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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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语言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较为深层的特有机制，并且其具体表现是在语言形式之中。从英语文学翻译作品来看，思维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之一。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进一步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语言差异的重要诱因。从古代开始，我国传统文化就主张天人合一的理念和思想，看中人与天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生存意识更为明显，并且在形象思维方面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思维方式中，还较为重视抽象思维的发展，对于实证研究及逻辑推论都比较看重。而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与我国文化有着根本区别，从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框架和逻辑顺序就可以看出：其语言在句法特征、造字、语言的组织、思维的方式、逻辑性以及思维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语里如果要对一个事物进行描述，通常都是从大至小，由表及里，从一般到特殊来完成。而英语在这一点上，恰好相反，具体地表现在汉英语句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称呼、位置、组织系统等多个环节当中。诸如在问句“你吃饭了没有?”当中，我国文化所指的吃饭，可以是早饭、中饭，也可以是晚饭，人们往往不需要指明。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则必须要具体到早中晚，逐一翻译为：breakfast，lunch，supper。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呢？笔者着重从历史社会根源、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社会根源的不同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帝王世袭制度的封建时期，而在西方，很早就开始出现民主集中制的苗头，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更迭交替，直到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制度背景下，我国国民的思想及意识形态其实没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皇室及官员在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潮流，从某个层面来说，在封建社会我国国民是不存在思想自由一说的。而就西方国家来说，自文艺复兴时期就逐步开始了思想自由的“征战之路”，开启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新章程（中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最终却没能在思想领域掀起如欧洲般的大波澜）。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精神领域似乎出现了新局面。

（二）社会经济的影响除了历史社会根源的作用和影响外，社会经济结构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古以来，我国百姓就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人人都在为生计打算，我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大多都是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与起伏，才作出了一些耐人寻味、万古流芳的作品。而就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社会较早步入工业时代，人们的劳动力价值得到了体现和尊重，基本上可以满足温饱需求，加上西方国家对科技文化的重视，劳动人民基本上都享有创作的机会。所以，西方文学大部分作品的素材都比较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恰好相反。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是文人为宫廷所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文化个性的作用文化个性也是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要素之一。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时期，文化风格通常较为保守。从这一层面来说，社会制度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个人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是压制了个性化的发展；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以资本流动为基础，较为重视财产和人权的社会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比较重视公民的个人权利，赋予了国民很大程度的思想自由，推动了社会文化多元化及多层次的发展。

三、差异视角下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发展的有效措施

中西方文化交流从很早就开始了，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正视中西方文化差异，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的有效进行，是文学翻译界当今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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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30-03

一、引言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导致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一般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心理习惯，对于看似相同的语言表达，中西方民族也许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是说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往往也起着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言语误解甚至交流失败。

二、中西方语用原则文化差异的根源性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变得日益频繁，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要的通用语言，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学习英语的大潮之中来。但是，在我国，由于英语往往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很多人对于英语的学习往往更多的停留在英语的基本表达上，即使已经说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尤其是对英语的语用原则掌握不多，导致了人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够真正了解或者融入不到西方文化当中去，从而容易使得交流双方产生误解或者交流不畅的情况。因而，文化之于交流来说，显得如此重要，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对于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文化原则来思维和行动，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中西方文化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化精神渊源却大大不同，从而使得双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1]，而西方文化却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想根源所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族本位”的核心观念，而西方文化却宣扬的是“个体为本”的中心思想。但是，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会通过交际双方的言语交际行为表现出来，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和文化背景。应该来说，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质就是两种文化进行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一个过程[2]。

三、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语用学属于一种跨学科的语言实用学范畴，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情况。换句话说，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是超越了语句字面含义的意义，亦即话语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要普遍遵守的两个基本准则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这两个言语交际中最为基本重要的原则中的合作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著名的语言学家Grice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会自觉遵守合作原则。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最为基本的准则，即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但是，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也会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这样，英国语言学家Leech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则，即礼貌原则[3]。这种原则往往是在人们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原则，即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通过礼貌原则来进行补救。由此可见，人们交际所要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交叉使用的。我们要尤其重视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使用规则和原则，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尽量避免语用原则使用不当造成的交际失败。

一般来说，语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探讨的主要涉及的是广义的语用原则，它指的就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要遵循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原则，其涵盖面广，涉及的理论众多，它不仅包括了语言学原则，还包括了与实际语言运用紧密相关的修辞学、言语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的原则和准则。应该来说，语用原则涉及的分支学科非常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交际双方必须掌握好中西方语用原则，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语用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理论和体系等都不太完善。但是，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却非常需要了解语用学的相关知识。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语用学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性原则；明确语用原则是掌握语用学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语用原则是语用学这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研究语用学原则，是我们探讨语用规律的必由之路；研究语用学原则，也是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突破口。无论语用原则具有多少的指导性、交叉性、层次性和独特性，我们都应该明确地分析其文化差异所在。

（1）中西方合作原则的文化差异

作为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要遵循的“合作原则”，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来的。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在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顺利完成，交际双方都在遵循着某些会话准则，这就是“合作原则”[4]。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前三条准则主要关乎“说什么”，第四条则关乎人们“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来说，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会自觉遵守会话的“合作原则”，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自然、无准备的言语环境中，人们并不严格遵守合作原则。这并不是说人们故意违反该原则，而是为了要产生某种较为特殊的会话含义而不得已为之。这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交际行为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合作原则产生于英语文化背景之下，因而，其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来，不具有普遍性和可用性。那么，我们就需要牺牲合作原则而使用更加符合我们文化习惯的交际规则来进行言语的交际。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说话言不由衷，常常不得不违背合作原则。究其根源来看，中国人是为了保全礼貌而牺牲真实性，但西方人宁愿保全真实性也不要合乎礼貌性。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则的，只是遵循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一致而已，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文化存在差异性。我们可以从语言交际的方面和非语言交际的方面来具体探讨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就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交际双方的初衷都是要遵循合作原则并努力配合的，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影响或者出于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说礼貌，交际双方常常会不惜牺牲合作原则来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来说，各自背景下的人们必然对如何使用合作原则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行动。比如说中国人崇尚谦虚和内敛，而这有时在会话中却不得不违反合作原则。西方人更重视个性化发展，基本上能够遵循合作原则，但有时却让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就非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会话准则的取舍往往表现得颇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往往却奉行严格的时间观。虽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道德准则，但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想要顺利进行交际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否则，将会导致交际的失败[5]。

（2）中西方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

由于人们在进行会话交际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从而产生了会话隐含的意义。著名的语言学家Leech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来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这就是著名的“礼貌原则”，它主要是出于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显示出尊重对方或者其他人而表明的自我形象和态度。一般来说，礼貌原则包含有六个方面的准则，即策略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同情准则[6]。应该来说，礼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人们之间的相处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人们对于礼貌原则的侧重和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说礼貌原则的产生和生长的土壤是英语文化环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文化，只是它的适应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这种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著名学者顾曰国也提出了专门针对汉语的礼貌原则，即与汉语文化有关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一套礼貌原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德、言、行准则五条基本准则。无论是西方的礼貌原则还是我国特有的礼貌原则，它们都是对各自文化背景的强烈反映。比如说，中国人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更为常用的是“贬己尊人”准则，因而，他们在进行祝贺与表扬、恭敬与谦虚的时候，往往表现得非常谦虚。而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往往是高兴地接受别人的赞扬之辞，然后表示感谢。他们认为中国人实则谦虚的否定行为却让他们感到不高兴，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祝贺和褒奖的对象也不一样，中国人很少表扬自己的家庭成员，而西方人只要需要，他们却会赞扬自己的家人。在称谓方面，中西方语用原则也存在差异性。在中国语言中，有很多称谓形式本身就具有礼貌性质，但是，到了西方语言当中，却没有礼貌的含义了。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小+姓”的模式来表达对对方的亲切，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却是不礼貌的行为，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在中国，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老却并不意味着尊敬老人，而是表示无用。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地去帮助一个老人，因为这会引起老人的愤怒，而非高兴和感激。[7]还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求同和面子，有时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讲“面子”。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其所说的“面子”并不完全跟我们所说的面子一致。在西方文化中，面子包含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所谓的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与喜爱，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某些“邀请”是不礼貌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把“邀请”这种行为列入不礼貌的行为之说[8]（P624、333）。

[参考文献][1]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M].in Grice， H. P.（1989）， or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 ）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2]Hall，E.T.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N.Y.：Anchor Press，1976.

[3]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London： Longman，1983.

[4]Levinson，S.C.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5]高灵丽.汉英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冲突[J].洛阳工学院学报， 2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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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包含着该民族历史的文化背景，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体现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通过语言反映出来，而从小耳濡目染本国文化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缺乏了解和理解不同文化因素的差异，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把中国人的思维表达方式移植到英语表达中去，势必导致在语言学习和实践中出现错误或产生误解。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存环境、等不同，所以中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出现了中学阶段学生英语学习的多种困扰因素。笔者通过多年英语教学发现，中学生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语言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候语

在英汉两种文化中，朋友之间都互致问候，来促进人际关系，两种语言各有一定的方式来表达。英语通常的问候语为：Hi！ Hello！ How are you？以上的问候在中国人之间很少用到。而汉语常用的问候语有“你吃过了吗”“你哪儿去” 或“你干什么去”，其实这些都是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而不是真想知道对方是否“吃过饭了”“要到哪儿去”“去干吗”。中国学生如果缺乏英美人打招呼问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异，而按照汉语的“套话”去向一个讲英语的人打招呼“Have you eaten your lunch？”他就可能以为你要邀请他共进午餐，如果问“Where you going？”“What are you going to do？”，则会有打听他人隐私的嫌疑。

2.称呼

在我们国家“同志”“师傅”被用于不同的性别、身份、地位的人。而在英美国家一般用Mrs、Mr、Miss、Ms或者Sir、Madam来称呼。再比如，中国学生总喜欢把“老师”称为“teacher”，在英语课上，学生就会这样称呼老师“Good morning，teacher Wang”，其实“teacher”在英美人士的文化中，表示一种职业，而不是称呼语，更不是尊称。因此，根据英语国家说话的习惯，我们学生应该说“Good morning Miss/Mr. Wang.”

3.称赞和恭维

中国人和英美人士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或物总要称赞一番，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则他们会误解为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而东方则比较谦虚、谨慎，即使心里非常高兴，也不会坦然认同或接受对方的赞扬。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外国人常常吃惊地发现，当他们称赞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总是不知所措，过于谦卑或贬低自己，甚至予以反复否定，而不像外国人那样坦然地用语言表达感谢。例如，当外国人表扬中国学生的英语说得好时，该学生就会说：

A：You speak excellent English.

B：No，not at all.

其实，对这样的赞美之辞说外国人常用的一句“Thank you”就行了。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自谦看作是一种很重要的美德。这种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或错误。

4.隐私和禁忌语

不同语言中禁忌语常常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中国，人们询问年龄、收入、婚姻、体重等似乎是常事，但在英语国家这些被视为个人隐私的问题都要回避，否则，容易引起对方反感。因为询问这些问题，是对他人不尊重、不礼貌的言语行为。例如，中国学生由于对外国人的好奇心和关心，初次见面常会问下面的谈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家庭情况等一连串问题的话题。

How old are you？

What are you wages？

How much do you earn？

You make a lot of money，don’t you？

What’s your name？

Are you married？

西方人在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从不问及有关别人隐私方面的问题，以示对对方的尊敬，他们寒暄最频繁的话题是天气的状况或预测。

5.词汇的文化内涵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法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人们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 luck dog（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仗人势”等说法。当然，西方人所喜欢的狗的某些品质，中国人也喜欢，如狗忠实可靠、勇敢、聪明等。但在中国，狗首先是看家的动物，不是供玩赏的动物；人们养狗是因为它有用，并非因为它是个好伴儿。就是说，狗是有用的动物，但并不可爱。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二、解决中西方文化差异引发的学习问题的对策

为了避免和减少错误，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做到：

1.提高自身及学生的英汉语言对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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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是对不同文化源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因为文化差异，阻碍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如何扫除这些障碍，使商务活动能够有效沟通和进行，最终取得商业活动的成功，这个问题成为越来越多人在商务活动中关心和急于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ICBC)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文化差异根源、差异主要表现和应对策略三个方面对中西方跨文化商务交际冲突进行分析阐述。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一面临海、三面险阻的陆路交通地理环境，它使得中国与外界相隔绝，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内陆性质的“大陆民族文化”。中国长期处在这种半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老百姓仁爱善良，朴实平和的民族性格。但同时，自我封闭和天朝上国的保守意识，盲目自尊的大国心态，在一定的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文明进步的步伐。中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其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农业为主的社会型文化、和谐统一型文化、人文教化的道德型文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封建统治制度一直是中央集权帝王统治的，下面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人们的心中。这个也反映在商务活动中，总裁制定计划和制度。公司的员工只是遵守规定或是按章办事，创新意识被大大的减弱。

与中国文化相反的是，西方文化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和希腊半岛，它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是一种较开放的“蓝色文明”。人们注重与外部联系，向外扩展，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具有较强的冒险和创新精神。西方文化有别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基督教在西方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人们有很强的，“人生来就有罪”这一思想意识一直存在于他们脑中。因此，他们渴望被救赎，渴望灵魂得到拯救，祈求来世幸福。宗教文化上的不同，也影响到商务活动中，尤其是很强的国家，我们在同其交际中，要格外注意。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人们普遍把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uward Hall)的著作《无声的语言》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霍尔在这本书中，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表达思想时会产生差异。探讨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冲突，提到文化差异的表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分类，荷兰霍夫斯泰德提出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他从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以及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五个方面分析了各国文化。我国学者吴为善和严慧仙在编写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一书中，从五个部分介绍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差异的原因。分别是语言行为差异、精神文化差异、制度文化差异、行为文化差异、非言语行为差异。参考了前人的观点和理论，本人认为，至少有几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一)语言差异

语言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载体，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当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商务活动的时候，语言的差异往往是商务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通过本族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比较。在差异中找到特点，从而掌握它。在当今的国际商务活动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型词汇，我们在掌握不同语言交际和和交流背景的前提下，才能更有效的沟通。中国向来是一个崇尚个人内在修养的民族，不喜欢咄咄逼人的雄辩，表达语言时，以委婉、简约、含蓄为常，不轻易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异议和不满，肢体语言也较少。而西方人强调拼搏，鼓励独立思考，在语言表达时，多为精确、直接、单刀直入，肢体语言也较为丰富，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商务活动中使用英语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引起双方反感的词句，注意避免西方人忌讳的事物和表达。在交谈中，要体现出真诚和自信。

充分地了解西方国家的，不但可以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而且方便人们更好地进行商务活动。

(二)社会规范差异

社会规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一定区域内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约定俗成的。风俗、道德、法律、宗教条文等都是社会规范的具体形式。中华民族的礼仪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传统的家族观念使中国人有明显的长幼尊卑意识。中国人崇尚和谐、与人为善、礼貌待人、重视亲情。在商务交际中，喜欢礼尚往来，古语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说法。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人喜欢自由和冒险，崇尚个人主义。在国际商务交际中变现尤其明显。他们喜欢直接进入主题，经济利益方面，他们尤为关注近期利益。而中国人比较喜欢运用关系，更看重长远的利益。

(三)思维方式差异

由于文化土壤不同，各个民族的知识、观念、思维意识也各不相同。中国人的思维受地理环境和长期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影响，产生出一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求稳、保守及求得统一的观念，强调整体。不像西方游牧民族和海洋文化那样，具有冒险性和扩张性，强调个体的思维方式。比如在商务活动中，中国人取得了一点成绩，总会说：“在领导的正确指导和全体成员的努力配合下，才取得这点成绩。”这些话都表现出中国人强调集体力量，即使取得了好成绩，也不忘强调别人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这在西方人听起来好像取得的成绩不在自己而在别人，很是迷惑不解。同时中国文化中也反映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国自古就有“物生有两、一阴一阳”的辩证思想。例如，汉语中有“今天死活完成不了”的说法。这里的“死活”外国人很是费解，又是死又是活，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外国人不理解，这里的“死活”是一种程度，是表达“无论如何”的意思。

(四)价值观差异

提到价值观，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如时间观、金钱观、隐私观、宗教观、个人集体观和社会观等，这些价值观念都是在社会习俗和日常生活下形成的。中国人的价值观还体现出了古代儒学的中庸之道，无论办什么事情都不走极端，采取一种平衡的做法。在时间上，一次商务活动中，外商问中国代表，“你晚上九点能来我房间一下?”中方代表回答说：

“不一定，看情况再说吧。”这就体现出中国人既是又不是的价值观，倾向于否定，但话里留有余地，没有说死。在个人集体价值观方面，西方人重视个人主义，中国人重视的是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人潜力的发挥、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注重群体关系和谐，集体努力达到共同目标。价值观是某种文化中所蕴涵的无形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各种文化中的商务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要想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获得成功，不是单一处理好其中的一项或两项问题，而是要综合的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差异，从总体上把握。

三、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应对策略

了解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和表现，我们就可以有目的的提高涉外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对此，我建议采取一下策略：首先。我们应对各国文化的差异持乐观的态度，树立多元文化概念。其实各国的基本文化概念是可以共享的，比如责任、荣誉、爱、公平、公正等等。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与生物多样性一样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可以使我们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商务活动策略，而且让我们的举止更得体。其次，我们在国际商务活动时要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各国的文化都有其民族特色在里面，我们要相互理解，避免产生冲突。最后，对于那些国际商务恬动中的涉外工作人员，我们要有意识的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不同国家的人文状况，了解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制度法规，聘请不同文化背景的商务官员对其进行商务方面的专业培训。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交际问题的产生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如果我们缺乏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就很容易出现摩擦。因此，具备对文化的敏感性，跨文化商务交际，多元文化概念等很是必要。交际在从事跨国商务活动时，应当了解、重视、研究各国文化的差异，，这样才能使跨文化交际顺利的进行，商务活动最后获得成功，达到双赢。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宏印.跨文化传通[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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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国家奉行自由、平等、博爱，个人主义是核心价值观。而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文化，重在体现集体的利益和价值，也不允许将个人的价值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崇尚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加顾全大局，会克制一己之欲而谋求整体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树立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则崇尚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这也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代表。

(四)非语言文化差异

人在讲话中的表情、距离、姿态以及眼光等，都在人与人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中西各国人民使用的肢体语言具有较大差异，例如西方人见面时常会来一个热情的拥抱，而我国好友见面只需相互之间握手即可。在中国，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眼睛一直盯住对方被视为不讲礼貌，而在西方文化中，眼睛不看着对方则被认为是不讲礼貌、不信任以及不专注。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了这些差异。［2］

二、西方文化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罗马和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基督教思想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已经逐渐渗入到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并且以主要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

(一)基督教思想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基督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圣经》(TheBible)是西方人要遵循的法律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其不仅是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还对英美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深远。《圣经》内容十分广泛，它以小说、历史、诗歌、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讲述了不同主人公的困惑，以及他们内心朝圣和祈望的各种心路历程。［3］《圣经》中的典故和故事被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借鉴。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圣经》里面的人物和词句，往往充实了作品内容和内涵，如弥尔顿的《三部曲》也是取自《圣经》中的故事。如今《圣经》中的典故在各国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4］但《圣经》文化的翻译很容易成为翻译者的文化盲点，在整体上也容易造成理解困惑，如“Solomon(所罗门)”“Satan(撒旦)”等。若是翻译者不谙熟《圣经》，翻译英美文学作品中含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就容易出问题。因此英美文学翻译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必须了解其主要传承的文化信息，只有翻译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双管齐下，才能够在翻译中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思想。

(二)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作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体现者，英美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大量的希腊罗马神话用语，因此我们要了解并翻译西方文化，就要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孕育地———古希腊和罗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其中的典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底蕴。许多英美文学作者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神话，如莎士比亚、哈代、霍桑、雪莱、乔伊斯等诗人、小说家以及戏剧作家，都采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丰富作品的内容。很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名、典故用语、名言都被吸收到英语当中。翻译者若不能深入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对神话内容的翻译容易出现偏差，导致不能够深刻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思想，不能达到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充分了解是准确翻译英美文化作品的重要前提之一。［5］例如:“theWoodenhorseofTroy”表示潜伏的敌人，而“Pandora’sbox”则表示麻烦、灾难和祸害的根源。若翻译者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来源，则很难将翻译工作进行下去。再如，在翻译“ShynessisherAchilles’heel”时，翻译者就必须要了解“Achilles”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他刚出生时握住了他的脚踵，身体其他部位都浸在了冥水河中，这样他的身体除了脚踵部位外，其他部位都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因为被敌人射中了脚踵而亡。因此在后来的翻译中人们就把“Achilles’heel”来表示一个人的弱点，因此“ShynessisherAchilles’heel”可翻译为“致命弱点是害羞”。［6］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对策

如今很多英美文学译本并没有做到“信、达、雅”，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写作意图并没有呈现出来，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底蕴也没有被准确把握，翻译不严谨，译本质量不高，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因此，翻译者应在充分把握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挖掘文化内涵，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确保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

(一)以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出发点

在上世纪90年代，有美国学者提出:翻译主要有异化和归化两种思维，主要目的是能够让读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尽量重合，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领会到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和用意，感受到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意境。异化和归化并不是相对立的双面，它们之间相互承接，相互补充。翻译者在翻译英美作品时，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翻译的需要来选择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同时还要考虑到两种方法的价值联系。异化的主要翻译手法是采用直译、音译和注释等，而归化则主要采用替换、省译和解释等方法。例如，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时，张谷若先生为了更好的帮助读者理解全文，他就采用了直译的手法，并在原文下用脚注的方式说明了英国人民的生活喜好和风俗习惯，让读者在了解国家的情况下，再去阅读课文理解作品。［7］选择异化能够增强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而选择归化则能够提升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加深读者对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理解。无论是采用何种翻译方式，翻译者应以异化或归化作为翻译的出发点，根据作品需要，选取合适的翻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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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东南临海，西北多高山、沙漠，这就使我国与亚欧大陆的其他国家形成了天然屏障，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安定的地理环境。我国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多平原、河流，通过一定的农业活动，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需要。因此，在我国的文化观念中，注重自然发展，在体育文化中，体现为讲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西方体育文化以古希腊为主要发源地，古希腊及大多数欧洲国家位于亚欧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圭山脉与亚洲相接。土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多，这些地理因素不适宜进行农业活动。但是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海洋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形成了古希腊人在体育中不畏惧自然，敢于与自然作斗争的精神。

二、中西方体育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古代文化是追求静态美的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体育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则以“礼”为本，讲究中庸之道，注重情感、尊崇道德观念，注重体育对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这种思想有利于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平和了社会气氛。但中国人的个体竞争意识过早受到压抑，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历代相传，反映在体育上即是崇尚体育的伦理价值而贬低其实用价值。而西方文化中充斥着浓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主张个人的发展。作为西方体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希腊社会，是以个性发展、弘扬个体生命能力为主体而构建的。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宰，可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世界，向大自然挑战是希腊人永恒的信念。即使在中世纪宗教盛行的时期也没有使其泯灭，西方人保持了先前富有生气的生活方式，竞技运动始终得到了较好发展。而希腊加上海洋文化的独特影响，使其形成了勇于开拓、敢于进取的精神和注重人的智力和身体能力的特征。

三、音乐差异

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中国音乐着重于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则是音乐本身的和谐性；中国音乐发展自然过渡，一脉相承，西方音乐发展则呈块状结构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音乐体现为单纯的模线性织体思维，以线条为主，而西方音乐则倾向于纵横交叉的立体状织体思维，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语言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极富变量，为开放性结构，而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具有封闭性特征；中国音乐尚善尚美，追求虚静空灵的意境，注重感觉，而西方音乐却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追求力度与强度，乐思明晰而实在。

四、民众体质差异

由于中西方人种差异，从体型上来看西方健美操运动员较中国运动员高大、健壮；从身体姿态上来看，西方健美操运动员的腹背肌力量优于中国运动员，躯干姿态的稳定程度高于中国运动员。而中国运动员则可以以灵巧、轻快的动作弥补这一不足，扬长避短。因此，中西方运动员在表现同一套路时，给观众留下的就会是力量与技巧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感觉。

五、思想意识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重视“内心自省”，而西方文化主张个性张扬，因此从面部表情来看，中国运动员表现较含蓄、内敛，而西方运动员通过眼神、嘴型等变化常常能将内心情感夸张的表现出来。

六、动作编排差异

健美操套路是一个动作组合群，包括地上动作、跳跃动作、队形变化、高低起伏，以及布局上的合理性和音乐节奏上的变化等。西方文化中向自然积极进取以及多元化的特点，使得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健美操编排上表现出空间的跳跃转换和不对称图形。中国教练在编排套路时往往按高、中、低三个空间层次的顺序依次完成动作，选择对称图形编排，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调和持中”的中庸印迹。因此，我国在套路编排上表现出“继承有余、创新不足”。

七、结论

研究发现：中西方健美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是多元的，它既受到地理环境、历史起源及追求目标、社会特征等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到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终，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育文化。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都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健美操运动能够风靡全世界，必然存在世界性的特点。健美操运动传入我国后，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将这一运动融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因此，中西方健美操运动特点具有必然性的汇合与互补。

篇7

西方文化的根源可溯源到古希腊神话故事、罗马传说和基督教文化。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蕴藏着理性主义、乐生主义和人文主义。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文化没有磨灭这种精神特质，相反，在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会中，逐渐融合为近现代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没有经历类似于西方文化那样明显的撞击和断裂。即使有佛教等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国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秦汉两朝。此后的一千多年间，虽历经改良，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此，中国文化仍旧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格局模式。

基督教精神内核宣扬的是博爱、正义和自由，这一精神已经固化为西方人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它极力弘扬的是对上帝的希望、热爱和信任，对同胞的慈悲和仁爱。教义劝诫人们之间互相体谅，互相爱护，互相合作，劝诫人们弃恶从善，遵礼守仪。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束缚。16世纪后半期，清教的出现顺应了资本积累时期的时代要求，清教徒开拓的勇气、顽强奋斗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勤俭的美德都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源泉。十九世纪启蒙运动晚期，富兰克林抛弃了加尔文主义，转向带有理性的“自然神论”。他以“上帝创造了宇宙，并用他的仁慈统治着这个世界”理直气壮地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以美德回报上帝。个人主义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所以，所有的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其价值是相等的。人的生命和自尊要求人们忠诚于自己的价值，忠诚于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种价值观使西方人从本质上尊重个人隐私，个人财产。

自春秋战国之后，制约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已不仅是礼的外在形式的仪节，而是经过浓缩的反映礼之实质内容的一系列范畴，如：仁义、忠孝、仁爱等。它们不仅构成了我国传统伦理学的核心，也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这种文化模式使个体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挫伤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就阻碍了个人发展，因此，和西方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基础。

二、中西方礼仪交汇与融合

中国一贯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注重礼仪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汉字中，‘礼’表示礼貌和秩序，是为表达敬意而隆重举行的仪式；‘仪’则指具体的仪节。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大为美，追求恢弘的视觉效果。地面上的万里长城、地下的秦始皇黄陵、唐代的乐山大佛、现代的北京世纪坛，一脉相承，大手笔，大气魄。体现在现代中国国民的个体行为中，则表现为“好面子”。比如：吃饭，中国人饮食考究、敬食周到，讲究排场。而西方人用餐简便、且提倡分餐制。在接受礼物时，国人往往用拒绝的方式表示谦虚，比如“又让你破费了，带回家你自己用吧”等话语，这会使西方人产生误解；国人接受礼物之后，当着客人的面一般是不打开礼物的，而西方人可能会认为中国人不满意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礼物，而国人也可能会认为西方人贪得无厌。在对待女性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尽管汉代学者梁鸿妻举案齐眉的故事广为流传，却因违背了传统的夫妻之间的礼仪，夫妻二人后来迫于社会压力，而不得不隐居到霸陵山中。“lady First”（女士优先），则反映了西方礼仪的内涵。妇女是西方社交生活的中心，丈夫和男士通过突出妻子和女士的优先地位，以显示其绅士风度。这种礼仪文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普遍流行的“骑士风度”。

在日常相处中，大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关心大家胜过关心自己和家人。如果对西方人也沿用这种模式，就会让他们误解这种过渡的关心，也会令他们反感。因此，国人在与西方人交际时就要避免热情过度。国人讲究“自卑而尊人”自卑并非指自己渺视自己，而是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看得很淡，把别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西方人却不理解这种谦虚。中国人的习惯，为了避免误会，要特别克服过于谦虚。西方讲究自信。不敢承认个人能力，随意进行自我贬低的人，要么事实上的确如此，要么便是虚伪做作。因此，千万不要过分谦虚，特别是不要自我贬低，以免被人误会。

三、结论

各种礼仪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根源和基础，但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随着世界文化进一步的交融，礼仪和各种风俗习惯也会不断地发生改变，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和风俗会得到保留，反之亦然。总之，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也并非坏事，两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汇，不管它们是不是会融合为一，至少它们会在不断的冲撞中得到借鉴和互补。

参考文献：

[1]黄少卿：《略论礼仪的涵义特征及其美学意义》，《上海大学学报》，19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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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49-01

一、中国彩陶与希腊陶器之比较——器型与纹饰

.器物的造型方式以及纹饰的描绘与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彩陶的造型质朴单纯，在最早的用手工制作的陶器，最初的实用的目的性表现较为明显。早期为了便于汲水，陶器的造型是口小细瓶圆腹和尖底；而希腊的陶器的早期发展阶段，它的造型一直是简洁大方的，最先陶耳和瓶身是分离的，到了最后陶耳逐渐和瓶身融合在一起了，并且形成了独自的风格。中国的彩陶在纹饰题材表现多为几何纹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他们对大自然的观察模画。而西方的希腊陶器由早期的几何纹饰为主的慢慢发展成以人物纹饰为主的题材，他们最早也是对自然的崇拜，但是后来战争的频繁，人们多在彩陶上表现当时的生活状态。在希腊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黑绘、红绘、白彩三中形式。而中国的彩陶没有集中的用某一颜色表现，而在希腊陶瓶上以黑为底图案用红色来表现。

二、中西陶器以“器”各孕育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彩陶反映的中国文化

1、礼乐思想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那么早在陶器的发明和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就孕育了中国人思想和礼制的态度。礼和乐源于陶器的发明创造，礼是用日常的食器进贡神而致福，乐则是敲击日常食器而愉神祈福，两者都用饮食器为手段，让人和天地等超自然的存在相互沟通，都用陶器作为承载物，陶器无形中承担了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社会与自然的重要职能。

2、道家思想

作为道家哲学最基本的命题和范畴的道，陶器可以说是圆地具象的表现，圆在作为人们的审美范畴前它首先就是一个哲学范畴。圆可以说是陶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它抽象的表现为道，抽象的表现为圆。人们发明陶器,其目的就是要用空虚的部分作为主要功用。然而在自然界这一广大的空间中，要想有一个能够容纳东西的专有空间就必须制作出一个特定的空间，这是“有”，然而这个空间又必须具备虚空的特点，容物，这即是“无”。换句话说，作为“有”，这个器物不仅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同时还必须要构成一个自足性的空间；作为“无”，这个空间既要能够装入或倒出所融的物质，以便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同时又要保证所融物质不外流。陶器的发明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实际需求。

（二）希腊彩陶反映的西方文化

1、自然崇拜：克里特人热衷在陶器上装饰与大自然相关的图案，一方面他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希腊人的宗教是以崇拜自然为主要核心的。在当时，大母神是岛上的众神之主，人们相信是她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与中国的女娲炼石补天用泥造人的说法相类似。在希腊人心中，大地母神的符号意味着更多的女性的形象这种自然崇拜说明了当时人们很重视生殖繁衍子孙后代。

2、理性思想与高度写实：理性在西方的古典艺术中有突出地地位，它突出理解，强调整体。比如说希腊的陶瓶上的彩绘就反映出当时一段时期人们的生活、经济的状况，人们当时所追求的审美趣味，如希腊陶瓶上所绘的纹饰。从希腊陶器的早期二维的平面绘制的纹饰到后期在陶器上的雕塑造型，不得不让人惊叹出西方的造型写实的技巧的精湛。

三、中西陶器凸显出的中西文化差异之根源

（一）空间意识

“天圆地方”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始的空间意识。陶器的起源观念、外形塑造、花纹样式中皆含有古人的宇宙观，即具体的表现为空间意识。比如在齐家文化类型的陶器中，器物的实用功能大大缩小，而以巨大的形式意蕴，表现出了充满空间张力的形式美，不仅成为空间意识的具象解释，而且也构成了丰富的“有意味”的内涵，器物的实用功能逐渐消隐在外在的形式中。而西方文化的空间意识里充满了和谐、数量、秩序，真正的美的鉴赏必须从对象的物质世界上升到对纯粹形式世界即“理式”世界的凝神关照。

（二）美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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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学者Leech在比照合作原则的表达方式下，于1983年提出了礼貌准则，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归属会话准则论，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策略准则：尽量减少表达他人付出代价的准则，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使别人受益。

慷慨准则：尽量减少表达对自己得益的准则，尽量少使自己得益，增大自己付出代价的慷慨。

赞誉准则：尽量减少表达对他人批评的准则，尽量少贬损他人，多赞誉他人。

谦逊准则：尽量缩小表达对自己标榜的准则，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低自己。

赞同准则：尽量缩小表达与他人意见的准则，尽量夸大与他人相同之处。

同情准则：尽量缩小表达对他人厌恶的准则，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套礼貌准则。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顾曰国认为：礼貌准则是那些制约言语行为的礼貌规范，其礼貌原则更靠近社交规约论，于是借鉴Leech的礼貌准则，对中国人的礼貌准则归纳了五条基本准则。

自谦尊人准则：即指谓自己或自己相关的事物要“贬”要“谦”，对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称呼准则：即用适当的称呼语主动与对方打招呼。

雅言准则：即使用高雅的语言，禁用“粗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

求同准则：即交际双方尽量减少不同之处，力求和谐一致，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赞同对方。

德言行准则：即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自己得到的好处，尽量缩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中西礼貌准则比较

比较中西两种文化礼貌准则，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称呼准则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说来，其称呼形式有下面几种：1.亲属称呼语。中国文化奉行“长老有序”，讲求“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主张尊老讲辈分。直系亲属按父系和母系都有严格的称呼语，复杂多样的称呼体现了家族性文化。在西方，对亲属的称呼较为模糊和笼统，如对上一辈称呼只有“uncle”、“aunt”，而同辈中只有一个“cousin”。在实际使用中，通常把“uncle”、“aunt”等称谓去掉。2.社交称呼语。中国人常用职务、职称称呼以示尊敬，而西方文化中，Mr.、Mrs.、Ms等尊称几乎可以用于任何场合，在普通场合甚至可以直呼其名以示亲切。3.一般场合称呼语。在中国，“老”字常常挂在嘴上以示对人的尊重。而西方人“谈老色变”，对老年人称呼为senior citizen，而不是old people。遇见陌生人时，女性可用Madam，男性可用Sir来称呼。对同事、朋友等常在姓前加“小”字来称呼以示亲切，在英语中不能生硬地加little，可以直接称呼名字来表达亲切之意。

谦逊准则的差异。“谦逊准则”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独具特色的礼貌现象。中国人极为重视“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谦恭有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对于别人的表扬要默然否定，不能坦然接受，否则会被别人以为狂妄自大，不够谦虚。而西方人追求交往中的平等，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及优点表露出来，不喜欢过分地谦虚，对于别人的夸奖总是能够欣然接受。

同情准则的差异。中国有“长幼有等”的传统社会规范，老人受到尊敬和爱戴，在公共场合下，年轻人会给予老人诸多的同情和关注。而西方老人与中国老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内在的心态也不一样，他们崇尚独立，永葆“青春”，不肯依赖和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同情。

对比这些差异，各准则间也有相对应或相似的内容。汉文化中的贬己尊人准则与西方文化中的谦虚准则和赞扬准则相对应；汉文化中的求同准则近似于西方文化中的赞同准则与同情准则；汉文化中的“德”与西方文化中的策略准则大体一致，“言”与慷慨准则大体一致；汉文化中的称呼准则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相应的内容，体现了汉文化对礼貌的言语形式和道德价值的文化期待。

中西礼貌准则差异的文化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是以五行生克和阴阳消长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是从公理出发，以亚里士多德严格的演绎为基本模式。这些不同的思维特征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人的思维注重言语的整体性、象征性和暗示性，而西方则重视语言的分析性、逻辑性和形式结构化。

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中西方价值观差异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年龄，中国文化尊重长者，认为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西方文化则较看重青年的价值，因为青年充满着青春和活力，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理解，中国人在承认个人价值的同时，更侧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及与群体的关系；西方人强调个人，强调个性是至高无上的。

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风俗习惯深深扎根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是经过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势必对语言的表达产生深远的影响。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在中西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想象，甚至有着意义相反或矛盾的联想。

中西审美意识的差异。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集中体现在儒家、道家和禅宗的审美思想上。注重写意和主观表现，讲究浓淡、印象、夸张、暗示。与中国文化审美不同的是，西方人注重美的自在性，讲究光线、比例和结构。这些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观察方式的不同，同时也会导致语言表达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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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8-01

前言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送礼，作为交际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导致各国对礼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在送礼过程中的习俗和禁忌也有区别。因此，本文从“送礼”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具体比较中西方有关送礼的习俗，禁忌和对礼仪的不同理解，探究其深层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礼仪概述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国传统的“仁、仪、礼、智、信”五德之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一项美德。而送礼也就成了这一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人际沟通作用。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多人不怪”的说法。而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来看，作为历史上的几大文明古国文化的继承者，同样表现出人类对礼仪的不断追求及其演进的历史。

礼仪，作为人际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工具，在日常交际中它“协调着人际之间的关系，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影响着各色人等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使人类社会规律化、有序化地运转。”纵观全球，各国皆有送礼的习俗，但“礼多人不怪”这一传统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将面临更多挑战，所以以下将就中西方送礼中所体现的礼仪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二、对比分析

（一）送礼的场合

在中国，送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日常亲朋，邻里间走动，托人办事或答谢等，礼物都会被派上用场，而送礼的场合也是名目繁多。从小孩满月、百日、周岁；长辈或老年人，甚至年轻人和小孩的生日到日常的婚、丧、嫁、娶诸类重大活动和乔迁新居，店铺开张庆贺等活动，亲朋好友为表示心意自然要送礼。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日常送礼就没那么频繁，但在亲朋好友生日、订婚、结婚周年纪念日、乔迁、告别，大学毕业以及圣诞节等重要日子，或应邀到他人家中拜访时通常也会带些礼物。

（二）礼物的选择

中国人在选择礼物时很重视礼物的价值，认为礼物越贵重就越尊重对方，其表达的感情也就越真挚，所以赠送礼品时一般都会考虑到具体的对象和场合。而在生日、乔迁和日常的婚、丧、嫁、娶中，以金钱作为送礼的物品较为普遍，而这样的送礼方式在西方国家很少见。而且中国人在送礼的时候不注重对礼物的包装。

西方国家的人在选择送礼的礼品时没有太多讲究，而且大部分时候，他们一般不送也不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因为这可能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礼轻情意重”，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赠送礼物人的心意和祝福，而不是礼物的价格。一束鲜花、一瓶酒、一盒巧克力、一些用于装饰房间的小物品、旅游纪念品以及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或卡片等都是他们选择的礼物。但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更加注重礼物的包装，无论什么样的礼物都要进行精心的包装。

三、中西礼仪差异的文化根源

礼仪在其历史演绎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其本土文化的特征。日常交际中不同的习俗和禁忌本质上都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所以在理解和尊重这些礼仪差异前应对其文化根源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霍夫斯泰德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维度来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群体观念较强，对群体有依赖性，认为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群体网络中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个体。因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重视处理人际关系，力图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所推崇的是个人主义，他们更加尊重人权与自由，崇尚人人平等。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然后才存在于一定的集体中，因此他们普遍对集体的依赖性小，而更加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群体关系的建立，所以送礼这种交际方式的使用相对于中国也少得多。

四、结论

总之，无论东西方文化，“送礼”都是日常交际中的重要社会习俗，而且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送礼的相关习俗和禁忌的区别，本质上是中西方礼仪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随着在现代生活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怎样理解和把握这些深层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对于交际的双方加强沟通与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的误解和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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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24-02

前言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交通工具以及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各国政府间的交往不断深入，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突出特征。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胡文仲，2012）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出现，人们在从事跨文化交际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往时会产生文化冲突。送礼行为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送礼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礼物不仅能够有效化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所产生的误解、摩擦，还可以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感情。但是，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国家礼品馈赠习俗不尽相同。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着手，对比中西方送礼文化的四大差异，分析造成差异的根源，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差异对比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送礼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是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送礼文化。本节从四个方面论述中西方送礼文化的差异，分别为送礼内容、目的、方式以及禁忌。

（一）送礼内容

在中国，送礼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人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大多数中国人不善于在公共场表达情感，所以礼物自然而然成为表达情感的载体。礼物是一种表达某种特殊愿望、传递某种特殊信息的方式。谈到送礼，中国人非常讲究礼物的价值，重视礼物的档次。通常来说，礼物越贵重就说明越尊重以及喜爱对方。逢年过节，各式包装精美的礼品成为人们送礼的首选。“拿不出手”这四个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礼品的价值远远不及礼品所包含的意义重要。中国有句俗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句话对英美人来说最合适不过了。（林大津，1996）送给对方太贵重的礼物，有贿赂之嫌，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避免赠送贵重的礼品。在美国，旅游时购买的一面小国旗或者鲜花都是备受青睐的礼物。在法国，鲜花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友谊的象征。此外，对于中国人来说，婚礼、新生婴儿满月等活动，以金钱作为礼物是再平常不过了。但是，这样的送礼方式在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

（二）送礼目的

中西方国家在送礼目的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中国人送礼的目的性要比西方国家强。朋友间的互赠礼物是为了增进友谊；父母给孩子赠送礼物是为了深化家庭关系；丈夫给妻子送礼是为了升华爱情；职员给上司送礼是为了巩固个人关系。旅游时，当我们的行李超重时，我们往往事先给工作人员赠送一份小礼物，以期顺利通关。需要寻求帮助时，我们倾向于事先送礼来获得帮助。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注重的是送礼这一行为本身以及礼物的象征意义。他们往往会在获得帮助之后赠送礼物，以此来表达诚挚的谢意。

（三）送礼方式

送礼方式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同体现。在中国，在公众场合送礼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让别人觉得你在行贿。凡是送礼，必须是亲自送出，否则对方会生气，认为你看不起他。送礼时，尽管礼物很贵重，中国人还是会说：“区区薄礼，不值一提。”收到礼物时，中国人往往先拒绝，在送礼者的坚持下才会最终收下礼物，并把礼物放在一边。在西方，送礼通常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收到礼物时，西方人会当场打开，并对礼物大赞一番。

（四）送礼禁忌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应该注意不同国家的送礼禁忌，否则很容易导致误解以及文化冲突。在中国送礼要避免以下忌讳。首先，注意礼品的含义。中国人送礼忌讳送“钟”，因为“钟”与“终”同音。除非你能确定对方不忌讳，要不最好就是避免送“钟”作为礼物。其次，注意礼品的颜色。在西方国家，白色与黑色常常与葬礼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晦气，因此不要用这两种颜色去包装礼物。最后，注意礼品的数量。双数在中国是吉利的象征，单数则蕴含着孤独与分离，所以送礼要送双数。在西方，送礼最大的忌讳是礼物过于贵重。在商业交往中，带有公司商标的礼物给人一种不真诚的感觉。送花时，尤其需要注意花的数量，因为双数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吉利的。带有数字13的礼物也是不受欢迎的，人们把它和厄运联系在一起。在法国，黄色的花还意味着不诚实。

二、原因分析

上节已经对中西方送礼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论述，本节将重点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一）文化起源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备受推崇。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一项美德。（杜晶鑫，2012）中国人重“礼”，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在送礼内容和送礼方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看重面子，收到礼物时，总会先拒绝一番；由于顾及对方面子，受礼者不会当着对方把礼物打开，而是先放在一边。在送礼内容上，中国人讲究礼物价值，太便宜的礼品总感觉拿不出手。在西方，情况却并非如此。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和罗马文化。西方哲学和宗教里没有“仁”和“礼”。西方人自立和外向。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立自强，所以太贵重的礼物在西方并不受欢迎，反而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二）

在中国，佛教是主流宗教，其次是道教。中国人之所以信佛，是因为他们习惯寄托美好愿望于佛身上，祈求借助神灵的力量去实现愿望。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中国人在送礼时也寄托了个人的期望。例如，婴儿诞生时，亲戚朋友们常常赠予新生婴儿一副金或银镯子，希望婴儿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对中国人而言，镯子是快乐与长寿的象征，而偶数则意味着好事成双。基督教在西方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诞节也因此成为了西方人最重要、最盛大的节日。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送礼时尤其需要注意，在包装礼物时避免打十字架。

（三）价值观

中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都源自价值观的差异。霍夫斯泰德认为，价值观是“喜欢某种事态而不喜欢另一种事态的大致倾向”。（霍夫斯泰德，1980）根据他所提出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国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主义文化的代表。在集体主义这一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认为集体利益是一切活动的中心。“舍小家为大家”是中国人的典型写照。因此，中国人具有较强的集体依赖性，把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力图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在送礼时，中国人注重礼物的价值，通过送礼去建立和维护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推崇个人主义。在生活中，西方人追求自由与人权，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人利益的实现高于一切。这就导致了西方人在送礼时不注重礼物的档次，而更加关注送礼行为本身以及礼物所包含的价值。一张自制的卡片、一束鲜花、一张CD都能成为心仪的礼物。也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影响，西方人送礼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求帮助，而只是表达真挚的问候与祝福。与此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下属给上司送礼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

（四）风俗习惯

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的差异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风俗习惯。在跨文化交际中，因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而造成的文化误解不胜枚举，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对于顺利交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跨文化送礼时，礼品数量的选择值得一提。在中国送礼时要送双数。在西方，送礼时要避讳13。在礼物颜色的选择上也有所讲究。给中国人送礼，红色是备受喜欢的，因为在中国，红色代表幸运，代表大吉大利。给西方人送礼，切忌用白色与黑色去包装礼品。

三、结语

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贾玉新，2000）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对跨文化交际提出了挑战。在跨文化交际中，送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的送礼文化存在着诸多不同。因此，在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了达到送礼目的，有效实现交际，深入了解中西方送礼文化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Geert 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 Publications，1980.

[2]杜晶鑫.从送礼看中西方礼仪的文化差异[J].文化纵横，2012.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篇12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34-07

一、引言

近十年来，源于欧洲文化背景的遗产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多方关注与讨论。其中，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原则的质疑，对于《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的推崇，乃至《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和《北京文件》（2007）的出台，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针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虽然如此，国内的相关讨论仍然差强人意，尤“欠”对国外学界颇具分量的回应。但是无可讳言，翻译、推介工作的缺位，是导致我们鲜于感知此种国际学术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学者威勒姆・德尔德（Willem Derde）《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下称“德尔德文”）一文中的思考与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切实地感知这种国际氛围。该文章出自欧洲学者之手，结合其对中国遗产的田野考察亲历，注重从文化背景的视角反思西方遗产范式。就其反思的内容而言，与2002年前后以杭州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为标志的、国内遗产界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条款的中国适用性讨论的内容相似。另一方面，德尔德文的思考路径较之思考内容更加重要――从文化背景角度考量遗产价值与遗产保护方式，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本身的比较和原因的探究，我们或许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讨论遗产本身，进而为更准确地把握遗产价值开启另一扇大门。

二、德尔德文辑要

德尔德文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主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或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制定。虽然这些公约、和指南已在国际上获得通过和广泛认可，但它们的中立地位或全球普适性却明显受到中国处置其古迹（monuments）和遗产地（sites）的不同方式的挑战。通过审视这些差异，可从有关方面洞察这些国际标准和指南的文化内涵，理解它们在何种意义上由西方文化背景所决定。此番开篇，铺垫了全文质疑和挑战国际遗产文件理论框架的中国普适性的整体基调。

德尔德文中的中国遗产例证主要包括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与南阙门工程、大雁塔与慈恩寺周边工程、大唐芙蓉园。在笔者看来，他对这些例证的认识和评价，既有理解，也有不解，既有曲解，也不乏误解。在总体上，借助上述几例，德尔德对当前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提出若干质疑，并重点结合“就地”保存和《威尼斯》，指出其中既有借鉴欧洲经验的保护做法，又有令西方所费解的“重建”（实为落架大修），以及遗产与现代环境相融合的变通做法。在他看来，西安乃至中国诸多不同于西方的遗产事象和处置，由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所致，不过，二者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有主次之别，这种认识在文章结论部分得以凸显。他指出，“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来解释遗产”，文化背景的差异才是中西方具有不同遗产处置方法的内在因素。基督教从最开始就“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这是西方注重强调遗产物质原真性的根源。而“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有鉴于此，中欧之间实有必要展开一场真正的遗产对话，它将“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的本身”。

三、德尔德文简评

1.文章亮点与不足

亮点一，从逻辑角度提出“特设性解释”，突破将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问题完全归因于经济发展压力的观点。

德尔德文开篇即称，中国“拥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它们正“转变成为‘巨大的商机’”，人们也已认识到“旅游业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此，德尔德的强烈感受是，“近年来到访过中国的任何人，无法不被中国城镇和郊野旅游的‘历史转变’所震动”。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遗产日益增长的兴趣将被置于未来几年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议程当中”。业界通常也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确已给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因此，德尔德的上述描述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过，德尔德随后提出的“特设性解释”则切实地提示我们，二者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白，尤其是面对中西遗产差异时――假设西安例证中诸多中西遗产差异的“方式受到诸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驱动，那么，该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依赖一种纯粹的特设性（ad hoc）解释。事实上，基于同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轻易地为其相反观点进行论辩：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的时期，所以应给予保存原真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必须有意识地脱离中西遗产差异受到经济等外部因素影响的思维惯性，而“特设性解释”的提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掀开遗产保护利用工程之表面，究竟是什么因素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的遗产保护态度和行为？

亮点二，指出西方遗产标准基于基督教文化，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理解中国的遗产保护。

德尔德文的第8部分将中西遗产差异归结为文化处理（cultural approach）的不同。在西方，原真性的认识根源于基督教。“西方强调原真是其对自己的历史遗产持有不同态度的结果，这种结果通体反映出对于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的探究，这种探究至少对一个领域极端重要，该领域在西方的，也即基督教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基督教从最开始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就显示出与异教徒之谬误与无知的截然差别；对同样真实的探究，也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显示出基督教自身的截然决裂；对《圣经》真实的探究，也决定着从解释学到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建立，这些学科显示出世界在科学的真实与错误的概念之间的截然决裂。持续留存下来的，是对历史遗产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一种探究。因而我主张，同样的态度现在可见于西方对待其遗产的方式上。正是这种态度，驱使国际遗产团体教导全球应如何致力于遗产事宜。”

德尔德指出，“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因此，欧洲强调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后来添加物’进行谨慎区分。建筑上的每块石头都被仔细检查和描述，任何部分均不能替换，除非有关乎建筑物存活的必要。如需替换，一切所为要依照同样的旧有技术。因此，建筑的历史被记录下来并展示给公众。修复什么、如何修复等决定，都要遵照建筑物自身的历史记录而做出。这也正是建筑物借取原真性并由此使之具有了保存价值。这种视遗产为“历史”的狭隘处理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其它方法。此番认识深刻揭示出欧洲对于遗产物质层次原真性的关注。不过，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只是遗产原真性的部分而非全部。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试图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释中西方的不同遗产态度，但其解释仅停留在遗产工程层面，并没有阐明中国遗产自身的内在逻辑。

通过上述两个亮点，德尔德清晰地勾勒出西方文化的一个内在逻辑，“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而中国则不同。不过，他未能提出比肩于西方基督教与追寻《圣经》真实的、源于中国文化深层的原因――中国文化何以具有与欧洲不同的内在特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于西安遗产例证的准确理解，曲解、不解和误解由此而生。

2.文章总体评价

近年来，中国遗产学者倡扬中国独特遗产理念的意识日趋强烈。在此背景下，《遗产及其文化边界》一文以其“西方学者-中国例证-中欧遗产差异和对话”的独特格局，使得对于“二战”后获得国际认可的遗产公约、或指南的全球普适性讨论有了来自除东方质疑之外的西方支点。这是德尔德文的外在意义。

当今中国，“保存原真的需要抵不过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带给遗产的冲击”，德尔德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虽如此，德尔德更多地旨在强调中西遗产思想与做法的诸多差异本质上源自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非外因（如经济发展）。欧洲的遗产原真性密切受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极为强调《圣经》真实的影响，这是德尔德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此文的内在意义之一。

或许，威勒姆・德尔德并非是提出上述观点的西方遗产学者第一人，但这并不影响此文的价值。在中国总结自身独特遗产思想意识迅速觉醒的今天，德尔德文可以视为对中国遗产意识提升的国际氛围营建。最后，文章立意高远，呼吁共同搭建中欧遗产平台、积极寻求遗产对话：“正是在这里，中欧之间应展开一场真正的对话，不同文化背景的伙伴平等地相聚一堂。正是这场对话，将真正地丰饶欧洲与中国，因为，它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本身。”

四、中西方不同遗产处置方法探因

1.经济快速发展――外因，非根本

毋庸讳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显著地影响到中国遗产保护的现状，“建设性”破坏事件的频频发生是这一过程的清晰写照。如果说大雁塔塔寺建筑群作为“新的、进行之中的城市发展项目的重心”，某种程度上还带有遗产工程迎合快速城市化进程并做出妥协的意味，那么，更甚者则有旧城改造中对文物建筑、历史中心或街区的拆旧建新，极端者如1992年济南老火车站被拆、2000年浙江定海古城被毁等等。而今，遗产地被假以旅游地产、文化经营或文化创意产业之名，用以刺激旅游、拉动地方GDP的遗产利用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见于各地实践。

类同于环境事业的“先污染、后治理”轨迹，中国遗产事业重蹈发达国家“先破坏、后保护”覆辙之势明显。由此，遗产保护压力持续增加。置身于如此社会背景之中，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种种不良事象，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直接相关。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国家工程牵连出的遗产保护问题（并非首要，更非唯一），堪为中国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复杂关系的突出代表。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要警惕风景名胜区的“人工化、商业化、现代化”（即“三化”）。他亦坦言，20世纪90年生在风景名胜区和遗产地的破坏事件，超过了建国后40年的总和。而今，“三化”问题在国内众多知名遗产地愈演愈烈，经济快速发展对中国遗产保护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德尔德文亦称：“国际遗产团体（community）似乎假设，中国处置遗产有着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少关注公认的国际标准，而且受制于遗产融入当代中国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

上述态势同样可见之于西方。1999年，吴良镛教授在《北京》中，以“大发展”和“大破坏”概括人类走过的20世纪。此言表明，发展对于环境、遗产的不良影响已是共识。回顾过去，以1954年埃及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搬迁为标志，UNESCO世界遗产事业从起点上便与经济发展有着不解之缘，这多少昭示出未来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博弈的坎坷进程。近几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属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该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UNESCO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详其端由，是为了缓解当地交通堵塞，要在河谷内建造一座长635米的桥梁。

既然中西方都存在类似情况，那么，将遗产处置与认识的中西差异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观点似乎并不恰当。德尔德也指出：“欧洲也有城市快速发展的诸多例证，为什么同样的现象却没有发生在欧洲？尽管城市快速发展或会威胁遗产遗迹的保存，但绝不会形成一场辩论来质疑遗产从业者保存原真的需要。事实上，显著迹象表明，上述问题还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或提到的其它方面。”文末第8部分，德尔德进一步重申：“人们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来解释遗产。实际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或者想理解上述遗产概念，就有必要直接面对中、西方处置遗产的方法。”笔者也认为，经济发展（外因）并非中国对待遗产具有不同于西方态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只是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中西遗产差异。如此，什么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因（internal factors）呢？

2.文化背景差异――内因，其实质

德尔德所举另一例证，亦常被用于解释中西方不同的遗产观。“对于中国人而言，500年历史的寺院中一幅新的彩绘摹本也很好”，“这种感受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来解释。事实上，此类感受颇令人费解。从西方视角看，好像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遗产。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遭到极度扭曲的观点”。事实上，“遗产在当代中国是重要的，不过，我们的知识框架不容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真切的解释。”德尔德此说，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遗产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则更关键地表达出，针对中西方对于遗产原真性的认识差异，城市化发展只是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原因。这种认识差异，实际“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到或提到的其它方面”。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呢？德尔德文中虽然言及基督教文化背景在中国的缺失，但这显然并非答案的全部。

陈薇等（1989）曾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的比较为例，认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在于，“西方方法的重点是放在对客观的实际关心上”，而“中国方法要求通过尊重古迹的内部意义来保护外部特征，以便达到形式和其内涵的和谐平衡”。1994年陈薇进而提出，“中西方不同的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表达出不同的社会意义，其组织转换规律是：西方是‘能指对位’――文物建筑保护的外在形式和它所表达的历史可读性呈对应性；中国则是‘意指错位’一一文物建筑保护所诱发的某种意向和其外在形式所载的时代印记呈不对称性。也就是说，西方的文物建筑保护，能客观地表现它所跨越的历史及各时期的相互联系的特征，它像语言一样，用陈述的形式传递全部的事实信息，具有‘历时性’的特征；中国的文物建筑保护，往往展示出由简单到复杂各部分相互错综的整体关系，它不是将各种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将由建筑形式及建筑相互‘接合’所形成的一种比喻性或一种完整的意象一次性地呈现出来，具有‘同时性’的特征。”

针对中西方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差异的深层原因，陈薇（1994）认为，“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确实成就了不同的文物保护观念和方法，并使之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而最根本的就是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西方是存有本质差异的。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无基本不同，都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于‘帝’或‘天’。但是若从起源源头和人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差异极大。”要言之，中西方不同的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进而导致了中西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的差异。

寻此脉络，中西方遗产不同的文化处理亦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季羡林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于“中、西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是分析，什么东西都分析，一分为二，万世不竭。东方呢，思维模式是综合。综合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从哲学层面，杜维明先生则指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F.w.Mote）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从本体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杜维明指出，“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识论、美学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3）德尔德也将中西遗产差异的原因从文化背景差异延伸到基督教的影响，即，“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差异与比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研究课题。季羡林先生曾言，中西文化有别的说法，1300年以前就开始了。不过，立足文化遗产映照这种差异尚属新鲜，相关研究至少在国内寥寥，上文所引陈薇教授的文章是笔者目前可见的两篇。

坦白地讲，陈薇的观点或有片面甚至纰漏之处，例如其关于“意指错位”的认识。其1989年文章之观点，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此类文物建筑的比较为前提，1994年文中的有关解释，也显然针对此类文物建筑。意指错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孔庙历经千年不断改建和扩建，难从细节上逐一标定准确年代信息的复杂历史状态，但是，意指错位的不适性也是显见的。比如，意指错位不宜成为当前国内不少遗产维修实践中有欠科学性的“遗产混搭”等遗产处置方法的借口。毕竟，尊重原真性，最大限度地保留而非混淆存在于遗产原真性之中的历史信息，这是超越东西方遗产处置具体手段（操作层面）差异之外、需要共同遵循的科学原则。此外，意指错位更不能解释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建筑界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认识，也不能解释近年来我国考古界对于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s）保护利用的一些做法，如汉阳陵南阙门工程。该工程代表着当前中国考古遗产地带有普遍性的一类做法，遗址保护与遗址展示、旅游吸引物与现实妥协相互交织，值得关注。

事实上，意指错位的正面价值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在那里，意指错位是有意为之且精心设计的。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活态遗产出现的时序性保护并非意指错位；而静态遗产出现的变化常常是由非文化因素（如经济、政绩等）驱动，是负面性的意指错位。虽然如此，陈薇教授明确提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1989），并结合文物建筑保护与文化学探索差异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1994），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值得中国和国际学者关注。

以陈薇二文为据守，笔者希望向背后寻找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解读。季羡林、杜维明两位先生观点的引入也源于此。不过，新问题也由此而生。一方面，如同陈薇的观点，季、杜二人之说也难免存在着一家之言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但是，他们的着眼点毕竟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乃至中西遗产差异）指出了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面，笔者上文搭建出的论证脉络一一遗产差异、文化差异、价值来源和哲学层次――仍需季、杜证据之外更多环节的递接和更多证据的充实。要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已有证据初步向读者展现这样的逻辑：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确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对待遗产问题的差异，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外因，这个内因更为本质，它将引导我们思考并由此形成对遗产的正确态度。

五、结语

篇13

关键词 宗教 文化 体育事业

印度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印度的文化中，体现其核心价值的又是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就是各宗教文化的综合体。如果进一步区分，印度文化中至少又可以区分出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部落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这些各大宗教及其文化在印度长期并存，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成为印度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在文学、哲学、天文学、造型艺术等方面共同熔铸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印度是一个宗教之国，97%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宗教，而其中的91%，信奉的是从婆罗门教演变而来的印度教，因而也可以说，印度社会的文化特点，也就是印度教的特点，作为国教的印度教的教旨，就成为印度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堪称为印度教的三大圣典[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

在印度，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由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是教育人们不是追求平等，而追求的是差别和对差别的容忍。虽然婆罗门教演变为至今的印度教，印度教虽然抛弃了婆罗门教的血腥的祭祀，却继承了婆罗门教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对差别的容忍。这种对差别的合理性认识和容忍，致使印度在整体性发展和进步上缺乏必要的冲动。

与印度文化相适应的印度体育的发展则打上了非常深的烙印。其发展呈现出了其自有的特色。其传统体育与目前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境遇。

提及印度的体育，人们头脑中那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瑜伽。瑜伽是印度传统体育的代表。瑜伽在印度语中的意思译为“一致”、“和谐”和“结合”。瑜伽在印度的发展有着长久的历史。

从瑜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瑜伽的盛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瑜伽是宗教的产物。瑜伽不单单是体育项目，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的教义的解读。这样一来符合印度的以宗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其次，瑜伽的修行轻物质，重精神。强调调养生息，以达到内心的祥和与安宁。这与印度文化中的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思想相一致。最后，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与文化的认可也给予了瑜伽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从瑜伽在印度的发展也可折射出印度的文化，印度的社会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现状之下仍然较为稳定，反映出印度的容忍文化的内涵。而瑜伽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文化内涵。瑜伽的修行并不是在于与他人的比较与超越，而是在于自身的宁静。这也是对印度文化最好的解读。

相对于印度传统体育的以奥运会为载体的竞技体育，印度则发展的较为落后。

纵观历届奥运会印度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只获得2块金牌。印度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重精神，轻物质”的思想。并且印度的容忍、稳定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强调竞争的竞技体育有着非常大的隔阂。

印度在竞技体育方面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先生说过：“一个民族不能吸收他族之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如果一种文化特质与西方文化相背离并且呈现保守状态，那么在该国竞技体育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就成为必然。首先，由于印度的与宗教在印度中的地位导致其他文化进入有严重的壁垒。固有的思想与西方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冲突。印度的传统文化思想是重精神轻物质，并且重集体轻个人，重和谐轻竞争。而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就是开拓、冒险、竞争和敢于同自然搏斗。这就导致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印度对本土文化的优越感也是造就这样发展局面的原因。《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做的调查，得出结论：“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调查显示，93％的印度人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另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国家好[ 《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赖云华 崔国文 《体育文化周刊》 2009年05期

]。印度对本土文化固守一份心理宁静而对外来文化的不屑与轻视，必然导致新的文化在印度发展的不顺。本土文化在印度人民心中的地位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也是中国与印度同属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印度竞技体育发展千差万别的原因。

综上所述，任何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必然酝酿出不同的体育思想[ 《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 孙鸿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9年3月]。印度的传统文化充满着宗教色彩，并且在印度国内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文化的认可与顶礼膜拜是印度的传统体育与竞技体育不同发展境遇的根本原因。由印度的体育发展历程也可以得出：当保守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发展发生冲突时，各种文化交融的不适会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吐故纳新，与异种文化相互交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多样化的融合，只有与世界文化相融合，才能为本土文化补充新鲜血液，才能让本土文化立于世界之林。

注释：

①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②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③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

④孙鸿.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9.3.

参考文献：

[1] 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2] 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