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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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现状与预测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底达到13.7%，占全球老年人口近24%。

预计到2014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4.37亿，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到2100年总量仍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带来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社会的总消费与总支出会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资金以及证券的支配方式将不同于以往，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2.1.1储蓄角度

根据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人口增长初期，社会年轻人口较多，高生产力带来高额财富，可用于储蓄的资金充足，社会净储蓄为正值；随着年轻人口年龄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随之产生，一方面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社会中可储蓄的资金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减少总储蓄金，甚至使社会净储蓄接近于零。

另外，从家庭角度来说，老年人口越多，家庭养老负担越重，家庭资产配置将发生变化，其中用于老年人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等的支出会显著增多，从而减少商业银行中的储蓄金。从社会角度来讲，对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担心使得现阶段家庭和个人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当人口老龄化阶段到来时，为维持老年人日常消费支出，大量储蓄资金将从金融机构抽离，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周转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与扩大再生产，减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2.1.2投资角度

首先，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从68.55岁上升到71.40岁，2010年上升为74.83岁。可看出我国人口的期望寿命不断提高，家庭数量减少速度不断放缓，房地产需求量攀升。另外，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效果较好的投资方式之一，受到了众多个人以及企业投资者的青睐，也使得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然而，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年轻人口的数量却在下降。2008年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口有2800万人，2012年下降到1800万，新增年轻人口减少了1000万；预计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亿人，远超世界其他国家。这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个极大的危机，住房需求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疲软态势，房地产投资个人以及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银行的呆账、坏账将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信贷融资、房地产保险、房地产证券、房地产信托等众多金融业务将陷入危机，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其次，对家庭与个人来说，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个人财富由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构成，当人力资本价值较高时，购买金融风险资产的行为会增加，而当人力资本价值下降时，人们会主动减少高风险金融财富的持有。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及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会降低年轻家庭数量，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财富下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会下降，这将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2积极影响

2.2.1个人理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个人和家庭的理财方式。目前我国政府为老年人提供政府养老保险，但这部分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应对老年人所需的各项生活支出，人们希望通过购买适当的理财产品缓解压力。随着金融产品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倾向于将储蓄资金分别投资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以分散风险，获得最大收益。这不仅会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且高收益的养老保障，同时促进年金市场、保险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银行开展相关理财产品与理财服务，为金融创新也提供了机会。另外，与其他投资产品相比，债券安全性高、收益较为稳定，符合老年人对资金的需求，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更可满足老年时期较大开支的要求，因此，债券市场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较快发展。

2.2.2行业发展。人口老龄化将大大促进契约型储蓄机构发展。契约型储蓄机构包括各种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以合约方式定期定量从持约人手中收取资金，再按合约规定向持约人提供保险服务和养老金。通过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分析可知，老年人期望在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较高收益。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存款型金融机构相比，契约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较差，但能提供较低风险和较高收益，同时有助于个体在进入老年前做好养老金的规划，避免冲动消费。因此，契约型储蓄机构在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3、结语

有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发展。开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可为金融机构带来利益，优化老年人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民众在非银行类金融市场中投资较少，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这一现象，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对金融市场而言，人口老龄化既可能是一次挑战，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把握好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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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危机与商机并存

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还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到25年的时间便进入欧洲用了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为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记者探访了北京石景山区北重西厂小区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据社区居委会主任介绍，作为一个较早的社区，该社区目前总人口数为3600人左右，而60岁以上的常住老人则为600多人，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6.7%左右。人口老龄化在中国已是一个严峻的客观现实。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指出：人口老龄化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是“未备先老、未富先老”，国家必须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做好准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然而，人口老龄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国家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对众多的企业来讲，更是一座藏金蕴银的大矿藏，无限的商机正等待着企业的开发和利用。由于这个市场的消费主体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于是美其名曰“银发市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12年世界卫生日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真的需要改变对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看法，过去形成的那些观念已不再适用。当一个百岁老人去年成功跑完马拉松时，我们就明白，必须改变对‘老年’这一概念的定义了。”银发老人在向社会贡献其青春年华之后，不但成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而且引发和推动了银发市场的大发展。

据《中国（含全球）银发族服务产业发展研究与前景分析报告》一书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7%，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不少于8000万人。民政部的调查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超过1.4万亿，到2030年将达到13万亿。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陈勇鸣教授认为，“银发产业是中国经济新的内需增长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逐步推进，在老年人人口数量及其收入同时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如果能合理、有效开发，“银发市场”必将大放异彩。

银发市场蕴藏巨大发展空间

岁月催人老，老人需关爱。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一生沧桑之后，老年人都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从家人、社会获得较多的关爱；在时间、精力及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随时寻找机会弥补过去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的消费欲望，尽量给自己安排一个满意的晚年生活。因此，从内容来看，银发市场所涉及到的，并不局限于专属老年人使用的特殊生活用品，如老人床垫、浴盆、手杖、按摩器、治疗仪、测量器、轮椅、老花镜、助听器、假牙、假发等商品。随着老年人市场需求的日渐强烈，银发市场领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可观的商机，如老年社会服务业、老年医疗保健业、老年家庭服务业、老年保险业、老年金融服务业、老年职业培训、老年旅游业等。可以说，银发市场是应“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社会需求而生，不仅涉及适合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康复保健，还包括老年人学习、娱乐、休闲、理财、保险和婚姻等。银发市场成为众多商家瞄准的一块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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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21亿，占全国人口16％。由于过去特殊的人口政策，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呈加速增长状态。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激增，老龄化社会问题特别是健康问题将成立社会焦点问题，同时，这将推动老龄化产业特别是给医药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与我国人口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6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已达13.7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年上升6.29个百分点；与1999～2000年对比，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了1.77个和1.45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加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2025年将超过3亿、到2045年将达到4亿人。

二、老龄化人口疾病特征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各项生理机能逐渐降低，患病几率也逐渐增高。在人一生中，大约80％的医药消费是在最后20年产生的，在医药市场，老龄化人口医药消费占了医药消费总额的50％以上。

据调查，我国老龄健康人口(无重大脏器疾病)占老龄总人口的20％～25％，约82％的老龄化人口均患有慢性疾病。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大多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且所患疾病常不只一种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甚至有的患病多达七八种之多。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多为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抑郁症等。这些疾病都具有疗程长、费用大、难以痊愈等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降脂减肥、维生素、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品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但是我国的医疗保健品市场发展并不规范，很多保健品还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国家规范保健品市场，同时医药企业加大科研力度，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品。

三、人口老龄化给医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老龄化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医药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已超过老龄化人口的三分之一，并且致死率已超过恶性肿瘤位居第一，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老龄化人口第一杀手，其治疗药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销售规模约占全国药品总销售的15％。

老龄化人口的第二杀手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一，目前全世界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中国抗肿瘤药物的消费也有500亿元的市场份额。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是如此，其它老龄人口用药的市场份额也相当地高。

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连续实现了超过4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并且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未来医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新特药，如多肽蛋白类药物、抗肿瘤药物、抗心脑血管病药物，预防和治疗类的疫苗等，都具有不可想象的空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逐年增加，医药消费也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给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将有力地促进医药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医药经济腾飞之路

1　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理念

以老龄化人口数量激增为契机，改变过去那种只顾生产、不顾研发，只管销售、不管服务的传统观念，打造研发、生产、流通、消费、服务一条龙的医药经济新理念，从整体上把握市场，发展特色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医药经济快发展。

2　重视新产品研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性疾病正逐步被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症所代替，这给我国传统医药也提出了挑战。我国医药行业生产药品很多都是仿制品，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使企业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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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巴赫称，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首先是规模性的，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这种趋势。日本在老龄化人口增多前已经是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他警告称，“整个(中国)社会体系还未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政府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的8%与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有关，这一市场的价值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老年人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将增加三分之一。

科尔巴赫教授称，“这是真实的商业机会，尽管2050年可能还比较遥远，但这应当是即刻引起重视的事情，而很多企业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贯彻的态度。“管理者在将这些趋势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上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人口统计资料是可以预见实际工作的。”科尔巴赫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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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 人口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 措施

一、概述

随着2013年两会的召开，养老开始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焦点话题之一。近些年国家极其重视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加速的发展。随着这些年新疆已迈入老龄化阶段，虽然新疆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全国而言晚近11年，但是到2050年新疆将与全国同步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由此可见，新疆人口老龄化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以及解决老龄问题的任务将越来越重。

“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它们最大效益，从而继续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过程。（不仅在社会、肌体，还是心理方面都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积极地去面对晚年的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其目的在于使进入老年的人，包括那些残疾、虚弱和需要别人照料的人，都能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和他们健康的预期寿命。

二、新疆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1.经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养老问题较为突出由于近些年新疆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城乡发展差异越来越大。而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进一步阻碍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家庭养老负担的加重，老龄人口贫困问题的继续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对新疆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但从长期发展稳定的趋势来看，其消极影响超过积极影响。

2.社会稳定方面

由新疆特殊的区情决定。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新疆作为西部重要的边疆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问题非常复杂。目前新疆基本上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未来40年内，新疆人口老龄化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与沿海发达地区不同的是，新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是新疆将要面临的重大人口社会问题。同时，多民族聚居使得人口问题更加复杂，这些因素导致了新疆老龄化趋势具有特殊性。

3.养老服务体系相关政策不健全

国家相继出台了“十二五”规划及实施意见，而适合当地的具体政策还未出台。县市财政用于社会养老服务的投入十分有限，工作制度、考核制度不健全。各级政府没有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综合目标考核内容中，养老服务机构的布局与市场需求脱节，新建小区没有预留养老服务站，援疆资金列入民政项目较少。

三、如何积极应对新疆老龄化

1.加大敬老教育宣传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集聚区，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风俗习惯、家庭的结构和生活的方式，在长期生活和工作中，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辐射，逐步形成了以孝敬父母、尊老敬老、互助互爱为基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养老文化。

首先，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调查，从中发现一些有利的文化元素，加以保护并宣传到新疆各个地区，这对全国的养老事业都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各少数民族乡村可以在制定村规民约的时候，对尊老、爱老、敬老、养老这些内容加以强调，还可以规定如果不遵守这些内容就可以进行惩罚，对优秀者进行表扬奖励；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法制意识的增强这种方法将十分有效。如果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尊老、敬老的氛围，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尊老、敬老的行为就会受到鄙视，甚至会遭到冷落。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形成尊老、敬老的氛围十分重要，可以通过干部的教育宣传、电视节目的教育等方法进行。

目前社会养老文化构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吸取传统的合理成分，弘扬各民族优良的养老传统，而且要让它包含更多时代特征，坚持传统的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养老氛围。

2.大力发展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

近些年在国家的帮扶下，新疆经济发展较快，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等原因，相对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很多，尤其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未富先老”问题更为严重。首先，从人口老龄化方面来说，人口老龄化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人既是消费主体，又是市场活动的直接承担者。新疆老龄人口的增加，为老年人的婚姻介绍、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市场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老年人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农村老年社区服务市场的开拓，将会促进老年保健，医药、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场所、旅游业、老年人用品市场等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发展新疆经济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应加大农业机械化的投人力度，大兴水利基础设施，大力搞好生态农业和特色畜牧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增加农民收人，逐步提高家庭养老的功能，从而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压。

3.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应对人力资源不足现状

（1）开发农村“银色”人力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新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必然促使增加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为大力开发农村“银色”人力资源，让更多的有能力的老人参与新疆经济社会建设创造非常有利的社会环境。人口老龄化会推动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新疆新农村建设打好良好的物质基础。

（2）弹性延迟退休年龄。对于那些身体较好而又有特殊任务的同志还可以适当通过“延聘”或“返聘”等方式延长其工作年限，在人员编制上可以不占名额，让老年高知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余热”，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可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准予提前退休。

（3）建立和完善老年高知人才的市场开发机制。人事部门应该在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办理离退休手续的部门，逐步建立老年高知识人才资源信息库，进行分类管理，并积极建立和完善高校老年人才市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有利环境和机制供老年高知识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帮助老年高知识人才解决在发挥“余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保护老年人才的合法权益，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立新功。

4.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及相关政策

对于新疆的老年人来说，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社会养老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问题。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新疆的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早做谋划。采取各有侧重的战略解决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差异，可能是当前解决新疆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最佳选择。

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而建立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事业发展的关键。高龄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养老保障涉及到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及新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若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步入老龄社会以后，老人面临既不能依靠家庭养老又不能依靠国家养老的两难境地，生活更加陷入贫困，若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

四、结论

考虑到新疆经济基础较薄弱，因此既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又不能仿效苏南模式，只能从新疆实际出发，坚持个人、集体、国家共同承担、分类推进、因地制宜、个人账户及社会统筹相结合原则，建立一套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符合新疆区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的养老需要。继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及农村老年福利事业的投入力度，继续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药品流通体制，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以社区卫生所为主的多元化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朋岗. 基于“六普”数据的新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思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

[2]阿里木江·阿不来.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文化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关系研究[J].西北人口,2009

[3]李依诺. 高校老年人才资源开发研究——以南京W大学为例[D].南京理工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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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在概念上指的是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中，因为年轻人口的数量降低、年老人口的数量相对的增加而引发的老年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增加的一种动态过程。在1956年联合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结果来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表示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而在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也确定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征

2.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我国是人口数量众多，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2012年，我国六十岁以上老龄化人口数量，已经高达1.67亿人，其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已经是高于联合国制定的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1/5。这个结果是，我国已经成为当下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化人口超过亿的国家。2013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2014年，根据调查，我国国内人口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数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

自从我国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来，社会人口已经呈现出老年人口的基数过大大、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老年人高龄化、失能化以及空巢老人数增长趋势明显的形势特征。我国不仅已经明显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严峻。

2.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2.2.1 呈倒三角人口结构，老龄人口的数量十分大，而且还呈现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

因为我国一直以来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大，而且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冲击，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提升，国内的人口平均寿命有了较大的延长，因此也带来了老龄人口的每年增加。

2.2.2 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发达，未富先老

在普遍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在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才会出现，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已经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但是，我国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带来的问题会越加严重。也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发达，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条件，因而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2.3 老龄人口在城乡、地区之间分布不均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二元性特征。我国城市老龄化发展进程快于农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城镇老龄化比例为7.3%，农村为6.3%；而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中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出逃农村，涌入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中，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比例下降，但这种情况却是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

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其人口已经是进入到了老龄化阶段。特别是，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其老龄化问题的程度更是超过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而与东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

3 人口老龄化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降低人力资源供给量，影响人力资源年龄机构，影响人力资源质量，减少优质人力资源，对劳动力市场和未来的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种种效应直接扩散到微观的企业层面，难以避免地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乃至于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颠覆旧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过去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强调的是责任、承诺、执行、自我激励和管理，这些在老年员工身上都不难实现。老年员工的问题是时间、智力、体力、关怀和宽容度等方面的管理。而在这些方面，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工作已经与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不匹配。随着人口老龄化，企业里中老年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年轻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倒三角形，员工队伍整体的能力、需求、长处、缺点等各方面将逐渐发生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应该随之改变、更新，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

3.2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技术传承问题

人口老龄化使得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变化，当企业内员工年龄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时，即老龄员工所占比重大，青年员工所占比重小，则可能存在技术传承的问题。不少年轻员工仅仅具有知识上的储备，缺乏实践经验，工作胜任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依靠多年磨炼的技术性工作。对于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年龄结构倒三角形明显的员工队伍，往往由于众多资深老龄员工的陆续退休而大大影响甚至中止了对年轻员工及新进员工的技术指导和经验传授，尤其是那些需要长年培养、磨炼的技术性工作。

3.3 影响企业的组织行为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行为。企业领导者的老龄化将使企业以更稳健更保守的方式应对市场的变化，这会使企业稳步发展，但弊端同时存在。由于领导阶层的老龄化，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往往比较弱、比较迟缓，这很可能会使企业错失改革的良机或者在改革上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自身和企业内部的阻力。领导者的思想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组织文化的取向，而当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有更加长远的目光看待老龄化出现在企业中的问题，建立起一套具有良好运行人力资源模式，这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4.1 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及员工队伍具体情况，积极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时俱进，积极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队伍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只有让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与员工年龄结构相匹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4.2 灵活设置工作内容及工作方式

以更大的弹性安排工作，灵活对待年长员工随着年龄和资历的增长而增长的不同需求，以更大弹性的制度去适应年长员工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

相对于年轻员工，年长员工体力、精力较不充沛，而具有成熟、丰富的技术经验。企业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工种的员工的不同需求、不同能力、不同特质，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使得不同的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大的选择性，将有利于他们更加高效、更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长处，从而促进企业员工队伍整体工作效率的提高。

4.3 实行弹性退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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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篇8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一、保定市老龄人口现状

根据联合国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社会即处于老龄化状态。保定市常住人口中， 15-64岁人口为837.06万人，占74.78%；65岁及以上人口为90.8万人，占8.11%。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4.8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9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0.96个百分点。按照全国老年人口3.25%的递增速度和保定市总人口7.8‰的自然增长率测算，保定市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到2015年，预计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87.91万，占总人口的15.5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低龄老年人口占绝对比重，但是随着低龄老年人口向中、高龄的过渡，未来保定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为严峻。

二、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发展的问题

1.社会各界对老龄化产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老龄化产业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表现在对老龄化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老龄化产业的优惠政策在一些地方难以实施，全市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

2.农村老龄化产业发展缓慢。保定市是农业大市，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农村，而农村的养老服务网络尚未建立起来，老年活动设施匮乏，缺少投资建设的主体；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条件、水平远远低于城市，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

3.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创新乏力

目前我市的老龄产业，整体上处于一个“小而散”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在传统老龄产业领域，产品及服务单一且层次低，主要在衣食、保健等方面提供低层次的服务;另一方面，在现代老龄产业领域，为老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的产品和服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缺少高科技产品和高质量的品牌产品。

三、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1．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在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应该担负起各自的职责。政府应紧密结合本市实际，科学地研究制定加快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建设和发展规划，并把它纳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优先立项，统筹安排，调配资源，整合力量，从根本上保证老龄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可以采取小投入带动社会大投入的办法，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的发展资金。对现有政府投资兴办的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老龄经济实体，可逐步走出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框框，探索福利性起步、社会化扩张、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不仅新办的老龄产业交给社会力量办，而且把原来公办的老龄产业也更多地交给市场和企业去办，真正做到发展增量，盘活存量。这样才能促进统一公平的老龄产业市场的形成，使多种经济成分举办、多种服务形式并存的老龄产业在平等竞争中获得更新、更快的发展。

要统筹规划,加强指导,积极研究和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问题,逐步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承办、养老服务机构自主经营的运行机制,依法保护服务对象和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保定市可以通过政府投入、信贷、税收、投资、营销和流通等方面给予老龄产业必要的优惠政策和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到保定发展老龄产业。

2．实现老龄产业服务对象社会化。要适应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需要，实行面向全社会老年人的服务产业。一方面，要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设施和网点，在社区建立适合老年人需要的为老服务产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驻地单位服务设施的辐射功能，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老龄产业及服务设施。

加快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步伐。我市农村现行养老保障方式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新形式下，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将难以为农民养老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可逐步推行在有些地区已试点成功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储蓄积累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在农民进入老年后根据个人账户的积累额计发养老金。这种方式将家庭赡养、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险结合起来，为农民建立了一道比较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定一些特殊办法，给予适当的医疗费用保障。在农村，推行不同形式的农村医

疗合作制度。并可以尝试结合实施财政支农政策，将粮食、种子补贴等原本付给农民的钱，直接转变为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保费。

保定市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高龄人口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解决养老问题必须迅速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走出一条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3．调整老龄产业结构，推动老年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挖掘缺口服务行业的发展空间，保定市应鼓励企业从事老年玩具、老年益智游戏、老年特殊生活用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比如老年人专用手机、多功能拐杖等。对老年用品的科研活动给予有效的支持，采取政府有偿购买社会研究机构的有价值成果，然后免费向社会广为公布的做法，鼓励企业在获取技术的条件下，积极投资老年产品的生产。

篇9

这次市场为什么对刺激政策反应相对冷静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被大规模重组，对应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即农业部门人口加速向工业部门转移，产业升级、重工业化、城市化互为循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而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普遍进入长期减债期（金融杠杆支撑消费泡沫破裂），从而凸显出新兴国家短期内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困难，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累积、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和制度红利衰竭等。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并没有针对内需进行战略性改革，而是用临时性的投资需求弥补内需不足。其结果是投资猛增，过去3年货币急速投放，使产能过剩格局恶化，也使资本回报率急剧下滑。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用出现了明显的递减效应。

而反观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进行了实质性的再平衡转变。美国旨在“以提升服务业可贸易水平”的经济再平衡战略，涌现出苹果、FACEBOOK等企业，美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导致其经济出现越来越明确的长期回报率回升预期。在美国、中国、欧洲此消彼涨的变化中，长期资本回报率的天平不断向美国倾斜。

欧债问题固然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但仔细分析希腊问题的本质在于人口老龄化。随着希腊人口增长下降和老龄化问题加深，希腊社会出现了两方面的分歧：一方面是人口下降导致的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的绝对下降；另一方面是老龄人口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绝对上升。一条不断下降的曲线和另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最终只能通过政府举债弥补缺口，导致债务总量不断增加，债务危机不断加深，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政府债务危机。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考验。而和希腊相比，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会更复杂。随着希腊问题的恶化，中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可能提前显现出来。

篇10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篇11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现状

随着近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等地，已经在近些年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新疆老龄化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预测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重度人口老龄化省区；二是老龄化来势猛。老年人口以每年4.36％的速度增长，高出全国1.16个百分点，已呈现逐步加快趋势；三是“未富先老”。我区人均GDP低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属于典型“未富先老”地区；四是高龄化老人比例高。目前新疆8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28万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95%，属于高龄化地区。据调查统计，城乡“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的高龄“空巢”老人中，50％以上常年患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30％左右的“空巢”老人则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问题，甚至患有抑郁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大幅增加，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等压力和带给新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已经凸显。其中最基本的是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最直接的是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社会化养老需求迅速增长，加重劳动人口和社会负担等。在此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老龄化进程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愈加明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人对养老机构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切促使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新型老年公寓养老应运而生。

二、发展新型养老模式的意义

从比较优势中理解老年公寓是解决当代老龄化问题的良方之一。老年公寓是一种新的居家养老方式，不仅拥有分散的居家养老所没有的各类保障服务设施，让老人居住得安心、舒心；又拥有一般养老机构所没有的家庭氛围。所以，其比较优势是十分明显的：(1)减轻子女养老压力，提高社会效率；(2)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3)服务专门化、系统化，使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真正实现我国提倡的“五有养老”；(4)老人仍拥有自己的居所、配置自己喜欢的家具，让老人既有“家”可归，又能享受一般住家无法享受到的配套服务。

这种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正在成为新疆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新亮点。新型老年公寓的示范作用可以辐射到养老体系的各个层面：

首先，新型老年公寓起点高、理念新、融入市场会很快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变老年人“望寓生叹”为“养老首选”，让养老产业的经营者看到了光明的前程。老年人养老观念的革新又直接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家庭观、生育观和事业观，将拓宽更大的养老产业市场激活“老年经济”，形成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循环。

第二，新型老年公寓由于身临改革前沿是一个探讨养老社会化的实验平台。

新的经营理念可以加速养老福利型向社会化养老型转变;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供养型向康复型转变“注入型”向“自我造血型”转变。

第三，新型老年公寓对促进本地区文化水平和服务形象对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新养老模式—新型老年公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新疆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表明，人口老龄化使新疆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社会养老模式亟待创新和完善。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新型老年公寓管理追求硬件设施的优质，更注重在养老理、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独具匠心地把现代服务业引入传统养老业，形成“物业服务+养老服务”的双重服务模式，使养老在传统意义上实现质的飞跃。具体而言，实现这一想法有以下三个关键点：

（一）提高对养老服务业的认识，优化和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职责。从优化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政府应尽快转变观念和职能，明确职责。政府对养老机构的补助程度，不应以机构的所有性质为依据，而应以社会需求和解决养老问题的实际效果来确定，对国办养老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一视同仁，实现国办养老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公平竞争，不论谁提供公共服务，都应受到同等待遇，都会得到政府补贴。这不仅会提高现有民办养老机构的“社会地位”，改善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还会鼓励更多的私人或市场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弥补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不足。

（二）注重观念革新，以全新的理念指导经营管理行为。

1.以人为本变一般化管理为人性化的家庭式关怀。新型老年公寓分不同区位以满足不同状况的养老需要。不同区位要配备具有相应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以家庭式关怀作为服务标准。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融入与老年人的亲情交流中。

2.树立“老年人也是财富”的思想变“消极养老”为“余热生辉”。新型老年公寓为所有有一技之长的老人创造发挥余热的机会和平台，充分体现“老有所用”。公寓引进“教育养老”机制坚持“老有所学”学了本领再“用”，形成良性循环。

3.树立市场意识摈弃旧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强化“自我造血”功能。新型老年公寓有自己的养老服务产业，走自己养活自己，自我发展之路。

（三）走养老服务专业化的道路。其一，实行准入制度。当前应尽快出台老年服务的相关法规，规范服务市场，严格就业门槛，实行资格考试，从业人员通过考试后方可从事相关职业。其二，加强学校教育。随着养老形势日益严峻，未来对老年服务专业人士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学校教育应契合社会形势的发展，加大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力度。其三，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培训。如社区、各职业学校也可以开辟这块阵地，从事培训，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通过以上方式，老年公寓养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就能得以储备与保证。

探索“现代养老”之路中，健全的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将给老年人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低碳的服务关怀。新型老年公寓用一种新的理念指导软硬件建设，将更多的老年人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家”的温暖和优质的服务，将更多的资源集约化、精简化，从而积极应对新疆人口老龄化问题，实现新疆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言奇：《关于中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发展》，2007年3月。

【2】赵一贫、王哲：《新型老年公寓及其在养老服务社会化中的示范作用》，《中国民政》，2006年2月。

篇12

我国老龄化提前到来，即是人们常说的“未富先老”。预计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养老负担系数将大幅增加，医疗费用也会随之加重。根据有关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到70%，而在中国，覆盖率仅为30%。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投入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1%，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

GDP支出核算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用C表示）、资本形成总额（用I表示）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用NX表示）三部分。计算公式为：GDP=C+I+NX。

由于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涉及进出口业务，所以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可简化为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之和。

通过支出法核算GDP来看，促进经济增长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促进居民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个人所得税等）；第二，促进投资（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出台鼓励产业发展政策，减免税收）；第三，加大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加大政府主导的开发）；第四，扩大出口（降低汇率，政策上鼓励出口企业，出口退税）。

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影响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中国未来1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资源在9亿左右，在2013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供给将逐渐减少，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已经在日本等老龄化国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2.人口老龄化带来医疗费用增加。根据国际经验，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倍到5倍，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整个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据预测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将占到整个GDP的9%，并且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和经济水平增长，老龄化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过快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3.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人口老龄化将会促进消费发展，促进服务业转型。专家预计，2020年我国老龄产业消费将有望超过2万亿元，占到GDP的3%，2030年将超过8万亿元，占GDP5%。这将会对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家庭结构科技进步的发展，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够促进老年产业发展，促进老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2.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转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减少，一方面会使得制造业需要的大量适龄劳动人口缺乏，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转型，这种转型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将人口红利期间延长。通过对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要素禀赋来引导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能着眼于扭转当前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着力扩大内需，又能够在经济增长和发展基础上顺利度过老龄化阶段。

3.人口老龄化直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属于人口结构的变迁，老年人口增加将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转型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也是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以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

1.提高对老齡服务产业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养老服务业具有低成本优势，而且发展养老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就业、扩大消费、增加收入，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有利于迅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养老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以政策为杠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展老龄产业，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物力支持，需要政府、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疏通社会资金流入渠道，引进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采取政策补贴、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公私联营等方式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养老服务机构，使有限的公共投入带来大资金、小补贴带来大效益。同时，增强政府的执行力，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适时将养老服务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3.积极开发老龄消费产业和市场。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总价值不足1000亿元，缺口达到9000亿元，老龄产业严重短缺。未来五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46%上升到51%，老龄产业将是服务业发展新突破口，这其中，福利性养老机构和设施供给蕴含着巨大增长潜力和投资机会。同时，老年人所需的食物、辅助用具、服装、护理服务等都有特殊要求，这些日常产品、服务的市场需求也很大。

4.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在坚持居家养老的同时，加强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服务于老年人生活起居、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的服务体系，使老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养老机构都能享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将社区打造成政府支持下的提升居家养老能力的组织者，使之成为推动养老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平台，成为联结养老非正式支持体系和正式支持体系的结合点。

5.创造尊老敬老助老社会环境，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关注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和服务需求的提高，努力实现养老服务的规划目标、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各级政府要加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进人口发展战略，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开发人力资源。

四、结论

人口老龄化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在人口老龄化促进发展的第三产业中，除了医疗和保险等部分行业外，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业领域的就业门槛低，资金投入少，吸纳劳动力较多，因而比较适合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再就业劳动力的就业。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依存关系角度讲，人口老龄化不会缩减生产规模，适当增加消费基金正是拉动生产投资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增加老年福利，提高老年人待遇，不仅能解决老年人生活之忧，而且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政府网，2012-12-12

[2]徐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J].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究（综合版），2007（4）

[3]老龄产业风生水起[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08-07日

[4]扩大消费，中国面临四大挑战.http：//.cn. 2011-04-26

[5]胡宝娣，梅洪常.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五难[N].中国国情国力，2005-09-22

篇13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机遇。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闻喜县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地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总体来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闻喜县65岁以上人口达到32724人，占总人口数404150人的8.1%，60岁以上人口达到49696人，占总人口数的12.3%。分别超出联合国标准1.1和2.3个百分点。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分别高出1.9和2.1个百分点。闻喜县已属老龄化地区。同时闻喜县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

1.“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多，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逐渐增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数据查显示“三代户”共35128户，占全县总户数102652户的34.22%，比2000年高出2.53个百分点；具有60岁及以上老年的户共33893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3%，并在继续增加。本文由收集整理

2.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闻喜县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8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4168人，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8.4%，比2000年的5.8%高出2.6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闻喜县是在尚未全面达小康，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2010年闻喜县人均gdp为2028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9992元还相差9708元。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35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5919元低1564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6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9109元低5545元。属于未富先老。

三、人口老龄化对县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力价格上升。历年来闻喜县主要依靠玻璃制品、金属镁、钢铁冶炼及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并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将会弱化这种优势。近年来尽管县劳动部门一直努力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是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断增加。2010年全县玻璃企业共关闭25家，其中30%的企业是因劳动力短缺而关闭；全县65%的饭店和宾馆从业人员不足，短缺人员在20%以上；全县近30%的门店因人员不足以各种方式招聘从业人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据统计，2007年，玻璃企业的人均工资3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60元/天；住宿餐饮业的人均工资2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40元/天；建筑业从业人员工资人均40元/天，到2010年达到80元/天，均增长1倍。

2.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增加。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均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同样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加大产品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同样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随着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4.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增大。闻喜县老年人口的近7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刚刚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很不健全，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还有待加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年轻人的3-5倍。2010年闻喜县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约占全县gdp的0.5%。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2%，2030年将达到3.1%。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加剧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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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推算，全县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2010年达1400多人，2020年超过2500人。目前，县老年人服务机构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床位却很少，其中的长期照料服务床位更是少的可怜。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到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尚需大力发展长期照料服务机构。

四、促进人口老龄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县政府应该整合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资源，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服务筹资体系，并从政策优惠、服务机构设置、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以便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大力发展银色产业。老龄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不断提高，从2005-2007年，国家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月人均养老金从714元提高到963元，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月养老金超过1200元。老年市场商机无限，购买力非常可观。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将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企业开发产品时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根据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同时还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健机构、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老年人体力上的衰退，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实现了老年人的价值，增加了他们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返聘退休或退二线低龄老龄人，到适合或展示其特长的岗位，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