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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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0

中图分类号：F124.5；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92-07

Abstract：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and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effor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o consideration， a dualchannel lowcarbon supply chain game model dominated by the manufacturer is built， the optimal decision variable values under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re obtained. Conclusions illustrate that consumers low loyalty to retail channel is the precondition of manufacturer to use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decides whether the dualchannel supply exists or not， both the gros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unit product decrease as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increases. It addresses and examines the “cost sharing+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high sharing portions can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easily， but the specific values should be negotiated by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Key words：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carbon emission； cost sharing contract；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国做出许多努力来控制碳排放，如1997年的“京都谈判”和2005年成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鹇苑较颍给我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提出新的挑战。除各国政府要求碳减排外，消费者环保观念的觉醒也促使生产商、零售商重视生产环节、销售运输环节的节能减排，许多消费者已经在关注商品的低碳属性。在这一大环境下，如何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成为了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低碳产品生产商逐渐开始使用直销渠道，近几年电商产业的兴起代表了这一趋势。由于直销渠道具有不同于传统零售渠道的特点，这需要低碳产品生产商重新审视新增直销渠道的供应链低碳化管理。总的来说，研究直销渠道出现后双渠道低碳供应链管理具有十分必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双渠道供应链竞争、优化的研究

在竞争方面，很多文献对生产商开辟直销渠道后的渠道价格、利润以及渠道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双渠道供应链有着更好的表现[1-3]。Ghosh等[4]考虑了渠道结构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Cai[5]认为双渠道不总是最优，给出了直销渠道优于传统零售渠道的条件。

在优化方面，早期学者主要使用的还是加价或者价格折扣契约[6-8]。Ryan等[9]研究了随机需求下的双渠道协调，分析了最低价格限制下的收益共享契约和损失共享契约。Ma等[10]认为共享质量改进成本和提高销售努力成本的契约可以协调供应链。

1.2 考虑低碳约束的单渠道供应链研究

Benjaafar等[11]认为在碳配额和碳税政策下，供应链成员通过调整库存、订货量来达到减排，供应链成员合作可以减少减排成本。Du等[12]研究了一个由生产商和碳排放权提供商组成的供应链，碳配额越高，生产商的产量越大，利润越高，而碳排放权提供商利润越小。Carrillo等[13]考虑产品销售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成本，发现消费者对直销渠道的认可度以及不同渠道的碳排放成本差异会影响零售商的渠道选择；而碳税和碳配额无异于放大了渠道间的碳成本差异，因此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碳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谢鑫鹏等[14]在CDM框架下结合碳排放权交易给出了零供双方合作的区间。

1.3 低碳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Barari等[15]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将减排成本纳入需求函数，生产商负责生产绿色产品，零售商负责销售，最后供应链成员之间能达到经济层面和环境层面上的协调。Li等[16]将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纳入需求函数，在双渠道供应链模型下讨论了低碳产品的定价、减排率和供应链双方利润，分析了消费者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的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并运用两部收费契约来协调供应链成员的利益。

可见，目前学者侧重于供应链定价、库存、利润与协调等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在单渠道供应链中加入低碳约束，得到碳减排成果的结论，但对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及其协调研究的成果不多。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需求函数中引入生产商投资减排，同时考虑零售商在销售产品过程中支付碳排放成本，分析生产商和零售商在不同渠道结构下的行动决策与供应链协调。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建立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模型，比较了单一传统零售渠道、双渠道分散决策、双渠道集中决策的结果，分析了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的条件；二是考虑了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对整个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三是考虑了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的单位碳排放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减排的影响；四是提出了一个“成本共担+利润共享”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

2 模型设计、求解与分析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生产商考虑在传统零售渠道外开设直销渠道，零售商只通过传统零售渠道来销售该低碳产品，消费者拥有一定的环保意识，其对该低碳产品的需求随着单位低碳产品碳减排量的提高而上升。在市场中，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来选择传统零售渠道或者直销渠道来购买（见图1）。

生产商、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均为单位产品减排量与该低碳产品价格的线性函数，需求随着价格上升而下降，随着单位产品减排量而上升。两个渠道统一定价，没有库存。

其中：0

假设2：不考虑产品生产单位成本，直销渠道中的碳排放量为0，因此生产商直销渠道碳排放成本为0；传统零售渠道销售单位产品所支付的碳排放成本为e（来自于政府的碳税政策、物流产生的能源消耗等）。根据Weber等[17]的发现，直销渠道销售产品比传统零售渠道销售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少得多，具体表现为传统零售渠道存在大量的货物库存、货物运输成本，而直销渠道可以通过更集中的库存、物流来减少碳足迹。

假设3：生产商需要投入成本来升级生产技术、机械设备以减排，投资成本为单位低碳产品减排量的凹函数C（θ）=ηθ22，η为减排投资成本系数，其中固定成本假设为0。

本文使用的变量及其含义参见表1。

图6表明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对供应链总减排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双渠道集中决策中的减排量远高于分散决策与单一零售渠道时的减排量。这是因为集中决策下整个供应链的总需求得到扩大，而且减排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也比分散决策和单一零售渠道时高，验证了命题4。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到消费者对零售渠道忠诚度ρ、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e对单位产品减排量θ以及分散决策下生产商批发价格w的影响，θ和w都与e和ρ成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命题2和命题3。

一个契约是否有效，需要看是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条件。图9是参与约束条件的检验，在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生a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之和等于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总利润，恒大于分散决策下的总利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即供应链可以达到协调。图10是激励相容条件的检验，模拟的是λ=0.72、γ=0.55和λ=γ=0.72时的供应链协调情况。从图10可以看到，当γ=0.55时，采用协调契约后零售商的利润一直大于分散决策下的利润水平，说明零售商的利润在协调之后得到提升，而生产商采用协调契约后利润是否比未协调之前要好则不一定，θ的取值是关键。当θ较低时，生产商也能得到改善；当θ较高时，生产商会蒙受损失。此时生产商不一定愿意接受契约。当λ=γ=0.72时，生产商利润得到巨大提高，远高于未协调时的利润水平，但当θ较高时，生产商利润仍会下降至协调之前的利润水平之下。因此，θ的取值仍然决定着契约是否为双方所接受。也就是说契约并不必然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为使供应链成员双方都得到较好的利润分配结果，要求λ和γ的取值都比较高，亦即生产商分享零售商利润比例与零售商所承担的减排成本比例都比较高，才可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这是因为生产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生产商提供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给零售商。

4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生产商作为斯塔克伯格竞争领导者的双渠道低碳供应链，通过将零售渠道销售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单位产品的减排量和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纳入模型，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的渠道选择和协调优化。通过数理分析和数值模拟，得到以下结论：

（1）生产商建立双渠道供应链要满足前提条件（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不高）。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零售渠道购买，直销渠道需求太小而导致生产商无意新增直销渠道；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直销渠道购买，则零售价格过低，零售商不会销售该产品。

（2）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是决定双渠道供应链是否存在的关键因素。当碳排放成本较小时，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可以增加其利润，否则生产商没有动力新增直销渠道。

（3）由于存在“双重边际化”，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供应链协调可以实现，但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较高的成本共担因子和收益共享因子才能实现，具体由双方谈判力量决定。

（4）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越高，供应链总减排量和单位产品碳减排量越低，反之则反。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需求函数，没有考虑需求的波动性；另外，现实中零售商也开始使用直销渠道，因此建立一个包含三渠道的供应链模型，考虑三渠道之间的竞争与协调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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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hosh D， Shah 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eening Policies Across Supply Chain Structures [J].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 135（2）：56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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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u S F， Zhu L L， Liang L， et al. Emission-dependent Supply Chain and Environment-policy-making in the ‘cap-and-trade’ System[J]. Energy Policy， 2013， 57（1）：61-67.

[13]Carrillo J E， Vakharia A J， Wang R X.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Online Retail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239（3）：744-755.

[14]x鑫鹏，赵道致. 基于CDM的两级低碳供应链企业产品定价与减排决策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3（5）：80-85.

篇2

一、 增加财政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进而具有扶贫作用

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通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实物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教育投入提高的人力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等，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内容。因此，教育投入就更多的为学者以及各国政府所重视，相关研究也非常之多，国内外很多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投入对经济和社会的这种促进作用，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如P.E.Petrakis etc（2002）研究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在国内，如陈霞（2010）利用 1994-2009 年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大于专任教师投入数量的作用。

既然增加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贫困发生以及减轻贫困程度。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反贫能力，从而发挥其消除贫困，改变个体生存状态和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或者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也可以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如Sen. A.（1976）认为，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均面临反贫困问题，在政府的反贫困工作中，要充分重视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缪尔达尔（1992）认为，反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应该是教育扶贫，政府应该在教育扶贫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大财政教育扶贫支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如肖唯楚（2012）基于对教育扶贫资金各项投入与脱贫数和返贫数的回归分析，得出扶贫资金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与脱贫数的增加及其返贫数的减少显著相关的结论。通过对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数与脱贫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接受基础教育、高中职高教育、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与返贫数都呈负相关。林毅夫（2005）认为，通过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政府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教育投入。

二、 财政教育投入的扶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一些学者对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提高扶贫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对扶贫的作用，均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空间外溢是指，某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很高，但是由于人才外流等原因，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存量做出的贡献，其好处被其他地区获取了，称为空间外溢的负效应，这些具有负效应的地区主要是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是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人才外流严重。相反，某些地区虽然财政教育投入不高，但是如果这些地区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那么这些地区就获取了其他地区较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

门槛特征是指，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增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育经费投入范围内，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可能存在某些临界值，在这一临界值之前，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效果作用很大，如果财政教育投入超过某一临界值，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作用可能就显著减少了。这一临界值，就被认为是财政教育投入减贫作用的门槛值。

一些学者对财政教育投入以及其他财政投入作用的空间外溢性和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张淑翠（2012）利用2001-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发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对于教育年限没有达到门槛值的地区，增加教育年限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教育年限已经大大超过门槛值的发达地区，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邓宏亮，黄太洋（2013）利用200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存在空间外溢性特征和门槛特征，并计算了具体的门槛值。杨友才，赖敏晖（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大多时候已经超过了门槛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

三、主要的政策启示

很多文献研究已经证明了财政教育投入的经济效应以及减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政策含义。

1.空间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损，而经济发达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益。因此，国家层面的财政教育投入应该向落后地区倾斜，因为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失了的，如果这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是持平的，而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是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无疑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雪上加霜。相应的，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作为主要的人才流入地，已经是人才济济了，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高等人才过多，就业压力增强。同时，这种空间外溢性的存在，其实是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经济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被称为高等教育小省，也就是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大，但是浙江省的人才并不缺乏，因为其他省份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省份培养的人才会流入到浙江省。也就是说其实是发达地区的省份搭了便车，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发达地区，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事实，是否可以尝试由发达地区的省份适当的给予落后地区的省份一些教育投入，当然，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协调。

对省级财政来说，经济发达的省份，因为存在着正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高等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些地区并不缺少高等教育人才，其他地区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些地区，因此，教育经费可以向中小学倾斜，以及向本省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对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争取国家的财政教育投入向本地区倾斜，同时也要加大本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要更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较快增长，为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为了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会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这种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因为存在这种空间外溢性其效果要打折扣。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办法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可以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以及各种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要比增加该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同时，为了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去中西部以及落后的农村就业，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以引导，例如浙江省2006年开始，通过由浙江农林大学委托培养的方式，向浙江省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区）招

收定向培养涉农专业的本科生，定向培养生按期毕业后，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期限为5年。这样的政策设计有助于大学生毕业后到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就业，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政策设计都比单纯的提高落后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

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减贫作用具有门槛值，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中央财政的财政教育投入要对各个地区加以权衡，合理调整和优化财政教育投入的区域分配，确保经济均衡增长与教育投入效率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2]邓宏亮，黄太洋.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的空间计量与门槛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3：25-31

[3]杨有才，赖敏晖.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经济科学，2009，2：34-43

[4]肖唯楚.关于财政教育扶贫投入效率的实证研究――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C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9：13-18

[5]金双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收入分配[J].财贸经济，2003，（1）：58-63

篇3

在“十五”末，内蒙古的基本区情是欠发达，经济总量较小，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集群化发展不够、链条不长。200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遵循规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在正确认识自治区区情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奋斗，自治区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一是经济规模取得大发展，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亿元，年均增长17.6%，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07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二是经济内涵取得大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显著推进，以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风电装机由20万千瓦增加到10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上。

“十一五”全区经济规模和内涵的大发展给环保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环保工作的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一五”以来，环保部共审批自治区各类项目环评163个，总投资6120.3亿元；自治区环保厅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2506个，总投资74817.3亿元。环保工作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切实强化了污染减排。“十一五”期间，随着自治区GDP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万吨以上，化学需氧量新增12万吨以上，自治区的污染减排工作必须在消化巨额增量的基础上大力削减存量。到2010年，全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9.41万吨，比2005年的145.6万吨下降4.25%，完成140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10.6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7.51万吨，比2005年的29.7万吨下降7.46%，完成27.7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09.51%，超额完成了国务院对自治区下达的“十一五”减排目标任务。

污染减排交上满意答卷，环境质量随之明显改善。2010年，内蒙古全区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优良天数平均达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标分别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酸雨的省区。全区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转变为“轻度污染”，重点监测的40条河流的67个断面中，Ⅲ类以上标准水质断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个百分点。

二、科学认识的环保发展道路

内蒙古的环保发展既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确认识环保工作规律、顺应时代转变理念方法、勇于探索开辟新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树立生态文明观是环保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找到这个立足点，就找到了环保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紧密衔接的桥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内在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特征，以及人民群众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图景。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会；又要在物质上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带来的发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生态文明是与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概念。首先，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经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能仅仅以GDP增长单一指标来看待发展，经济发展包含资源消耗、经济效益、环境承载三个方面的内涵，应从单纯的GDP考量逐步转变为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二，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拓展对经济发展周期的认识，不能单纯强调短期内的经济规模扩张、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务必在经济发展上注重长期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进而长久保持资源禀赋优势，避免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第三，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民生内涵的认识，将环境权益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纳入各项政策制定当中，不能忽视更不能漠视公众环境权益。

（二）在发展中寻求出路是环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从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发展机遇，环保工作才有出路

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环保自身的发展。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不能就环保论环保，而是应该放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待，立足于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以环境保护的成绩来优化经济发展、来改善社会民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有为才有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国家召开第六次环保大会，总理提出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表明，环保工作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必须认识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为，从而开创环保事业长足发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提升环保发展能力

环保发展能力的提升，表现为适应时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应对当前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破解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每年要将排污费的50%用于加强环保自身能力建设，这为环保自身能力跨越式发展开凿了源泉。5年来，国家和自治区直接投入财政资金17.45亿元，其中能力建设8.85亿元，污染防治资金8.6亿元，自治区环保财政专项资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动环保方面，自治区环保厅5年投入6.2亿元全面提升常规监测和自动监测能力，彻底改变了“废水靠看、废气靠闻、废渣靠摸、噪声靠听”的落后状况。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新建了监测实验中心，具备了有机、无机等15大类的监测能力，并通过了国家级实验室技术评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区环保厅分别启动实施了全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一期、二期工程，总投入1.65亿元，集成物联网、“云计算”、3S空间信息管理、3G移动通讯技术，在全国率先建成全区统一的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环保移动办公执法平台，环保监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环保专网，自治区环保厅与各盟市环保局构建了全区统一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环保综合办公平台，建成自治区、盟市两级环保部门13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形成全区环保管理“一张网”的数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强环保方面，全区环保机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新增机构118个，101个旗县区全部独立设置了环保局，主要的工业园区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环保机构，新增各类编制1342个。自治区环保厅机关新增设了环评、总量、人事3个处室，组建了东、西部环保督查中心、评估中心、在线监控中心、固废管理中心、排污权交易中心、环保产业协会7个事业单位，增加各类行政事业编制128个。

（三）抓住总量控制这个环保工作的主线

从“十一五”内蒙古的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来看，总量控制污染减排工作对改善环境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作用，抓住总量控制这一环，就抓住了环保工作的主线。

环保工作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好“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来开展的，这三个量就是经济总量、污染总量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经济总量决定污染总量，污染总量决定环境质量。其中，经济总量对污染总量的决定作用，受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质量因素影响；污染总量对环境质量的决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环境容量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环境质量反过来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进而对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起到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关系上来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要从总量控制做起。总量控制与环评审批、污染治理、监测评估密切联系，构成工作循环链条。总量控制提出污染总量的控制目标，通过环评审批来实现总量指标优化分配，通过污染治理来削减已有总量、控制新增总量，通过监测评估来掌握总量控制和环境改善的成效。总量控制越有成效，经济发展就越有空间，环境质量就越发改善。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基本思路，是贯彻总理“三个转变”思想，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问题。

1、将总量控制提升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机制

“十一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减排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通知》等21个推进减排的行政规章。为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自治区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盟市也相继成立以盟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为严格落实减排目标责任考核，2007年自治区把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列为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节能减排考核权重由2%提高到8％，超过GDP和财政收入7%的权重，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2、将环评审批提升为调控政策，建立优化约束机制

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导向，从单纯的行政审批事项转变为经济调控措施，能有效地调节发展与环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区开展了全国首个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并以战略环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调整。2009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要点的通知》文件，把推进规划环评作为从源头防范结构性和布局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措施来抓，明确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十要点”。2008年自治区环保厅出台《关于建设项目审批“六前置、七环节”的规定》文件，从项目建设全过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审批权限、规划环评要求，是否有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环境监测能力和配套环保基础设施等6个条件进行环评前置审查，“七环节”即在审批过程中严格把握项目选址、项目布局、工业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产工艺、环境风险防治，以及环境敏感区、城市建成区和景观区等7个关键环节。2009年自治区环保厅为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环保部门保增长的21条政策措施，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疏堵结合，从而优化经济发展。

3、将污染减排提升为联合行动，建立综合减排机制

污染减排要见实效，必须将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依靠环境政策引导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将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多部门的协同作战。2007年自治区环保厅制定了《关于二氧化硫减排“双五条”化学需氧量减排四条措施的规定》，以加快脱硫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08年，面对全区减排指标处于降与升的边缘的现状，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强减排的“双12条”政策措施。为加强经济激励，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区二氧化硫排污费从每公斤0.63元调整至1.26元，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不足0.45元每吨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吨、工业污水0.9元每吨。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减排任务分解到自治区15个委办厅局，2008年各级环保部门建立起与发改、统计、水利、城调等部门的减排统计联系会审制度，2009年自治区纪检委、监察厅把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况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决策部署的4个重要内容之一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部门联合，结构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全区共关停小火电机组62台152万千瓦，整合煤矿877座淘汰产能1700万吨，淘汰水泥产能696万吨，淘汰焦化产能1100万吨，按国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电石、铁合金和钢铁等落后产能，特别是关停了包钢3台90平方米烧结机，在全国规模最大。

4、针对内蒙古特点在工作中进行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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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00707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问题，尤其是区域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的碳减排路径。考虑到我国省市地区较多，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在部分地区间存在“俱乐部收敛”[1]（P31-42）[2]（P35-46），即地区间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时，一般会在一定的标准下，对我国30个省市地区①进行分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目前的碳排放区域划分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使用国家已有的区域划分结果，一类是基于某些与碳排放相关的指标进行区域划分。

我国已有的区域划分主要有三种，部分学者选择其中一种，对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1）东中西区域划分②。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多，且研究视角丰富。其中，陈诗一等[3]（P111-119）、雷厉等[4]（P59-65）和仲云云等[5]（P123-133）使用LMDI方法，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量及其因素效应的差异性问题；李国志等[6]（P32-39）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许广月等[7]（P37-47）、张为付等[8]（P14-23）研究了全国及各区域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问题；许广月[1]（P31-42）、林伯强等[2]（P35-46）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的“俱乐部收敛”问题。（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中所提出的经济区域划分③。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少，王文举等[9]（P442-447）使用该区域划分结果，利用对应分析，对碳税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经济区域划分④。使用该区域划分的，主要是因为要用到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刘红光等[10]（P129-135）建立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模型，对各区域各行业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分析。姚亮等[11]（P16-19）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我国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进行了相关核算与分析。以上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均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并未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使用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去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均缺少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基于其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分类指标和方法，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这里也可以分为三种分类方式：（1）单指标分类方式，由于这种方法较为简便，大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李国志等[12]（P22-27）、宋德勇等[13]（P8-14）选择碳排放量年度均值指标，设置一定的大小区间，均将我国划分为高排放、中排放和低排放等三个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全国及不同地区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张雷等[14]（P211-217）根据2005年碳排放量的截面数据，将我国分成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I、重碳排放型II、一般碳排放型I、一般碳排放型II和轻碳排放型等六个地区；肖黎姗等[15]（P21-27）选择1990—2007年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三类地区；曲如晓等[16]（P10-17）为验证中国省级收入排放的不一致性，选择1997—2010年的人均GDP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高收入、较高收入、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等四个地区。（2）双指标分类方式，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何建武等[17]（P9-16）在研究统一碳税对各区域的经济影响时，选择2002年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即第一类地区（人均GDP水平很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第二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碳排放强度却很高）和第三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也较低）。许泱等[18]（P1　304-1　309）根据2008年城镇化水平和1995—2008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地区。（3）聚类分析分类方式。前面两种分类方式，均是采取数据间简单大小排序，此种分类方式则全然不同。张彬等[19]（P53-56）通过Kaya恒等式得到人口、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等三个碳排放区域划分的模糊聚类指标，然后基于截面数据，将我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四大地区，即北京、上海完全城镇化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天津。

综上，已有文献在碳排放区域划分方面各具特色，但仍存在尚可完善的地方：（1）由于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止一两个，所以采用单指标和双指标的分类方式，指标选取过于单一，未能充分反映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且其选取也尚未统一；（2）张彬等[19]（P53-56）采用模糊聚类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但是并未充分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同时由于使用截面数据，仅考虑区域碳排放在截面上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在时序变化上的特征。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对碳排放区域进行划分呢？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在进行分类时，不仅能充分考虑指标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上的特征，而且能一次容纳多个指标。这恰恰为碳排放区域划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分类问题的主要方法。近年来，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成为了热点研究领域。Bonze和Hermosilla[20]（P339-360）首次将聚类分析引入到面板数据中，运用概率连接函数和遗传算法改进聚类分析算法，从而提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Ren和Shi[21]（P253-258）基于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通过Frobenius准则重建Ward函数，提出了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较为复杂，且李因果等[22]（P73-79）指出他们都没有详细考察面板数据的动态分类统计特征。朱建平等[23]（P11-14）提出了单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但是单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且在现实应用中多为多指标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郑兵云[24]（P265-270）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对时间进行了“降维”，即每个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消去时间维度，退化为截面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信息损失问题，均值只能表现平均变动情况，不能反映其他分布特征，如离散程度等；二是存在一个隐形假设，即各样品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否则会得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结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李因果等[22]（P73-79）选取面板数据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变异系数三个统计指标，分别建立测度相似性的欧式距离函数，将其赋权构建综合距离函数，并重构Ward聚类算法，从而提出了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虽然其研究综合考虑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综合距离函数权重的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如果选取的权重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聚类结果；其二，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均可能远远小于绝对量，尤其是增长速度，这样如果综合到一起来构建Ward聚类算法，即便选取较大的权重，也很容易忽略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较为简单、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即综合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和年均增长率的聚类结果，来解决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在这样的思路下，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0年与碳排放直接相关的相对指标数据，对我国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相比已有文献，本研究有以下特色与拓展：（1）分类指标的选择。结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区域碳排放特点，基于涂正革等⑤⑥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提取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指标，在分类指标选择上不仅较为全面合理，而且首次区分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的影响因素；（2）分类方法的选择。选取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进行区域分类，在分类时不仅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截面特征，而且也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时序变化特征。

二、理论方法框架

（一）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由于对各指标进行时间“降维”再聚类分析，可以体现面板数据的截面特征；取各指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显示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那么综合这两个指标，便能较全面地说明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于是，本文提出以下思路，进行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第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在时间上对各指标“降维”，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三步，综合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将其作为最终的聚类分析结果。如第一步的聚类结果将北京划为第一类，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北京被划到了第二类，但其他省市均没变化，那么便可以将北京单独划为一类。

本文选用欧氏距离，选取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或称Ward法）进行聚类分析。相比已有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该聚类思路操作较为简单，操作性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此外，在进行第二步，即对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时，若相异性取到较小的值，仍未获得良好的分类结果，那么便说明各个体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此时，便可以不考虑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即不进行第二步操作，此时本文的方法便退化为郑兵云[24]（P265-270）所提出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二）碳排放区域聚类的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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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不只是中国，从印度、伊朗到韩国、英国、法国，都出现了持续大范围的空气污染。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雾霾还能治吗？以往的治理路径对不对？

在全球范围挥之不去的雾霾之中，一个重要的“元凶”就是机动车污染。而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今年初，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源解析表明，机动车污染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细颗粒物的首要来源，分别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广州21.7%。”“一辆老旧车相当于20-40辆国IV、国V小车排放。一辆重型柴油车相当于200辆小车排放，而且很多不达标。”

此次伦敦重度雾霾中，也有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天气寒冷无风、交通和燃烧木料锅炉的使用达到峰值。”

这天傍晚，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会客室里，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理事会主席、驾道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颜梓清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东的实践，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约15%的高污染车，就能快速削减约70%的汽车污染总量，可降低大气污染总量30%以上，在短期内有望明显改善我国空气质量。”

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的“老人”

采访中，颜梓清的手机不时响起。她总是客气地回应说“我是小颜”。

其实，她在中国的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颜梓清就开始从事机动车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和推广，推广使用的机动车电控补气技术装置，促成了我国化油器车向电喷车的转变。

2001年，颜梓清作为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批复的“汽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技术国产化项目”的总负责人，负责“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装备”国产化项目的实施，2002年带领团队研发出适合中国的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

这一研发团队共获得了17项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多项技术通过成果鉴定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主要解决检测数据准确率低和人为作弊的问题，为我国推行对机动车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攻克了技术难题。

从2002年起，颜梓清带领团队推动“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检测方法”在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的市场应用，同时参与和推动了汽车检测与维护（I/M）制度在中国的启动和实施。

颜梓清是I/M制度的“拥趸”，她相信只有这套体系，才能改变中国目前不科学的汽车消费规则。“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她说。

颜梓清告诉记者，围绕汽车的规则制定和标准体系建设，美国与欧洲已经斗争了几十年。欧洲汽车工业最为发达，既是其经济支柱，也是技术发源地，“但欧洲最大的问题是，至今为止没有汽车的评价体系。”颜梓清说，造成欧洲是以行驶公里数和年限来淘汰车辆，或者判断车辆状况，维修车辆。

她介绍，相反，美国是通过评价来判别车辆。“评价其实是依据检测的体系建设，如果没有评价体系，对消费者利益就是一种侵害。”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推行了严格“I/M制度”。

I/M制度中执行的“I”（检测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车”。美国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简易瞬态法检测技术”对车辆进行检测，对检测设备技术质量考核非常严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经过技术质量考核。此外，美国政府对检测数据非常重视，为防止检测数据作假，政府会组织人到检测点监查，以防止检测数据虚假影响政府决策。

颜梓清介绍，美国从1984年到1993年执行了在用车I/M计划。根据美国环保署的分析，美国在用车的一氧化碳（CO）减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氢化合物（HC）形成的气态铅减少了86%，PM10颗粒物削减了20%，每天削减约110吨污染物。所以，美国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空气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国、哥伦比亚、欧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颜梓清带领团队研究出“柴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和“汽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并取得发明专利；2011年起，她又带领团队开展了机动车排放综合防治体系研究，从2012年开始推出“机动车排放云检测综合技术”，目前己进入实质应用阶段，获得了20多项专利和10多项软件著作权。

在颜梓清看来，我国在控制机动车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实施措施上，“可能已经步入误区”“多避重就轻、避难就易、避实就虚，造成了大气污染无法控制。”

她解释说，“以北京为例，十几年前大气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点是机动车污染，大批淘汰黄面包高污染车。在2006年奥运会之前，北京以烟煤为主的工业比现在多但大气环境质量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这说明当时的治污方向是对的。”

颜梓清说，但这之后，大气污染防控治理对象和措施变了，“对防控机动车污染重视不够，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总量控制和新技术的发展。”

她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刘昭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卢希果、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傅立新及颜梓清等专家就参加了由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组织成立的“I/M机动车污染防控研究小组”。

专家们研究发现，一辆高排放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达到正常机动车的10倍以上。而检测出这些高排放车辆并有针对性地重点治理，是削减在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的最有效办法。

另一个让颜梓清坚信自己判断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城区PM2.5浓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减排贡献为74.1%，河北和天津地区减排贡献为19.7%，其他地区减排贡献为6.2%，“由此确定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说。

北京工业大学一份学术报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会和2015年“9・3”阅兵期间，京津冀PM2.5、PM10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日平均减排量分别为168吨、46吨、159吨。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两次红色预警期间，机动车污染源减排措施对PM2.5浓度降低贡献最大，超过40%。因此，控制好机动车污染对空气质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检测上

问题到底出在哪？

颜梓清对记者说：“主要出在检测上。首先是检测标准与限值的问题。”

目前，我国新车排放标准限值与在用车排放标准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绍，新车国Ⅳ标准对规定，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总量控制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为合格，而在用车（上牌车）标准对该三项污染物的合格标准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车标准与在用车标准不统一，实际上仅提高新车标准难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颜梓清说。

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新车与在用车污染排放的检测方法有多种，而各地实际执行的检测方法并不统一。

2011年，环境保护部通报对全国近千家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检查整治结果，排查出各类违法违规和不规范检测问题200余项。2015年9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在山东、广东等五省的一些机动车检测站，只要黄牛疏通好关系，尾气不合格的车辆，不需要维修，通过调节检测设备采样管开关、检测设备软件可根据不同指令随意出具检测结果，高污染车不经维修就能检测合格拿到绿标上路行驶。

颜梓清说，这种造假行为导致机动车排污检测数据无效无用，检测无法达到区分车辆达标或不达标的目的，使我国政府控制大气污染失去了技术支撑和政策决策依据，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而对于提升油品质量来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颜梓清也不认同。她解释说，“提高油品质量主要是控制硫、铅、笨、芳烃、稀烃、甲醇、锰、铁等比例，对控制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颗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显示，机动车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的不合格造成的。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颗粒物（PM）主要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而汽车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产品是否合格对排污量高低影响非常大。

目前，我国对在用车上路执法管理主要是按车牌号和老旧车限行。“由于检测设备造假严重，检测数据无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车辆，本应对超标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的执法政策也就无法实施。”颜梓清说。

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明确，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严格地控制机动车污染，有可能达不到2017年的目标。”颜梓清有些担忧地说。

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

说起驾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称的由来，颜梓清笑称：“‘驾道’这两个字是我起的，当然有寓意。”

她对记者说：“‘驾’有驾驶汽车的意思，也有管理、评价、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机动车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义的含义，有一种公益为主的色彩在里面，‘驾道’的宗旨是为健康、为绿色开道，为决策提供技术

支持。”

驾道公司是中关村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企业，也是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放监测领域的技术依托单位，拥有车辆排放云检测等相关专利技术45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还有10余项）、软件著作权22项，以及5项高于国标、行标的企业标准。

颜梓清介B，由驾道公司独家推出的机动车尾气云检测综合技术，实现了从“检测装备制造商向互联网+检测智能装备运营服务”（工业4.0版）的成功转型，智能化的云检测环检点实现了快速、公开、透明的检测环境，自动对检测数据误差高于10%的检测设备禁止入网，通过实时远程数据质量（克/秒）监管和溯源，按车辆排污量进行分级管理，能科学防控机动车污染总量。

颜梓清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起，驾道公司在北京、山东推出市场化的“ClC驾道车体检”服务，鼓励车主自觉控制尾气，车主通过检测可全面了解车辆健康状况。驾道公司还设立了“新蓝天贡献奖”，对检测后的超低排放车辆和维修后减排量大的车辆进行奖励。

今年1月8日，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一辆车牌号为鲁P1**7M、排放标准为国Ⅳ的马自达家用轿车，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当于每百公里排污量仅0.94克，获得了低排放特等奖；另一辆车牌号为鲁AM**96的二手捷达车，排污量从原来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维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获得了维修减排特等奖。

颜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机动车占总量的15.93%，占污染总量的68.95%。通过检测和维修，可以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

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平均每年以2000万辆的数量增长，年检测费用预计约40亿元。此外，2015年底我国在用车总量已达到1.7亿辆，每辆车平均每年检测2次，检测总费用预计达到680亿元；二手车检测平均每年按1000万辆计算，每年检测的总费用也高达20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按照驾道公司的业务拓展计划，2017年在北京各个区都将建立两条以上检测线，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完成布点。年内建立起300条检测线，并完成600万辆车的体检。到2018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将建立机动车检测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颜梓清等专家一直呼吁政府放开对检测机构的行政许可管理，采用检测机构备案制，鼓励检测机构经营模式创新，加强对检测数据的管理。

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国务院认可。今年1月21日，经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其中第24项规定，取消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审批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可。并规定，取消审批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强化“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严格把关，采用监督检查、能力验证、投放处理、信息公开等多种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该消息传出后，颜梓清在微信群里称，“机动车检测机构认证被取消了，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竞争下，我们一定能赢！收到了大礼，我们会回馈政府和社会更大的礼。”

采访末了，记者给颜梓清出了一道选择题：你认为自己是学者、企业家，还是环保斗士，三选一。

“我觉得还是选‘学者’比较合适。”她对记者说：“我目前还是以研究为主，谈不上是企业家。企业家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而学者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强调社会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证投资者不亏本。”

在颜梓清的个人博客中，她会因对于机动车遥感检测的不同看法而公开质疑某位院士，也会对涉嫌非法经营计量器具产品的某些企业表达不满，更会对某些部门的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保护车辆尾气检测造假的行为表示愤慨。她甚至被环保业内人士贴上“不识趣”“太强势”和“环保斗士”的标签。

“我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但是，我们研究的好技术被假冒技术企业黑白倒了，研究团队和专家队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不得不站出来说话。这只是一种澄清。为人处事还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宽容人为主，与强势和‘斗士’挂不上钩。因为我不会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会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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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本文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将其证伪。

1平等的含义

有人将阿瑟·奥肯的著作《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中"equality"一词译为"公平"，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汉语中"公平"一词意为"公正，不偏不倚"，这正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与效率并无重大两难冲突(TheBigTradeoff)。国内有学者因此误译而将"公平与效率"问题斥为伪问题，不但连累奥肯在中国声名受损，而且造成研究和争论的混乱，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效率。根据《美国传统词典》，"equality"的解释是"Thestateorqualityofbeingequal"，指"相等、相同的状态或特性"，这与汉语中"平等"一词更为契合。因此我同意王奔洲先生的译法：《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平等"是较为合适的译法，但对其含义仍必要做进一步廓清。奥肯所言的"equality"，指的当然不是机会的平等，那属于公平的范畴；但也并不就指结果的平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平等，迄今为止尚未在任何社会中实现过。一种从未出现的现象，当然不能对效率产生任何损害。对效率可能产生损害的是人类从未停止过的缩小人与人之间分配差距的努力。虽然真正的平等从未实现过，但这种努力的结果无论大小、显隐，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破坏效率。因此我理解"equality"在奥肯著作中真正的含义应当是:"在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下文中的"平等"，除有特殊说明外，均指"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显然，这里的"平等"严格的说来是一种"不平等"，一种消除不平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衡量平等（或不平等）程度指标的讨论

奥肯使用的衡量平等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这看来不够完整。因为收入相同的人可能因各自不同的背景条件而有着大相径庭的处境。例如一个"工资基本不用"的政府官员，也许工资单上的收入与一家民企的职员相当，但两人实际生活状况可能大不相同；又如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富家纨绔子弟与家中一贫如洗的下岗职工，同样没有收入，实际上也远不平等；再如同样收入的两个人，一个身体健康，一个患有需要巨资方能医治的疾病，他们的处境也迥然不同。考察社会不平等的程度，需要在收入水平之外考虑背景地位、身体状况、社会关系、家庭负担、发展潜力等等因素，将其综合起来比较，方能对之有真实的了解。当然，这在统计和计量上会有很大的困难，暂时难以付诸实用，但平等化的努力应当在对不平等状况有着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

图1为笔者仿照洛伦兹曲线图所绘不平等曲线示意图(注意，这里的不平等也特指结果不平等)，图中横轴表示社会中分配状况(不只考虑收入，而是将收入和财产、社会关系和地位、年龄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负债和负担等因素折合成可比较的资源因素加总而得)从劣至优家庭的百分比分布，纵轴表示一定百分比的家庭实际占有的社会资源的百分比，当社会分配状况绝对平均时，不平等曲线为45度斜线(y=x)，当全部社会资源被一户家庭独自占有时，不平等曲线变为90度折线。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仅在人们想象中存在，反映现实状况的不平等曲线y=f(x)都位于这两者之间，曲线愈靠近90度折线，社会不平等程度愈严重。与基尼系数相似，在此也可用曲线与45度斜线之间的面积与45度斜线与90度折线所围面积相比而得到不平等指数。公式如下：I=■=1-2■f（x）dx（1）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

3平等对效率的影响具有正负两向性

对平等的追求，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需求深植于人类心灵深处。无论蛋糕做到多大，对平等的要求都不会消亡，只是在平等状况相同的条件下，蛋糕做得更大的社会有较好的条件缓解矛盾而已。注意这种矛盾只能"缓解"，真正解决须待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至人类可以将效率仅仅当作一种工具性的指标时。那时，也许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周工作的人类可以将平等这个正义标准优先于效率来考虑。

但在今天，即使假定效率应当占有比平等优先的地位，是否可以认为牺牲平等对效率有利而无弊呢？即使在不平等完全是由于公平竞争所致的假设下，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仍然具有损害社会效率的一面，换言之平等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有破坏效率的一面。例如，不平等带来的不满（注意不满并非总由不公产生）可能导致罢工，也可能提高社会犯罪率。即使没有激烈的冲突，社会关系不和谐本身就是效率的不利因素。人们常常将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当作一种纯粹的正义举动，虽然义不容辞但却违反效率。其实救助弱势群体可以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其保护效率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即使抛弃那些孱弱到无力犯罪的人，带来的损失也绝不是仅限于正义的沦丧。因为健壮和正常的人看到他们遭到抛弃的下场会在心理上产生"兔死狐悲"的感受。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是强者，一旦沦为弱者就是这种下场，这种感受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破坏效率的心理瘟疫。

不平等对效率的正负两种作用的形成机制可以这样解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会给社会不同群体成员带来不同的影响，一部分人对变化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就表现为对效率的负作用，另一部分人对变化感到满意，则表现为对效率的正作用。显然，研究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需要考察这两种作用各自的变化趋势及其综合效应。

4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模型

现在暂时假定，除了I值取0或1这两种极端情况不存在机会平等之外，不平等完全是由公平竞争（即不存在机会不平等）所导致。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用C表示效率的净变动量，E表示当不平等指数取定某值时，此(不)平等程度对效率的正面影响量，S表示此时(不)平等程度对效率的负面影响量，E和S均取正值，则有下式：C=E-S（2）图2中E和S两条实曲线表示（不）平等变化对效率的正负两个方向影响的变化趋势（双点划线表示在考虑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对应的变化趋势）。在不平等系数I为零，即绝对平等时，E值为零，S值大于0，因为绝对平等对效率没有刺激作用，而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并非不平等)，在怠工停工之外还可能引发一些破坏性反效率行为，如毁坏工具设备等等；随着I的增加，E逐渐递增而S递减，因为适当拉开分配差距会刺激几乎所有人投入更多精力生产而减少破坏性反效率行为；当I达到某个值时，E值增至最大，此时若I继续增加，E的变化趋势会逆转，变为递减，因为不平等超过一定的限度之后，竞争者之间强弱态势渐趋明朗，强者有安于现状的趋向而弱者追赶意志也趋于消沉，不平等对效率的刺激作用就会越来越小；而I值达到另外某个值(或者，在偶然情况下与该值对应的I值与E的转折点对应的I值相等，为简便起见图2即按此情况绘制)时，S值减至最小，S的变化趋势在此逆转为递增。因为随着不平等严重化，由于利益向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心怀不满，对效率的破坏渐渐加剧。在各自的逆转点之上，随着I向1递增的过程，E逐渐递减至0，而S逐渐递增至最大，如图2所示。显然，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个临界值Cr，当I=Cr时，式(2)中C取最大值。因此，平等对效率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不能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只要平等前进，效率就不得不后退，或就提高效率而言，降低平等总是一剂万灵药。从以上讨论可知，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平等前进，效率也因此前进，或平等后退效率也因之后退。那种认为牺牲平等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想法可以休矣。由图2可直接推导出图3。当图2中I值取0时，E为0而S为正，说明不平等对效率的正负作用综合表现为负，故图3的平等效率关系曲线的起始点为横轴负向A点，OA距离与图2中的OB相等；图2中随I值递增E值增而S值减，当I＝D时E与S值相同，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在I值为D时增至0。图2中E与S继续随I值的递增而增减，至I＝Cr时E与S的差距达到最大，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随I值递增至Cr达到最大值Em，Em与O点距离等于图2中E＞S阶段中E与S的最大距离；图2中I值超过Cr后E与S的差距逐渐缩小，至U点二者交汇，相应地图3中I值由Cr递增至U时效率变化量递减到0；当图2中I值由U递增到1时，S值重新超过E并且两者差距逐渐增至最大，相应地图3中效率变化量在同一阶段由0递减至最小值。图3将平等(用不平等指数表示)与效率的变化关系直接描述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不平等指数低于临界值Cr时(即当公式(2)中E>S时)，它的数值上升会引起效率的增加，此时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适当拉开收入等各项指标的差距，能够提高效率。当不平等指数达到临界值Cr时(即公式(2)中E=S的情况)，效率达到最大值Em，当不平等指数超过临界值Cr时(即当公式(2)中E如果考虑结果不平等部分缘自机会不平等的情况，平等效率变化关系就要改由图3中的双点划线AT’B来描述，由于假设在I值取0和1时总是机会极端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总是相同的，故双点划曲线与实曲线的起始点重合；而I值取0和1之间数值时，由于E与S差距较不考虑机会不平等的情形小，故AT’B斜率大于ATB，即比ATB更"快"达到转折点。效率的最大增值由Em降为Em’，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总效率水平会有所下降。双点划线AT’B的转折点只在偶然情况下恰好也位于I＝Cr高度，但为简化起见图3就按此情况绘出。

5结语

综上所述，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关系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即使不考虑正义伦理因素，牺牲平等对于提高效率也并非总是有效，在一定条件下，牺牲平等反而会导致效率受损。

现阶段我国的平等效率关系正处于图3中Cr值以上还是以下的部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奥肯.王奔洲译.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詹姆斯·E·米德.施仁译.效率、公平与产权[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1995

4纪玉山，代栓平，贾成中.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8）

5董振华.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J].理论研究，2005（4）

6王天崇，贺利军.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因子--公平、效率、正义与法治[J].求实，2005（9）

7史文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J].前沿，2005（7）

篇7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职业院校中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教师，可以按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的条例规定，申请评定第二个专业技术资格”，这是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的。而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要求，教育部早已提出：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中持有相关技术资格或者职业资格的人数应该达到50%以上。所以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加强职业学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科技发展的水平，还是产业结构的技术构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者的素质也相应有很大的提高。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拔尖的创新人才，还需要数以万计的专门技术人才，更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据调查分析，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问题由其严重的专业领域有护理、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于维修、计算机应用等。在这种形势下，历史赋予了职业教育重大的历史使命，即需要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所以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已是职业教育的重点和特色，不论是经济建设、社会现代化还是教育发展，都急需职业教育建设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二、本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由于本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了向社会建设输送人才，导致职业教育行业异常发达。但是近些年来，虽然在实施特聘岗位计划、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方面，已经为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做出了成绩，但是现状还是不容乐观，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要求，现有教师队伍状况还不能达到。师资现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编制因素制约

由于编制的原因，职业教师的师资严重不足，继而导致了双师型教师难以达到标准。截止2013，我市共有职业学校273所，在校学生共45万，生师比为30.8：1，相对于同阶段的普通学校的生师比19.2：1，差距太过于悬殊。在现有职业教育教师中，双师型教师仅仅占了30.88%。如果按照国家关于20：1的生师比的标准，我是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有10000左右的缺口，在这其中，双师型教师的缺口也是很大的。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

2.各职业学校对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认识不足

虽然本市职业教育的历史已有多年，但是部分学校并不能跟上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还没认清形势，所以对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认识不足。部分学校对学生技能的训练不够重视，也不能认识到教师对专业的规模性建设的重要性，根本上是对学校健康发展的认识不足。无法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就是因为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学校的领导重视不够、投入的培训资金不足等。

3.教师寻求专业发展的动力不足

职业学校中的部分教师，在寻求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内动力不足。这些教师的现代职业教育意识淡薄，此外再加之学校对专业教师发展的激励机制还有所保留，这正是部分教师产生消极思想的原因，所以其自身的专业素质就很难提高。据统计，在我市的职业教师中，本科文化程度者仅占77.69%，与阶段普通学校相比，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此外，不少学校错误的理解“双师型教师”的含义，使得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错误，让双师型教师的价值减重不少，影响建设质量。

三、探索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方法

1.制定双师型教师的统一标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精神，必须要统一双师型教师的标准。必须按照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制定专业技能型教师的申报评审第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执行统一的认证政策与管理方法。这样就能使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走向规范化。制定标准之时，应考量教师的成长规律，根据不同层次做出规划，以达到激励不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不同职业技能等级的双师型教师都有其目标和方向的目的。

2.强化管理制度

目前职业教育的管理上，还处于分割状态，普通的职业学校管理权在市级，技工学校的管理权在劳社局，职高的管理权则在教育系统。这些管理权限不一致的现象，使得无法统一的规划全市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因此，理顺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方法，是使得我市职业教育走上战略化道路的重中之重。

3.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

鉴于现状，各级管理部门应该与各职业学校联合制定教师目标考核体系。将各区县的职业学校全部纳入考核监督范围之内，为其制定双师型教师建设目标，对于不能完成目标的学校，实行一票否决，进而使得各职业学校重视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准。

4.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教育、劳动、人事等部门，应该联合制定职业学校建设双师型教师和提高双师型教师素质的激励机制，让各学校提高其参与性和积极性。各学校也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对学校的双师型教师做出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那些不断提高自己、寻求专业发展、工作认真的老师要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不能完成教学任务，业务停滞不前的教师，可对其作出适当的惩罚。这样一来，双师型教师的积极性会有所提高，教学质量也会提高，进而整个职业教育的水平也随着提高。

5.实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计划

各学校应根据学校自身水平、师资水平、师资质量等方面出发，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对重点教师进行培养，选拔部分优秀教师取外地培训学习，联合企业单位，让部分教师在基层锻炼，将生产一线的优秀工作人员引入学校担任教师等手段。灵活多变的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结束语

职业教育之关键是教师质量，只有具备了一直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才能使职业教育事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才能提高教育的质量，才能将教育和生产紧紧地链接起来。再能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在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积极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必将迎来越来越好的未来。

篇8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白酒产业的税收政策，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基本达到了以税收杠杆对白酒业进行调节的目的。但各项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效果的优劣却似乎被政策制定者忽略了。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我国白酒业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首先讨论所得税政策变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然后讨论增值税、消费税政策变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第三部分是证据分析，最后是结论。

一、所得税政策变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我国白酒业所得税政策的变化是自1998年1月1日起，粮食类白酒（含薯类白酒）的广告宣传费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分析该政策对白酒企业行为进而资源配置的影响：

1.减少了白酒企业的广告支出。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企业多支付（广告费×所得税率）的费用，理性的企业经营者将减少广告支出以使企业的广告费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否则将说明原有的广告支出不足）。另外，我国现行的财务制度规定广告支出属于费用而应计入当期损益，但广告支出对企业以后各期的收益却有正的影响（如大量广告形成的商誉），在亏损可弥补年限内，企业有动力不惜以亏损为代价，在当期多做广告以延续交纳所得税的时间，该税收政策的出台使企业潜在的避税收益减少，导致企业进一步减少广告支出。

2.降低了企业兼并可能存在的避税收益。亏损企业在被兼并前有可能不必交纳所得税（如果对广告支出已作纳税调整后其应纳税所得额仍然为负数），但在被兼并后，兼并企业可能要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广告支出纳税成本，使企业兼并的动机降低；与此相反，企业的分立则可能获得一定的避税收益。

3.促使过多的小企业进入。广告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业内的竞争程度，意味着进入壁垒降低，使产业内小厂商数量增加。设想一个极端的“酒类广告完全非法”而又不存在其他管制的情形，可以预计，对此受益最大的将是散布各地的小酒厂，分隔的市场以及其在当地所拥有的市场势力将使它们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从所得税政策变化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来看，直接后果是减弱了白酒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地方性小酒厂在当地的市场势力加强，促进了地方性小酒厂的进入行为。这显然与“合理引导酒类消费”、“扶优限劣、扶大限小”的酒类产业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并不利于资源在白酒产业内以及产业间的更合理配置。

二、增值税、消费税政策变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我国白酒业消费税、增值税政策近年来的变化主要是：自2001年5月1日起，实行从量定额和从价定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其中定额税率为白酒每斤0.5元，比例税率为粮食白酒25％，薯类白酒15％，并停止外购、委托加工白酒及酒精已纳税款准予抵扣政策，停止执行对小酒厂定额、定率的双定征税办法，一律实行查实征收；自2006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差别税率，改为20%的统一税率。政策的实施使白酒企业单位产品实际负担的增值税率、消费税率大为提高，但相同的税率变化对不同成本企业的影响却不同。假设白酒生产企业A、B位于两地，成本不同（Ca

1.消费税率的提高对低成本的企业更有利。假设消费税率提高y％，不考虑税负的承担转嫁问题，此时两企业的出厂价格分别为：Ca×(1+x%)×（1＋y％）、Cb×(1+x%)×（1＋y％）。由于消费税只在生产环节征收，从而A企业的商以Cb×(1+x%)×（1＋y％）的价格在B地出售A企业的产品时不必再次缴纳消费税，此时A及其商的毛收益为（Cb－Ca）×(1+x%)×（1＋y％），是消费税率提高前的（1＋y％）倍。A企业从而有实力采取降低价格或增加广告支出等措施以扩大其市场份额。

2.增值税率的变化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A企业商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增值税率的提高对A（及其商）、B两企业具有相同的影响；如果A企业商为营业税、增值税小额、或定额税纳税人，则基本上对A企业商更有利。

3.进项税抵扣政策的变化减少了套利的可能性。如果B企业的原酒生产成本大于从A企业购买同等质量的原酒支出以及运输成本之和，那么B企业有动力从A处购买原酒，加浆、降度、灌装后以Cb×(1+X%)的价格出售，从而获得较自身生产原酒时更高的收益。“外购白酒及酒精已纳税款不予抵扣”的政策实施后，B企业这种套利行为承担的纳税成本大幅提高，这直接促使了白酒生产企业的后向一体化行为（自身生产原酒、酒精）以及向利税高的高档次白酒生产的转型。免税农业产品（包括酿酒所用的粮食）的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0％提高到13%的政策变化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等的差异，在原酒的酿造上某些地区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每百斤粮食的优质酒出酒率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别。与资本、技术、原料等投入要素不同，造成这种差别的气候和土壤等因素是不可复制和迁移的，增值税、消费税政策的变化打破了酿酒企业之间原有的市场均衡，使表现为成本差别的地区优势在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显性化，增强了高效率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将最终促进酿酒资源在全社会内的重新配置。

三、经验证据分析

我国1993年以来的白酒产量如下表所示。从1993年～1997年全社会数据来看，1996年产量达到高峰，次年下滑，由于统计标准的不一致性，无法与1998年～2000年的数据相比较，但2001年的产量超过1996年，在2002年又有下降。从1998年～2002年间的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年以近7％的速度下降。由此可得到的基本信息是：全社会的白酒产量在此十年间先大幅上升，后平稳波动（缺1998-2000的数据）；规模以上企业的白酒产量则是逐年大幅下滑，可推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中小白酒生产企业的产量逐年上升。

税收政策调整虽不是白酒产量变化的惟一决定因素，但应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表一的数据表明，1998年所得税政策的变化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生产销售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而对小企业却影响不大:一方面源自对小酒厂实行的定额、定率的双定征税办法、税务部门有限的征收管理能力、小酒厂的偷税漏税行为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使小酒厂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大企业广告宣传的减少扩大了小酒厂的生存空间，造成各地小酒厂在数量上一直有增无减。2001年消费税、增值税政策发生变化后，对于主要生产低档酒、面向农村市场的小酒厂影响则更大，税负承担更重。从2002年的数据来看，社会总产量同比下降9.45％，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同比下降9.89％，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企业也改变了以前产量稳中有增的趋势，同比下降8.98％，政策效果明显。

四、结论

虽然有关税收政策的出台基本达到了以税收杠杆对白酒业进行调节的目的，但各项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却不同：1998年广告费不得税前扣除的所得税政策降低了市场的进入壁垒，不利于企业间的兼并行为，使得低成本企业竞争优势丧失，从而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2001年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高效率企业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酿酒资源在全社会内的重新配置。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从资源优化配置角度，当前应对白酒业所得税政策进行调整，改变广告费不得税前列支的政策，对于消费税、增值税税率则应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英)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产业经济学与组织[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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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6110

一、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一般而言，贫困问题研究涉及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和反贫困策略选择三个方面，其中，贫困主体识别和贫困程度测度是基础。自Booth（1889）和Rowntree（1901）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测度贫困以来，对贫困的识别经历了静态到动态、客观到主观、确定到模糊、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叶初升 等，2010）。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更是进入细化、深化和广化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本质，创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日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也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作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二的发展中大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表现并不突出。在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引进和消化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多维贫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尚卫平 等，2005；洪兴建，2005；陈立中，2008a；张建华 等，2006；邹薇 等，2012；刘泽琴，2012；叶初升 等，2010，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应用或修正国外主要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对中国及特定区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实证分析（王小林 等，2010；胡鞍钢 等，2009，2010；李佳路，2010；罗小兰 等，2010；蒋翠侠 等，2011；邹薇，2011；陈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飞，2012）。由于多维贫困研究总体滞后，多维贫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维贫困测度尚未正式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虽然在我国的扶贫监测中，经济贫困之外的指标也有涉及，但贫困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为多少、各维度的权重如何确定等均缺乏统一规范。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维贫困理论基础、主要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的系统阐释，为多维贫困理念在国内的推广以及新时期国家“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践提供多维视野和借鉴。与国内已有的多维贫困测度述评文献不同，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追求逻辑的完整性而不拘泥于内容的完备性，在逻辑上，按照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与实践应用的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但在具体内容上，只选择最基础或最核心的理论、方法和代表性国家的实践进行剖析；二是强调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构建的公理性条件，并对各主要测度方法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是否满足公理性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三是首次对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跨国比较，总结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丁建军：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二、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其潜在的逻辑是“金钱是万能的”，只要人们的货币收入高于贫困线，那么其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福利水平都可以得到满足。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除了收入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虽然，福利经济学家Cannan（1914）、Pigou（1920）等早已认识到贫困和福利问题远非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指标能够轻松描述并解决，但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Sen（1976），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Martinetti，2000）。

1.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在回答“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道德哲学问题时，Sen认为广受关注的三种平等观（功利主义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罗尔斯主义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将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构造一个完备的理论。进而，他首创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构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Sen，1980，1984，1985）。

将“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利的缺失，而功能利缺失的背后则是实现功能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个人的福利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则是能力的匮乏。基本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如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一方面，这些功能的丧失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因而，基本可行能力包括的功能不仅具有消除贫困的工具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人类福利。如果将生活看做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性活动，而对福利的概括评价则必须表现为对这些组成要素的评价形式。作为一个社会人，理应具备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保障、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基本功能（Sen，1983），如果个人或家庭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某一项，那就意味着处于贫困状态。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发展贫困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虽然也强调收入、消费之外的因素，如健康、教育等，但它仅把这些因素看做提高收入和消费的工具或手段。因而，发展贫困理论关注的仍然是个人或家庭是否存在经济上的贫困，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只是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家庭）现在或未来的经济状况。而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健康、教育这些因素不仅具有消除收入贫困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代表了某种发展的目的，还具有内在的价值。可见，不同于发展贫困理论，可行能力贫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贫困，它把缺乏健康、教育等因素本身看做一种贫困。

Sen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收入匮乏作为一系列功能性活动中的一种，在市场不完善或不存在的现实情境下，无法作为工具性变量完全反映个体或家庭的被剥夺程度。要正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功能性维度来考虑个体或家庭被剥夺的状况，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数（Anand & Sen，1997）。

2.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

贫困指数应与一系列伦理上说得通的准则相一致（Sen，1976）。因而，只有满足一系列公理性条件的贫困指数才具有良好的性质。相对于单维贫困指数而言，多维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更为苛刻。Chakravarty等（2005）概括了多维贫困测度的12条公理：

（1）聚焦性公理（Focus）。某一维度上的改善并不影响另一维度的剥夺，即对于某一贫困主体而言，不同维度之间不可替代。如某人超过贫困线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其在教育维度方面的缺失，他在教育维度仍然是贫困的。

（2）标准化定理（Normalization）。贫困指数具有基数特征，即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不贫困时，贫困指数为0。

（3）单调性公理（Monotonicity）。若某穷人的状况得以改善，贫困指数不会增加。

（4）复制不变性公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将维度矩阵复制多次不会改变贫困程度，这一公理有助于进行跨时和跨地区的贫困比较。

（5）对称性定理（Symmetry）。除了贫困考察的维度以外，其他特征，如姓名等都不会对贫困的测度产生影响。

（6）连续性公理（Continuity）。该公理确保了某一维度上的值包括临界值的微小变化不会导致贫困指数的剧烈变动，因而，贫困指数不会对临界值和基本需求的观测误差过分敏感。

（7）子群可分性公理（Subgroup Decomposability）。如果将总人口按照种族、地理以及其他分类依据划分为几个子类，则总贫困指数可以分解为由人口比重加权的各子群贫困指数的加权和。这一性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把握各子群体的贫困状况，并制定针对性强的减贫策略。

（8）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Nondecreasingness in Subsistence Levels of Attributes）。基本需求提高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两个相同的社区中，生存水平更高或基本需求更高的社区其贫困程度不会更低。

（9）非贫困增长性公理（Nonpoverty Growth）。如果一个富人加入某社区不会导致该社区贫困增长。和聚焦性公理一起，非贫困增长性公理确保了贫困指数是人口规模的非增函数。

（10）转移性公理（Transfers Principle）。如果Y社区的贫困维度矩阵YP在通过一系列等价转换后，能变成与X社区中的贫困维度矩阵XP相同的矩阵，则X社区的贫困不会高于Y社区的贫困。

（11）规模不变性公理（Scale Invariance）。各维度上的值和临界值成比例变化不会改变贫困指数，也就是说贫困可以看做是各维度上关于临界值的相应比例的缺失。

（12）贫困维度间关联增强性转换非下降公理（Nondecreasing Poverty Under Correlation Increasing Switch）。当两个贫困维度之间是替代关系时，实行维度间关联性增强转换，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A、B两人在2维度都缺失的情形下，假定A在维度1上相对富有（A11>B21），B则在维度2上相对富有（A21

三、多维贫困的主要测度方法

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维度选择、权重确定以及综合指数合成是关键。基于对上述关键点理解的差异，现已发展了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和方法。如HM指数（Hagenaars，1987）、HPI人类贫困指数（UNDP，1997）、Ch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F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WM指数（Chakravarty et al，2005）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MPI指数（UNDP，2010）、AF法（Alkire，2007，2011）等。鉴于篇幅，本文仅对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几类方法进行阐释目前，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 et al，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200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 et al，1995）、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2005）、“双界线”方法（Alkire et al，2011）以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 。

1.Watts方法

专家咨询法完全模糊及相关方法；

加权求和不完全满足

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国际进展比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维贫困测度就在各国的扶贫实践中逐步兴起，并经历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Morris，1979）、人类发展指数（HDI，UNDP，1990）、基本需求方式（BNA）、农村综合发展（IRD）、综合发展项目/计划的发展阶段（Alkire & Sarwar，2010），目前，正进入新一轮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提升和推广期。基于体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差异的原则，首先，我们考察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然后，总结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1.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

英国、南非、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7个国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国和南非不仅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最高，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的多维测度实践发展程度居中，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和不丹是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小国，而印度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但三者都处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发展初期。

（1）英国和南非

受欧盟“社会排斥”（Lenoir，1974）概念的影响，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收入之外的贫困问题。2000年，针对英格兰贫困地区制定了首个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经过2004、2007年两次改进后，该指标体系已被部分地区政府应用于多维贫困测量实践，具体包括经济、社会和住房问题三大方面的系列指标。最近，英国又以多重剥夺模式为导向对2007版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改进，共涉及7类37个不同的指标。南非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与英国较为相似，2000年，南非统计局的社会人口司针对包含住房指标和居住环境指标在内的住户贫困进行调查，每年一次，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健康、工作或失业、由家庭承担的非酬劳旅行、住房和服务的可得性六个方面。2001年，联合南非社会政策分析中心和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南非统计局开发了省级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这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收入和物质的贫困、就业、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目前，南非正在开发国家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2）墨西哥和菲律宾

墨西哥和菲律宾也较早地开展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其中，2001年，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开始负责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开发，构建了包含食物贫困、能力贫困和财产贫困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2002―2006年又进行了多次修订。2006年后，由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负责衡量全国、州、市的多维贫困，全国和州一级每2年测度一次，而市一级每5年测度一次。2007―2008年，在专家的协助下进一步对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了修正，采用了包含收入、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贫困线总得分测度方法。菲律宾则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了贫困的社区监测系统，2005年后，完善了监测的内容，使其包括健康、营养、住房、水和卫生、基础教育、收入、就业和平等秩序8个维度，而且，各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方治理的具体指标。事实上，菲律宾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构建和交付反贫计划模式。

（3）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

印度虽是世界第一大贫困人口大国，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却处于发展的初期。2002年，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开始逐步取代收入贫困识别法被政府采用，印度政府通过13个方面的贫困信息计算贫困得分识别贫困家庭，给贫困家庭颁发“贫困家庭卡”。不过，2008年8月印度才宣布新的“多维贫困指标”。不丹和玻利维亚则更多的是在倡导“国民幸福总值”（2008）和“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的目标下，开始兼顾多维贫困测度。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正在构建中。

2.代表性国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比较

前文对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多维扶贫实践进展进行了概括性阐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多维贫困测度国际实践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动机、负责或支持机构、指标选择与修正、识别与加总方法、使用和结果、最新变化及趋势6个方面对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3.经验与启示

从上述7国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及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第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的维度与指标选择应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如英国、南非、菲律宾等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相对成功的国家，在指标选择方面都邀请了学术专家、有调查经验的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等参与，其中，在英国多维贫困测度技术由学术小组负责。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可持续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明确的责任机构和支持与合作机构，二是学术专家和研究机构对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及方法的持续更新与修正，三是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三，多维贫困测度应与国家或地方的贫困环境相适应，因地制宜。贫困作为全球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但不同地区、社区、群体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多维贫困测度涉及贫困主体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多个维度，自然与地方的特殊性联系更加紧密。

五、结论与展望

多维减贫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各国减贫实践的主要发展趋势，而多维贫困识别、测度则是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多维贫困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维减贫实践也在不少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显得相对滞后。以此为背景，在现有的国内多维贫困研究述评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本文系统地阐释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我们发现：

第一，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已日趋完善，并基本定型。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是一种从哲学高度来界定的贫困概念框架，而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不断开发，但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应成为方法开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具有的良好性质，使其被广泛应用。

表2 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跨国比较

国家 动机负责（支持）机构指标选择

与修正识别与加总使用和后果最新趋势

英国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英国政府学术回顾、协商，地方、中央政府和志愿者参与讨论，技术由学术小组承担贫困排序法

7个维度贫困指标加权合成区域贫困指标（权重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用于决定分配政府货币数量，用于瞄准以社区为基础的地区干预，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的筹资方式。及时修改一些有变化的指标，尤其是收入方面的指标。

南非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政府和学术机构研究中心成员和利益相关者，5个主要维度指标贫困排序法

多重贫困指标得分（加权组合）省级水平的多维测度方法成为国际成果。由质量向规模转变；开发多维贫困国家指标体系。

墨西哥跟踪、监测贫困，评估政策。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6大维度的贫困指标体系临界值

贫困线总得分法应用于2008年国家和地方贫困报告，201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也采用此法。

菲律宾为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提供信息。国家、地方政府、捐赠者、NGO；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村庄社区设计、调查、分析；前沿研究者负责，与利益相关者和地方调查员磋商；13个核心指标衡量未满足4项社区监测系统综合指数指标的住户识别减贫项目的受益人，用来分析年度发展计划和社会经济概况。

印度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各州政府（传统贫困家庭识别），计划委员会下属小组（新的多维贫困测度）专家委员会、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临界值

正在开发中作为贫困线的补充参照标准。修正和完善2002年版的13个核心维度的指标。

不丹国民幸福。城市研究中心考虑公众的意见

4个方面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玻利

维亚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城市服务机构正在开发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资料来源：参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减贫动态》2010年第5期Sabina Alkire和Moizza Binat Sarwar的《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和完善。

第三，相对于将传统的单维贫困测度拓展到多维的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开发思路而言，摆脱传统的贫困测度思路，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创新研究成果较少，且相关方法的应用也不多见。

第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更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这可能与这些国家还有较多的人口没有摆脱经济贫困、绝对贫困有关。

就多维贫困的研究而言，以下方面有待继续突破：一是多维贫困理论框架的整理与完善。虽然多维贫困理论基本成型，但尚缺乏文献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和归纳，并针对这一主题整理出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继续完善。特别是摆脱传统贫困测度思路的全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开发，以及基于个体贫困又超越个体贫困的社区贫困、区域贫困的多维测度方法的开发。三是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减贫政策体系的研究。

而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较为紧迫的任务有：一是选择、修正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特别是与当地贫困环境相适应的测度指标体系；二是在现有的扶贫监测、住户调查系统内纳入多维贫困指标的调查统计，完善多维贫困测度基础数据库建设。就中国而言，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率先开展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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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 要：有界检验是由Pesaran等（2001）新提出的一种协整分析方法，本文利用这一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贸易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关系和需求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中国的进口需求相对于价格缺乏弹性，但相对于收入具有较高的弹性。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其一，某些国家力图通过促使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其贸易赤字的做法是缺乏论据支持的；其二，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因素。

关键词：进口需求弹性；有界检验；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

近2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就是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同时连续多年出现“出超”。这种高速增长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有些国家（如美国）认为，正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进口价格偏高、出口价格偏低，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恶化了其国际收支情况；还有些国家（如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给它们带来的主要是竞争而非机遇，因而对中国的增长心存疑虑。要对这些论调进行批驳，我们就需要对决定中国进口需求的各种因素及相关需求弹性进行分析，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文献述评

进口需求弹性反映了决定进口需求的因素的变动对进口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对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估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进口需求弹性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还有着广泛的应用。最早对进口需求弹性进行研究的是Orcutt（1950），在其影响下，对进出口需求弹性进行估算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加快，运用最新的分析技术来估算进出口弹性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实证课题。例如，Bahmani和Niroomand（1998）利用1960－1992年的数据对30多个发达国家的进出口需求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Johansen检验表明这其中有22个国家的进口需求与收入、相对价格存在协整关系。借助于协整方程，他们进一步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而对价格则相对缺乏弹性。同样借助于Johansen协整方法，Bahmani（1998）对希腊等6个次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进口需求相对于价格和收入则都具有较高的弹性。在这些系统的跨国研究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大量针对具体国别的研究文献，如Clarida（1994）和Carone（1996）对美国、Mah（1994，2000）对日本和韩国、Tang（2003a）对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先后进行了估算。

相对而言，针对中国进口需求弹性的研究仍然较少，国际上可溯的最早研究文献是Moazzami和Wong（1988），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献的问题不少。在样本数据上，他们选用了17个年度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小且缺乏时效性。在分析方法上，他们采用的是普通OLS方法且未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很有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Senhadji（1998）利用了FM－OLS估计量对66个国家进口需求方程进行了估计，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结果发现，中国进口需求与其决定变量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也缺乏弹性。从统计分析角度来看，Senhadji得出的结果缺乏统计显著性，因此也需谨慎对待。最近，Tang（2003b）应用了协整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进口需求弹性，他选择的样本包括1970－1999年的年度数据。这一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9年之前决定进口的往往并非市场因素，利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解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为，这在方法论上是存在可疑之处的。除了这些研究外，根据我们对国内相关数据库的检索，尚未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针对以往研究的缺乏和不足，本文在占有较新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具体特点，采用新近由Pesaran等（2001）提出的有界协整检验（bounds test）方法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弹性进行分析，并力图从中得出一定的政策含义。

二、进口需求分析和需求函数构建

进口需求弹性反映的是进口及其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首先就需要阐明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进口需求。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地区因要素禀赋不同会导致商品价格差异，而这种相对价格的不同就是贸易需求的决定因素。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价格是不变的，但就业量可变，就业量变动将导致收入和购买力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成为贸易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阐述虽然存在着差别，但并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理论分析，它们各自对现实经济的不同方面都具有解释力。因此，综合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进口需求的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两个：收入和相对价格（Hong，1999）。有的文献，如Sawyer（1996），同时还将汇率看作是决定进口需求的因素，但本文舍弃了汇率变量，原因有二：一是我国长期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汇率变化的幅度本身不大；二是汇率变动最终还是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来加以反映的，为了避免计量分析中出现共线性的问题，故予以舍弃。

作为分析进口需求弹性的第一步，我们需要首先对进口需求函数的形式加以确定。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将进口需求表示为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函数，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Mt=f(Yt,Pt)，其中，Mt代表进口需求，Yt代表收入，Pt代表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在计算需求弹性时，为了便于计算以及对结果进行解释，研究中往往采用双对数形式的需求方程。进一步地，根据Masih（2000）、Hamori和Matsubayshi（2001）的做法，我们将进口需求函数具体设定为如下形式：

LnMt=α0+α1LnYt+α2LnPt （1）

将LnMt分别对LnYt和LnPt求导，就可以得出相对于收入和相对价格水平的进口需求弹性。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由于收入、进口和相对价格都是时间序列变量，而时序变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可能存在非平稳性，直接进行OLS回归很有可能遇到“伪回归”的问题，这样得出的需求弹性并不可靠，而这也正是Moazzami和Wong（1988）的问题所在。因此，近年来对进口需求弹性的研究多是采用专门的时序方法，通常的做法是在分析需求弹性之前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只有确定存在协整关系，我们才能够计算出长期和短期需求弹性的可靠值。协整检验的最常用方法是Johansen方法和EngelGranger两步法，然而正如后面将要谈到的，在使用这些方法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时，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转而采用由Pesaran等（2001）提出的有界检验方法来进行协整检验，其好处是，在协整分析的同时即可以进行长期和短期需求弹性的计算。

三、计量模型设定：基于有界协整检验方法

Johansen方法和EG方法是最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然而，采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时普遍存在着一个难题，即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普遍较短。而在这种小样本情况下， Johansen方法和EG方法的检验值将会出现偏误，协整关系可能并不可靠，分析结果也缺乏稳健性（Kremers，1992；Cheung和Lai，1993）。以往的文献中出现过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采用季度或月度数据，人为地提高样本容量，但这一做法已经受到了质疑，Hakkio和Rush（1991）就发现，利用季度或月度数据增加样本容量并不能够增加协整检验的稳健性，稳健性主要取决于时间跨度而非观测值的数量；另一种方法是延长时间跨度，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数据包括进去，但这是以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来分析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为的问题，方法论本身就存在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协整检验方法，即由Pesaran等（2001）提出的建立在无约束误差纠正模型（UECM）基础之上的有界协整检验。其显著优点是，即使在小样本情况下进行的协整检验也具有很好的稳健性，比较适合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处理。除此之外，有界方法还具有一个很好的特性，这就是，不管回归变量的平稳性如何，即不论回归变量是平稳的还是1阶单整的，都可以使用这一方法。相比而言，Johansen法和EG方法只能用于分析具有相同单整阶数（I（1））的非平稳变量，这就要求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这一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地引入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简单地讲，有界检验就是建立在UECM基础上的OLS估计（Pesaran等，2001）。作为检验的第一步，首先要将方程（1）转换为以下形式的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UECM：

其中，D表示一阶差分。Pesaran指出，有界检验就是对UECM中滞后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行Wald联合检验（F检验）。具体来说，对于方程（2），设定原假设H0∶γ4=γ5=γ6=0，备选假设Hi∶γ4≠0,γ5≠0,γ6≠0。如果原假设成立，变量间就不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备选假设成立，即表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Pesaran 等（2001）给出了对应于不同形式UECM方程的Wald检验的F统计量的临界值，如果Wald检验计算出的F检验值超过临界区间的上界，就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的原假设，如果F检验值低于临界区间的下界，则不能拒绝无协整的原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需要知道解释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当F检验值落入了上下临界值的中间，这时才需要先知道回归变量的单整阶数，然后再根据Pesaran提供的临界值表做出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判断。

在确定协整关系之后，我们即可以利用UECM方程来估计长期和短期的需求弹性。根据Bardsen（1989）和Pesaran等（2001），长期进口需求弹性就是滞后收入变量和价格变量的系数与滞后进口需求变量系数的比值的负数，即相对于收入和价格的长期进口需求弹性分别为-(γ5/γ4)和-(γ6/γ4)，而短期弹性即是UECM方程中的一阶差分项的系数。

四、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了改革开放以后1980－200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出版的各年度《世界发展指标》（WDI）。收入用GDP来表示，并用相应的GDP平减指数调整为1995年价格水平的真实值。根据WDI公布的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平减指数，将我国1980－2002年的名义进口值转换为1995年价格为基准的真实进口值。相对价格水平用进口价格平减指数与国内CPI指数的比值来表示。

鉴于本研究可得样本的容量较小（23个），因而我们将UECM方程（2）中的最大滞后项设定为K1=K2=K3=3。进一步地，我们根据Hendry提出的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来确定各解释变量的最终滞后阶数，结果在表1中列出。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首先要对回归方程的统计特性进行诊断分析，结果如下：JarqueBera统计值为0.47，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79%；在分别取滞后1，2，3阶的情况下，BreuschGodfrey LM检验值均显示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同样，在分别取滞后1，2，3阶的情况下，ARCH检验值均不能拒绝残差项无ARCH效应的原假设；Ramsey回归方程设定误差检验RESET的统计值也表明该UECM方程不存在设定误差。另外，我们还利用了递归残差累积和（CUSUM）和平方累积和（CUSUMSQ）检验来对参数的稳定性进行分析，CUSUM和CUSUMSQ的图形在附录1中列出，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参数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因而，总体而言该回归方程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

Pesaran等（2001）给出了两个解释变量时，不同显著水平下有界协整检验的临界值，当Wald检验中的F检验值大于上界值时，就可以判断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表2可知，表1中UECM回归方程计算出的F检验值是7.88，大于Pesaran给出的1%水平临界区间的上限6.36，这就意味着在1%的显著水平上我们可以确定，进口需求与其决定因素相对价格、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在分析进口需求弹性之前，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们对有界检验的结果先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的方法是与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进行对比分析。在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对变量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借助于ADF检验工具，我们发现LnMt，LnYt 和LnPt都是一阶单整I（1）变量，具体结果在附录2中列出。进一步，我们利用Johansen方法对三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在附录3中列出。可以看出，Johansen检验也证实了三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结论与有界检验的结论一致，这也说明有界协整检验的结果具有稳健性，LnMt，LnYt 和LnPt三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根据表1计量结果，计算出中国进口需求相对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弹性。根据Bardsen（1989）和Pesaran等（2001），相对于收入的长期进口需求弹性就是LnYt-1 项的系数与LnMt-1 项的系数的比值的负数，也就是-(1.05/(-0.75))，即1.4，而短期的收入需求弹性就是DLnYt 项的系数2.90。同理，相对于相对价格的长期进口需求弹性就是LnPt-1 项的系数与LnMt-1 项的系数的比值的负数，也就是-(-0.43/(-0.75))，即-0.57，而短期的价格需求弹性就是DLnPt 项的系数-0.35。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进口需求对于收入都具有较高的弹性，收入一定比例的增加将会导致进口需求更大比例的上升，收入的变化将会显著影响到进口需求。相对而言，进口相对于价格水平缺乏弹性，进口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很小，进口物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并不会导致进口的大量增加。与本文的分析结果相比，Tang（2003b）的结果则认为中国的进口需求弹性无论是相对于收入还是价格都缺乏弹性。我们推测，这之间的差异很有可能是因为Tang（2003b）加入了20世纪70年代数据的缘故。由于这一时期进口往往并非市场化行为，与收入、价格的联系可能并不十分密切，这些数据的存在从总体上来看，就稀释了收入、价格对进口需求的解释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合理的选择数据对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五、结语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有界协整检验和UECM方程，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与其决定因素的长期关系及相对需求弹性进行了分析，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中国进口需求相对于价格的变动都是缺乏敏感性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与中国的进口需求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的数据，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进口商品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制成品，考虑到质量、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这些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差，因而国内企业对这些产品的价格变动的反映并不敏感也是必然的。这一结论在外经政策中是具有重要含义的，特别是在对待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尽管人民币汇率已经实现小幅升值，但目前仍有国家试图利用各种手段和影响对人民币施压，力图通过促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最终使中国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以解决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然而，从进口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的事实来看，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品价格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大规模地增加进口需求，因此，至少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力推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是缺乏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的。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做到以我为主，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导向，坚决反对国外势力的无端指责。计量分析的另一个结论是中国进口需求具有很强的收入弹性，应该说，这一点从近几年来亚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中是不难看出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目前，中国已经是韩国、日本、东盟等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事实也在传递着一个信息，即，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同时它也是东亚以至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力发动机。任何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忧，都是没有理由的。

在ADF检验过程中，对于水平值采用的是包含截距项和时间项的单位根方程，而对于一阶差分序列采用的则是只包含截距项的单位根方程。单位根方程的滞后阶数由AIC准则确定。***和**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根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换言之，LnMt，LnYt 和LnPt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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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合同是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的，在买卖双方之间分担风险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合同成立的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我国新版《建设施工合同文本》中关于索赔处理的相关条款和条件索赔处理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公平的理念。

一、索赔的相关定义

1、工程索赔含义

通常是指在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不履行或未能正确履行合同或者由于其他非自身因素而受到经济损失或权利损害，通过合同规定的程序向对方提出经济或时间补偿要求的行为。

工程建设索赔通常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实际损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工期顺延的要求。

2、索赔依据

提出索赔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招标文件、 施工合同文本及附件、补充协议、施工现场等各类签字认可的记录，经认可的施工进度计划书，工程图纸及技术规范等。

2.2双方往来的信件及各种会议，会谈纪要。

2.3施工进度计划和实际施工进度记录、施工现场的有关文件（施工记录、备忘录、施工月报、施工日志等）及工程照片。

2.4气象资料 、工程检查验收报告和各N技术鉴定报告、工程中送停电、送停水、道路开通和封闭的记录和证明。

2.5国家有关法律法令政策性文件。

2.6发包人或者工程师签认的签证。

2.7工程核算资料，财务报告，财务凭证等。

2.8各种验收报告和技术鉴定。

2.9工程有关的图片和录像。

2.10备忘录，对工程师或业主的口头指示和电话应随时书面记录，并请给予书面确认。

2.11投标前发包人提供的现场资料和参考资料。

2.12其他，如官方的物价指数，汇率，规定等。

3、索赔程序

3.1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通知。

3.2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的28天内，向监理工程师提交补偿经济损失和（或）延长工期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

3.3监理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于28天内给予答复。

3.4监理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28天内未予答复或未对承包人作进一步要求，视为该项索赔已经认可。

3.5当该索赔事件持续进行时，承包人应当阶段性向监理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在索赔事件终了后28天内，向监理工程师提供索赔的有关资料和最终索赔报告。

二、实际案例

1、案例一

1995年，港路公司为其开发的港路广场工程发生招标要约。8月7日，君合建筑向港路公司发出投标书，其中防火门按国内产品报价为80万美元。9月13，工程师向君合建筑发函称：工程按设计要求采用日本"铃木牌"防火门，要求合建筑提出报价。10月13日，君合建筑指出，按指定日本"铃木牌"防火门所需要增加的费用为120万美元。10月19日君合建筑致函工程师称：如使用指定的日本"铃木牌"防火门且符合国内防火规格，增加的120万美元费用君合建筑愿意承担。11月27日，港路公司与君合建筑签订《工程总承包合》约定：防火门工程应采用日本"铃木牌"防火门或其他经上海市消防局及设计单位认可的等质产品；工程造价包括采用各级及各类的日本"铃木牌"防火，君合建筑需负责防火门连所有配套小五金获得上海市消防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通过认可；8月7日以来的议标函具有合同效力。后君合建筑如约进行施工，1997年4月3日，"铃木牌"防火门因君合建筑没有尽到合同上约定的义务通过上海市消防局的认可而不能采用，在向发包人申请变更之前，君合建筑径自先采用国产牌"汤臣牌"防火门，直至离原定竣工日期很近时，才向工程师提出变更。1997年5月14日，工程师给出确定的答复，同意选用"汤臣牌"防火门，但指出实际造价低于合同造价则扣除。后经工程师核算，"汤臣牌"防火门实际造价为70万美元。君合建筑和港路公司因就该防火门变更后如何调整价款等事项未达成一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结果为：由于承包人导致变更，应按照市场价200美元核减进口材料价格。

理由是：

1.管工程变更时依据估价三原则，尽量按合同价估价师工程通行做法，但这种做法合理适用的前提是：变更项目的合同价是合理的、真实得。合同价200万美元的进口材料，其合同价仅为80万美元，明显偏低250%，失去那该合同价核减变更前进口材料价格的合理前提。

2.按照合理价200万美元核减变更前进口材料价格，同时核增70万美元国产材料价格后，合计应扣130万美元，相当于让利120万美元加上10万美元合同价与实际价差价。变更前后各风险和利益不变，符合工程变更不修改合同的精神，实现了实质上的公平。

3.考虑到工程变更原因在于承包人违约行为，如按合同价核减进口材料，意味着违约方通过其违约行为可获得120万美元不让利的收益，这将不利于保护守约方利益。由此可见，变更前的进口材料合同价明显偏低，宜安市场价200万美元核减其价格。

2、案例二

某建设工程，工期拖延5个月，按合同约定每拖延一天扣发3万元，这拖延的原因是因业主拆迁不能提供现场的因素，但承包商在整个施工期间没有提出任何延期请求，没有及时提出索赔。结算时，审计以工期落后五个月扣罚承包商450万元。

处理结果及理由：根据合同法和合同文本的相关规定，建设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索赔事件发生后，索赔的提出应当及时，索赔的处理也应当及时。索赔时间发生28天内，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发出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审计以工期落后5个月扣罚承包商450万元，这种做法合理，这是由于施工方未及时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和向工程师提出发出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

三、案例启示

1、合同是以公正平等为基础

合同是建立在双方认同的公正平等的基础上的，在买卖双方之间共担风险，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合同成立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比如索赔处理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公平的理念。

2、正确处理好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

索赔必须取得监理方的认可，索赔的成功与否，监理方负责人起着关键性作用。索赔也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切身利益，承包商能否成功索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主的态度。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好业主、监理方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树立良好的信誉。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业无信不兴。诚信是整个社会发展成长的基石，更是商业经久不衰的一个秘方。因此，按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理念，健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诚信服务、确保工程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管理力度，在业主与监理方的心目中赢得良好的信誉。

3、加强沟通管理工作

在项目的整过程中，有效和经常的信息沟通对于保证项目的顺利进展，识别潜在的问题，征求多方建议以改进项目服务质量，满足客户需求是非常重要的。索赔工作也不例外，索赔必须取得监理的认可，索赔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切身利益，承包商索赔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主的态度。因此在索赔过程，双方能够有效沟通，保持沟通的信息畅通有效，是索赔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之，平时需要保持多沟通，保持良好的相互关系，保持良好合作的气氛，各方互相信任。对业主或监理方的过失，承包商应表示理解和同情，各方用各自的真诚换取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创造索赔的平和气氛，避免感情上的障碍。

4、工程索赔的处理原则

4.1索赔必需以合同为依据。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合同文件能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遇到索赔事件时，监理方必须以完全独立的身份，站在客观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审查索赔要求的正当性，以合同为依据来公平公正处理合同双方的利益纠纷。

4.2必需注意资料的积累。积累一切可能涉及到索赔的相关证据资料，做到处理索赔时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同时，资料的积累有利于对于一些不利工程管理事件的预测，减少施工管理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利用积累的数据资料，运用相关数据处理技术手段，有效地对一些可能发生索赔的事件进行预测处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4.3及时、合理地处理索赔。索赔事件发生后，各方必须依据合同的准则及时地对索赔事件进行处理，尽量将各索赔事件在执行过程中陆续解决。毕竟索赔不是各方愿意发生的事情，更不是各方可以获取最大利益的必要手段。索赔事件一旦发生，需要各方正确对待，尽快解决处理。

4.4加强索赔的前瞻性。索赔事件不论对于哪一方都是一件麻烦的事，因此，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对可能发生的索赔进行预测，及时采取相关补救措施，避免过多索赔事件的发生。

四、结束语

依据合同进行办事，我国新版《建设施工合同文本》中关于索赔处理的相关条款和条件索赔处理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公平的理念。工程索赔广泛存在于工程管理中，项目管理者应从项目整体角度、各方的实际利益出发，处理好相关索赔事件。处理索赔要利于项目目标实现，最终达到成本、质量、工期三者的平衡。同时应注意风险的分配及转移，尽可能减少不利于项目成功的因素，减少索赔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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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国际贸易分工是优化资源配置、增进全球福利的基本手段。但贸易分工必然引发碳转移排放。随着发达经济体日渐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品越来越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种分工格局必然引发“发展中生产国通过出口贸易承担发达消费国的能耗和环境污染”的碳转移排放问题。目前国际社会采用的以“生产排放”为基准的碳减排核算方法没有反映碳转移排放的事实，不但有失公允，而且使得发达国家缺乏减排及转让减排技术的激励，不利于全球减排的终极目标。准确计量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是融入“消费排放”准则，在国际范围内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文以中英货物贸易为例，准确测度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在分析其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的同时，试图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碳排放与碳减排核算框架。

二、文献综述

源自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环境影响问题的关注，国外一些学者较早就意识到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的重要性。Wyckoff，A.W. and Roop，J.M.（1994）通过评估1984～1986年OECD最大的6个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隐含碳，得出了“如果进口货物占国内产品消费的比重很大，那么仅仅针对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将会大打折扣”的结论。Schaeffer，R.and Leal de Sa'，A.（1996）分析了1970～1992年巴西进出口货物情况，认为发达国家正通过离岸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碳排放。Munksgard，J. and PederSen，K. A.（2001）提出了究竟是产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应该为碳排放负责。Ferng，J. J.（2003）则建议用受益原则来分配因为产品消费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的责任。Ahmad，N. and Wyckoff，A.（2003）计算了24个国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并且探究了贸易引发的全球碳排放的地理转移趋势。张晓平（2009）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排放转移效应，并指出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在2000～2009年处于上升态势。

近几年，随着气候和碳排放问题的升温和研究的深入，从双边贸易角度研究隐含碳和碳排放的文献开始出现。Shui，B. and Harriss，R.C.（2006）估算得出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产生的占每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14%。同时，由于中国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并且制造技术缺乏效率，中美贸易在1997～2003年间使全球多排放了720百万吨。You Li. and Hewitt C. N.（2008）估算了2004年中英双边贸易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通过中英贸易，英国避免了11%的碳排放。尹显萍、程茗（2010）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进行了测算，发现2000～2008年中国对美国内涵碳的年净出口量高达1.42～6.73亿公吨，占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总量的4.7%～10.9%。尹显萍等（2010）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结果表明，对比日本同类部门，中国的生产部门倾向于更多的能源要素投入和对高能耗部门的依赖，间接反映出由生产技术特征决定的投入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这些部门在出口产品时也为日本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陈红蕾、翟婷婷（2013）分别采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澳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发现2007年以来中国在中澳贸易中为隐含碳净进口国，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

当前，绝大多数文献仅仅采用“出口隐含碳”一个概念来分析或计算贸易转移排放，进口隐含碳则以贸易伙伴的出口隐含碳来代替，并以此研究贸易对各国和世界环境的影响。然而，从“消费排放”的角度，进口隐含碳应该指如果进口品完全由本国生产（消费）所排放的，即“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样，一国生产的碳排放量减去出口隐含碳加上进口隐含碳才会等于该国消费的碳排放量，一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其贸易伙伴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也才能反映该国出口对世界环境的净影响。因此，与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引入“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一概念，准确测度中英货物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中英双边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三、出口隐含碳和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一）中国向英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计算出口隐含碳的最基本方法是叠加本国不同货物的出口额与该货物每产值消耗的的乘积。但是，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复杂的投入一产出关系，一种货物所隐含的排放量并不等于生产该货物的部门排放的（因为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品也隐含，原材料、零部件又有其投入，投入又隐含……），必须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才能计算每种货物所隐含的碳排放。

环境投入产出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排放强度矩阵来阐释产品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测度货物隐含的碳排放的最佳选择。但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因此本文借鉴张晓平（2009）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方法，根据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来推算每种产品所消耗的，并进一步计算中国向英国出口货物的隐含碳。

A、B矩阵是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出的17个部门间的投入产出矩阵①，假定研究期间部门间投入产出矩阵不变，即部门间的 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保持不变。

其中的数据由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中国第k年向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总量为：

（二）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环境投入产出表来估算产品生产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英国便是其中之一。英国官方最近一次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是在1993年。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了英国91个产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排放量。因此本文依据该表计算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

由于部门间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变化、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变化等原因，英国各个产品部门排放量并非一成不变。借鉴You Li和Hewitt（2008），本文根据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的变化对英国1993年的环境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以获得其它年份各个产品部门的排放量。

（三）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由于受到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影响，用同等价值的金钱在中英两国分别购买相同或相近的产品将会得到不同的数量。中国从英国进口某类产品的进口额并不等于由中国自己生产该类产品的国内价值。因此必须先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计算来自英国的产品的国内价值，然后计算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

相对购买力平价（RPPP）等于两国货币的汇率（E）与两国货币购买力平价（PPP）的比值，这里是人民币/英镑的汇率与中国/英国购买力平价的比值。由于人民币和英镑之间没有直接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因此我们以美元为中介来计算人民币和英镑间的相对购买力平价⑤。即：

计算结果见表1。

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四）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同理，计算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时，必须运用相对购买力平价对来自中国的货物的英国价值进行调整。这里，英镑对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刚好是表1中人民币对英镑的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倒数。因此，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式（9）中，的含义及数据同式（6）。

在中英双边贸易中，如果排除统计口径、方法、误差等因素，中国对英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就分别等于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因此，本文采用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⑥。在计算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以及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行业产值及能源消费额，以及历年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由于投入产出表的分类、产品HS海关分类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行业和能源消耗分类都不尽相同，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归并整理，最后得到1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在计算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以及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英国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和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在数据归并整理时，中英贸易数据按照环境投入产出表的91个产品部门进行了归并划分。

四、计算结果及分析讨论

（一）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计算分析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总体情况

根据前述方法，本文计算了历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如图1、图2所示，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1.55百万～4.08百万吨之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要小得多，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以上两图得到的结论说明，在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并且差额巨大。巨大的隐含碳差额一般都有巨大的贸易差额作支撑，因此我们把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和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进行对比，见图3。图3显示，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除了在2005年有小幅上升外，之后的年份呈持平下降趋势，而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则一直稳步上升到2008年，2009年才有所下降。两者变化趋势的不吻合说明，除了贸易差额外，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出口隐含碳的变化。

图4显示，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中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1.35%上升至2007年的1.71%后又下降至2009年1.44%，同样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英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0.33%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0.75%。

图3和图4表明，2004～2009年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六年间累计达到581.75百万吨。并且，中国因中英贸易而产生的占本国总排放量的比重较高。这说明中国生产排放的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外消费需求而产生的。因此，不考虑碳排放转移，按照现行的“生产排放”基准把这部分排放的责任推给中国是有失公允的。

2.影响中英双边贸易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因素

一般来说，出口隐含碳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出口额、出口货物结构以及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由于出口货物种类过多，不便于计算，因此本文用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即能耗强度，来代替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

（1）影响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观察图5可知，与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相似，中国对英国出口额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两者达到峰值的年份不同，分别是2006年和2008年，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对英国货物出口额并非是其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唯一影响因素。

图6反映了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各行业出口额的走势与中国对英国总出口额走势基本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并非是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表2反映出2004～2009年中国的能耗强度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点直接解释了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向下变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逐年攀升为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提供了向上的动力，而中国逐年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则给出口隐含碳向下的压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呈现了以2006年为顶点，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影响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图7显示，2004～2009年英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两者在 2008年以前都呈快速上升趋势，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相对平稳或略有下降。由此可以推断，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出口额的影响。

图8显示的是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的分行业（按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数据。经过计算，2004～2009年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英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0%～60%，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出口是由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所主导的。同时，其他行业出口额的变化趋势与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额变化趋势相似，因此英国出口货物结构变化并未对其出口隐含碳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表3描述英国的能耗强度。由于英国的能源利用率已经很高，所以其能耗强度下降缓慢，2009年的能耗强度甚至和2008年持平。因此，能耗强度的变化对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的影响不大。

（二）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及其影响

1.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1）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将相关数据代入公式（8），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9和表4。

由图9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介于6.38百万～8.65百万吨之间，并且总体处于上升态势。

由表4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本国总排放的比重很低，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意味着通过从英国进口货物而不是由本国自己生产进口货物，中国减少相当于本国总排放量0.09%～0.16%的碳排放。

（2）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根据公式（9）以及相关数据，我们得到下页图10和表5。

由图10得知，2004～2009年的中英双边贸易中，英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大大高于中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从2004年的18.77百万吨上升至2007年的35.98百万吨后开始一路下降至2009年的27.22百万吨。

由表5得知，在研究期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英国总排放的比重从2004年的4.03%上升到2007的6.62%，此后开始下降，到2009年为4.99%。相比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英国所对应的比重明显较高。

2.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

（1）中国对英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如果进口国通过进口货物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小于出口国出口该货物的隐含碳，就说明该贸易行为会造成额外的碳排放。英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贸易很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用研究区间内各年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当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多造成多少碳排放（即多余的环境负荷），如图11所示。

通过从中国进口货物，英国为本国节约了18.77至35.98百万吨的排放。但是由于中国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这一贸易行为使得世界上多产生了相当于英国节约碳排放4.3倍到1.8倍的。而英国消费者则应为这些多产生的负责。如果这部分碳排放被划归于英国，英国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将会增加8.97%到17.37%不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逐渐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多产生的碳排放在2006年之后开始逐步下降。

（2）英国对中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由于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小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因此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会减少全球排放，对环境有正面影响，如图12所示。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使全球少承担的碳排放在2004～2009年之间比较稳定，浮动于4.11百万～5.21百万吨之间。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将中国对英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与英国对中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加和，我们可以得到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图13显示，中英贸易在2004～2009年对全球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从2006年开始，这种负面影响在逐年减小。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不平衡，英国存在通过贸易向中国转移碳排放的现象

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占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35%～1.71%。与此同时，占英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0.33%～0.75%的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仅为1.55百万～4.08百万吨，远远小于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隐含碳。由此可见，英国通过国际贸易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碳排放。而这部分实际上在英国消费的碳排放，应该由英国承担责任。《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以生产者为碳排放核算基础的原则并不反映碳排放转移，当然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配碳排放责任。

2.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6年以前，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向上变动的趋势；2006年以后，以能耗强度降低为代表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贸易规模扩大的规模效应，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开始下降。由于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的结构在研究区间内并有明显变化，因此结构效应不明显。

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在2004～2009年呈持续上升态势。在英国能耗强度和对中国出口货物结构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出口隐含碳的上升趋势。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有着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逐步变小。

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将比不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给地球带来更多的排放。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由于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不断减小，2006年之后的中英贸易给地球带来的环境负荷正在不断减小。

（二）启示

1.重视碳排放转移，争取将其纳入国际碳排放核算框架

篇13

一、国有资本金问题即注册资本的问题。注册资本是企业法人登记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国科发政字[1999]143号《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科研机构转制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现有全部国有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转为国有资本金"。这就首先要界定"全部国有资产"的范围，如何界定，实施意见中没有具体办法。按照国资事发[1995]17号文的规定: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从"国有资产"的定义与143号相比较，显然"现有全部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金"的提法不太准确，应改为将"现有全部国有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转为国有资本金"更为准确，即现有全部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转为国有资本金。主要有以下4种方法，但各有优缺点。

1、以科研院所转制前经过国家批复的一九九八年会计决算报表中账面净资产作为注册资本。 优点:这种方法优点是易操作、速度快。 缺点是: ⑴、由于时间滞后，不能反映转制时净资产情况。转制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而决算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中间有些院所财务状况变动较大，与实际情况不符。 ⑵、现在242家转制的科研院所执行的是财政部、国家科委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颁发的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执行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个会计制度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共包括6项:"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拨入专款结存、财政补助结存、未分配结余"，而"专用基金"中的"职工福利基金、医疗基金、住房基金"应进行分析，其中福利费、医疗基金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是在"应付福利费"中反映；"住房基金"在"长期应付款"反映，都是作为负债处理的，而现行的科研会计作为"净资产"，是"所有者权益"，所以应扣除福利性的专用基金之后转为资本金。 ⑶、净资产中"固定基金"不真实。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规定，购买固定资产做双分录，虚增了净资产；另一方面规定不提折旧，十几年前购买的固定资产按提折旧的方法净值已无、但账面上固定基金仍是原值；再一方面、科研单位的固定资产大多是专用设备，并不能产生效益，非良性资产如全转为经营性资产，会给以后的经营者经营带来很大困难。还有已出售给职工的住房，仍在固定资产中应该剔除。 2、把现有有形资产全部进行评估，按评估重置后的净资产登记为企业的注册资本。 优点:相对准确的反映了科研单位资产的真实价值，使注册资本与实际占有的净资产一致。 缺点: ⑴、评估所需时间较长，过程复杂。143号文件和197号文件要求，242家科研单位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转为企业，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资产如果现在评估，那么登记注册必须在评估完之后才能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拿不到营业执照，科研院所会出现既不是企业又不是事?quot;真空"、有可能会影响科研院所的正常工作。 ⑵、资产评估费用问题。大院大所的资产也较大，请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费用支出也不是一个小数，现在科研单位的资金比较紧张，国家不给经费，科研单位自己不愿支出，可能也是一个难题。另外还有资产登记时印花税的问题，支出也很大。 3、科研单位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进行评估，评估之后的净资产作为注册资本。科研单位的无形资产是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单位提供某种权利的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和其他财产权利。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九九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将这一比例上限提交到35。 优点:这种方法对科研单位资本运作有较大益处，有的大院大所已成立三、四十年，在国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有些科研成果并未入帐。另外，科研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国家行政划拨获得的，此次143号文要求土地使用权转为国家资本金，依此为契机可以获得土地证。 缺点:同上面的第二种方法。 4、按账面价值进行资产增减。此种方法以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加上没有入帐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减去不良资产和应提的折旧等，以增减后的净资产数，报国家财政部门批准，作为注册资本。这种方法既可以节约时间，简便手续，又真实反映了科研单位的实际资产状况。但此种方法要经过财政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 二、关于优惠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和科技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的优惠政策有八条:⑴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⑵职工养老保险方面，根?quot;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进行。⑶非经营性建设基金继续由中央给予两年补助支持；⑷税收优惠方面，提出从一九九九年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⑸享有自营进出口权；⑹享受国家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待遇；⑺科研项目竞标的权利；⑻已批准科研项目按原计划实施。 以上优惠政策，属财务会计方面共有3项，应该认真分析。

1、税收优惠政策。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与改制之前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⑴所得税，财税字[1994]001号中规定对科研单位技术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而143号文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即对产品收入，其他收入等也免征所得税，有所扩大。⑵营业税与原来政策相同。(94)财税字第01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中规定:"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⑶土地使用税。1998年9月27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免征土地使用税。⑷科研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方面143号文没有涉及、应该明确。科研用品的进口是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仍应鼓励，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2、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这部分事业费主要用于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自一九八五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事业费逐年减拨，到一九九九年大部分技术开发类型的科研单位事业费已减拨到位，但基数很低。后来国家加大科技投入，对科研单位在事业费中增加了专项经费。此次改制如果减掉专项经费和行业工作经费，绝对值将会很低，要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以我所为例，按143号文件规定，估算正常事业费每年是180万元，而现在离退休人员的每年支出是400万元左右，缺口很大，如何解决是值得研究的一大难题。科研单位以前没有参加社保局的各种社会保障金，而企业早已参加社保局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一位退休的资深专家坦言:"自己以奉献精神干了几十年，没考虑到国家现在不管了，感觉很突然"。 3、非经营性建设基金继续由中央给予两年的支持。这部分是在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结合在建项目给予支持，如果没有在建项目，将很难给予支持。 以上这些优惠政策，科研单位如果进行认真研究，充分利用，将有力地促进科研机构平稳转制，在市场竞争中尽快发展状大。 三、转制后科研单位适用何种财务会计制度问题。

科研单位现在执行的财政部、国家科委颁发的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施行的《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开始施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已执行2年多，会计制度执行了一年多，从实际效果来看，现行的科学事业单位财会制度规范了科研单位的财力行务和会计核算行为，推动了科研院所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面向市场、服务经济，既满足了向国家财政报帐，又满足了科研单位内部经济核算的要求，执行的效果是好的。

科学事业单位如不改制，执行现行会计制度是合适的，但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改为企业之后仍执行现行会计制度，将会有以下方面问题:

1、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242家科研院所已改为企业，而现行科研财会制度是"事业单位"财会制度，制订财会制度遵循的是《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企业"单位执行"事业"财会制度显然不合适。

2、242家科研院所中有200家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化为企业，6家并入高校，如仍执行科学事业单位财会制度，进入企业集团的科研单位的财会制度，会计报表很难与上级企业集团进行衔接，进入高校的科研单位也较难衔接。

3、现行财会制度有些缺陷，不符合会计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上有困难。

⑴、资产负债表有两个，其中资产负债表㈠设计不尽合理。资产负债表㈠分左右两部分，左边是"资产部类"包括"资产类"和"支出及成本费用类"；右边部分分为"负债部类"分为"负债类"、"净资产类"、"收入类"。从名称上看，左边称作"资产部类"但却含有"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右边称作"负债部类"，但却含有"收入"、"净资产"等内容，显然名不符实。其次，从内容上看"资产负债表"是静态报表，是时点指标，而"收入"项目和"支出"项目是时期指标，时点指标和时期指标的简单相加，合计数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还可能引起报表使用人的误解。由于现行财会制度没有规定结帐时间，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

⑵、购置固定资产帐务处理违背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原则。现行财会制度允许购置固定资产可直接在有关成本项目中列支，将应"资本化的支出"按"收益性支出"处理，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项目成本的归集与分配，破坏项目成本的可比性。现行会计处理方法是双分录:①借:试制成本等，贷:银行存款，同时②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这样购买的固定资产直接在成本中列支，不必再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始终相等(融资租赁除外)，结果是扩大了单位资产规模，虚增了净资产，造成会计报表失真。

⑶、科研项目收入、支出确认的原则不同。现行财会制度规定，科学事业单位的科研收入采取合同形象进度法确认，"科研收入"在会计期间以合同完成的比例来确定，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定，而又规定"科研成本"年末无余额，即当期发生的支出全部结转，不是按合同比例确认，属于"收付实现制"。对同一事项，收入和支出确认原则不同违背了"配比原则"，影响了收入支出与结余核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

4、现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报表中无"实收资本"科目，登记注册后确定的"国有资本金"无法核算。科研院所转为科技企业之后，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注册资本是一重要内容，现行会计制度却不能反映。

5、转为企业后，科研单位是否仍要向国家财政报帐，如仍向国家报帐，现行会计制度还要继续执行。 笔者认为，科研单位转制之后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进入企业集团的、应执行企业集团的财会制度；进入高校的执行高校会计制度，转为中央大型科技企业的科研单位执行相近行业的企业财会制度。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国家应尽快制订出详细文件，如会计科目之间的对转等，以便转制后的科研机构财会工作顺利进行。

四、科技产业化投入问题。 科研单位转制之后投入是阻碍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巨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的风险很大，科研单位依靠自身的积累，很难满足激烈市场竞争对其提出的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有些科研单位由于历史原因负债很大，商业很行对其新建项目由于风险大而很难给予支持，建议国家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允许符合条件的科研单位加快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的速度，募集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科研单位也可以在单位内部搞股份合作制，这样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职工凝聚力，加快产业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使转制后的科研机构自主、自立、自我发展。

个人简历：

蒋占华，男，1963年9月1日生。现任国家人工晶体研究院副院长，高级会计师。1985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近年来在财务会计学术研究,技术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获得"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奖"一项,部级奖四项.被国务院聘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顾问",担任中国建材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出版等著作两部,在,,,,,,,等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与制定编写了,,主持承担,等大型科研项目十余项. 1999年起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在职攻读mba硕士学位.

通信地址:北京733信箱 邮政编码:100018 联系电话:010-65798629,13601161073

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宏观 经济政策进行评析

蒋占华

摘要：本文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价，论述了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不宜减税的原因，分析了我国国债的情况和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评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在人类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上升到理论研究，是以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后为代表才正式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是从整体上研究国民经济的运行及其规律的。 一、西方宏观经济学内容: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认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形成的对商品的总购买小于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价值时，它会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政府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来减少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从需求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支出和税收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即政府采用减税、扩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增加投资等措施；而在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太高时，政府会采取增税、减少政府支出等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时，采取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减少些或增长慢一些。前者是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后者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扩第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产生增加国民收入的效果，而影响的效果不同，下表是扩张性政策对利率、消费、投资，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政策种类 对利率

的影响 对消费

的影响 对投资

的影响 对gnp

的影响 财政政策

（减所得税） 上升 增加 减少

增加 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 开 支） 上升 增加 减少 增加

财政政策 （增加投资） 上升 增加 增加 增加

货币政策 （扩大货币 供 给 ） 降低 增加 增加 增加

二、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含义 由于我国目前出口受阻、物价下降、内需萎缩，经济运行处于低谷，失业下岗人员继续增加，所以我国在一九九九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一九九八年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经济增长，调整投资结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从而增加财政支出来实观的。 "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两年连续6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现在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息率已低于美元的存款利息率。由于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加造成巨大压力，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启动政府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用减税的办法，本文后面会进行讨论。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及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政府决定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作用有以下4点:①能增加社会需求；②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③能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④能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乘数效应，间接增加的总需求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扩张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一定的财政赤字，下表是我国98年及99年的财政预决算情况: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财政赤字 98年(决算) 9853亿元 10771亿元 918亿元 98年(预算) 9679亿元 10142亿元 960亿元 99年(预算) 10809亿元 12312亿元 1503亿元 从目前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看，财政赤字是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1999年财政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低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99年的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2.2％，低于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从上表可以看出1999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比1998年扩大43亿元，在实际执行中有可能还会加大，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不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现在的增长率还是一个负增长的态势，全国产成品存货很大，所以和财政赤字相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采用这一措施是可行的，增加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产业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因此这一短期的财政扩张措施并不影响我国长期财政政策和目标的实现。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两个关系: 1、谨慎处理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笔者认为现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作为短期措施，其赤字不能有太大增加。而各级地方财政除了管理好中央转借给地方政策的50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应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得编制赤字财政预算，更不得向银行、单位借款周转、虚收税款、挪用专款、欠拨支出等，搞"假平衡、真赤字"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 2、妥善处理好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与涵养财源的关系。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增，政府从事的各项活动不断增加，所需的经费开支也相应上升。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日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将增多的国民收入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改善人民活。特别是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财力保障。在着力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把加强基础投施建设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立足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上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增加财政投入与改进投入方式相结合，立足于引导社会资金扩大投资需求。 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不宜减税 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当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时，除了增加政府开支以外，还可以通过减税政策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供给，从而使国民收入以税收乘数增加。但我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却不宜采用减税的政策，理由有以下5点。 1、减税和增支虽然具有同向扩张效应，但在实际运用中双管齐下的并不多见。除非经济面临崩溃境地，出现极度恐慌，一般都不会二者并重。因为两种政策并使要受到政府预算、债务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为迅速摆脱危机采取的是政府支出扩张的政策，而没有采取减税政策。60年代肯尼迪时代倾向于减税，而没有采取政府支出扩张政策。所以我国已倾向于支出扩张，不宜再实行减税。 2、我国税制结构决定了当前不宜减税。根据减税效应理论，减少直接税的扩张效应大于间接税的扩张效应。"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主要特点是累进征税，税负难以转嫁；"间接税"主要是流转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实行比例税率，税负容易转嫁。削减直接税的结果将使公司和个人拥有更多的税后利润，使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提高，有利于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向市场提供利好信号，又因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有助于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使经济扩张。而减少间接税，首先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对下降，个人收入会降低，有刺激企业增加生产的作用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所以当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大时，降税效果较为显著。下表为部分国家1997年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 ━━━━━━━━━━━━━━━━ 比重 直接税比重 () 国家 ━━━━━━━━━━━━━━━━ 美国 55.40 加拿大 80.70 日本 65.50 中国 16.20 ━━━━━━━━━━━━━━━━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我国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16.2，其中：企业所得税占13，个人所得税占3.2，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65.4。所以在我国减直接税效应较弱，而减间接税又会使物价下降，在我国现在物价是负增长，长期物价不增将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税制结构制约我国目前不宜减税。 3、我国税收环境状况不宜实施减税的措施。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对税收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税收的刚性不强。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重视了税收的作用，但税收执法环境尚未形成，全社会的纳税意识不强，偷、逃、骗、欠税现象相当严重，对税的执法力度不够。在此种环境状况下减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4、我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减税后无法支撑财政。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发达国家30-50％，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得一路下滑详见下表: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年 份 财政收入(亿元) gdp(亿元)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1990 2937.10 18547.90 15.80 1991 3149.48 21617.80 14.60 1992 3843.37 26638.10 13.10 1993 4348.95 34634.40 12.60 1994 5218.10 46622.30 11.20 1995 6242.20 58260.50 10.70 1996 7366.61 67800.20 10.90 1997 865.57 7457 11.60 1998 9853 79459.67 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