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增长的背景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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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了6.7%，比2015年的6.9%又继续下滑了两个百分点，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第二年处于7%的水平以下，与前几年的8%到10%的增长率相比下滑了不少[1]，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在近几十年所依靠的投资驱动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几乎已经用尽。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要转换思路，打破以往一贯的经济推动方式，我们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推动原有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去。本文主要进行了两个部分的分析，第一部分是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的现有格局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再对我国当下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探讨。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分析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富裕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就是随着农村地区的富裕劳动力向城市以及城乡结合处转移，农村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并最终达到了瓶颈状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非常富裕的，从而为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富裕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匹配，这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非常缓慢。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的逐渐增加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我国最静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进行的，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得知我国目前的劳动人口约在9亿人口左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劳动人口大约增加了0.75亿人。但是在人民网上有专家预测说一直到202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产生短缺，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二）我国环境资源承载超负荷

自然资源是一国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了自然资源，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由于我们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采取的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会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的资源环境造成破坏。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这导致我们的城市不断扩张，而农村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减，从而导致了城市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扬，这间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另外，我国对于水资源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中，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约束，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扶持当地企业不惜以污染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为代价而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扩张大开绿灯，从而造成了新闻上那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三）缺乏创新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技术引进和改造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我们在购买国内技术上的经费支出。2012年，前两项的费用之和达到了392.48亿元，可是后一项的经费支出却只有前两者之和的6%不到，这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先进的技术专利以支持我国自身的发展，但是一旦当后发优势用尽以后，我们还是得发展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技术以进一步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续航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

新型城化的发展会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不仅在土地城镇化方面会配置更加合理，同时也会和人口城镇化相配合共同发展。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强势发展。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必定会带动当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会拉动当地的住房投资需求，从而带动当地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城市的消费设施配套更加完善，因此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必定会被城市的消费趋势所感染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当地的消费需求，这不仅会拉动当地城市的消费水平，同时也能改善当地的消费结构，使未来的新型城镇化的居民能享受到更多由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城镇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不仅包括城市本身的规模扩张，同时更要注意到这其中的人扩大规模留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城市户籍问题，城市基础服务的配套设施更新等等。

（二）提升要素使用效率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着大量的要素投入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城市土地资源吃紧，所以不得不在要素使用效率上下功夫，能否由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不仅需要提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质量，同时也要在各种要素之间进行更合理的搭配。前者要求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以及资本要素的质量。后者则不仅要求我们更合理的搭配生产要素，还要采用竞争机制，及时淘汰落后的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自由地流动。为此，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第一，大力加强我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不要一味追求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扩大师资力量，更加合理的分配教师资源，保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子女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企业，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同时也要提高企业要素利用效率，尤其是要增加技术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避免政府过度的产业政策指导行为，削弱行业进入壁垒；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是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医疗保险制度需要亟待完善，同时也要加快城市基础住房建设；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土地的利用效率，要以保护资源为前提进行开发建设，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长的数量二不顾质量，要逐步完善我国有关的资源利用制度体系，加快有关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

（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可以还可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过度依赖进口外国的先进技术。从供给方面来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政府在资金资助方面加大投入，帮助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另外也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培养力度，不仅要包括研究型人才，也要包括各种技能型人才。从需求方面来看，要提升社会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社会公众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所以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与刺激公众的消费意识，而这又要求我们要注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拉近各个阶层的收入水平。

（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也是我国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方式。在顺应当前的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保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体地说：第一，要优化我国总体产业结构，推动化解各行各业的过剩产能。可以将化解过剩产能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减少化解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第二，要优化我国产业技术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我国“十二五”提出了四大支柱行业，分别是节能环保行业，生物制造行业，新型信息技术行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这说明我国已经逐步由传统制造业转向资源节约型制造业过渡。在淘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标准的指标淘汰高耗能污染的产业，同时也要大力提倡现有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和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在市场上留存下来。

四、结论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通过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手段可以在改善我国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沈坤荣.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08）：31～32.

[2]张秀生.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产业结构优化[J].经济问题，2015（04）：47～49.

[3]李子联.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5（06）：18～19.

篇2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29-03

区域产业结构演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侧面。在实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这两个侧面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并且必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文章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西北各省区尽快形成体现区位特点和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五省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概况

索洛、斯旺、米德等人发展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区域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转移活动和要素收益必将出现均等化趋势，各地区只能以相同的增长率为权数分享总体的经济增长。但在实际经济中，各地区与各部门存在生产要素禀赋不平衡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非均衡性，区域各产业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高度的关联性，而且产业结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地区转移，体现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区域的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也将逐步显现，整个区域经济必将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至2005年，宁夏、陕西、青海和新疆等四省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5.62％、15.53％、13.98％和13.82％，仅甘肃省落后全国水平1.34个百分点。从各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在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三产业中，只有宁夏的年均增速略高出全国水平；但在第二产业中，除甘肃省外，其余四省区均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五省区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源与区位条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以2005年GDP结构为例西北五省区的产业结构类型与全国类似。均为“二三一”型。但以2005年和2000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比来看，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和甘肃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陕西和宁夏的比重迅速降低到全国水平以下；第二产业中，除陕西和青海的比重迅速高出全国水平外，其余各省区均仍低于全国水平；五省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年全面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到2005年除宁夏和甘肃的比重仍然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省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比重。总体上讲，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七年多来，西北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迅速变动，体现出第一产业比重较快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除甘肃和宁夏外均出现明显下滑、区域产业结构水平逐步优化的趋势特征。

2.对比分析方法、指标与判断标准

2.1 份额转移分析方法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考察因资源投入而引起区域经济增长的数量变动，而且可以为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开拓思路。份额转移分析方法是分析产业区位与产业结构变动的有效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地区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比较，一个区域总的经济增长的差异就可以分解成分享增长和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并从中加以解释。其中分享增长是研究区域在某一时期以背景区域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是测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偏差的基准参数。转移增长是因各部门间、各地区间资源转移而获得的增长量，又可以将其分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区位性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前者是由于某区域产业结构偏离背景区域产业结构而引起的增长，后者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异而引起的区域转移增长，具体表现为区域某产业部门的实际增长量与以背景区域对应部门的平均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的差额，是我们分析判断该生产要素有无区位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

2.2 分析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相对数和绝对数两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①，主要的应用表达式包括：

2.3 判断标准

上式中：如果区域某产业从基期0到报告期t以背景区域总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低于实际增长水平，则Nj>0，反之，则Nj0，反之，则Pj0，反之, D

3.计算与对比结果

我们以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的2000年为基期，2005年为报告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2006年）的五省区GDP数据资料并按可比价格转换，把西北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与全国（背景区域）平均增长水平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影响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因素，计算结果如下表1和表2。

由表1可以看出，五地的分享增长量都较大，特别是陕西、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量均超过了990亿元，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以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获得了较大增长。五省区的总转移增长量均远远小于其分享增长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因为总转移增长是由资源转移活动所致，这说明陕西与宁夏在六年内存在较多的资源转移，经济流动也最为活跃。青海、甘肃和新疆的总转移增长量较小、甚至为负数值，但是青海和新疆的实际经济增长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结构增长量来看，除了新疆的增长量为负数外，其余各省区均为较小的正数值，这说明西北五省区因结构变化带动的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十分有限。五地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量均为负数值，说明在农业和工业中仅存在很少的高速增长部门。但是五地的第三产业的结构增长量都为正值，说明这些地区的服务业中存在较多高速增长的部门。再从区位增长量来看，新疆和青海的第一产业增长量是正数，而宁夏、甘肃和陕西的增长量均为负数，表明前两地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一定区位竞争优势，后三地则呈现区位竞争劣势。五省区的第二产业增长量均大于零，说明西北各省域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区位竞争优势，特别是陕西省的区位优势最为突出，而甘肃省的区位竞争力相对最弱。除宁夏外，其余四省区的第三产业区位增长量均是负数，这和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五省区的第一产业结构变化效应逐步减弱，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趋于下降。各省区的第二产业结构效益较差，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区位竞争力明显下降。五省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效益较好，但区位竞争力没有形成起来。

我们从各种因素的贡献率（见表2）来看，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分享增长贡献率都达到82％以上，这说明五省区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着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因全国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贡献率均超过了108％，表明该省区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由全国经济增长推动的。在结构增长贡献率中，五省区的贡献率均比较小，说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五省区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都为负值，表明农业和工业的结构性增长在五地的经济增长中均做出了负的贡献，整体上缺乏带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专业化部门。五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均大于零，这表明五地的服务业增长相比其他产业都较快。在区位增长贡献率中，陕西和宁夏的贡献率均大于零，而新疆和甘肃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0.99％和-8.65％，表明五地区的总体区位优势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突出，甚至是负的贡献。其中新疆在第一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最大，陕西、青海和宁夏在第二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均在15％以上，只有宁夏在第三产业的区位贡献率大于零，但仅有1.7％。特别指出的是，在西北五省区中，甘肃省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优势均居于后列。从总的转移增长贡献率来看，宁夏和陕西的贡献率均在14％以上，甘肃省的贡献率仅为-8.38％。

4.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份额的构成状况，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分享”型，如甘肃和新疆。二省区虽然地处欧亚大陆桥横贯地带，但经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其三次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较弱，产业结构也以较慢速度演变，区域经济增长仅依赖全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居于西北地区最后两位。第二种类型是“分享＋区位＋结构”型，如陕西、宁夏和青海。三省区经济增长均依赖突出的全国经济增长拉动、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区位竞争优势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效应，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快，其经济年均增速位列西北地区前三名。

总体来讲,我国西北五省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加之区位竞争优势在多数省区逐步形成，各地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五省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率）较小，这就不同程度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把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应是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点之一，也是加快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 释：

①吴殿廷.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8－102.

参考文献:

［1］胡鞍钢.西部开发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2］周起业,刘再兴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4］郭文理.偏离份额分析法在分离经济增长因素中的应用［J］.预测,2001,(2).

［5］杨凤林，高山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家,1997，(1).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6.

篇3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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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若江.从收入分配看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评论,2004,(4).

[3] 李松龄.论需求约束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1).

[4] 李俊霖,莫晓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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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况，即净出口强，投资强，消费弱，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净出口方面，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净出口一直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动力。1980年，中国净出口总额570亿元，占当年GDP的12.6%。之后的三十年里，净出口发展速度很快，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元，占GDP比重超过67.3%。

在投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数十年表现出很强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从1980年到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1亿元增加到93472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2%上升到44.6%。

在消费方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居民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中国经济陷入“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再次提高投资率”的循环过程，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转变，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2.中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下的城乡规划策略

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背景下，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新的发展约束条件，政府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转向，即从原有注重扩大投资需求，转变为重视消费需求拉动。

城乡规划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公共政策，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来达到其综合目标。既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其中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那么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就需以“扩内需促消费”为主线，采取相应的对策。

2.1调整投资比重的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以空间为载体，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城乡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安排，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进行直接调控。

（1）科学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

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传统观念、分税与土地收入、政绩考核制度、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脱节、缺乏环境承载力评价等，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和用地预测通常沦为地方换取用地指标、争取城市更大发展空间的工具。

为了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使经济增长与城市社会、环境发展相协调，必须科学合理的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目前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通常为平均增长率法和回归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过去人口变化的规律为基础进行预测，是增长型的预测，而忽略了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门槛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制约门槛。因此，有必要引入城市劳动力需求法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制约因素，确保城市的人口、用地预测的科学合理。

（2）合理配置各类用地的比例――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组成与城乡空间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商住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业区企业建设等。城乡规划编制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内部比例的需求：要以人口预测为基础，确定居住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满足近、中、远期人口的居住需求；根据城市等级、性质和地方发展特点，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工业用地的规模和比例。

（3）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益

在中国土地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益方面尤为突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批的开发区建设。而与此伴随的现象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效率低下、已批租土地闲置多年。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以确保已有投资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2调整消费比重的城乡规划

要增加居民消费，可以包括以下途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与就业密切相关；加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制度，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确保社会公平；健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以减少居民储蓄率等。

（1）继续推行城市化国家发展战略――扩大消费总规模

城市化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快速城市化将带来更多的消费积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本身就可以被视作扩大国内消费规模的直接途径。非农人口的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镇消费市场的规模，而城市化能够降低农民比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因此，城市化战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发挥扩大中国消费总规模的重要作用。

（2）加强产业发展分析，合理搭配就业结构――以保障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三大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各不相同，产业门类内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差异较大。目前，作为空间政策的城乡规划与城市相关的产业政策常有脱离现象。这一方面源于规划部门与产业部门的横向职能分工，另一方面也与城乡规划编制时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城乡规划的编制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政策目标，加强产业发展分析。不仅仅考虑城市产业用地的布局问题，同时将三大产业门类、产业内部结构一并考虑，从合理搭配就业结构的角度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的规模与比例，保持就业弹性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3）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降低居民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率

要想增加居民消费率，需要降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很高的储蓄率，只有通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来实现。通过政府财政的再分配效应以及各类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居民养老、失业、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进行倾斜。

这对城乡规划的意义在于需要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其中既包括基础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也包括公益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涉及到文化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社会福利性设施等国家用地分类标准中的设施，也包括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健身场地、医疗点等小区级服务设施。需要对地方发展需求，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标准，制定该类公益设施的专项规划，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确保设施的有效使用。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建设――鼓励农民消费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二元制的格局。与城市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5年～2007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21.9%下降到14.4%，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40%下降到32.3%。在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约60%的情况下，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左右，而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长期在20%以下徘徊。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居环境较差，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篇5

一、问题简述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这主要反映在进出口总量上。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产业甚至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北京作为首都，虽然位于内陆地区，但是更多的贸易优惠政策和其城市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大企业的投资。因此，本文主要用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北京对外贸易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以及两者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直观分析

图2-1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量、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关系折线图

从该图可以看出，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口量与出口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从2001年开始进口量相对于出口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且在总量上比出口量多。北京市进出口总量发展趋势总体上与进出口总量相同，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三、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1983-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以上的理论背景分析，选取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RP）作为被解释变量，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NI）、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S）、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IMEX）作为解释变量。

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在构建回归模型方程之前，对被解释变量GRP，解释变量NI、CS、IMEX分别取对数，然后构建回归模型方程。

（二）模型的构建

（三）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选取的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必须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检验时间序列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即ADF检验。因此，我们首先对所选取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2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附注：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为常数项，为趋势项，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由于以上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故他们存在协整关系。

（四）多元回归结果

在所有变量取双对数模型之后，通过ADF平稳性检验，接下来用EVIEWS软件对数据做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4-1 多元回归结果表

然后对该样本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意义检验。其中，拟合优度为0.997621，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9.7621%被样本回归直线所解释，因此样本回归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很高。再看Prob项为0.0000、0.0000、0.0002、0.0000均远小于0.05，所以这些参数的估计值均通过t检验，说明解释变量LNI、LNCS、LNEXIM对被解释变量LNGRP有显著性影响。

最后，检验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由D.W.统计量为0.538861，接近1，可知模型可能存在正的一阶序列相关，在下文中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检验和修正。

（五）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和修正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表3-5-1 相关系数矩阵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强，证明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在这里需要建立每个解释变量对其余解释变量的辅助回归模型如下：

2. 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去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做lnGRP对lnNI、lnCS、lnIMEX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5-4所示。

表3-5-4一元回归结果

此时DW值为0.171235，接近于0，所以可能会出现序列相关，因此下文继续进行序列相关的检验以及修正。

（六）序列相关性的检验和修正

1.序列相关性的检验

表3-6-1 LM检验

根据表格，我们发现RESID（-1）的prob分别为0.0000，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小于0.05；RESID（-2）的prob为0.4973，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均大于0.05，所以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2.序列相关性的修正

接下来我们要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序列相关，得到消除序列相关后的回归函数为：

（七）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表3-7-1 修正后异方差检验

检验结果的卡方统计量prob值为0.8870（如下图所示），落在接受域中，所以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最后的样本回归函数为：

四、实证研究结论及分析评价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认为，要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根据本文检验，发现北京市投资量与消费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量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在多重共线的修正中剔除了@个变量。所以，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有效利用关税和出口补贴的贸易政策，支持国内外企业的贸易投资，加快进出口贸易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