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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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气一元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是天地万物生存变化、消亡的根源。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气一元论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1气的特点

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运动变化自如，犹如生命的原动力。

1.2气与人体关系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空气。人的呼吸运动是生命的象征，吸是气体进人体内，呼是气体排出体外，呼吸运动停止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此外，人是一个运动着的机体，除了整体运动外内脏也在运动。

正因为气的特点与人的生命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故而中医学先贤们把气一元论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用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及治疗方法。认为气是生命的本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把人的生理活动增强与减弱的特性归究于气的变化、运动的结果。在病理上可把某些病理变化归究于气逆、气滞、气脱、气泄、气乱等所致。在治疗上则采用补气、降气、行气、固脱等治疗方法。把那些具有某些药理作用的中草药分别归属于补气、行气药物等。

在气的理论引入中医后，能比较生动地解释了人的某些生理、病理现象。使中医学便于理解、学习、推广。这对当时的医学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现代西医学的引入与发展，相比之下这些解释确实显得过于简单化，不能精确地反应出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也不能精确地反应人的解剖、生理、病理变化及药物的性能。如：呼吸之气。现代西医学已精确地认识到气体在肺及组织的交换过程；气与能量的代谢过程；局部与整体的调节过程等。

根据现有的西医研究资料显示：人体的肌肉运动、能量代谢、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及细菌、病毒感染等与中医学中的气所阐述的生理、病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西医成果引入到中医的气的理论体系中，就有可能进一步延伸气的范围，使气学说能与现代科学接轨，以此来指导中药治疗可能会更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疗效。如：甲减、贫血、肌炎、重症肌无力、肿瘤放化疗后等都有可能表现为相同的气虚症状。对此，我们是否都要相同的补气药？若根据西医的病因病机的不同再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哪味或几味补气的中药及相关组合对哪种病更有疗，这样对提高中医药的疗效及促进中西医接轨可能会更有意义。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宇宙间一切事物不仅其内部存在着阴阳对立统一，而且其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引用阴阳学说重点在于阐明什么？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2.1阴阳学说特点

阴阳本指物体对日光的背、向，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它与自然界的寒、热，光明、阴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2.2阴阳与人体关系

阴阳学说重点是阐述温热与寒冷之间的矛盾。人体是个相对恒温体，当机体温度过高或过低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在某些病理状态下人的体温会产生上下波动，体温的上下波动又会使某些器官活动产生相应的变化。此外人体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正因为阴阳的特点与人的生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故而中医学先贤们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用以阐述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根本规律。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阴阳学说的历史意义及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应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我们应当承认它的历史意义。阴阳学说引入中医学后，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人体的某些生理、病理现象。通过归纳推理使相关的治疗方法能够合理归类，使中医学便于理解、学习、推广。第二、我们也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用阴阳学说解释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及疾病的产生、发展和防治的过程，显得过于简单、粗略，不能精确地反应出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也不能精确地反应人的解剖、生理、病理变化及药物的性能，相对于现代医学已不能同日而语。如：现代研究证实热能的产生与神经、体液、肝、肌肉及酶化学反应等密切相关。发热与细菌、病毒、霉菌、螺旋体感染及肿瘤、免疫、体温调节异常等有着密切相关，其治疗方法针对性也更强。

目前中医阴阳学说是个相对封闭的医学体系，未能与现代医学及现代科学相衔接，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严重地限制着中学的发展，使中医一直在原地踏步。如果我们能把现有的医学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的阴阳体系中，它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并能与现代医学接轨的新的中医学体系。如：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最基本的作用是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寒热”两方面的矛盾，同时也是指导临床寒热病用药的标杆。那么中医学的阴阳与西医学的人体生理、病理到底存在着那些内在联系呢？根据现有的资料它与甲状腺、胰腺、肾上腺、性腺、垂体、下丘脑、血氧（血氧的交换、饱和、运输、离散等）、炎症介质、心肺功能、肝功能、血管活性物质、能量代谢中相关的酶及微生物感染等都有着密切的关些。若能把这些医学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的阴阳体系中，它有可能变成 一个相对开放的并能与现代医学接轨的新的中医学体系，可能会显著地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性质和特点，归纳为五个系统。这五个系统乃至每个系统之中的事物和现象都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从而构成一种复杂的网络状态。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五行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引用五行学说重点在于阐明什么？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圣贤们通过五行学说类比归纳，用五种物质将人体划分成五大系统，通过生克制化理论说明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统一体，同时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另外，还以此来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五脏病变的传变，指导疾病的防治等。五行理论的引入，使中医理论框架进一步完善。但对于复杂的人体仅以此五类物质来进行类比归纳、演绎，在当时可能就显得过于简单、粗糙。它明显带有勉强与不完善性。

随着现代西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认识得都比较清楚，五行学说在阐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几乎与现代医学无法接轨、无法同步发展。

4辨证论治与中医学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辨证论治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体现，它的主要哲学思想即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针对这些发展、变化着的事物的处理方法也应当随之而变化。中医学主要运用辨证的思想来阐述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指导临床用药。辨证论治思想是中医学的精髓。辨证论治理论的引入，使中医理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医学得以更好地发展。

在实验医学出现之前，中医学实质即是症状诊治医学。中医的辨证论治学说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但随着实验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它的历史局限性，甚至严重困扰着临床医务工作者。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如肿瘤、乙肝、结石、艾滋病等疾病的无症状期，这时是无证可辨的，但此时若加用中医药治疗是很有价值的。其次，如红斑狼疮、类风关、糖尿病、心脏病等很多疾病在稳定期也是无任何症状，无证可辨的。但其实验指标仍然异常，此时若加用中医学治疗对稳定病情，控制复发是非常必要的。其三、有很多疾病表现复杂，难以归类，无法辨证。其四，有很多疾病按现有的辨证论治去选药治疗其疗效很一般或者根本就无效，而根据经验去治疗其疗效会更好。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起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患者不能按辨证论治去用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辨证论治当着绝对真理，只能做临床参考。

5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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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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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由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使数学家致力探索事物内外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在数学各分支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若干成果.借助勒贝格测度及一般抽象测度的积分理论，1933年苏联科学家柯尔莫戈洛夫提出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结构.可见概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积累、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在实践中去伪存真.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进一步追求哲学基础与原始概念分析的深化与归纳逻辑的完美.概率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理论基础，阐述概率理论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关系.概率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类比和归纳思维等.概率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归纳思维.在文艺复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推理思维是演绎思维，归纳思维是不受重视的.从重演绎到重归纳是一场思想革命.哲学史上对其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的培根，在其巨著《新工具》中大力提倡归纳法.归纳法虽然是与演绎法同时存在的逻辑方式，与演绎思维不同，归纳思维使人们更有可能把看似无序、偶然性现象与自然界的有序、必然性现象联系起来，而概率论反映的就是从大量随机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稳定的规律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所产生的研究方法使人们理想当中的稳定的规律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概率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包括必然性与偶然性、随机现象和统计规律的客观性等.事物的发展过程，既受必然性的支配又受偶然性的影响，认为只要无限制地增加和控制条件，偶然性就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概率论所研究的是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而概率哲学思想是揭示隐藏在偶然性内部的客观规律.随机性也是自然界运行的一种模式，深入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因此对概率论随机现象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认识论价值.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界限是否存在以及随机性本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至今仍是概率哲学家的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哲学领域，构建概率论理论体系的方法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科学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发展.19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Kelvin)勋爵说过:“数学是唯一有用的形而上学”，数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概率论所取得的成就超乎人们想象，使哲学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借助于概率论的成果重建新的解释体系，使科学哲学范围得到了惊人的扩展.因此应当大力倡导把科学哲学与概率论看作协同发展的系统.

创新性思维是超越一般思维的“高级思维”，本文介绍教师如何讲解概率论才能启发学生创新思维.数学家赛尔伯格说：“数学的内容一定要重新斟酌.应该增加一些涉及如何发现并令人振奋的内容.”在备课过程中会发现，许多对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是广泛涉猎的杂家，既是数学家又是经济学家，或是物理学家的都不足为奇，如拉普拉斯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然而，有的学者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如帕斯卡除对概率论做出突出贡献外，还是有名的哲学家，写过哲学名著《思想录》；伯努利不但是数学家，还获得过艺术硕士和神学硕士学位.这说明看似是两个文理不同的方向，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各门学科都是相通的，甚至是文理科也是如此，教学中对此适时做简单介绍，引导学生广泛学习，重视各个学科的融合，为创新思维提供参考素材.归纳思维是从大量的事物和现象中抽象出共性和本质的东西.拉普拉斯说：“分析和自然哲学中许多重大的发现，都归功于归纳方法.”例如，伯努利大数定律表明:大量重复做某试验，某随机事件的频率将在某数值附近波动，且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稳定在一个定值附近.即：设nA是n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A发生的次数，p是事件A在每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则对于任意正数ε>0，有（式略）这一定理不仅给出概率的统计定义，还推动了概率极限理论的发展.大数定律体现了哲学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在概率论教学中应启发学生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辨证思维和归纳思维.即以随机数学原理解释客观世界存在的偶然现象，改变过去确定性的、唯一性的思维定势，完善简单化、经验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拓宽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启发学生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例如在介绍事件的独立性时，除了用概念P（AB）＝P（A）P（B）外，还有条件概率P（A/B）＝P（A）也就是说，事件B是否发生对事件A没有影响，这是数学语言的客观描述，而在实际中，我们在判断两事件是否独立时，主要是通过主观上判断两事件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否相互影响.在教学中突出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及时进行哲学反思，才会给学生更深刻的启迪，而不是单独开一门数学史的课去了解.笔者认为这是创新教学很重要的环节，而现有概率论教材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

概率论的哲学思想和归纳方法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了解这门课不断演变的的思想方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对于概率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进步，更为详实的历史描述和全面的专题分析还有待将来去完成：（1）概率论发展的文化、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2）如何有效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的研究；（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课程重建。

作者：李静 单位：德州学院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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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哲学著作一般都从天命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论述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内容方面，而没有重视它的致思方向方面。实际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能够发挥启迪、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致思方向决定的。而这种致思方向，是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

中国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则是由它在与古希腊大致相同的时期——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致思方向决定的。对于这种致思方向的形成，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基本宗旨是“天下归仁”。简言之，孔子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着重探讨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合理的行为准则，立言宗旨是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哲学的重心在于“人”，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注重自然事物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和开创时期。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必然地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导致了中国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不重视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借用“人伦物理”这个词来说，就是导致了中国哲学重“人伦”而轻“物理”。这是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最主要的影响。其二，时于中国哲学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产生了重要作用。

孔子虽然也具有“天命”思想，但他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中国哲学始终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更没有像中世纪的西方哲学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以说孔子对待鬼神迷信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后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孔于思想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就哲学而论，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使得先秦时期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哲学致思方向，变得更加确定。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毋庸讳言，中国哲学重“人伦”、轻“物理”的致思方向，导致了“德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过度发展，而“知性”发展不足，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致思方向，使得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挥启示、指导作用，都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以《论语》为例，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里的必要前提，当然是《论语》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基本致思方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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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篇6

一、“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象”与“象之思”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单元与形式，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象”有以下几种形式：

（1）《周易》卦象：它起源于古代占卜之龟象。既用以占筮，也用于表示事物的组成、运动和发展之态势。同一卦象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现为不同意义之象，如有义理之象、方位之象、卦气之象、时势之象、器具之象等等之分。另外如太极图象、河洛图象、阴阳五行的天干地支之象等也都是《周易》卦象的延伸与发展。

（2）中医之藏象：主要见之于《内经》。如“阴阳应象”、“六节脏象”、“平人气象”等。藏象与卦象不同，它不是以阴阳之爻组成符号作为象，而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出现，藏象体现的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它们与天、地、季节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其象不仅为人体组成，还包括方位、季节、色彩等等。

（3）哲学意义上的“理气合一”之象。这种形式的“象”主要出现在宋代。宋代可以说集传统文化的“象”之大成。太极图象、河图洛书之象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儒家之“五德”在孔孟那里还仅仅是一种伦理范畴，到了宋儒才成为天人合一之象。其在天为春夏秋冬，在时为元亨利贞，在性为仁义礼智。宋儒称之为合内外之道的“圣贤气象”。另外，道家偶尔也有论及象的，如《道德经》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道德经》第21章。只是道家没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确定下来。

从“象之思”来说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一直都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阐述的思想，《易传·系辞》在论及卦象时，已经有言、意、象之辨，并且意识到“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哲学自己的符号系统”：“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辨。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融地‘体悟’。”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反思》，《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对“象”和“象之思”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不管是大陆的新儒家还是港台的新儒家，都没有把它们作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基本形式来对待，基本上都是“以西解中”，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理解、甚至框正中国哲学。虽然他们也曾注意到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概念思维的、自己所特有的思维方法，但总的说来，“象”与“象之思”的研究是被严重忽略了。偶有提及，也是被当作“形象思维”，当作认识的感性直观的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哲学界关于“象”的研究开始兴起。张立文先生所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提出中国哲学的“象性范畴”，并具体分为“象象范畴、象实范畴、象虚范畴”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刘长林先生所著《中国系统思维》当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象，该书认为，以《易》为起源的中国古代的“象”的思维方法，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形质静态之象”，而是事物的“功能动态之象”：“《周易》对客观世界纷呈杂陈的‘象’的态度，不仅属于《周易》，而是整个中国古代思维的主导趋向。它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基本方向和方法，同时也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的许多基本特色。”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但张、刘二位先生的著作尚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象之思”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的差别与意义，而是把“象”基本等同于范畴，即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工具。

到了20世纪末，随着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成为国内热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理解，从而“象之思”的研究开始真正兴起。国内哲学界“象”的研究者们在与西方现象学、概念思维的对比研究当中把西方哲学作为“他者”，在镜像阅读对比中显示出“象”的意义，其趋势是“以中解中”，甚至“以中解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树人先生的著作《传统智慧再发现》参见王树人《传统智慧再发现》，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参见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都比较明确地把“象思维”作为一种与西方哲学的概念思维相对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同时王先生发表了多篇关于“象思维”的论文，他指出，“象”不仅仅是形象直观，象思维也不能仅等同于形象思维，而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立的，超出形象、具体事物，直接把握道、太极的思维方法。它是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的，对“象思维”研究有助于人类摆脱对自然界的外在化、对立异化的关系，等等。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则依据自己扎实的现象学和语言哲学功底，对比研究了“象之思”与西方哲学的思维，论述了“象”在现象学研究中的意义。其专著《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指出，现象学从胡塞尔的“视域”开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逐步摆脱了传统单一实体论，进入“构成论”、即人与对象“共在”的生存方式的研究。“‘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页。。而孔子的“仁”与《周易》卦象等同样也是构成论的。所以，现象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象之思”是相通的，且后者要高于前者。易学家张其成先生的专著《象数易学》与此类似，其中也有关于“象”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周易》的卦象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把象与数同列在一起，称作“象数思维”、“象数方法论”，其论述象数方法的实质性内容，如重整体而轻个体、重功能轻抽象的定性等等，与上述从哲学角度论述的“象之思”是一致的参见张其成《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3年版。。笔者也是属于较早地进入关于“象”的研究的学者。2003年即已《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何丽野：《象的思维：说不可说》，《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研究了形而上学领域内中国哲学“象”的意义；专著《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参见何丽野《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中，全面地论述了《周易》卦象以及八字易象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另有多篇论文，也都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着重从《周易》卦象和八字易象的角度论述了象之思及其意义如《八字易象与周易卦象的源流关系》，《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象·是·存在·势——中西形而上学不同方法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周易〉象思维及其在现代哲学范式转换中的意义》，《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2期转载；《运动、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周易卦象》，《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周易卦象和谐思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等。。

二、“象”，从日常生活到哲学

“象”，往往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有些研究更是把“象”与太极、道以及佛学等联系在一起，强调其形上的特征，给人以一种玄而又玄的神秘感。其实“象”并不玄。按照《周易》的说法，“象”是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圣人”仰观俯察自然天地和社会，然后制作“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⑦ 《周易·系辞上》。。“君子”则学习这个由圣人做出来的“象”，并将其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⑦至于一般人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这个话说得很准确。实际上，“象”和象的思维就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它内容一样，“象”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普通人时时都在运用着“象之思”，只是没有自觉而已。

比如春天，我们外出游玩，看见花开了，我们会欣喜地说：“花开了，春天来了。”这时候，花就是“象”，一个春天的“象”。人们通过“花开”领会春天，就是“象之思”。花之“象”不同于花之概念。从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看，“花”是概念，现实中的花是现象，是个别，它体现了花的一般的本质，比如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在这样的概念关系中，“花”与我们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与认识对象（花）之间是分离的。但是“象”不一样。它体现的不是对象的“本质”，而是体现了对象与我们所共处的“生存状态”。在“花开了，春天来了”当中，“花”不是春天的“现象”，春天也不是“花”的“本质”。但是花显示着春天，春天通过花表现出来。在作为“象”的花里，主、客与环境是一体的，我们与“花”一起处于春天之中。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春天是一种状态，不是实体，却又必须在实体（花）中显示出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花”是存在者，“春天”是存在本身。人们是在存在者身上领会存在，又从存在当中去认识存在者。海德格尔讲到“用具”的时候曾说：凡是用具，总是指向一个目的，总是被人们在使用中，而且与其它东西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用具本身会让人联想到其它东西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7页。。在春天的“象”当中的花也是这样，只不过它不是处在被“使用”的状态，而是与主体“共在”的状态。人们在看“花”体会“春天”的时候，不是感性认识的经验直观，更不是逻辑推理，而只能是一种身心交融的体会。这种交融的前提是双方“存在”的同一性。朱熹弟子陈淳曾举“花”为例以说明春之“气”：“姑以一株花论来，春气流注到则萌蘖生花，春气尽则花亦尽。……方其花萌蘖，此实理之初也；至到谢而尽处，此实理之终也。”陈淳：《北溪字义·补遗》。这也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人们通过“花”去体验它所显现的“春气”和其中的“理”，并在这个体验中领会人的天人合一的存在的意义（即领会仁义礼智信）。

所以，“象”不是象征，而是客观存在本身。目前在关于“象”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往往把哲学“象之思”等同于艺术之象征性的形象表现手法，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是不妥当的。艺术使用形象进行象征是比喻，是人的主观意识所赋予对象的，不是对象所固有的。诗歌理论中常有运用语言造成诗歌“意象”之说，这个意象就是象征。比如我们以花象征爱情、以月亮象征别离，“花”本身当然无爱情可言，“月亮”本身也没有什么离别关系，是我们的心理赋予它们这种意味。但哲学意义上的“象”不同，它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花开了”为春天之“象”就是万物所共有的生存状态，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仅是春天与花，其它季节里的植物、天气等等，都是如此。所以，“象”也是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客观性的。只是这个客观性、普遍性跟概念所表述的“本质”不一样，不是指向某一类事物自身某种不变的性质，而是指向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它要人自己去体会。在“象”当中，人与对象的关系首先是“共在”，然后由于这个共在而产生“感”，这个感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如《易·系辞》所说的“感而遂通”，即感到自身与对象的生存状态的同一性。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来电”、“被电到了”。凡物皆象也，凡象皆理也。春夏秋冬，就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所以荀子才说：“善为易者不占。” 《荀子·大略篇》第27章。不占是不去起卦的意思，因为万物皆象，无需起卦。程颐曾经说到《周易》卦象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实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万物之象即易象，关键是你要去体会它。这个体会就是“感”，感了才能“通”。你不去体会它，只是站在一旁观看，那么花也只是花，只是“植物生殖器”，你如果去体会它，大其心而体之，与它相通了，那么花便是“汝心”，花开之作为春天就是“元”，是“万物资始”，并且从中体会出 “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易·文言》。在儒家看来，仁之端即产生于对事态的“感”，“怵惕恻隐之心”即起源于对“孺子将入于井”的状态之“感”，由感而通，而恻隐。它是排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外誉于乡党朋友”等理性思维于外的。

这种生存状态，是主体与客体，再加上环境三者共同构成的。因此，象实际上表现的是这三者的关系以及由于这个关系形成的结构。比如卦象就是如此。其动爻与一卦中其它爻所构成的中、正、承、乘、比、应关系，便可以视为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卦之“环境”，也就是整体卦象。所以“象”所表示的就是上面这张图所显示的关系，“象之思”就是对这张图中所表现的关系的领会。

进一步地说，对这个三者共同组成的结构的体会，也是认识论当中的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基点。人是在对这三者结构的“领会”中产生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比如说在你面前有一把刀。这把刀是“刀”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这取决于你与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在商店的“环境”里，这把“刀”是“商品”。你由此领会到自己是“顾客”；如果在博物馆里，展台上有一把刀，那么它是“文物”，你是“参观者”；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你孤身一人在大街上，一个人走到你面前，拿着刀，这时你的心跳可能要加速了，你害怕了。因为这个“环境”里，刀可能是个“凶器”。而你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是“受害者”。所以人是在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体会中产生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的社会实践，就是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处理，并达到人与对象的相容与和谐。

这种主体对于客体和环境的生存状态的体会，说起来很简单，却是西方哲学“是”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一直所疏忽的。这些西方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认识以前就先验地断定了主客体的分离。尤其是康德，设立了一个认识不能达到的物自体，又设立了一个理性的先验自我，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物自体，把主客体之间的分离推到了极端。费尔巴哈意识到这个问题，即现实的人应该是有生理需要、处于生理活动之中的。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意识到，人们在认识之前还应该有个主客体未分的状态，主体与客体是从这个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后才建立，才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胡塞尔认为它就是“生活世界”；马克思认为，人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对对象的认识的；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在世界之中”这个状态中产生对象和自我认识的。所以，现象学是“描述性的现象学”：“在这里，描述并不意味着植物形态学的那样一种处理方法。”②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46、46页。现象学要描述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所要描述的“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首先并恰恰不显现，同首先和通常显理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是存在者的存在。”②所以，“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③“存在者”与“存在”是一个相互循环的关系。离开了存在，不会有存在者，离开了存在者，也不能产生存在。从而，人们的知识、理性，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个人一定的生活境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也都必须从这个境域、结构和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存在转向”。后来的英美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体现在“游戏”当中。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读者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些都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殊途同归。

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要揭示在理性认识之外的那个主客一体的生存状态，那么概念语言是无能为力的。不错，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sei）”。因为没有语言，人便不能说出对象“是”什么；但同样的，海德格尔说：“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ist）出现。”《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年，第1120页。海德格尔对两个“存在”的不同用法显示了其对语言和存在不同关系的看法。德语中，sei（存在）是命令式，海德格尔意谓“座架”，以命令式的态度对待自然，用于近代形而上学和科学所“见”的世界；ist（存在）是直陈式的现在时，海德格尔指让自然自己显示，用于所他“思”的世界。但汉语无法体现这两者的区别。因为词语给出的是“被给出者”而不是“给出者”。“在词语中，在词语之本质中，给出者遮蔽着自身。”“于是，我们在运思之际必须在那个‘它给出’中寻找词语，寻找那个作为给出者而本身决不是被给出者的词语。”《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96页。语言指向的只是存在者。真正的存在，只能是在词语不能说的地方，当我们什么都不说（不去定义）的时候，真正的存在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如果真的不能述说，那么哲学就失去了可交流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海德格尔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描述这种存在状态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说的“道说”——本质的语言、能够述说语言的语言。他晚年醉心于东方思想，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象之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三、“象”研究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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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3.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86-02

中国文化元素中的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广告发展具有其重大的意义，中国的广告应该善于运用中国哲学思想，从而使中国哲学思想不仅符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以便在广告创意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广告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将是如何正确的传达信息以及传达怎样的精神主旨。只有挖掘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立足于世界广告之林。也只有挖掘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在创意经济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一、中国哲学思想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哲学是精神文化的最高形态，价值观又是其核心。在塑造人以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文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广告创意蕴含着广告的精神与生命，广告创意的思想内涵也受创意人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影响。

人的见地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自身的反思甚至对于人生价值、生活理念的洞察中都可以寻觅到哲学的影子。广告创意就是广告人运用个人知见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告创意与哲学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关联，其关联可以概括成如下三点：首先，哲学认识的客体，即广告创意的素材来源于客观世界。可以把广告人的创意活动理解为其对头脑中已知事物进行的再创造，因此创意人的思维广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的影响。其次，广告人作为广告创意的主体，不仅需要深入的洞察和摸索消费者内心的诉求，同时还要精确的把握人类普遍的价值和情感。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思考有利于广告人增加对人性的理解，让广告创意更加深入人心。最后，从根本上探寻从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哲学的目的，而广告创意恰恰是商品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商品被赋予何种意义，不仅能够反映出广告人的人生智慧，也是促使消费者对人生的思考的一种动因。由此可见，不难发现广告创意的社会使命和哲学具有相似性。

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扬弃，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主流价值观——儒、释、道。以孝悌忠信的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儒文化、以旷达逍遥作为生活理念的道文化以及将心无挂碍视为人生境界的佛家文化，是国人所渴望的理想生活的展现。同时，以上种种文化因素也根植于广告人和消费者的内心，并且广告人对此理解越深，其广告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感就越大。所以，提高广告人的中国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长河中所提炼出的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精神，往往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常见题材，例如中国人注重情义，爱好“仁爱”、“孝道”这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美德，再如中国文化中回归自然、淡定超脱的人生境界，越来越多的现代中国人将这种写意精神视为自己的生活哲学。要想在消费者中取得高层次的心理共鸣，就需要在广告创意中体现出这种国人所看重的精神和情感。

作为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的天人合一精神，其最基本涵義就是渴望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向往和谐的理念。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些广告中，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着广告的表现和大众的接受度。例如白沙集团所做的电视广告，其广告词“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就以试图表现出一种宁静柔美的自然美感，来激起人们对自由和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与自然相融合的感悟。正是由于白沙集团的电视广告充分地挖掘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唤起了大部分国人都具有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特殊情感反应以及诠释出了一种极致的东方美感——“自由之美”，从而成功地引起了广告受众愉悦的心理体验。

不难发现，人际间的关系向来为中国人所重视。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仁”，爱人是仁德的核心。仁者爱人，孝悌是其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手足之情。以亲情为基础，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泛爱思想，表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浓浓的人情味。中国哲学思想精髓的体现可以提升作品的内涵，中国哲学思想运用的最高境界是展现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奇妙意境，同时将精神文化的共通性融入到国际的审美视野中去。如雕牌洗衣粉《下岗篇》和央视公益广告《洗脚篇》，都是以亲情和孝道作为主题，以相较于西方的理性诉求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形式，弱化具象的文化元素，同时恰恰符合了中国的人情世故以及传统价值观念，在中华文化圈所辐射的范围内引起更大的共鸣，从而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广告创意与哲学的密切相连不仅体现在认知和理解客观世界以及对主体自我的反思上，同时也体现在不断探索人生价值观念上，可以说广告创意的思维方式是受到广告人的哲学认知的深刻影响。

二、中国哲学思想在广告创意中的表达

广告创意在运用中国哲学思想时，既要注重从“形”更要注重从“神”的层面上来构建中国风格，从而表现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持续影响民族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在广告中运用这些哲学思想可以对现代广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为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方面提供传统理念的同时，也对现代广告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宗主张口传心授、心心相印，从而衍生出一套独特的象征式语言来感受禅的意境。作为“禅”象征式语言的体现“佛祖拈花，迦叶一笑”，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禅宗表达方式就被许多优秀的广告作品所采用。道家所提倡的道常无为法自然的哲学主张，随着对人性回归日益注重的当下，这种社会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在影响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影响着广告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告创意设计才会耐人寻味。

综上所述，在广告创意中应用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元素不乏是一个新思路。在广告创意中应用中国文化元素时，除了具象化的元素符号外，中国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那些中国人内心的深层情感和特有的精神观念。当满目充斥着中国文化元素的视听符号时，也许另辟蹊径将成为突破瓶颈的重要手段。在广告中运用具体的元素符号也许能使受众在短时间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使人常驻于心、回味反思的却是那些关于精神、情感、观念方面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元素中，更高境界的创意表达是抽象的精神情感元素。但在使用时对广告人的素质要求也更高，其产生的效果和作用也更为明显。它需要广告人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化于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的自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人伦价值观等，深刻地洞悉中国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等。此外，脱离了具象中国文化元素符号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的，也有利于折射中国文明、弘扬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广告独特的创意源泉来自于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国际广告作品中，各国设计师善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形象符号，鲜有人会透过或华丽或朴实的表面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推崇的抽象精神符号。总体来看，广告创意中使用中国文化元素“有形”的物质文化相较于使用“无形”的精神文化所占比例更大，但是真正能够传达中国风骨的题材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将中国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崇尚仁义孝道的品格展现给世界，让世人了解中国精神是中国广告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中国哲学思想在广告创意中的切入点是将现代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思想相结合，提炼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将它们以某种巧妙、智慧和令人信服的方式融入其中，并以通熟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色，从而达到引导当今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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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人合一”的历史沿革

“天人合一”哲学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产生、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西周时代。《周易》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提出了“天人一体”的思想。道家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完美的有机整体，“道”把天、地、人等宇宙万物都连贯在一起，《道德经》中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天和人都由“道”自然无为地生成的，天和人都要效法“道”，主张“道法自然”的观点。之后，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并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儒家把人的德行和天命联系起来。孔子认为对天即自然界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爱。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在电视剧中经常会说到“我对天发誓”，这里的“天”不仅是自然界，而且是伦理道德；不仅是万物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人道德的终极根源；不仅具有自然意义，而且具有生命和伦理意义，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和永恒的价值。孟子又对天道进行了继承和弘扬，发展了人道。

汉代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阐述。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董仲舒明确强调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使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基本得到了巩固。他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他认为人的结构形体和道德情感是与天一样的，天能管到人间之事，人的行为也感应上天。

到了宋代时期，“天人合一”思想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学派“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呈合流的趋势。“天人合一”哲学的代表朱熹，他认为天与人都是“理”的体现，天与人统一于“理”。

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中国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是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在设计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是“虽由人做，宛自天开”从自然中感悟生命的真谛，自然因人的情感而包裹着生命，由此孕育并上升为容量极大、辐射力极广的审美意象。中国人这种深沉的山水自然意识，使中国园林成为自然山水园的精神发源地。中国古典园林讲究天人谐和的境界，在园林中人们惬志怡神，回归自然，充满着物人以和，物我两忘的情氛。外适内和，休宁心怡，这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1、对园林意境的影响

一曲弹奏，一场表演，一角园林都有意境。生活中处处体现意境。意境，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由来已久。由于中国的传统是文人造园，因而中国园林可以说是山水画和田园诗相生相依，并同步发展的，而这两者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十分重视深思和韵味。设计不止满足于对自然美景的仿造，更追求诗情画意境界的创造，借以寄托游园者的思乡情怀。例如园林中一池三岛，寄托了对于海外仙山的幻想；暗香盈袖，月色满园，表达了对于安宁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纤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世喧嚣的追求等。园林意境的创造，主要依靠设计者对园林的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因而设计者的素质修养成为关键的因素。同时还可借助联想寓意、匾联点题等手法，使主题明朗，已经深化。“意境”来自于中国古代艺术对“天人合一”的深切体认，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产物。从哲学的渊源上看，意境与天人合一有着一种天然的密切关系，是天人合一成就了意境。我们在观赏园林时，看到园林的景象，会突然就联想到别的事物或情景。在观赏景的时候，则是由于心物交融而达致的一种境界。这一境界包容了物我，融合了物我，却也超越了物我。它既不是我们对景单单的观察，也不是我们单纯的思考。而是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感知。这种感知，有景也有心，是心与景的一气流通。所以审美意识的产生，这种心物融合的方式正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2、对园址选择的影响

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是：居室背山面水，周围树木环绕，屋前是平坦的草地和宽阔的水面，水面平静如镜，小路曲径通幽。使人感到悠然自得、心旷神怡。在园林的选址、布局处处注意与大自然的融合，私家园林更以情韵取胜，以追求意境美为极致，以妙合自然、不见人工痕迹为重要的美学特色。朴实而富有野趣，回归自然，进入“天人合一”常乐的至境，就成为中国园林的追求。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营造舒适，清新宜人的小气候条件。中国古典园林在景的处理上都非常注重小气候条件的改善，营造更加舒适宜人的理想环境。不是每块土地上都能建造园林，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地势、温度、土壤等等。苏州留园的选址就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3、对造园配景的影响

我国古代园林在建造时有时得利用借景、缩景，要在配景时考虑到小中见大。因此在堆山叠石、花木配置、庭院理水、建筑小品每一个细小的景物都要以借缩天然景色，人工造景力求效仿自然。中国园林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集诗、书、画、印与音乐、植物为一体，多角度表示园林本身的实实在在的空间艺术。因此，不仅要考虑到园林造景景点的特色，还要考虑到获得美好的静观效果。集这些景然后融入景中，忘掉私我、保持本心，这便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篇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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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2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篇11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阴阳学说是中医哲学的基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类似于西方的唯物辩证法，即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中医哲学的阴阳学说类似于西方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笔者就整体观念和阴阳学说在医院管理和发展，以及在解决医患矛盾问题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1 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价值

整体，就是完整性和统一性。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识。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重要关系和相互影响，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地斗争中，维持着机体正常地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完整性的思想，即为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首先指导我们作为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不仅要看到自己医院的经济效益，还要看到郊区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巨大潜力，要看到城区大医院、郊区医院、社区医院是一个医疗体系，是一个整体。要想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医院应该肩负起重任，支援郊区医院，发展社区医院。试想中国13亿人口，如果都不信任郊区和社区医院，大病小病都到城区大医院看病，大医院能不出现问题吗？所以医院领导和一些有经验的大夫要定期到郊区医院出诊，有实力的医院要和政府一起办一些社区医院，把轻病和慢性病患者分流到郊区和社区医院，这是当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必然选择。

2 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价值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地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地概括，并含有对立统一地内涵。阴和阳，既可以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和势力，又可以代表和用以分析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俩个方面。“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明确指出，阴有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点。

笔者试从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医患关系问题。阴阳的互根互用，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即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而单独存在。阴阳的对立制约，是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制约。

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阴平阳秘。阴阳的平衡，是动态的常阈平衡，是动态的均势，而非绝对的静态平衡。维持其平衡状态的机制，则是建立在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基础上的阴阳双方在一定限度内的消长和转化运动。现代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就象阴阳关系一样，整个患者群体属阴，医护人员属阳。医患之间既是互根互用的关系，又是对立制约的关系。正是医患之间这种矛盾关系推动着医疗体系的向前发展，维持着医患之间的动态平衡。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医院”的医院文化是当今公立中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目标，也是现代化医院管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营造和谐医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医患之间的阴阳关系。当今社会，医患这对阴阳关系总体上是平衡的、是好的。但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在增加，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阴胜阳虚，一方面，患者阴方的要求和维权意识在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医者阳方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在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阴阳两个方面入手，即要“降阴升阳”。

一是要“降阴”解决患者这一方的矛盾。要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真正做到“视患者如亲人”，“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将解决广大患者最感急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做为医院服务的主要宗旨，强化服务意识，全面推行人性化医疗服务，以患者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医院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升阳”解决医生这一方的矛盾。充分调动医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作为知识经济下的公立中医院，同样也是一个中医技术密集型的单位，是研究高新技术应用最广泛，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因此，现代化的公立中医院更要靠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来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打造自己的品牌，先进的技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实施，人是最重要的承载者，只要赢得了人才，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医院应该培养树立员工终身学习的理念，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发”的学术氛围，让员工认识到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医院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1]。

3 小结

篇12

推门而入，一幅恬淡自然的景象出现在眼前，蔚蓝的天空绵延到山的另一端，天空中浮着几丝云彩，空气中飘来阵阵淡雅的香气，或许是那些奇花异草在摇曳时吐露出来的吧，这里的房子错落有致，有一些百姓正在劳作，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久违了的淳朴自然的笑容，有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乐其俗”的意味。不远处一个小亭子里，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好像听谁在讲着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老子摸着他的胡子讲着他的智慧之学。

一、吾有三宝

“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五十八章》在这里，老子特别珍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三条原则，慈即仁慈、仁爱；俭即节俭、不奢侈、不肆为；不敢为天下先即谦让、不争。由于仁慈所以勇敢，由于节俭所以富有，由于不与别人相争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长官。在这里，老子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作为每一个个人，心中都要存有这样的信念：仁慈之心让人心境宽广，胸怀天下，以仁慈之心观照万物，此大爱足以让它战胜想要破坏这种状态的一切，成为最勇敢的使者；节俭之心让人保持一种克制的意志，不肆意妄为，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显著的成效，一以贯之，自身所拥有的就会越来越广大；不敢为天下先可以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不争之心对待别人，不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把自己融入到整个世界当中，以他人的幸福为努力的方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自然的成为先于别人的器长。老子向我们指出，慈是勇的基础，俭是广的基础，后是先的基础千万无能本末倒置，舍弃了慈的勇只能是粗暴的勇，舍弃了俭的广是非正义的广，舍弃了后的先只能是狭隘的先，这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矣”。老子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人就要像“道”一样。“道”是广大博爱，崇尚节俭，谦虚不争的，人作为“道”产生的“万物之灵”也应该效仿大道，用这三宝来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片宁静的麦田。

二、道的特性

接着老子循着刚才的方向接着向人们讲述了“道”的特点。“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三十六章》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性，“反着，道之动”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正是“道”的特性，事物的损益、善恶、有无都是相对而生的，因此，对于万物而言有时损害它它反而得益，有时让它得益它反而受损，损和益是相待而生，相互作用的。别人教了我，反过来我也教了别人，别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得到了坏的结果，我就要以此为鉴，让自己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要顺“道”之性，辩证的看待事情，不要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

正是因为“道”的这种特性，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双发的辩证关系和转化关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自己沉溺在好运、幸福而乐不可支的时候，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极度的好事极有可能向它的反面发展，所以这“使我介然有之：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荒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资货有余，是为道夸，非道哉！”生活上的种种让老子顿然领悟到一个道理，事物的一方面发展到了非常满的时候，就会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过犹不及。朝阳最明亮的时候它就跃出了地面，田地过多了就会出现荒芜的现象，仓库过大里面就显得空虚。所以，我们要把持一种朴素的心境，不要让事情发展的过于极端，要使它们处于一种持中的状态，这样才能事物才能更好的保全自己。在自身的发展中也要谨记这样的道理，明白“满招损，谦受益”，这样自身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反之，则停滞不前，甚至是每况愈下。

三、宠辱无惊

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完全的做到，老子说人们总是受各种欲望的支配而不能很好的把持自己，这就是与大道相背离的，老子说“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这个“朴”字最能描述“道”的特点了。世人由于欲望对宠和辱都十分在意，所以纷纷做了很多的事来趋宠避辱。但道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以道观之，宠和辱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就是由于太在乎自己的所得所失了，才会受到这种荣辱的困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为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于天下矣。”《十二章》，平常的人都有这样弱点，得宠或受辱就会惊喜或惊惧，看重心中的忧虑就像看重自身一样。就是由于自己对患得患失十分的看重，才使得我们会为此忧虑，如果能把这些想法都抛弃，完全不去考虑自己的得失，而把自己置于整个的天下当中，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天下的利益，心胸自然就宽广了，这样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全的与万物，天地为一，这样的人就快乐了，世界就和谐了，在“道”的观照之下，万事万物彰显一幅祥和的景象，在这种忘我的高度，心系天下，内心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大道的精神也就在此刻升华。

四、绝学无忧

其实困扰大家的除了这种宠辱观之外还有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学说，它们纷繁复杂，让很多人迷失了原有的方向，人们内心很多自然可贵的东西都被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智慧之学淹没了，那些学说都是背离天道的，离自然越来越远，以至于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欲望，巧智，这些东西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失去了本真的状态，人们走入了歧途而浑然未觉，社会的秩序也变得混乱了，这是十分危险的。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要抛弃那些教人巧智的学说，所以老子慨叹，道：“绝学无忧，……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晦，飘兮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认为当今流行的学说是对是错很难区分，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引导，世俗的人都觉得自己学习了知识，对什么都清楚明白、无所不通，但其实他们离“道”已经很远了，我们应该回到那种茫然无知的婴儿那样淳朴天然的自然状态去，做到返璞归真，婴儿的状态是离“道”最近的，它率性而为，依道而行，之后人们就离道渐行渐远了。人作为“道”的产物，应该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回到那个自然无为的状态，把那些不是自然的东西抛弃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样的自然纯真的社会才是完满的。

篇13

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自足的思想体系，其精髓和活力所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三大主干的儒、道、佛三学中，“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类概念和哲学范畴，由于认识角度和言说维度的不同，三家基于其不同的理想归趣对“中”有着各自的理解和阐述。这些学说通过不断发展和演化，共同构成了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精髓所在的“中”哲学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儒、道、佛三学部分元典中与“中”相关的一些核心观念的辨析，粗略地勾载出中国哲学独特的“中”思想。

从字源学来看，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字有着复杂的起源。甲骨文和金文中目前被认定为“中”字的符号有多种书写形态，学者对早期的这些“中”字所代表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辞源》“中”字条所列的解释有二十条。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释“中”为：“中，内也。从口、| ，上下通”⑴　。这里的“内”显然有与“外”相对的意思，而内外之别是人对自我与环境关系的一种重要的认知，与之相关的还有“中”的另一个主要含义：“方位在中央”⑵。这个观念在先秦一些元典中已有体现，如《书·召浩》有云：“玉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释“中”为“于地势正中”⑶。应该说，方位上的中央观念比内外之别的内中观念在认识维度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深入考察上古先民的中央观念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这就是地理框架内地表色彩之一的黄色与中央方位的连接和天文视域中极星作为宇宙中心的建立。黄色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肤色，也是以中原为地理中心的华夏大地的主要地表土色。在古代，黄色明显具有一种神圣和神秘的意味，以黄色作为中央之色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思想体系，其黄色的表象背后是作为根本所在的中央观念。与之相呼应，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很早就发现斗转星移、变动不居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众星拱卫、相对稳定的天体“中心”——北极星。尽管考据显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作为这个“中心”的极星有着不同的星体对应⑷，但这已充分显示在古代，北极星“被理性地认为是枢轴，是无影无象的动力源，是至尊原则的象征”⑸。这个众星环绕的北极天区，为先民在观念上提供了一个神圣的中央的具体模式，通过对北极天区的神秘的发现和体认，进而在先民中产生中央崇拜的宗教性情感，“北极星崇拜是天和天神崇拜的重要触媒，从而产生了‘中央崇拜’和中心主义”⑹。由仰视俯察所获得的地域之“中”和天体之“中”的方位理解在“中国”一词上有着集中的彰示。据王尔敏统计，先秦古籍中“中国”一词大约出现过172次，其含义或用法主要有五种：⑴京师之义；⑵国境以内之义；⑶诸夏领域之义；⑷中等之国之义；⑸中央之国之义。所谓的“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⑺。这种核心区域的“中国”观的形成表明：“‘中’的观念，显然代表着一种方位观念的世界观，及与这种世界观相呼应的人生观”⑻。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中”的基本内涵，方位上的中央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理性预设，它标志着在文化层面上一种自我体认的确立和成熟，也意味着在抽象思辨的向度上一种具有主宰和决定意义的“根本”的形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中”作为一种本体的明确表述已经出现。《左传·成公十三年》有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这里“天地之中”的“中”，孔颖达解释为“中和之气”，今人牟宗三则更进一步阐释为“天地之中即天地冲虚中和之气，或一元之气”，“‘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禀受天地之中以得‘存在’也”⑼。《中庸》中的表达则为明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从一种主观的观念预设到事物的本体存在，“中”的观念的这种演变与建立在“仰观俯查”基础上的早期知识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丰富而深刻、充满了歧义、人言言殊的哲学语境。

在中国的哲学元典中，“中”的用词和观念几乎随处可见，相对而言，《中庸》和《易传》中的有关阐述较为系统和完整，是理解“中”的哲学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庸》中的核心概念是中庸、中和、时中和执中，它们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一种宇宙观、方法论和道德境界，也是儒家伦理和审美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有中正、不偏不倚的意思，“庸”则指的是平常、常道和应用。孔子对于作为“至德”的“中庸”，虽然没有理论阐述的展开，却是以自己的实际言行的践履来体认的：“孔子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标准。‘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认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公冶长》），是他对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宪问》），是他做事的中庸；‘见危授命’与‘危帮不入’（《论语·先进》），是他处理生死的中庸；‘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是他评价人物的中庸；‘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他审美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论语·为政》），是他对待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既要‘亲亲’，又想‘尚贤’，是他选用人才的中庸；‘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他治国之道的中庸”⑽。孔子的“中庸之道”，核心和基本原则在于无过无不及。这也是《中庸》对孔子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基点。

《中庸》首篇《天命章》对“中”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与“中”相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定义赋予“中庸”以“中和”的新义，并将其提升到天地万物根本法则的高度，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感情保持这个“中和”的状态，就可以保证本性因无之蔽而发扬广大，进而达到使“天地位”、“万物育”的天人合一的极境，而达致这一目标的途径就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中和”本体体现和应用的“中庸”，其要义是“时中”和“执中”。《中庸·时中章》引述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与“无忌惮”相对，除了时时守中的字面意义外，显然还有有所忌惮的意味。有所忌惮则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中庸”无过无不及的宗旨在日常行为的指导意义上的根本所在。所以，“回之为人也，择平中庸，得一善，则拳服膺，而费失之矣”（《中庸·服膺章》），“舜好问而好祭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大智章》），天地之“大本”的“中”在现实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对应——“善”，择善而固执，是中庸之道的核心所在，时之“中”，执所“中”，都是以“善”为归趣的，抽象的本体之“中”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伦理道德中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朱熹将伪《古文尚书》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奉为《中庸》的“传授心法”，可谓深得个中三味。

《中庸》中“中和”、“中庸”、“时中”、“执中”等概念的提出，使得“中”的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这个“中”既是个人的某种主观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情感要求，又是个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表现于外在言行的规范和准则。这两者是统一的：内心之“中”是言行之“中”的前提，而言行之“中”又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和表现。

发端于《论语》、《中庸》的儒家“中庸”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如程子释“中和”之“中”为“敬而无失”⑾。朱熹以性、情释“中和”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⑿。陆九渊以“中”为“太极”，王守仁则以“未发之中”为“良知”，等等。这些学说在哲学和伦理学上极大地丰富了“中”的儒学内涵，使得以“中”为核心的作为道德伦理哲学的儒学在理论体系上更趋于细致和完备。

中国哲学元典关于“中”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周易》。通行本《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其中的大部分在《易传》中。作为对前哲学阶段的卜筮之书《易经》的哲学阐发，与“中”相关的重要概念在《易传》中有“中正”、“刚中”、“中行”、“中节”、“得中”、“中道”、“中吉”、“柔中”以及作为一卦卦名的“中孚”。 “中”在易卦的卦象体系中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即“中位”和“中爻”。六爻中，若以全卦观之，则在六爻中居中的二、三、四、五爻为所谓的“中爻”；若以上、下卦分别观之，则第二爻当下卦之“中位”，第五爻当上卦之“中位”，凡阳爻居中位，则多称为“刚中”，象征“刚健守中”；凡阴爻居中位，则多称“柔中”，象征“柔顺守中”。如果阴爻处于下卦之中，阳爻处于上卦之中位，则就是所谓的“中正”，是易爻中尤具美善的象征。《周易》中其它的一些与“中”相关的概念也多与卦象的位置之“中”有关。《周易》的六爻卦象是模拟事物运动变化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中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的“图示”体系，六爻的爻位，象征着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地位、条件、身份等不同的状态，其中二爻之位象征事物发展形态初具，朝气蓬勃，时当积极进取；五爻之位则象征事物发展规模完备，功成圆满，时当处盛戒盈。这两爻所象征的发展阶段是事物运动变化周期中的枢纽和关键所在，所谓的“中正”、“得中”、“中吉”等多就此二爻发，皆谓持此“中”不偏倚而获吉祥。这就意味着，《周易》之“中”的核心在于“时中”，顺时而行，待机而动，则可“以亨行时中”（《周易·彖传·蒙》），得“中行”、“中道”、“中节”而“中正”，“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⒀。

“中之义为《易》所摄取，作《易》者的基本认识，是以为宇宙万物均在变化之中……人乘此变化，当处于中正之地位，使对立物无过无不及，使在人事界的变化，可以不至于走到极端（‘亢’），因而变化便可以静定下来，地位便可以长久安定（‘永贞’）下去。这样便有百利而无一害”⒁。《周易》的“时中”观念根植于其对世界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从一卦六爻分别喻示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看，二、五两爻因居中位而得道，位尊处优，故每每大吉，从《周易》的成书过程和对后世哲学的影响看，其“时中”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源流相关、一脉相承的。“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与大《易》相表里”⒂。应该说，待机而动的“时中”，是对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最好的方法论诠释。

在与儒家思想有着共同文化源头的道家思想里，“中”不是一个核心的观念，并且与儒家的中庸、中和思想异同互见。道学中的“中”，其含义大致有四：一是从事物的规律上着眼，“中”即为“正”，即正道，为自然中正的必行之路，属于道之用；二是从事物的变化上讲，“中”即为“度”，要知止知足，行为有所节制和限度；三是在空间上的“中”为“虚”，道以虚无为用，虚无中孕涵生机；四是在时空上的“中”为“机”，要“动善时”，“不得已”而为之，《老子》中的有关阐述，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七十七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第三十章），“保此道者，不欲盈”（第十五章）等是这些思想的最好注释，其要旨则可以用“守中”来概括。

《老子》第五章有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又说：“道，中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中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里的“中”是否是“冲”的通假，学界尚存异议，这也反映出道家对“中”不同一般的理解：老子“说的‘中’字，是有‘中空’的意思，好比橐龠没被人鼓动时的情状，正象征着一个虚静无为的道体”⒃。《老子》河上公注中也说：“道匿名藏誉，其用在中”，可见在道家看来，“中”是“道”的体现，守“中”即是守“道”，所以，内丹学家更是将“中”理解为元气、为丹田、为玄关一窍，即《河上公老子章句》所谓：“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因此，“守中致和”为道学第一要义。

在佛学和佛教中，与“中”相关 联的核心观念是所谓的“中道”。“中道”一词虽然也被儒学屡屡使用，作为行中正之道的“中行”的同义语，但在汉译佛典文献中却有着特定的含义。在佛教的历史，各个教派对“中道”的理解不尽相同，小乘佛教一般称按照“八正道”修行，或悟观“十二因缘”之理为“中道”；大乘中观学派以“八不中道”为“中道”；大乘瑜伽行派则以非空非有为“中道”。各派对“中道”的解释尽管不同，但普遍把它当作佛教的最高真理，与真如、法性、实相、佛性并提。在这些学说中，以中观学派的“中道”最具典型意义。

“中道”观是佛教般若学说的核心结构单元。般若prajna,又称般若波罗密paramita，在佛教中专指一种超常超验的特殊智慧，这种智慧不同于世俗及佛教中其它的一般智慧，但又与这些智慧有一定的关联。般若被认为是引导人们超脱烦恼、邪见、无明等各种痛苦，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或解脱的圣上智慧。般若思想包括无分别观念、空的观念、中道思想、二谛理论、否定形态的思维方法等内容。它有很深的思想渊源，与印度早期的婆罗门教及原始佛教和小乘部派佛教的一些思想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般若思想的系统化阐述肇始于各种《般若经》的形成，《般若经》产生之后的印度佛教在吸收《般若经》思想的同时又对般若学说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观派的学说中。中观派得名于其主要创立人龙树所倡导的中道观。“中道”madhyamapratipad是中观派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中观学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而存在，其本身没有任何不变的实体。龙树将这种存在称为“空”，并认为这种“空”并非“虚无”或“空无”，而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存在，是一切事物最高的存在形式，是一切事物的本原。运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就能不着于“有”、“无”两边，而达到“非有，非无，非有无，非非有，非非无”的“中道”，即一种不能用语言分别，不能用概念表述的最高存在。这一思想在中观派理论的代表作——《中论》中有精辟的阐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观四谛品》）。此偈概括了中观学派的缘起理论，表述了因缘、空、假名和中道四者的内在关联，其中因缘是出发点，由此而表现为空和假名，空和假名是同一缘起法的两个方面，两都密切联系，因为是空才有假设，因为假设才是空，空假合观来看待缘起就是“中道”。因此，“中道”之“中”是对“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是对虚无的空的观念的否定的同时，对无自性的空的肯定。在方法论上，“中道”是通过著名的“八不”来体现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诸说中第一”（《中论·观因缘品第一》），生灭、常断、一异、来出等概念是所谓“外道”对世界的形成、存在的形态等方面的偏面认识，而真正真实和全面的事物性状的获得是必须通过些偏见的否定来实现的，即通过否定有无，以显示亦有亦无的“中道实相”。

“龙树的中道论，，不外乎不著名相与对待（宗归一实），综贯性相及空有（教申二谛）”⒄“中道”之“中”的要义如印顺所总结的那样一是“如实”，二是“圆正”⒅，它体现的是“正见为导的中道，即是从正见人生的实相中，增进、净化此人生以及解脱、完成”⒆，其中“不苦不乐是行的中道，不有不无是理的中道”⒇。以龙树的这些中观思想为根本依据之一的中国佛教中，对中道理论又有所扩展和深化。其中三论宗把“八不中道”归为佛性，并结合真俗二谛论，说所谓的四种中道；天台宗则提出“圆融三谛”说，认为中道是现象的“空”、“假”的结合；法相宗以三性解释诸法实相，说明非有非空是为中道，认为人的认识由“依他起”（非空）而产生“遍计执”（非有），只有破除此二者，才能达到空有不偏的中道；华严宗以法界为中道，以“十相无碍”． “四法界”来说明一心产生一切事物为中道实相。

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以“中和”、 “中庸”、 “时中”、 “守中”、 “中道”等核心观念构成的中国哲学的“中”思想在儒、道、佛三家的体系占据中心的地位，由于三家立学的归趣的不同，使得“中”在三家的相关思想中有着明显不同的指向。如果说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是三家的典型特征的话，这些特征在三家对“中”的阐述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儒家看来，“中”虽然具有本体的意义，但其根本还在于对“中”的运用，即“执中”上，而这个所执之“中”在现实生活里是以执“善”来彰显的。而道家所守之“中”则更具方法论的意味，它是“道”（本体）之用，是个人超凡入仙的门径。相比之下，佛学中的中道理论显得更加完备和精深，在这里“中”既是本体所在又是方法所用，应该说“中”的哲理建构在般若中道思想里达到了顶峰，并对禅宗、道教重玄学和内丹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和集·赵定庵问答》中有一段关于“中”的不同理解的比较：“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即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21）。从表象看来，儒、道、佛关于“中”的意趣确有差异，但细细推究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现实指向背后，这三家之“中”都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立足点——心，即个体之思想和体悟，无论是对无过无不及的把握，还是对空灵虚静的修炼，还是对不落二边超越，都是通过“心”来体验和实现的，它们所依托的是理性与直觉相结合的个体实践，其所要达致的目标则是具有鲜明中国思想特色的精神境界。所以，概括说来，作为中国哲学精髓凝炼所成的“中”，是人的个体的精神和物理之“中”——心所生发出的、与世间万物相和谐的一种“独知”，儒家所谓“诚”、“敬”，道家所谓“坐忘”、“心斋”、“涤除玄览”，佛家所谓“禅”、“止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皆同出异名而已。

参考文献：

⑴［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第14页。

⑵《汉语大字典》卷一，“|部中”，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⑶转引自《汉语大字典》卷一，“|部中” ，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⑷参见陈江凤：《天文与人文——独异的华夏天文文化观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⑸同⑷，第86页。

⑹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42页。

⑺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台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5卷第8期，1973年第1－2页。

⑻张光直：《华北农业村落生活的确立与中原文化黎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册第114  页，台北1970年版。

⑼牟宗三：《道之本统与孔子对本统之再建》，《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家论著辑要》，中国电视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193页。

⑽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页。

⑾《河南程氏遗书》，转引自：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重印本，第136页。

⑿[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页。

⒀[清]惠栋：《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62页。

⒁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0页。

⒂[清]钱大昕：《潜研堂集·中庸说》，转引自：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894页。

⒃张默生：《老子章句新释》，转引自胡孚琛、吕锡琛所著《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⒄⒅⒆⒇印顺：《中观今论》，台湾正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7、8、9、12页。

(21)转引自胡孚琛、吕锡琛所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