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病的基本原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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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是指心脏冲动的频率、节律、起源部位、传导速度或激动顺序的异常，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属于祖国学中的“心悸”、“怔仲”，“胸痹”、“眩晕”、“厥证”等范畴，临床表现为心悸、胸闷、气急、惊恐不安、脉律不齐，甚至出现胸痛、眩晕、晕厥等症状。中医治疗本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且治疗有其独到之处，副作用小，疗效显著，因此深入研究中医药治疗心律失常的规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病因病机

心律失常按心率可分为快速性心律失常和缓慢性心律失常两种类型。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病因病机普遍认为是心脏亏虚、血脉瘀滞、瘀而化热。如周燕青等［1］强调，快速性心律失常患者心脏亏虚、血脉瘀滞是发病的基本因素，心脉瘀阻、瘀而化热是其必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各医家各有体会，王振涛［2］认为快速性心律失常发病机制无外乎“虚”、“瘀”、“热”，即气阴亏虚， 热毒瘀血，心神失养，同时强调心神不宁为本病之共性。赵永华［3］从内风的角度来认识快速性心律失常，并从肝阳化风，煽动心火；血虚生风，心脉失养；阴虚风动，扰动心宫；热极生风，痰火扰心；肝逆动风，忤犯心宫等六方面具体阐释。

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病因病机目前多认为是心脾肾阳气亏虚，寒湿、痰饮、瘀血之邪阻滞心脉，心脉瘀阻流通不畅。如严永琴［4］总结李松林经验，认为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基本病机是心、肾、脾的阳气虚弱，阴寒内盛，在阳虚的基础上兼有血瘀、痰浊致使脉道不畅，鼓动无力，脉来迟缓或结代。张东兴［5］认为，其病机属心肾不足，阳气衰微，阴寒内侵，气血运行受阻，瘀血内停。郑源庞［6］认为，本病的发生多由于自身阳气虚弱，阴寒内盛或气虚血寒或兼痰瘀阻滞等，以虚为本，气虚、阳虚最为常见。从脏腑辨证角度看，主要责之于心脾肾，但以心肾阳气虚弱为关键。

中医药治疗心律失常的特色及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依据整体观念探讨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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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理论将人的心理活动称之为心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的活动是由“五神”“五志”表现的。所谓五神指神、魄、魂、意、志,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又生五志,“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由五志生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

1 情志与五脏的关系

人的情志与内脏有着密切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此五脏五志之分属也。”张景岳《类经•疾病类》中曰:“喜怒思忧恐惊悲畏,其目有八,不止七。然情虽有八,无非出于五脏。”

2 情志失调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怒、喜、思、悲、恐、忧、惊是人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但长期、强烈、持续的情志刺激,一旦超过机体的调节能力,则可导致脏腑气血紊乱,阴阳失调而发病[1]。

2.1 情志失调直接累及脏腑而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与《素问•五运行大论篇》均曰:“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由此可见,失调的心理变化成为病因,直接影响脏腑功能而致病,情志过激可损内脏,不同性质的情志过激可损及不同的内脏。

2.2 情志失调可致气机紊乱而致病所谓气机是指气在人体中的基本运动形式,气机的正常运动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活动,情志异常不仅可直接伤及脏腑,还可使机体气机升降失常,从而引发多种病证。

2.2.1 过度愤怒可使肝气失于条达,疏泄失常,横逆上冲,血随气逆,并走于上,临床可见面红目赤,青筋怒张,呕血,甚至眩晕卒倒[2]。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说:“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2.2.2 狂喜过度导致心气涣散,推动血流作用减慢,使心神失养,出现心悸不寐,精神不集中,重者甚则失神狂乱,大汗淋漓,气息微弱,脉微欲绝[2]。

2.2.3 过度悲哀,可致肺气耗伤,宣降失常,出现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叹息不止,少气不足以吸等症状[2]。《素问•举痛论篇》曰:“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2.2.4 过度恐惧致使肾气不固,气陷于下,可出现二便失禁,坐卧不安,甚则遗精。突然受惊使人气机逆乱,气的升降出入失常,导致心神不定,临床常见惊悸、不寐、痴呆、神志错乱等[2]。如《素问•举痛论篇》曰:“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2.2.5 忧思虑过度伤心脾,导致脾失健运,心神失养而出现胸脘痞满,食减纳呆,健忘,心悸等症[2]。《素问•举痛论篇》曰:“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2.3 七情内伤,气机逆乱,津液运化失常而生痰瘀七情损伤使脏腑气机逆乱,进一步影响津液输布和血液运行,而化生郁痰;又可因情志失调,五志化火,炼液成痰。情志失调所致气机不畅乃生痰之源。同时,气滞则必然导致“瘀”,痰、瘀可相互渗透,相互为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云:“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腑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痰邪形成后,可随气机之升降,而无处不到。《类证治裁•痰饮》曰:“痰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为咳,在胃为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在背则冷,在胸则痞,在胁则胀,在肠则泻,在经络则肿,在四肢则为痹,变幻百端。”

3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

中医学中的心理治疗思想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在古代中医里并无“心理治疗”一说,更多的称之为“情志致病”并采用相应的“情志疗法”治疗。中国古代情志疗法主要是用五行相克理论来表述情绪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经典提法,其基本原理是脏腑情志论和五行相克论的结合,将人体归纳为五个体系并按五行配五脏五志,然后利用情志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进行治疗的心理疗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另一种失常情志。因此,它在心理治疗方法上独具特性。

五行相克理论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相胜关系,即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黄帝内经》具体论述了情志相胜心理疗法的基本程序:喜伤心,恐胜喜;怒伤肝,悲胜怒;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3.1 喜伤心,恐胜喜喜为心志,喜甚伤心气,可致嘻笑不止或疯癫之症。治之以“祸起仓卒之言”或其他方法使之产生恐惧心理,抑其过喜而病愈。

3.2 怒伤肝,悲胜怒怒为肝的情志表达,过怒则肝阳上亢、肝失疏泄而表现出肢体拘急、握持失常、高声呼叫等症状。治之以“恻怆苦楚之言”诱使患者产生悲伤的情绪,有效地抑制过怒的病态心理。

3.3 思伤脾,怒胜思正常的思虑为生理心理现象,但“过思则气结”,可使人神情怠倦、胸膈满闷、食纳不旺、脾气郁滞、运化失常。治之以“污辱斯罔之言”激患者盛怒以冲破郁思,使患者重新改变心理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3.4 忧伤肺,喜胜忧悲忧皆为肺志,太过则使人肺气耗散而见咳喘短气、意志消沉等症状,还可由肺累及心脾致神呆痴癫,脘腹痞块疼痛、食少而呕等,治之可设法使患者欢快喜悦而病愈。

3.5 恐伤肾,思胜恐过度或突然的惊恐会使人出现肾气不固、气陷于下、惶惶不安、提心吊胆、神气涣散、二便失禁、意志不定等病理变化。可用各种方法引导患者对有关事物进行思考,以制约患者过度恐惧或由恐惧引起的躯体障碍。其实这就是一种认知疗法,通过树立正确的认知来治疗心理疾患。

总之情志内伤导致疾病发生受到体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人先天所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征,与后天环境的作用逐渐形成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心身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等方面的不同倾向,过激或过久的情志刺激必须作用于特定的心理素质和生理功能状态才能发病[3]。换言之,对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的种类、转归、预后等,均与社会、时间因素、个体心理素质的强弱、个性及其对实践的认知评价系统有密切关系[4]。而情志致病理论不仅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5],更为现代心身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情志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均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情志因素所引起的生理变化可涉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多个系统和器官,若持续发展则可引发各种疾病。因此,研究情志致病的病机对临床诊治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78.

[2]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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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程。

人体解剖学基础、生理学基础、医学心理学基础、诊断学基础、内科、外科、神经科、康复医学概论、中医康复、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疗法、言语治疗、假肢与矫形器等核心课程。

3、护理专业课程。

主干学科为伦理学、心理学、护理学。主要课程有：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诊断学基础、药物治疗学、护理学基础、急重症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儿科护理学、精神护理学、预防医学、护理管理学等

4、临床医学课程。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医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人类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对人类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做出分类鉴别的能力

5、助产学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解剖学基础、生理学基础、遗传与优生学基础、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病理学基础、药物应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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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758.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1-004-01

中医体质理论源于《内经》，历代医家多有发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医家对体质学说开展了广泛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独具中医特色的理论，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个体差异。银屑病中医称之为“白”，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顽固性、难治性、慢性皮肤病。学界普遍认为其发病是一个多因素参与、多基因改变及多阶段发展的复杂病变过程。其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方兴未艾，结合中医传统理论及体质学说对银屑病开展中医体质研究及其相关因素关联性分析，有望为银屑病的防治研究另辟蹊径。本文旨对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意义、路线及存在的问题和前景作一简要概述。

1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渊源 《灵枢・论痛》：“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理之疏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素问・逆调论》：“是人者，素肾气胜”、《素问・厥论》“是人者，质壮，秋冬夺所用”，上述条文所提的“素”与“质”，即中医体质学理论的最早论述。张仲景《伤寒论》所述喘家、淋家、汗家等表示各种宿疾的体质特点，并认为体质因素与疾病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发病方面，还体现于疾病的发展及治疗诸方面，同时也充分强调体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以及治疗、预后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辨体论治”思想埋下了伏笔。王叔和《脉经》明确指出不同“性气”或“形性”的人，因禀性不同，脉象上有迟、速、大、小、长、短之别，虽无“体质”之名，实为中医体质理论的重要内容。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漆疮候》中云：“人有察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较早地描述了皮肤病中过敏体质对漆过敏的现象。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云：“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是对小儿体质特点的概括，用药强调：“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疮”等，此则以小儿脾弱的体质特征所立的治则与治法[1]。金元四大家从体质影响疾病易感性做了不同的阐述，以及明清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等在著述中对体质特点的论述，乃近代体质学说发展之滥觞。历代医家不仅重视体质在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把人体体质特点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进而更有效地指导辨证处方用药。

体质学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发展，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从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日益深入，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如1982年，王琦编著的《中医体质学说》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医体质学说”这一概念，中医体质学说即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病变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学说[2]。并概括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体质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3]。王琦等[4]提出人体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九种基本体质类型的概念及分类方法，为中医体质研究开创了新篇章，同时也为体质学说在各科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皮肤科体质学说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得发展，如谢氏等[5]对97名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进行中医体质分类，发现平和质、湿热质、气郁质人数较多,共占总数的67.1%，其中平和质PASI评分最低，湿热质、气郁质患寻常型银屑病的机率较其他体质类型高,且发病时多表现为血热型,病情较重，平和质虽也可患病,但多表现为血燥型,病情较轻。

2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意义 随着中医体质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体质分类标准逐步客观化，中医体质与疾病发生发展、辨证与辨体结合用药、运用体质学说指导疾病预防保健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中医体质学说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如中医体质特点与疾病特征、实验室检查、临床实验研究及动物实验研究等不同层面进行了有益地结合，探索其关联性，为疾病的预防提供多条途径，为更多的临床学科开展疾病体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研究方向。

银屑病为皮肤科常见病，发病因素复杂，治疗棘手，通过对银屑病患者体质研究探索该病患人群体质分类、影响因素、形态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的科学规律，更好地运用辨病、辨体、辨证三维有机结合的中医特色诊疗模式，为疾病诊治、缓解期调养、高危易感人群预防提供有益的指导。贯彻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的疾病防治精神，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特色优势。同时，借助现代科学中的生理学、临床流行病学、免疫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病因学等，实现中医体质多学科交叉研究，延伸其研究范围，促进其与科学前沿的对接。

多学科交叉、多层面研究、多中心观察的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必定给银屑病的防治带来广阔的前景，笔者认为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①在学术思想上深化“病理体质学说”、“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辨质调养”等理论在皮肤科疾病中的运用；②在全国范围内将实现大规模的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引入多种相关因素，开展分层次、多中心、纵横结合的综合流调策略，尽量做到调查数据真实、客观、典型、可重复性；③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检测及早期实验室诊断等条目引入银屑病易感相关因素的分析中，以期提供发病微观层面的实验室依据；④计划制定有中医特色的银屑病个性化的防治调养方案及健康管理模式，积极面向临床推广，方便医护人员，造福广大患者。

3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思路 当前中医体质学说的临床研究主要为：中医体质与证得关系研究、体质与疾病相关研究、体质与药物治疗及调体研究、体质与防治保健研究四个方面。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3.1 流行病学调查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医诊断学术语规范》等文献，并结合历代文献调查结果及征询专家意见，拟订的《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表》。参照王琦编制的《中医九种基本体质分类量表》和《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制定《体质分型设计表》、《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调查表》、《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积分评价表》。在国内选取9大调查区域，分属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中南地区、云贵川地区、两广地区、青藏新疆高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台湾海南海岛地区等9大中心，每个中心选取1-2家医院筛选不同类型银屑病患者150-200例，展开银屑病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通过中医四诊资料及皮损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统计银屑病患病体质类型的特异性。

3.2 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通过对银屑病患者进行：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电话等)、发病相关因素(既往病史、家族史、病程、发病缓急)、患病症状体征(皮疹形态、数目、大小、色泽、部位、自觉症状)、舌脉、皮肤专科检查、中医辨证分型、西医分类分期、辅助检查(常规检查、肝肾功能、组织病理)、药物治疗情况、体质类型等条目的统计。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银屑病流行病学数据库》中数据条目进行统计学处理，先进行指标的频数分析，所有相关因素、症状、舌脉等条目均变换为分类变量(0、1)，删除出现频率小于5%或虽大于5%但辨证意义不大的条目，保留30个常变量。分析频数较高的发病相关因素与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的关联性，分析总结银屑病易感危险因素及其权重系数。对所收集的中医症状及体质分析条目等进行系统聚类法样品聚类分析，列出各聚类症状、舌脉、体质指标频数及百分比分布，结合中医理论确定各聚类类别的中医证型和中医病理体质。

3.3 典型银屑病体质微观层面研究 采集银屑病患者皮损或血液组织，采用免疫组化、基因芯片等蛋白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银屑病特异蛋白、易感基因、miRNA、炎性细胞因子网络等方面的检测，或采用皮肤屏障仪检测银屑病皮肤屏障指标等，并将银屑病病症特点、相关易感因素与实验室微观层面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其关联性。

3.4 个性化综合防治方案的制定 根据上述流行病学研究、中医体质调查及银屑病发病相关因素分析结果，并结合微观层面实验室数据，综合分析，适当取舍，制定出初步的规范、量化、操作性强的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诊断标准和银屑病有中医学特色的个性化综合防治方案，同时在临床上根据不同的患者的实际情况建立广泛实用的银屑病健康管理体系。

4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虽然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及其应用有广阔的前景，然而在实际当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①中医体质分类涉及因素众多，需要建立在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遗传背景、社会心理因素、生活环境差异、职业因素、地域因素、饮食因素、形体气质因素等，所以目前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尚存争议，需要进一步完善，形成相对科学化、规范化的国家标准；②银屑病体质病理学研究为使具有典型性，需要经过多层次、分区域、按病程、大规模、跟踪式的调查研究，需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③制定《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表》和《中医体质量化表》，并在不同地区完成一定数量的病例统计，以及后期进行数理统计，全过程需要精细操作和复杂统计；④研究探索银屑病与体质的相关性，从而指导银屑病高危人群的预防、发病患者的个体化诊疗及缓解期患者的辨体调养，加强该病的防治的可操作性，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银屑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模式，最终实现成果转化，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其周期长、难度大。

由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居处环境的恶化，银屑病的发病率近年来有明显增高的趋势。随着银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工作的深入，从多角度、分层次、多中心、微宏、纵横等方面研究银屑病发病及防治成为当前及今后临床及实验研究的主方向。制定银屑病个性化的防治调养方案及健康管理模式，对广大银屑病患者控制病情、预防复发、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沈晨群.钱乙对小儿病辨证用药的特点[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3,3(12):1813-14.

[2] 王琦.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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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11-2309-04

Introducation of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Hanm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College of TCM,Wuhan 4300612,Hubei,China)

Abstract:Clearly define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ntegrated us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ubject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l or external regulation on tissue and organ regeneration. Its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tegrated regulative function to maintain and control the original regenerative ability, in order to repair and regenerate the organ function. Research not only focus on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control the organism natural regenration, but also focus on the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reduce or protect from the abnormal regeneration. Discussed the theory base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tenace and vitalitybasic theory,core theory of essence and energy, therapy of integer regulate, feature advantage of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Brief commentted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ic concept；theortical basis

随着现代再生医学与中医药学研究的迅猛发展，新的交叉学科―中医再生医学应运而生，从粗浅的认识，到深入地研究，从不自觉地临床实践，到抓住本质的理论概括，从某一方面的体会，到全面地理解与总结，使中医再生医学渐趋形成。

1 中医再生医学的定义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采用天然药物或自然方法，以保护与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医学科学。再生医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研究的飞速发展不断更新，学术分科亦不断增多。目前再生医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利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和开发用于替代、修复、改善或再生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可用于因疾病、创伤、衰老或遗传因素所造成的组织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的再生治疗技术和产品。广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一门研究如何促进创伤与组织器官缺损生理性修复以及如何进行组织器官再生与功能重建的学科，它是通过研究机体的正常或病理组织特征与功能、正常或病理状态下的损伤与再生修复机制，寻找有效的生物和综合治疗方法，构建新的组织与器官以维持、修复、再生或改善损伤组织和器官功能，促进机体自我修复与再生，减少或防止异常再生。

中医再生医学是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属广义再生医学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再生医学是一门综合运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在体内外调控组织或器官再生方法与机制的一门学科。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中医药的综合调节作用去维护和调控机体本来存在的自然再生愈合能力，达到修复和重建器官功能的目的。研究重点不仅在于如何利用中医药调控机体的正常再生修复，而且更关注如何利用中医药减少或防止机体的异常再生病变。

2 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

中医再生医学除以现代再生医学的理论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外，中医药学理论原没有“再生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但其基本理念和临床实践包含了较丰富的“再生医学”理论基础和防治经验，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2.1 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

“生机”是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它是机体健在的根本之所在。“神者，生之制也”，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属广义“神”的范畴，故《灵枢•天年》强调：“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中医防治疾病的根本理念是：承认、尊重、基于和利用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这种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是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亦是养生防病和健康长寿的基本出发点。

2.2 精气学说的核心理论

《灵枢•本神》指出：“生之来，谓之精”，《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认为精是人体发生发育、再生修复和维持生命的根本。《灵枢•阴阳脉解》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精气禀受于父母，靠后天水谷之精的不断滋养，由肾脏藏而化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源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气归精，精归化”，脏腑组织的功能（气）源于精的转归化生，“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肾精（包含具有再生修复能力的精微物质，相当于“成体干细胞”）有促进生长发育、繁衍生殖、再生修复和主宰衰老等重要作用。年少时随年龄增长而盛，中年以后随年龄增加而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肾精渐趋耗竭，则生命走向终结。

胚胎干细胞相当于“先天之精”，可以化生所有脏腑组织，“后天之精”除了“水谷之精”外应包含具有再生修复作用的“骨髓之精”和“脏腑之精”，合称“肾精”。因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与“肾”密切相关，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依赖“肾精”化生，即补肾有利于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故又说“肾为先天之本”。“骨髓之精”相当于骨髓干细胞，“脏腑之精”相当于除骨髓外的其他脏腑组织内的“成体干细胞”。具有再生作用的“后天之精”是由“先天之精”转化而来，故中医学非常强调“禀赋”。先天禀赋好的人体，则后天再生修复能力强，不仅健壮不易患病，而且即使患病也易于康复。

虚证的本质是人体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精虚是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的根本之所在，形体衰败是精亏不足的外在表现，补虚的根本在于恢复再生修复能力，填补精髓是恢复再生修复能力的重要措施，精能转化生成、修复衰败形体，形体得以恢复是精虚得以填补的“金指标”。故明•陈继儒在《养生肤语》中指出：“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储气，储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耳。”

2.3 整体调控的治疗手段

为了形象地比较中医药与化学药在调控再生修复过程中的作用，可用土壤使用天然农家肥料与人工化肥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体内的“肾精”具有再生修复能力，但决定“肾精”再生修复的关键因素是提供何种脏腑组织的环境。如果将“肾精”看作再生修复的“种子”，则特定的脏腑组织就是“种子”赖以生根、发芽、长成的“土壤”。“种子”一定的情况下，“土壤”决定“种子”的生长发育；“肾精”一定的情况下，脏腑组织的特定环境决定“肾精”再生修复。不管是“先天之精”，还是“后天之精”，都只解决了“种子”问题。要完成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除了“种子”，关键要解决适合“种子”生长的“土壤”（脏腑组织环境）问题，而“土壤”需要保良或改良，中医药在保良或改良“土壤”（脏腑组织环境）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医药调控再生修复的关键作用就是维持和改善了相应脏腑组织的环境（包括整体的大环境和特定的微环境），在维持或促进正常再生修复过程的同时，要防止异常再生变生其它病证的可能。

土壤施用农家肥料不但保证了农作物生长良好，而且保持了土壤的长期肥沃，因农家肥属“天然肥料”，所含营养物质比较全面，其营养元素常须经过土壤中的化学物理作用和微生物的发酵，分解，使养分逐渐释放，并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使土壤中空气和水的比值协调，使土壤疏松，增加保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因而肥效长而稳定。除了这些已知的好处外，还有很多尚待研究的奥秘。化肥是现代科技的一大杰作，其科学数据详实，科学原理明确。因化肥大多易溶于水，施入土壤后能很快被农作物吸收，肥效快而显著。与天然农家肥相比较，除成本较高外，由于人工化肥含营养成分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养分，不利于保持土壤的长期肥沃，如果过度或不合理使用，还会造成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因而现代农业主张在主要使用天然农家肥的基础上，再合理加用化肥。与“人工化肥”不能取代“天然肥料”的道理一样，维持人体正常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人工化学药”不仅不能取代“天然中医药”，而且现代医学回归自然的趋势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高，意义越来越大。

在保良或改良脏腑组织环境（“土壤”）的作用方面，中医药与化学药相比较，中医药好比农家“天然肥料”，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弱，但有效成分（养分）全面，药效（肥力）持久，往往需要炮制、煎煮发生化学反应，须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转化，发挥整体调节作用，有利于脏腑组织环境保持最佳状态（土壤保持肥沃），以保证脏腑组织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农作物生长良好）。而化学药好比“人工化肥”，在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强，但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单一，不能满足脏腑组织再生修复（“种子”生长发育）的多方面需求，不能整体维持脏腑组织环境的最佳状态（土壤长期肥沃）。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学药，不但许多旧的问题没解决，还会导致众多医源性疾病，使脏腑组织环境更加恶化，就好像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肥致使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的道理一样。

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完全是利用脏腑组织的自然愈合能力使脏腑组织的损伤得以再生修复，重建脏腑组织的功能，具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逆转病势，整体调节，安全性高和有效性肯定的特点。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2.4 既病防变的特色优势

“既病防变”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变”的趋势是“变重”或“变坏”，故“防变”主要就是防治“重证”与“坏证”两大类病证。“重证”主要指病情出现损伤加重，给正常再生修复增加困难。“坏证”主要指由于异常再生导致影响功能的组织结构改变或癌变。

“既病防变”对慢性肝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慢性肝病的病程进展中，“急黄”（属重型肝炎范畴）是典型的变之“重证”。重型肝炎是一类因肝细胞广泛坏死，病情急剧进展，可发生肝性脑病、出血、水肿、腹水、严重黄疸、肝脏缩小等最终导致肝功能衰竭的肝病。肝再生是重型肝炎患者存活的生机所在，若在有效的时间内，坏死的肝细胞得以正常再生，则患者存活；若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肝再生，则患者必至肝衰而亡。目前治疗重型肝炎主要围绕两大原则采取措施，一是阻止肝细胞进一步坏死，改善已经恶化的肝脏生存环境，为肝再生、恢复肝功能赢得时间和机会，二是促进或调控肝再生。大量临床观察结果表明，采用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可减少重型肝炎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已发生重型肝炎配合应用中医药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降低病死率和改善生存质量，表明中医药具有一定防治慢性肝炎“变重”的功效。

肝硬化和肝癌是慢性肝病的两大“坏证”，中医药在防治这两大“坏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肝硬化的病因多样，其发病机制各不相同，但都涉及肝细胞坏死、结节性再生和结缔组织增生这3个相互联系的病理过程。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广泛开展了中医药防治肝纤维化（包括肝硬化）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医药具有肯定的抗炎、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在维持肝再生的同时，减少了肝纤维化的异常再生过程，从而防止了肝硬化（“坏证”）的发生与发展。

尽管肝细胞癌（HCC）的发病机制并不明确，但目前认为病毒性肝炎的慢性炎症导致肝细胞不断的破坏和再生是HCC发生的重要因素。90年代，随着对细胞周期调控认识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细胞周期调节因子被证明与包括肝癌在内的一些实体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1-3]。研究表明，中医药在防治肝癌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可能是中医药对肝再生过程中的细胞周期发挥了调控作用，减少了癌变的几率，阻止或延缓了HCC的发生与发展。加强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必然加深中医药对细胞周期调控的认识，从而为维持正常的肝再生过程，防止肝癌（“坏证”）发生与发展。

3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内容

组织和器官再生大致可分为体内再生和体外再生两大类：体内再生是指损伤的诱导和促进组织在体内进行自我修复；体外再生是指在体外形成组织和器官，然后植入体内相应的部位。近年来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的研究，骨髓来源干细胞的分化潜能为许多疾病提供了细胞移植与再生修复新的治疗手段。组织工程产品如皮肤、骨和肌腱等已经应用于临床，复杂组织和器官制造的研究也取得许多令人振奋的进展。

中医药发挥防治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二是调控免疫机能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和患病机体；三是减少和防止组织的病理损伤，促进已损伤组织的再生修复，防止损伤组织的异常再生而变生它病。前两个方面近现代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第三方面本是中医药发挥主要防治疾病作用的基本原理和特色优势，但因其作用机理的高度复杂性，尚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目前再生医学的主要热点是组织工程学，着眼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组织器官的修复和功能替代，而对于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医药在防治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尚属研究“冷点”，是未来中医再生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随着中医再生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用特点和优势将不断突现，必将成为再生医学研究的新“热点”。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展开研究：①研究中医药对“先天之精”的影响（提高禀赋）；②研究中医药对“后天之精”的影响（增强体质）；③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正常分化和再生修复的影响（维持和调控脏腑组织正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④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异常转化和再生之“变证”的影响（防止脏腑组织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

4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思路

总体研究思路主要分系统整理、临床评价和实验研究等几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环节。系统整理主要是采用文献系统分析法，对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研究论文、论著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评估（定性分析），同时对符合条件的研究论文进行Meta评价（定量分析），以较全面准确地掌握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继承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和临床经验，为临床决策或未来研究决策提供依据。

临床评价的关键是建立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目前，因组织再生是人体内损伤修复的生理机制，异常再生的病理机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临床尚未作为一个“病”加以对待，故西医尚没有组织再生相关的疗效评价标准，不可能直接采用西医的疗效评价体系。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虽有现实和潜在的特色和优势，亦非常关注异常再生变生“重证”、“坏证”等相关病证的防治，但由于缺乏异常再生病证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使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疗效和特色优势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须开展如下研究：在继承个体化诊疗和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与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病证标准、实验室指标和生存质量测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中医药临床评价及质量控制方法学的研究，为利用和提供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最佳证据创造条件。

实验研究是探讨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机制的必要手段。急慢性疾病出现的组织损伤需要的再生修复，脏腑组织再生失常导致的“重证”、“坏证”等问题，以微观见长的现代医学，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调控。中医药注重整体动态调节，长期临床实践表明了中医药有可能通过调控脏腑组织再生以治疗急慢性病证，但由于缺乏现代语言的科学阐释，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十一五纲要”提倡自主创新，中医药理论与上千年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无疑是我国医药自主创新重要的灵感源泉与物质宝库，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首先要解决中医药理论的现代传承及临床经验的科学表述。如中医药调控肝再生虽然有大量的临床实践，其中“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亦被证明是疗效肯定的中医药特色疗法，但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根本原因是肝再生机制极其复杂多变，完全是系统动态地整体调控，而中医药对肝再生的调控又具有多途径、多层次、多方位、多系统、多成分、多靶点、多时限系统作用的特点，给研究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兴起与不断成熟，给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工具，通过找准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突破口，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完全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5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中医药调控皮肤、神经（包括周围和中枢神经）、骨再生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特别是“烧伤再生医学”以中医药“液化的方式无损伤的排除坏死组织”（减少损伤），以“原位干细胞培植的方式再生修复创面”（无疤痕皮肤再生）是对中医学“祛腐生新”和“既病防变”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在对现代再生医学产生影响的同时，为促进中医再生医学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人体组织器官的再生能力以肝再生最为惊人、最为复杂和最为奇特，一直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点关注领域。在急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肝再生与肝损伤在体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动态平衡，是维持肝功能正常和影响预后的关键机制。中医药广泛用于急慢性肝病的治疗，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对肝再生过程的整体调控，但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内经》中“肾生骨髓，髓生肝”的科学内涵一直未被揭示，甚至连“肝主生发”的功能都未能与肝再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和研究。近些年来，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肝再生和骨髓干细胞的研究进展，我们首次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开展“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补肾生髓成肝”至少可通过影响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脏细胞和肝内环境（包括调控肝再生的细胞因子、肝内干/祖细胞）等3个途径或机制调控肝再生，这就为“肝再生”这一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更全面和更丰富的实验与临床资料，丰富了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细胞的机制研究和临床运用，阐发了急慢性肝病“髓生肝”、“髓失生肝”、“久病入肾”、“重病入肾”病因病机理论，为提高“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以防治肝损伤、肝硬化和肝癌的临床疗效，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和基础理论支持，推进了中医再生医学的创立与成熟[4-6]。

6 中医再生医学的发展趋势

鉴于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复杂系统，采用日益成熟的系统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在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基因组学主要研究生物系统的基因结构组成，即DNA 的序列及表达。蛋白质组学研究由生物系统表达的蛋白及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差异。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系受外部刺激所产生的所有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 揭示机体生命活动代谢本质的科学, 具有整体动态、综合分析等方法学特点, 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延伸，与中医的系统整体观相通。常用的方法是检测和量化一个生物整体代谢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建立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下，代谢整体的变化轨迹，反映某种病理生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事件[7]。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看，脏腑组织再生失常是因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所致，而脏腑组织再生失常过程中出现的“证候”可能是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后所发生的一种特异性变化状态。这一被扰动网络可通过其分泌到血液和尿液的内源性成分的改变以组、群、谱的特征反映出来，因此，反映脏腑组织再生过程中证候演变规律的“物质基础”将可能是组、群、谱集成的形式。特别是基于高场核磁共振（NMR） 技术的研究方法，并不需要进行样品的提纯，可以无损伤地监测组织代谢表达谱的改变, 动态评估代谢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定位相应的靶组织、作用过程以及生物学标志[8]。因而，对于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系统动态变化的规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技术手段。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理，不仅可显著提高中医药治疗相关病证的临床疗效，而且可以实现中医药理论的若干突破与创新，使中医再生医学成为现代再生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1］ 郑作昱,史成章,牛正先.细胞周期与肿瘤［J］.华人消化杂志, 1998，6:1097-1099.

[2] 刘为纹.肝细胞性肝癌病因学研究［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1999,7:93-95.

[3]肖文华,刘为纹,房殿春.原发性肝癌多基因异常的研究［J］.华人消化杂志,1998，6(特刊7):50-51.

[4]李瀚,高翔.“肾生骨髓，髓生肝”的科学内涵［J］.中医杂志,2006(1)：6-8.

[5]李瀚,晏雪生,罗建君,等.左归丸药物血清促进骨髓间质细胞转化为肝细胞的作用［J］.中国组织工程与临床康复，2007,11(28):5465-5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