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二、文学解读的世界性

爱德华•赛义德指出：“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域外视角，就是转换常用的内部视角，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部世界看中国，由此看从古到今中国文学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然后再与我们的内部视角对比审视。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可以从同一个研究方向发现认知相同的地方，也可以发现彼此的差异。中国学者长期接受的是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思维模式本土化，对本土的古代文学也有着习惯性的固有模式的认知和解读。国外学者接受、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则是一种“他者”的视域，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可以借鉴和参照“他者”的审视和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站在原来视角上看不到的、被遮蔽了的东西，启迪我们更全面、完整地认识自我”。国外的研究学者因为接受的文化熏陶不同，思维模式与中国的学者也有极大的差别，对中国古代文学解读的角度和方法有其独特之处，其中的创造性见解，甚至是误读，都会为文学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对我们重新面对自己的文学研究、文化传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性。西方的文艺学理论虽然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但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仍有值得借鉴之处。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关注外国的中文小说研究，例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逊在南昌大学讲演时提出，外国的中文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国的陈庆浩教授也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想法等等，外国的中文小说和我们国内的文学及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牵丝挂藤的联系。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不仅在思想文化层面，而且在古代小说层面我国古代文学对于域外的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思想文化层面，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小说层面，如我国四大名著及《金瓶梅》等明清小说对整个东亚小说的影响等等。

三、性别视角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父权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性别分工的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文学及其研究中也充斥着男权意识，女性没有话语权，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领域长期被边缘化，所以，女性视角的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凤毛麟角，研究经验也尚待逐步积累。由于女性独特的细腻的思维方式，及其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长期的弱势处境，使她们的创作心态、性别观念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观照与男性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关注性别的因素、加入性别的视角，有助于校正和丰富长期以来男性视角对中国文学史的认知，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加深对传统文学灵魂的把握，理清中国文学发展的文化脉络。古代女性作家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在男性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女性也只是个附属品，独立意识缺乏，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在婚姻不自主的牢笼中不能自拔，女性文学创作凋零，寥寥无几的几个女作家，受生活事业和艺术视野的局限，大部分创作题材也只是局限于抒发离愁别绪、闺怨情仇等，创作体裁也局限于诗词歌赋等，女性的创作只是被人们当做饭后谈资唏嘘一把，缺乏传承性与系统性。对于这些女作家生平及创作的记载既不详细又缺乏历史依据，我们所了解到的只能是大概轮廓，研究史料的缺乏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男性和女性由于性别的差异造成他们内在的思想及外在言行上的分歧，所以在对客观世界的关照上有所不同，表现在创作方面，创作的艺术风格、创作心理千差万别，而女性心理、女性语言、女、女性审美等方面的研究长期被轻视，甚至被忽略，这就无法规避在解读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时出现的谬误。“通过对相关研究的‘重读’，可以批判和纠正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通过对古代女性作家创作背景及创作条件的分析，从各个视角理解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在文学表现力上的反映，对于我在今后的创作中和研究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引导我们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亦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性别视角的运用，往往可以让我们在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时有新的发现。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通过对明清小说两性描写的发展历程及发展变化深层原因的分析，揭示了人物描写由重点描写赞美男性到着重描写称颂女性这样一个特别具有性别文化内涵的创作现象。

篇2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篇3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篇4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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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篇6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82-1

我国文学在明清两代五个世纪的历史中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大批优秀文学家和闻名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纷纷涌现。明清朝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透视出作家所处时代的发展特点。

一、时代的变迁

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到近代开端的历史变革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对民众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做出了集中反映。

明清文学作品发展的时代变迁元素中，最突出的反映莫过于深刻的民族矛盾和蕴含在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在民族矛盾这一方面，文学作品对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国家的尖锐矛盾做出了反映；在爱国主义这一方面，明末清初及清末期，“复社”、“南社”等爱国主义文学团体纷纷建立，反对民族压迫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龚自珍、顾炎武、屈大均等文学家均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明清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了反对和抗争封建主义的特点。

二、深刻的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重视对普通民众生产及生活面貌的描绘，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强烈的目的和倾向性，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效。而统治阶层同样也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带来的服务功能，有意识地发挥文学作品的传播作用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在封建统治下的反感及抗争。

清代的文学作品对尖锐社会矛盾的反映则更为突出，在“文字狱”的压迫之下，文学作品更是利用隐晦手法表达的对封建压迫统治的强烈反对。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代表。

三、文学作品的形态变化

明清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作为诗歌体裁，且普遍为文言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些特点出于对统治阶层喜好的迎合，但是严重脱离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在历史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脱离生存土壤和存在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满足了时代要求和特点的小说及戏曲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兴盛起来，《水浒传》等文学作品就是其最典型代表。

在明清两代，虽然诗文的创作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远不能同小说、喜剧相比。“这一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家都出自于小说领域，虽然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鄙视和压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清两代的小说的历史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同。”

四、逐渐贴近民众

在我国，封建的正统文学在北宋进入了其发展后期阶段，并开始被新文学形式所取代，市民情况得以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被反映出来就是其代表性标志。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多以对市井民众生活写照为特点。政治争斗紧密联系起来，在展示作品背后宏大历史背景的同时，赋予了其历史的鲜活性。正是这些特点的产生推动了文学作品的普通人回归进程，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强大的社会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最真实体会，因而表现出了十分强盛的社会感染力，文学家在创作经验上的积累是其高水平人物形象刻画的前提和基础。

《西游记》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乐观向上、机智果敢，因充分体现了民众面对困难的斗争信心和坚毅精神力量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传诵。《牡丹亭》对杜丽娘形象的塑造真实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的悲惨遭遇，受到了那个时代青年女子的同情和喜爱，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更是让一大批诸如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掀起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社会热潮。此外，《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著名文学作品的出现将人物虚构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推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峰，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传奇及讽刺题材等多种类别的小说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思想内容复杂化

封建主义制度在明清发展到了后期阶段直至崩溃，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深刻且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革频频出现，作家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产生了多元化发展趋势，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此外，由于明清统治阶级对反映其弊端的文学作品持有高压政策，对文字艺术实行严格管制并严格执行“文字狱”等方式的思想控制政策，使得当时的文学作者不得不将目光落在古代，利用借古讽今的艺术方式来表达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这就加深了文学作品主体思想的模糊性，需要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发掘来正确理解作者蕴含在其中的思想，《长生殿》就是其中代表作品之一。

民族文学在明清两朝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临川四梦”、侗剧、藏戏等基本都是形成和发展于这一时期，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涌现也显示出了文学的民族融合发展趋势。纳兰性德的“纳兰词”享誉我国文坛，《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满洲，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江亭》等是蒙古族优秀文学代表作。多民族文学的兴盛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内涵。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脉络清晰特点鲜明，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篇7

[ 1 ]

个人简介

郭杰，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理事。曾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深圳市优秀教师，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著有《屈原新论》等书，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等书。在《文艺研究》等刊物数十篇。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没有人可以怀疑中国古代文学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回避古奥、晦涩的古典文学正在远离大众审美体验的严峻现实。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学博士，一位致力于学术大众化的学者，面对象牙塔里汗牛充栋的专业文学史著作，早在10年前，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杰就下定决心，要走先人未走之路，编撰一套“大众版”的文学史书。

从1998到2008年，积10年之功，集百位学者之力，至今年5月，这套长达10册的沉甸甸的《中国文学史话》终于付梓。从浪漫瑰丽的先秦诗歌到朗朗上口的汉代乐府，从灿烂繁盛的唐诗宋词到荡气回肠的明清小说……《中国文学史话》创造性地打破了史书固有的章节体例，用“说书人”的语调，为读者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文学跨越千年的迷人韵致。

做古典文学的“二传手”

纵观世界史脉，每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学作品为标志，并由此而流传后世的。《诗经》、《楚辞》，从此以降，历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等，无不通过生动形象、富于独创性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古代文学中使用的语言，表达的观点，反映的生活，当时虽然明白易晓，现在却晦涩难懂。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如何让珍贵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如何让现代人获得古典文学的审美体验……这些问题时常困扰着郭杰，学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学，他总想着能够让更多人亲近文学，而不是让学问烂在书斋里，若干年后化为故纸堆。

1998年，与吉林文史出版社编审秋芙女士的一次偶然“邂逅”，让郭杰埋藏在心底“出一套雅俗共赏的文学史书”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样以“在文学史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为理想的秋芙女士与郭杰一拍即合。很快，编辑工作就进入“实战”阶段。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在策划之时，郭杰就给自己定下严格的标准。“如果不能超越过去、自成一脉而只是简单地堆积材料，这样的文学史不但会贻笑大方，同样也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郭杰深知，要完成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头文学史”，非一己之力能够实现。于是，跑学校、联络高校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学者，说服他们参与编撰工作，一度成为郭杰的工作重点。最后，这个编撰团队的学者人数竟然多达100余人，阵容之壮观，虽然不能说是“绝后”，至少是“空前”。

作者队伍有了，怎么编？是使用传统的“章节体”，还是寻求新的格式？经过几番深入的讨论之后，编委会最终决定采用“史话”的形式来讲述文学的历史。

“史话不是我们首创，中国古来就有‘纪事’的传统，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诗话》、《词话》这类用生动、直白的语言评述诗词的‘文学普及著作’。”郭杰说。正所谓知易行难，尽管形式已定，但参与编撰的学者们交上来的文稿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些学者都习惯了写论文，写故事，反而不会了。如何在大众趣味和学术品质之间取得平衡，这的确非常不容易。做一个既能入得象牙塔，又能赢得江湖掌声的大众学者，也很不容易。”郭杰感叹到。

修改、否定、再修改，在经历了无数次“蜕皮”般痛苦地改稿之后，以时间为线索，以故事为玑珠，巧妙串联而成的《中国文学史话》终告“出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目前，《中国文学史话》已在深圳书城开架销售，这套10卷本的精美图书摆放在离畅销青春文学《悲伤逆流成河》不远的文学史专柜中。腰身印刷着的别致的梅花图案，让它格外显眼。不少青少年学生经过此处，都会将书取出，细阅一番。

“就像讲故事一样。从哪里开始读都可以，很方便。”一位购书者对记者说。

的确，这套文学史话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编排方式，比如第一卷，先秦卷就是有176个独立的小故事构成的，无论是先看《夸父逐日》还是《张仪：危言耸听的说客》，都一样精彩有趣。尽管是讲故事，但故事编排也绝非天马行空地恣意纵横捭阖。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明眼人一望便知。“这10册书涵盖了自先秦到现当代，长达五千年的文学史。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主编，都是研究本阶段文学的专家。”郭杰介绍说“比如，明代文学卷的主编魏崇新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他的学术专业就是明代文学，曾出版《说不尽的潘金莲》、《明清小说观止》等学术专著。再比如近代文学卷的主编李继凯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在近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他各卷的主编，都是本领域里的知名学者，有着都方面的成就和影响。”

“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这是郭杰在采访中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虽然《中国文学史话》已经顺利出版，但在郭杰的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面对时下来势汹涌的“网络文学”，他非常希望能够在图书再版时把这一部分加上，让《中国文学史话》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文学史”的真实写照。尽管目前有一批学者对网络文学非议不断，认为低俗的网络文学是“文学已死”的标志，但郭杰仍坚守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网络文学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文学是不会死亡的，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不管经济怎么与国际接轨，惟有文学不需要接轨。它根植在古老的民族文化的土壤里和幽深的人性里，古老的审美质地不会变。2000年前的人类跟现在的人类也没改变多少。文学是一条从古到今流淌下来、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河流，它永远是一门文化渊源最深的文字艺术。”郭杰说，“不过，文学的具体形式会变，从五言诗到七言诗，从汉乐府到长短句，从骈文到戏曲……文学体裁总是随着每一代的人审美情趣在不断地演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学。网络文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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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177-02

社区教育相对于其他教育类型和教育形式，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而远程教育在教育手段、教育方法上的先进性，使得它能够适应日趋广泛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教育需求和各类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需要。

北海电大本以学历教育为主，但为了满足周围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意愿，以及其他各类社会人员不同类型的志趣爱好、不同程度的技能培训需要，也办起了非学历教育。这个非学历教育的依托，除了本校，还有独树根东社区、铁山港兴港镇这两个数字化学习中心。因此作为北海市社区教育的中心，北海电大可谓得天独厚，课程内容齐全（包括学历和非学历），教学条件充裕，尤为重要的是其所运用的以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以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为技术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手段，能使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其最方便的形式获得最好的教育。

学历教育由来已久，非学历教育还是个新鲜事物，本文着重探讨社区教育中的非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中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水平和生活质量而组织的大量文化生活教育活动，又是本文重点中的重点。总的来说，这些文化生活教育活动包括“政治形势、法律法规、公民道德、科技知识、家庭生活、卫生保健、文化艺术、休闲娱乐等”；教学形式则包括：利用双休日或晚上时间上课、利用节假日集中培训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面授为主的方式；远距离电化教学、网上学习和专家定期辅导等网络为主的方式；讲座报告、参观座谈、实践操作、文体活动，等等。

文化生活教育活动中的“文化艺术”这一项里面，“中国古代文学”以其历史和文化上的博大精深，和对人性的启蒙、人格的熏陶，成为最必不可少的一门鉴赏课。而非学历教育的诸多教学形式中，“网上学习”在数字化的21世纪，对于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修的居民，最具可操作性。本文以制作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网络课程为例，探讨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社区教育功能。

学校有个“电大在线”学习平台，学习者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去，选课以后，就可以自主使用教师挂在上面的各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多媒体数据库、各种学习资料和试题，可谓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网络课程的分布式结构还将链接扩展到其他“电大在线”（如中央电大、广西电大）上与课程相关的资源，使得学习者可以方便地访问，从而扩展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网络课程主要由“课程说明”、“教师介绍”、“教学大纲”、“实施方案”、“教学辅导”（包括教学活动资料、参考资料）、“IP课件”、“直播课堂”、“在线作业”、“在线测试”和“课程论坛”等几大模块组成。既提供了该课程的学习内容，又提供了沟通途径，还对学习进行评价，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其中“课程论坛”这一模块，学习者点击“进入”，就可以进到里面通过发帖向教师提问，及和其他同学在线讨论；教师则发帖答疑、辅导，进行实时互动的课堂教学。“课程论坛”又由“发新帖”、“精华区”、“收藏夹”、“收藏”、“新主题”、“最新回复”、“最新发帖用户” 等模块构成。其中“收藏夹”和“收藏”都有“活动提醒”、“最新资源”、“在线留言”和“学习笔记”等功能，还有访问“中央电大专业教学主页”、“中央电大点播中心”、“中央电大图书馆”的链接。至于“IP课件”和“直播课堂”，可以在任一时间内点播上课。

鉴于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网络课程的制作，首先省去应试、考核这较为实用、功利的一块，突出其文学欣赏、文学审美的特性，即人文精神的一面。所以“在线作业”和“在线测试”这两个模块可以暂时不管，只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又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如果面面俱到，肯定流于肤浅。所以分专题讨论，把大课程分成几个小课程制作。专题的划分，可按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也可按代表作家、作品，如屈原、杜甫、《红楼梦》、“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研究等。

以“‘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研究”这一专题为例，制作“课程说明”时，只把要学习的内容作个简单介绍就行。如：引言对“文人”的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分析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人现状，论述本选题的研究现状，交代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一章对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人现状之成因进行探讨。主要分两节来进行论述：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第二章对“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主要分四节来进行论述：传统型的文人形象；世俗型的文人形象；出世型的文人形象；女性文人形象。第三章对文人与世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主要分三节来论述：传统型文人与世风；世俗型文人与世风；出世型文人与世风；女性文人与世风。第四章对“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的社会意义进行探讨。主要分两节来进行论述：不同类型文人形象的文化内涵；不同类型文人形象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文学思想的揭示。同时说明一下所使用的教材。

制作“教学大纲”时，首先要点明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如：本课程选择“三言”不同类型的文人中有代表性的，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探讨，揭示他们迥异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命运结局。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文人形象的种种不同方面，揭示其不同的社会特质和文化内涵。学习者通过对作品人物形象的欣赏和价值取向的体认，形成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关怀，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养成批判的、辩证的思维。其次要详细说明教学内容和要求。如：

第二章 “三言”中的文人形象之类型探讨

第一节 传统型的文人形象

一、传统型文人形象的界定

……

二、传统型文人的不同行为表现

……

第二节 世俗型的文人形象

一、世俗型文人形象的界定

……

二、世俗型文人的不同行为表现

……

第三节 出世型的文人形象

一、出世型文人形象的界定

……

二、出世型文人的不同行为表现

……

第四节 女性文人形象

一、女性文人形象的界定

……

二、女性文人的不同行为表现

……

应尽可能介绍内容，让学习者先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理清一下脉络，厘定重难点。要求学习者利用以往已经获得的文学史知识，更深入地理解作家、作品；并通过这个专题的学习，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拓展学术视野，引发对文学研究的兴趣。再次要介绍教学媒体的使用情况（这点和“实施方案”重复，可忽略）。最后要给出学好本课程的适当建议。

制作“实施方案”时，首先介绍课程概况。其次介绍教学媒体的配置情况。主要列表说明IP课件编制方案，分“学期”、“讲次”、“标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五栏进行。IP课件一般讲授重难点问题，以及需要直观演示的内容，加深学习者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就是对网上资源的使用作一个说明。如：在教学平台上开辟教学辅导栏目，定期教学重点与难点的解析文章；利用BBS讨论板进行网上讨论，解答学习者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就学习者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另外对直播课堂的播出时间作出安排。最后给出学好本课程的适当建议（这点和“教学大纲”重复，也可忽略）。

制作“教学辅导”时，主要是及时把平时教学互动中师生讨论的问题挂上网，供大家参考。还有就是一些重难点问题的音频、视频资料。另外，介绍或上挂一些跟本课程相关的其他参考资料，如专著类有：冯梦龙“三言”、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陆树仑《冯梦龙研究》、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齐裕《明代小说史》、欧阳《话本小说史》、谭正璧《话本与古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论文类有：李桂奎《论“三言”“二拍”世俗文化家园中的文士角色扮演》和《论“三言”“二拍”角色设计的士商互渗特征》、卢捷《落魄文人出路的理想探索――略论“三言”“二拍”中的秀才形象》、孙丹虹《“三言”中士人身份的确立》、洪娟《论“三言”中的商人、文人和形象》、贾峰《“三言二拍”中的进士人物形象研究》等。

综上所述，全面利用“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开展网上教学活动、辅导、答疑，教师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这还涉及教学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教学管理机构，由教务科长具体负责远程教育的教务工作，现教中心主任具体负责“电大在线”的教学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等工作，各专业责任教师具体负责制定课程实践教学和集中实践环节的实施方案。同时，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北海电大开放教育学员自主学习制度》、《北海电大开放教育学员小组学习制度》和《北海电大关于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学习的管理措施》等，督促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利用网上资源进行监控；还制定《北海电大课程辅导教师工作职责及待遇》，向各专业课程辅导教师提出明确要求，以推动学生利用网上资源自主学习。另外，还应该加强学生的现代远程教育理念（讲解学习方法和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的培训（指导他们如何上网浏览、如何下载网上资料、如何收发电子邮件等），尽力向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场所（比如学校的电子阅览室），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必需的学习支持服务。最后，定时进行教学检查，了解教材的到位情况、开课情况、学生上网和小组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等。

统而言之，探索用数字化手段、现代远程教育的理念与资源，对当地社区教育的资源、手段及运营机制进行整合，构建适合当地社区居民、园区、乡镇民众终身学习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模式，建设与本土化文化相兼容的学习服务机制与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环环相扣。

【参考文献】

[1]陈婵娟，罗澍.远程教育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6）

[2]黄焕山，郑柱泉.社区教育概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21

[3]赖立.关注需求 引导需求 服务需求――大中城市社区居民教育需求与教育参与调研报告[J].成人教育，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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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10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小说家蒲松龄写的一部以鬼狐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至今还闪耀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光辉。从思想内容上看，此书虽有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成分，但其本身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思想及其他一些民间信仰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就《聊斋志异》中的宗教观而言，其信仰体系是复杂而开放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因素

1、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理论，它对人们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威慑作用。东汉初年佛教传人中国，“因果报应说”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开始在中土广泛传播，在中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宿命论

根据作品来看，蒲松龄对于佛教的宿命论，无疑是相信的。如《叶生》中的“是殆有命”，《酆都御史》中的“定数何可逃也！”莫不如是。

在姻缘和爱情方面，宿命论同样有所体现。如《双灯》篇言“姻缘自有定数”；《云萝公主》中通过安生的遭遇，表明如不顺应定数，必然招致灾祸。

二、道教因素

道教因素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是很大的，据统计，《聊斋志异》中直接与道教思想有关的就有近一百六十篇之多，几乎占到全书作品的三分之一。

“道教虽有完整的神仙谱系，但这一神仙谱系又是开放的，可以任意增添的。”[1]按照道教信仰天地山川、日月星辰，江河湖泊等处，神仙无所不在。《聊斋志异》中的有关道教的神灵大致可以分类如下：

1、自然神崇拜。有天神（《嫦娥》、《蕙芳》等），地仙（《仙人岛》），土地、城隍（《考城隍》等）[2]。

2、动物神崇拜。《聊斋》里出现最多的“狐”的形象，正是北方盛行的狐仙崇拜的反映。《聊斋志异》共收与狐有关的有六十多篇。此外，作品中出现的其它动物神还有青蛙神（《青蛙神》），鸽神（《鸽异》），蝗神（《柳秀才》）等。

而在创作过程中，蒲松龄凭借道教超越现实的浪漫思维，翱翔于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构思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幻作品。简要地说，道教因素无疑为作品增加了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奇幻之美。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一）时间的幻想

道教宣扬神仙可以长生不死，可以白日飞升。不死，就可以让时间永恒；飞升，就可以让空间自由。所以，仙界的时空观自然与凡间不同。《聊斋》中的时间幻想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

1、仙界一日，人间千年

这种情节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特别在古代遇仙小说中是很常见的。通常写某一凡人偶入仙境，回家时已是时过境迁，人事全非。

《聊斋志异》中的此类篇目也是大致如此。如《仙人岛》中的王勉，随道士至仙人岛上，仙人以女妻之。逾数月，王以亲老子幼回到家乡。至家，始知母与妻早已亡故，惟有老父尚存。儿子好赌，屋宅田产已尽归他人。王见此大悲，功名之念顿消，待奉父终老，又离开了人间。

2、仙界百年，人间片刻

道教既把人生视若转瞬间的梦幻，那么为了点醒贪恋红尘者，他们往往以梦幻的形式，让愚迷者在顷刻间经历人生百年所能经历的一切，梦醒以后，幡然醒悟，于是求仙悟道而去。

如《续黄粱》写曾孝廉只是小睡了一会儿，在梦中却已整整经历了两世，历尽了人间的辛酸冤苦。曾某恶梦醒来，心中惨淡惊惧不已，遂入山学道，不知所终。

虽然这两种时间幻想有此长彼短的差异，但都表现了仙凡时间的巨大悬殊，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感慨，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二）空间的幻想

1、洞穴仙窟

如《翩翩》写罗子浮被匪人所诱，沉溺家，后金尽染疾，被赶逐出来，行乞回乡。路遇仙女翩翩，被带到洞府，治好了他的病后结为夫妻。仙境中衣食无忧，两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2、袖里乾坤

如《巩仙》叙述一位巩道人有机会得入鲁王府，以袖里乾坤的法术让相爱多年的尚秀才和曲妓惠哥在他的袖中幽会并生子。异史氏曰：“袖里乾坤，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一袖之间，包容了人间仙境，其空间变异可谓极矣！

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

蒲松龄虽然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他竭力维护儒家的传统伦理，正如赵起杲所说：“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著述。”[3]评价得很中肯，《聊斋》虽然描写的是“怪力乱神”，但反映的却是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性。蒲松龄正是将佛道思想作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辅助工具，把作品中的故事置于佛道思想的框架中，表现伦理道德的教化内容。

参考文献：

[1]马茂洋.《聊斋》的宗教美研究 [J]. 蒲松龄研究，2011.3.

篇11

文体学衍生于修辞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语言使用风格的学科。[1]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曾成立过中国修辞学会，开展文体学的相关研究，但在较长时间内将文体学局限到文学批评的领域。1999年6月，来自全国35所高等院校和出版单位的60名代表，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针对文体学的教学与研究展开讨论，揭开了文体学发展的新篇章。21世纪以来，随着理论界对文体学研究的日渐重视，我国的文体学研究成绩斐然，水平明显提高，但是由于起步晚等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0年以来的文体学研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探析新时期文体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归纳文体学研究的现状特征，对于指导文体学理论研究，推进文体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体学研究文献数据处理

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Wiselab团队共同开发的基于JAVA平台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目前在国内外研究者中使用较多。相比传统的研究，文献筛选标准主观、方法偏于定性归纳、耗费时间较长的缺点，Citespace可以通过数据读入、检查、更新、输出，利用自带的数据标准，[2]实现代表性文献的自动筛选与归类，生成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反映出某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研究紧密度与研究走向，实现研究的科学化与高效化。

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为数据源，以2000-2013年间被CNKI收录的1103篇中文文献为分析对象，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跨度为14，单个时间分区为一年，即2000年―2013年，分为14个时间分区；设置阈值为30，即选取每年30篇高被引文献；以关键词为基准，绘制出了科学知识图谱（图1），共包含240个结点，303条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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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体学研究的热点主题

在一段时间内，数量多、联系紧密的一组论文共同探讨的问题或者专题就是研究热点。立足于研究热点这一特征，利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可以对施引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这样共被引的文献就会形成聚类，几个聚类形成的知识群能够映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文体学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研究范围较窄，因此采用单个聚类为研究热点的方法，相对于多个聚类群的方法，能够实现文体学研究热点的具体化、清晰化。利用Cite Space软件自带的LLR对数似然率算法，自动生成具体聚类的标识词，权值最大的标识词代表这一聚类的研究热点主题，结合二次文献分析法，总结出文体学的前四大研究热点分别是：文体学理论研究、现代文体研究、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第一个研究热点，也就是排名首位的聚类是Cluster10，共包含了56个节点，文献135篇，文献紧密度0.914。聚类的最大标识词是文体学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进行总结，得出这一聚类是文体学理论的相关研究。研究文体学，应该明确的基本问题是文体学的内涵与研究任务。但是在文体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对于传统文体学、修辞学、诗学三者难以划分；并且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出现与发展，出现了对新文体学、话语分析、语篇语言学三者的区分模糊。围绕文体学的研究任务，刘世生在《文体学的理论、实践与探索》中，借用Lang和Toolan的文体学研究理论，提出文体学应该是为外语教学服务、为语言学理论提供实践平台、为文学研究提供可行性方法。但是胡壮麟认为文体学的研究任务是明确文体的本质，丰富文本分析方法，归纳文体特征的表现形式和交际效果，并运用到具体语篇的分析上。[3]

排名第二位的聚类是Cluster11，共包含了47个节点，文献63篇，文献紧密度0.158。该聚类虽然在整个图谱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但是文献间的紧密度很小。结合聚类的标识词和施引文献，可以发现，该聚类的文献主要是对现代文体的研究，例如：科技文体、新闻文体等。在庞大的文献数据中，文献的写作用途决定了其写作特点与格式。科技语言旨在揭示自然规律、求证实验结果，因此要求条理清晰、思维缜密，但同时语言难度大、趣味性低。科技文体具有正式、客观、精确、简练、程式化、国际化等特征。[4]而新闻作为一种即时性和评论性兼顾的文体，在词、句、篇乃至标点上都有别于普通的文本，词语种类较丰富、长短句交替、修饰词量大等。[5]

排名第三位的聚类是Cluster9，共包含了30个节点，文献42篇，文献紧密度0.986。结合聚类的标识词和施引文献，得出这一聚类是对戏曲文体的专门研究，可见戏曲文体研究的重要性与特殊性。郭英德先生作为戏剧文体研究方面的专家，著有《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是从文体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先例，也是戏曲文体研究的典范。[6]从文体学的的专业视角出发，对明清传奇戏曲进行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一方面，开创了明清戏曲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文体学的研究范围。[7]

排名第四位的聚类是Cluster6，共包含了17个节点，文献26篇，文献紧密度0.999。结合聚类的标识词和施引文献，得出这一聚类是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相关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植根于中国厚重的文学传统中，相比现代文体学具有门径宽、挖掘深的特点，支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发展。[8]要实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应该在研究古代文学、文体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文体学的先进研究方法，参照现代文体学研究范式，突破以往的研究视角，推动古代文体学向现代学科发展。[9]

三、研究结论

对文体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对于了解文体学的研究现状，把握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文献共被引网络的知识图谱，21世纪以来，文体学的相关研究较少，同时存在研究视角较窄，研究领域过于集中，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有限的文体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文体学理论、现代文体、戏曲文体、中国古代文体学，对于文体学的美学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进一步深化对文体学基本理论的认识，通过多学科多文化间的互动，不断丰富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段，对于实现文体学的体系化发展、规范化教学、规模化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促进文化与文体的互动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兵.文体学的发展[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4）：97.

[2]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9.

[3]胡壮麟，刘世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4.

[4]魏绪涛.科技英语文体学研究[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67.

[5]李由.中英新闻语言文体学对比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0：4.

[6]范红娟.文体学研究的成功范例[J].戏曲研究，2004（66）：349.

篇12

罗福林教授（以下简称L）：美国的亚洲研究始于19世纪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常青藤大学为进行学术研究的传教士开设讲座教授的职位，这些常青藤大学和比较著名的公立学校最早开设了东亚系，但规模不是很大。从地域上说，北部大学的东亚研究起步较早，南部的学校则起步较晚。

东亚学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学者只是将东亚看成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将其与埃及、波斯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放在一个类别。除了传教士，有些欧洲的大学教授、探险家及拥有东方古典文化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对东亚研究也感兴趣，就像电影里的印第安纳・琼斯。从现在的角度讲，可以说当时的东亚研究是对“死文化”的一种研究。因此，大学里也没有现代汉语的教学，只有传教士能够掌握现代汉语。学者和学生主要使用文言文就可以满足其阅读文献资料的需求。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使用英语写作，但是有时也会标注中文，让读者知道相对应的汉字。我们都知道，赛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就是针对第一阶段东方历史的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因为东方是殖民地，所以西方学者有必要了解这个区域的古代文化。但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才建国不久，西方人对东方的现代社会都没有太大兴趣。当时有一种偏见，欧美学者认为现代东方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反而对现代东方人所忽略的古代文明更感兴趣。有些人批评赛义德更多关注中东的研究，而忽略了远东的研究。但我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东和远东的文明都是一样的，相对于欧洲来说，有一个类似“大东方”的类别，中、日、韩三个国家也在其中。直至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对东亚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个阶段与冷战有关，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当时，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语言都对美国具有极大的国防价值。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的考量，美国政府会为大学拨款，发展现代东亚语言研究和教学。因此，大学会培养大量使用东亚语言的人才，东亚研究也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阶段，东亚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但是，此时的学者不再过多关注古代文明，只是从数据的角度研究东方的政治、经济或历史，忽略了东方古老的文化渊源。

到了第三个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东亚研究方向，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外交、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工作机会。这个时期他们选择师从第二阶段的东亚研究学者。举个例子，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求学。当时大学里没有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只能在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历史两个专业中选择，而中国历史专业至少可以允许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以林培瑞拿到了哈佛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后来教授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许多中国学者也加入中国研究的队伍。

有趣的是，当很多学校在20世纪初建立东亚系时，创立者们虽然都是美国人，但他们的老师通常是清末的文人，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科举式培养模式类似。后来，东亚研究才逐渐受到人类学、文学、历史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到了冷战后，学术界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分成几个区域，东方成为其中的一个板块，所以此时的东亚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地理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美国的大学虽然有东亚研究系，但也往往会建立一个新的东亚研究中心，例如，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中心创建于1975年，当时中心并不是旨在培养汉学家或日韩研究专家，而是要为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东亚研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的机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国参与了日本的战后发展，所以美日关系比较密切。同时，东亚中心与达顿商学院合作设立了一个项目（MA/MBA），学生有机会去日本参加实习，毕业后可以获得东亚学和工商企业管理双学位。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

跨学科的东亚研究

Q：既然美国最初的东亚研究是对东亚历史及东亚文明的研究，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东亚研究后来也受到了人类学、文学等西方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那么，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美国的东亚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交融及联系呢？

L：最早的东亚研究就是集中于东亚语言和文学，有特定的研究方法。之后，由于东亚研究的学者都是来自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因此这个时期的东亚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

首先是宗教学，它涉及了东方的宗教研究，例如在第一阶段，道教和佛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弗大还设立了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和藏语。此外，近十几年来，全球学出现并迅速发展，对区域研究和传统的东亚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学生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往往认为全球学更有综合性，兼修一些地域研究的课。但问题是，全球学也需要依靠地域研究方的成果，而且有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批评西方学者使用英语，从欧美中心的角度研究全球学，从而缺少与东方文化的对话及沟通，因此具有浓重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我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认为东亚语言文学及文化的专业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学系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在2007年从一个覆盖全亚洲的系里独立出来，重点关注中、日、韩语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在美国还有一个跨学科的大型学术组织，即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亚洲学会始建于1941年，是个全美范围的学术组织，会员的研究领域涵盖亚洲研究的各个学科，学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年会。不仅如此，日本等亚洲地区还设有专门的亚洲学会分会。此外，美国本土的亚洲学会还会根据地区分成不同的分会，2015年美国东南部分会（SEC/AAS）将于1月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20年前，亚洲学会东南部分会年会的规模还很小，参会者只有20人左右。但时至今日，年会的规模已经迅速扩大，现有8000名会员，而去年在杜克大学举办的东南部分会吸引了近两百名学者前来交流讨论。之前我提到过，美国南部的东亚学起步较晚，这些地区的东亚系或东亚中心基本都是在近20年左右建立的。加州大学和一些常青藤大学很早就设立了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虽然南方学校的东亚文学博士学位还较少，但最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来到南方从事东亚研究。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Q：据我所知，您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时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您还曾到南开大学留学，读过《道德经》和《庄子》，也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后来，您在哥伦比亚大学也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到底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呢？

L：在读大学前，我有个学习武术的美国朋友，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哲学教授，讲授东方哲学。武术师傅要求他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的英译文，我受到影响也接触了相关书籍。但后来，我发现读英文版比较别扭，对中文原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读大学后，我选修了东亚历史课，那位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历史和爱尔兰历史，讲课时也没有课本，主要是采用讲座的方式。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1986年至1987年，我到南开大学做交换学生，选修了中国文学的高级课程，学习《水浒传》等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当时，美国的中文老师主要是讲解语法，然后由中文母语者做较机械的训练。但在中国的项目就用新的方法来改善语言教学：在南开的视听说课程上，老师用电视剧《故土》来做教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教授，学习中国文学。

Q：像费正清、史景迁、宇文所安等都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美国汉学家，您刚才提及的夏志清以及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也都是非常著名的东亚研究学者，您能从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的角度，谈谈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吗？当前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L：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在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到了70年代，哈佛大学召开了可能是美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时期作家的著作是研究的主流。会议组织者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编了一本会议论文集，名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论文的作者为东亚语言文学专业的早期学者，其中收录了至少两三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夏志清、李欧梵和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等东亚研究的权威教授都参加了会议。我上大学时，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本论文集，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少数书籍。

后来，有些学者想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些新的课题，对鲁迅的研究兴趣转淡甚至有些反感。因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什么人关注鲁迅研究，当时东亚研究的学者大多做文类研究，比如我的博士研究题目就是《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200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此同时，还有人选择研究诗歌、戏剧或散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东亚文学研究受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和女性研究、新等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我到哥大修的第一门课程便是《东亚文学的研究方法》。每次上课，我们会学习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讨论如何使用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类课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有必要学习这类课程，否则无法与比较文学专业学习中国文学的同学对话。这同时也表现出对东亚文学被边缘化的担忧和焦虑。当然，有一部分老教授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垃圾，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那些不知所云的术语会让学生产生更多困惑，担心这一理论化倾向最终会危害到东亚研究的健康发展。

最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重新回到了鲁迅研究，并试图在鲁迅作品中发现更新的价值。近两年，至少有五六本鲁迅研究的相关著作出版，颇具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这似乎是因为学者们已经走出了歪曲鲁迅的意识形态阴影，还因为最近总有人声称鲁迅正在从中国教材中逐渐消失。一些学者觉得应该承担起复兴鲁迅研究的重任，否则这位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就会无人问津。我最近也在关注鲁迅的散文，并在芝加哥的一次亚洲研究会议上发表了有关《野草》的主题演讲，题目是“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不仅如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视觉文化转向。就我同辈的学者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摄影、绘画、电影、漫画等视觉文化。当前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如果单纯从文字的角度讨论文学，就会使得中国文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中国电影中通常会出现一些方言或是地方文化。有些学者认为过去的中国文学经典更多是针对普通话作品的研究，但其实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文学作品中也会有方言小说或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几本书影响了很多美国学者。首先是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还有王德威参与由魏爱莲（Ellen Widmer）主编的《从五四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此书有意识地做了一个从五四到的比较，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放到一起讨论。王德威也较早提出可以将30年代的作家与80年代的作家进行比较，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和作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还有刘康、张英进与唐小兵合编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近些年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工具性书籍，主要涉及中国现代文化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研究等，如由莫斯托（Joshua S.Mostow）等人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还有汤马斯・莫兰（Thomas Moran）主编的《文学传记词典：1900年至1949年期间的中国小说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1900―1949）。

Q：刚才您提到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时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而且教授们会推荐一些相关的著作，例如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等。然而，有的中国学者一直质疑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做法，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L：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更多是在解读英语或法语等文学作品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西方理论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毫不相关。因为文学应该有一些普遍的特质，所以理论应该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阐释这些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虽然有限，但存在着一种阐释的可能性。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似乎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学作品来反观现有的西方文学理论，看这些理论能不能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许我们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但也许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障碍。所以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也会更关注用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时遭遇的困难。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成为西方理论的补充。举个例子，很多不太喜欢报告文学的学者认为，这种文学作品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上非常无趣，但中国学者也会因为真实性而肯定它的价值。在讨论报告文学的那本书中，我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从这一视角出发，反而能够看到某些报告文学被人忽视的文学价值及美学特点。再如，茅盾的《多角关系》和《第一阶段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往往没有传统文学中的主人公，而是描写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人不一定互相认识，有时候通过某个机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建立联系。可以说，这类小说不像茅盾早期作品那样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其中的人物相当多，一系列先后发生的事件是小说的主线。但我发现也可以将空间作为切入点，显然茅盾在这些作品中用空间作为一种叙事方法，一开始空间建立，之后静态空间转变为动态空间，空间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虽然空间理论不是当前最时髦的，但是我却通过茅盾的作品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这样既不是用西方美学来评价中国的作品，又用了理论来照亮中国文学作品特有的价值，可以说是对西方理论缺陷的一种补充。

思想现场还有我发现报告文学的作家基本都是左派的，而散文作家似乎居多，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小品文中，读者很难找到空间的写作。那么，是否偏左派的作家更重视空间呢？这些问题都是我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的困惑，反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理论的妙处。散文在中国是更重要的一个文类，通过阅读中国散文，我们也能够发现西方理论无法阐释的东西，这也是以后我会继续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西方理论，虽然来自西方，但未必一直局限在西方文学文化的范围内，东方的文学应该可以使其更丰富、更强大，最后变成属于大家的、有普遍性的理论。

篇13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实情看，这种学术思路的长期传承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从而表现出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因而，如果一味地将批评史从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抽取出来，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在批评史书写中缺乏对此充分的揭示，便导致批评史成为孤单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关键词之汇总，使人无法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批评史与文学史界限的划分，使得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俱高度专业化，各自在追求自足的过程中走向封闭，从而使研究批评史者与研究文学史者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在古代文论的原生状态中，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它的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样具体的批评观念错综交融地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而如果仅找出若干具范畴形态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文论，不仅会筛选过滤掉那些隐含在大批评实践中的、理论抽象化程度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学术上的片面性、随意性。三、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有其特定的对象，虽然批评史书写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写进研究成果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个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已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使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展望价值的一个方向。但这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那时的研究虽然也较为重视所谓 社会 背景的考察，但毕竟与现在的重视文论观念、批评意识所形成的真实、具体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均有距离。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甚至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批评史学科构成机制与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具有学术思想史研究意义的。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 总结 、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

二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着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同时还注意从具体的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中来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人，批评史着作的撰写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因为此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普及，更多的西方文论体系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话语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力求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着），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形成过于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代文论的 研究 范围受到文学观念的 影响 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并不是影响学科范围形成的唯一因素，而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学科草创阶段，研究者们同时还要关注学科建立的 问题 ，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凡是一个学科建立之初，也正是关于其研究目的、对象、意义以及 方法 的讨论最为活跃之时，陈钟凡的《 中国 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门讨论此，罗根泽同样在其着作的《绪言》中分十四小节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种种看法作了全面的阐发，作了一次学科“发言人”。大体而言，早期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在于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与其共生的文艺、文化话语系统中剥离抽取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阐释对象，这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在中国 现代 学术版图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是存在着的，但这一学科性仅仅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般文学原理研究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时间顺序而言，也是先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此启发、影响下才出现了批评史研究这样一个学科。尽管在现在的学科划分类目中，古代文论研究已经不属于二级学科，而降为一个研究方向，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面临着学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传统文论成为这一创新的重要的 理论 资源之一。这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要求，所以如何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超越，便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反思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重视古代文论的资源价值，在于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思想、知识、方法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参借作用，而关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想、知识、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深究其生成演变的轨迹和文化逻辑，以及它们与同处一个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其它话语形态的关系如何，方才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 发展 。如此说来，我们确实不应该囿于已经形成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范围，而对于在学科意识支配下过于追求体系建构所带来的学术负效应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过滤、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是由醇反杂。前贤们是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抽取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 网络 中去。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这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还存在一些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麽，我们有什麽，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切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 政治 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们更不应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愈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会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概论”、“原理”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总的来说，在充分肯定已往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其在研究的类型、层面、方法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 学习 的事项。

其次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促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前所述，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自然 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这一点却无论无如不应该忽视掉。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个学科的独特存在性和特殊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予以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