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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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饿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狮子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狮子想，生命与尊严相比，显然是生命重要。它决定放弃尊严来捍卫生命。

它来到老鼠的公司找差事。老鼠见狮子来了，慢条斯理地说：“只有门卫一职，我看很适合你干。干不干，你自己拿主意。”

狮子心想：你这个坏家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难道公司里没有更体面的职位吗?但是它知道，此时，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它同意干门卫这个行当。老鼠看出了狮子的心思，它对狮子说：“现在是经济社会，一切都由金钱说了算。你原来是大王，可是现在你却是流浪汉。我收留了你，你要感恩才是呀。”

狗因为不善于经营而成为穷汉。狗找到老鼠，老鼠让狗负责捉猫。老鼠说：“你是一个对付猫的天才。你捉到一只猫，我就会给你发一笔奖金。”

狗想，我与猫没有仇恨，可是，如果放着大把的钞票不去挣，那也太傻了。于是，它整天不睡觉，在猫活动的地方等着。许多猫被狗捉到，送到老鼠那里听从处置。

被捉到的猫常指责狗：“当初你为主人看家护院，我为主人捉老鼠，虽然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我们也算是同事。你讲不讲道德，讲不讲情义呀?你将我们逼入绝境，不感到内疚吗?”

狗说：“眼下是经济社会，谁还讲什么道德，谁还讲什么情义?你的说法太不合时宜了。现在老鼠给我发工资，老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必须听老鼠的。老鼠叫啥我就干啥。你没有发财，你挨欺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动物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孔雀被老鼠聘为艺术团演员。孔雀拜老鼠为艺术导师。许多动物说孔雀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有品位，怎么让老鼠给收买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孔雀说：“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要穿衣吃饭，没有经济的支撑是不行的。再说了，现在哪个艺术家不爱钱呀。如果空谈高贵啦、品位啦，有什么意义?我问问你们，我想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你们谁能给我?我想住世界上最豪华的房子，你们谁能给我?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你们谁能给我?”

篇2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篇3

经济法与社会法共同担负着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并且在功能上相互配合。

（一）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

就经济法承担的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得到法律保护并且要求保持高效、持续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在市场化指向下运用各种政策促动工具，发挥各种能动作用，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公平、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使国家在市场机制中内化为一种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帮助市场克服其自我颠覆倾向，市场难以自身矫正的缺陷被借助于国家之手得到治理，市场秩序在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中得以维持。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具有分化倾向的，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经济法并不因其导致社会分化的趋向性与规律性而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进行否定，而反过来是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保护与强化，目的在于使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与产品得到更大的丰富与更多的增加，使实现社会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具有前提与条件上的可能性与保障性。经济法的发展性整合功能还表现为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资源安排能力与财富调节能力。国家可以通过预算安排、计划实施、财政转移性支付、政府控制价格等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使经济力的配置符合社会整合的要求。国家还可以通过收入税调节等手段赋予富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负担更高的社会安全成本与社会秩序成本，目的在于使富者与贫者达成一种建立稳定秩序的合作与通约。因为不与贫者合作，富人的财富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①

就社会法承担的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社会法的社会正义主张中，社会成员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性的法律制度支持。社会分化中的弱、贫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这需要有稳定的法律治理机制。社会法的目的与机制之一就在于对弱者与贫者提供法律上稳定的补给、救助与支援。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机会的分配，而机会分配又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取机会的机会实力。就社会成员机会实力的原始分配状态而言，因智力、体能、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自然差异，社会成员的原始机会实力是不平等的，而社会正义指向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的发展机会实力。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当对社会成员提供获得普通机会实力的制度安排，这种普通机会实力的获得必须依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供给，而这也正是社会法的重要功能内涵。

（二）在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方面，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与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相互协调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的溢出效应。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强调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但两者有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分。

就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而言，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发展过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矛盾。经济法强调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的利益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是其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但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

就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而言，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扶助，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

（三）在社会总体性法益目标中，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共同并举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 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3]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

就一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性的法益目标中，既需要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也需要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

注释：

篇4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1-03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社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从目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状况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1)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持久关系网络有关。”布迪厄定义的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能够涉取被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指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3)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国内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比较宽泛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普遍地注意到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文化导论》、《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地区形象论》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以及信任、规范、制度、传统文化、网络及形象等诸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2)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制度、规范及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作者认为，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向制度理性化的道路。(3)直接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直接介绍、研究和应用，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博士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无疑是忽略了制度、规范、信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突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清晰，理论体系并不完备。另外，对社会资本的功效问题还有待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尚不成熟，大量的争论和理论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但为我们透视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这样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二)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关于社会资源或者说社会稀缺资源在这里不仅是指以土地、货币和财产等体现的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利、地位、名望、荣誉、信息和心理满足等各种精神资源。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摄取。一种是国家权力授予的分配形式，另一种是市场的功能性分配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浮躁的，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交易、生产竞争等有关这些复杂性的全部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精确的法律规章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精确

的规定，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作为一种协调人际行为的非正规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必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做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但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其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四、创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篇5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篇6

在传媒业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传媒业的节节高升。经济的增长使传媒的途径越来越广，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受众也越来越多。经济的丰满，推动了设备的更新，使传播效果更上一层楼。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传媒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传媒业的核心，有创意才会使这个行业不断提高创收。有句话说，传媒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有了经济的支持，传媒界才能把这只舞跳好，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来。

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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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方式的追求数量特色,以及指导生态恢复的思想存在部分偏差,如误把大片的单一植树造林和良好绿化当成生态良好;绿化时过于注重形态设计和色彩观感;重视森林覆盖率,以及造林的规模、声势,而忽视其综合生态功能和质量;忽视对较大区域内生态多样性和地带性的恢复、保护等,使得对环境的破坏难以真正停止。但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大量存在[1]以及“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实验机会”[2];尤其是大量闲散的城乡劳动力能使政府历史性地实现以人力资源换取多样性生态资源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趋利避害,在区别东中部及西北部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实际情形的基础上,力争在生态恢复的路径上实现突破,将生态恢复、经济发展、生态科技开发等统筹规划,那么恢复生态并非难以作为。

(一)东中部地区的生态恢复和保护

1.广大乡村地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乡村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在整个生态恢复和维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乡村地区的生态恢复至少须经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专家学生进行地区性资源的摸底汇总,并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重点到自然保护区和交通不便、人为破坏较少等的地区进行。这项工作已有部分基础,但应看到多样性普查并非易事,全球物种估计只有约10%被记载下来,[3]因此必须设置长期性的机构,进行长期普查。植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普查时可以先行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考察不同植被个体在生态的群落性、复合性、层级性以及生长条件等方面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以及同纬度地区和同等高地区等情况下的可迁移性。这对资源的有效保育和成功复育至关重要。第二阶段:对区域性植被进行系统的育种培苗。很多地区的植被种类有限,因此要恢复生态的多样性,首先必须改变种苗的有限性,为此应确定复育植被的种类、数目及方法,并成功育种。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须组织城乡闲散劳动力整治荒山及本土危害性植被。不少本土危害性植被既对土壤肥力造成破坏,又对其他植被形成排斥,如南方的茅草和野竹,它们的根硬而尖,钻土、吸肥、复生的能力都极强,因此必须挖根烧毁。第三阶段:以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为标准,大规模地恢复生态。在乡村地区,政府组织农民实行尽可能多种类的植树造林,然后飞播补充人工不便到达的地区,以及难以栽培的藤类、菌类等。还应将国有和集体的林场、道路、沟渠、河滩、荒山、公园等过于单一的成活林(如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杨树,南方的樟树、梧桐、玉兰等少数品种

)逐渐改造成品种多样、富有群落层次、自成区域性生态系统的新林。此外,政府还应根据高原、草甸、湿地、河谷等不同地形地貌和不同水文气候的生态特征,组织劳动力去恢复多样性的植被。只要多样性植被恢复,动物就有多样性的食物来源和优裕的生境,这样自然保护区内的动物就会走向更广阔的地区生存繁衍,由此较大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就会逐步丰富化;与此同时,植被的恢复还能为微生物等生存提供良好环境。检验生态恢复的效果,必须将特定区域、特定地带生态环境的应然状态、理想状态与现实状况对照考察,以此验证生态恢复情况。通过对比,找出差距,然后尽量使现实状况向理想类型、应然状态靠拢,一旦发现缺陷或缺失就复育补充使之完整。

2.城市生态的恢复与保护。城市人口密集,排放过多,生态负荷较重。虽然不少城市绿化较好,但几乎没有生态环境。有学者明确指出,城市生态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脆弱生态系统,应变能力差。这主要体现在绿地面积少,有限的植被种类只能净化有限的污染,面对复合型并发性污染束手无策等。因此,城市也须按照生态系统的特征,进行大面积的多样性生态恢复。

(二)西北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恢复和维护

西北部地区生态恢复与维护的任务更为长期艰巨。不过,在借鉴东中部地区生态恢复经验的基础上,西北部地区可先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和条件许可的地方进行生态恢复试点,成功后再在降水较多的地区推广,然后逐步推广到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恢复的关键和难题是水。由于降水极少,而“南水北调”主要用于生产生活,因此恢复生态的用水只能另觅他途。笔者认为,用水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水汽的扩散和移民,实现部分解决。一方面,在西北部水源较好的局部地区,先行恢复生态环境,形成散“点”;在没有干涸的河流、河谷、山谷等地恢复生态,形成支“线”;保护已有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植被条件较好的地区,形成大“面”。上述“点”、“线”、“面”地区的水汽含量一旦增加必定扩散,增加局部地区的湿度,从而减缓地表水分的蒸发速度,这极有利于地表植被的恢复。

移民尤为关键。政府可以分批适量移民到城市和东中部地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生活生产用水,更能防止农民与刚恢复的生态环境争夺生存资源;生态恢复巩固后可以考虑反向移民,以缓解城市和东中部地区的生态压力。

二生产力及经济社会的生态性转型

“转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少学者的相关研究不少,但大多局限在传统工业革命的技术框架和“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之内,对生产力转型尤其是经济社会的生态性转型关注不多。笔者认为,在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只要成功地实现生产力技术的生态性转型,那么经济社会可以此为契机进入全新的生态化时代。

(一)全面发展生物技术、实现生产科技生态性转型

目前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还停留在食用、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建材家具等较为感性、直接的阶段,远未达到充分利用和科学利用的程度;而已有的生态生物技术本质上仍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其技术的内核仍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内核,因此仍对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破坏,故当务之急是发展系列低污染、低破坏、低消耗,后续资源能够不断提供并且更新快、易替代、对人类身心没有危害的生态生物技术。

生物资源提炼加工难度较大,但在实验室里如能对其具体组成成分、特性、功用、不同组合后产生的新物质等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我们很有可能较为充分地认识其特性和功用,从而实现生态生物技术的突破,在虫病灾害、医疗保健、能源化工甚至种属基因等方面实现技术转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但是前景可观。

(二)经济的生态性、低碳化和可持续性转型

经济的生态性转型主要是发展生态经济,即将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来实现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促使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从而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高度统一。但是生态经济到底怎样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历来论述不多,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和用途转变。恢复生态的长期建设和维护,可使目前的农民由季节性农工向常年的农林工人转化,并进一步促使农民的使用方式由目前的体力型转变到体脑并重型;国家还可通过教育转化新生代农民,实现他们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换。这样,通过产业和代际的作用,政府可历史性地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民问题。2.生产方式转型。生态农业可以转变现有的化肥农业、农药农业及石油农业;转变现有的能源式、排放式生产,使经济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更可转变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外延式和粗放型生产,实现集约化、资本化发展;转变现有的竞争式掠夺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理性发展。3.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转型。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一大目标是推动农民从种植业外获得收入,实现生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型。生态的恢复和长期维护一方面能够促使农业结构实现逐步调整,另一方面又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种植收入,以改变目前单一性的种植经济和链条很短的农业生产形态。因此,从生态恢复时的低层次、体力型劳动到一般性的生态经济产业再到高层次的生态科技产业,政府可以逐渐实现对农业产业结构的梯次转移、梯次开发和多层次纵深发展。4.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导引力转变。长期以来,市场机制曾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时至今日,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使得经济转型面临不少困难,因此可以考虑以生态恢复和经济社会的生态化作为新一轮改革的某些初始动因,使其成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长远导引力和推动力。5.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而恢复生态保护环境,是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6.生活方式转型。生活方式日益显示出其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现有的大排场、高消费及一次性消费等生活方式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政府应提倡一些理性节制的生活方式,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三)社会的和谐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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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基础，并满足了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为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资源。我国经济在近30年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却始终采用投入、耗能、排放均较高的原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我国的资源枯竭、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增加。近几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的关于国家环境分析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污染城市占全世界的总污染城市的较大比重，拥有500个大型城市的中国仅有不到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可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要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面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方式。学术界的相关人士也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社会人口健康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顺利转型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该怎样和自然实现和谐相处。解决当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这两对矛盾。保护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二者应同时进行，不能只顾一头。想要实现环境的保护，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来支持，因为环保是一项长期且耗费较大的工作。随着近些年的发展，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为了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局势，我国必须不断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保护我们的环境，实现全面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的关系

只有当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后，才会唤起人们对健康的企盼。经济发展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保障人们的生存和健康，但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影响了社会的生存健康。所以，我们应不断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

三、分析经济增长的环境、社会健康成本之间的关系

环境成本就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进而使人们整体的生活质量下降，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和保护环境支出是环境成本的两个组成部分。保护环境支出就是为了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产生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则是因为环境的破坏导致的损失和进行一些保护行动产生的花费。

社会健康又被定义为社会适应性，即为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环境的适应，也就是人们对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一）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分析

资源的消耗（水资源和气候资源）、环境的污染（土地污染和大气污染）、生态的退化（土地荒漠化和自然资源枯竭）为环境成本的三个部分。

环境成本中的资源消耗成本主要是指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和耗损而造成的成本。根据自然资源本身的特点，可以将其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煤矿等矿产资源和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等为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为可再生资源。

（二）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分析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健康的影响要进行辨证的分析。有利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存和居住环境得到不断的改善，也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断完善，解决了我国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保证了绝大数人有钱治病，将我国的健康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不利方面为，由于没有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健康。由于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进而引发各种的消极的影响，使因物质条件提高带来的积极影响消耗殆尽，社会健康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四、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的矛盾，我们应该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为解决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提出合理的建议和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我国的GDP增长中的损失主要为资源的消耗，在我国特别是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方式，以消耗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所以，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全面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及时的转变当前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有严重污染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并不断促进其改革发展。

（二）对西部进行生态补偿，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

我国的地势整体上为东高西低，我国的大部分的河流均发源于西部地区，此地区的环境变化对河流的中下游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西部本身的气候恶劣和生态脆弱，此地区的环境极易受到破坏。为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应重视此问题。如将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的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东部将因西部的牺牲而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估算，将其转换为货币补贴给西部地区，为其经济方式的转变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避免西部地区因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对环境进行的破坏，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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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与自然资源的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将是21世纪大多数国家所需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自然资源的日渐萎缩与状况恶化，既危及国家的发展安全，也殃及国家的社会安全。

1、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的关系

1.1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

但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数量极大膨胀、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恶性循环和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已使地球环境中可再生能源的再生能力濒临崩溃。不仅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急剧减少，就连大气、土壤、水等相对恒定的自然资源也因长期无度的开发、无序的利用和污染而遭受严重侵蚀。

1.2资源型城市是以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城市

我国有400座左右的资源型城市，其中的20%即80多座已经进入资源枯竭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依赖性高；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转型发展成本高。

1.3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成果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比过去几千年更舒服

但是，高速增长、过度发展、物质追求、浪费性消费所带来的后果，伴随着人的精神异化与资源环境的恶化暴露无遗。100年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超过过去1000年的总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地球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同步上升，上个世纪是近千年来最暖的100年，而最近2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20年。

1.4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继续增加，在未来100年内，全球温度将升高1.4～5.8℃。

美国全国大气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海平面将以每世纪4～6米的速度上升，比科学家们早先预测的要快得多。人类已经到达或超越了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环境和社会成本超过抵消收益的临界点。所谓“经济的”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了，增长型经济正在衰退。经济学家们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太沉迷于经济增长。而持续高增长的代价是人类近100年消耗的地球上的资源超过以往历史的总和，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程度则步步加重。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我们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如果我们不能从科学思想、生产方式、经济规则、社会机制和民众意识等方面对自然资源做出全新的认识和变革，如果我们不对自然施以“人文”关怀，如果我们不善待自然，仅仅依靠修修补补，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不能实现，国家社会安全保障也无法实现。

2、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研究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由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运行，使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源比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据1990年统计表明，1吨标准燃料所生产的GDP，中国是395.8美元，美国是2172.8美元，日本是5747.8美元，德国是4351.5美元，印度是1430美元，全世界平均是2167美元。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生产需求扩张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支撑的经济增长结构模式。这首先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形成了缺乏竞争力和开拓市场能力的生产体系；由于这一过程对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导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危机。

（2）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对这条老路造成的环境危害，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曾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对它们的环境问题也实践出了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实行符合国家经济大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尝试为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

（3）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它不是要求通过放慢发展速度、减轻污染，而是谋求通过能源的充分利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条件下的科学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要求。这一理念不仅追求资源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的最小化，以生态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去代替传统型生产和消费模式，而且强调“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尽快将节能减排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要严格执行环境准入制度，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严格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格节能减排科学管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严禁高耗能、高耗水、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不断降低能耗和减少排放；加强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建立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决策体系；继续推进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和建筑节能；努力优化能源结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4）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鼓励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污染集中控制区，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污染集中治理、产业集约发展。把工业小区、开发区建成具有自净能力的“生态组团”。要积极探索循环经济产业链和共生产业群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或“零”排放。要积极倡导形成全社会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域和岸线资源以及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要以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实行有限开发、有序开发、有偿利用，构建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新格局。要加强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监管，逐步建立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监察体系。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抓好资源整合，加快推动实施资源成本核算制度，做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

3、结束语

环境问题的社会性揭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功能将逐渐丧失，被新的人类生存方式所代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社会性还在于其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在解决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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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原来的德国环境部长、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正式提出的，她在《科学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说：“德国政府已经选择社会生态市场经济(Sicio-ecological market economy) 为框架，据此决定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生产和消费，同时促进工业及社会创新。这要求切断传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越来越威胁到生命所依赖的自然基础。”也就是说，要转变传统的经济与环境此消彼长的发展模式，以生态平衡为导向，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的共赢，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其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就有2000多项，1998年，德国还制定和推出了德国21世纪环保发展纲要，将生态作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重要因素，将生态现代化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点。观念的转变、环境法规的完备合理、环境政策的不断更新以及环保产业的迅猛发展共同构成了德国责任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环境教育拉动“法律、经济”策略

德国政府通过法律禁令、经济刺激和环境教育等各种手段对个人及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宏观调控。首先，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其中环境统计法、地域规划法规范了地区建设，使规划结构有利于保护和发展基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环境担保赔偿法促使企业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安全措施，尽量减少设备对环境的危害。循环经济法与废料法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必须有分离废料的装置，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废物利用。环境信息法使每个人都有权利了解政府机关、自然人和私法意义上的法人所拥有的环境信息。

除了硬性的法律禁令，德国政府还运用经济调控的手段来扶植环境友好型企业发展。首先是税收手段，德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和有害物质税，如排放废水需要纳税，税额的高低取决于废水中所含有害物质的数量和浓度，如果企业处理废水的水平超出了普遍认可的标准，则可适当减免废水税，而通过使用新技术减少废水排放的企业将受到奖励；另外还制定了生态税，即对石油、汽油、取暖油、天然气和电等动力能源征税，以促进企业充分发挥节能潜力。其次是许可证制度，比如在排污方面，国家制定一个总的排污量上限，再根据这一上限发放排污许可，排污许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国家就可以通过调节排污许可的供给来控制企业的排污成本，促使其减少排污量。第三是经济资助和政策订单，比如政府资助环境技术的开发研究，对采用污染较低但成本较高的使用者提供补贴，推行与环保目标挂钩的政府购买政策，向企业提供环境保护补贴等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环境教育。按照相关法规，从幼儿时期开始，学校就有责任教导儿童了解并维护周围的环境，德国有370多个森林幼儿园，这些建在森林里的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之中，从小感悟自然的神奇力量，同时了解自己有保护自然的责任。而德国的小学生在入学之初就会得到一本环保记事本，记录自己的环保活动，这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环保习惯，并推动家庭环保。在这样浓厚的环保氛围中，德国建立起了人人对环境尽责、相互监督的观念。

组织：CSR的有力“推手”

完备的法律网络构成了环保政策的法制基础，而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主体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德国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环境问题鉴定专家委员会”，并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联邦环境部和联邦环保局，为联邦各部制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提供咨询，另外联邦各部也有许多下属部门负责环保政策的制定、监督等职责；同时在地方层面上，德国的市、乡政府也负有环境规划和保护的责任，比如在地方交通规划中，德国的市和乡就非常重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的组合，这种地方自治和辅原则构成了德国环保的分权特征，减轻了联邦和州的财政负担。

德国的企业界也是环保领域的一大重要力量，因为德国公民的环保意识极强，所以企业有很强的发展环保产业、改进生产方式的动力。德国有83个工商联合会，它们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起到了双向沟通的作用，政府可以把自己的部分环保职能交给工商联合会来做，比如在废物回收再利用方面，汽车工业和相关行业的代表就许诺降低旧汽车中的废物重量比例，同时建设一个大型的回收和再利用系统。为了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能，每一个工商联合会都有一名专职的环保问题联络员，向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关于环保问题的法律条文和培训信息。

最后，德国数量惊人的环保非政府组织（NGO）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像德国自然保护联合会（NABU）就是通过购买对环境保护有价值的土地来阻止一些危害环境的建设，还有像“拯救我们的未来”环境基金会是通过赞助大学开展环保项目的研究、帮助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与体育组织合作开展节约能源活动等，在当地发挥影响。

实现“经济与生态共赢”

德国实行的“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首先是德国经济的生态化，德国经济实现了从源头、过程到结果的全过程生态化，即逐渐放弃高污染能源与原料的使用、充分利用可更新能源与原料，利用先进技术改善生产工艺、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产出，以及治理环境污染，这种生态化经济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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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目前养老形势严峻

由于现在的“银潮”，我国养老压力倍感巨大。2012年我国养老缺口达到 22156 亿元人民币，在目前两会上养老问题也是热议话题之一。故说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结合是目前养老模式的趋势所在。世界银行 在1994年的《避免养老危机》一文中建议：各国政府可通过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来解决目前全球性大范围的老年危机问题。这三大支柱分别是强制性的非积累制度待遇确定型制度的融资模式，第二支柱是强制性积累制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养老计划等融资模式，第三支柱是自愿性养老计划融资模式。我国的养老模式也是遵循这三大支柱构成的，因此融资模式可以依循于此。 我国固有的养老模式、养老体制和养老历史导致目前我国养老账户中的个人账户严重赤字。

二、养老社区模式探析

（一）养老社区发展模式

养老社区起源与英国，盛行于美国。对于养老社区的运行最主要是运行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简称RM） 手段，RM起源于荷兰，同样也是在美国运用的最具特色。美国运营的模式主要是大型社区式、饭店旅馆式、自理式、连续性照护退休社区式以及逆向抵押贷款方式。武汉大学周娟 （2010） 博士论文中运用RM的模式分析，将养老社区与金融业相连接，探讨出与金融业的联系使用有助于我国的养老产业发展，有助于降低风险。

（二）养老社区在我国可行性分析

1.老年人娱乐现状

现在的老年人对于自身的追求已不再是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子女，据丁志宏《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服务开展的可行性进行分类设置，力求从老年人实际需求角度进行服务供给，可以看到无论城市东、中、西部对于上门看病的需求是比较高的，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达到56.6%，相对农村也达到53.9%。所以对于老年人的需求是要仔细分析的，一些实际情况或许是老年人最为关注的。比如也有一份关于调查日常对象生活中老年生活的时间占据情况。以下表知道老年娱乐活动单一，养老社区的发展可以多元这块发展。

2.养老社区带来的益处

在周娟的《中国养老社区的服务、运营与培育研究》文章中分析了RM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实施的可行性，也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进行了相关的分析，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与保险业发展也是存在一定关系的。随着民企的金融意识增强，会有更高的需求，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养老社区作为新鲜事物必将会为养老保险产业注入新鲜血液。由以上测算可知，房价变动对养老影响颇大，如果能有效回避这个问题，固然是好。房价虽然有史上最严厉的“国十条”，但是刚性需求仍很旺盛。如果期初养老需求者有现金500000元，在养老社区中买入一处价值50万元的房产，我们以其逆向抵押贷款所得金额支付其养老社区中的养老费用，则其每月将获得4598.66元的养老费用；如果不采用逆向抵押贷款方式，则以养老社区为形式的养老成本为974784.52元。

图1房价变动对养老费用的敏感度的趋势分析

3.养老理念提升

据生命周期理论，可以知道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基本为零，但是支出却在增大，尤其现在的特殊医疗体制，老年人最怕就是生病，生病会降低老年生活的幸福感，可以尝试提出养老幸福替代率（k）这个概念，基于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概念提出的。指的是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f1）与同等次非在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f2）之比，即k= 。幸福水平可以由原来的三元（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上升到四元（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和劳动照料服务需求），即f（M1，M2，M3，M4），可以这样解释M1是物质需求反映的是收入水平，M2是精神需求反映的是心理满足感，M3是医疗需求反映的是健康状况，M4 是劳动照料服务需求反映是社会关注。

三、保险机制介入养老社区体系

我国保险业发展二十余年，就保险资金运用方面而言，我国保险资金10%的证券化投资程度远落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证券化投资程度。再如我国也是于2009年正式进入不动产市场，所以可知，我国保险业发展相对国际市场落后，但是相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我国的保险业发展程度已较合理。太保寿险也做过相关课题并通过验收，课题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产品行业应用研究”。我国的养老体系形式单一，保障略显不足，不具备抗通胀能力，而且政府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转嫁给成熟的保险机构操作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趋势，有易于降低转轨带来的成本压力，有易于缓解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畅，政府只需要起到监督作用，就可以达到保障民众的目的，保险机构起到了磨合剂的作用，也可以分享一定的收益。就美国而言，美国养老服务型机构有三种：营利机构占有66%，非营利机构占有27%，政府公立服务机构占有剩下的7%。就营利机构大部分也是保险机构介入房地产市场。比如，泰康人寿推出一款与养老社区相结合的综合性养老保险计划。这款保险是按照约定年龄每月领取养老金，可用于支付养老社区的租金和居家费用。

四、养老社区建设对我国的深远意义

（一） 我国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

我国不再只是单纯依靠养老金生活或者单一的养老保险，而是向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转变。对于老年人的诉求也会得到更好的关注和帮助。保险机构介入的养老社区已经在北京房山区得到建设，也致力于在海南等地建立全面的养老社区，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加入这个项目中来，并从中得到实惠。保险机构积极介入房地产市场，但是并不是为了推高房价，而是为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养老问题而努力。为房地产投资提出一种新的模式，也为养老产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二）我国养老更加关注人文化建设

老年人的四个基本需求会得到全面诠释，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劳动照料服务需求会得到养老社区建设者的关注。对于养老社区的建设会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对于有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会在楼梯安有扶手，在采光按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台阶会比较简单宽敞并且有斜梯等等。入住就会有一套完整的社区服务，入住指南可以帮助你了解相关信息。

（三）有助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的养老领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建设，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会受到一定挑战，对于在养老社区中产生的可能性问题，法律条文需要阐述，对于购买养老产品的消费者其消费者效益是否得到保障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一个新领域的建立，意味着某些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会有发展的勃勃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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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集体经济是对传统集体经济的突破，产权明晰，包括多种新的实现形式，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主，融合合作制与公司制管理模式，凭借劳动和资本分享企业收益。劳动者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集体企业通过改革改制，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展现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特征

1、企业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

企业全部或多数职工既持有本企业股份，又在企业内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强调以职工持股为主体，其持股比例为本企业全部资本或占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地位。一些企业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业外部出资入做股东，这种企业产权主体的设置，改变了原有企业资金制度单一内生性，拓宽了企业吸引外部资本途径。在组织形式上，自愿组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自主经营，集体积累，按劳分配，入股分红。在联合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实行个人所有，集体占有。

2、劳动者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本企业具有控制权

劳动者资本之和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有相对控股以上地位。在产权制度上，逐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通过控股和企业章程规定取得对企业控制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决定企业经营投资计划、选举高管人员，审批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

3、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形式主要体现在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和奖励、按劳分红上，依据劳动贡献决定。按资分配体现在各方股东按其股份分得红利，也有一些企业把劳动技术等要素折成股份的，这部分名义上按股分红，实质上仍是按劳分配。职工具有股东与雇员的双重身份。在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取得劳动分红、股金分红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新型劳动关系。

4、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区

主要在资本结构上加以区别。新型集体经济出资入主体是本企业劳动者，劳动者对本企业有经营控制权，而国有企业出资人是国家，国家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授权，任用经营者，企业盈亏是国家的事，职工不具有控制权。而在私营企业中，不允许劳动者入股，或投资者不一定是劳动者。这些与集体经济主要由大多数劳动者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企业不是少数人所有，而是多数劳动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与传统集体企业区别

所有权形式，由单一共同共有变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决策权由上级任免决定变为职工以股东身份决策；分配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劳与按资分配并存的多种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由单一集体制度变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多种实现形式；企业地位由政府管理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三、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有：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体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结合，集体共有为主的集体企业；由职工股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体资本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劳动者个人资本为基础的合作制企业；其它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的各类企业。

新型集体经济的产生始于传统集体企业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有集体资本参加的有限责任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业。这些企业吸纳社会资本，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合作，发展成为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类新集体经济大量涌现。

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它作为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新型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这种公有制经济有明晰的产权，产权结构趋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化，机制市场化，同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因而有追求资源配置合理性和资源利用充分性的内在机制，容易与市场经济融合。

1、新型集体经济本质特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实行“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相结合”及“个人所有，集体占有”的产权制度，其财产在价值形态上可以量化到劳动者个人。但在实物形态上不由个人支配，而由集体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将企业共同共有与劳动者按份共有结合起来。这样的产权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决了传统集体企业终极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新型集体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它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劳动群众，是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确立“民本经济”的观念，不同于传统集体经济经营活动由政府决定，经营者由政府调配，企业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个人所有权的二国营模式。

新型集体经济突出了集体经济民本位的特点。首先，在产权上以投资的劳动者为主体，实行民有，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其次，在经营形式上实行民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确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自主决定企业的用工制度，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第三，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民主，劳动者通过股东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它民利，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第四，在经济利益上实行民享。职工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的投资享有收益。第五，在经营风险上实行共担。

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体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

2、新型集体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现状及发展要求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这种变化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把单个的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既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又在生产关系变化上体现了公有制的特点，一方面，集体资本参股控股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共有财产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质；另一方面，在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劳动者个人投入的资金转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以法入主体形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转变是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转化，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化方向相一致。

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是我国的重要国情。新型集体企业是自发形成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容纳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它的企业规模可大可小，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它既可容纳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的生产力，也可容纳机械化和自动化、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新型集体经济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种行业中发展。同时独立自主性强，既有主动联结现代产业链，进行协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的机制。由于集体经济量大面广，遍及城乡各个行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宪法》中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新型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随着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调整，国有经济将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骨干企业，对一般性行业将逐步退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只有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积极向各方面渗透，大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才能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填补国有经济退出份额，才能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失去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

4、新型集体经济与我国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基本国情相符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只有实现了就业(创业)，才能摆脱贫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份、多种资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集体资本控股或劳动群众有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具有把劳动群众的个人资本融合为公有资本的功能。劳动者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享收益，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为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5、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微观参与主体的要求

经过改革，新型集体企业不再是政府附属，摆脱了二国营模式，产权清晰，通过资产量化，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鼓励职工投资人股，吸收社会人人股，对外合资合作等措施，实现出资人到位，产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依职责规范行使各自权利。随之配套产生新的用工制度、内部分配制度、管理和决策制度、对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各项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行，企业作为法入主体，在市场中有竞争发展的动力。经营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盈利自身受益，亏损自行负担，与其它性质类型的企业是平等竞争关系。

6、国内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其与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一大批传统集体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革变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好。例如，白山喜丰公司原为集体企业。2003年企业进行改革，把净资5584万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总股本13％，公司高管人员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员占13％。职工占12％，退休职工公益股占10％，职工平均每人量化2万元，其余为吸收社会自然人人股。随后，公司又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职工是企业持股主体，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重大决策由职工占大多数的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后，还按股分红利。公司2004年销售4亿。产量3万吨，利润3千万元，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当前数量庞大的厂办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正在进行改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量化现有资产，吸收职工入股，变为新型集体经济。

7、国外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各类企业得到了广泛发展

资料显示，集体性质的经济在国外也有较好发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贡、英国工业共有权运动、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加拿大合作社、日本农协等，目前，合作性质经济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类合作社的社员数亿人。在农业、工业、流通、金融、保险以及各种服务业都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实践说明，在发达国家，集体经济也是有发展空间的。它适应市场制度与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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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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