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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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述评

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难题。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原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内外失衡的可持续性等角度进行的，如Greenspan和Kennedy（2005）、BenBernanke(2005）、吴宏和刘威（2008）等对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分析，以及姚枝仲（2006）和DavidDodge（2006）等对内外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1-5]相对而言，基于定量方法研究内外失衡严重程度的文献较少。其中，Zarnowitz（1996）和Moore（1980）对经济失衡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包括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预警功能等。[6-7]在经济结构失衡领域，RichardClarida等（1999）从产业变化角度，利用显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评价产业结构。[8]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项俊波（2008）对中国1992-2007年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他将经济结构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五大方面，并对每种类型的结构失衡都通过构建指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表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9]程实（2007）也对衡量经济内外均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内部均衡分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部和谐四个方面，将外部均衡分为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与外部和谐三个方面，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包含25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将该指标体系运用于中国经济的测度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看长期处于次级不均衡区间。在经历了前20多年“均衡改善—均衡恶化—均衡改善”的几次起伏之后，自2000年起，内外均衡整体呈现出缓慢恶化的新趋势，这主要是由外部失衡因素引起的，而内部均衡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一种渐进改善的态势。[10]55-56余霞、余玲（2011）研究了国际收支失衡的测度，选择贸易差额与综合差额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贸易失衡在2004-2007年逐步加剧，从2008年起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1]李石凯（2006）运用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比例以及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两个指标对1994-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贸易顺差指标在较低水平运行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而对国外关于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12]李宝瑜（2009）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他将中国宏观经济划分为5大领域、13个类别、32个组和93个指标，提出了确定均衡值的9种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测算了每个指标的失衡度，并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运用该指数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5大领域中，实体经济、资源环境失衡程度有所下降，而货币金融、收入与价格、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均有上升，宏观经济总体失衡状态亦呈逐渐加剧的趋势，从而认为现阶段应在全面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别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的均衡性。[13]以上分析为经济失衡的测度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法，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如部分研究只涉及外部经济失衡，且将贸易差额占比作为测度外部均衡的唯一指标，显得说服力不够。一些研究虽涉及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因其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每个领域测度方法的介绍都不尽明确，政策建议亦显得针对性不足。同时，部分研究对经济失衡的内涵与针对性把握欠佳，将内部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简单对应，显得较为牵强，忽视了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如何从整体和结构两个层面把握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测度指标体系如何确定？具体测度中如何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及发展趋势究竟怎样？等等，尚需通过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厘清。

三、经济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以下从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指标权数与临界值的确定、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等方面依次展开分析，最终建立起衡量经济内外失衡度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择的依据

指标选择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质量。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指标本身的属性及指标间的逻辑关联性。据此，所选指标应符合独立性、可比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独立性要求指标体系中每一个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与其他指标具有本质区别，不能通过某种数学推导形成相互转换关系，以避免某一经济参数在经济失衡测度中的重复使用以及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可比性包括时间可比性与空间可比性，时间可比性为不同时点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空间可比性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可比性原则意味着要选择同类同属性的指标，或者对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关联性要求指标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能涵盖内外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以保障测度的全面性；可操作性要求具体指标内涵和外延清晰明确，易于量化，并且指标数据具有采集的可靠性与获得的连续性。二是指标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对内部经济而言，首先表现为投资、消费和储蓄的总体结构状态，可以用投资率、消费率、投资储蓄比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指标予以反映；其次是产业结构状态，可以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状态，可以用居民政府消费比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等指标予以反映；最后是能源资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联性，可以用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R&D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对外部经济而言，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与外汇储备规模等，可用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汇储备余额占M2比重、外贸依存度等指标予以反映。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内外均衡2个层次、16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表1给出了这些指标及其基本属性，在后续分析中将对这些指标的经济含义、特性、权重、临界值等进行具体阐释。

（二）部分指标的解释性说明

上述指标按其属性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①在这些指标中，由于投资率、消费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贸依存度等属于常规性经济指标，定义明确，计算公式清楚，因此不再赘述，只对部分非常规指标及自定义指标作简要阐释。1.投资储蓄比率：正向指标，反映社会储蓄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根据“储蓄缺口=外贸缺口”的经济学原理，过剩储蓄如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对应为贸易顺差。投资储蓄比率数值上取社会投资率与社会储蓄率之比。2.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正向指标，反映政府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消费关系。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间分配不合理，会抑制国内消费，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数值上取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之比。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逆向指标，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数值上取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4.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指国民经济中所耗费的各种能源总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5.外债债务率：逆向指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可维持性的重要指标。6.出口加工贸易比重：适中指标，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是衡量对外贸易结构的指标，数值上取出口加工贸易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1所列16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均可在各年度主要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R&D数值可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得，外债余额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获得，外汇储备、M2数值可从《中国金融年鉴》中获得，经常项目进出口总额、资本项目输出入总额、加工贸易额等指标数值可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他指标所涉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②

（三）指标权重及临界值的确定

1.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赋权方法对测度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指标权重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HP）等，客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主成分分析法、功效评分法等。本文在在赋权法上采用主观赋权方法中的德尔菲法。③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相关处理，除了基于简便考量外，还包括：（1）不同经济指标重要性大小很难区分，对不易辨析重要性的指标赋予相等权重属次优选择；（2）对经济社会领域的任何测度都很难做到完全精确，只要指标选择合理，权重设置基本反映经济现实，分布对称，无人为扭曲，用主观赋权法是完全可行的。具体权重值见表1。2.指标临界值的确定临界值包括反映经济极度失衡（均衡）的上下限值和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指标临界值确定标准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基本经济理论来确定。例如，当外债债务率达到100%时，意味着当年外汇收入不足以偿付外债余额，应视为出现债务偿付危机；而小于30%时，则认为偿付外债不存在潜在风险，故可将100%和30%的外债债务率分别作为经济极度失衡与完全均衡的临界值。二是根据国际经验来确定。例如，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多在70%上下，而中国仅为40%左右，可将70%与30%分别作为完全均衡与极度失衡的上下限值；又如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超过10%意味着该国外贸处于极度失衡状况，因此将0作为均衡适中值，将±10%作为极度失衡临界值。三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来判断。如R&D占GDP比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多为4%~6%，而中国仅为1%~2%，若以4%~6%作为上限值，则指标失衡指数在不同年度间区分不大，不能很好体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故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分别确定2%和0.5%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与失衡的上下限值。对于适中指标，需要确定适中值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标准值。适中值的确定同样应符合以上标准。特别指出的是，一旦适中值确定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应当对称，即上下限值与适中值的差值应该相等。具体临界值如表1所示。

（四）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在性质、量纲及经济含义等方面各不相同，导致数值之间不可比，因此采集到指标原始数据后，在对经济失衡度指数进行综合前，还需对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影响。无量纲化处理方法种类较多，由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选择的对称性，此处参考程实（2007）的极值变换无量纲处理方法。[10]84处理后用[0，1]区间数值表示，其中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极度失衡，数值越大，失衡程度越严重。对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分别如公式(1)、(2)和(3)所示。其中，y表示指标无量纲测度值，x表示指标原值，xmax表示指标处于完全均衡（失衡）时的上限值，xmin表示指标处于极度失衡（均衡）时的下限值，xm表示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

四、中国经济失衡程度的测算：2001-2010

（一）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对表1所列经济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2001-2010年中国相关经济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

（二）内外失衡指标体系的合成在完成指标选择、权重确定与数值无量纲化处理后，通过加权平均合成方法得到内外失衡综合指数。假定该经济失衡综合指数为E，有：E=ni=1Σwiyi其中，wi为第i个变量的权重，yi为第i个变量的无量纲化数值，n为指标个数。E∈[0，1]，数值与经济失衡程度正相关，取极值0时代表经济处于完全均衡，取极值1时代表经济处于极度失衡。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结果经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合成，我们得到中国2001-2010年经济内外失衡指数变动趋势图（见图1）。

五、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分析结论

由图1所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整体状况在21世纪前10年经历了一个渐进恶化的态势，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上升到2007年0.6188的峰值，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小幅降低到0.5509。如果以0.5作为区分相对均衡与相对失衡的分界点，可知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由相对均衡区域进入到了相对失衡区域，且该失衡状况可能会在未来持续较长时期。从经济结构看，内部失衡指数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之后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0.6左右；而外部失衡波动较强，在2001-2007年失衡指数快速上升，之后亦有较大幅度下降，从而带动了内外失衡总指数的同向变化。

1．内部经济失衡状况

从影响经济内部失衡的组成因素来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上升时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居民增收乏力，导致进入21世纪后的前几年，一方面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过高，另一方面城乡人均收入比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这些指标均对内部经济失衡的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2）略有下降时期。2006至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产品与工艺的广泛运用，以及国家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扶持，使得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R&D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亦不断提高，这些指标对内部经济均衡起到了推动作用。（3）先升后降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出口的扩大，社会总投资控制在一定规模，过剩储蓄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投资储蓄比率逐步下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缓解外部市场萎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家实行了四万亿投资等经济刺激计划，导致投资储蓄比率快速上升，这些因素使得内部失衡指数出现先升后降现象。

2．外部经济失衡状况

相对于内部失衡指数，中国外部失衡指数在整体上震荡幅度要剧烈得多，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的反复震荡。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2001到2003年，外部失衡程度缓慢扩大；第二阶段为2004-2007年，外部失衡程度迅速扩大，在2007年达到0.6269的历史最大值；第三阶段为2008到2009年，外部失衡程度显著减缓，2009年外部失衡指数降为0.4552，仅相当于2004年的失衡水平；第四阶段为2009年后，外部失衡程度又有小幅扩大。表2显示了更为具体的结构信息。从影响外部经济失衡的组成因素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趋于上升。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导致进出口总额快速增加，同时，累积“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上升。（2）趋于下降。由于国家外汇收入急剧增加，债务余额的增长则相对较慢，使得外债债务率趋于下降，同时，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得出口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下降。（3）先升后降。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在最近10年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经常项目顺差额度不断扩大，失衡指数由2001年反映轻微失衡的0.13急剧增加到2007年反映极度失衡的1；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外出口进入相对萎缩阶段，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使该失衡指数在2010年降为0.52；相对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占GDP比重的波动性更强，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反复震荡，并在震荡中渐进升高。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状况，且无明显转变迹象，需要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又有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内部因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1．关于内部经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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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代尔模型；斯旺模型；内外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109-02

1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于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这种高增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大。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资本项目出现了63.21亿元的小幅逆差外,其他年份均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持续性“双顺差”已经达到16年。我国自2008年以来在内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也使得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面临很大的困难。

2 基于蒙代尔模型、斯旺模型和财务数据分析中国内外失衡现状2.1 蒙代尔模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模型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在蒙代尔模型的分析中,外部均衡被视为总差额的平衡。

图1中,IB曲线表示内部均衡,在这条线上,国内经济达到均衡。在这条线的左边,国内经济处于衰退和失业状态；在这条线的右边,国内经济处于膨胀。EB曲线表示外部平衡,在这条线上,国际收支达到均衡。在这条线的上边,表示国际收支逆差；在这条线的下面,表示国际收支顺差。我国目前经济内外均衡状况处于区间Ⅲ中,我们应该先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再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直至EB和IB曲线的交点。

2.2 斯旺模型——支出转换性政策与支出增减性政策的搭配

图2中,横轴表示总支出水平，总支出增加意味着需要采取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纵轴表示汇率,汇率数值变大表示本币贬值。内部均衡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表示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本币升值政策的配合才能恢复均衡。在这条线上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曲线下方的区域表示存在失业,上方表示存在通货膨胀。对外均衡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表示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本币贬值政策的配合才能恢复均衡。在这条线上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曲线下方的区域表示存在逆差,上方表示存在顺差。两条曲线相交的点表示同时达到内外均衡。我国的内外经济现正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Ⅰ区域。

3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分析

3.1 我国内部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2000年以来,中国GDP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至2011年3月,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事实上,中国内部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及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总体上偏好将来消费,人民获得劳动报酬后习惯于储蓄而非消费,致使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走低。我国近年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大量展开,投资增幅大大超过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3.2 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单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依靠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型工业。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连年增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导致了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而国内储蓄运用不足,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低下,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这也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进而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

3.3 财政政策风险大,货币政策收效甚微

根据“丁伯根原则”,我们应该运用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根据蒙代尔模型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我们应该采取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事实上,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于2008年宣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抵御经济衰退,政府抛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各种政策都有一定的时滞性,随着2008年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见下表)。

我们可以发现2002—2008年财政赤字基本恒定且逐渐下降，而在2009年财政赤字急剧膨胀,同比上升300%,主要财政状况指标已出现恶化趋势。在财政政策风险趋大的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困境,2008年的中国上半年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下半年5次下调利率的货币政策的表现显得颇具戏剧性。在中国,虽然金融监管方面拥有政治优势——由国务院在统筹,但央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也恰恰被这种制度所弱化,长此以往,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弊病。此外,我国国际收支常年的“双顺差”弱化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3.4 外部因素

2004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快速扩张的同时,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量出口和美国大规模的双赤字等问题也日益严峻。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全球失衡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此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4 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治理对策

4.1 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使其由传统粗放型发展逐渐变为以科学技术指引的集约型发展上来。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相协调,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在强调扩大消费和内需的同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与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

4.2 深化体制改革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要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尊重央行的独立性,改变四大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励设立中小型银行。使储蓄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应用。再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4.3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我国居民储蓄率之所以如此之高,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更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不健全,很大一部分的教育、医疗等支出还需要居民个人承担,致使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没有安全感。为了防范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失业风险和教育支出风险,中国居民不得不以较多的储蓄来应对。如果中国居民获得了这些社会保障,那么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私人储蓄,增加消费,增加国内需求。

4.4 合理使用政策搭配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外部经济“双顺差”和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的失衡状况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理论模型采取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目前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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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保持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三是推动国内外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帮助提高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比率；四是提高生产力；五是每个家庭得到足够的和可以支付的热能［4］。2007年3月又通过了《气候变化战略框架》（ClimateChangeStrategicFramework），提出了碳捕捉与存贮的概念（Car－bonCaptureandStorage），即涉及从化石燃料燃烧及其它工业过程中捕获CO2的过程，并将其存在于地下，如：存贮于石油和天然气田中。文件认为：据WWF（WorldWideFundforNature）统计数据，如果全球每个人像英国人那样消耗天燃气和产生CO2，则人类需要三个地球；英国人的目标是必须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向一个地球生活的方向努力，确保人类代际之间、国家之间和各领域之间有平等的责任。气候变化法案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它提出了在全球框架内建设低碳经济国家的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采取可持续的行动，政府及公共领域必须起带头作用，确保其它国家、企业和个人发挥其作用，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环境威胁，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则需要全社会做出最大的努力。到此，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建立低碳经济法律的国家。2007年5月了第二个能源白皮书《迎接能源挑战》（MeetingtheEnergyChallenges），提出了英国面临的两个长期能源挑战，一是国内外通过减少CO2排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二是随着英国日益依赖进口燃料，确保能源安全、清洁和便宜。为应对这两个挑战，再次重申四个政策目标：一是至2050年CO2排放减少约60％，至2020年取得真正的进步；二是保持能源供应的可行性；三是促进国内外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四是确保每个家庭得到足够的可支付的热能。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2008》（ClimateChangeAct2008），建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通过国内外的行动，与基准年比较至2050年将至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达8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法案引入了一个碳预算系统，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连续五年排放的限制值，这一措施从2008年开始实施。前三个碳预算于2009年5月列入法案，要求2020年减少排放至少达34％。第四个碳预算于2011年6月列入法案，要求在2023－27年期间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至少减少50％；2009年制定了白皮书《低碳转型计划：气候与能源国家战略》（TheUKLowCarbonTran－sitionPlan：NationalStrategyforClimate＆En－ergy），制定了至2020年的转型计划，即变革我们的能源领域、我们的家庭与工作场所、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农业和我们管理土地与废物的方式，满足碳预算的要求，最大化经济机会，保护最脆弱的领域［8］。2009年7月了《可再生能源战略》（TheUKRenewableEnergyStrategy），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的目标，即至2020年有15％的能源来自再生能源。从2009年至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7．5亿吨以上，至2020年化石燃料需要减少10％，天然气进口减少20％－30％［9］。美国尽管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也号称不承担相关义务，但美国的法律法规对国内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标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2007年7月，参议员JeffBingaman与ArlenSpecter介绍了《低碳经济法案》（LowCarbonEconomyActof2007），其目的是减少美国对全球的变暖污染。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政策主任DavidDoniger阐述了《低碳经济法案2007》，这是对联邦立法的另一个政治支持的信号，即减少热排放。不幸的是，Bingaman－Specter法案的目标将不会快速减少排放并深入防止危险的全球变暖。为了避免最危险的气候影响，至2020年美国需要减少排放15－20％，至2050年减少排放80％，法案将发展低碳经济列为美国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10］。2007年底美国又颁布了《新能源法》（TheEnergyIndependenceandSecurityActof2007），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促进美国在能源方面更加独立与安全，增加清洁可再生燃料的生产，保护消费者，提高产品、建筑和车辆的效率，推动对温室气体的捕捉与存贮的研究与开发，改进联邦政府的能源利用效率及其它目的，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法律保障［11］。2009年2月，美国总统Obama签署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2009》（TheA－merican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of2009），其目的是保护与创新工作岗位及对受危机影响最大的项目提供临时帮助，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绿色能源方面的投入，其中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研究计划投入272亿美国，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碳捕获、能源效率及制造高级汽车电池系统与组件［12］。2009年6月，美国又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of2009），提出了“限额交易（cap－trade）”体系，在这个体系指导下，美国政府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概念，公司可以购买或出售CO2排放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碳排放。法律会设定2012－2050期间的总排放量数值，会要求调整实体的排放权。排放更多气体的实体将面临更高的成本，这对减少排放会有激励作用。2007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立法动议，要求修订欧盟现行的《燃料质量指令》（EU’sFuelQualityDirective），以便反映燃料与发动机技术的进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燃料的发展，如生物质燃料；满足2005《清洁空气战略》制定的空气质量目标，减少柴油中硫与多环芳烃的排放。委员会也提议对2009年燃料进行强制性监测与报告“生命周期温室排放”情况，指出燃料供应商的责任就是确保燃料在其生命周期内（如：生产、运输和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每年减少1％。欧盟《燃料质量指令》于2007年10月29日正式，2012年5月28日进行了修订，以便降低汽油和柴油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开始考虑新的欧盟生物质燃料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设低经济社会。200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将低碳社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政府的长远目标，在202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捕捉及封存技术（CCS）的应用。意大利实施CIP6机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推行白色证书制度，减少能源消耗。挪威对开发可再生能源给予明确、固定和长期的补贴；逐步引进温室气体低排放和零排放交通工具；实施更加严格的建筑规范标准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利用效率。德国通过高技术战略保护气候，先后出台能源研究计划。澳大利亚了《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长期减排目标。总之，国外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主要包括：国家战略目标、碳排放交易机制、鼓励技术开发创新、基金援助计划、国际合作、治理机构、报告制度等内容，其发展目标较明确，操作性较强。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在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制定了一些相关法律与规制。如：制定了《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还首次公布了CO2减排的量化目标，即2020年单位GDP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2007年颁布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制定了《节能中长期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2000－2015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等政策规划。然而，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方面，我国仍然处于薄弱的状态。

一是能源法至今还没有出台。因为这部法可以代表整个中国能源发展的方向。能源法主要对涉及能源领域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能源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与规则等方面加以规定，同时解决单行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从重要性上看，不可否认，能源法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法。虽然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单行法早已出台，但这些法必须要跟能源法配套。“煤炭法等现在都在改，但是也改不下去了，其他法必须要跟能源法靠拢，能源法不明确，那些法也动不了。”作为能源法起草组的核心起草人员之一，中国法学会能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吴钟瑚说，一部能源法的出台将带动一批法的修订。

二是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主要领域的能源单行法律仍然缺位，同时也缺少能源公用事业法，这将导致能源与环境相协调的作用领域不够全面。能源公用事业法是能源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主要关注能源产品的供求环节，注重形成一个规范的能源产品市场，调节内容包括能源企业的市场准入，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供应企业的权利义务，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和能源消费者的权利义务等等。

三是现有的能源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环境执法效果不佳、环保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虽然法律、规划规定的执行措施涉及到税收优惠、补贴等奖励手段，激励公众与企业自愿实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但是，没有规定详细的奖励手段与程序，导致在现实中没有起到应用的作用。

四是我国的环境与生态法律执行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和促进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减排标准以及最低能耗标准和节能认证，包括推行能效标识制度落实等，法律监督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各社会团体组织、公众以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制，但是，我国的社会团体组织、公众参与的意识与制度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实际上我国环保及发展低碳经济法律执行的监督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监督作用非常有限。

五是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因为低碳经济涉及的不仅仅是能源、环境与气候领域，它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从能源、环境与气候领域考虑是片面的，不全面的。而现有的低碳经济立法重点是能源领域的立法，而没有从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来考虑，即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考虑低碳经济的立法。

总之，我国低碳经济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着重于对能源的立法，其中最重要的能源法至今还没有出台，与能源有关的单行法的制定与修订也无法进行，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要么是以政策或战略目标的方式提出，要么还未涉及到。

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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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经济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组成的一个辩证统一体。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核心内容，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考察，虚拟经济最初的发展动因是源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为目的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随着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虚拟资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虚拟资产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非协调发展。目前，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和规模。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大多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大量学者展开了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探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经过深刻反思，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政策关注点再次聚焦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上，理论界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研究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国外尚没有有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直接论述，国内学者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对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国外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主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对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在魏克赛尔之后，凯恩斯用资本边际效率代替了自然利率。他认为可以将资本边际效率看作投资收益，而货币利率（或市场利率）看作投资的机会成本。与魏克赛尔不同，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延续凯恩斯的思想，希克斯提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托宾进一步丰富了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托宾Q理论（企业市场价值/资本重置成本），托宾认为风险规避者在面对不确定的资产报酬率外，对资产的组合行为，除考虑资产报酬的预期值外，还须考虑该资产的风险程度，托宾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研究中，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古特曼（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十年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动力。古特曼实际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投机泡沫经济的发展。相关的研究可见于卡特（Carter，1989）、克罗蒂和戈德斯顿（Crotty与Goldstein，1993）、戈德斯顿（Goldstein，1995）、托宾（Tobin，1984）和济恩（Zinn，1993）等文献，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M.宾斯维杰（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

国内学者对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随着虚拟经济的高速膨胀，更多地侧重于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成思危（1999）认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害，其最大的危害是造成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李晓西、杨琳（2000）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刘骏民（2001）认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会带来高额利润，会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外逃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容易引起灾难性的泡沫经济。谢太峰（2001）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从三方面理解，即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差异、虚拟经济的崩溃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林兆木、张昌彩（2001）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负面影响，认为正面影响主要有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负面影响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减少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虚拟经济的扩张可能出现经济泡沫过度，引发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跨国扩张严重危及世界经济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杜厚文、伞锋（2003）认为虚拟经济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过度背离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刘霞辉（2004）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经常会出现矛盾，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及经济增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辅相成，从长期的经济增长看，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废都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的不均衡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王千（2007）认为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在逐渐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影响。

二、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

国外从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观点大致分为三类：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

1.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者之一。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的代表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分析了35个国家100年间（1860一1963）的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比较金融结构与经济数据，得出金融部门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金融发展因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rro（1990）、sehwert（1990）、Fama（1990）及Lee（1992）研究了美国经济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现实体经济能够预测股市收益，即股市收益能通过实体经济情况反映出来。Atje和Jovanovic（1993）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具有水平和增长的双重效应。Levine和Zcrvos（1996）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发展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eiro（1996）对几个经济发达体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RossLevine、Demirgue-Kunt（1996）利用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四个指标，发现人均实际GDP和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存在正对应关系。Levine（2003）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Harris（1997）对研究样本作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发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二者关系非常弱，统计意义上不显著。Chang（2002）从需求推动和供给拉动两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2004）证实了长期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关系显著。Crochane（2005，2006）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金融市场的回报率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

2.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机制使金融发展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其中，凯恩斯（Keynes）、托宾（Tobin）等人的观点具代表性。凯恩斯（1936）和托宾（1965的观点都表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高于实物资产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分离的原因，而金融投机活动的盛行，吸引更多资金流向金融部门，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斯特兰奇（strange，1986）认为，西方金融资产的膨胀和金融交易量增长加速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必将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埃里希尔（Ehrhcher，1989）认为金融部门的扩张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果“货币上层建筑”发展不成比例的话，其积极的分配功能将可能变为破坏性的因素。

特南鲍姆（Tenanbomu，1994）认为金融部门吸引大批人才和资金，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破坏。蒂迈耶（Tietmeyer，1998）认为，至少在某些阶段，不能排除由于过度投资而造成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Tietmeyer，1998）。Aiestie和Demetriades（1997）研究发现，由于股票市场缺乏效率，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定价机制和接管机制的功能，即使是“完善”的股票市场也很难促进经济增长。

3.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功能被弱化。大量研究表明，金融资产价格、股票市场都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Minsky（1986）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资产价格长期收益的预期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背离是导致资产价格脱离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Bingswanger（2004）关于七国集团的实证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投机泡沫是弱化股票收益与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Estrella和Mishkin（1996）、Domian和Loutan（1997）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在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对工业生产增长率的预测能力不同。Stiglitz（1990）、Kindleberger（2000）和Shiller（2004）等认为非理性投机行为的诱导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运行，使资产价格不断背离实体经济基本面，进而引发资产泡沫。

三、实体经济的实证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对它们的关系给出定量分析。

刘俊民、伍超明（2004）从虚拟经济角度解释“股经背离”，通过构建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关系的修正模型框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出相互偏离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股经背离的根源在于股市和实体经济结构的极端不对称以及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刘金全（2004）通过计量检验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刘霞辉（2004）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都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曹源芳（2008）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虚拟经济还远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袁国敏、王亚鸽等（2008）建立了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关联度不是很大，反而是虚拟经济中的股票与债券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最强。如果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业不能很快发展起来，就会制约虚拟经济的发展。礼（2009）实证结果证实了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同时发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反而表现得并不明显。杨姣（2010）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对称。何宜庆、文静、袁莹莹（2010）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与中部六省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机制，为中部地区崛起提出相应对策。温畅、陈国平（2010）探寻了常州市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杜斌、李建伟（2010）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非接触途径对天津实体经济的影响。

四、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在理论探讨中，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样本采用计量方法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代表变量并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标准。借助相关的定量分析方法，详细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探寻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的预警研究方法，提高预警方法对经济现实情况的解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参考文献：

[1]魏克赛尔.资本与利息[M].商务印书馆，1959.

[2]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管理科学学报，1999（3）.

[3]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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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经验

1.美国模式

美国的商业银行多建立了总部一级制的稽核组织，直接实施全辖稽核监督。许多银行的稽核部门只设在总部，分行一律不设，再根据分行稽核业务的大小分地区派出若干稽核主任，与驻地分行没有任何经济、人事上的关系。首席审计官不对总裁负责，而是对董事会负责。以上种种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2.英国模式

英国商业银行十分注重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计人员在内部控制中的共同作用。董事会合理确定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和责任，准确全面地注意本行的风险以及知道如何评估风险和控制风险。审计委员会作为银行董事会的内部控制咨询机构，为董事会提供经营管理情况的有关信息，保持同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以及内、外部审计部门的信息交流，对内部控制的适度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内部审计人员独立于业务部门行使检查职责，确保内部审计工作有合理的流程和能够胜任审计工作的人员来源。以嘉诚集团为例，嘉诚集团是英国仅有的一家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独立投资银行，它在英国投资银行界一直排名第一，并跻身于世界最佳投资银行之列。嘉诚集团将内部审计定位于管理、评价和服务职能，嘉城认为内部审计不只要看财务信息，也要看内部控制的部署实施，它是企业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内部审计不能凌驾于企业之上，内部审计的成果是建议性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验效益，显示审计的附加值。

二、国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体系运行经验的启示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己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它继承了西方内部审计先进的理念，代表了国际银行业内部审计的发展方向，其经验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而言，极具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

1.构建合理的审计模式

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功能集中在总部，各分支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服务窗口，因此，在内审机构的设置上是呈“倒金字塔”型，即在总行均设置了阵容强大的内审机构，而多数分支机构则没有设立。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一般归董事会（或监事会）直接领导，有权对行长及全行的各项业务进行检查，这种体制下，内部审计的权力最大，独立性最强。为了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内部审计部门可以不受阻碍地接触银行的所有业务和辅助部门；内审部门一般都隶属于董事会领导，向董事会报告的渠道通畅；董事会可以设立审计委员会作为参谋智囊机构，审计委员会包括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非执行董事；审计业务领域的确定、审计计划的制定、审计问题的确认及处理均由内审部门独立完成。另外，管理层的高度重视，是做好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前提。发达国家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银行内部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管理层高度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建立了庞大的内部审计队伍，充分发挥了内部审计部门在银行管理和建设中的作用。

2.明确内部审计职能定位

内部审计的职责不仅仅是查处问题，而应通过审计达到帮助被审计单位加强管理、降低经营风险的目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重点仍是银行业务合规性合法性，在制度执行上提出的审计建议较多，而就如何完善规章制度、改进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提出的审计建议较少。因此，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还应充分发挥审计咨询的作用，注重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的研究、分析，针对决策机制、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和经营风险提出相应的审计咨询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加强管理决策机制、内部控制机制等制度建设。

3.运用先进审计技术保证审计效能

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建立了内部网络，银行内部审计可以借助内部网络的优势，通过网络在内部审计各级部门之间、内部审计部门和被审计部门之间及时传递内部审计信息，包括内部规章制度、外部审计法规等；加强内部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的联系和沟通，督促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建议。审计方法上，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普遍采用通过评审内部控制来确定审计的范围和重点这一方法。在内控制度评审中，他们十分注重内控制度的落实。如银行岗位设置，若审计中发现该岗位只设一个人做某项工作而没有他人可替代，则认为这个岗位的安排是有问题的，舞弊的机会比较多，是银行内控的弱点。

4.严格审后检查及内审明示制度

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审计-建议-再审计的循环式审计制度，每项审计或每个审计阶段结束以后，可通过内部网络将各个审计阶段的情况明示化。明示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被审计单位名称，审计内容；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影响力及影响面，并要求对影响力的大小做出判断；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被审计单位落实情况，即什么人、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审后检查情况；对审计结果的评价。通过审后检查，能够督促被审计单位反思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通过审计明示，有利于其他单位进行对照检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并且，这种审计过程，都是由内部审计部门独立完成，而且对风险程度的描述以数字化的量化分析判断为主，有利于内部审计成果的有效转化，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使被审计单位纠正其存在的问题，改进管理，使有限的审计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管理制度或经营管理行为。这样，既维护了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又提高了银行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