觉，加深了青少年情感体验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J].心理学探新，2003（3）.

基金项目：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课题编号：2011GGJ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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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发展一般原理是“膨胀的系统必然产生结构”，这先对结构加以说明。所谓结构即存在较稳定的，能以明显的感知标准划分阶段后，处于一个阶段中的存在形态。如人类社会中以生产关系划分后的封建社会可以看做社会这个系统的一个结构。结构给人的印象是大块的、宏观的、稳定的。与结构相对应的，是能造成系统膨胀的“能量”。此处的能量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能量，而是爱因斯坦质能方程中E=mc2中的能量，或者是物质流，或者是信息流，或是它们的混合体。例如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力，可以看作是社会系统的能量，它给人的印象是弥漫的、微观的、较快变化的。为什么膨胀的系统必会产生结构呢？是因为膨胀后系统可能产生的结构数与实际能达到的结构数之间存在一个差值。随着系统的膨胀，它的每一膨胀，都能使整个系统可能实现的结构数显著增加，而系统实际能实现的结构数是有限的，系统的连续膨胀，造成这个差值越来越大，最终会逼迫系统产生一个更高级的结构来吸纳膨胀的能量，使系统能稳定存在。如果倒推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最初的时候“一个系统的能量与结构不可分辨”，（这可以让我们想起宇宙大爆炸理论）它表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合而为一，发展是存在的唯一形态，存在是发展的物质前提。

实际上，科学理论都在暗示，物质和能量实质上是一回事，如爱因斯坦的如质能方程E=mc2；又如物质的波粒二象性，正因为，物质本身的存在是因为它原来是弥漫性的能量，而后，因为膨胀，所以产生了结构，而其本身的特性并没有完全丧失，所以，表现为能量与结构并存的形态，即表现为波粒二象性；又如，马克思哲学中的物质实在性和辨证发展实际上也是这一真理的反映，即物质的辨证发展是因为物质的原始形态是膨胀的一团能量，并因为膨胀，可能结构数与所能达到的现实结构数差值而产生结构，这是对称破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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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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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仅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人的向往。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追求幸福始终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社会素质的一个指标。“人们的‘尊严’和‘幸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有尊严、幸福的生活’，这确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幸福不再是中国人看不见的愿望，人们不再含羞于表达甚至掩饰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不再刻意呈现“坎坷累累的伤者形象”幸福是谈论幸福、表达幸福、享受幸福。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个人与社会不断适应、关系塑造、利益共享的现代化进程中，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松树已逐渐消失被赋予强烈的价值观。西方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幸福，并以如何实现人的幸福、善良和有意义的生活为核心理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将西方积极心理学引入我国，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幸福获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陈永涌等人（2019年）认为“努力建设一个积极的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具有民族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民族幸福。”[2]邢占军等人（2019年）认为“人们生活中符合人类社会属性的各种社会条件已成为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一些学者专门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流派的幸福观。例如，吴晶等人（2019年）认为”道家的幸福观（主要指老子和庄子）中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顺应注重提高精神生活的内在质量，幸福生活表现为和谐的精神生活。”[4]张方玉（2010）认为，“儒家的幸福观是一种可以生活在贫困和满足中的道德幸福。道德主体的道德精神在快乐主体的快乐体验中起着关键作用。”[5]必须肯定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中文背景下的快乐心理学探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应该避免简单地借用西方的幸福感量表，用看似标准化的建模思维来理解人们的幸福心理。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区的困境，应从文化契合洋为中用的角度进行创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引进和应用。

。“心理学不仅研究疾病、弱点和伤害，还研究力量。治疗不仅是纠正错误，而且是建立正确的东西。”[6]积极心理学与包括规范伦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保持着密切联系，还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发展初期，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围绕“幸福”这一核心问题，构建整个学科概念的支撑群体。一般来说，这些概念群属于人格范畴中的心理素质。“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应该具有道德属性的内容。快乐的个体应该通过德性表现其内在的心理活动，即高尚的精神道德，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完成各种行为目标和情感体验。积极心理学的重点是通过德性培养德性，促进个体的快乐。

，表现出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或价值中立。对于“幸福”和“美德”的理解，传统心理学往往从道德属性以外的主观感受角度，将“幸福”定义为享乐的物质消费或以需求为导向的精神满足，将“美德”定义为对外界或他人的功利性主观判断。积极心理学致力于向人们展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它不仅帮助个体避免心理障碍，而且试图促进个体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追求积极的健康，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活动和性格等行为的道德判断，应该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其中道德判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积极心理学无法克服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核心概念极化的思维困境和价值推理是否恰当的命题。

以Wong（20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很有必要进入第二波即2．0版的积极心理学的发展阶段。[7]它主要认为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倾向比悲观倾向更符合幸福的方向。乐观代表活力，悲观则代表衰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乐观主义象征着舒展的精神和积极成果，而悲观主义则象征着一种压抑的心态和消极的结局。这些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无疑是肯定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效应并不是相应的无限线性定律，而是存在相应的有限边界。当乐观倾向表现为过度内向的自我关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主导的自我驯化以及结果中过度重视自我依恋时，个体容易错误估计行为倾向，做出不正确的行为选择，而价值期望对功能表现的乐观倾向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陷入盲目认知的困境。相反，当悲观主义倾向不会使个体过度抑郁，而是刺激个体敏锐地审视环境和自身，增强他们改善现实的信心时，暂时情绪的“乌云”也可以起到警示和促进更好行为的作用。虽然表面上的幸福可以直观和间接地感受到，但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体验。快乐是活动过程的产物，也是行动的结果。它需要被发现、发现和创建。在达到、体验和实现幸福之前，可能还有“误导”和“偏离”的相反效果。心理惰性和误解、认知偏差和扭曲、情绪冲动和隐藏在普通人中容易发生和重复。从个人的直觉感受来看，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情况。积极的心理表现似乎正常的、正确的或优秀的一段时间可能不是真正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一些通常是负面的、模糊的或消极的心理表达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当个人沮丧、沮丧、痛苦或暂时悲观时，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那真的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处逆境，但心理敏锐，意志坚强，行为大胆，激发出斗志，那么看似不愉快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是“蒂芙尼早餐”和“顺势而变”，最终摆脱心理范围的弱势端，表现出积极稳定的心理素质。积极心理学在个体提升、探索、发现和创造幸福的特定生命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定义“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同时，上述对积极心理学的定义也难免引起空间争议。从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不能绕过许多概念，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幸福二元划分的实质性冲突在于差异化的价值判断：主观幸福感似乎有较多的负载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元素，价值属性较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显著地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它可以展示人类灵魂的高度，丰富幸福状态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属性的界定标准不够成熟和充分。积极心理学的内外批判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极化”趋势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积极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学术进展需要澄清认识论意义上的基本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它具有“区间”的存在场和“边缘”的缓冲区，积极属性的维持和转换依附于生活场景，如何准确界定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界定积极程度的概念边界共生的程度，即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整合与转化，是复杂生活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区间和共生的程度问题、心理现象互补的解读问题之后，如何准确地掩盖心理现象因此，对于如何准确设定心理现象的解释度，协调核心概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不断完善、成熟和提升，而且有助于

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属性的划分标准在效果的普遍衡量中存在一些适用性争议。在对属性进行了不完整和准确的划分后，如果我们进一步赋予极化的价值负载描写、赞美积极的心理表现为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和选择，或者修正消极的心理表达在认识论上，上述两种情况将导致积极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固化甚至僵化，整个学术话语和解释形式将很容易滑向“极化”的境地

在整个民族的幸福中，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持续的价值观始终真正体现了对“融合才会幸福”的坚定理解。以大我幸福的核心理念为指导，中国文化一直鼓励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言行的一致性，提倡绅士风度，提倡家庭和国家的感情，不仅肯定了集体层面在快乐的场合中强烈而沉重的情感宣泄和仪式呈现，但也认可了个人在自己的得意中恰当的快乐表达。虽然内向内省的中国绅士文化并不过分提倡夸张的肢体语言叙述，但它也重视利用积极事件的情感力量来强化个人幸福体验。“大我”的幸福观具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国民族团结完整、文化传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消灭“小我”的存在。中国最高的文化辩证思维州将“无我”视为“大我”。无我是大我。它并不意味着个人身份、个性特征和个人自由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忽视个人幸福。“大我”的幸福观也重视个人幸福的累积效应，通过回味和庆祝重要时刻和事件的激励意义来获得满足、鼓舞士气和增强幸福感。除了满足个人内在需求外，个人幸福感还需要考虑群体的整体秩序和利益。虽然对每个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层面，中国文化提倡奉献幸福的元素。当然，这种奉献不是文化强制的最低要求，但文化灌输的应有意义。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它也被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内化为行动。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使“大我”成为现实幸福观不仅为个人的自我归因设定了灵活开放的空间，也为社会的利益设定了必要的限度，这种互补互补的生活智慧体现了“大我”幸福观的独特魅力由中国文化设定。

。“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地受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他们也强调精神充实。精神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容。”[9]顺势而为比逆势而动更容易成为人们活动的首选策略在强大的人际关系面前，自我的最佳选择是适应的环境，而不是相反。个人改变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满足自身需求或偏好的机会很低，成本也很高。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幸福感也强调属于个人的某种性格个体，存在于微观个体单位中，由个体拥有和掌握。自我是一切生命的核心，一切思想、思想和活动都应该为自我服务。相对于自我感知的独立性，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或起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他人隔离并生活在一起封闭的生活，但个人往往从自我感觉和判断的角度有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关系对个体幸福起着工具性作用，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进行具体的建构和调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内在属性是决定幸福感的核心因素，表现出动力的力量。个人在环境中奋斗是获得和感受幸福的唯一途径。一般来说，

的中国人幸福观并没有太强的个人主义。个体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密切相关和依附。关系自我是所有思想、思维和活动的核心要素。自我与亲密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关系的不断渗透，这种身份边界变得越来越弱，进而融入到更广泛的群体意识中。虽然个体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对外关系的社会交往中，但构建自我的“蒂芙尼早餐”更为重要。在自我结构中，文化对自我的单向渗透远远超过对文化的自我反思。通过对文化的服从和对他人的妥协，可以建立强大的自我价值观。关系幸福感可以加强团队团结，降低内部活动成本。当然，它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幸福的条件依赖。在日常生活实践、语言叙事和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过程中，这些关系型自我价值观将充分活跃，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范式。中国文化强调人与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想是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智慧。文化不是强迫个人被动地前进。文化促使个体以灵活的力量以团结合作的基调面对总体和平的趋势，个体也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个体幸福具有文化规律。违背文化价值观或文化期望，不可能成功地到达幸福的另一面。个人自由或自主的状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生动地表现出同化的文化和心理习惯。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感是一致的。“拥有高度社会支持的个人感受到更积极的社会氛围，更有可能积累积极的社会能量，因此他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希望，他们越能促进个人社会福祉的改善。”[10]尽管文化，作为一种柔性力量，表面上并不强迫个体被动存在，但本质上，个体社会意义的正常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模式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共识的影响。文化所确立的认知视角、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实际上塑造了个体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化体现了“韧性”的情感训练，不坚持单方面的“唯积极论”，不追求极端情绪化的“狂欢”，不放纵张扬，不把痛苦的情感视为“恶魔”，逃避千里。中国人民一向尊重“荣辱不惊”，认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都有一定的价值。积极的情绪当然是好的、愉快的和令人振奋的，但也应该加以防止。”乐极生悲”，保持警惕，更加谨慎。没有必要去看谈虎色变“当遇到负面情绪时。适当的反应可以转化为鼓舞人心的动力和逆境的崛起。

。自我独立动机明显弱于社会化动机。个人幸福感不是用个人的“索取”和“独占海盗”来表达的，而是取决于这种关系中积极因素的实现程度。当个体在积极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实现自我时，幸福就成为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相反，即使个人因为满足狭隘的兴趣体验而感到快乐，这种“幸福”也可能被社会观念排斥和谴责，成为社会秩序中不可接受的内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题主张社会个人成就薄弱，自我原子化的积极状态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内容。所有阻碍实现弱势社会个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积极状态的消极力量都是不快乐的推动者和制造者。这种“纯粹”式的幸福服务于个人，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鼓励的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是社会所肯定和鼓励的。这样的个人成功在核心价值层面没有长期立足点，由此产生的个人幸福也将被视为自私和不完整。社会秩序或部分社会秩序下的个人幸福是可靠的、有意义的和公认的，因为这种个人幸福不仅满足个人目标，而且更明确地符合非原子人际利益，维护网络相关个体的共情和团结。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流幸福观。中国文化价值观普遍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中优秀的个人应该具有灵活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应对外部任务。擅长察言观色，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内心世界。同时，他们应该以温和的个性而不是张扬，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和要求，追求利益，避免偏执。在敏锐应对关系网络的体验中，自我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塑造，促使个体形成强烈的利益群体归属感。即使一个人在群体中遭受最低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也会在生活中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失败”，进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社会交往的网络关系要求个体自觉地关注和考虑他人的感受、期望或兴趣，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以实现和维护整体秩序。

。这一过程还必须涉及对相关概念的深入解释。鉴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应该从表面上关注“蒂芙尼早餐”转向辩证地确立“蒂芙尼早餐”，从静态固定的属性开始到流动丰富的属性，从对立的坚守判别到重构主体。心理力量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在于其灵活性。有人直觉地认为，某一心理状态的概率所导致的短期结果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内很可能有一个小的概率偏差，另一种是短期内的负面结果可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地辩证地推进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位，可以放弃“极化”和“固着”的思维。它的价值还在于解释幸福的灵活性而不是机械性，创造机会而不是判断，体验幸福的间隔而不是两个维度。另外，它需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心理力量在对抗的过程中，它可以处于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张力”范围内，也就是说，它可以激发和推动个人发挥“主体性”的功能，适当辐射和保持不同的心理力量，争取优势地位。事实上，极化中的非此即彼思想模糊和否定了这段时间段两端的心理属性。因此，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两端的心理属性能够相互“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往往密切相关。在表面对立与排斥中始终存在相互依存的转换空间。一杆到底的“固着”思想与辩证立场是不相容的。辩证立场不仅打破了灵活性上的机械歧视，而且摆脱了对心理属性的静态观察，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共生关系中的机遇，从外在的对立发展到深层次的提升，有效地展示了幸福心理学“关系式”和“发展式”的学术取向。简单地区分和分类心理属性是不靠谱“命题”的一种简化做法，这可能导致使用各种方法来保持和保持“证明”的准确性的习惯“命题判断，甚至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使相应的分析工作停滞甚至偏离方向。有必要对心理属性辨证的命题进行判断，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初始阶段。辩证命题判断并不具体判断心理力量的性质，而是在仔细判断自然表现的同时，特别注意发现自然转化的机会，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判断“反转”的原始命题，并在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判断，明确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表面形态和深层功能的统一目标。

。西方文化提倡个人权力。个人往往从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出发，跨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神圣的权威。每个人都以“被命运选择”为信仰，强化自己的能力、意义和价值，并将其奉献给自己的绝对权威。社会关系只是一个平台。接受自我和忠实实践“命运选择”是个人幸福的最真实状态。然而，服从社会秩序和遵守社会目标是中国幸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在调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能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地凝聚了团结、完整、和谐的价值观。一体化中的民族团结观念在现实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比个人获得局部利益更为重要。如果个人有限的观念不能服从群体的安排，就很难和不稳定地达到预期的效果。暂时的个人满足感只是个人利益的短期实现，而不是幸福的本质。“变化的概念使中国人对人和事有一种开放和流畅的理解……换句话说，人会根据情况而变化。”[11]在精神层面，幸福总是放在对密切相关的“他者”目标的满足上。因此，在生活中，有些人会因为盲目而固执地向往和追求“最后一顿饭”的幸福而迷失方向，感到幸福遥不可及，却加深了生活的烦恼和精神的负担。空虚的幸福是不存在的，纯粹的幸福是难以长久的。寻找幸福的真谛是指在获取人生意义或某个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一种自然的、附加的情感体验。

，甚至可能会在道德维度上提升一定程度的文化压力，加强对幸福的比较批判，创造价值利用虚假的幸福感，错误地贬低所谓缺乏幸福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和道德标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体现在幸福观上，其中蕴含着相对主义独特的内涵。在心理状态的比较判断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提升的幸福感并不是基于实在化的物质指标和欲望，也不是基于“蒂芙尼早餐的成功和影响。被困在实在化的量化标准中”而“蒂芙尼早餐”的感官展示，很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另一面，让幸福的目标成为“负担”因此，促进幸福的重点应该是突出相对主义的生命价值，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绽放自我进取的精神，以冷静的态度接受各种生活，中国文化幸福观的价值优势也体现在传播过程中表达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强调通过合理适度的社会比较和比较，审视人们完成人生义务和责任的程度，从而使人们的幸福目标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实现一些人试图以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名义缩小这一差距，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不仅幸福失败，而且差距还会扩大，更多的失望会自发产生。个人生活环境的社会观念往往会产生影响，这无形中确立了对幸福的追求f绝对幸福作为生活范式，甚至成为社交焦虑。然而，这种社会观念的追求幸福往往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这使得它在幸福的概念、实现幸福的途径和体验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在中国文化中，幸福从来不是用个人拥有的绝对客观条件来衡量的，也不是他们僵化的衍生物。客观的“完美”并不等同于主观的“幸福”，主观的“幸福”并不一定需要客观的“完美”。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不需要通过面对现实情况来完成，也不需要总是纠结在一起，或者在完全消除对现实的不满之后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放置。

。周围的特定环境需要确保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身体免于饥饿和寒冷，心理免于孤独，处境免于危险。上述需求得到越充分的保证，个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人们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物质，充分规范和落实法定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保障的程度和覆盖面。只有社会全面进步，人们才会有更强的生活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人类进入国家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国家中，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择幸福作为共同生活的理想幸福的文化要素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幸福必须包含积极的情感状态。它向丰富多样的外部世界开放。因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体验的程度存在区间差异，但幸福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体验必须植根于现实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必须生动地演绎出适合与不适合的复杂表现。由于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幸福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品牌。

的幸福体现在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和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第二，情感。以目标实现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个人性格和精神转化的反复锤炼，并将幸福融入到自我完善成就的实现中。以过程愉悦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对自我完善成就的偏好个人情感和精神消费，并将幸福嵌入破碎的自我等级评价中。无论幸福功能的分类指向何处，幸福的主观状态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在认知方面，个人应该认同自己的幸福的合法性和意义感WN生命，为价值维度奠定了基础，以识别自己的生命之美。情感上，个人基本上应保持积极的心理感受，即内心体验与生活意义的总体方向相一致，并结合自助和帮助他人。依靠卓越的认知和情感力量，建立有序可控的生活节奏，打造强势的行走方式动态循环。一般来说，虽然生活中的事情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甚至是应接不暇，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健康的生活，不断丰富的积极情绪也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前进的动力。通过“胜人一筹”，更突出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更具弹性的心理韧性，“海纳百川”更开放的体验接触，必将使个人面临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接近幸福的状态。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应以中国人朴素的生活智慧为基础，探索中国社会巨变中人们心理生活属性的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换，遵循中国悠久文化的真实内涵，而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优势，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个体自我调节的和谐平衡，是幸福能力的重要概念。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一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幸福观，倡导“大我”，体现“关系”，宣传“合力”，支持“蒂凡尼早餐”，并已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营养之源，人民是源远流长的强大精神动力成长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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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扩大化、泛化趋势，即将人的整体素质仅分为身心两种，将除生理素质以外的一切因素统统归之于心理素质这一概念的范畴之中。诚然，德、智等方面的素质都得以心理素质为基础，体现着心理素质的功能，但其间毕竟有着一定的区别。这一界定实际上混淆了心理素质与其他素质的界限，在实践中易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所独有的目标。内容。功能的模糊乃至丧失，使人们误以为德育和智育实际上就可取代心理素质教育，因而不利于心理教育实践。

其二是，将心理素质狭义化，即将某一具体内容的心理教育等同于系统、全面的心理教育。诸如，视心理素质教育就是自信心培育，或承受挫折能力的训练，或心理卫生教育等。这些内容无疑都属于心理教育的范畴，但不宜将其中某一子系统与整个系统相等同。如果在心理教育实践中厚此薄彼或单打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难以发挥心理素质教育应有的功能。

其三是，视心理素质为所有心理现象所具有的水平、层次和质量。这一观点无疑是符合心理科学的。但鉴于心理现象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并且对心理现象的要素的理解、划分尚未完全统一，客观上各种心理因素本身所具有的教育的可能性及价值大小也不同，在心理教育中，有必要视其可能性和价值大小确定重点方面。

心理素质是心理教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心理素质教育的实践，也事关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因此，心理素质的界定首先必需符合心理教育学的基本要求，注意处理与其他教育内容的关系，避免泛化或片面化；其次必需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心理教育实践，同时还应兼顾社会对人的心理方面的现实要求。

基于此，笔者认为：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心理能力，心理动力、心理健康状况及心因的水平或质量的综合体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应从其性格品质的优劣、心理能力的强弱、心理动力的大小、心理健康状况的好坏，以及由心理因素引起的行为表现的社会适应与否这五个方面全面评估。

性格品质是指人在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如，对自己的态度是自信还是自卑，自爱还是自弃，进取还是退缩；对他人是宽容还是计较，温和还是粗暴，合群还是孤僻；对工作、学习是喜爱还是厌恶，勤奋还是懒惰，认真还是马虎，负责还是塞责，踏实还是轻浮等；在情绪方面是乐观还是悲观，开朗还是抑郁，稳定还是易波动，强烈还是宁静；在意志方面，是有目标还是盲目，自觉还是冲动，自制还是放纵，勇敢还是怯懦，果断还是寡断，镇定还是惊慌，坚强还是脆弱，有恒还是无恒，灵活还是死板；以及在认知方面的特征和对待集体、社会的态度等等。性格品质在人的个性中具有核心意义，不同的性格品质对自身及社会的价值上存在质的差别，有优劣之分，将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其他方面。例如，一个人是自信还是自卑，这一性格特征直接制约着心理能力的培养和心理动力的激发，影响心理健康及行为表现。因而它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内核。但同时，它的形成又是在心理能力的训练中，在心理动力的促动下，在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下，在行为结果的反馈中逐步强化、积淀而成的。

心理能力主要是指一个人在认知和心理适应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在认知方面包括感知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注意能力、创造能力等。心理适应能力包括许多方面，主要为：适应客观的自我意识能力，如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及自我接纳能力；适应自我发展所需的自我定向、自我设计、启我激励、自我监督、自我扬弃、自我表现的能力；适应他人所需的知觉他人、理解他人，人际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适应社会所需的社会知觉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竞争及协作能力；适应生活与环境所需的自理能力、应变能力、决策能力、承受挫折能力、情绪调适能力、心理保健能力、行为自控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形成当然是综合素质作用的结果，但首先离不开优良的性格品质、强大的动力、健康的心态及良好的行为习惯。其强弱又反作用于心理素质的其他方面，并直接制约行为表现。例如一个情绪调适能力强的人，更易形成开朗的性格和稳定而愉快的心境，产生积极的内驱力，避免许多痛苦、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障碍，并引发积极而适当的行

为表现。

心理动力是指由个体的需要、兴趣、动机以及信念、理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个性心理倾向所产生的，来自主体自身的驱动力。它既有动力大小的量的水平差异，同时，因其行为的目的指向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于自身或社会，因而在考察其心理动力大小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其动力所指方向是否适当。心理动力是一个人的性格优化、能力强化、心态健化、行为良化的内在力量源泉，它对于性格的塑造、心理能力的训练、心理健康状况及行为积极性可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同时，心理素质其他方面以及人的整体素质，又会对心理动力的大小产生强化或弱化的影响，特别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高层次的个性心理倾向和思想道德素质左右着心理动力的目标指向。

对于心理健康的标准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我们仅以心理健康的最起码的要求作为标准来衡量。即看个体是否存在情绪、认知、性格缺陷等方面的心理障碍，有没有心理疾病。性格健全、具备必要的心理能力、行为适应良好、内在动力强大而又积极，这些既是心理健康的条件，又是心理健康水平高的标志。而心理健康水平低下正是心理素质不良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心理健康状况又直接制约心质、心能、心力等方面的心理素质的提高，并直接导致行为表现，决定行为适应与否。

心因是指直接由个体的心理素质及心理健康状况所引发的行为表现。此外，人的行为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环境压力所导致的被动服从行为。心因表现的适应与否是一个人心理素质高低与否、心理健康与否的外在体现。而心因所带来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品质、心理能力、心理动力及心理健康。这里的适应一方面要看其是否适应社会及环境要求，另一方面要看一个人的自觉的行为表现是否与其年龄及特有角色相符合。

综上所述，广义的心理素质的五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互为基础和条件的。既可互相促进而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互相制约而陷入恶性循环。其中性格品质是最基本的、长期发挥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居于最基本的位置。心理能力是心理素质的直接体现，是主干成分。心理动力是心理素质中最活跃、影响最直接也最全面的因素。这二个方面构成狭义心理素质的结构。而心理健康水平是狭义心理素质高低的内在标志，心因表现则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是狭义心理素质高低的外显标志。由于心理健康水平及行为表现都与其他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反作用着狭义心理素质的各个方面，因而也应将这两个因素纳入广义的心理素质结构体系之中，以利于心理教育实践。在心理教育中，应将性格品质培育、心理能力培养、心理健康维护、心理动力的激发及行为表现的引导统一起来全面实施，以便形成合力，发挥出整体的心理教育效能。

心理素质各方面不仅内部存在相互的联系，而且与其外部的其他素质也存在密切关系。相对说来，心理素质居于人的整体素质的核心，其各方面分别构成其他素质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性格品质中包含着个体对他人、集体及社会的态度，而这些结果直接决定着人的道德行为表现，反映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另一方面，一个人其他的性格特征也会间接地影响其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比如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产生过激行为，从而违反道德规范。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在自身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更易表现出自私、甚至损人利己的非道德行为。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会目光短浅，难以形成崇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反之，一个人有良好的性格品质，就更易接受科学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的教育，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良好的性格品质是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性格品质的培育。优化，是心理素质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也是心理素质教育与德育的最直接的结合点。

心理能力包括智力与心理适应能力两大方面，其中的智力及其开发和利用，直接影响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成为其基础和条件。心理适应能力在制约个体的社会适应的同时，也制约着对自我的适应及发展，成为一个人在充分实现自我的同时顺利地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心理适应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个体心理社会化的进程顺利与否，因而是个体社会化的心理基础。

心理健康是人的整体健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是身体疾病的原因。如心因性疾病的产生与性格的病态、情绪障碍、心理能力的缺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因而心理健康是人的整体健康水平提高的基础。

心因是一个人现实行为表现的组成部分。如果心理素质良好，心理健康，那么适应的心因就增加，被动服从的行为就会减少。心理素质和以之为基础的其他素质一起，共同制约着人的行为表现，决定着其社会适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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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焦虑 测量 比赛

Keywords: anxiety measurement match

作者简介：张作舟 ，硕士，衢州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讲师。翁小红 衢州市鹿鸣小学

一、焦虑的概念

1.1 概念

焦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也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焦虑指由于不能克服障碍或不能达到目标，而体验到身体和心理的平衡状态受到威胁，形成的一种紧张、担忧并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

1.2 焦虑的类型

焦虑有不同的种类，其中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这两种分类系统在体育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

Sigmund Freud 在《危险信号理论》一文中对焦虑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认为焦虑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将焦虑区分为短暂的情绪状态，即状态焦虑和稳定的人格特质（即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是一种短暂的情绪状态，特点是由紧张和忧虑所造成的一些可意识到的主观感受。特质焦虑则是一种人格特质，即在各种情境中产生焦虑反应的情绪倾向和行为倾向。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在何种情境中都预先具有一种以特殊的焦虑反应方式和焦虑反应程度来对待事物的倾向，从而显示出多种情境中焦虑反应的一致性。

1.3 焦虑的测量

随着人们对焦虑的认识不断加深，测量方法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Spielberger曾在特质说和状态说的基础上发展了《特质―状态焦虑量表》。运动员的焦虑问题早期研究阶段，Marters在当时有关焦虑问题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制定了测量特质焦虑的《运动竞赛焦虑量表》(SCAT)。后来，为了发展焦虑的多维度理论，Marters等人在SCAT基础上又制定了《竞赛状态焦虑问卷》（SCAT-2 ）。我国的祝蓓里在1994 年将SCAT-2 进行了翻译和修订以在中国使用。尽管焦虑的多维度理论及其测量工具得到广泛认可，但张力为认为，社会评价压力是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下考察焦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双重特征，他提出，可由自信、躯体焦虑、个体失败焦虑和社会期待焦虑5个因素组成赛前情绪模型，他还根据此模型发展了《赛前情绪量表―T》。

二、焦虑与体育运动

2.1焦虑与比赛成绩的关系

关于焦虑与比赛成绩的关系，首先提出倒U假设。倒U假设是一个关于唤醒和成绩关系的早期模型，该模型认为，唤醒程度和成绩之间关系呈倒U形，即成绩随着唤醒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唤醒程度增加到一定高度时，成绩就开始下降。倒-U模型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支持。在倒U假设的基础上，马滕斯于1982年提出多维焦虑理论。该理论认为，焦虑在特性上是多维的。由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构成。认知焦虑是焦虑的心理成分，而躯体焦虑是焦虑的生理成分。结合运动实践马特斯又将竞赛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自信心三个方面。多维焦虑理论对焦虑与运动行为关系进行了如下假设：在认知状态焦虑和运动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线性关系；在躯体焦虑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在状态自信心与运动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线性关系。

随着研究的进展，Fazay和Hardy将突变模型引入运动心理学．根据该模型，认知焦虑是一个偏向因子(bias fac―tor)，对成绩的动态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当认知焦虑较低时，唤醒的改变对成绩的影响较小，比赛成绩与唤醒的关系似一条柔和的倒U 形曲线；当认知焦虑较高时，比赛成绩与唤醒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唤醒对比赛成绩的正或反的影响取决于唤醒水平的大小．当唤醒水平太高时，比赛成绩会急剧下降，即呈现突然性的跳跃或突变．突变模型指出，调节运动员情绪状态时，必须控制好认知焦虑，因为在认知焦虑较高时，对过度生理唤醒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2.2 焦虑与感知比赛重要性的关系

运动员的赛前焦虑是即将到来的比赛压力所唤起的一种运动员的身心反应，常伴随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因而会影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当运动员感知到比赛结果对自己很重要，而比赛结果又不确定，这样运动员就会在赛前感受到比赛的压力，运动员知觉到比赛对自己越重要，所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在比赛压力之下，赛前焦虑产生就不可避免。

三、结论

综上所述，自我妨碍、焦虑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对自我妨碍和焦虑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自我妨碍对成绩会产生影响，对比赛成绩也会产生影响；感知比赛重要性又会影响个体是否采取自我妨碍的行为。焦虑作为个体不能克服障碍或达不到目标时体验到的一种紧张、担忧、恐惧的情绪状态，通过消耗运动员体能、干扰运动员的思维能力对比赛成绩产生影响。自我妨碍对焦虑有一定的舒缓作用，而较高的感知比赛重要性会让运动员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的情绪。可以看出，自我妨碍、焦虑、比赛成绩、感知比赛重要性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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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8

2013年是社会化媒体全面席卷网络的一年。社会化媒体作为能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强调参与性、公开性、社区化、联通性，使个体间的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与呈现。在这个拟态环境下，个体的心理必定会受到冲击，在很多方面发生改变。

1 社会化媒体

1.1社会化媒体的定义

社会化媒体也可称为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社交媒体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爆发出令人眩目的能量，其传播的信息已成为人们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不仅制造了人们社交生活中争相讨论的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更进而吸引传统媒体争相跟进。

1.2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现状

社会化媒体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国际上社会化媒体的巨头facebook，2013年Q3财报显示，该网站目前月活跃用户总数已达11.9亿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

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发展也是相当迅猛。根据人人公司的2013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人人网月独立登录用户已经增至 5000 万，累积激活用户增至 2 亿。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81亿。而据腾讯内部人员透露，社会化媒体的后起之秀――微信用户数量目前已经突破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过1亿，国内用户超过4亿。微信自推出以来，其用户数量增长就相当快。

由以上数据可见，社会化媒体的用户越来越多，所以研究社会化媒体下的个体心理变化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1.3 社会化媒体与个体心理的关系

个体心理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个人所具备的心理现象，概括起来可以分成认知、情绪、情感与动机、能力与人格等三个方面。

200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对社会化媒体曾做出过界定：从使用角度来看，社会化媒体是人们建立的去自我中心化的，以人为基础的网络。

既然社会化媒体要以人为基础，那么，它与使用者的个体心理之间必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化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现代人的社会关系在拟态环境中予以复活。社会化媒体上的“关注”模式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他人在场”感，从而打造了出一个“时刻被凝视”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群体意识或社区意识，但是人们也能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点对点传播，而是处在一个由许多人际关系链条构成的社会网络中。

正是由于社会化媒体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其对使用者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与动机、能力与人格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2.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个体心理的变化

总结起来，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个体心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趋同心理下，个体从众行为加剧

海德的平衡理论与纽科姆的对称模式可以在微观的人际互动角度解释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从众心理。 1958年，心理学家海德（F.Heider）提出了“认知平衡理论”，又被称为“P-O-X理论”，P与O各代表一个人，X是第三者或态度对象。每两者之间产生关系，以符号“+”表示正的关系，以符号“-”表示负的关系。现将上述的P--O--X的关系列成图解形式，不同关系组合最终形成8种不同结构，其中第一行4种是平衡的结构，第二行4种是不平衡的结构（判断三角关系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其根据为：平衡的结构必须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正；不平衡的结构必须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负）。见下图（P-O-X关系形式）：

P-O-X关系形式

平衡理论假定P-O-X之间的平衡状态是稳定的，排斥外界的影响，不平衡状态是不稳定的，并会使个人产生心理上的紧张。消除这种紧张感，就必须有人产生态度改变，这意味着认知者P要么逆转自己对认知对象X的原始态度，要么改变对O的态度，而态度改变遵循最少付出的原则，最终恢复平衡状态。

后来纽科姆又把海德关于认知主体自身的认知平衡理论扩大到人际互动过程和群体关系，发展出“对称模式”（如下图所示），他认为和要想维护A与B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保证A-X与 B-X 这两条边对等的关系。只有维持如此对称的等腰三角形时才能达到认知的平衡。

纽科姆对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相互之间的感情、态度、信念有一定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人们的认知系统有趋向于某种一致性的倾向。当个体与群体内其他成员认知出现不一致时，便会在“趋对称压力” 下产生认知失调的焦虑，促使个体努力改变态度以恢复认知平衡。而越是有凝聚力的群体，越是对内部成员有很强的“关系限制” ，使成员觉得留在群体中的重要性超过了正在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从众的可能性。

纽科姆的A-B-X对称模式

社会化媒体上的“关注”模式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他人在场”感，使人们时刻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点对点传播，而是处在一个由许多人际关系链条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可以说SNS技术是网络社会现实化的转折点，它增强了虚拟群体对个人的影响与制约作用，使用户个体被驱赶进不同关系组合的小圈子群体，使个体会不自觉地以群体成员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进行互动。此时，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变得更加重要，而他们作为独特个体的个人认同变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便会出现“群体思维”和在其引导下的个体独特行为模式。

所谓从众实际上是个体一种去个性化的行为，是个体在真实或想象的团体压力下改变行为与信念的倾向。而社会化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现代人的社会关系在拟态环境中予以复活，一个个小的关系网成了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载体。当信息在关系网中流动时，人们接收到的不仅仅是事实信息，还有在关系网中不断积聚的价值评判和态度表达，个体为了降低认知不平衡所带来的焦虑，在关系网约束下个体更愿意沉默地转发、附和而不愿提出异议。这种情况下，本该提供更多样化的话语表达的社会化媒体，却发出了更加一致的声音，这就是群体压力下，个体心理趋同，从众加剧的表现。

2.2社会比较催生个体幸福感改变

昨天是海边度假，今天是高档餐厅的牛排，明天是一张锥子脸自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看朋友圈里朋友们“晒”的内容成为一些人必须完成的任务，而看这些的同时，个体的幸福感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朋友们在吃什么、玩什么、用什么；自己又在吃什么、玩什么、用什么，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个体和他人的生活细节暴露在外，使个体对他人和自我的认知都发生了改变，社会比较不可避免。社会比较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个体的幸福感发生改变。若朋友们生活得都比自己更富有，更舒适，那么，个体的幸福感就会急剧下降；反之，则个体的幸福感就会提升，这和与穷人为邻你会更开心一个道理。

2.3社会促进/社会抑制作用下个体心理独特性丧失

社会化媒体创造出一个无时无刻都被他人注意的环境。社会化媒体上的“关注”模式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他人在场”感，这种在场即便是“仅仅在场，不做评判”也同样会产生“社会助长/阻抑作用”。社会助长是指人们在有他人旁观的情况下行为表现比自己单独进行时好的现象，但这种助长作用还与任务的复杂程度有关，即在复杂的脑力活动中，群体情境对个人有干扰作用；在简单机械活动中，群体情境对个人有助长作用。社会抑制是指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加以评价，而被看成一个整体时所引起的个体努力水平下降的现象。

一般来说理性的、有逻辑的讨论应属于复杂的脑力活动，但在社会化媒体的群体情境中，却很难实现，即使偶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也注定会被淹没在一片情绪宣泄的喧哗之中。如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所说，“我们既无时间也无机会进行密切的交流。我们留心的并不是某个众所周知的类型所具有的特征，而是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所以，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各种热点话题讨论只不过是沦为简单的机械活动。这种情境下就助长了个体总是急迫地在每条信息中找寻自己熟悉的言论，去跟帖，去随声附和，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懒得再做进一步的了解与思考；同时，也抑制了个体的独立思考，个体心理的独特性已不在。

2.4自我展露过度催生个体自恋心理

所谓自我展露是指个体把有关自己个人的信息告诉他人，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信息。无疑，自我展露是发展亲密关系的有效方法。

在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今天，自我展露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看看那些所谓朋友、亲戚最近都有什么琐碎的事情发生曾经也是一种乐趣。然而，最近的社会化媒体使得这些人一天十几次的更新他们的状态想法照片。乐此不疲，甚至近乎癫狂的陷入这场竞争之中。从家长里短到衣食住行；从兴趣爱好到人生感悟；从私密照片到情感经历……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而过度的自我展示则催生了个体的自恋心理。

“大家快来看我！”――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个体自恋心理的体现。从论坛和博客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各种“做秀”，在微信等新的社交媒体上更加如鱼得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埃丽亚斯（Elias Aboujaoude）指出，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让我们变得更加自恋。除了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让自恋者有机会展示自己之外，也有大量的资源能够为自恋者提供帮助。

研究人员主要从自恋型人格的两个行为失调现象进行判断――过高的自我表现欲望和自认理所应当的特权感。有过高自我表现欲望的人会在Facebook上积累许多好友，而自恋人格指数和用户的Facebook活动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尽管“晒”生活的人们都喜欢把“分享”放在嘴边，但其实对与那些热衷“直播”自己生活的个体来说，一切只是自恋心理的表达。

3.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的迅猛发展，在给个体带来海量信息和便利的同时，也对个体的心理产生着很大影响，使个体心理趋同加剧，从众行为加剧；个体心理的独特性逐渐丧失，表现出去个性化特点；社会比较，使个体幸福感下降；在过度自我暴露的情境下，个体自恋心理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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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Rupert Brown.群体过程.胡鑫，庆小飞译.方文审校.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篇9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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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人成长经历。个人成长经历的内容通常包括个人的一般资料，如年龄、文化、出生地、家庭情况等；个人成长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件记述等；个人的自我描述等。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酌情添加其他内容。

1.2 官兵认知特征。认知特点的考察对于一些技术性强、训练淘汰率高的岗位尤其重要，可以帮助提高训练效率，减少训练中的失误。认知特征比较稳定，随时间变化不大，测量结果具有长期的参考价值。

1.3 官兵个性特点。建立这一部分档案可了解个体的个性特点，如，气质类型、性格倾向等，为军事管理、军事任务分配提供依据。由于个性特点相对稳定，测量结果在一到两年内参考价值较大。常用的个性测验工具有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测验（16PF）和艾森克人格测验（EPQ），推荐使用16PF作为个性评估工具。

1.4 官兵训练学习的动力状况。官兵训练和学习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训练和学习的动机不强。动机是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较稳定的学习动机，才能保证学习不断地进行。

1.5 官兵社会交往状况。如果一个人的社会交往出了问题，容易导致其产生退缩、孤僻等社交障碍，严重阻碍个体的正常心理发展。军队强调集体生活，非常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矫正那些不擅与别人交往的官兵。

1.6 心理健康。建立这一部分档案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日常军事管理和心理健康保障提供依据。一般而言，16PF（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和EPQ（艾森克人格测验）的结果，就可以提供一定的心理健康状况信息。这类测验需要在没有明显和个体利益相关目的的条件下进行。

1.7 建档记录。本部分内容至少应当包括：施测时的目的，组织建档和测量时机，参加建档的人员，组织测量的方法，使用的测量工具和选择理由，个体测验时的特殊表现等，建档人员还应根据当时的总体印象对结果真实性进行评价，用百分制记录在档案中。

2 建立官兵心理档案存在的困难、解决途径和过程

心理测验结果的真实性受被测者影响比较大，为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心理测验结果，要注意：①控制测验对象，组织同质人群参加同批测验，不同质人群应分批建档，一般来说，自上而下建档会有更好的效果，可消除上级人员的好奇心，避免对其下级的干扰。②控制测验环境，避免测验中受测者的相互影响和无关人员影响。集体测评一次人员不应超过100人，且座位不宜相距太近，避免相互干扰。用投影方式呈现问题时，切换速度要适当，应先快后慢，并须考虑受测人员的阅读理解能力，避免无关人员的走动、巡查或指导。③应选择适当的测验时机。一般来说，在被试者熟悉环境前完成的测验真实性较好。④心理健康测验应在与个体利益无关或明显对个体有利的目的下进行。⑤对个体来说，测验结果具有私密性，在某些利益相关的测验条件下个体可能会有保留。如果测验结果可能影响个体利益，建议先进行能力测验，紧接着进行个性测验和心理健康测验。⑥考虑到心理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心理测验结果具有时效性，需要及时更新才能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⑦加强建档过程的记录，这对心理档案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制定建立官兵心理档案的原则

建立官兵心理档案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科学性原则。对心理现象的把握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循严格的操作程序，对测量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2.系统性原则。测评工具选择和使用保持一致性。3.发展性原则。随时补充、调整和更新，把能反映官兵最新心理变化与状况的资料及时充实到官兵心理档案中去。4.保密性原则。官兵不愿意公开、不利于官兵心理健康发展的和违反心理咨询工作原则的心理档案内容必须严格保密。5.教育性原则。把建立官兵心理档案视为教育培养官兵的一个重要环节。6.经济性原则。在建立心理档案的过程中，力求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获得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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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转型社会；社会心理；研究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

作为受到世界社会科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国化的社会转型，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转型路径，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科学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需要结合过去与现在进行分析，将问题放置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层面上。强调关注转型社会过程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有学者指出，研究社会转型最常使用的范式是私有化、世俗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而中国喜欢将转型视角用来进行研究。然而，我国社会转型研究却很少有人对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接触学习的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把美国心理学体系看作普世化良药，并没有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符合国情的问题，对概念进行提炼，对理论进行拓展等。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之外。莫斯科学者维奇曾指出，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和理论内容是结合自身紧急的社会问题存在的，并没有真正在实证的研究以及理论的构建方面取得进展。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取得的成绩除了在方法技术上，还有就是被当作科学探索对象的社会化心理学语言。所以，如果我们抱着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心情查看美国的文献，只是抽象化地解决美国的问题，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科学领域研究中，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真实环境。对社会心理研究较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总是乐于将研究停留在群体或个体的层面，缺乏对宏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奥尔波特曾指出，社会心理学试图对他人如何从情景暗示、实际情况、想象情景等方面对个体行为、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进行解释。也有学者指出，个体心理学包含了在整体意义上和本质上的群体心理学。莫斯科学者维奇认为，大多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否定了存在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的相加，应当排除社会放置在行为中的想法。他用社会科学囊括社会化心理学，但大多数研究者却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表现的行为来研究，并将其视为行为科学。阿布拉姆斯和豪格曾提出，形成社会化心理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还原主义者将个体心理视为社会心理。由此，对于转型社会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现状着手。

二、社会学与个体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起源之初就存在整体和个体两种社会学，前者是对于社会整体的关注，后者是对于社会个体的关注。马克思、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社会的运行规则、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性质方面进行研究；米德、韦伯、帕累托等人对社会集体中行动的差别、社会成员、社会运行规则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双重范式”的转变之路导致两种社会学的行动产生，一种主要强调态度、动机和意图的心理理论社会；一种主要强调符号、惯例、规范和价值的文化理论社会。利用行动文化面对社会群体、行动群体等形塑、改变和建构联系进行理解并能解释。由于这样综合文化的性质很难进行明了解释，用语言和经验难于表达清楚，因此常被称作社会化的厌倦、不适应、情绪、气候、乐观主义等。

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

关注社会与人情景交互过程。20世纪90年代，爱德华•罗斯和威廉•麦独孤相继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丛书，奠定了社会学心理学基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社会心理对所属的政治制度的制约作用等。同时，不同的地域风俗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反映在法律、政治体制等许多方面。思想家爱尔维修以教育、社会政治与道德为角度研究民族精神和性格，反映社会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致性，以此研究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化变迁而改变。19世纪中叶，哲学家黑格尔首次系统地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范畴研究了社会心理，他认为整个自然、精神的世界具有动态性，并试图揭示运动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从哲学体系中探索社会心理，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看做是内容十分丰富的两个层面，把社会心理看做历史的、有机的整体结构，从多个层面系统地研究社会心理。墨菲曾指出，社会心理学一边是强调个人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一边是强调团体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梳理时，启发了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和解释，利于继续研究和继承社会心态。威廉曾说，在人类的聚合和互动过程中会产生群体心智，而这有别于个体心智，是真实意义上存在的。塔德则认为，在社会中的模仿和发明是由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这样的观点在现在学者看来是在传播和扩散社会心态，它的实质就是模仿。现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勒温提出，社会心理学必须建立在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上，而拒绝缺乏根据的研究。而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公共治理程度、贫富差距、体制乏力等现象不容小觑。针对诸多社会性问题，许多学者也分别从政治体制改善、公众幸福感、满意度提升，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调和以及群体、民族关系提升，危机处理预警机制以及社会矛盾和网络集群行为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提出要将社会心理问题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同时，加大社会心理学研究力度，从实际操作和应用角度实施关注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当前的社会普遍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不排斥诠释方法和实证论的手段上，而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范式需要不断探索、研究，对于当下的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才有意义。

四、关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结构

社会心理稳定性的特点分为四个结构，包括变动性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的社会心态、超稳定的社会心态和稳定的社会心态。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心态，既能够出现明显、快速的变动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比如，在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和态度等评价性和情境性的内容之中；也可以沉淀在某个稳定的时间段之内，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内容，如社会的信任和稳定等；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则是变化非常地缓慢，比较稳定的阶段。社会性格是社会心理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影响社会心理的这四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影响的，从开始到现在展现的是逐步内化了的过程。

五、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心理优化建议

1.完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完善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是成熟的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期间尤为重要。社会转型期，个人在经历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心理调适失败，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现象。如果缺乏必要的心理疏导干预，容易引发个体无限放大消极情绪，并且寻找极端释放手段的行为。例如，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政府是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的关键角色。组织有效的心理治疗和疏导机构，建立预警机制，系统地制定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抑制社会心理问题的发生。

2.合理、公平的资源分配社会心理问题多

由公平感的满意度缺失产生。这其中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引起的不公平感，需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公民正当的合法权益，高效、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价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劳动力结构，合理布局、增加就业岗位。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资源合理利用，逐步弱化不公平感，从实际角度控制消极情绪的产生。

3.加强文化思想意识建设，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文化思想意识的统一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舆论宣传建立核心思想价值，强化理想信念，可以有效地强化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开展易实施的教育课程，加强对病态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心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人们认知过程的重新构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基于实践基础得出的，要有理性的依据作为支撑。通过有效的宣传，可以加强科学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导向性和凝聚性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人的行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意识。最终，从情感上形成凝聚力。

六、结论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人们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社会转型也就变得势在必行。在大量的关于转型社会资料研究面前，却极少有人提到转型社会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本文阐述了社会心理研究的范式及其所具备的特征，对有作为的学科著作进行分析，强化了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宏观的社会心理研究是在群体论消失20多年后产生的，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表征理论，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表现等，得到一些启示。对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须从实际面临的现代问题进行解释，需要从社会着手，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改变的，是放置在社会的转型中，是这个时代情况的反映，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影响起到了促进作用。怎样建立良好的社会心理，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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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05.199

犯罪人格，其结构和成分特征与正常人存在着显著差别。当影响犯罪的外在因素作用于具有犯罪人格的个体时，该个体较一般人更容易产生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

1 人格与犯罪人格

人格即个性，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主要包括：完成某种活动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性格；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即动机、兴趣、需要、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错综复杂交互联系，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个性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人格是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由特质和倾向性构成，它们决定了个体行为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

犯罪人格的研究是犯罪心理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根据素质论观点：犯罪人格被看作犯罪人特有的异于正常人的人格，是由先天素质决定的。此类理论有遗传理论、体质理论、智力低下理论和人格障碍理论等。精神分析论则用无意识的观点来解释，主张犯罪人格是由人的本能决定的，认为婴儿生来就是犯罪者。上述理论均忽视了犯罪人格的社会性质。西方关于犯罪人格的研究，近年来多数学者从社会化过程来分析犯罪人格的形成，认为犯罪人格是由于人格的非社会化和不完全社会化造成的。实际上，犯罪人格既有其先天的成分，也有其后天的成分，犯罪者并不都具有犯罪人格，犯罪者人格与一般人的人格并无两样，而犯罪人格者虽然不是天生的犯罪者，但至少比正常人格者或其他人格异常者更容易成为犯罪者。

犯罪人格，是指因长期与违法生存方式相伴或长期与违法犯罪人员接触，即由于后天负面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犯罪倾向和犯罪个性特征。

2 导致犯罪人格缺陷的心理表现

任何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具体来说，犯罪就是外在环境诱因和内在人格缺陷相结合的结果。然而那些可以成为犯罪的诱因是与个体的主观心态、人格缺陷分不开的。常见导致犯罪的人格缺陷心理有以下几点。

2.1 敌视社会和他人的心理

对社会环境和他人抱有负面的看法，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报复社会的潜意识。在这种社会态度的作用下，个体不仅难以适应社会，而且还会使其在犯罪时没有心理压力，使犯罪变得轻而易举。敌视社会和他人心理的存在，使个体不用经受犯罪前的心理痛苦和压力，较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2.2 漠视自己的生命和前程

个体敌视社会和他人，表现出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也表现出对自己生命和前程的不尊重、不珍惜，不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甚至对死亡无所畏惧，视死如归，这种缺陷非常具有犯罪倾向。

2.3 缺乏共鸣和移情的能力

共鸣，是指与他人情绪体验的同一性。移情，是指与他人在情绪体验上互换位置，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缺乏共鸣和移情的能力，是人格缺陷的一个重要方面。

2.4 思维偏激极端、相对剥夺感强

思维偏激者往往处事较为极端，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别人相比较感到自己在某方面或多方面被剥夺了而感到不公平的一种心理不满状态，与绝对剥夺相对应。相对剥夺感高的人容易产生意识，导致违法犯罪。

3 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因素

人格的形成是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常人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人格社会化的过程。社会通过满足个体需要，使个人接受该社会存在所必需的行为模式。随着个体的成长，在思想、行为上逐渐接近成人，最后变成一个被家庭与社会所接受的社会成员。这种经由社会熏陶与学习训练而从自然人变到社会人的过程，就叫作人格社会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相伴随而生的，在个体身上发生着两个过程，即反射与内化。这两个过程的完成程度不同则个体适应社会与反抗社会的程度也不同。新生婴儿生活在被人类所规定安排的社会环境中，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他会将所属团体特有的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行为规范等“反射”到人格体系中，经过“内化”形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格社会化的研究，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理论，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论和以柯尔柏格为代表的道德发展认知论等。

犯罪人格作为一种人格，其形成实质上是一个人格非社会化或不完全社会化的过程。犯罪心理的产生与人格社会化程度密切相关，人格的非社会化、不完全社会化和人格社会化的缺陷孕育着犯罪心理的基础。社会化人格和人格的区别，是一般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犯罪人格并非先天遗传。那么，导致人格异化成犯罪人格的主要因素有：

（1）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都会对儿童的人格形成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其中最主要的是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育方法。父母积极的鼓励和民主的态度，以及使儿童体会到亲子之爱，有利于保持儿童稳定的情绪，形成儿童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对人友好的态度。反之，则容易形成人格。希利认为：儿童早期家庭关系中的情绪障碍是犯罪人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2）学校的教育功能对人格社会化程度的有效影响。对学业的不适应，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不融洽容易导致人格的形成。如教师的教学热情和民主作风会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师生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专横或放任的态度，则会降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或者出现任。

（3）特殊文化环境和文化冲突是犯罪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特殊文化是与一般文化相对而言的。例如：在大城市的犯罪者密集区，在贫困和下层阶级的居住区，在边远地区与未开发地区等处可看到的特异习惯、风俗、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就是所谓的特殊文化。在这种文化（亚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其所作所为往往容易具有与大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倾向。文化冲突的概念，最初是由塞林（T・sellin）提出的。他认为异质文化的冲突往往使人格社会化出现障碍，令人无所适从走上犯罪道路。

（4）个人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着人格的社会化进程。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一定的社会意识决定着他的世界观、理想和信念，从而决定着他的行为和目的，影响着他的能力和性格。

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怎样通过控制这些因素阻止犯罪人格的形成，从而减少稳定的犯罪人格倾向和犯罪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4 犯罪人格的特征分析

犯罪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由于不良的环境影响和教育，造成人格社会化的严重缺陷，以致不能适应各种社会关系，导致反复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者具有以下人格特征。

4.1 犯罪者不同年龄段的人格特点犯罪人格者幼年时都有很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他们在家庭发生变故或离家出走前大都表现良好，没有明显的行为问题。青春期前后出现生存性的违法犯罪行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普遍原因是贪图享受、盲目讲究哥们义气、法律意识淡薄、报复、性好奇等，还有任性、自私、学习失败、父母管教方式不当等。成年后，犯罪不断升级。由于他们的基本社会化有严重缺陷，致使他们没有形成进入社会所必需的观念、态度，没有掌握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这种早年缺陷在错过关键期后很难弥补。

4.2 社会认知的偏执性犯罪人格者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已经形成的各种错误观念、思维定式的影响，以偏赅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代替事物的本质，从而导致对社会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基本社会化有明显的缺陷。具有犯罪人格的人大多有过离开家庭、辍学、孤身流浪等经历。导致他们离开家庭的原因往往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家庭缘故，如父母一方去世、有人服刑、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家庭缺乏真正亲情、父母有酗酒、赌博，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等。

4.3 情感的扭曲性

情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感的扭曲性表现为情感的低级性、情境性、易变性、激情性、应急性、偏执性和情感倾向性倒置。犯罪人格者缺乏罪责感和自我否定的情感，往往把自己应负的罪责推诿于社会和他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毫无自责和悔改之心。

4.4 犯罪意志的顽固性

犯罪人格者在进行犯罪活动时，很少有动机斗争，犯罪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缺少恐惧与犹豫，犯罪人在多次犯罪得逞后，尝到了犯罪的甜头，满足了个体的不良需要，从而也养成了犯罪恶习。缺乏改恶从善的坚强意志，表现出犯罪意志的顽固，具有坚持犯罪目的的畸形意志力。

4.5 犯罪人格对惩罚的耐受性作案后没有被及时抓获的所谓 成功强化了侥幸心理，逐渐固化为犯罪人格，犯罪人格对于拘押、受审和刑罚的心理承受能力强，一般的惩罚不易产生顺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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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6-0051-01

一、青年学生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青年学生中逆反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利，现象?原因在哪里?笔者通过对268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历史的原因。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千百年来，在这个封闭稳定的温床上产生了一整套思想观念。如对上司既不满又奉承，对强者既嫉妒又羡慕，对弱者既同情又欺凌，对恶者既仇视又容忍，对自身既清高又自卑等等。当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后，这些思想观念并不随着母体的消失而消失，而是潜存下来，根深蒂固。再加上我们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出现了教育环境中的历史一贯制与社会结构变异的矛盾，从而产生了先进社会制度与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不相适应的现象。

二是观念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社会思潮乃至生活方式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些大量的信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引起不小的震动，给我们古老的国度增添了不少活力。但是也应看到，这些信息中夹杂着不健康的因素，也给人们的思维带来副作用，有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使人心理上发生了倾斜。

三是宣传内容与方法的失误。宣传内容与现实脱离或自相矛盾，朝令夕改，也令人产生逆反心理。近些年来，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了对青年学生的正面引导，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也对青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起到了催化作用。

四是青年学生自身的原因。青年学生自身原因是逆反心理产生的决定因素。人进入青年期，各种生理机能基本发育成熟，在心理上正处在心理断乳期，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又因独立不彻底，增强了对社会的批评性，不管是来自家庭的还是来自社会的教育，都使他们愤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