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哲学专业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学与哲学专业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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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文学类、 艺术类 、历史学类、管理学类、政治学类 、理论类、新闻传播学类、社会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等多个学科的所有专业。

哲学类又包括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专业； 经济学类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管理、贸易经济、保险、金融工程、税务、信用管理、网络经济学、体育经济、投资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专业； 法学类包括法学、知识产权、监狱学； 社会学类包括社会学、社会工、家政学、人类学专业。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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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哲学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1，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然而无论是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还是实证论哲学、证伪论哲学等都没有以人类经济世界作为反思对象。而经济哲学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从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出发，其哲学理念为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观念上指引经济理论发展，方法上引导经济理论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明显不适应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而以对经济学反思为基础的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必须相辅相成，是我国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共同走向成熟。

2，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辨识水平，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从而超越肤浅的经验认知层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经济思维与行为上的误区，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哲学在观念上的牵引作用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经验束缚，提高我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3，第一哲学是经济哲学的基础，经济哲学是对第一哲学的丰富。经济哲学与第一哲学一样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从而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到达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二者反思对象不同，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经济哲学必然以第一哲学对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它无法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独立存在；而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反思， 又是以经济哲学为媒介和条件来进行的，缺乏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认识， 就难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进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学的发展是经济哲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而经济哲学的发展是对第一哲学补充、丰富与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学。

4，经济哲学研究对哲学的升华大有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哲学与经济学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说：“探寻社会的奥秘， 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他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对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哲学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哲学的经济观。

第二，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1，经济哲学研究对解答我国目前的热门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经济决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问题、传统价值观念与新兴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的诚信问题、产权问题等都需要哲学的理论指引与宏观上的把握，指导我做出正确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经济决策。

2，经济哲学研究对提升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经济虽已远离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但它留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余毒”却多年来难以清除。倾向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体系、人生观、价值观依然在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们脑海中“作祟”，它干扰了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了诸如争抢所谓的“铁饭碗”等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的出现。而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也会出现偏差，而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往往固守以往的经验作出判断与决策，而单凭经验是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偏差，这正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必须要有哲学理性的指导。因此，研究经济哲学，理性地认识市场经济，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住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

第三，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兴趣，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经济哲学看成是哲学的“自我推广”，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把握与深刻反思。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已十分注重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几乎每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

第二，并不重视的经济学范式及理论基准等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式，忽视前提条件而对西方经济理论全盘接受；缺乏理论基准研究导致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力失准。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书籍仍然很少涉及经济学范式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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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生管理类：卫生监督、卫生信息管理、医院管理等专业；

4、 社会学类：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专业；

5、 经济管理类：经济学类、财政税收类、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等专业；

6、 经济学类：财政税收类、金融类、经济学、国际经济等专业；

7、 财政税收类：财政、税收等专业；

8、 金融类：金融、金融工程、金融管理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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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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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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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摆在案头这本薄薄二百页左右的「小书才更显得弥足可贵。韦森所着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不拘泥于传统的经济数学分析方法，却用经济学家的专业眼光探究「社会制序以及制序化的伦理之纬以及市场的道德基础（第4页）。该书并不是着眼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更不是对阿马蒂亚‧森的简单复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关注的问题与分析理路比森更进一步，甚至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似乎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因为作者对伦理问题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追溯回到了康德哲学。从康德哲学出发，循着罗尔斯（JohnRawls）、诺齐克（RobertNozick）与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到高德（Gauthier）、宾默尔（Binmore），理出了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宗谱系。

从康德哲学出发以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问题，这样的研究进路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是罕见的。这样的研究究竟还属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研究，这不是应当关注的问题。当代经济学的狭隘视角与单纯的分析方法已经严重限制了经济学乃至经济学家自身的发展。不关心伦理、道德与价值的「经济科学，似乎成为一套「客观、「精确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对于涉及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是不具有发言权的。所以，当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在80年代中期后将目光转移到社会道德文化问题上来的时候，经济学被拋到了讨论圈子之外。但市场经济制序的变革与重建中突现的道德伦理问题必须要求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学必须再度与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展开对话。韦森这本新作的最重要意义即在此，其在探寻道德伦理的经济学的分析中，也为经济学研究自身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作者的论辩理路既不同于森那样研究二者关系，也不同于贝克尔或波斯纳那样用经济数学方法取代一切。在本书中，作者采取的是一条独特的论辩理路。基于「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韦森考察了各种学说思想的争论和演变。其首先在康德哲学那里作为对伦理探究的切入点，论及现代哲学一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缺位。再将目光从康德转向当代政治哲学中康德哲学的著名继承者罗尔斯那里，详述了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constructivism）中制序与伦理关系及其缺陷。并从中引出诺齐克的「最小国家论（theminimalstate）、「资格理论（thetheoryofentitlement）与罗尔斯的争议以及哈耶克的评论。由此发现社会伦理、个人道德与社会制序为同一文化演进过程之结果。然而这一演进中，道德伦理的原初发生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道德哲学家高德的「协议道德（moralsbyagreement）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古典式的解释。然而这种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能否推出道德原则却是有疑问的。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宾默尔提出了反对观点：从理性选择中无力推导出道德原则。因为高德的「协议道德中「有约束的最大化概念很难认为是理性的。鉴于高德理论分析缺乏的坚实基础，宾默尔通过一个扩展型博弈论模型来证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恪守承诺的可能性。但在扩展的博弈模型中，「交易费用出现了，于是，是「制序而不是「道德确保了人与人的合作。这样，通过经济学的推论，似乎「制序替代了「道德，道德变得可有可无了。但作者明确反对这种导向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上述的推论不能否定道德，而只能说明现性推不出道德，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伦理是不可说的（Wittgenstein,1974,§6.421）。制序与道德不应是相互替代，而应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存在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任何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并将与人类社会一起存在到永远。（第68页）

因此，市场制序应当有其伦理之纬。然而当代经济学的推导中怎么将这伦理之纬丢失了呢？为寻回伦理之纬，韦森从又回到康德，回到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因为作者发现，「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伦理学法则，蕴涵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第81页）。通过研究康德的「定言命令与社会博弈中的「纳甚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关系，指出纳甚均衡本身一般不能直观显示出道德内涵。然而在「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中，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则彰显出来了。现实社会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伊甸园，也不是卢梭─罗尔斯的「狩猎世界，而是充满「囚犯困境的「康德世界。因此，这类「市场博弈，既需要制度约束，也需要道德基础（第110页）。于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对话的桥梁又再度架起。接着通过市场重复博弈的进一步考察，揭示了伦理学中「黄金法则（goldenrule）于博弈论中「针锋相对（titfortat）策略的深层关系。在这段漫长的「曲径通幽之后，韦森再次回到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反思东西方文化中道德伦理在制序演进中的作用。最终确认了道德基础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

这样的分析理路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推导，亦不是简单的思想概述。其体现了作者学识之广博，观察角度之独特。或许这样的论述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则使哲学、伦理学界的专家讥其为「浅陋，因而两头不讨好。但是，这样的分析理路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有人在评论此书时认为韦森论述过于偏重于康德。但这不能认为是此书的缺陷。韦森不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视为「康德主义者，该书是其「带着经济学的思考啃读康德哲学所思所悟的读书笔记（序言第4页）。如果要说该书有任何缺憾，那么我认为就是当韦森费了极大气力将经济学家拖到道德伦理面前时，却无奈地止了步：对于道德本身，无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