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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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了6.7%，比2015年的6.9%又继续下滑了两个百分点，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第二年处于7%的水平以下，与前几年的8%到10%的增长率相比下滑了不少[1]，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在近几十年所依靠的投资驱动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几乎已经用尽。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要转换思路，打破以往一贯的经济推动方式，我们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推动原有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去。本文主要进行了两个部分的分析，第一部分是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的现有格局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再对我国当下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探讨。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分析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富裕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就是随着农村地区的富裕劳动力向城市以及城乡结合处转移，农村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并最终达到了瓶颈状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非常富裕的，从而为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富裕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匹配，这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非常缓慢。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的逐渐增加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我国最静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进行的，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得知我国目前的劳动人口约在9亿人口左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劳动人口大约增加了0.75亿人。但是在人民网上有专家预测说一直到202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产生短缺，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二）我国环境资源承载超负荷

自然资源是一国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了自然资源，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由于我们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采取的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会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的资源环境造成破坏。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这导致我们的城市不断扩张，而农村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减，从而导致了城市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扬，这间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另外，我国对于水资源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中，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约束，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扶持当地企业不惜以污染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为代价而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扩张大开绿灯，从而造成了新闻上那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三）缺乏创新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技术引进和改造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我们在购买国内技术上的经费支出。2012年，前两项的费用之和达到了392.48亿元，可是后一项的经费支出却只有前两者之和的6%不到，这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先进的技术专利以支持我国自身的发展，但是一旦当后发优势用尽以后，我们还是得发展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技术以进一步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续航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

新型城化的发展会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不仅在土地城镇化方面会配置更加合理，同时也会和人口城镇化相配合共同发展。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强势发展。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必定会带动当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会拉动当地的住房投资需求，从而带动当地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城市的消费设施配套更加完善，因此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必定会被城市的消费趋势所感染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当地的消费需求，这不仅会拉动当地城市的消费水平，同时也能改善当地的消费结构，使未来的新型城镇化的居民能享受到更多由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城镇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不仅包括城市本身的规模扩张，同时更要注意到这其中的人扩大规模留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城市户籍问题，城市基础服务的配套设施更新等等。

（二）提升要素使用效率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着大量的要素投入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城市土地资源吃紧，所以不得不在要素使用效率上下功夫，能否由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不仅需要提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质量，同时也要在各种要素之间进行更合理的搭配。前者要求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以及资本要素的质量。后者则不仅要求我们更合理的搭配生产要素，还要采用竞争机制，及时淘汰落后的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自由地流动。为此，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第一，大力加强我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不要一味追求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扩大师资力量，更加合理的分配教师资源，保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子女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企业，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同时也要提高企业要素利用效率，尤其是要增加技术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避免政府过度的产业政策指导行为，削弱行业进入壁垒；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是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医疗保险制度需要亟待完善，同时也要加快城市基础住房建设；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土地的利用效率，要以保护资源为前提进行开发建设，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长的数量二不顾质量，要逐步完善我国有关的资源利用制度体系，加快有关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

（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可以还可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过度依赖进口外国的先进技术。从供给方面来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政府在资金资助方面加大投入，帮助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另外也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培养力度，不仅要包括研究型人才，也要包括各种技能型人才。从需求方面来看，要提升社会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社会公众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所以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与刺激公众的消费意识，而这又要求我们要注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拉近各个阶层的收入水平。

（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也是我国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方式。在顺应当前的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保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体地说：第一，要优化我国总体产业结构，推动化解各行各业的过剩产能。可以将化解过剩产能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减少化解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第二，要优化我国产业技术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我国“十二五”提出了四大支柱行业，分别是节能环保行业，生物制造行业，新型信息技术行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这说明我国已经逐步由传统制造业转向资源节约型制造业过渡。在淘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标准的指标淘汰高耗能污染的产业，同时也要大力提倡现有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和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在市场上留存下来。

四、结论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通过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手段可以在改善我国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沈坤荣.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08）：31～32.

[2]张秀生.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产业结构优化[J].经济问题，2015（04）：47～49.

[3]李子联.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5（06）：18～19.

篇2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29-03

区域产业结构演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侧面。在实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这两个侧面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并且必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文章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西北各省区尽快形成体现区位特点和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五省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概况

索洛、斯旺、米德等人发展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区域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转移活动和要素收益必将出现均等化趋势，各地区只能以相同的增长率为权数分享总体的经济增长。但在实际经济中，各地区与各部门存在生产要素禀赋不平衡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非均衡性，区域各产业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高度的关联性，而且产业结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地区转移，体现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区域的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也将逐步显现，整个区域经济必将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至2005年，宁夏、陕西、青海和新疆等四省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5.62％、15.53％、13.98％和13.82％，仅甘肃省落后全国水平1.34个百分点。从各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在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三产业中，只有宁夏的年均增速略高出全国水平；但在第二产业中，除甘肃省外，其余四省区均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五省区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源与区位条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以2005年GDP结构为例西北五省区的产业结构类型与全国类似。均为“二三一”型。但以2005年和2000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比来看，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和甘肃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陕西和宁夏的比重迅速降低到全国水平以下；第二产业中，除陕西和青海的比重迅速高出全国水平外，其余各省区均仍低于全国水平；五省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年全面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到2005年除宁夏和甘肃的比重仍然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省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比重。总体上讲，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七年多来，西北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迅速变动，体现出第一产业比重较快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除甘肃和宁夏外均出现明显下滑、区域产业结构水平逐步优化的趋势特征。

2.对比分析方法、指标与判断标准

2.1 份额转移分析方法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考察因资源投入而引起区域经济增长的数量变动，而且可以为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开拓思路。份额转移分析方法是分析产业区位与产业结构变动的有效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地区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比较，一个区域总的经济增长的差异就可以分解成分享增长和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并从中加以解释。其中分享增长是研究区域在某一时期以背景区域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是测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偏差的基准参数。转移增长是因各部门间、各地区间资源转移而获得的增长量，又可以将其分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区位性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前者是由于某区域产业结构偏离背景区域产业结构而引起的增长，后者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异而引起的区域转移增长，具体表现为区域某产业部门的实际增长量与以背景区域对应部门的平均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的差额，是我们分析判断该生产要素有无区位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

2.2 分析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相对数和绝对数两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①，主要的应用表达式包括：

2.3 判断标准

上式中：如果区域某产业从基期0到报告期t以背景区域总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低于实际增长水平，则Nj>0，反之，则Nj0，反之，则Pj0，反之, D

3.计算与对比结果

我们以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的2000年为基期，2005年为报告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2006年）的五省区GDP数据资料并按可比价格转换，把西北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与全国（背景区域）平均增长水平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影响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因素，计算结果如下表1和表2。

由表1可以看出，五地的分享增长量都较大，特别是陕西、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量均超过了990亿元，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以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获得了较大增长。五省区的总转移增长量均远远小于其分享增长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因为总转移增长是由资源转移活动所致，这说明陕西与宁夏在六年内存在较多的资源转移，经济流动也最为活跃。青海、甘肃和新疆的总转移增长量较小、甚至为负数值，但是青海和新疆的实际经济增长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结构增长量来看，除了新疆的增长量为负数外，其余各省区均为较小的正数值，这说明西北五省区因结构变化带动的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十分有限。五地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量均为负数值，说明在农业和工业中仅存在很少的高速增长部门。但是五地的第三产业的结构增长量都为正值，说明这些地区的服务业中存在较多高速增长的部门。再从区位增长量来看，新疆和青海的第一产业增长量是正数，而宁夏、甘肃和陕西的增长量均为负数，表明前两地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一定区位竞争优势，后三地则呈现区位竞争劣势。五省区的第二产业增长量均大于零，说明西北各省域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区位竞争优势，特别是陕西省的区位优势最为突出，而甘肃省的区位竞争力相对最弱。除宁夏外，其余四省区的第三产业区位增长量均是负数，这和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五省区的第一产业结构变化效应逐步减弱，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趋于下降。各省区的第二产业结构效益较差，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区位竞争力明显下降。五省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效益较好，但区位竞争力没有形成起来。

我们从各种因素的贡献率（见表2）来看，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分享增长贡献率都达到82％以上，这说明五省区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着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因全国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贡献率均超过了108％，表明该省区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由全国经济增长推动的。在结构增长贡献率中，五省区的贡献率均比较小，说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五省区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都为负值，表明农业和工业的结构性增长在五地的经济增长中均做出了负的贡献，整体上缺乏带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专业化部门。五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均大于零，这表明五地的服务业增长相比其他产业都较快。在区位增长贡献率中，陕西和宁夏的贡献率均大于零，而新疆和甘肃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0.99％和-8.65％，表明五地区的总体区位优势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突出，甚至是负的贡献。其中新疆在第一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最大，陕西、青海和宁夏在第二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均在15％以上，只有宁夏在第三产业的区位贡献率大于零，但仅有1.7％。特别指出的是，在西北五省区中，甘肃省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优势均居于后列。从总的转移增长贡献率来看，宁夏和陕西的贡献率均在14％以上，甘肃省的贡献率仅为-8.38％。

4.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份额的构成状况，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分享”型，如甘肃和新疆。二省区虽然地处欧亚大陆桥横贯地带，但经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其三次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较弱，产业结构也以较慢速度演变，区域经济增长仅依赖全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居于西北地区最后两位。第二种类型是“分享＋区位＋结构”型，如陕西、宁夏和青海。三省区经济增长均依赖突出的全国经济增长拉动、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区位竞争优势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效应，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快，其经济年均增速位列西北地区前三名。

总体来讲,我国西北五省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加之区位竞争优势在多数省区逐步形成，各地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五省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率）较小，这就不同程度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把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应是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点之一，也是加快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 释：

①吴殿廷.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8－102.

参考文献:

［1］胡鞍钢.西部开发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2］周起业,刘再兴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4］郭文理.偏离份额分析法在分离经济增长因素中的应用［J］.预测,2001,(2).

［5］杨凤林，高山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家,1997，(1).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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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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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若江.从收入分配看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评论,2004,(4).

[3] 李松龄.论需求约束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1).

[4] 李俊霖,莫晓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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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况，即净出口强，投资强，消费弱，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净出口方面，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净出口一直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动力。1980年，中国净出口总额570亿元，占当年GDP的12.6%。之后的三十年里，净出口发展速度很快，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元，占GDP比重超过67.3%。

在投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数十年表现出很强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从1980年到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1亿元增加到93472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2%上升到44.6%。

在消费方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居民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中国经济陷入“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再次提高投资率”的循环过程，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转变，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2.中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下的城乡规划策略

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背景下，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新的发展约束条件，政府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转向，即从原有注重扩大投资需求，转变为重视消费需求拉动。

城乡规划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公共政策，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来达到其综合目标。既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其中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那么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就需以“扩内需促消费”为主线，采取相应的对策。

2.1调整投资比重的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以空间为载体，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城乡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安排，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进行直接调控。

（1）科学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

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传统观念、分税与土地收入、政绩考核制度、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脱节、缺乏环境承载力评价等，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和用地预测通常沦为地方换取用地指标、争取城市更大发展空间的工具。

为了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使经济增长与城市社会、环境发展相协调，必须科学合理的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目前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通常为平均增长率法和回归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过去人口变化的规律为基础进行预测，是增长型的预测，而忽略了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门槛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制约门槛。因此，有必要引入城市劳动力需求法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制约因素，确保城市的人口、用地预测的科学合理。

（2）合理配置各类用地的比例――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组成与城乡空间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商住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业区企业建设等。城乡规划编制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内部比例的需求：要以人口预测为基础，确定居住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满足近、中、远期人口的居住需求；根据城市等级、性质和地方发展特点，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工业用地的规模和比例。

（3）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益

在中国土地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益方面尤为突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批的开发区建设。而与此伴随的现象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效率低下、已批租土地闲置多年。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以确保已有投资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2调整消费比重的城乡规划

要增加居民消费，可以包括以下途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与就业密切相关；加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制度，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确保社会公平；健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以减少居民储蓄率等。

（1）继续推行城市化国家发展战略――扩大消费总规模

城市化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快速城市化将带来更多的消费积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本身就可以被视作扩大国内消费规模的直接途径。非农人口的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镇消费市场的规模，而城市化能够降低农民比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因此，城市化战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发挥扩大中国消费总规模的重要作用。

（2）加强产业发展分析，合理搭配就业结构――以保障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三大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各不相同，产业门类内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差异较大。目前，作为空间政策的城乡规划与城市相关的产业政策常有脱离现象。这一方面源于规划部门与产业部门的横向职能分工，另一方面也与城乡规划编制时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城乡规划的编制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政策目标，加强产业发展分析。不仅仅考虑城市产业用地的布局问题，同时将三大产业门类、产业内部结构一并考虑，从合理搭配就业结构的角度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的规模与比例，保持就业弹性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3）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降低居民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率

要想增加居民消费率，需要降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很高的储蓄率，只有通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来实现。通过政府财政的再分配效应以及各类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居民养老、失业、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进行倾斜。

这对城乡规划的意义在于需要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其中既包括基础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也包括公益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涉及到文化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社会福利性设施等国家用地分类标准中的设施，也包括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健身场地、医疗点等小区级服务设施。需要对地方发展需求，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标准，制定该类公益设施的专项规划，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确保设施的有效使用。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建设――鼓励农民消费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二元制的格局。与城市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5年～2007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21.9%下降到14.4%，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40%下降到32.3%。在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约60%的情况下，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左右，而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长期在20%以下徘徊。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居环境较差，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篇5

一、问题简述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这主要反映在进出口总量上。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产业甚至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北京作为首都，虽然位于内陆地区，但是更多的贸易优惠政策和其城市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大企业的投资。因此，本文主要用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北京对外贸易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以及两者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直观分析

图2-1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量、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关系折线图

从该图可以看出，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口量与出口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从2001年开始进口量相对于出口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且在总量上比出口量多。北京市进出口总量发展趋势总体上与进出口总量相同，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三、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1983-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以上的理论背景分析，选取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RP）作为被解释变量，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NI）、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S）、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IMEX）作为解释变量。

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在构建回归模型方程之前，对被解释变量GRP，解释变量NI、CS、IMEX分别取对数，然后构建回归模型方程。

（二）模型的构建

（三）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选取的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必须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检验时间序列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即ADF检验。因此，我们首先对所选取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2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附注：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为常数项，为趋势项，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由于以上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故他们存在协整关系。

（四）多元回归结果

在所有变量取双对数模型之后，通过ADF平稳性检验，接下来用EVIEWS软件对数据做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4-1 多元回归结果表

然后对该样本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意义检验。其中，拟合优度为0.997621，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9.7621%被样本回归直线所解释，因此样本回归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很高。再看Prob项为0.0000、0.0000、0.0002、0.0000均远小于0.05，所以这些参数的估计值均通过t检验，说明解释变量LNI、LNCS、LNEXIM对被解释变量LNGRP有显著性影响。

最后，检验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由D.W.统计量为0.538861，接近1，可知模型可能存在正的一阶序列相关，在下文中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检验和修正。

（五）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和修正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表3-5-1 相关系数矩阵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强，证明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在这里需要建立每个解释变量对其余解释变量的辅助回归模型如下：

2. 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去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做lnGRP对lnNI、lnCS、lnIMEX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5-4所示。

表3-5-4一元回归结果

此时DW值为0.171235，接近于0，所以可能会出现序列相关，因此下文继续进行序列相关的检验以及修正。

（六）序列相关性的检验和修正

1.序列相关性的检验

表3-6-1 LM检验

根据表格，我们发现RESID（-1）的prob分别为0.0000，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小于0.05；RESID（-2）的prob为0.4973，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均大于0.05，所以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2.序列相关性的修正

接下来我们要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序列相关，得到消除序列相关后的回归函数为：

（七）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表3-7-1 修正后异方差检验

检验结果的卡方统计量prob值为0.8870（如下图所示），落在接受域中，所以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最后的样本回归函数为：

四、实证研究结论及分析评价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认为，要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根据本文检验，发现北京市投资量与消费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量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在多重共线的修正中剔除了@个变量。所以，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有效利用关税和出口补贴的贸易政策，支持国内外企业的贸易投资，加快进出口贸易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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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426；F202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深化钢铁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良好态势，经济建设成效显著。2010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0 394.2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8.3%。其中第一次产业产值达2 562.81亿元，同比增长16.1%；第二次产业产值达10 707.68亿元，同比增长19.5%；第三次产业产值达7 123.77亿元，同比增长17.4%。第二次产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河北省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为8 057元，同比增长12.01%。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3 867元，尽管较2009年的3 606元有所提高，但是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13 619元，较2009年的12 195元有大幅度提高。

2010年河北省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57%、52.5%、34.93%。第一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12.81%下降了0.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51.98%上升了约0.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35.21%下降了0.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仍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钢铁产业是河北省的第一大优势产业，钢铁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0%。但是2010年，河北省产粗钢14 458.79万吨，比上年增长了4.52%；产钢材16 757.23万吨，比上年增长8.45%；产生铁13 705.39万吨，比上年增长0.99%；增幅不但分别比2009年回落了8.18、18.38、15.89个百分点，而且分别低于全国平均增幅的4.78、6.25、6.41个百分点，这是十年来河北省钢铁产量增幅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钢铁产业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品结构的要求。作为现代服务业之一的物流业逐渐成为河北省发展的新亮点。2011年，河北省社会物流总额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物流业增加值达1 780亿元，同比增加20%。目前，物流业已成为河北省继钢铁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优势产业①。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河北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参考性的建议。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概述

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探究。库兹涅茨[1]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作用，他的研究得出经济发展中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钱纳里[2]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呈现有规律的变化，如当人均国民收入由400美元上升到1 000美元时，农业的就业份额就会下降到25.2%，工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到32.5%。他还揭示了在准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转变有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第二阶段以制造业为主，第三阶段以服务业为主。

国内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深入研究。刘伟等[3]通过选取三次产业产值作为自变量，GDP作为因变量来分析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三次产业比重扩大均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拉动。王琳[4]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长三角16个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为此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虞斌[5]采用VAR模型分析浙江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得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巨大，第二产业次之，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最不明显，甚至存在反向影响。吴战勇[6]为研究河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计量方法，选取河南省三次产业的产值和GDP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得出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三次产业产值的增加是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且经济增长是河南省第一、三产业发展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是第二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唐玉娟等[7]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来代表产业结构，GDP代表经济增长，得出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是一大趋势，但是上述作者在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时，有的选取三次产业的产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取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这样选取的指标是有缺陷的；有的选取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取总产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这也是片面的。产业结构是指三次产业所占GDP的比重，所以本文认为应该选取三次产业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GDP的增量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河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学模型的建立

显然，如果式（1）中xt的任何一个滞后变量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是显著的，则xt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8]。类似可以通过式（2）检验yt对xt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构造F统计量完成检验，当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接受原假设，xt对yt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当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xt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一般通过直接观看p值来判断接受还是拒绝原假设。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要求受检验的变量是平稳的，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则要求非平稳变量是协整的，以避免伪回归。因此在进行格兰杰检验之前要进行平稳性的检验和协整检验。

（二）指标和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1990-2010年河北省总产值（GDP）的增量y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河北省总产值（GDP）的比重x1、x2、x3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①，以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河北省总产值增量y和三次产业比重x1、x2、x3分别取自然对数，对数变化后的指标数据分别为ln y、ln x1、ln x2和ln x3。

（三） 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各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即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计算由Eviews7.0完成。见表1。

3彼此独立，相互间没有影响。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结果也表明，第二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总体上看，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而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即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河北省是可行的。但是尽管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我们也不能肯定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没有影响，因为通过协整检验可知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结构之间是存在着长期互动关系的。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尽管河北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但长期而言，二者在统计上是高度相关的。

第一，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比重变动呈反方向的变动，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同国际上三次产业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第二，经济增长与第二、三产业比重变动成正方向的变动，这种变动关系是长期的，这就说明通过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来调整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第一、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变动关系，即第一、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引起经济的增长。而第二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长期的协整关系来看，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长期互动关系的，所以第二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由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造成的。就现实来看，河北省第二产业发展存在诸如粗放型经济等问题。因此不能否认在长期内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为此，通过调整第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可以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四、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第一产业比重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所以河北省一方面要减少第一产业的规模，另一方面要增加第一产业的质量。为此，必须要调整第一产业的结构，要按照现代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标准，改造传统农业，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最终推动河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

（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要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进一步优化第二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其关键是要改造传统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高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设计、制造和管理水平，引导传统产业向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和低消耗方向发展。

（三）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34.93%，仍低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因此，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来发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主体，河北省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拓展服务业市场空间，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注释：

①本文有关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和比重、居民消费支出、钢铁产量的各种数据，均根据2010-2011年《河北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122-173.

[2]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吴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17-138.

[3]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 2002（5）：14-21.

[4]王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淮论坛， 2008（4）：18-23.

[5]虞斌.浙江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分析[J].财经论丛，201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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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05-03

引言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1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截至到2013年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66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对外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为我国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外汇储备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也会产生一些成本。过多的外汇储备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使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储备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外汇储备规模，使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但在实践中，由于难以计算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外汇储备最优规模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探讨外汇储备最优规模，而是探讨如何在既定的外汇储备规模水平下，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管理外汇，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需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出合理水平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因此，中国的外汇管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利用好外汇储备存量，二是要控制外汇储备增量。无论是外汇储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还是外汇储备增量的控制，都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积极的效应。本文尝试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水平的建议，并分析了这些建议对加快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总的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93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偏低，而且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并伴随小幅波动。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并且人民币存在着币值高估的现象，因此商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经常账户常年赤字，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依靠资本账户的顺差。

第二阶段为1994—2000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中国政府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1）实行汇率并轨，把调剂外汇市场价与官方牌价合二为一，只保留一个汇价。（2）取消外汇留成，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3）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的形成机制。这些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同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经常账户出现持续的顺差。与此同时，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进一步放开，引进外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资本账户也出现了持续的顺差。尽管这个阶段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由于之前的基数较小，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适度的。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外汇储备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储备规模不断扩大并超出了最优规模。2001—2011年间，外汇储备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0%。图1为这段时间内中国外汇储备、世界外汇储备、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世界外汇储备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波动较大，有的年份增长率为负。而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率则相对稳定且都为正值，在图中所示的9个年份中，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率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年份占7个。这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二） 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

到2013年9月末，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66万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都用来做什么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并偏重安全性和流动性。基于上述原则，我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谨慎利用方式为主，因此，外汇储备长期投资于各国的政府债券，尤其集中投资于美国长期债券，这种投资方式具有风险低但却相对集中、收益低的特点。美国财政部2011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10年6月突破万亿，截至2010年末达到1.16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40.74%。在美国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国债的收益率也将随之走低，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累计已经超过23%，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水平。外汇储备收益性整体偏低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二、成因及影响

（一）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成因及影响

从直接原因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来源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的双顺差，一般而言，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不合理的，也难以长期维系。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又影响到了经济增长转型，从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可以反映出这种影响。

1.储蓄投资缺口。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形成了储蓄投资缺口（见图2）。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任何一个国家经常项目失衡，必然表现为国内的储蓄和投资不平衡。当总供给（国内生产总值）大于总需求（个人和政府消费、个人、企业和政府投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内剩余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以保持平衡，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反之出现逆差。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居高不下，但储蓄率更高，庞大的储蓄一部分转化成投资，剩余部分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过高的投资率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度倚重投资，而由储蓄投资缺口所形成的经常账户顺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度倚重出口，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相对较弱。这种增长方式不仅缺乏内生的动力，而且容易产生投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转型。

2.出口鼓励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很小，政府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国际支付危机，实施了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旨在提高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出口市场中的巨人。

但是出口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出口质量的提高。我国的出口结构明显不够优化，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的表现有：在出口的商品中，中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偏高，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规模较小且提供的服务相对落后，集中在运输、旅游和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3方面，而在新型领域，如商贸、电信、金融、保险等的出口则较少；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过高，并且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一国的贸易结构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落后的贸易结构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转型。

3.FDI的流入。FDI的快速增长是造成资本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FDI，原因有很多：第一，实施FDI的鼓励政策，这些政策包含的内容有较低的税率、免税期长、隐形的补贴、免费的基础设施、环保方面监管宽松以及优惠的用地政策。第二，中国的财政体制和机构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吸引FDI的动力很强。因为FDI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吸引FDI是衡量政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各级政府的各级官员都被分配了吸引FDI的指标，这一做法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多地吸引FDI。第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FDI的吸引力。

可以看出，尽管FDI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也只是数量型增长而非质量型增长。有关FDI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表明，由于当前我国在吸引FDI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并且对FDI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使得我国利用FDI的方式更加粗放，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效应却很显著，这与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是相悖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超额外汇储备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持续的双顺差，进一步分析双顺差产生的原因则可以看到，中国的双顺差本质上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并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抑制这种双顺差的持续扩大，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二） 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的成因及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主要是指，外汇储备作为国家的资产，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无法实现较高的收益。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渠道单一造成的。从币种结构看，美元资产占比超过70%，其他储备货币资产的总和占比不到30%；从外汇储备投资的资产品种以及投资组合来看，我国仍以投资美国国债等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为主，收益不稳定和投资渠道单一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造成了国家整体资源的浪费，这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是相悖的，经济增长转型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要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因此，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实现低效向高效的转变。

三、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水平的建议及其意义

提高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水平，既要控制好外汇储备的增量，也要利用好当前的外汇储备存量，两方面结合，才能化解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对经济增长转型的促进作用。

（一）控制外汇储备增长的建议及意义

第一，改变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对外贸易战略。（1）有效控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对资源性商品出口的征税，这将有利于减少资源性商品的出口，从而降低我国的资源损耗。（2）取消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出口退税和各种隐性补贴，由于成本增加，这部分企业的出口规模将缩小，有利于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量。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出口退税的标准，还将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采取低耗能、低污染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第二，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吸收外资考核评价体系，引入技术含量、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对FDI的引入应该逐渐由“重数量，轻质量”向“重质量，轻数量”转变，取消对FDI的各种优惠政策，并引导FDI投向通讯设备、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或是金融、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领域，增加其进入传统领域的限制。FDI进入中国的门槛提高，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转型。

第三，转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现阶段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但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只有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才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我国居民的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没有释放。如果能将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购买力，则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并推动经济增长转型。

第四，改变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缓解由于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导致的本国通货膨胀压力，为经济增长转型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的建议及意义

第一，科学安排进口。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对于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因此，我国可以利用超额的外汇储备积极增加能源、技术的进口，可以考虑放开我国紧缺资源的物资进口配额，降低进口税率，鼓励大量进口紧缺物资；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免税范围，鼓励企业大量进行技术改造；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进口，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增长转型。

第二，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继续放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制，资金流动管理理念应由“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可以用来为“走出去”战略服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建立起一些优质的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优质企业应该积极寻求到海外投资，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我们的民族品牌。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要用人民币购买外汇，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货币的回笼，缓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使优质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参考文献：

[1] 刘冬雨.中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理论与实证[D].济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2011.

[2] 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J].财经科学，2011，（4）.

[3] 甘小芳，许少强.中国储投缺口结构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1，（1）.

[4] 余永定.中国的双顺差：根源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6，（19）.

篇8

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经历“下台阶”

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保持年均10.5%的高速增长，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或地区在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都经历了一个从为期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支撑过去十多年高增长的基础和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全球化红利的终结

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出口在长达十年里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速，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不到40%攀升至2007年的6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去杠杆化”的压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将使外需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我国贸易盈余占名义GDP的比例从2007年最高7.6%降至2011年的2.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从2005—2007年平均2个百分点以上到2011年负0.4个百分点。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依赖外需消化高投资所形成产能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劳动力供给发生转折性变化

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尽管未来几年这一比重会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劳动力供给已经“见顶”，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深刻变化。尽管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知识与技能偏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在逐步老化，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近几年招工难、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扩展，制造业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失。去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21.2%，且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

（三）城镇化新阶段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3%，标志着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未来我国城镇化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增长模式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已经很大，如果延续城镇化早期阶段主要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支撑城市发展的模式，面临着日益激化的城乡矛盾；另一方面，在51%的城镇人口中，至少还有1/3的流动人口属于“被城市化”的群体，随着这部分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提高，城市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从国际经验看，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会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工作的重心将不得不从民生服务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城镇化速度将有所放缓。

（四）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

2010年，我国GDP约占全球的9.4%，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去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3亿吨，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能源资源的强约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仍呈恶化趋势，水、大气、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严重。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已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因环境问题引起的呈多发之势，社会大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苛的环境约束。

随着全球化、人口增长、城市化相继进入新阶段，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不可避免，其深层含义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终点。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至今已有近20年，总的看增长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发展阶段没有实质性变化前，原有的增长方式即使存在种种缺陷，也可以维持。如果说以前转变发展方式是可转可不转，或者说可快转或可慢转，那么，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速的回落，转方式不仅是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确保短期宏观稳定的迫切要求。

二、潜在增长率下降对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若干挑战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台阶”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对我们熟悉的以高增长为基本背景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

一是如何确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选择合适的参照系，是我们认识形势、制定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面对客观经济形势，从不同的参照系出发，往往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进而产生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平均增速是10.5%，与此对应的是投资增长23%左右，出口增长2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左右，同期CPI年均涨幅不到3%。这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参照系，一旦经济增速明显偏离这一状态，各方面往往就认为“不正常”、难以接受。然而，在潜在增长率回落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上述参照系来衡量经济运行态势，就会存在很大的误判。根据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分析，“十二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10%左右回落到8%—9%的区间，“十三五”时期可能进一步回落到7%左右，实际经济增长率将围绕这一区间上下波动。今年上半年GDP增长只有7.8%，与以往多年增速相比明显偏低，但如果以潜在增长率来衡量，仍处于于正常波动区间。

二是保增长与保就业的重新考量。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是就业稳定。在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是宏观政策应对的重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就业总量矛盾逐步让位于结构性矛盾，维持就业稳定所需的经济增速在降低。从2011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GDP增速从9.7%回落到7.4%，但全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①持续高于1。这既印证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供求更多地是结构性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些落后企业、过剩产能必然要退出市场，相应的就业岗位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大量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与就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和衔接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继续应对周期性失业的同时，要适当调整政策的着力点，更加重视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平稳运行的冲击。

三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以往的宏观调控以需求管理为重点，在经济过热时抑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以往高增长所积累风险不断暴露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对未来预期悲观，单纯的逆周期需求扩张政策效果将明显减弱，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增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经过2009—2011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制造业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投资效率也明显下降。2009—2011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②平均为9.8，其中2011年高达10.7。这意味着在2011年，需要超过10元的投资才能带来1元实际GDP的增加，不仅远高于日韩等国在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而且投资效率比金融危机前几乎下降一半。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投资率将很快超过50%，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因此，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高增长的路已经走不通。

四是原有产业政策模式难以适应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的需要。现行的产业政策模式更偏重技术导向，几乎对每一个产业内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选择以及产业组织形态都做出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习惯于抓重点产业、支柱产业，以此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支柱产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技术路线以及市场潜力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按照原有的政策模式，政府可能会感到无处着手，或者对某些产业支持过度。对此，应当调整政策思路，产业政策的重点要从具体的产业中超脱出来，减少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的扶持，应当把鼓励创新作为政策的核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促进产业多样化。

三、稳增长和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针对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在研究制定对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性、必然性，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和自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间。

（一）更加重视供给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在继续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供给管理在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使未来的增长更加依赖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投入的增加。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投资的重点应从以往“铁公机”等大型项目，向街道、乡镇、村落延伸，向直接关系居民生产、生活、休闲的基层延伸，重点完善农村地区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厂、垃圾处理、供排水等配套设施，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释放部分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要素价格扭曲使企业更倾向于依赖廉价要素的使用来获得利润，并倾向于将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而不是进行技术研发。要抓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要素需求放缓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

三是进一步放松管制。尽管各部门在6月末陆续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但距离真正可操作的规定还有不少距离，民间投资对于进入这些领域还存在不少顾虑，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给民间资本真正的平等地位。

（二）把稳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商业、饮食、家政、修理、搬运、托幼、养老等服务业，采取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扩大优惠项目和免税范围。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二是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对在岗员工进行培训，对培训费用给予税前抵扣。推广部分地区发放“农民工培训券”经验，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补贴培训机构的做法，而是将培训券直接发给农民工，并让农民工自行选择培训机构。

三是完善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失业保险政策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处理机制。当出现区域性重大事件，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失业人员明显增加时，临时延长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提高待遇标准。

四是强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减免学费，扩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鼓励校企合作培训，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

（三）完善以鼓励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

一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得税方面，可采取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办法。流转税方面，对中小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是注重培育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对提供节能服务，生产、销售高效节能新产品实行优惠税率，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

三是加强对传统产业创新的支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制造业仍是我国实体经济最主要的部门，也应当是自主创新的重中之重。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对于传统产业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优惠政策。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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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2009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峰会上初步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对各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已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为以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河北省带来了新的挑战。

河北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省,尤其是煤炭的使用量一直居高不下。据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89.29%,而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中,煤炭的含碳量最高,每吨标煤含碳量是0.68吨,排放2.5吨二氧化碳;一吨标煤热量的石油含碳量大概是0.5―0.6吨,排放约1.9吨二氧化碳;而一吨标煤热量的天然气只排放1.4吨二氧化碳。煤炭使用量的居高不下位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挑战。因此要想在这样一个重工业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了解能源利用和GDP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才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利用合适的对策建议发展低碳经济。

表1 河北省1980―2008年GDP与能源消费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2009》

本文从河北省的实际出发,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对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中得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以此提出适合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因果性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是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于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ADF);协整检验采用EG(Engle-Granger)检验方法;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2.数据说明。本文选取1980―2008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空间。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用能源消费总量(NY)表示能源的使用情况。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单位根,这样对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即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这里我们选取ADF检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异方差现象,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用LnGDP代表对GDP取对数后的值,用LnNY代表对能源消费量NY取对数后的值。这种变换不会改变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稳定关系。

图11980―2008年GDP和NY取对数后的趋势

图1中,横坐标表示年份,横坐标表示LnGDP和LnNY的值。从图1中可以看出,两个序列都有随时间上升的趋势,并且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因此在ADF检验中应该包含这两项。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2 LnGDP和LnNY的单位根检验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2009》数据经eviews5.1计量软件分析整理所得

从表2可见,LnGDP和LnNY在经过二阶差分后,在滞后一期时,AIC和SC的值最小,所以选择滞后一期时的数值,ADF值分别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也就是说两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由于序列之间存在同阶单整,因此这两个变量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检验。本文应用协整检验方法是由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又称EG检验法。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对两变量用OLS法构造一元回归方程,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然后对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对残差进行ADF检验,如果残差项是平稳的就说明变量间是协整的,表示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河北省的生产总值(GDP)表示因变量,能源消费量(NY)表示自变量,并对取对数后的值用OLS法构造一个一元回归方程。得到的方程为:

LnGDP=-13.29630+2.305968LnNY(1)

T=(-14.47093) (22.70127)

R=0.950216 R2=0.948373

式中参数都是显著的,R和R2也较大,说明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的比较好。但是前面验证出LnGDP和LnNY都是非平稳序列,因此这个方程有可能是谬误回归。从(1)式得到残差方程:

ei=LnGDP+13.29630-2.305968LnNY

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残差ei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的结果显示为:残差序列检验T值为-4.041522小于5%显著性水平-3.587527的临界值,表明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残差序列ei为平稳的时间序列。也就是说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GDP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可得出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t是Yt的原因,则Xt的变化应先于Yt的变化。因此,在做Yt对其他变量的回归时,如果把Xt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t的预测,则称Xt是Yt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Xt不是Yt的Granger原因(邓翔)。

通过协整检验,表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的均衡状态,但是这种均衡状态究竟是能源消费作用于地区生产总值GDP产生的结果,还是GDP影响能源消费的结果?这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LnGDP和LnNY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通过以上检验发现,当两个变量滞后一期时AIC和SC值较小,因此选择滞后一期时对两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3 LnGDP和LnNY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LnNY不是影响LnGDP的概率为0.06730,拒绝原假设,说明能源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概率为0.99104的情况下,检验接受了LnGDP不是影响LnNY的假设,证明了经济增长不是引起能源消费的原因。因此,从检验中可以得到能源消费对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DP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却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通过协整分析得出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尽管短期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出现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两者是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得到河北省能源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却不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2.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的消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用大量消耗一次能源来实现。因此在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的今天,河北省要想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低碳经济,就应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开发新能源。根据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可以相同的能源使用量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长,减轻经济发展的能源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环保,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达到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稳定状态。而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是提高能源利用的关键因素。新技术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新设备能够节能降耗,减少生产环节的浪费。再通过产业间能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生产环节的能源的浪费,对废弃物进行再利用,形成一种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生产模式,以最低的能耗达到最高的产出。

(2)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开发新能源。

从全省能源消费结构看,河北省煤炭消费占绝对主体地位,石油次之,天然气最低。2008年,这一比例为89.9:9.3:0.8。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倡导低碳发展的今天这也将制约河北省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河北省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发新能源无疑能为发展清洁能源注入新的“血液”。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开发水电能源,秦皇岛、唐山等地濒临海域有丰富的水电宝藏。张家口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可以利用风能发电,代替煤炭和石油在生产中产生作用。不但能够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还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3)政府加大对政策的支持力度。

政府增加节能公共预算,支持节能项目的实施和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政府要对一些低耗能、低污染的企业给予有力的发展政策,鼓励这些企业的开发新技术,推进节能技术的发展。并且取缔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对GDP贡献率低的企业,使河北省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型的省区。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蔡鑫磊.我国能源消费与GDP的关系―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5.

[3]彭建强.河北省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篇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和较高水准的增长率，科技进步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北京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相对倾斜，还是地方所拥有的大量科技创新人才，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未来走势。但我们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人力的投入。是否在近几年了经济增长重点和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

科技进步是包括有技术改进、技术效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提高等的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所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广义的科技进步也可以理解为产出增长中扣除了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其他所有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之和。Ricardo很早认识到科技进步相对于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越发重要。Cobb Douglas提出的C-D生产函数成为了测算科技进步的基础。Solow又将科学技术进步要素从其中抽离，用“剩余值法”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国内学者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另一方面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在全社会研究方面，殷林森对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做了关联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安宁对广东省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刘勇则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广东和全国的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比较。国内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各地区间的数据结论并没有可替代性。北京作为科技发展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不仅掌握大量资源，更有精英人才助力，这些年来科技投入和进步是否真的对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将结合1996—2011年的经济指标和数据，运用生产函数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假设

（一）模型假设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生产函数，满足索洛模型的全部假设。因此我们可将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作为计量模型构建的基础。主要是为了将经济增长分解为来自各要入投入的贡献。其基本函数形式为：

（二）指标选取

首先对数据进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的统一性原则的收集，选取1996～2011年为样本区间，所有原始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1.总产出数据

选取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我国经济产出量的指标，用Y表示。为排除价格影响，将1996年作为基期进行调整。

2.劳动投入指标数据

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和从业人口数量均可以衡量劳动投入。基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年末北京市全社会从业人数作为各年的劳动投入指标，用L表示。

3.资本投入数据

作为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有涉及直接和间接生产以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数据无法精确统计，本文采取历年北京市固定资产存量数据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以1996年为基期按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用K表示。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运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可得：

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另从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变量间呈高度正相关。可得到：

四、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测算采用索洛余值法。其增长速度方程为：

变形得到

该模型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为扣除资本、劳动投入增长意外的其他因素之和。a为索洛余值，三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几何平均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根据北京市1996—2011年的相关数据，相应的资本、劳动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其中EA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Ek表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为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据此计算北京市1996～2011年各要素的贡献率，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为43%。较前几年的不稳定，近年来科技进步的贡献作用呈整体上升趋势。个别年份表现出来的贡献率负值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负作用，而是在测量期间某些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说明讲求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更依赖于怎样增加个人产出，大部分的经济增长还是来源于资本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科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如若没有先进的科技进步作为支撑，有限的资源则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北京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国家给予的优先投入权、广阔的发展平台和充足的科技人才都给科技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上表中所呈现的科技进步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的态势也体现了北京市的增长转型。要继续保持并推动这一增长态势，还须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

五、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市经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科技进步的贡献程度有待提高。首先，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的投入也逐渐需要向高水平科技人才方面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在人才教育上，以达到人才资源优势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广阔平台吸引国内外人才，以人才的溢出效应带动竞争，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献便可相辅相成。其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加，与资本投入同时发挥主力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投入难以单独发挥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在资本投入的同时注重技术创新活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加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更大程度地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改革重点。（1）增加科技投入的全面性。科技进步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本来就是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关系。科技投入更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科技财政拨款，激励企业成为新的创新主体，为市场注入活力。（2）优化资源配置。北京地区拥有其它地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优势条件，这样的条件更需要构建合理的动力机制和分配机制，根据投入的不同影响合理优化，逐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3）科技活动常态化。政府需要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和人力投入手段来加大研发活动力度，并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更多地解决民生问题，使科技活动更直接和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磊.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性[J].科技管理研究，2008（09）.

篇11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to promote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economy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Beijing'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use of Beijing 2000～2015 years of statistical data， draw lessons from with Miiler and Upadhyay（2000）thought to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is the func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other input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the transportation， warehousing and pos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has a grea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portion is ris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economy needs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0 引 言

新兴服务部门物流产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快速的发展。随着中国生产、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物流产业开始以企业化为中心，并将初步形成专业化的服务运作模式，且最终成为中国市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物流产业是市场健康、高效发展的纽带，它能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而现A段北京各个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区域之间的摩擦也较多。

为了尽可能的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量化影响北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近15年的数据为研究依据。其次再通过建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得到物流业发展相较于其他经济影响因素来说，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根据研究成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 研究综述

现代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内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并且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在物流方面取得研究成果。Banomyong（2008）认为德国政府要积极制定区域发展物流战略，并且要加强物流中心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规划，使多种物流方式发挥相互协同的作用，使区域范围内物流产学研相结合，进而设立一些与国际接轨的物流政策标准，使各物流企业遵循这些准则标准进行经营活动。Trunick（1999）通过对美国俄亥俄州现代物流产业的实证研究，认为以俄亥俄州为区域物流中心，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成为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Harbour（2004）以区位优势及物流流向、流速和流量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以区域物流通道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美国各州典型区域物流通道和区域物流发展模式，提出了区域物流范围内物流通道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中国家，国内学者对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李全喜、金凤花等（2010）研究了区域物流综合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了中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认为中国区域物流的发展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刘秉镰和赵金涛（2005）、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王会宗（2011）等学者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结果都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刺激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非常显著。高秀丽、王爱虎（2011）基于广东省年度数据，对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经济增长对物流产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是特别显著。李文顺（2004）潘瑞玉（2006）等均以物流总产值与物流数据为基础，证明了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促进关系。

以上参考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和分区域分析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互动方式和互动目标不同，不同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基于此，本文将以北京市物流产业近几年发展为研究基础对北京经济增长程度进行计量研究分析。

2 计量指标的选取与确定

综合现有文献研究，本文确定以下数据为计量分析的基础。

2.1 物流发展指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

影响物流业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且各种因素之间的界定也不是很清晰，对于这些指标的量化值也不是很明确化、系统化，因此对于物流发展状况我们近似的选取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有货物周转量、物理网络里程、货运量、物流管理能力等。为了更直观反映北京市物流业的发展水平，结合研究物流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国家统计局经济年鉴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为背景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

2.2 经济增长指标

为了保证模型的有效性和计量的准确性，为了直观反映北京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根据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选用了北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北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3 物质资本存量指标

从企业的资本经营角度来看，资本存量通常可反映一个企业的现有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本文选取的物质资本存量是以北京各年的固定Y产投资水平进行代表。

2.4 劳动力存量指标

物流业为服务行业，进而需要高素质的行业从业人员，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受到限制，在保证模型有效性前提下，本文选取的劳动力指标是以当年北京市社会从业人员数为度量基础。

3 计量模型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3.1 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它能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几种主要社会因素综合起来，充分考虑物流产业与其他非物流产业要素的外部性作用，进而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产出与投入的函数关系，为准确判断物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模型。

建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下： 首先，北京市缺乏大型物流基地和功能完善的配送中心。由于物流基础设施前期投入大，回收效益短的客观因素，导致投资风险加大，进而一些私有企业不愿意介入前期投资工程。但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又会阻碍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就需要政府部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完善运输网络，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工程，进而使物流系统得到完善。

其次，健全、完善物流行业发展的规范标准，保障物流行业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尽快禁止和废除与中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建立一些有利于物流产业发展的法规政策，进而促进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北京市也应该出台一些能够促进北京市物流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政策。

最后，由于物流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我国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高科技人才还相当匮乏，不能满足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所以，物流产业的人才是阻碍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物流人才培养是物流产业健康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工程。物流人才培养一定要将长期培养和短期培养的模式相结合，既满足了现在物流产业市场的需求也有利于促进将来物流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时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人才的同时也加强他们实践经验，进而能对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高科技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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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芳芳. 物流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2（3）：135-140.3.2 数据来源。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本文选取的分析方法，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以及计量经济分析对于样本量的基本要求，本文的分析将时间区间界定在1996～2015年的20年间，关于该期间北京市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物质资本存量、年末从业人员数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回归结果

用EViews6.0软件以1996～2015年相关数据为标准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如表1所示：

观察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方程拟合效果显著。故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H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变量K对总产值的影响都很大，且它们都在5%水平上显著。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变量K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H这两个变量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35，0.382；t检验分别为3.020，2.670，它们超过临界值2.120。说明在过去的20年g，北京市生产总值受资本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的影响非常突出，资本投入因素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对于北京整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产生了较强的推动作用。物流业的发展提升对于区域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有较强的作用的。从检验结果看，在过去的同一时期内，年末从业人数对整个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影响并不显著。

4.2 模型检验

4.2.1 White检验。线性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关系到是否可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进而知道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是不是有效，故进行异方差检验。本文采取最著名的也是最常用的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首先可得残差如图1所示：

篇12

作者简介：沈大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理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8-0020-04

在对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中，我们首先将北京市划分为功能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4个经济区，应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这里所说的基尼系数是以各经济区或各区县为单位算出的，它可以表示各经济区或各区县之间的贫富差距水平），对1994-200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滓－收敛。然后，利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和空间面板数据（spatial panel data）模型分析得出北京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β-绝对收敛，但存在β-条件收敛，并且分析了形成这种β-条件收敛的原因。

一、经济收敛问题研究的简单追朔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若技术外生一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会使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增长速度发展，进而赶上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趋同，即经济收敛。新增长理论则认为与物质资本、技术及人力资本相关的规模报酬递增很可能使各地区经济增长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即经济增长发散。这两种理论对经济增长收敛性长期争论并引发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出现。

在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将经济收敛区分为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σ-收敛是指经济体人均GDP的标准差具有下降的趋势。β-收敛可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 β-绝对收敛是指穷经济体比富经济体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并最终都达到相同的稳定状态。β-条件收敛是指经济体的增长由于其自身初始状态的不同而收敛到各自不同的稳定状态。俱乐部收敛是指在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趋同，而集团间的差异仍会存在。

关于σ-收敛，目前看来利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来分析是一条较优的途径。在β-收敛的问题上，大多数人使用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一般采用基于Solow-Swan、Barro J R 和Sala-I-Martin X 的收敛分析模型得出模型:

以上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都将经济体视为互相独立的个体，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地区间的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等使得地区间尤其是相邻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在地理上存在空间相关性。Toblers (1979) 提出的地理第一定理认为，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而且，与较近事物的联系程度会比较远事物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此外，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外部性、技术扩散、要素流动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都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而这些收敛机制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因此，空间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收敛问题，将空间因素也考虑进来。

考虑了空间因素的回归模型，有两种基本形式，分别是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 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

其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向量，β为变量系数，ρ和λ分别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ε和μ为随机误差项。W为n×n 的空间权重矩阵(n为地区数)，若地区i和j边界相邻，W中的元素Wi，j的值为1 ，否则即为0；β为地区经济增长率对地区最初经济水平的弹性，是对地区经济收敛的衡量，若β为显著负值，表明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若β为显著正值，则表明经济增长是发散的。

在我国经济收敛性分析上，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大多是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σ-收敛，也不存在β-绝对收敛，但存在β-条件收敛。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问题。

二、北京区域经济收敛的实证分析

本节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统计年鉴，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5.0。下面，先将北京市18个区县按照政策规划目标划分为功能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4个经济区。其中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发展新区包括顺义、昌平、大兴、通县、房山，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怀柔、密云、延庆、平谷、门头沟。

设k=1，2，3，4分别表示功能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 用ukt表示t年第k个经济区的人均GDP，ut为t年北京市人均GDP。各区县的人均GDP 用yit（i=1，2…，18）表示。

（1）σ-收敛分析

经计算，北京市t年的总体基尼系数分解情况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总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各个经济区的基尼系数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总体上并不存在?滓－收敛（各个经济区也不存在?滓－收敛）。另外，从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的角度来看，四大经济区组间的贡献率明显大于组内的贡献率，进一步说明北京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四大经济区的差异。

（2）β-收敛分析

下面，利用1994-2004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数据对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做β-收敛性分析。

首先，采用未加入区域虚拟变量的模型和加入区域虚拟变量的模型对1994-2004 年间北京市18 个区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下表。

加入的控制变量?追i，t是第i个区县t年的某些指标变量。主要有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收入与t年GDP的比）、财政支出比重（财政支出与t年GDP的比）、产业结构变量（各个产业产值的对数增长率与GDP的比的加权平均就是产业结构变量）、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产值与GDP的比）、服务业水平（第三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实际利用外资额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当年GDP的比）。计算结果表明，在加入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比重、产业结构变量、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水平、实际利用外资额比重后都会使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的β-条件收敛性得到了验证，收敛速度达到了3%左右，这说明这些控制变量也是影响β-条件收敛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后，引入空间因素，同时考虑区域虚拟变量，且增加控制变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第i个区县t年的社会消费零售与当年GDP的比，i＝1，…，18）进行回归分析。采用的模型应是空间滞后模型（3）或空间误差模型（4）。理论上在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时可以通过LM统计量检验来完成。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对区域人均GDP的β-收敛模型通过统计检验或者试探性空间计量分析，大都支持空间滞后模型。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够用空间滞后模型拟合，即使统计量比空间误差模型差些，但只要统计量检查显著，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更好，更容易从经济意义上加以解释。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5），经计算可知，在加入区位虚拟变量、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实际利用外资比重、空间因素后也会使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出现β-条件收敛，收敛速度基本上在2%-3%左右。同时可知，通过空间因素的引入可以使调整的R2明显大于未引入空间因素的调整R2，可见，空间因素（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①1994－2004年，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滓－收敛，也不存在β-绝对收敛，但存在β-条件收敛。②北京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四大经济区的差异。③区位因素、初期人均GDP、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实际利用外资比重、空间因素等都是影响北京市经济收敛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重视北京各区县经济差异问题

1994－2004年，北京市各区县经济增长存在差异，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虽然各区县经济差距的存在有种种主客观原因，甚至由于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的需要在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大的经济差距会损害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北京市整个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此外，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还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为此，必须重视北京各区县经济差异问题。

2．加强经济区之间的合作，缩小经济区之间差异

四大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北京市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强经济区之间的合作，缩小经济区之间的差异。尽管北京市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但是经济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情况也高度显现，经济区之间的差距很大。北京市欠发达区县不能再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走集约型发展之路，加速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落后区县还需要主动向发达区县学习。要鼓励落后区县与发达区县间企业层面上的交流，依靠发达区县的指导、扶植和自身水平的提高来加快发展。同时，北京市政府应该从宏观上加以协调，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并采取具体措施，促进经济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要继续加强对落后区县的支持力度。在人才、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等方面实施倾斜政策。要注意提高欠发达区县的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利用技术的公有性和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步缩小落后经济区的差距。

3．灵活使用财政政策，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财政收入变量、财政支出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的加入有利于经济收敛。因此，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同时加快落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可以缩小区域间差异，促进经济收敛。

北京市政府应统筹协调各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的制定， 优化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对经济欠发达区县应增加财政支出，施行减税措施，优化税制结构。北京市各经济区产业结构情况大致如下：功能核心区经济发达，已经由外延扩展转向调整优化，其作为首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教育科研和金融管理中心的核心职能逐步明确；城市功能拓展区的第二产业开始逐步向转移，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格局；城市发展新区初步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服务业具有一定规模，第一产业适当保留的产业格局；生态涵养发展区开始形成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业适度发展，服务业初具规模的产业格局。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战略性的调整措施，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推进产业结构的换代与升级。在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中，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中，要面向生产和居民消费，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改造和发展传统服务业，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比如大力发展旅游业、金融保险业和社区服务业。这样才能加快落后区县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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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y, credit policy will inevitably become one part of monetary policy.It assumes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while guid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at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credit resources allocation becomes to be an significant way to maintain China’s growth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is paper, we use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verify that, the credit growth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ic output and provide a method to allocate the credit resources effectively in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Key Words:maintain growth,structure adjustment,credit resources allocation,cointegration test,Granger causality tes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9-0063-04

一、引言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应对冲击,我国适时出台了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主线的各项“保增长、调结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09年6月末,我国本年新增贷款超过7万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保增长”创造了积极的资金环境。然而,就“调结构”而言,当前的信贷政策效应尚不明显。笔者认为,信贷资金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要素和社会资源,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理应进一步加强有效配置,进而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实现宏观经济“保增长”与“调结构”的目标。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转发达国家)时期的国家而言,由于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来自信贷资金,因此对信贷资金配置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探讨信贷资金投向的非均衡性,重点研究其信贷制度与信贷集中问题,如荣杰(2008)、徐建斌(2003)等。相关研究大都认为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策略,以及对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的投向偏好,是造成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双集中,并最终导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的主要原因。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更重视政府政策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引导,探求发挥信贷集中正效应、限制信贷集中负效应的有效途径。针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信贷资金配置方面的研究偏少,尤其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保增长、调结构”中信贷资金配置的实证研究则更为缺乏。本文为进一步探索信贷资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宏观角度对山东省近18年来信贷资金增长与经济产出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为山东省进一步有效贯彻落实“保增长、调结构”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的同时,也为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一)数据及变量选取的相关说明

就“保增长,调结构”政策而言,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保增长”重点指GDP的增长,“调结构”重点指产业结构和三大需求结构的调整。因此结合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本原理,本文选取各产业GDP、居民消费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出口总额作为反映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相关指标。具体来看,一方面,选取山东省1991―2008年当年新增GDP、第一产业新增GDP、工业新增GDP和第三产业新增GDP作为对应经济增长的总、分量指标,相应选取新增贷款总额、新增农业贷款、新增工业贷款、新增第三产业贷款(以“新增贷款-新增农业贷款-新增工业贷款”替代)作为经济增长的对应信贷指标;另一方面,选取山东省1991―2008年的新增出口总额、新增居民消费总额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经济增长的分量指标,选取新增贷款总额作为对应信贷指标。其中,1991―2007年的所有数据均取自《山东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来自相关部门公布结果。各符号代表意义如下:DK―新增贷款总量、NY―农业贷款增量、GY―工业贷款增量、SC―第三产业贷款增量、XZNYGDP―第一产业新增GDP、XZGYGDP―工业新增GDP、XZSCGDP―第三产业新增GDP、XZGDP―当年新增GDP、XZCK―新增出口总额、XZJMXF―新增居民消费总额、XZGDZCTZ―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二)信贷资金增长与GDP产出

1. 线性回归。根据相关投入产出理论,经济产出与资本投入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至于这种正相关关系用何种模型予以表达,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即可满足度量的基本要求。因此,本文以各新增产出指标为因变量,以各对应新增资本(贷款)投入为自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各产业新增贷款与对应产业新增GDP产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总产出:XZGDP=1.78*DK-228.6 (1)

农业产出:XZNYGDP=0.70*NY+51.5(2)

工业产出:XZGYGDP=2.74*GY+244.2(3)

第三产业产出:XZSCGDP=0.83*SC-61.1 (4)

从各产业回归系数来看,新增贷款投入对工业新增的产出效率最高,当新增工业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时,工业新增产出将增加2.74个单位;而农业新增的资本产出效率最低,当新增农业贷款增加1个单位时,农业新增产出仅增加0.7个单位;从总产出来看,当新增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时,新增产出将增加1.78个单位。

2. 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通过上述线性回归可以发现,信贷投入的增长与经济产出的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为必然的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这就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应用Eviews3.1对各产业新增贷款与对应新增GDP产出进行的Granger检验输出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判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K增长是导致XZ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XZGDP的增长不是导致DK增长的格兰杰原因;NY与XZNYGDP间不存在任何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NY与XZNYGDP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联;GY与XZGYGD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即GY增长是导致XZGY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XZGYGDP的增长也是导致GY增长的格兰杰原因;SC增长是导致XZSC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XZSCGDP的增长不是导致SC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3. 协整分析。前述的回归结果表明信贷增长与GDP产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求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这对于经济模型的再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目前较为普遍的方法是采用ADF检验方法。本文利用Eviews3.1软件对各原始变量进行的ADF检验输出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在观察期内的数据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通过进一步检验以上数据的一阶差分序列,发现部分指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XZNYGDP、DK、NY、GY和SC等五项指标的一阶差分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而XZGDP、XZGYGDP和XZSCGDP等三项指标的一阶差分数据未通过平稳性检验,但XZGDP的一阶差分数据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满足其平稳性假设。这一结果表明,XZNYGDP与NY、XZGDP与DK间都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还需要对变量进行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检验,本文分别对XZNYGDP与NY、XZGDP和DK之间的关系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Eviews3.1的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用判定XZGDP与DK间存在唯一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而XZNYGDP与NY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根据 Stock(1987)的证明,对存在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OLS回归的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O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此,可以使用传统的OLS方程展示这一均衡状态。对于新增贷款与新增GDP而言,前述回归方程(1)即反映了贷款新增与GDP产出增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新增农业贷款与新增农业GDP产出而言,前述回归方程(2)获得的结果则更多是一种偶然性或者阶段性结论;对于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两者的贷款新增与产出增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文中数据尚不能获得某一确定的结论。

(三)信贷资金增长与“投资、出口、消费”

1. 线性回归。由于本文中将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CK、居民消费总额JMXF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ZCTZ作为经济的产出变量,因此同样可以建立新增贷款DK与各新增产出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新增贷款总额DK为自变量,分别以XZCK、XZJMXF和XZGDZCTZ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从输出结果可以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新增贷款总额与新增出口、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居民消费等三者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再一次验证了相关投入产出理论,三者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新增出口:XZCK=0.07*DK-23(5)

新增居民消费:XZJMXF=0.45*DK-3.9(6)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XZGDZCTZ=DK-208.7 (7)

从上述回归方程来看,全社会新增贷款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效率最高,当新增贷款增加1个单位时,新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将增加1个单位;而出口的新增贷款产出效率最低,当新增贷款增加1个单位时,新增出口仅提高0.07个单位。

2. 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对信贷投放增长与“三驾马车”增长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XZCK的增长不是导致DK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DK增长却是导致XZCK增长的格兰杰原因;XZGDZCTZ的增长不是引起DK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DK增长却是导致XZGDZCTZ增长的格兰杰原因;XZJMXF的增长不是引起DK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DK增长却是导致XZJMXF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3. 协整分析。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XZCK、XZGDZCTZ和XZJMXF的原序列未通过单位根检验,表明其为非平稳序列,而与其相对应的一阶差分序列,除XZJMXF外,XZCK和XZGDZCTZ均通过单位根检验,表明两者的一阶差分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为确定XZCK、XZGDZCTZ与DK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而进行的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检验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XZCK与DK间存在唯一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而XZGDZCTZ与DK间同样存在唯一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这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方程(5)和方程(7)所示,即当新增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时,新增出口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新增0.07和1个单位。对于与之相对应的新增居民消费而言,前述的回归方程(6)不能表明是一种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从总产出与总投入角度来看,新增贷款总量的增长与新增GDP产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这一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新增贷款总量的增长是引起新增GDP产出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新增GDP产出增长却并非新增贷款总量增长的原因。

从分产业产出与投入角度来看,各产业新增贷款的增长与各产业新增GDP产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新增贷款的产出效率最高。新增工业贷款和第三产业贷款的增长是导致相应产出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有工业领域存在相互激励的作用。

从三大需求角度来看,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均受到新增贷款总量的影响,两者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新增贷款产出效率最高。同时,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新增贷款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新增贷款的增长是导致三大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三大需求的增长却并不能导致新增贷款增长。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前的“保增长、调结构”政策从短期来看确实存在某种利益博弈,即“保增长”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进一步确保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需求的优先供给,加大对工业新增资金的投入,而“调结构”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强化信贷资金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就山东省而言,“保增长、调结构”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首要目标―“保增长”的需要,当前信贷资金供给应“保量求质”,重点加强对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资金投入。

一是增加工业资金投入。根据2009年6月末山东省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新增贷款总额已经超过4000亿元,按照这一规模估算,GDP总产出将增长超过7200亿元,经济增速也将超过20%,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当。然而,其中工业贷款新增仅为100亿元,不足新增贷款总额的5%,这一状况与工业新增贷款的高产出效率相背离。因此,下一步信贷资金供给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总量增长上,而应该重点进行资金引导,以寻求信贷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二是在保障固定资产投资资金需求的同时,重视优化投资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政府投资成为本轮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而固定资产投资中对政府投资的资金供给十分充足,因此下一步应重点加强对投资结构的优化。重点支持能有效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固定资产投资,避免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发展乘数效应高、经济效益好、有利于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基于中长期目标―“调结构”的需要,信贷资金应强化对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资金需求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其资本产出效率。

一方面,增加第三产业资金投入,提高其资本产出效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产业结构来看,尽管各产业产出增量与新增贷款增量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农业新增产出与新增贷款间尚无明确因果关系,其增长可能主要受自发性增长的影响。因此,通过信贷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的重点只能放在第三产业,只有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消费贷款比重,强化信贷刺激消费能力。通过三大需求来看,由于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贷款增长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通过信贷资源配置优化需求结构的重点只能在居民消费领域。只有逐步提高居民消费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才能不断强化信贷资源配置对于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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