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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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0010);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ZS038）。

作者简介：陈 杰（1980-），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安 源（1986-），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132-05 收稿日期：2011-09-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体制转轨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总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而经济周期波动则呈现不断缓和的态势。那么，体制转轨在促进经济增长、平抑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樊纲，20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经济比重上升。这种体制变迁的过程与市场化的进程、要素使用效率尤其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的高速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展示出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合理性（刘伟 等，2002）。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源于经济体制本身（张连城，2006）。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转轨型波动特征不断消失的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特征逐步显现出来（雎国余 等，2005）。从现有文献来看，

虽然有研究涉及了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中体制性问题的分析，但尚不够深入；尤其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学者使用数理模型来解释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实证研究方面也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建立一个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理论模型

（一）前提假设

1．体制转轨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2．鉴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由各自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加以描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用政府投资或民间投资①在总投资中比重的变化加以描述。



3．假设存在三部门经济，这时国民收入Y由三个支出流组成：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于是有Y=C+I+G。

4．消费C被看做是收入Y的函数，且有C=cY。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0

5．一国投资I被分成政府投资Ig和民间投资In两部分，于是有I=Ig+In。

6．民间投资In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即In=I2+k2ΔY。其中k2为民间投资加速数，k2>0。

7．政府支出被视为外生变量，即G=G0。

8．假设整个经济社会中有m家国有制企业和n家私有制企业，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m家国有制企业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冲动，因此各家国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g，从而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政府投资变动为mΔig；n家私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倾向，因此各家私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n，从而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民间投资变动为nΔin。

（二）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

当经济过冷时，政府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减少投资，从而遏制总需求的过快扩张，使经济降温。因此，政府投资与经济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政府投资的决定可以用方程（1）表示

Ig=I1－k1(Y－Y*) (k1>0)（1）

由方程（1）可知，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由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决定。由于政府投资存在着相机抉择，从而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与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偏离的方向相反。政府投资变动的大小与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密切相关。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政府调控的模式。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小，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政府调控模式越是“微调化”，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小。相反，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大，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大；政府调控越是“大起大落”，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大。

（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过程

根据前提假设、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扩展后的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模型可以用方程组（2）来表示

Y=C+I+G0I=Ig+InIg=I1－k1(Y－Y*)In=I2+k2ΔYC=cY（2）

整理方程组（2）后可以得到方程（3）

ΔYY=1k21－c－I1Y－I2Y－G0Y+k1k2?(Y－Y*)Y （3）

篇2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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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生，著.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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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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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波动对增长的影响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化经济国家的大批实体企业停产和倒闭，这不仅降低了世界整体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面对高经济波动，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投资、降低商业银行利息，但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定会减损经济的增长吗？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彻底消去，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到底存在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后危机时期再次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并无定论。

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二分法”）将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看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波动和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较为明显的有两种，首先是基于“干中学”理论，认为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基于Schumpeter的“毁灭性破坏”理论则认为波动对长期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主要源于“机会成本”和“清洁机理”的存在。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方面，Ramey & Ramey（1995）运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经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此后，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见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考虑波动性质，如Blackburn & Pelloni（2004）发现长期增长与实际冲击引起的波动呈正相关，而与名义冲击引起的波动呈负相关。二是考虑了数据类型，一些学者从使用加总数据转向使用分解数据进行研究，如Imbs（2007）发现尽管基于整体加总数据得到的波动与增长关系为负，但基于行业分解数据得到的二者关系却显著为正；三是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体制特征来研究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如Aghion et al.（2006）发现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受金融（信贷）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使得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同。

理论上对我国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张运峰（2008）通过构造随机增长模型证明随机冲击的增大不仅会使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波动）增大，同时也使增长率均值（增长）减小，这导致了在数量上表现为增长与波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李永友，2006；刘金全，2005；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杜两省，2011）。但是，这些研究都将样本期间整体考虑，而未分波动的不同阶段进行观察，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波动的状态有关。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低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过高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随着波动的程度存在非线性，Nelson（2007）的美国经验也得到当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率水平低于5%时，波动对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当波动率水平高于5%时，波动对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否随着波动程度的不同也存在非线性特征？此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出现了平缓特征，从而以1995或1996年为界限进行阶段划分，并分阶段考察二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划分是较粗糙的，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高经济波动也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不再合适，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判断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并在不同波动阶段，波动对增长有何影响。与现有国内文献仅使用国家层面数据或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本文考察了我国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

二、模型的建立

1.模型和估计方法

注：（1）此处低波动与高波动期的划分选择波动率平均值；（2）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标准，竞争性行业包括除了烟草制造和石油加工炼焦外的全部制造业，共26个行业，垄断性行业包括工业行业中非制造业和烟草制造、石油加工炼焦业，但不包括其它制造业，共11个行业。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解释

1.基于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寻找门槛值，并估计波动低于门槛值和高于门槛值两个阶段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是基于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二者增长率序列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3）是条件波动时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是标准差波动时的估计结果。

表2结果显示，除了列（1）外，其余三个序列F检验对应的bootstrap概率水平p值均小于0.1，表明经济波动对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存在门槛效应，在条件波动下，模型结果中波动变量系数（β1和β2）均不显著，但在低于门槛值时，均为负；在标准差波动下，β1显著小于0，而β2大于0不显著，波动变量门槛值分别为3.71%和5.27%，说明在非条件波动下，当波动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而当波动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和Nelson（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

2.基于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外一些研究指出在研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的数据类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Imbs，2007），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对此进行了验证，由于面板数据不易得到条件波动，在此波动只取标准差形式，其中，表3是基于地区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表4是基于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总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和分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重新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不同的波动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从全国加总GDP和加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数据看，在低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而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分不同地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在不同性质工业行业下，在低于波动门槛值时，竞争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正面影响，在高波动时影响均不显著。导致低波动时期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相反的原因是二者企业对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由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预防性储蓄观点和创造性破坏理论在目前还不成立。因此，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必要性的政府稳定性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严重的衰退。此外，结合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要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经济调节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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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永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06，第7期8-15页

[3]刘金全，付一婷，王勇.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检验[J].管理世界，2005，第4期5-12页

[4]刘志铭，郭惠武.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J].财经研究，2008，第2期18-30页

[5]卢二坡，曾五一.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第12期10-23页

[6]张运峰.波动与增长：基于随机增长模型的认识[J].统计与决策，2008，第22期23-25页

[7]Aghion P. et al.Volatility and Growth：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Enhancing Investment[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No.11349

[8]Blackburn K and Pelloni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volatility[J]. Economics Letters，2004， （83）：123-127

[9]Hansen B.E.Inference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Not Identified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J]. Econometrica， 1996， 64（2）：413-430

[10]Hansen B.E.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 Econometrica， ，2000， 68（3）：575-603

[11]Imbs J. Growth and Volatility[J].Journal of Nonetary Economic，2007，（54）：1848-1862

[12]Nelson R.Nonlinear Volatility Effects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R].2007， Working Papers，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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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一些新型的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出来，生产业的出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尤其是当前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对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从而促进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融合。

一、服务业的概述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一）服务业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服务业通常是指生产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济部门及企业，在我国被称为第三产业，一般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金融业、通讯业以及政府行政行业等。

服务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服务业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其中生产业主要是指被商品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包括交通运输业、科学服务业、农业生产服务以及现代金融等9个行业。而消费业是指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旅游业、餐饮业、文化产业、体育行业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行业等10个行业。按照服务业兴起的时间以及发展的历史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三种类别。传统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的服务行业，主要使用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人们提供服务；现代服务业是受到工程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形成的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一种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服务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使得该行业的收入弹性发生改变。

（二）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贝尔理论

贝尔理论是针对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工业化时代相比较，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产品经济向着服务性经济的转变，其次是理论知识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发展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最后是创造性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复杂问题的处理更加简单化，使后工业社会能够有效的规划社会发展。这些理论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工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概念出现的时间是1960年，这一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直至20世纪末，出现了总成本原理，认为总成本是制造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总和。这一原理的出现说明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加频繁，教育范围的扩展促进教育资源的应用更为广泛。服务业对于这种交易过程中的费用处理往往是以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说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流通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服务业的在GDP中的比重为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北上广和江浙等地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均已超过50%，甚至个别地区达到60%以上，而以广西为代表中西部地区，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7.8%。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高达80%的比重。由此可以得知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着相当正面的影响的。

（一）服务投资对GDP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加快以及GDP的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发展速度快、比重增加、结构优化等特征，但是服务投资还相对不足，我国服务投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是服务行业的投资效率比较低，其次是服务业特别是一些细分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力度不足，最后一点是科研和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中最有弹性的产业，投资比例还相对较小，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步伐，因此，需要不断增加在这两个各方面的投资比例，才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服务业相关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就业扩大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通过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方式加快了我国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发展，然后通过自身的发展状况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推动就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逐渐向服务行业靠拢，从而使得中产阶段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最后，服务业通过延长产业链以及增加产业的附加值，使得行业本身的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种反作用力，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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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61―05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xport and economic cycle using HodrickPrescott fil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cycle of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1978 to 2008. By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research contribution of investment, urban consumption, rural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or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put elasticity of investment, exports, rural consumption has rising trend; output elasticity of urban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rise firstly then declin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economic growth has declining trend. The shortage of rural resident consumption demand and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ict th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for us to expand rural resident consumption demand and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xport; economic growth；partial least squares

一 引 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存在一个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演变过程，整个演变过程类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或称为“倒U”型曲线）；消费率演变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倒马鞍型”曲线（也称为“U”型线）。投资率和消费率这一演变进程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所引起的。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和“U”型线，说明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一面。我国资本形成率由1978年38.2％上升到2008年的43.5％，最终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48.6％，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32.7％。我国这种“轻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现象，不仅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符，同时也危及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

（一）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邓彦（2006）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1988－200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净额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而说明“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得出消费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的主要结论［1］。许永兵（2006）通过数学模型验证了三大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三大需求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均呈正向密切相关关系，投资和消费都增加1%，则GDP分别增加0.265%和0.755%，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2］。贺铿（2006）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国际比较中探寻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合理比例，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对我国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及不良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途径［4］。吴先满、蔡笑、徐春铭（2007）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横向和纵向比较，认为2001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趋于弱化的局面不断加剧。在借鉴国外增强消费拉动力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政策建议［5］。徐振斌（2007）提出了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总体设想［6］。姜涛、臧旭恒（2008）以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78-2006年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且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7］。王宇新、王立平（2008）利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对中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8］。赵振全,袁锐（2009）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探讨了合理消费率与投资率，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今后经济运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9］。

（二）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的文献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可变参数模型、联立方程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极值边界分析模型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有关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研究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时，要么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么研究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不多；2.在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将居民消费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文献也不是很多。3.在研究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大多以时间序列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序列中进行分解出周期变动来研究投资、消费、出口的周期变动与经济增长周期变动之间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4.在实证研究方面，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计量分析中采用科学的方法尤其重要。目前大多数的计量模型采用传统回归分析，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因此，本文主要利用H-P滤波法来研究投资、消费、出口的周期变动与经济增长周期变动之间关系，然后，将最终消费分解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研究投资、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我国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描述统计分析

（一）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和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86，最终消费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4，说明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资本形成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6，说明资本形成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投资需求的扩大，带动了出口需求，形成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但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

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得到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因果关系（见表1）。

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终消费率是引起资本形成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资本形成率是引起最终消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互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出口占GDP的比重与资本形成率互为因果关系，最终消费率与出口占GDP的比重互为因果关系。正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为了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尽可能快速地实现由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同时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现为通过对投资和出口产生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

（三）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分析

以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来分析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有潜力的因素，实证分析也证明，1978~2006年期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于投资和出口较强。但是我国最终消费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应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逐步显效，消费需求低迷的状况有所好转，但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对经济运行的调节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从最终需求入手，通过适度刺激消费，合理引导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持久活力，改善严重失衡的供求结构，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己成为经济运行中需要研究的一个紧迫课题。

利用ADF检验法对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六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表2的结果可知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六个序列都是平稳的随机过程，这说明1978~2008间我国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稳的。在绝大多数年份，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投资增长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001年后，这种贡献结构的稳定性被打破，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反转和波动。同时发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与投资和消费相比稍显偏大，说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风险，是不可持续的增长。以上分析发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规律性不是很明显，因此，下面利用H-P滤波法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及其相互关系。

三 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我们在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及其相互关系时，将资本形成总额代替投资变量，将最终消费分解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以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和出口（X5）为样本，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利用H-P滤波法对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变量X1、X2、X3、X4、X5、Y进行分解，分别得到变量的周期变动序列CX1、CX2、CX3、CX4、CX5、CY（见图1）。

图1 变量的周期变动序列

（二）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分析

根据图1中变量CY的波动规律，在1978~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大致分为3个周期，1978~1988年为第一个周期，1989~1996年为第二个周期，1997~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变量CX1的波动规律基本上和CY的波动规律相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这说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主要由投资波动引起的。变量CX5和CY的相关系数为0.58，但将变量CX5滞后一期得到CX5（－1），再计算CX5（－1）与CY的相关系数为0.88，说明我国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产生了明显的滞后效应。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来说，消费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小，CX2、CX3、CX4和CY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39、0.30，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更小。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风险，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只有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四 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我们选择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出口（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样本，利用GDP平减指数对Y、X1、X2、X3、X4、X5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并取自然对数分别得到序列LY、LX1、LX2、LX3、LX4、LX5。然后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

根据表3中的数据可知投资（LX1）、城镇居民消费（LX2）、农村居民消费（LX3）、政府消费（LX4）、出口（LX5）、产业结构指标（X6）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LY）为因变量，投资（LX1）、城镇居民消费（LX2）、农村居民消费（LX3）、政府消费（LX4）、出口（L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必将使得模型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偏最小二乘法（PLS）可以有效地克服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

根据经济周期分析，在1978~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大致分为3个周期，1978~1988年为第一个周期，1989~1996年为第二个周期，1997~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因此在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时，将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出口（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样本，分为三个子样本，子样本一为1978~1988年的数据；子样本二为1989~1996年的数据；子样本三为1997~2008年的数据。

（二）结果分析

1.偏最小二乘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SIMCA－P实现偏最小二乘法,分别给出三个周期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Y与6个变量投资的自然对数（LX1）、城镇居民消费的自然对数（LX2）、农村居民消费的自然对数（LX3）、政府消费的自然对数（LX4）、出口的自然对数（LX5）、产业结构指标（X6）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第一个周期（1978－1988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1）：

LY＾t=0.1714LX1t+0.1732LX2t+0.1722LX3t+0.1720LX4t+0.1724LX5t+0.158X6t（式1）

根据（式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最大为0.1732，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714，排在最后一位，这正好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消费率较高，而投资率较低这一事实相吻合；出口的产出弹性为0.1724，排在第二位。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0.158，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158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在第一个周期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来拉动。

第二个周期（1989－1996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2）：

LY＾t=0.208LX1t+0.211LX2t+0.192LX3t+0.206LX4t+0.198LX5t+0.053X6t（式2）

根据（式2）可知，在第二个周期投资、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的产出弹性都有所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最大为0.211，但第二个周期中投资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二位为0.208，出口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四位，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第三位下降到最后一位。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有所下降，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只增加0.053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在第二个周期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和投资拉动。

第三个周期（1997－2008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3）：

LY＾t=0.249LX1t+0.190LX2t+0.204LX3t+0.173LX4t+0.247LX5t－0.065X6t（式3）

根据（式3）可知，在第三个周期中，投资、出口、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与第二个周期相比有所提高，投资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一位为0.249，出口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二位为0.247，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三位为0.204，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有所下降，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下降到最后一位为0.173。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前两个周期正的影响转为负的影响。但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整体效应来看，消费的整体效应超过了投资和出口。因此，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从以上三个周期的分析中发现，投资、出口、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有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先上升后下降，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可见，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调整产业结构已成当务之急。

五 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

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先上升后下降，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在稳定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同时，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重中之重。

1.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目前城镇消费信贷业务发展速度远远高出农村消费贷款业务的发展速度，且农村消费贷款品种单一、结构失衡明显。因此，可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对消费信贷业务的宣传。以带动农民增强消费信贷意识。(2)开发具有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农机具、家电、就学、医疗、住房是农村居民较大的支出项目，也是农村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需求，金融机构可以发展与此相关的消费信贷业务。(3)改革消费信贷管理制度。发展消费信贷营销网络，最大限度地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

2.增加政府投入。首先确保扶持三农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减轻农民负担；其次，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农村消费市场设施和商业网点建设，拓宽消费品进入农村的渠道，改善农村消费条件。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等农村社保体系,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社保问题；要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4.规范和整顿农村市场秩序。首先严厉打击农村市场制假售假、价格欺诈行为；其次，鼓励企业有针对地开发、生产适应农村各类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

（二）调整产业结构

由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怎样调整产业结构呢？首先理解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联系。产业结构建立在消费结构基础之上，消费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必将逐步升级，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改进消费品的供给，培育不同消费群体，满足市场需求是当务之急。目前的市场出现消费不足，不仅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必须在供给和需求的结合上采取措施。因此,要发挥流通的先导作用，及时反馈市场需求信息，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特别要注重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新产品，满足消费的个性化需求。

（三）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由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在提高我国出口规模时,必须提高出口层次和水平。首先，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和加工深度,不断扩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通过技贸结合,提高外贸发展的科技含量,促使外贸出口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其次，实施名牌战略。外贸企业要强化品牌意识，培植骨干出口商品，提高主营商品在主营市场的占有率；要注重产品开发和设计，增强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等等。

（四）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在增加我国投资规模时，还要考虑投资结构的优化。首先，降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加强对新农村建设、文教卫生、服务业等薄弱环节的引导力度，从而达到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 邓彦.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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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5):3-10.

［4］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J］.统计研究,2007(7):3-12.

［5］ 吴先满,蔡笑,徐春铭.中外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3):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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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姜涛,臧旭恒.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管理现代化,2008(5):49-51.

［8］ 王宇新,王立平.中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EBA模型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1):38-41.

［9］ 赵振全,袁锐.消费与投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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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4-02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与金融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金融部门与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如何通过金融部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规避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以来，美国大萧条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学术界对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金融危机的出现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还是亚洲金融危机，都让我们认识到了金融因素能够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现如今的周期理论已经不得不重新审视金融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近年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该理论将金融中介部门纳入DSGE模型框架中，在整体经济框架下对金融因素进行研究。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为“十三五”期间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出现。

一、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金融加速器理论

金融加速器理论以资产负债表渠道为基础，金融因素为切入点，研究了如何通过冲击影响经济运行，为周期理论的新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主流的观点通常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企业的现金流渠道为切入点。未预期的利率上升会使经济总产出和企业的现金流减少，从而使企业对外部融资份额的需求增加，这会使成本增加并且促使外部融资出现溢价现象，从而使企业下期投资、产出、收入和现金流减少。第二类是以抵押品价值与资产价格渠道为切入点。资本品的需求会被未预期的货币紧缩减少，这种货币紧缩也会使资产价格降低，企业用于贷款的抵押品价值也会减少，资产价格会随着预期现金流和企业净值的减少而进一步减少。金融加速器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将冲击部分问题放大，进而对经济造成影响。

外部融资溢价是其核心概念，借贷者之间的委托问题会受外部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变得更高。在信贷市场需求不改变的情况下，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与外部融资溢价之间呈反方向变动。而资产净值由很多因素决定，其中利润、资产价格等是很重要的因素，且这些因素与经济呈正方向变化，这会使外部融资溢价与经济周期呈反方向变化，由此带来企业投资、生产等方面的波动。因此，资产价格下跌可能会使企业资金负债情况变得不理想，使企业信用降低，向银行借贷出现危机。信贷市场具有不完备性，而这种不完备性会使冲击变大，这是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根本内涵。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现状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来说是将信贷约束纳入模型中，通过信贷约束来研究冲击是如何造成经济波动的。国外学者Bernanke和Gertler（1989）将一个信贷约束方程纳入到模型之中，以说明金融市场有放大功能，即金融加速器原理。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研究中，发现将银行中介和货币纳入到增长模型中能够更好地解释金融变量。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把金融部门引入到框架中，将信贷约束机制看作是内生的。

将金融部门纳入到框架之中是该理论的里程碑，之后的研究百花齐放，而金融冲击无疑是其中一个焦点。金融冲击是指由金融部门自身内生出的波动性，可能很小的冲击，但却可能使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Jermann和Quadrini（2012）的研究为我国金融危机后周期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他们将银行部门纳入模型中，在周期框架中集中纳入了银行、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等问题，考察了金融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冲击能够改变企业的借贷能力，进而对总产出造成影响。

国内学者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从流动性约束或借贷约束角度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结果表明，它们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张伟进、方振瑞（2013）将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全部纳入DSGE模型中，利用1997―2012年的季度数据，发现金融冲击不仅是投资波动的最重要因素，在解释总产出方面，贡献也较大。而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将金融冲击纳入DSGE模型中，发现金融冲击通过放大作用可以对经济波动造成很强的影响，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经济波动现象。霍强和蒋冠（2014）在金融摩擦的背景下，探讨了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了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而周炎和陈昆亭（2016）在DSGE模型框架下纳入金融经济周期，以此来分析供给侧冲击与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该现象解释力最强的是供给侧冲击而非金融冲击。

三、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空间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贷市场在国际中越来越重要，在开放经济下研究金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变得十分重要。而在开放条件下，关于适合中国经济情况的模型方面研究并不多，应该引起重视。

第二，2007年次贷危机过后，金融机构的摩擦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总的来说，该理论鲜有考虑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金融摩擦导致的经济波动，如垄断因素、税收因素等，而这些都将是今后需重点研究的方向。

第三，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如存贷款总额等于金融冲击等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避免经济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等负面现象，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对我国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2015年，随着股市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金融部门的支持无疑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促进作用，研究金融因素所导致的经济波动现象对于“十三五”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7月8日，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各方代表均肯定了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金融如何改革以及怎样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存贷款总额等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也要考虑金融因素能够放大冲击，进而使经济出现波动这一现象。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告别了通过利差躺着赚钱的时代，同质化的服务使得银行间竞争加剧，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金融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经济波动，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而银行信贷又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由于“融资难”问题的存在，受金融因素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大型企业。如果能够使融资渠道增加，则可以减缓外部融资溢价的影响，进而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鼓励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中小企业才能够更容易生存下去，从而使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慎用，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无法立刻熨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并不高，此时增发货币可能会引起资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程度更深。

参考文献：

[1] Bernanke，Ben，Mark Gertler.“Agency Costs，Net Worth，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1）：14-31.

[2] Bernanke，Ben，Mark Gertler，Simon Gilchrist.“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 work”，in Taylor，J.B.and M.Woodford，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Volume1C，chapter 21，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1999.

[3] Jermann，Urban，Vincenzo Quadrini.“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71-238.

[4] 陈晓光，张宇麟.信贷约束、政府消费与中国实际经济周期[J].经济研究，2010，（12）：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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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学者研究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模型始于19世纪90年代。Sam.stova（1996）研究1970年到1995年间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股市各行业的表现，他将25年分为4个扩张期，3个收缩期。其中扩张期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收缩期分为早晚2个阶段，认为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阶段,一般伴随股价的下跌与货币资金的减少,当经济走向谷底时,央行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这时公用事业与金融行业表现最好。

美林证券公司在2004年的《投资时钟》报告中，统计了美国1973—2004年的历史数据，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不同变化，将经济周期分为萧条，复苏，过热和滞涨，其研究显示，在衰退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在复苏阶段股票收益率最高，在经济过热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在滞涨阶段，现金收益率最高。

在国内，对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大部分是从货币政策与股市相互关系来分析，中国金融产品种类少，且投资门槛高，研究中国的投资时钟，应重在基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A股行业轮动。

二、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与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一）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

宏观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由萧条到复苏再到的循环变动。 按统计指标变动轨迹与经济变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同步指标、先行指标、滞后指标。

先行指标主要用于判断短期经济总体的景气状况，我国一般采用新开工项目数、基建贷款、海关出口额、狭义货币M1、工业贷款等作为先行指标。一致同步指标是指与国民经济周期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指标，我国常采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海关进口额、货币流通量、广义货币M2等作为一致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指在指标的时间上相对落后于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我国主要有全民固定资产投资、零售物价总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

（二）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中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时间从2003年1月至2011年7月，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组合的变化，我们把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下降为衰退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下降为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上升为过热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上升为滞涨阶段。

三、行业轮动的理论逻辑

（一）利率和成本

利率与成本降低，先会刺激可选消费，后沿产业链延伸, 如汽车——钢铁、工业金属、化工——采矿、电力、煤炭、石油；房地产——建材、钢铁、有色、家电、机械。同时利率降低，货币增多，直接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

（二）财政政策方面

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一是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会使建筑、建材、钢铁和有色的需求增加，而影响煤炭、电力、石油、铁矿的需求。二是要鼓励新技术的运用，目的是鼓励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三）出口方面

世界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国外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必需品的需求，包括纺织服装、家具等，另一方面是推动机电产品出口，且沿着产业链向下，即机电产品——机械、电子、家电——半导体、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矿石。

四、中国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行业表现

我们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把2003年1月到2011年7月分为四个阶段，找出每个阶段表现最好的四个行业。

（一）衰退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降低，因为经济增长率往往提前通胀到来，所以通货膨胀降低一般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已到末期，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该开始。跟利率和货币供应相关的行业往往复苏，与财政政策有关行业也受益，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家电、电子元器件、有色、房地产、交运设备。

03.1-03.5 04.11-05.2 06.5-06.12 08.10-09.2

黑金 0.258 信息服务 0.049 家电 0.700 交运设备 0.095

公用事业 0.287 餐饮旅游 0.051 化工 0.796 食品饮料 0.095

交运设备 0.342 房地产 0.061 交运 0.861 家电 0.116

金融服务 0.408 黑金 0.017 房地产 1.118 有色 0.164

（二）复苏

经济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却仍降低，但快到达底部，这时候利率达到阶段最低，扩张性财政政策却还在进行。需求稍微恢复，且成本到达底部，跟利率和成本敏感的行业成长较快。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交运设备、采掘、有色。

03.6-04.4 05.3-06.4 09.3-10

电子元器件 0.028 商业贸易 0.325 餐饮旅游 0.400

交运 0.062 金融服务 0.439 交运设备 0.400

黑金 0.074 食品饮料 0.523 房地产 0.443

采掘 0.162 有色 0.596 采掘 0.634

（三）过热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处在上升阶段，因为经济增长率提前于通货膨胀上升，这通常说明着经济已经到达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还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央行对利率的控制较平稳,财政政策也是平稳的。在这时期，由于需求缓慢回升且通胀缓慢上升，各个行业收益率都较高，中游行业开始有所表现。此阶段以下行业表现最好：农业家电、采掘、有色、机械。

07.1-08.3 09.11-10.04

有色 1.466 有色 0.291

采掘 1.476 纺织服装 0.3405

家电 1.511 机械 0.3625

农林 1.585 采掘 0.3689

（四）滞涨

经济增长率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降低。而通货膨胀却仍处于上升过程，较高通货膨胀的危害开始出现。此时，由于通货膨胀处在较高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率也还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息以应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防止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因为需求降低，而利率和成本仍在上升。无一行业出现绝对收益，持有现金是最好选择。以下行业比较而言收益还可以：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相对不错。

04.5-4.11 08.4-08.9 10.05-11.07

食品饮料 -0.146 食品饮料 -0.322 建筑建材 0.1089

采掘 -0.049 信息服务 -0.313 医药生物 0.1890

交运 -0.038 医药生物 -0.288 交通运输 0.2168

黑金 -0.016 公用事业 -0.286 食品饮料 0.3272

五﹑结论

我们从经济周期角度来分析A股市场的行业轮动，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来划分经济周期，先通过经济周期与行业轮动的理论传导分析，后通过实证检验中国A股市场，得出了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各行业的收益率也有差异，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基于经济周期的A股行业轮动来获取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 Stovall Sam.Standard & Poor's guide to sector investing[Z]. McGraw-Hill，1996.

[2] Martin J Pring.积极资产配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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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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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具体地分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2.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3.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4.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後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6.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

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近年来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流派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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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3-0088-06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12月，全国新增贷款达到7720亿元，而2009年1月的新增贷款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的1.6万亿，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任何一个月的增长，并且接近今年预期新增贷款5.4万亿的30％。银行业的集体努力正使信贷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最佳搭档，如此高的信贷增速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经济得到强有力的支撑。毋庸置疑，如果银行信贷不提供有力支撑，4万亿投资计划就难以按进度完成，在民间投资恢复信心之前，银行仍需持棒领跑一段时间。银行业正在努力跟上保增长的步调，为疲弱的经济输血，这将使已经被中央政府点燃的投资火焰熊熊燃烧，也会使缺乏现金的企业得到及时的救助。

学术界就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论述已经非常充分。Bernanke等(1988)指出，GDP与信贷的关系比其他变量更密切，信贷也比其他货币量更能作为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Bernank等(1989)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外部噪音在经济系统中如何被延续的问题，即通过加速器会被放大，使繁荣的经济更加繁荣，萧条的经济更加萧条。Bernanke等(1996)更是明确提出，信用会放大市场的真实状况，从而改变了最初的小冲击(包括实体和货币的冲击)，即放大了冲击效果。一些学者(Chami，2001；Lea，2005；Kishan，2006)研究了在双重约束下，由于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抵押品价值和外部筹集资本的能力等因素具有与经济周期平行的特征，从而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本质上是加强景气周期(即亲周期，procyclical)，而资本监管将会导致银行信贷更为严重的亲周期性(尤其是低水平的银行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更加敏感)，并放大经济冲击，强化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即货币政策传导的“资本渠道”。

吴丽华(2008)阐述了我国具备Kashyap等(1993)提出的银行信贷渠道必须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①，并基于我国的实际验证了信贷机制在我国是有效的，主张我国应该利用信贷规模控制手段效果好、针对性强、收放自如的特点，并实行差别的信贷政策，增加灵活性和弹性。

信贷与经济确实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但是，信贷资金的各个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完全迥异的。当前，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大幅度增长的信贷资金，充分发挥其效应，才能更好地引导民间投资，从而促使经济更快地实现V形反转，避免U形，更不是L形情况的出现。所以，本文将验证信贷资金的各个部分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商业银行信贷变量描述与分析

在我国不断进展的金融深化过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占名义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11.1％下降到2008年的100.9％，贷款总额占其资产的比重从2000年的74.5％下降到2008年的56.4％。贷款的构成中，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短期贷款则出现明显的反差，9年下降了24.9％。另外，短期贷款中，除了农业贷款稳中有升外，商业贷款、建筑贷款和工业贷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在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最重要地位。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呢?我们对贷款总额(LOAN)、中长期贷款(MLOAN)、短期贷款(SLOAN)、农业贷款(ALOAN)、建筑贷款(BLOAN)、商业贷款(CLOAN)和工业贷款(DLOAN)运用GDP平减指数进行调节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然后将其与经济增长率(RGDP)一起采用同类文献中最常用的H-P滤波分离出各变量的趋势要素与循环要素，并采用循环要素/趋势要素×100％计算相对波动，进而得出各变量的周期性波动，如图1。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周期大致为4.5年，波动幅度在15％以内；贷款总额的波动幅度较平稳，周期长度差不多，但是经济增长率大致提前两个季度；短期贷款几乎与经济增长率同周期波动，但波动幅度在10％以内；中长期贷款的波动幅度与经济增长率相差无几，但从峰―谷的角度看，其提前经济增长率大致3～4个季度；短期贷款中，农业贷款有其独特的周期特征，波动幅度非常小，周期为1年，其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比较松散；建筑类贷款的周期长度和波动幅度与经济增长率大概一致，但比经济增长率提前约两个季度；商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同周期波动，但波动幅度仅是后者的一半；工业贷款的波动滞后经济增长率两个季度，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小。因此，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确的测算与验证。

三、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先行/滞后关系测算

由于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关注1.5～8年之间的波动成分(Christiano et，al，2003；Rua，et al，2005)，而带通滤波可分离出“恰好对应于研究关注的频率区间”的周期成分，完全去除研究中不感兴趣的频率区间。所以，我们抛弃传统的时域分析方法，运用带通滤波分离循环要素。

本文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基准指标，将信贷变量与其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首先，使用CF带通滤波分离出实际GDP增长率中4～24季度的周期循环要素，暂且称之为标准循环。图2中是使用傅立叶变换，对2000～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循环要素进行功率谱分析的结果。

为了利用变量间共变性上的频率差异信息，我们将各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之间的共变性和同步性研究划分在几个频率区间上进行。根据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功率谱的峰值界限，我们划分出长期循环(14～24个季度的循环要素)、中期循环(8～14个季度几个主要的峰值的循环要素)和短期循环(4～8个季度的循环要素)这里的长、中、短期循环仅是本文为描述方便而赋予的称谓，异于经济周期理论中所说的长、中、短周期概念。。它们的能量占整个标准循环分别为34％、26％和40％，比重相近，这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频带划分的合理性(刘俊生，2007)。

表2列出了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的交叉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然，这些变量在不同的频带上很少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交叉相关性和先行滞后期。在每个频带上，挑选那些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时差的绝对值在1个季度以内，并且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5的指标作为一致指标。筛选的结果是：标准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长期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中期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短期循环周期内，贷款总额、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建筑贷款是一致指标，商业贷款是滞后指标，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因此，总体上，短期贷款及其其中的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是一致或滞后的，贷款总额、建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则是提前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而农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的关联度很低，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第二部分的看法。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将经济增长率(信贷变量)基于常数、信贷变量(经济增长率)和信贷变量(经济增长率)波动性成分进行线性回归。考虑到我国季度数据的样本较少，我们采用两种方法计算各变量的波动性：其一是均值方程残差或者波动成分的绝对值度量，即波动程度的绝对离差；其二是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分离出条件异方差成分(刘金全，2003)。

度量X的水平值和波动性对于变量Y的线性影响，需要估计下述方程：

无论采用哪种波动性度量，两个模型估计在结论上都是稳健的。从模型结构和参数估计看出，贷款总额的趋势成分对经济增长率趋势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整体影响的系数和为(含不显著的参数估计)为2.13；而贷款总额的波动性则对经济增长率的整体影响系数为－0.189，即具有“抵消效应”。同样的方法我们得出，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农业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和工业贷款的趋势成分对经济增长率趋势水平的整体影响系数分别为3.47、1.15、0.46、1.49、0.84和1.35，它们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整体影响系数分别为－0.116、－0.327、－0.008、0.352、0.124和－0.185。因此，除了农业贷款外，各信贷变量的趋势成分及其波动成分对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确实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总额、中长期贷款和建筑贷款尤为明显。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ARCH 模型对信贷变量的波动性与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例如，贷款总额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可以用式(16)表示为：

式(17)表明，信贷总额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形成了“溢出效应”，但是由于参数估计不显著，这种效应尚未明显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2000―2008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贷款总额和经济增长率都处于相对平稳阶段。对剩余的信贷变量做同样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虽然参数估计的t-统计量不显著，但这些信贷变量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中，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尤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对经济起决定作用，对投资而言最敏感的是信贷，个中缘由是间接融资处于主导地位，银行信贷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信贷规模及其分布状况的经济含义远不止于金融层面，它可反映出经济走势、行业发展、市场风险、政策导向等诸多方面，因此，信贷规模及其合理分布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要真正恢复快速增长仍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信贷剧增已无异议。根据本文前述的分析，持续放量的信贷资金，必须有合理的分布，否则将无法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入，也不能促成经济的V型反转。笔者认为，中央银行应该在这一关键时刻精确制导，鼓励加大对民生工程、中小企业、“三农”、居民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投入；同时，应该本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宗旨，通过再贷款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确保产业振兴计划的顺利推进；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保证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投放到生产领域，避免其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甚至通过违规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当然，保增长、保企业是大局，银行的风险防范也是大局。政策的实施不能牺牲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功能，异化商业银行的行为，更不能破坏银行的风险调控体系，否则，经济刺激计划完成之时，或许正是金融业危机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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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Credit Funds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China

PAN Zaijian

(Department of Fina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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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58-01

1 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途径

科技进步可以缓解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最大可能的产量组合尽可能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使几年前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这为人类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带来了希望，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这种情况可以用图1表示。

图1表明，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所有资源用于生产X, Y两种物品，那么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AB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任何两种物品的组合，比如说M点所表示的x单位的X物品和Y单位的Y物品。科技进步后，同样的资源投入，就可以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到A′B′的位置。其中M′点的两种物品的组合(x′，y′)要比M点的物品组合(x,y)多得多。

我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经济发展不可能走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路子，而必须选择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经济增长是要靠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一切非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推动的。从理论上说，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则是无限的。正因为科技进步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所以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必须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经济增长是人类赖以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因此，古今中外都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视。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劳动、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科技创新实施的。一项成果的科技创新，通过大面积的技术扩散，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又牵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就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

3 科技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依赖于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高技术的产业化，传统技术得到适当的更替和改造;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投入比例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动因，因为每当有科技创新出现和创新不断扩散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劳动对象、生产手段、生产结果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都要重新组合，其结果会进一步形成积累效应，必然造就、培育出新的高新技术组合，或者取代某些传统部门，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4 科技创新可以抹平经济危机的周期

一项新的技术及其产品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要经过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如图2 所示：

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而言，随着技术周期的出现，其经济也相应的出现一个增长曲线。从成长、高峰、衰退直至经济危机。 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在前一个产品还处于成熟甚至成长期的时候，就拿出销售额的5%～15%，投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新的产品又从婴儿期、成长期开始上升。以此类推，一条条增长曲线相交，减缓了经济增长走向低谷的趋势，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所以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科技创新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把经济危机的周期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波

动，变成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5 科技创新的进程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1995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200年”，把1820 -1992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凡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增加了第六个虚拟的时期。

第一阶段:1820-1870年，为“起步期”。英国一马当先，世界人均产值增长40%。这一阶段正好是蒸汽机革命时期，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第二阶段:1870-1913年，为“和平繁荣时期”。美国崛起，经济增长速度比前期加快1倍。这一阶段正好是电气革命时期。第三阶段:1914-1949年，为“凄凉时期”，也称“艰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但经济仍然增长40%。第四阶段:1950-1973年，为“黄金时代”。美国一路领先，世界财富增长是上一阶段的3倍，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阶段正好是无线电、电子技术革命时期。第五阶段:1973-1992年，为“调整时期”。两次技术革命的间歇，世界经济也呈明显上升。第六阶段:1993-2013年，为“更美好时期”。数字化信息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这虽然是一个预测的时期，但其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1］马凯.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3).

［2］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1).

篇13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