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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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阴阳学说是中医哲学的基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类似于西方的唯物辩证法，即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中医哲学的阴阳学说类似于西方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笔者就整体观念和阴阳学说在医院管理和发展，以及在解决医患矛盾问题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1 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价值

整体，就是完整性和统一性。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识。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重要关系和相互影响，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地斗争中，维持着机体正常地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完整性的思想，即为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首先指导我们作为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不仅要看到自己医院的经济效益，还要看到郊区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巨大潜力，要看到城区大医院、郊区医院、社区医院是一个医疗体系，是一个整体。要想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医院应该肩负起重任，支援郊区医院，发展社区医院。试想中国13亿人口，如果都不信任郊区和社区医院，大病小病都到城区大医院看病，大医院能不出现问题吗？所以医院领导和一些有经验的大夫要定期到郊区医院出诊，有实力的医院要和政府一起办一些社区医院，把轻病和慢性病患者分流到郊区和社区医院，这是当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必然选择。

2 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价值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地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地概括，并含有对立统一地内涵。阴和阳，既可以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和势力，又可以代表和用以分析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俩个方面。“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明确指出，阴有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点。

笔者试从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医患关系问题。阴阳的互根互用，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即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而单独存在。阴阳的对立制约，是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制约。

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阴平阳秘。阴阳的平衡，是动态的常阈平衡，是动态的均势，而非绝对的静态平衡。维持其平衡状态的机制，则是建立在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基础上的阴阳双方在一定限度内的消长和转化运动。现代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就象阴阳关系一样，整个患者群体属阴，医护人员属阳。医患之间既是互根互用的关系，又是对立制约的关系。正是医患之间这种矛盾关系推动着医疗体系的向前发展，维持着医患之间的动态平衡。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医院”的医院文化是当今公立中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目标，也是现代化医院管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营造和谐医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医患之间的阴阳关系。当今社会，医患这对阴阳关系总体上是平衡的、是好的。但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在增加，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阴胜阳虚，一方面，患者阴方的要求和维权意识在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医者阳方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在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阴阳两个方面入手，即要“降阴升阳”。

一是要“降阴”解决患者这一方的矛盾。要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真正做到“视患者如亲人”，“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将解决广大患者最感急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做为医院服务的主要宗旨，强化服务意识，全面推行人性化医疗服务，以患者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医院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升阳”解决医生这一方的矛盾。充分调动医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作为知识经济下的公立中医院，同样也是一个中医技术密集型的单位，是研究高新技术应用最广泛，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因此，现代化的公立中医院更要靠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来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打造自己的品牌，先进的技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实施，人是最重要的承载者，只要赢得了人才，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医院应该培养树立员工终身学习的理念，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发”的学术氛围，让员工认识到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医院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1]。

3 小结

篇2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篇3

    一中医通过长期亲身体证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对人体(包括外界存在物)进行有意识的取“象”达“意”的思维过程。

    首先,观物取象是意象思维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先民们看来,宇宙事物的存在无不有着“见乃谓之象”([1],p.240)的特征,因而物呈现于外的是它的现象、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物之象,表征了万物显现于外必有“象”的涵义。《易经》有天象、地象、人象、事象、物象等,《内经》有气象、藏象、脉象,这些统统被称为“物之象”。它是以观物取象为前提的,是对万物存在样态的揭示,却有着“属人”的意义(如由象及理的推论)。因而,它的内容富于客观性的成分,同时充满着主观性的色彩,是有着立于客观物之上的主观认识性的活动结果——象思维。象思维是一种人类认知性的活动,最早有着广泛的“符号学”意蕴。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中,象与数息息相关,基本上蕴含着有象便有数的道理。《周易》记载着“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p.237)的大宇宙象数之理。在《内经》理论体系中,“气”、“阴阳”、“五行”、“六经”和“五运六气”等基础性概念,都内涵着象思维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组合原则构成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有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p.8)、“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2],p.291)及“天有四时五行”、“人有五脏化五气”([2],p.19)等的符号理论系统。这些揭示了观物取象活动,是意象思维的基础。其次,“以言有物”是由象达意的中介。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3],p.593)从一般交往意义上而言,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有了“言”“,象”便有了解释学的意义;换言之,“言”是解释“象”而达“意”的工具。中医诊断讲究“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2],p.62),就是指通过充分表达的言辞来传递人体“象”的内容和意义,从能揭示出人体内在运行之态。这是用言语诠释“象”的形式,表明了言是连接象与意的中介,言的外化则为象,言的内化为意。也就是说,言以活生生的象为造型,又有活泼泼的意为底蕴,因而有着象为言之形式,以及意为言之内容的现象。因此,中医哲学蕴涵着由象形符号向意义符号的转变,为一种嫁接于言语上的由物象的本身性向思维的运用性的转向过程,而有着诠释化的表征意义。换言之,它是由象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往由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向。这种符号转向机制在中国哲学中是独具一格的。然而,虽然象征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但二者已分殊为两种系统,最重要的是语言只能起到帮助象表达其意义,却不能直接地、准确地表达象的“真意”,而且“仅关注‘言’而忽略‘象’只会得到残缺不全的圣人意图”([4],p.11),因而这有着虽尽言,但非尽意的缺陷之现象。中医也是提倡不要拘泥于言语,更多在体悟象的无穷所示。但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虽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体本然,但离开语言的表达形式,思想的交流与传承就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况且,通过人的想象空间来达意,语言能够起到辅助、释义和弥补的作用。因而在达意方面,人们并不主张单纯以“象”尽意,或以“言”尽意,而是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因为由象达意需要主观性的感悟,感悟者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对于象的理解,故而中医有“圣医”与“愚医”的理解上的差之千里之别。第三,“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象思维和意思维矛盾概念。“立象以尽意”最初涵义是《系辞》对《易经》的哲学阐释,旨在于尽可能立有限之象,用简易之理来表达无限之意。但立象又不可以完全尽意,有着立有限之象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尽无限之意。如此,便出现了“立象”能否“尽意”的质问。王振复认为在“尽”与“不尽”之间([5],p.20)。然而,无论是“尽”还是“不尽”,但其旨意在于“得意”。这是一种目的,是由万物之“象”来显现,主体能够通过观象来认识万物,以象来表达事实、真实,获取真意,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此时,“象”的存在意义被转移到“意”上,就可以舍弃“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谓的“得意而忘象”。对于这点,中医哲学由内及外的超形态的整体性藏象思维,是不局限于现象的,而做到了“得意而忘象”之境;不过,其前提是以“立象以尽意”为基础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矛盾概念,然而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进程、境界;前者是必要的,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有前者未必定会达到后者。像“庖丁解牛”就是通过肢解大量的牛而得其意,能够达到“神遇”的娴熟地步,也就实现“得意而忘象”了;若没有大量牛的“象”作铺垫,是无法达到此地步的。中医除了通过“立象以尽意”的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达到“得意而忘象”的地步,还要有行医者的聪慧悟性而达此境。在中医哲学的藏象思维过程中,观察与抽象并不分离、独立,而是融为一体。其表现为感性认知与悟性感通的合一,是象寓于着义、义却依附于象,二者不可分离而合则为一。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既是必然的联系,但又不是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仅得其一(但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兼之),只是前者为基础性,后者为境界性;前者更多讲究渐进性,后者更多讲究突变性而已。

    二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经验知识基础上运思出的原创思维。

    它表征了人们通过直观感悟存在物(如世界、人体)的认知、推理过程,即通过提取人体与万物的共相特征,使其富有一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形成为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属性、概念。中医在知识获取方法上即如此,其中的意象思维就是主张取类比象获取知识的,表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6],p.314)。具体言之,取类比象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它是辨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类比象的方式多种,有人体官能比附宇宙,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第一,意象思维是以“真实关系”为理据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生命的认识是以“象”思维来达意的。象的本质是人体以天地自然的认知为基础和载体的,能够自觉地借助象思维获取知识。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哲学是主张人体内脏腑存在着一定互为协调的和谐关系。那是因为世界的各种物事及其现象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人体的活动也具有这种“实在的关系”;同时,人具有“可察知的关系”的能力,通过揭示人体与世界存在的规律,来反映人体本身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统一与协调。中医基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析理基础之上,揭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关系、人体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体内的脏腑之间的关系为“真实关系”来模拟存在性,借助阴阳、五行、气、象、数、正邪、虚实等符号和语言,来反映人体生命的运行和诊病理论。中医哲学所描述的万物生化的自然之道在于五运六气的变迁,以及人体内部与脏腑之间的存在关系,都是源于一种“真实关系”,而表现为“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2],p.19)之法则。由此看出,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是丰富的,而由其所孕育的知识更是充实的。中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这体现了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体系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内含着相似或相类事物的比类在思维中获得整体联系性的状态。不过,此种联系是凭靠理性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的整体形象来完成的,既拥有一定的数据和指标又有灵感共同来维系。其中,意象思维是与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体系的要素。第二,意象思维是融通理智活动与心智活动合一的载体。在获取知识方面,爱因斯坦便曾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取“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7],p.344)。中医哲学就是讲究立于人体系统论之上,通过经验考察把人体的存在与发展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知识。中医的阴阳五行符号则灵活地运用着原始化的概念和关系,通过阴阳五行的符号化组合和变换,而将自然与人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以简洁和明晰的符号系统来认识、解释和模拟宇宙自然万物。而且,中医通过由象达意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表知里与司外揣内的相对待的分析方法,从而把握人体有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生理病理信息,建立了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使中医藏象理论体系具备了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知识。而且,中医哲学讲究“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同科学观察、心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把感觉和观察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观察到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并且能感觉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然后这就成了不仅反映我们感觉到的而且反映我们观察到的东西的一种方法。它还是自我反映的源泉,自我反映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质、心智或自身。”([8],p.9)譬如,中医讲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而达到“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2],pp.40-41)之境;而且,这种特殊的功用还能“德化者气之祥”([2],p.151)和“德流气薄而生者也”([2],p.222),有着一定意义的作用和功能。因而,意象思维是对观物取象的超越,而富于德性之情。所以,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不仅在感,而且在情。这是将理智与德性相统一,表现为由内及外的心知(心智)活动与理智活动的不二,这是中医哲学获取知识独特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的基本方法。因而第三是,意象思维有着知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中医讲究象的动变之理,注重物的功能,而不是结构形式。在意象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中医哲学滋生出“恍惚之数”的模糊性概念。必须承认,这种模糊性是建立在人体直觉感悟之上的整体把握,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存在内在联系的。它强调相似事物的类比推理,注重整体上的易于辨识,不必讲究细节上清晰。中医的藏象理论就是基于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经过大胆想象、体悟和创新,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学之独特理论。这一理论反映的是人体内脏腑功能系统之间多要素、多维度的非线性复杂联系,蕴藏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功能系统构成的脏腑关系网络。正是在直观整体思维指导下,中医“藏象的‘取类比象’不是靠精确的数据、指标来进行使人信服的推导,而是靠具有模糊性的整体形象,使思维得到启示触发,在思维跳跃中取得逻辑联系”([9],p.33)。但是,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精确。金哲认为,中医藏象理论的思维逻辑主要是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模糊和精确的有机统一”([10],p.1166)。它体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体道悟神,在忽略某些细节的情况下反而会使得整体的把握更加整全,有时却更有的放矢。而且,模糊之象还能激发想象力,有着思性的特征,能够拓宽医者的思考空间。这一思性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由形下“象”而形上“道”“神”是只可明道悟神,而不可言说的;因而,其二是重视“道”“神”的亲证体悟;其三,追求“道”“神”目标的途径是整体身心的修养,而不仅仅是掌握某种知识。这种体现的“至道在微”“神用无方”的特征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辩是不同的。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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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3.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86-02

中国文化元素中的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广告发展具有其重大的意义，中国的广告应该善于运用中国哲学思想，从而使中国哲学思想不仅符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以便在广告创意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广告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将是如何正确的传达信息以及传达怎样的精神主旨。只有挖掘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立足于世界广告之林。也只有挖掘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在创意经济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一、中国哲学思想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哲学是精神文化的最高形态，价值观又是其核心。在塑造人以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文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广告创意蕴含着广告的精神与生命，广告创意的思想内涵也受创意人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影响。

人的见地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自身的反思甚至对于人生价值、生活理念的洞察中都可以寻觅到哲学的影子。广告创意就是广告人运用个人知见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告创意与哲学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关联，其关联可以概括成如下三点：首先，哲学认识的客体，即广告创意的素材来源于客观世界。可以把广告人的创意活动理解为其对头脑中已知事物进行的再创造，因此创意人的思维广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的影响。其次，广告人作为广告创意的主体，不仅需要深入的洞察和摸索消费者内心的诉求，同时还要精确的把握人类普遍的价值和情感。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思考有利于广告人增加对人性的理解，让广告创意更加深入人心。最后，从根本上探寻从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哲学的目的，而广告创意恰恰是商品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商品被赋予何种意义，不仅能够反映出广告人的人生智慧，也是促使消费者对人生的思考的一种动因。由此可见，不难发现广告创意的社会使命和哲学具有相似性。

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扬弃，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主流价值观——儒、释、道。以孝悌忠信的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儒文化、以旷达逍遥作为生活理念的道文化以及将心无挂碍视为人生境界的佛家文化，是国人所渴望的理想生活的展现。同时，以上种种文化因素也根植于广告人和消费者的内心，并且广告人对此理解越深，其广告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感就越大。所以，提高广告人的中国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长河中所提炼出的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精神，往往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常见题材，例如中国人注重情义，爱好“仁爱”、“孝道”这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美德，再如中国文化中回归自然、淡定超脱的人生境界，越来越多的现代中国人将这种写意精神视为自己的生活哲学。要想在消费者中取得高层次的心理共鸣，就需要在广告创意中体现出这种国人所看重的精神和情感。

作为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的天人合一精神，其最基本涵義就是渴望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向往和谐的理念。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些广告中，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着广告的表现和大众的接受度。例如白沙集团所做的电视广告，其广告词“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就以试图表现出一种宁静柔美的自然美感，来激起人们对自由和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与自然相融合的感悟。正是由于白沙集团的电视广告充分地挖掘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唤起了大部分国人都具有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特殊情感反应以及诠释出了一种极致的东方美感——“自由之美”，从而成功地引起了广告受众愉悦的心理体验。

不难发现，人际间的关系向来为中国人所重视。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仁”，爱人是仁德的核心。仁者爱人，孝悌是其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手足之情。以亲情为基础，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泛爱思想，表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浓浓的人情味。中国哲学思想精髓的体现可以提升作品的内涵，中国哲学思想运用的最高境界是展现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奇妙意境，同时将精神文化的共通性融入到国际的审美视野中去。如雕牌洗衣粉《下岗篇》和央视公益广告《洗脚篇》，都是以亲情和孝道作为主题，以相较于西方的理性诉求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形式，弱化具象的文化元素，同时恰恰符合了中国的人情世故以及传统价值观念，在中华文化圈所辐射的范围内引起更大的共鸣，从而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广告创意与哲学的密切相连不仅体现在认知和理解客观世界以及对主体自我的反思上，同时也体现在不断探索人生价值观念上，可以说广告创意的思维方式是受到广告人的哲学认知的深刻影响。

二、中国哲学思想在广告创意中的表达

广告创意在运用中国哲学思想时，既要注重从“形”更要注重从“神”的层面上来构建中国风格，从而表现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持续影响民族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在广告中运用这些哲学思想可以对现代广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为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方面提供传统理念的同时，也对现代广告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宗主张口传心授、心心相印，从而衍生出一套独特的象征式语言来感受禅的意境。作为“禅”象征式语言的体现“佛祖拈花，迦叶一笑”，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禅宗表达方式就被许多优秀的广告作品所采用。道家所提倡的道常无为法自然的哲学主张，随着对人性回归日益注重的当下，这种社会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在影响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影响着广告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告创意设计才会耐人寻味。

综上所述，在广告创意中应用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元素不乏是一个新思路。在广告创意中应用中国文化元素时，除了具象化的元素符号外，中国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那些中国人内心的深层情感和特有的精神观念。当满目充斥着中国文化元素的视听符号时，也许另辟蹊径将成为突破瓶颈的重要手段。在广告中运用具体的元素符号也许能使受众在短时间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使人常驻于心、回味反思的却是那些关于精神、情感、观念方面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元素中，更高境界的创意表达是抽象的精神情感元素。但在使用时对广告人的素质要求也更高，其产生的效果和作用也更为明显。它需要广告人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化于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的自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人伦价值观等，深刻地洞悉中国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等。此外，脱离了具象中国文化元素符号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的，也有利于折射中国文明、弘扬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广告独特的创意源泉来自于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国际广告作品中，各国设计师善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形象符号，鲜有人会透过或华丽或朴实的表面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推崇的抽象精神符号。总体来看，广告创意中使用中国文化元素“有形”的物质文化相较于使用“无形”的精神文化所占比例更大，但是真正能够传达中国风骨的题材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将中国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崇尚仁义孝道的品格展现给世界，让世人了解中国精神是中国广告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中国哲学思想在广告创意中的切入点是将现代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思想相结合，提炼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将它们以某种巧妙、智慧和令人信服的方式融入其中，并以通熟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色，从而达到引导当今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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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庸蕴含的主要思想

“中庸”一词始见《沦语・雍也》，“子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矣。”在此，孔子以至德评定中庸，但从他对中庸的理解和运用看，实际体现的是对客观事物度量分界和矛盾构成及其转化的认识。“中庸”被很多人片面的理解为“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诚然，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并非中庸思想的全部。“中庸”的“中”就是正或正确，合理；“庸”，用也，“中庸”即为用中。区区二字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是“尚中贵和”的民族，并以此而著称于世。“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是贯穿儒家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儒家的“中庸”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理解“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我们今天也在用，读作zhòng，如“你这话很中听”的中就是这个含义。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儒家的“中道”的“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即是符合“礼”。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于指人的内心世界。《中庸》之所以用“中”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来阐明中庸之道。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当今教育的指导和影响

（一）要全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各项素质与能力。正确认识教育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德育为基础，力求做到各育之间全面和谐发展。儒家将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和选贤任能的一项重要标准，其目的是想通过中庸实践，以最佳的效果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人际关系有序化、和谐化、规范化。这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确立的教育四大支柱之一“学会共同生活”中强调的理解他人、友好相处、团结合作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二者皆强调将德育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以德育为基础的同时，德、智、体、美、劳共同和谐发展。

（二）组成社会教育的各要素之间应该是和谐的。在自然、社会、环境、学校、家庭以及教育内部德、智、体、美、劳各要素之间，师生关系，乃至教学过程中的诸种方法、手段的运用等等，都应该呈现出协调、配合与多样性的统一。这样一种和谐的教育无疑能使学生产生愉悦，从而自觉、积极的进入到学习状态中去。

（三）要促进教育主体，即学生的全面、主动、和谐的发展。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充满自信、主动投入、自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发展方向，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个性特长得到优化发展。中庸的和谐教育就是以“中”、“和”的哲学理念为指导，以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人的自身发展需求相和谐为宗旨，协调并整体优化各种教育因素和资源，创设和谐的育人氛围。

三、小结

当代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必定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必须闪烁着中国传统哲学之光。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避免全盘西化，切不可“数典而忘其祖”。对传统教育哲学探究的主要目的，是汲取中华文化的博大智慧，并为现代化教育服务。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研究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在兼容并包的环境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1]黄伟简析中庸思想的内涵和特征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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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由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使数学家致力探索事物内外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在数学各分支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若干成果.借助勒贝格测度及一般抽象测度的积分理论，1933年苏联科学家柯尔莫戈洛夫提出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结构.可见概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积累、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在实践中去伪存真.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进一步追求哲学基础与原始概念分析的深化与归纳逻辑的完美.概率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理论基础，阐述概率理论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关系.概率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类比和归纳思维等.概率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归纳思维.在文艺复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推理思维是演绎思维，归纳思维是不受重视的.从重演绎到重归纳是一场思想革命.哲学史上对其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的培根，在其巨著《新工具》中大力提倡归纳法.归纳法虽然是与演绎法同时存在的逻辑方式，与演绎思维不同，归纳思维使人们更有可能把看似无序、偶然性现象与自然界的有序、必然性现象联系起来，而概率论反映的就是从大量随机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稳定的规律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所产生的研究方法使人们理想当中的稳定的规律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概率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包括必然性与偶然性、随机现象和统计规律的客观性等.事物的发展过程，既受必然性的支配又受偶然性的影响，认为只要无限制地增加和控制条件，偶然性就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概率论所研究的是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而概率哲学思想是揭示隐藏在偶然性内部的客观规律.随机性也是自然界运行的一种模式，深入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因此对概率论随机现象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认识论价值.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界限是否存在以及随机性本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至今仍是概率哲学家的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哲学领域，构建概率论理论体系的方法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科学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发展.19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Kelvin)勋爵说过:“数学是唯一有用的形而上学”，数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概率论所取得的成就超乎人们想象，使哲学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借助于概率论的成果重建新的解释体系，使科学哲学范围得到了惊人的扩展.因此应当大力倡导把科学哲学与概率论看作协同发展的系统.

创新性思维是超越一般思维的“高级思维”，本文介绍教师如何讲解概率论才能启发学生创新思维.数学家赛尔伯格说：“数学的内容一定要重新斟酌.应该增加一些涉及如何发现并令人振奋的内容.”在备课过程中会发现，许多对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是广泛涉猎的杂家，既是数学家又是经济学家，或是物理学家的都不足为奇，如拉普拉斯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然而，有的学者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如帕斯卡除对概率论做出突出贡献外，还是有名的哲学家，写过哲学名著《思想录》；伯努利不但是数学家，还获得过艺术硕士和神学硕士学位.这说明看似是两个文理不同的方向，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各门学科都是相通的，甚至是文理科也是如此，教学中对此适时做简单介绍，引导学生广泛学习，重视各个学科的融合，为创新思维提供参考素材.归纳思维是从大量的事物和现象中抽象出共性和本质的东西.拉普拉斯说：“分析和自然哲学中许多重大的发现，都归功于归纳方法.”例如，伯努利大数定律表明:大量重复做某试验，某随机事件的频率将在某数值附近波动，且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稳定在一个定值附近.即：设nA是n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A发生的次数，p是事件A在每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则对于任意正数ε>0，有（式略）这一定理不仅给出概率的统计定义，还推动了概率极限理论的发展.大数定律体现了哲学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在概率论教学中应启发学生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辨证思维和归纳思维.即以随机数学原理解释客观世界存在的偶然现象，改变过去确定性的、唯一性的思维定势，完善简单化、经验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拓宽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启发学生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例如在介绍事件的独立性时，除了用概念P（AB）＝P（A）P（B）外，还有条件概率P（A/B）＝P（A）也就是说，事件B是否发生对事件A没有影响，这是数学语言的客观描述，而在实际中，我们在判断两事件是否独立时，主要是通过主观上判断两事件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否相互影响.在教学中突出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及时进行哲学反思，才会给学生更深刻的启迪，而不是单独开一门数学史的课去了解.笔者认为这是创新教学很重要的环节，而现有概率论教材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

概率论的哲学思想和归纳方法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了解这门课不断演变的的思想方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对于概率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进步，更为详实的历史描述和全面的专题分析还有待将来去完成：（1）概率论发展的文化、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2）如何有效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的研究；（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课程重建。

作者：李静 单位：德州学院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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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6-0 -0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R克思寓居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所以又称《巴黎手稿》。当时，欧洲的各个国家陆续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发展，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上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中心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异化”思想。

一、《手稿》中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即是“异己化”，“异化劳动”即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己化的东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越发达，生产水平越高，劳动者就越贫困。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和人之间相异化，人和人之间相异化。

首先，马克思在文中提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讲，它的生产技术越发达，他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越多，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就越少，所以劳动者通过它得到的财富就越少。“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导致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存在异化状态，因为在劳动者看来，“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应该是人类的本质所在，人们劳动是对自身一种需要的满足，然而正因为异化的存在，使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为了报酬，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再次，马克思还提出了异化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之间的异化。他说道：“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一带有人类意识指导的目的性活动本来应该使得人与动物相区别，但是异化劳动使得人和动物一样将劳动仅仅当作生存的手段。而且正是由于人与自身相对立，那么人与他人之间也是一种相对立的状态，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异化劳动加深了阶级矛盾，使得劳动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之间竞争加剧，关系恶化。由于在社会中人们都是为了自我生存而进行劳动，那么自然就会导致各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的异化的表现。

马克思在文中非常深入的分析了这种“异化”思想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危害，给与其严厉的批判和谴责。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劳动的现象使得统治阶级能够更加残酷的压迫无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幸福，从而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工人阶级沦为一个精神空虚，丧失自我，失去对生活本身的追求而单单追求生存的完全异己的存在物，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他越是努力工作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会导致他的愈加贫困，也就是说他越是追求生存，就越是生存艰难。

二、研究“异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越发展，工人越贫困。而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尤其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自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较19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异化”现象是否也逐渐消失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相比较19世界，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已提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依旧巨大。资产阶级掌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一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依旧非常艰难。此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越来越多，人际关系日渐被单纯的经济关系所取代，人们的相处愈加冷漠。所以，在当今社会之中，研究“异化”现象依旧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涌现，似乎也陷入了一种“异化”的困境之中，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行业差距种种现象亟待解决。与此同时，“异化”现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人的类本质与自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异化。在当今我国的社会之中，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人与人之间缺失了起码的信任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诚信缺失问题，问题，利益成为了一切人类的行为活动之中的终极目的，人们在行为活动中开始将行为带来的利益作为评价行为活动的标准。这正吻合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到的人的类本质和自身的异化现象，人们将生存作为人的本质，劳动仅仅作为生存下去的手段，而非人的本质需要，而这种人与自身本质之间的异化现象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遏制此类现象的继续发酵。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只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才会减少对物的依赖，进而不被物所控制。其次，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对劳动者本身的关注。国家和政府应该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和改革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保证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劳动者的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帮助劳动者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财富观，进而创建起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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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79-01

悲剧意识是对人在生命过程中遭遇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等现实的悲剧性的感知以及面对这种现实的悲剧性的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抗争精神。悲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烙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充满苦难也充满奋斗与抗争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了完整的悲剧意识。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政体结构、宗教意识、伦理规范和哲学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悲剧意识呈现出不同于古希腊悲剧意识的特殊性、复杂性。仅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儒、道两家，对悲剧都有着自己的阐释，对中国悲剧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儒家所持的是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主张人在活着时，应当积极有为，不虚度此生，只应关心生，不必想到死，当死亡来临时，泰然地迎接它，对生命采取乐生安死的态度，应当快乐地活着。《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衰老是自然规律，是令人悲哀的，孔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人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真是人生在世，无往而不乐。

儒家哲学对人世悲情苦况的态度是“哀而不伤”，即“虽然悲哀但不至过分伤痛”，这是孔子“中庸之道”在悲剧意识上的反映。如何达到“哀而不伤”，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呢？儒家强调修身，强调节制自己，以维护家庭与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修身的标准即是“礼”，用“礼”来规范那种充满不平与抗争的原始形态的悲剧意识，以达到“中和”。

因此，儒家理想本是想避免悲剧意识的产生的，但“儒家在创造理想的同时就预创了悲剧意识”。以“礼”规范的结果不是消解了悲剧意识，而是使中国古代原始的悲剧意识发生了扭变。儒家把个人道德修养看作人的生活的最高层次，德比艺更重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中国的志士仁人设计的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正、诚、修”就是要征服和压抑各种不符合文化之礼的意识，达到道德自律。但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只注重全社会的安定和谐，即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稳固，它要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却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每个人不再是活泼自由的生命个体，而成为社会中固定的道德角色，被框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里。然而，生命主体的冲动，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人的天然本性，如果被压抑的意识本身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话，它会不断地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冲冒出来，这就必然要违“礼”，产生与“礼”的冲突，产生悲剧。“礼”的力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无处不在，使人无法逃脱。在情感上，在心灵深处想要冲破“礼”，走向自由；但在理智上，在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又觉得应遵循“礼”，从而变得犹豫、彷徨，失去了反抗的力度。因此，“中国文化决不会产生托尔斯泰的安娜，梅里美的卡门这类悲剧，就更不用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和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呈现出了一种柔性，总是一唱三叹，一波三折，扭变为“在一个超成熟的庞大的宗法中央集权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维持这个巨大的家国体系的正常运作，即儒家理想的实现，总要自觉或被迫的为维护‘礼’而做出牺牲，如在政治悲剧中表现为忠臣义士为清君侧而前仆后继，在爱情悲剧中才子佳人们的个人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生矛盾，酿成悲剧。一个超级权力体系在‘礼’的规范中以‘内耗’来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

二、道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有人认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只关心现世生活，缺乏对命运的终极探究和思索，其实他们忽视了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老庄道家哲学中流露的对人生、对现世的的悲观与绝望，存在的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十二章）。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宗师》）。“人之生也，与忧惧生”（《至乐》）。道家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就是痛苦，有生就有忧，这种痛苦来自对欲望的追求，“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至乐》）。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永无休止的欲望尔虞我诈，生活充满了痛苦忧虑，毫无欢乐而言。《庄子》中还给我们展示了许许多多人类的不幸、罪恶、痛苦和悲哀，认为这世界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箧》）的是非颠倒的世界。“今之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处死的人积成堆，戴镣铐枷锁的人成行成串，被刑戮的人满目皆是，多么悲惨的世界啊。《则阳》篇中假借柏矩之口，哀悼被刑示众的僵尸，控诉虚假道德的伪善，哭诉统治者的残酷，哭诉了这罪恶的世界。在《至乐》篇中，庄子假借与髑髅的交谈，表达了对痛苦的现世的绝望，认为“死者不愿复生”。人生充满了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因此庄子“看似乐观放达，逍遥自乐，其实骨子里是整个的悲，悲得再不愿回到‘文明’的现实生活，甚至悲哀得不愿再回到‘人世间’。旷达只是悲的表象，逍遥的背后是对整个现实社会乃至对人生信念的幻灭。”清人胡文英就曾指出：“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道家悲剧意识虽不像儒家思想那样经统治者的提倡居于正统地位，但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士人的思想意识中，从阮籍、嵇康到陶渊明，从李白、司空图到坡，从李贽、汤显祖到曹雪芹，在这些杰出的文学家身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庄子的悲剧意识在闪光。

面对这悲惨的世界，痛苦的人生，《庄子》主张“忘”，《庄子・天地篇》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所谓“入于天”，就是与大自然合二为一，超越死生，也就超越了痛苦。面对世间万象能够不喜不怒，无忧无乐，安时处顺，恬淡自然，这就是“至德”之人。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超然物外的逸情。《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是与儒家入世相互补的出世与超脱。虽然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悲剧性，但却追求虚无，消极避世，追求一种空灵与超然，因此“西方由悲而崇高，故悲得惨烈，中国由悲而旷达（主要指庄子的悲剧意识），故悲得深沉而飘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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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科学研究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基础,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空谈科学研究。药学科研领域的研究,从最初的开始立题、立项就决定了该项工作的方向是否正确,从而最终决定该项科学研究是否会取得好的结果。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本看起来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所谓的幻想也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下,在客观条件成熟时则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在构想药学科学研究框架的时候,既要脚踏实地,用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去看待问题,客观地研究事物;同时又要敢于大胆假设,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破常规,打破枷锁、摆脱束缚,实现科学思想上的飞跃。任何一个药学科研工作者都必须明确,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正确运用客观规律。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某个脏器出现病变,必然导致相关联的其他脏器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突破了量变的范畴,即发生了质变,就会造成病症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进行药物研究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人的整体性、作用性和复杂性,实验设计要尽量做到更周全、更详尽,以有限的药物取得最大的治疗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最大的科研成果。

    2科学成果的取得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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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死亡的先行体验

死亡是哲学关注的核心对象之一，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勇敢地直视死亡是智者面对生命最本己的东西而展现的“畏”，他不是畏惧，而是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有着清醒的认识。“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陶渊明其诗文中对死亡的体悟和坦然态度，与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极其相似。这种对死亡存在的坦然接受，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经常见到，但这种坦然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经过陶渊明思想反复挣扎最终达到的一种修行后的境界。起初他面对死亡或者说在想到死之将至时也会有焦虑有不安，“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他的恐慌与焦虑使他对死亡有了无限的悲怆和无奈，这种情感体验在《岁暮和张常侍》中表现得更意味深远:市朝悽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冽冽气遂严，纷纷飞鸟还。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诗人因岁暮而感流年之速、己之将老死矣，借着晋宋易代的感伤来抚慰人生不得长的苦闷与无奈，多寂寥沧桑之感。又如《杂诗其三》，“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这种对岁月难留、生命不再的痛惜虽然使人伤怀，但也体现了诗人对人生苦短、死亡不可避免的深刻认识。这种清醒深刻的认识使诗人没有过分沉浸在感伤中，反而是在看到死亡的客观存在后变得更加洒脱和释然，“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可以说是真正了解或看透了天地之化育者，“终当归空无”虽有人力不能改变之无奈，但更多的则是对万物终有时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洒脱的释然。这些体悟也使诗人明白人生既然苦短难留，则应当及时行乐不辜负岁月良辰，“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又如《游斜川》中“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都表明了作者推崇及时行乐的生活原则，他的及时行乐不是消极的厌世，而是对不能逃避的死亡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如其《连雨独饮》中所言: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诗人开篇“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一句，就点出人在运行不息的天地之中必然会有一死的客观存在事理，接着写面对这“人生不满百”的慨叹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采用吃药服食成仙的方法真能够与天长存吗?作者对此抱着质疑的态度:“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虽说借酒可以飘飘欲仙，然而“天岂去此哉”的现实还是不能摆脱的。一句“任真无所先”点中了诗人的心迹，其独任自然的心态，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以及“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那种反省人生谈论生死的坦然，都蕴藏了深刻的人生感慨。陶渊明最令人佩服敬仰的，除了他能够泰然面对死亡外，更在于他能够大胆把死亡照进现实，在此在生的状态下去感悟死。在《挽歌诗其一》中他旷达坦然地诉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又如《挽歌诗其二》:“欲语口五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他勇敢猜测自己死后的情景，并大胆想象亲朋好友的反应与状态。在死后这一幅幅画面充斥脑海浏览一遍之后，他彻底悟透了生死的真谛，所以发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旷达感叹。

三、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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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声声不息的发展动力。彝族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文化支脉，它在最初形成的背景条件下，诞生了属于本民族的一套“符号―语言”表意系统，也是优于其他民族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通过对古代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分析彝族文化和习俗中的解释意义，更加助于我们探讨古代彝族文化中哲学内涵。同时，也体现了对本民文化的肯定和尊重。

一、彝族文化中的二元哲学说

众所周知，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在我国出现已有千年历史。最初在原始社会时期，彝族祖先开始信仰万物，认为万物有灵，祭祀自然神灵，逐渐形成了人们对神灵的崇拜。至彝族古代社会，经过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人们传统观念遭遇冲击，出现了人神相争的神话传说。随着历史的变迁，彝族社会在进入古代文明后，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人文宗教，出现了君权神授的统治格局，在人间形成了君臣师统治集团。这种现象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经济行业神和伦理道德神的对立，同时，也导致了人间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信仰差别。

据中国彝族文献资料记载，古代彝族文化中便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观念。在几千年的古代文化积淀中，在天地人同存的宇宙中，既承认物质本原，又相信神灵本原，神灵本原又是以物为依托。因而，形成了古代彝族文化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特殊表现形式。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使中国古代彝族人对世界的认识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们既认为世界是由精气物质及精气物质运动的生成物质构成，也承认它是由一种超精气的物质力量主宰人类生存世界。

古代彝族文化中还存在关于鬼神说的论争。自始以来，古代彝族人的观念中存在鬼神，他们承认人的肉体和灵魂二者可以分离，认为灵魂可以超越肉体而寻找新的寄托肉体，或游离为鬼神，导致人们陷入了不可认识论宗教由此而产生。古代彝族人认为大自然、社会的唯物主义和神鬼冥界的唯心主义可以同时存在，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些不可解释现象，都归之神灵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以精气为基础。因此，古代彝族文化中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寓于其中。

二、彝族文化中的“形影”说

彝族是极具魅力的民族之一，彝族文化资源底蕴丰富，古代彝族文化更是神秘难测，今天我们一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古代彝族的先民，在其独特的环境中锻造了智力和实践能力发展，在母系社会发展时期，人们便发现了阴性和阳性两种物质精气。同时，彝族先民们睿智的大脑中形成了物质精气的“形”和“影”，作为交际工具的图画及文字。在文明社会之前，图画文字演变为象形文字，进入文明社会后，象形文字发展为表意型彝文。这种“形、影”演变进程，显示了古代文明下彝族文化的巨大内在力量。

作为有形有影的彝文字体，它是精气物质的第一个基本属性。古代彝族人们认为形和影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从大自然的山川河木、动植物到有生命机体、再到人类族群，无不具有形和影。反之，无“形、影”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如天文、地理等也是有形影。因此，形和影作为事物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包含了一切有生命机体的事物运动依附于其中，塑造了古代彝族文化形影说存在此中。

三、彝族文化中的数、量变论

古代彝族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丰富。首先，数变也称为量度，是精气物质中的一个因素，数变有奇偶之分，奇数为阴，偶数为阳，由阴阳的变化引起了数变学说，奇数变为一、三、五、七、九，偶数变为二、四、六、八、十。所以，古代彝族人们认为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是由奇数变和偶数变引起阴阳发生变化。乾坤上下运行，则白昼和黑夜相互更替，而白昼刚性黑夜柔性，两者刚柔结合使得昼夜交替趋于规律化。再者，一年十二月按八节气划分，立春和春分，立夏和夏至，立秋和秋分，立冬和冬至，气象流程有分明，八节时度相生圆。此数变致天地四方风调雨顺，亦有其规律可循。

其次，彝族文化中对属相的解释也离不开精气元素。彝族先辈认为十二层天下充满着清浊气，不断变化产生万物。古人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属相，苍天十二方主管乾坤天地大事运生生物。概而言之，人们所知五行相成十二属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方，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根由产生，亦如乾气运生星云太阳运天道，观察运行依道法推理。因此，清气升浊气降产生乾天坤地，清浊气结合又使天空明朗、天地灿烂。

最后，彝族文化中“质量”互变说也集聚古人哲学思想，它融合了古代彝族先辈对自然界及社会发展的“先天”认识智慧和经验。在《天壬地癸》、《九宫八卦》等文献记载中，讲述了自然界动植物及人类社会发展，其过程是经过量变引起质变的完整发展进程。同时，古代彝族人也认识到自然界处在不断发展运动之中，量变到质变的生成与转化即是推动人类社会从落后向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彝族文化中精气所引起质变学说。

总之，通过对古代彝族文化深入细致的分析，探寻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文化印记，探索古代彝族人们创造文化时积淀出大量哲学思想。一方面使更多的彝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确立新的认识，另外，对继承与保留古代彝族文化资源也响应了时展的口号，更加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李绍明，冯敏.《彝族》[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普学旺.《彝族原始宗教绘画》[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4]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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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楚意识形态学说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先弄清楚什么是哲学体系？尽管对这个问题有不少争论，但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该书中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是分离的，而马克思的哲学使命则是：在历史领域中实现唯物主义的变革；旧的独立的哲学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哲学本质上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没有创造过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

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上面的问题也就转变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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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就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而言，贯彻和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是非常自然和有利的。

1.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自然界一切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目前实验上已发现的基本粒子有400多种，其中的质子和中子构成了原子核，原子核和电子构成了原子即化学元素。现已发现的112种化学元素又组成了单质和化合物，进而构成了我们身边的物质；日常生活现象如蒸发、沸腾、凝固以及物质可分割等，都进一步说明了分子的真实性；质量守恒定律证明，即使经过化学变化，原子之间也只是进行了重新的排列和组合，反应前后的总质量始终保持不变。

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恒的

物质运动形式多种多样，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自然界中，岩石的风化、钢铁的锈蚀、塑料的老化以及碳、氮的循环等无不说明自然界中的物质都在不断变化；胶体的性质、物质的三态变化、溶质的溶解和扩散等，也无不揭示着物质分子的运动；用加热、搅拌等方法可以促进溶解，是因为这些方法使溶质分子加速运动；电镀、电解质的电离、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及其电解等内容，不仅可以进一步使学生确信离子、电子的真实存在，而且这种哲学思想还使他们进一步学会从运动的观点来理解这些现象。

二、自然界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表明，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我们绝不能孤立地去看待事物。在研究物质变化时，一定要让学生从物质或现象所存在的条件中去研究它们的性质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真正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

工业合成氨的反应是培养学生树立“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观点的典型反应，为了获得氨的最大产率，必须逐个分析温度、压强、催化剂三者对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影响，而后再综合考虑三者的影响，以寻求最适宜的生产条件。这样分析问题，不仅把合成氨的生产条件讲得清楚、明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能力。

三、矛盾的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矛盾是事物自身包含着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是始终不可分割的。人们要想科学地认识事物和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学会对具体的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

1.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

化学平衡与其它平衡一样，也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这是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又如物质的可分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物质的不可分性则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物质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的对立统一。

2.矛盾着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化学平衡、电离平衡和沉淀溶解平衡，当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平衡后，若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平衡就被破坏而发生移动，在新的条件下，又重新建立起新的暂时的平衡。

四、质量互变规律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当矛盾的双方在斗争中力量的增减还没有引起依存关系的破裂时，事物将处于量变状态。而当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变化，从而使依存关系破裂，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量变引起质变有两种形式。

五、内外因辨证关系原理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外因不可能离开内因单独起作用。

氯酸钾在二氧化锰催化下加热分解制取氧气的反应中，氯酸钾分解是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要想实现快速反应，只有内因还不够，还必须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加入催化剂和加热是外因，对该反应起加速的作用。内因和外因同时存在于该反应中，缺一不可。

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促进了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哲学又为化学研究导航。希望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能够做进一步归纳和运用，以期不断提高学生的化学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