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顾一段宏观经济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种种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他们痛恨宏观经济学缺乏严密性。他们抨击宏观经济学，然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一文，点燃了一场将宏观经济学付之一炬的熊熊大火。由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标准。与新古典综合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热情地坚持所有的决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厂商的产出、雇佣和定价决策，以及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谈判――都符合最大化行为。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放弃了刚性货币工资的假设。开始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后来他们又用技术冲击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

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六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最大化跨时效用函数。其结果是，个人决定的储蓄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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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多的高速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现实经济发展中不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我国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谈了很多年，效果一直不理想，从“九五”规划提出两个“转变”，“十一五”规划更是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过去常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十二五”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界定不清晰，体制、制度改革滞后，“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转变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如何有效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已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重新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从全新视角和深层次视角探究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二、理论分析

1、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为传统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当下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正普遍应用的凯恩斯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增长公式，即凯恩斯的增长公式，其核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GDP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是由三部分组成，用公式表示：GDP=AD（总需求）=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需求（G）+净出口需求（X-M）。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总需求，因而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刺激总需求来实现。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揭示出三大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且三大规律发生的作用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经济社会消费需求（C）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导致投资需求（I）的不足；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导致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的不足。由于三大规律共同作用，必然导致经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GDP的增长。其结论是，经济社会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总需求，要增加总需求只有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即依靠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

（3）宏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只要经济社会有需求，只要总需求是增加的，不论是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还是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GDP就可以增加。因而在一个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强权政治沿袭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这种理论思维定式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进民退”的过程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国有部门占GDP的比重高达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部门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其理论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享有“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在得到了国家太多的资源、资金、项目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同时，又能凭借它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导致技术创新动力缺失和经济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偏低，大量GDP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2、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微观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新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亚当？斯密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财富创造，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来实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靠什么来实现，主要依靠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即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那么社会技术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分工和专业化又靠什么，主要依靠市场规模（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保持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最终通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市场，尤其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中国在充分利用市场范围扩大的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由此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利用是不充分的，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国际市场逐步萎缩的状况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重点应该是如何有效开发国内市场和继续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使内外需市场结构趋向平衡，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核心。

（2）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下面就亚当·斯密理论视角的国内市场开发实现路径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需求。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国内市场需求的产生和市场开辟，依靠的主体是企业，只有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才能开发出新产品进而进一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即经济学理论通常所讲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刺激消费需求的产生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如联想的乐Phone，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新产品。而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内在动力，主要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形成；而激励机制形成的前提必须是科斯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只有产权明晰了并且得到法律的安全保障，企业的创新才有回报，企业才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去开发新产品，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变。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需求理论的结论是要扩大市场需求和规模，必须要依据科斯的产权理论来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以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确保创新得到应有回报。其次分析投资。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的投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投资是现在的事而收益是未来的事，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则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风险。因此，企业放弃今天的消费进行投资，从机会成本分析则意味着企业放弃今天消费所能带给它的最大效用，显然企业放弃眼前消费而冒着风险进行投资，是为了通过投资效率的提升，以获取未来更多的收益，如果不能提升效率，那么投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因而只有具有效率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企业具有效率的投资既能为社会创造需求又能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水平。同时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还指出经济社会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因而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要减少政府投资，充分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

（3）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经济社会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实现，其关键是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即使企业家根据他的经验，依据他敏锐的思维判断，依据他对市场信息灵敏的嗅觉去研究和开拓每一个市场，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去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和培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去创造更多的GDP），并非依靠政府经济政策干预；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而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的形成，至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育：一方面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其关键在于将更多的国有资产真正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性收入。如此同时，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交国家利润的比例，真正做到既“善其身”又“善天下”；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产权制度，注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合法性。只有私有财产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才能促使企业家有动力、有精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去开拓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GDP，而不至于由于缺乏安全感，当财富创造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思考如何转移财物，如何脱离实体经济。

三、结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我们脱离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涵，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创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实成效。主要结论如下。

1、不能用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上所讲的短期经济问题主要指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等，这些短期经济问题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释是市场运行出现偏差，市场会失灵，这时依靠市场本身“纠错”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对市场实行干预来实现。如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时引致需求不足、失业增加、经济萎缩现象出现时，可以遵循“逆向调节”原则，依靠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反之。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在于用亚当·斯密的短期经济政策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导致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现阶段中国经济关注焦点应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经济质量的提升，因而必须暂时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即回归市场，市场运行会出现偏错，但市场运行本身就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扎实成效的关键。

2、不能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微观经济问题

篇3

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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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而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不对称信息理论、信息商品的分析、信息市场分析、信息搜寻理论等，其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理论探索与生产率和信息化与工业化等等

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介绍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前提下，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是以不对称信息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相关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正是不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以信息为基础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从而使信息如何改变经济参与者的决策环境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的分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为前提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当代最富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

（二）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

我国学者对非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应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金融和医疗等领域出现的一些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金融领域，部分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分析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利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风险投资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利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对风险投资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寻租行为和造假现象进行分析等。在医疗领域，近年来，医患关系呈现紧张趋势，一些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解释医患双方的信任问题，认为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激励机制等措施可以使医患之间关系得以改善，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殊性导致医患双重道德风险问题，是造成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重要原因，故应当从规避医患双重道德风险的角度设计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控制机制等等

二、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

所谓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是指IT投资的实际生产率效应和期望之间不一致的现象。我国学者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研究主要是对该悖论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对策。测度不当、时滞、利润的重新分配和扩散、信息和技术的管理不善、信息技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股票市场、分析工具不当等是造成“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消失，目前，信息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提高信息技术效用的基本途径有加强IT/IS项目管理，提高IT/IS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性能、推动IT/IS与组织变革互动，建构新组织结构、提高公司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而如何通过定量方法测度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尚属空白。

（二）信息产业

我国现阶段在信息产业发展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技术水平较低、通信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形成、信息安全管理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思路应是明确战略方针、进行统筹规划，加快信息基础网络建设、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出重点，产业布局合理、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加大支持力度、实行政策扶持、培养人才、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等。

（三）信息化与工业化

工业化是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信息化是工业主导型经济向信息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主要有：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技术推动的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给工业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组织方式；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新产业群的兴起；影响区域资源的配置方式。在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过程中，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一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二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树立政府目标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发挥市场推进作用；鼓励创新：一是技术创新，二是管理创新，三是制度创新；加快推进产业升级。

三、宏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理性人和市场出清等等。由此，传统经济学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假设前提与经济现实的脱节，决定了传统经济学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痛疾。在否定完全信息假设的基础上信息经济学脱颖而出，使得经济分析更加贴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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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合同关系是契约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信用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合同监督管理职责中,从规范行业合同行为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促进企业发展到服务新农村建设,合同监督管理岗位上的工商人与时俱进,走在了新时代行政执法队伍的前列。在当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新形势下,合同监管执法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潜在价值。

一、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基础

1.“契约自由原则”的变迁,开创了合同监管工作的发展空间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即“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决定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形式等。此原则与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近代社会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过分地强调尊重个人意志,会造成垄断行业对社会的支配。出现了拥有资源优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一方,利用合同对弱势的另一方予以侵害的现象。合同参与方的平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这一赖以建立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因此,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反省和批判也日益强烈,运用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法律价值观对合同行为进行限制,显得势在必行。

《合同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工商部门利用自身监管地位的超然性,开展合同行政指导和监督查处合同违法行为,避免一方自由的滥用而对他方自由的践踏。这一职责正是消除自由的绝对性,使平等、公正与自由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整个社会的合同行为在诚实守信的原则下运行。

2.“契约信守精神”的传承,奠定了合同监管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载负着历史文化的成语,都在传递着中国古代仁人君子坚守着的一个信念“守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守信”的意义: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各种各样的规则就会对他产生效力。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规则,原因就在于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规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规则的强制作用,但也不能仅依赖强制作用。理想的状态是,每位公民都养成一种很强的规则意识,让依照规则办事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契约精神。 

中国古人的君子之风,法国思想家的启蒙之声,“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守信”精神在履行合同监管职责的工商人身上得以传承。一方面是针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严守职责、公正执法、倾心服务,是为律己;另一方面是针对服务对象而言,要求他们“守合同重信用”,是为律人。

(1)用“合同文本工程”夯实合同履约的基础。

合同示范文本,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制定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制定,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研、评审、正式规定后再予以公布,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完整性,是从交易的源头上规范合同行为,有着较高的社会效益。目前,除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外,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政府关心的难点问题,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通过制定和宣传推广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解决老百姓消费领域的难题,行业涉及房地产转让、旅游、装潢、物业管理等,从而有利地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用“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打造合同诚信的表率。

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据企业合同履约的客观记录,经过严格评价、对合同履约信用程度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向全社会予以公示,是弘扬企业诚信守约行为,促进全社会良好信用观念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已开展20多年,在企业界形成了浓厚的氛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市场含金量越来越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守合同重信用”活动为平台,改进工作方式,激励企业信守合同,诚实履约,做诚实守信的表率。

二、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价值分析

1.监管工作长效化,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是执法者应当始终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订立和履行合同配置资源的同时,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也相伴而生,具体表现为:合同欺诈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霸王条款”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因当事人合同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恶意违约行为屡见不鲜。因此,迫切需要强化合同监督管理。工商部门在推广合同示范文本、调解合同争议的同时,依法严厉查处合同违法行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合同监管工作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以求权利义务相统一以及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并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社会正义。

2.监管方式多样化,实现刚柔并济的监管价值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推进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30年,工商行政执法过多地采取了刚性手段,为改变群众心中“不是收费就是处罚”的形象,各级工商部门适时提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以动产抵押、订单农业、企业信用管理为重点,坚持依法行政、普法宣传、指导帮扶多管齐下。

推进“订单农业”,服务“三农”发展;拓展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注重培育引导,加强企业信用管理等柔性合同监管新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刚性执法的盲点,最终达到市场秩序诚信稳定的监管目标。

3.执法办案专业化,实现和谐安定的社会价值

法的和谐价值表现在:通过协调和化解不同的利益,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通过协调同一主体内部或不同主体之间的自由与纪律、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来促进和谐。发挥法的和谐价值,要求在司法、执法中严格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方向和限度内,允许必要地自由裁量,加强法律监督。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众多的合同纠纷已经给仲裁和诉讼机制带来了巨大压力,高昂的诉讼成本、困难重重的举证程序,普通消费者的合同纠纷甚至无法得到解决,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工商合同监管部门积极探索运用行政手段指导和介入民事法律关系的长效机制,完善监管,制度治本。制定合同示范文本正是发挥行政力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从合同关系的源头进行治理。通过规范、正义、公平的条款降低出现合同纠纷的机率,进而降低整个社会合同管理的成本,促使合同运行环境更加和谐。

在合同争议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之前,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依据《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组织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对合同争议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制定《合同争议调解书》,经合同争议双方签订生效。需要履行权利与义务的,工商部门将监督签订双方履行约定,使由合同争议引发的矛盾及时化解,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以法理为视觉,探索合同监管工作的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各个国家都面临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方面仍面临挑战。工商部门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急需要在执法中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各级行政机关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五个更加”,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是根本任务,“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是职能所在,“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是民生所系,“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是必然要求,“更加严格锻炼干部队伍”是基本保证。“五个更加”的灵魂是服务,要义是发展,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为民理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效能意识和协调意识,延伸职能不犹豫,挖掘潜力不懈怠,拓展服务不停步,不断提高服务的效能、服务的层次和服务的水平。

1.增强服务意识,,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

在工作中牢记“服务”宗旨,摆正位置,增强服务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把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牢记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更加自觉地运用工商监管执法权力为人民做事、谋利,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工商人的存在、工商人的价值。

以人为本、真情为民,把提升服务质量与维权维稳促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一是提升服务层次,由热情服务向效率服务转变,及时预见预测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提高服务工作的超前性,提前介入研究,及早应对。二是提升服务方式,由现场服务向网上服务转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与社会公众交流和互动,全面提高办事效率。三是提升服务举措,由政策优惠向机制创新转变。在工作中倡导简化环节、提高效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确保成效。

2.增强责任意识,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

增强责任意识,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职”。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努力做到:明确职责之所在,守土有责,胸中有数,尽心竭力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完成好。把责任意识贯穿于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工商职能有效发挥,树立红盾队伍崭新的风貌。

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把加强工商责任与强化市场监管有机结合。坚持站在主动服务、解难帮困、利民惠企的角度,始终着眼“群众得实惠”这一根本目标,全力做好助企融资、合同帮农、红盾护农、整治合同违法行为等合同监管服务工作。牢固树立执法是手段、规范是目的的理念,在严格执法中更加注重抓治本、抓规范、抓信用建设。努力为企业、群众解烦事难事,办实事好事,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赢得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3.增强创新意识,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

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监管理念。要调解好心态,把自己从狭隘的思想笼子里解放出来,不能死守老一套,沉迷在过去的“经验主义”格局中。把上级部署与本地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是创新工作方式,积极主动作为。公开监管执法的内容、依据、程序、标准和服务承诺,对违反承诺规定的严肃处理。不能仅满足于会议部署和一般号召,要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快想、快干、快出成效。

立足职能,开拓创新,把创新监管机制与强化消费维权有机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不断健全、不断规范运作的新形势,努力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上下功夫,做到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监管。一是不断拓宽监管领域,坚持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监管并重、低端市场与高端市场监管并重,不断拓展对新兴行业、新兴领域、新型业态、新型市场的监管;二是将突击式、运动式的监管向长效、规范的监管转变,将事中监管、事后处理向事前规范指导、预警防范转变,探索建立依法、科学、高效的长效监管机制,做好保护消费权益、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升级消费结构等工作,努力把消费过程中的矛盾解决好,为社会和谐奠定重要基础。

4.增强效能意识,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效能政府与法治政府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强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而更多地采用非权力性行政,借助柔性管理的方法,努力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工商部门作为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监管的行政执法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是职责要求所在。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就是要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执法监督。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要加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执法机制。

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把高效行政与建设法治工商相结合。各业务部门分步推进,在严格依法履职尽责中落实法治工商建设长效机制。一是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对法治工商建设加强指导,进一步修改完善行政执法评议标准,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建立诉讼与行政调解对接机制,提高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确保履行职责不越位、不缺位。二是大力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推进阳光执法、和谐执法,通过上网络、上媒体、上墙面、上手册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公示执法权职的清单目录和办事流程。做到案情公开、调查过程公开、处罚结果公开,并通过案后逐一回访,实现行政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5.增强协调意识,更加严格锻炼工商队伍

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经常会因为各职能交叉部门的多头管理,给工商监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协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强本行政系统的适应力、创新力,形成多部门联动执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协调内部纵横向的关系,以增强本行政系统的协作力、整合力。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形成整体的“合力”,为开展各项工作扫清障碍,以提高工作效率。

立足岗位,学以致用,把工商主体工作与建设工商队伍有机结合。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需要认真学习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规范》的理解,真正把《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切实增强服务科学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进而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推动“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出路也在基层。在目前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部门中,工商部门是唯一能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触角延伸到乡镇基层中的部门,是唯一能够进行市场主体准入、交易、竞争、退出全程监管的综合执法部门。从此项意义上说,各级工商部门具有与众不同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优势,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大有可为。工商部门的红盾卫士顺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拓宽合同监管新领域,关注民生多角度多渠道为消费者维权,必将为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1]瞿常奇,陈勇.构建合同文本体系,促进企业信用建设[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9).

[2]高玉兰. 合同示范文本的法律认识[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3]孙云龙. 加强合同监督管理应注意五个转变[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9).

[4]金国坤. 行政权限争议的法制化解决途径探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

篇6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二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人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作者:柯希嘉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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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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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56-02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认为微观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因而，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这一理论体系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确立了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些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应用，例如“短期”与“长期”这一组概念。

一、“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微观经济学中多个理论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区分。例如生产理论中的短期成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成本理论中的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以及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等。这些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并非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和长期均衡为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为短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可能大于零、等于零或小于零；而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为长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且等于市场价格，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必定等于零。

2.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为了解决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便涉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何生产”是指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配置问题。企业调整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数量是否可以变动便是微观经济学中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常假设生产中仅使用劳动与资本两种要素，因此可以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考察短期生产理论，假设资本要素固定，劳动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假定劳动要素固定，资本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特别说明的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短期和长期并不是指具体时间的长短，而是以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作为划分标准，其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

3.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区分的意义。微观经济学对短期与长期的区分主要体现在生产理论中。通过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刻画更为全面和准确。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现代生产这样一种“迂回生产”方式，采用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资本规模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保持稳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深刻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分别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区分，更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微观经济学通常会有的一个困惑就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相关理论知识与生活中体验的现实好像并不一致。例如，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或垄断竞争市场均衡理论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每个企业长期均衡时的经济利润总是为零。也就是说，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家能获得的利润恰好等于企业家本人去其他企业打工的工资收入，不会高于这一工资收入，当然也不低于。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①如果创业和打工收入水平相当，为什么会有无数的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②为什么现实中，在类似于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行业的无数企业利润并不一致，有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企业血本无归？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市场均衡利润理论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时之所以经济利润等于零，是因为短期中厂商会因经济利润与亏损的驱动而进入与退出一个行业。某一行业，短期中利润大于零时，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行业，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增加，行业经济利润减少趋向于零；短期利润小于零时，行业中会有企业退出，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减少，行业经济利润增加趋向于零。短期均衡时，企业经营的利润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而企业经济收益依赖的是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正是追逐短期经济利润的勇气与实际能力，诱使了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也由于短期均衡时可能出现的盈利或亏损使得企业出现优胜劣汰。

二、“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宏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涉及到短期和长期区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微观经济学类似，相关理论直接区分为短期和长期理论。例如，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些理论的短期理论和长期理论也不仅是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例如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总是垂直的，而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对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常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古典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第二章情况下，相关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对同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研究分属不同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可分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主要是运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四个模型分别介绍了不同条件下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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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10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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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微观经济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即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现行价格，分析、测算项目的效益和费用，从项目的财务角度考察项目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财务状况,对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进行评价。其主要作用在于衡量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为项目制定资金规划；为协调项目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提供依据；并利用有关的基础数据，通过财务报表，计算财务评价指标和各项财务比率，进行财务分析，做出财务评价。

1.2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即是将拟建项目置于国民经济大系统之中，按照资金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国民经济特征，揭示项目的社会经济本质。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角度考虑，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以评价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宏观经济分析是项目经济分析的核心。

1.3不确定分析

不确定分析是研究各种经济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分析结果的变化情况和变化范围，估计经济分析结果所面临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风险分析的资料和结果，以避免投资决策失误。不确定分析是工程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内容。

2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关系

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两者之间相互联系，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

2.1共同点

1）评价目的相同:两者都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2）评价基础相同:两者都是在完成需求预测、工程技术方案、资金筹措等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

3）计算期相同:两者都要计算包括建设期、运营期全过程的费用和效益。

2.2不同点

1）分析和评价的角度不同:微观经济分析是从项目本身考察项目的财务特征;宏观经济分析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察项目的经济特征。

2）采用的价格不同:微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现行价格，宏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影子价格。

3）主要参数不同:微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官方汇率，动态计算的折现率采用财务贴现率;国民经济采用的是影子价格，动态计算采用经济贴现率。

3公路工程经济评价常用方法

公路工程项目与一般的工程项目有相同的地方:都需要通过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等严格的审批程序，批准后消耗一定的建筑材料形成固定建筑物。公路工程在经济性分析时，许多国家基本上还是借鉴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方法。我国对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分析起步较晚,在公路工程的建设中，经济评价主要是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

4工程经济分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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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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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