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求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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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 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 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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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求总量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根据90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266.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294.9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9.与上季度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88.9万人和94.9万人，上升幅度分别为50.1%和47.4%，岗位需求的回升幅度略高于求职人数，从而导致了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1.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68.3万和41.9万人，上升幅度分别为34.5%和16.6%，岗位需求的回升幅度略高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上升了0.12.与二季度相比，“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包头，三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明显回升，用人单位需求分别上升69%、99%、137%和455%；求职人数分别上升35%、87%、136%和407%，用人单位需求的上升幅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

2. 第三产业需求大幅回升。

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1%、31.5%和66.4%.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各产业需求大幅度下降，三季度开始回升。三季度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增长了近60万人，上升幅度为51.2%，第二产业增加26.5万人，上升了46.2%.

3.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用人需求大幅度回升。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占总需求31.4%、25.4%和17.2%，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2%.与二季度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30万人，增长55.9%；制造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21万人，增长43.3%；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15万人，增长49.3%；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4万人，增长66.2%；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4万余人，增长61.7%.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大幅增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3.7%，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所占比重分别为36.8%和26.7%，两者合计达63.5%.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二季度增加了86万人，平均上升幅度为5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分别增加了约30万和24万人，分别比二季度增长了48.1%和56.8%.

5.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

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两方面的总量均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增长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2.4%和65.2%.从需求总量看，与二季度相比，各类职业的供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增加了近38万人，上升幅度为5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增加了8万人，比二季度增长了48%；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了7万人，比二季度增长了37%.从求职看，与二季度相比增加较多的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增加了近34万人，上升幅度为51%，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了近11万人，上升幅度为50%.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用人需求的增长幅度高于求职者人数的增长，因而导致求人倍率的上升，其求人倍率为1.

6.与二季度相比，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回升；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的比重略有增长。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 所占比重高达60.8%，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2.2%，其他失业人员占11.7%；下岗职工占7.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3.5%.与二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增加61.5万人，增长幅度为5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加约25万人，增长幅度为63.2%，就业转失业人员增加28万人，增长幅度为53.4%；下岗职工增加5万人，增长幅度为27.3%；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20万人，增长幅度为41.9%.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求职比重分别上升了2.2和1.5个百分点，就业转失业人员的求职比重则分别增长了1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求职比重分别下降了1.3和2.6个百分点。

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增长幅度较大。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7.3%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30.4%；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大专）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7.7%.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5.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为30.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大专）占了总求职者的23.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增加了近18万人，上升幅度为61%；求职人数共增加28万人，增长了67%.求职者的增长幅度高于用人需求。

“非典”疫情过后，各地开展了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供求人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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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1-4月份劳动力供求情况分析

（一）按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表

从行业需求情况来看，各行业的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三大行业，其中用人需求分别占行业需求总量的25.91%、22.38%和16.05%，三行业需求占需求总量的64.34%。

（二）按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企业用人需求占主体地位。其中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企业的用人需求最高，所占比重分别为37.77%、20.61%和22.98%，三者合计达81.36%。

（三）按职业分组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从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依然是用人需求的主体，所占比重分别为45.06%和21.21%，二者合计约占需求总量的76.27%。此外，对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也比较大，所占比重分别为12.92%和10.12%。

从求职情况来看，求职人员相对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所占比重分别为36.25%和27.41%，二者合计约占求职总量的61.66%。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比重分别为10.68%和15.67%。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其它职业的求人倍率最高，为0.92；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63、0.59和0.61；求人倍率最低的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0.33。

（四）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状况分析

从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情况来看，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72.26%。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7.53%，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45%，其它失业人员占18.48%；此外，在求职人员中，下岗职工占9.31%，其它人员(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占15.16%。

（五）按年龄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来看，73.02%的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年龄都有明确的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占总体需求的58.35%。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25.69%，对25-34岁之间劳动力的需求占32.65%。

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同样以年龄在16-34岁之间为主体，所占比重约占求职总数的71.05%。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40.42%，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0.63%。求职者的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今年前4个月各年龄阶层的求人倍率与上年度同期相比都有所上升，其中，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求人倍率为0.71；年龄在16-24岁为0.47；年龄在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为0.31。

（六）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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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副司长认为2009年整个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

据盛来运介绍，国家统计局在去年10～12月份组织开展了针对部分外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加快。另外国家统计局在春节期间，利用农民工大量回家过年的机会，开展了一个将近7万个样本、7000多个村的调查，发现金融危机确实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农民工在第四季度回流加速，但具体人数在完成数据汇总之前尚不确定，总之，人数会超过1000万。

翟燕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今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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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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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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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客观分析湖南劳动力市场发育现状出发，指出了目前全省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阐述了构建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思想、原则、基本思路及其模式选择。然后，提出了促进城乡统一市场发育的政策取向及三点对策措施。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户籍隔离管制；城乡分割；制度性樊篱；城乡统一市场；连锁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不仅是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尽快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需要，也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就业矛盾全面缓解的客观要求。那么，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的湖南，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如何？“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不利影响，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在此，笔者试为求解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作一点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 一、湖南劳动力市场发育现状的实证分析 1995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1～2002年立项课题“‘十五’湖南城乡就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三（批准号：201076B） 步完善，我省劳动力市场伴随劳动力供需双方选择性的增强，体系已初步建立，机制正逐渐形成，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开始显现。据资料介绍与实地调查，在各级政府劳动部门的精心规划与政策引导下，我省以劳务输出、职业介绍、就业培训、技能开发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多元社会化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已基本形成，并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增强等方面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资料表明，仅2001年全省县以上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就已举办各种形式的劳动力供求见面洽谈会2200多场次，有近10万家用人单位，携带56.11万个就业岗位，主动进入劳动力市场挑选劳动力；全年有87.03万城乡劳动者主动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门路，其中企业下岗职工20.7万人，城镇失业人员26.09万人，其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发挥中介作用，已帮助近30万有求职愿望的劳动者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其职业介绍成功率达34％。同时，全年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广大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64万多人次，为全省10多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培训和转业训练，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全省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省就业压力的有效缓解。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整体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运作机制不够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加之“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制度刚性的负面影响，使全省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仍然受到种种“制度性壁垒”的阻碍，导致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发育中还存在不少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 ——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这里讲的“城乡分割”，不仅指劳动力交换场所在空间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在运作机制上的制度性城乡分割，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交换中至今未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因而二者在就业方式上仍然存在种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就业，一般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而农村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应地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项社会保险；二是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统计失业率时，仍仅仅考虑了城镇这一块。也就是说，至今农村劳动力即使在劳动统计上的“国民待遇”也还未得到真正落实。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根本无法获得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等项服务，而只能游离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在体制的边缘和狭缝中求职业、谋生存。 ——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覆盖半径短小，市场组织形态的规模不经济。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公平竞争与非歧视等市场规则不完备，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搜寻、处置成本及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且使城乡分割的各类“小市场”彼此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造成各个被分割了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其覆盖半径无法获得应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仅不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有效转移，而且使得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运作机制扭曲和城乡分割的严重问题，且导致这些问题的成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不够规范的政府行为是造成市场机制扭曲的一个直接原因。近年来，我省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省政府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若干政策规定（30条）出台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不仅支撑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非公有制经济对全省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非公有制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在效率原则驱使下，考虑到城市非技能型劳动力的价格（市场工资）往往高出农民工许多，且不如农民工吃苦耐劳，其管理难度相对较大的现实情况，更乐于招聘使用农民工。从而，导致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经济高增长与城镇高失业并存的奇特现象。一些政府部门为扭转这一格局，缓解城镇失业压力，又重新捡起了带“歧视性”的行政手段，一边清退农民工，并从政策上人为抬高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门槛”，一边又大大提高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收费标准，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业“优先”聘用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这一系列消极的“反失业”举措，其实质是因政府行为失范而带来的一种针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政策，同时也是我国户籍管理与就业制度改革的一种逆转，既严重破坏了就业竞争的公平公正性，又导致我省就业机制出现新的扭曲。 其二，“城乡户籍隔离管制”的制度刚性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主因。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行政性控制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时紧时松的问题。特别是传统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与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导致即使已经长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无法顺利转变成永久性迁移的市民，而只能边缘化地处于城乡分割的市场狭缝中四处“漂流”。 据对我省部分市州劳动力市场运作情况的实地调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主要是一种制度性分割，其消极后果主要是三点：一是使全省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移，既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又妨碍了全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广大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动力，进而严重阻碍我省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影响了全省就业机会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并制约了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使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的解决，均已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三是迫使进城农民远离劳动力市场体外“漂流”，并导致“灰色劳动力市场”盛行和不正当就业竞争加剧，从而反过来加大了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

二、构建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培育劳动力要素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无论它交换与否，始终附着于劳动者个人身上。因而，劳动力的商品交换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交换。一般说来，我们不把劳动力交换称为“卖买”，而通常称之为“让渡”。这样，劳动力市场自然也是一种带特殊性的要素市场。它在履行场内交换时，所让渡的是一种依附于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力。故严格地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让渡劳动力的场所及其让渡过程的一系列“游戏规则”的总和。通常，我们将前者称之为劳动力的有形市场，将后者称作无形的市场机制。 正因为如此，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之所谓“城乡统一”，并非要求进行劳动力交换（让渡）的有形场所在时空上要一致起来，而主要指在劳动力交换（让渡）过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必须实行统一的“游戏规则”，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垒”，更不能对某一群体有所“歧视”。 可见，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构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决于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能否冲破。即能不能消除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这两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后，其正面效应是否大于负面影响。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包括平等的劳动权和居住权等。实行传统的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和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这一事实上的“身份歧视”政策显然有违“国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从改革发展的趋势看，缩小城乡和全体劳动者的身份差别，实现市场供给主体的公平公正竞争，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总趋势。同时随着我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改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原始转移方式。三是破除传统的城乡户籍管理和有差别的福利保障制度，不仅是逐步消除城乡与工农“两大差别”的需要，也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且改革和创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创新收益主要体现在：其一，有利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缓解农村就业矛盾，并提高我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和二、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就业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者就业的替代压力，促使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转变就业观念的同时，通过培训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可见，从我省实际出发，尽快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导思想与原则 “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思想是：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尽快形成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扩大城乡就业，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发，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情，顺应全省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要求，在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发展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其基本原则是：①统筹兼顾原则。今后，我省在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过程中，必须把城镇就业与农村就业一并考虑。特别是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必须城乡统筹兼顾，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镇就业垄断”，更不允许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采取“歧视性政策”；②宏观调控原则。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经常性调查，及时掌握全省劳动力资源的供求数量、供求结构及其城乡分布状况，并适时采取经济的和政策的措施，从宏观上合理调控城乡失业率，以尽量避免矛盾冲突；③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当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失业压力较大时，全省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的就业投入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以提高全省经济增长的就业密度，并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投入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和民营企业。当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比较充分，市场供求处于均衡时，我们又必须注重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以提高用人单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益，并尽可能裁减企业冗员，促进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三）基本思路与目标模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与原则，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级劳动部门抽调专门力量，认真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并对各大产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的需求作出科学预测，在澄清劳动力供需底子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供需的动态模型，为培育全省统一劳动力市场提供现实依据。 第二步，对全省现有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及其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介绍中心、乡镇劳动服务站）进行电脑联网，以畅通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输渠道，并切实做到全省信息资源共享。同时，顺应加快城镇化的需要，为促进小城镇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建设，使之尽快成为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有形载体和可靠基础。 第三步，切实深化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农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业地入户登记、农用土地合理流转和无差别的福利保障等项制度，从而消除妨碍全省城乡劳动力流动、转移的种种制度性壁垒，为尽快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四步，在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寻处置成本，优化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从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级各类“小市场”，通过现代信息传输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实现联网运作。 本着这一基本思路，笔者主张，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应选择为：覆盖半径大、组织成本低，且劳动力供求信息搜寻渠道畅通、传递方式先进的“劳动力连锁超市”。

三、促进城乡统一市场发育的政策取向及对策 （一）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劳动力的配置与再配置，以劳动力的流动为必要条件。能不能建立起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尽快形成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樊篱”。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篱在妨碍着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拆除这些“樊篱”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们认为，也许其最大的“樊篱”即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伴随而来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已成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过程中，阻碍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交换与选择的一种“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因此，今后我们拆除这一樊篱，破除“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彻底消除城乡界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别。今后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基点，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使城乡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与自主择业，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 （二）对策措施 为拆除有碍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的樊篱，冲破不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育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全省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认为，必须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尽快建立起有权威和全省统一劳动力供需信息的搜寻与组织系统及其管理制度。据问卷调查，目前，影响全省城乡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实现就业再就业愿望的因素很多，除个人主观原因（包括就业观念、文化技术素质等）外，户籍与地域限制、择业自由、用人单位进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构成主要障碍。然而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劳动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据对湖南省益阳市近1000名农业剩余劳动力和近200名企业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分别有40％的农民和25％的下岗职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适合我做”，还有35％的人认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时间、开支和精力太大”。可见，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下，劳动力供需信息机制运作的状况如何，对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和转移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适应市场取向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对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必须切实抓好劳动力供需信息搜寻的网络建设，并通过对全省城乡广泛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与需求预测，及时掌握其供求状况。同时，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交流、传播与咨询工作，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此外，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建立全省城乡统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统与制度上，从而依靠信息机制的传导功能来模糊各“小市场”的边际，延伸市场覆盖半径，以冲破劳动力市场行政分割与城乡分离的种种制度性樊篱。 第二，矫正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发挥全省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催化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以及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经济包括劳动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包括社会失业率的调控，都要在市场有序运作的基础上进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目标模式——“连锁超市”模式，要求冲破户籍管理的城乡分割。为此，不仅要改变政府是用人主体这一“角色错位”状况，而且要创新户籍管理与社会保障等项制度，使城乡劳动者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和职业选择。这就要求我们矫正过来扭曲了的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迅速改变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劳动部门的职责不是管理哪些单位或哪些劳动者，而是要通过户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提供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能够有序运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综合运用法制、经济和信息的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社会失业率和规范市场行为上来。 第三，在健全市场服务机构、搞好相关制度创新基础上，冲破城乡分割的制度性樊篱，统筹兼顾城乡就业。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城乡的就业矛盾十分严峻，公开失业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突出，运用统一市场促进全省就业矛盾的缓解已迫在眉睫。适应这一形势，在我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把健全市场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制度创新，作为完善“统一市场”机制的着力点，因势利导，促进全省城乡劳动力“连锁超市”的尽快形成。为此，一是要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省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联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二是要注重市场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确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执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秩序。三是要大力进行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等项制度创新，通过消除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就业竞争 能力，从而为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合龙并轨，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政，扭转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传统格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符钢战：《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我省劳动力市场供求透视》，《湖南劳动保障》，2002年第6期。 3、蒋学毛：《关于培育我国劳动力“大市场”的构想》，《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蒋学毛：《再论培育劳动力大市场》，《决策借鉴》1996年第5期。

篇8

2004年全省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求两旺的态势，供求总量达475.51万，与上年相比，增加134.64万，增幅达39.5％。其中需求236.99万，增加70.95万，增幅42.73%；求职238.52万，增加63.69万，增幅36.43%；求人倍率0.99。

（一）需求

区域。珠三角地区需求177.14万，同比增加51.82万，增幅41.35%；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需求分别为41.87万和17.98万，同比增加13.08万和6.06万，增幅为45.42%和50.77%。

产业。第一、二、三产业需求分别为3.09万、113.25万和120.65万，分别占需求总量的1.30%、47.79%和50.91%。与上年相比，一产业下降0.43万，降幅12.18%，二、三产业分别增加32.46万和38.91万，增幅分别为40.19%和47.16%。

行业。制造业需求87.70万，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需求58.60万，社会服务业需求17.55万，三者合计163.85万，占需求总量的69.14%，同比增加55.37万，增幅51.04%。

单位性质。企业需求206.75万，占需求总量的87.24%，同比增加61.48万，增幅42.32%。其中，私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居前两位，分别为74.49万和37.09万，占总量的31.43%和15.65%。

职业工种。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服务业人员需求量最大，分别为85.45万和74.41万，合计占需求总量的67.46%。

性别年龄。16-34岁年龄段是需求主体，达175.89万，占需求总量的74.22%；男性需求69.07万，女性需求108.64万，男性需求比女性少39.57万。

（二）求职

人员类别。新成长失业青年、就业转失业人员和其他失业人员分别为58.91万、53.14万和57.24万，合计169.29万，占求职总量的70.98%。比上年增加37.47万，增幅28.43%。

性别。男性127.93万，女性110.59万，同比增加30.82万和32.86万，增幅为31.74%和42.28%。

年龄。16-34岁年龄段196.80万，占求职总量的82.51%，同比增加66.34万，增幅50.85%。35岁及以上年龄段41.72万，占求职总量的17.49%，同比下降2.65万，降幅5.98%。

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77.24万，占求职总量的74.31%，同比增加34.40万，增幅24.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1.28万，占求职总量的25.69%，同比增加29.28万，增幅91.52%。

技术等级职称。具有技术等级或职称的为112.16万，占求职总量的47.02%，同比增加45.58万，增幅68.47%。其中具有技术等级的65.99万，具有技术职称的46.17万，分别占求职总量的27.67%和19.35%。

二、2004年广东劳动力供求的特征

2004年广东省的劳动力市场供求运作属于正常状态，但有如下特征：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增幅和企业缺工明显。

从第二季度开始，广东企业缺工明显。去年省劳动保障厅两次组织企业缺工调查，7、8月份调查了1138家企业，有普工缺口的395家，缺工企业面超过1/3；11月份，又调查了290家反映有技工缺口的企业，技工缺口人数占在岗技工的18.3%。同时，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两旺，而且大幅增长。一是供求总量。03年需求总量166.04万，求职总量174.84万；04年需求总量236.99万，同比增长42.73%，求职总量238.52万，同比增长36.43%。二是流动就业。2004年末本省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总量约600万人，新增量由2003年的47.8万增加到2004年的67.5万，同比增长41.21%。外省在广东就业半年以上的达1600万人，比2003年的1300万增加300万，同比增长23.1%。三是广东新成长劳动力。据劳动力市场的数字显示，新成长劳动力2003年48.05万，2004年58.91万，同比增长22.60%。各类需就业的应届中专、中技毕业生，2003年15万，2004年25万，同比增长66.7%；大专以上，2003年17万，2004年20万，同比增长17.7%。

（二）行业、企业间需求增长失衡明显。

近三年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95.3万个，大大超过上世纪90年代70万个的水平，2004年创记录达到105.4万个。但在行业、企业间，需求增加不是平均增长。比如，2003年第二产业需求81.66万，同比增幅136.21%，而第三产业增幅只有8.23%；2004年第三产业需求达120.65万，同比增幅49.17%，而第二产业增幅38.67%，比03年大幅下降。需求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求的失衡。

（三）工资、综合福利对供求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

在广东市场就业机制比较完善，市场运作也已规范，因此，工资价位对供求的调控成为主导。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总量二十多年增长了86倍，与此同时，广东企业外来工的工资也在提高，2000年前广东外来工月均工资约在450元左右，2004年底达800元左右，但员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未能合理对应，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比，总体工资水平低100-150元。据组织对有缺工反映的1138家企业调查，有69.42%的企业普通工月均工资（含加班）在800元以下，而11月又对缺工状况没有改变的100多家企业回访调查，有54.70%的企业普工工资在600-800元之间，由于企业工资缺乏吸引力，老员工留不住，新员工又难招。去年据部分企业反映，有30%的员工流向长三角。据四川、江西等地区反映，近两年新输出劳动力有超过50%的流向长三角地区。

（四）劳动力供求结构错位更加明显。

广东企业缺工主要是劳动力供求结构错位，且表现越来越突出。从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数字显示：一是性别错位。用人单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男女工需求严重偏离，比例高达1：4，而劳动力市场男女求职比例为3：2。二是年龄错位。绝大部分企业要求招用18～34岁年龄段，尤其是25岁以下的，求人倍率达到1.16；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特别是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只有0.56。三是劳动力素质错位。对有技术等级劳动力需求去年76.96万，而求职65.99万，缺口10.97万；专业技术等级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求人倍率是1.56、1.69和1.88，技师、高级技师是2.32和2.21。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企业对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从去年的调查看，有八成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50%的岗位要求具有初级工以上技术等级的熟练工。目前我省技能型劳动者约有400多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0.37万人，仅占4.26%。而“十.五”期间，据测算，我省劳动力市场中级工供需缺口约180万人，而高级工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在100万人左右，劳动力市场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明显大于供给。

（五）劳动力区域分流日趋明显。

随着我国长三角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过去的“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局面，使劳动力的流向分散，不再像10年前那样大规模流向广东，也不会再现80年代广东的“民工潮”，当时在深圳，一般的企业一个岗位几十甚至上百个人应聘，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以后难以再现。2000年前在广东流动就业半年以上人员占全国1/3强，2004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了解，去年底仅北京（409.5万）、上海（398万）、江苏（1200万）、浙江（369万）、福建（591.1万）五省市的流动人员总量达2967万人，已经超过广东省2200万现有总量近700万。可见，这种分流对广东企业招用工影响很大。据企业反映，近2年36.96％流失的技工和29.81％普工离开广东，分流到其他省。同时，由于国家对农业农村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大，务农收入显著提高，如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8%，创下1997年来的最高点，从而使当地农村劳动力务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导致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就近就业或务农。

三、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几个问题的反思

从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和企业缺工问题分析，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关于工资调整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企业工资标准是缺工的一个关键因素，员工的劳动报酬要与其创造的产值相适应，与自身的劳动价值相对应。如果低于其劳动价值，将极大地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归属感；如果过高，势必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生产竞争力削弱，企业很难生存；所以调整企业员工工资必须二者兼顾。这里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规模小、产值低、效益差、工资调整空间基本没有的企业，企业缺工问题要解决是很难的，从政府的角度，也很难帮助，这类企业只能逐步退出市场；二是有工资调整空间的企业，但为了掠夺员工的劳动价值，不积极甚至不愿意调整员工工资，价值与工资严重偏离，这类企业，政府应干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公布合理的工资指导价位，促进企业提高工资；三是对混淆员工工资结构，将加班费也计入最低工资标准，或加班不发加班费，拖欠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纠正，保证员工合法工资的权益；四是加强在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提高员工集体谈判能力，通过工会工作，帮助员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二）关于教育培训问题

人才的培养教育要突出实际效果，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一是培训与市场需求要紧密结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完成。目前不少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场又缺乏所需人才，这是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体现。因此人才的培养教育要加强规划，要有前瞻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周期一般比较长，要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中可能短缺的工种预测性研究，提早制订培训计划，在市场变化中力争主动。二是强化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前，我省技能型人才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其他的一些省份，有技能、具实操经验的人才尤其短缺，而我省已属于经济大省，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快，对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为此我们必须全力搞好技能人才的培养。三是企业内部也要加强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比较重视员工培训教育，而国内有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一些港澳台投资企业就不太重视，所以这类企业缺口比较大。按规定，企业的培训教育经费投入应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计提，不少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由于企业不重视内部员工培训，使企业缺工问题增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难于提高，因此要很好引导企业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三）关于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升级改造的问题。

根据当前世界企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缺工实际，要使企业缺工问题有效解决，企业一定要加强技术升级改造，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品牌发展道路，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减少用工量，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要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这样可减少缺工压力，同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又可发挥当地劳动力充足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四）关于提高招用工现代化水平的问题。

要加强改进招用工手段，加强网络化信息化建设，要借助先进的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远程可视招聘系统，实现招聘服务手段的多元化，消除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信息不联接现象，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科学的方法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进行分析预测，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也是解决企业缺工问题的好办法。

四、2005年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走势判断

（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劳动力需求有所减少。

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预计05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保持增长，但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特别是国际油价飚升后的走势及其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不变。就国家政策看来，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财政赤字规模的减少，投资增长速度的控制，仍然是政府高度关注的方向；三是广东社会经济投入增加。广东取消农业税，要减少三十几个亿的收入，最近考虑取消农村的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测试估算增加投入60个亿，另一方面环保规划执行完成也要花费2000多个亿。综合这些因素，省统计局预测，广东2005年GDP增长在11%-12%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会有所减少。按照一般规律GDP增长速度在10%，新增就业岗位约60万个。如果今年广东的总体经济增长在10%-12%，劳动力需求量将比去年减少，供求矛盾也相应缓和。版权所有

（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剧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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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4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3

近年来，东部地区开始显现“用工荒”，而今年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西部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一方面是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用工荒”现象；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务工人员返乡和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现象并存，大量劳动力待业。两方面耦合路径的“中断”部分原因在于西部地区过度产业升级和产业选择偏差。若对产业结构偏差和劳动力市场矛盾不加重视，“用工荒”、“农民工就业”、“产业发展”在“十二五”将演变为“长期性”和“整体”问题。中国已经开始经济结构转型，未来十年会呈现新的二元结构，即东部地区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中西部地区持续工业化和城市化［1］。面对上述新形势、新情况，西部地区应按照“区域外务工与区域内就业并举”的原则，设计区域统筹、利益统筹的产业选择思路，调整产业体系。

1农民工产业流向理论分析

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中分化出来进入城镇的务工人员，其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二、三产业，一般不论及具体的职业性质［2］。农民工产业流向是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与就业。这种产业流向与该地区工业化演进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分析不同时点上农民工的供给和需求均衡，构建农民工供求模型［3］，能够揭示农民工产业流向的一般规律和趋势。

1.1农民工供给函数

影响农民工供给的有经济、社会、制度因素：非农产业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异、教育水平、土地制度和其它相关制度。在某一时点上，假定人口自然增长率、受教育水平、土地及相关制度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供给函数就可以表示为S=S（w），w为非农产业收入与农业收入之差。用图形表示，则有S和w之间呈同方向变化。除w之外，其它因素对农民工供给量的影响，通过供给曲线移动幅度来体现。

1.2农民工需求函数

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拉动”农民工的产业转化及其就业，取决于两个因素: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率。其中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又取决于非农产业产值增长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非农产值增长率和地区投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发展政策等相关，后四个因素决定了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考虑在短时期内，资本、消费、产业结构与组织、地区发展政策等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非农产业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量的唯一因素，需求函数表示为：D=D（w）。资本等其他因素对需求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进而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

1.3农民工产业流向供求曲线

产业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成熟期。假设每个时段分别用供给曲线、需求曲线来表示，那么可以得到供求曲线图（等量资本投入，产业选择不同，曲线的斜率不同，如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比例，导致等量的资本投入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见图1。在工业化初期(P1)，轻工业等劳动密集产业首先得到发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加快，这个阶段，非农就业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的。到了工业化中期（P2），资金向重化工业倾斜，重化工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随着工业向低碳、信息、金融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P3），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显著下降。

图1农民工产业流向供求曲线图

Fig.1Demandsupply chart for peasantworker

flow in industries注:农民工产业流向供求曲线图为三维图，x轴为IE（Industrial Evolution）时间轴、y轴为非农产业收入水平轴、z轴为非农产业与农业收入差异轴。需求曲线D1、D2、D3与供给曲线S1、S2、S3相交点为P1、P2、P3时期农民工供需平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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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3.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目标定位。首先，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国统一的，运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平台；其次，通过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使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使困扰宏观经济发展的失业特别是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从而减轻劳动就业方面的社会压力；再次，通过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实行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化的就业机制相结合，实施“就业型经济增长”战略，克服“增长型失业”，改变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偏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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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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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供求缺口是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力资源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未来人力资源供求缺口的研究离不开对人力资源供给量和需求量的预测，而预测方法的选取对预测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

对人力资源供给的预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经济活动人口本身的定义，从人力资源总量中扣除不能或者不要求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郭庆松（2004）使用了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和人力资源自身的供给规模两项指标来预测上海市未来几年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是将在校学生规模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中予以扣除，然后再加入老年就业人口数和迁入劳动力人口数，而人力资源自身的供给规模的预测只需将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中减去外来劳动力人口数就可得到。刘钧，徐文娟（2011）在预测我国人力资供给规模时以适龄劳动人口为基础，将在校学生数、在押服刑犯人等不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从适龄劳动人口中扣除，进而预测出人力资源供给的规模。二是利用劳动力参与率来测算，即利用人力资源总量预测值乘以劳动力参与率预测值。王金营，丽莉（2008）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将15岁以上的人力资源总数分成15岁~24岁、25岁~44岁、45岁~59岁、60岁~64岁、65岁及以上五个年龄段，对各个年龄组的未来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作出预测和必要的假设，从而得出各个年龄段的人力资源供给量，进而汇总得到总的人力资源供给量。齐明珠（2010）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其研究的对象为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把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分为15岁~24岁、25岁~44岁以及45岁~64岁三个年龄组，然后再分别估测劳动参与率。李明生，张延平（2011）在预测广州市“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时首先是利用分要素预测方法预测了未来各年的劳动适龄人口数目，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劳动参与率的估计得到最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

对人力资源需求的预测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运用已有的历史数据计算出历年的就业弹性，再结合定性分析给出所预测年份的就业弹性的估计值，再结合经济增长率的估计，进而计算出预测年份的就业增长率，最终得到人力资源的需求数量。周祝平（2007）在用就业弹性法对北京市2006年~2030年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时，将就业弹性分为城镇就业弹性和农村就业弹性，然后分别对城镇和农村的就业需求进行测算，最后进行汇总得到总的就业需求量。蒋茜，孙兵（2011）通过计算出我国1995年~2009年的平均就业弹性0.116作为预测未来人力资源需求的基数，并将我国的GDP增长率设置8%、9%和10%三个水平进行预测，因而得出了未来十年我国人力资源的需求量以及每年的需求增量。二是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预测，比较常见的是建立GDP与人力资源总量的一元回归模型。武晓萍（2000）通过将三大产业的实际就业量和分产业的GDP作非线性回归，得到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与GDP的函数关系式，进而预测出了三大产业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数量。俞章盛，黄晨熹（2001）在对上海市“十五”时期劳动就业容量时，分别用可比价的GDP和当年价的GDP与就业需求数量做回归分析，择优选用，运用了广义差分法消除了自相关，并在不同GDP增长速度的估计下得出了高低两个不同的预测方案。白雪梅，丁韦(2007)在建立城镇劳动力需求量对GDP的经济计量模型时引入了政策因素，将时间作为虚拟变量，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有效地修正了模型，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人力资源供求预测方法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研究学者采用的预测方法不同，但并不能绝对地肯定或者否定某一种方法，有的学者为了提高预测的精确性，综合采用了多种方法，但其最终目标是为分析人力资源供求缺口以及提出调控未来人力资源供求量的相关策略做铺垫。

参考文献：

[1]郭庆松.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2004,(11):63-71

[2]刘钧,徐文娟.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供求的预测和管理[J].求是学刊,2011,7(38):59-64

[3]王金营,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19-24

[4]齐明珠.我国2010-2050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J].人口研究,2010,34(5):76-87

[5]李明生,张延平.广州市“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及分析[J].统计观察,2011，(6):92-95

[6]周祝平.北京市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J].北京社会科学,2007,(3):32-37

[7]蒋茜,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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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表现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这些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较低；由于郑州市产业结构不高，所以对劳动者的要求不高，某种程度上看劳动供求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具体表现如下：

（一）传统行业的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都比较高

从不同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主体，二者的求人倍率在数量上和变化趋势上基本保持一致，从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依然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劳动需求较高。

（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所占比重都比较小

从需求人数来看高中在全部需求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在2005年第二季度时为37.88%，2011年第二季度时为27.54%，从所占比重上来看有所下降，对大专的需求比重在2005第二季度时为20.82%，2011年为23.26%，比重有所上升，可见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高中及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员需求比重比较高。

那么郑州市的劳动供给如何呢？2005年第2季度高中、大专的求职人数占全部求职人数的比重分别是58.02%、28.85%，2011年第二季度二者变为42.19%、33.66%，二者加起来大约占总的求职人员的80%左右。而对文化程度无要求的2005年第二季度、2011年第二季度分别是31.98%、37.88%，大学以上的无论是需求比重还是供给比重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小。

（三）低技能人员成为郑州劳动供求主体

从求人倍率的高低来看，中级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一直较高，譬如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24的季度都是大于1的，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16个季度是大于1的，至于无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一直在0.5徘徊，只是到了2009年之后开始处于上升趋势，达0.8左右，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员的劳动过剩情况较为严重，到2009年劳动过剩状况才趋于缓和。

另外从绝对数来看，无论是2005年还是2011年对职业技术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最多，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无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在不同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中也是最高的，所占的比重依然最高的。那么可以推断出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并且求职人员技术水平也比较低，供求存在低水平的匹配问题。

（四）郑州市体力型劳动者备受青睐

从不同年龄组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25～34岁的求人倍率是最高的，2008年以前大致在0.8～0.9，2008年以后大部分在1以上，即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16～24岁、35～4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基本上趋于一致，而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是4个年龄段中最低的，一直在0.3、0.4左右徘徊，在2010年达到0.5，2011年达0.7左右。

35～44岁的劳动力在技能和经验上更有优势，45岁以上的劳动力虽然体力开始衰退，但是技能及经验却更丰富。从求人倍率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看，郑州市的产业似乎更为青睐体力型劳动者。

三、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形成机理分析

（一）低工资催生低层次产业

一是低工资会导致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我国的低工资必然造成生产中劳动对资本的替代，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足。

二是低工资制约人力资本投资，限制高级人才供给。工资比较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很低，在教育成本很高并且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的情况下，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低工资降低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三是低工资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低工资促使国际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低度化趋势。低工资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发展，而在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状况又形成对低工资的依赖，这反过来会强化对低工资现状的维持，我国的这种低度化状态之间，呈现一种循环加强的趋势。

（二）低工资收入支撑低价产品需求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人们收入低下，低收入通过需求影响产业层次。低收入者首先由于所从事行业收入水平很低，收入低决定需求的上限，收入低产品需求量少，需求品种少；其次受传统消费思想影响，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开支外，主张节约消费，即使收入水平有所增加，在近期内还是会维持原先的消费水平，增加的收入用来储蓄，需求明显滞后；再次，受教育文化程度的影响。受教育文化程度低，不仅影响到找工作的难易，而且决定了这一群体不懂怎样正确、有效地提高生活水平，对新产品认识、接受、利用的不足会影响到消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