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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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0

中图分类号：F124.5；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92-07

Abstract：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and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effor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o consideration， a dualchannel lowcarbon supply chain game model dominated by the manufacturer is built， the optimal decision variable values under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re obtained. Conclusions illustrate that consumers low loyalty to retail channel is the precondition of manufacturer to use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decides whether the dualchannel supply exists or not， both the gros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unit product decrease as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increases. It addresses and examines the “cost sharing+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high sharing portions can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easily， but the specific values should be negotiated by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Key words：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carbon emission； cost sharing contract；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国做出许多努力来控制碳排放，如1997年的“京都谈判”和2005年成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鹇苑较颍给我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提出新的挑战。除各国政府要求碳减排外，消费者环保观念的觉醒也促使生产商、零售商重视生产环节、销售运输环节的节能减排，许多消费者已经在关注商品的低碳属性。在这一大环境下，如何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成为了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低碳产品生产商逐渐开始使用直销渠道，近几年电商产业的兴起代表了这一趋势。由于直销渠道具有不同于传统零售渠道的特点，这需要低碳产品生产商重新审视新增直销渠道的供应链低碳化管理。总的来说，研究直销渠道出现后双渠道低碳供应链管理具有十分必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双渠道供应链竞争、优化的研究

在竞争方面，很多文献对生产商开辟直销渠道后的渠道价格、利润以及渠道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双渠道供应链有着更好的表现[1-3]。Ghosh等[4]考虑了渠道结构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Cai[5]认为双渠道不总是最优，给出了直销渠道优于传统零售渠道的条件。

在优化方面，早期学者主要使用的还是加价或者价格折扣契约[6-8]。Ryan等[9]研究了随机需求下的双渠道协调，分析了最低价格限制下的收益共享契约和损失共享契约。Ma等[10]认为共享质量改进成本和提高销售努力成本的契约可以协调供应链。

1.2 考虑低碳约束的单渠道供应链研究

Benjaafar等[11]认为在碳配额和碳税政策下，供应链成员通过调整库存、订货量来达到减排，供应链成员合作可以减少减排成本。Du等[12]研究了一个由生产商和碳排放权提供商组成的供应链，碳配额越高，生产商的产量越大，利润越高，而碳排放权提供商利润越小。Carrillo等[13]考虑产品销售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成本，发现消费者对直销渠道的认可度以及不同渠道的碳排放成本差异会影响零售商的渠道选择；而碳税和碳配额无异于放大了渠道间的碳成本差异，因此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碳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谢鑫鹏等[14]在CDM框架下结合碳排放权交易给出了零供双方合作的区间。

1.3 低碳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Barari等[15]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将减排成本纳入需求函数，生产商负责生产绿色产品，零售商负责销售，最后供应链成员之间能达到经济层面和环境层面上的协调。Li等[16]将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纳入需求函数，在双渠道供应链模型下讨论了低碳产品的定价、减排率和供应链双方利润，分析了消费者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生产商提高减排率的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并运用两部收费契约来协调供应链成员的利益。

可见，目前学者侧重于供应链定价、库存、利润与协调等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在单渠道供应链中加入低碳约束，得到碳减排成果的结论，但对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及其协调研究的成果不多。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需求函数中引入生产商投资减排，同时考虑零售商在销售产品过程中支付碳排放成本，分析生产商和零售商在不同渠道结构下的行动决策与供应链协调。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建立双渠道供应链低碳化模型，比较了单一传统零售渠道、双渠道分散决策、双渠道集中决策的结果，分析了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的条件；二是考虑了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对整个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三是考虑了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的单位碳排放成本对双渠道供应链减排的影响；四是提出了一个“成本共担+利润共享”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

2 模型设计、求解与分析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生产商考虑在传统零售渠道外开设直销渠道，零售商只通过传统零售渠道来销售该低碳产品，消费者拥有一定的环保意识，其对该低碳产品的需求随着单位低碳产品碳减排量的提高而上升。在市场中，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来选择传统零售渠道或者直销渠道来购买（见图1）。

生产商、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均为单位产品减排量与该低碳产品价格的线性函数，需求随着价格上升而下降，随着单位产品减排量而上升。两个渠道统一定价，没有库存。

其中：0

假设2：不考虑产品生产单位成本，直销渠道中的碳排放量为0，因此生产商直销渠道碳排放成本为0；传统零售渠道销售单位产品所支付的碳排放成本为e（来自于政府的碳税政策、物流产生的能源消耗等）。根据Weber等[17]的发现，直销渠道销售产品比传统零售渠道销售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少得多，具体表现为传统零售渠道存在大量的货物库存、货物运输成本，而直销渠道可以通过更集中的库存、物流来减少碳足迹。

假设3：生产商需要投入成本来升级生产技术、机械设备以减排，投资成本为单位低碳产品减排量的凹函数C（θ）=ηθ22，η为减排投资成本系数，其中固定成本假设为0。

本文使用的变量及其含义参见表1。

图6表明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对供应链总减排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双渠道集中决策中的减排量远高于分散决策与单一零售渠道时的减排量。这是因为集中决策下整个供应链的总需求得到扩大，而且减排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也比分散决策和单一零售渠道时高，验证了命题4。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到消费者对零售渠道忠诚度ρ、传统零售渠道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e对单位产品减排量θ以及分散决策下生产商批发价格w的影响，θ和w都与e和ρ成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命题2和命题3。

一个契约是否有效，需要看是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条件。图9是参与约束条件的检验，在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生a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之和等于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总利润，恒大于分散决策下的总利润，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即供应链可以达到协调。图10是激励相容条件的检验，模拟的是λ=0.72、γ=0.55和λ=γ=0.72时的供应链协调情况。从图10可以看到，当γ=0.55时，采用协调契约后零售商的利润一直大于分散决策下的利润水平，说明零售商的利润在协调之后得到提升，而生产商采用协调契约后利润是否比未协调之前要好则不一定，θ的取值是关键。当θ较低时，生产商也能得到改善；当θ较高时，生产商会蒙受损失。此时生产商不一定愿意接受契约。当λ=γ=0.72时，生产商利润得到巨大提高，远高于未协调时的利润水平，但当θ较高时，生产商利润仍会下降至协调之前的利润水平之下。因此，θ的取值仍然决定着契约是否为双方所接受。也就是说契约并不必然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为使供应链成员双方都得到较好的利润分配结果，要求λ和γ的取值都比较高，亦即生产商分享零售商利润比例与零售商所承担的减排成本比例都比较高，才可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这是因为生产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生产商提供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给零售商。

4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生产商作为斯塔克伯格竞争领导者的双渠道低碳供应链，通过将零售渠道销售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单位产品的减排量和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纳入模型，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的渠道选择和协调优化。通过数理分析和数值模拟，得到以下结论：

（1）生产商建立双渠道供应链要满足前提条件（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不高）。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零售渠道购买，直销渠道需求太小而导致生产商无意新增直销渠道；如果消费者都倾向于从直销渠道购买，则零售价格过低，零售商不会销售该产品。

（2）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是决定双渠道供应链是否存在的关键因素。当碳排放成本较小时，生产商新增直销渠道可以增加其利润，否则生产商没有动力新增直销渠道。

（3）由于存在“双重边际化”，使用“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后，供应链协调可以实现，但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较高的成本共担因子和收益共享因子才能实现，具体由双方谈判力量决定。

（4）传统零售渠道中产品销售产生的碳排放成本越高，供应链总减排量和单位产品碳减排量越低，反之则反。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需求函数，没有考虑需求的波动性；另外，现实中零售商也开始使用直销渠道，因此建立一个包含三渠道的供应链模型，考虑三渠道之间的竞争与协调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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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hosh D， Shah 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eening Policies Across Supply Chain Structures [J]. 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 135（2）：56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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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u S F， Zhu L L， Liang L， et al. Emission-dependent Supply Chain and Environment-policy-making in the ‘cap-and-trade’ System[J]. Energy Policy， 2013， 57（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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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x鑫鹏，赵道致. 基于CDM的两级低碳供应链企业产品定价与减排决策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3（5）：80-85.

篇2

一、 增加财政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进而具有扶贫作用

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通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实物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教育投入提高的人力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等，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内容。因此，教育投入就更多的为学者以及各国政府所重视，相关研究也非常之多，国内外很多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投入对经济和社会的这种促进作用，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如P.E.Petrakis etc（2002）研究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在国内，如陈霞（2010）利用 1994-2009 年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大于专任教师投入数量的作用。

既然增加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贫困发生以及减轻贫困程度。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反贫能力，从而发挥其消除贫困，改变个体生存状态和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或者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也可以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如Sen. A.（1976）认为，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均面临反贫困问题，在政府的反贫困工作中，要充分重视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缪尔达尔（1992）认为，反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应该是教育扶贫，政府应该在教育扶贫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大财政教育扶贫支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如肖唯楚（2012）基于对教育扶贫资金各项投入与脱贫数和返贫数的回归分析，得出扶贫资金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与脱贫数的增加及其返贫数的减少显著相关的结论。通过对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数与脱贫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接受基础教育、高中职高教育、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与返贫数都呈负相关。林毅夫（2005）认为，通过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政府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教育投入。

二、 财政教育投入的扶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一些学者对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提高扶贫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对扶贫的作用，均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空间外溢是指，某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很高，但是由于人才外流等原因，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存量做出的贡献，其好处被其他地区获取了，称为空间外溢的负效应，这些具有负效应的地区主要是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是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人才外流严重。相反，某些地区虽然财政教育投入不高，但是如果这些地区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那么这些地区就获取了其他地区较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

门槛特征是指，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增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育经费投入范围内，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可能存在某些临界值，在这一临界值之前，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效果作用很大，如果财政教育投入超过某一临界值，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作用可能就显著减少了。这一临界值，就被认为是财政教育投入减贫作用的门槛值。

一些学者对财政教育投入以及其他财政投入作用的空间外溢性和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张淑翠（2012）利用2001-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发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对于教育年限没有达到门槛值的地区，增加教育年限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教育年限已经大大超过门槛值的发达地区，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邓宏亮，黄太洋（2013）利用200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存在空间外溢性特征和门槛特征，并计算了具体的门槛值。杨友才，赖敏晖（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大多时候已经超过了门槛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

三、主要的政策启示

很多文献研究已经证明了财政教育投入的经济效应以及减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政策含义。

1.空间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损，而经济发达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益。因此，国家层面的财政教育投入应该向落后地区倾斜，因为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失了的，如果这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是持平的，而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是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无疑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雪上加霜。相应的，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作为主要的人才流入地，已经是人才济济了，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高等人才过多，就业压力增强。同时，这种空间外溢性的存在，其实是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经济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被称为高等教育小省，也就是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大，但是浙江省的人才并不缺乏，因为其他省份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省份培养的人才会流入到浙江省。也就是说其实是发达地区的省份搭了便车，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发达地区，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事实，是否可以尝试由发达地区的省份适当的给予落后地区的省份一些教育投入，当然，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协调。

对省级财政来说，经济发达的省份，因为存在着正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高等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些地区并不缺少高等教育人才，其他地区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些地区，因此，教育经费可以向中小学倾斜，以及向本省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对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争取国家的财政教育投入向本地区倾斜，同时也要加大本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要更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较快增长，为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为了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会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这种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因为存在这种空间外溢性其效果要打折扣。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办法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可以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以及各种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要比增加该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同时，为了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去中西部以及落后的农村就业，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以引导，例如浙江省2006年开始，通过由浙江农林大学委托培养的方式，向浙江省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区）招

收定向培养涉农专业的本科生，定向培养生按期毕业后，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期限为5年。这样的政策设计有助于大学生毕业后到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就业，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政策设计都比单纯的提高落后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

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减贫作用具有门槛值，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中央财政的财政教育投入要对各个地区加以权衡，合理调整和优化财政教育投入的区域分配，确保经济均衡增长与教育投入效率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2]邓宏亮，黄太洋.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的空间计量与门槛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3：25-31

[3]杨有才，赖敏晖.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经济科学，2009，2：34-43

[4]肖唯楚.关于财政教育扶贫投入效率的实证研究――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C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9：13-18

[5]金双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收入分配[J].财贸经济，2003，（1）：58-63

篇3

在“十五”末，内蒙古的基本区情是欠发达，经济总量较小，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集群化发展不够、链条不长。200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遵循规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在正确认识自治区区情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奋斗，自治区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一是经济规模取得大发展，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亿元，年均增长17.6%，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07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二是经济内涵取得大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显著推进，以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风电装机由20万千瓦增加到10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上。

“十一五”全区经济规模和内涵的大发展给环保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环保工作的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一五”以来，环保部共审批自治区各类项目环评163个，总投资6120.3亿元；自治区环保厅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2506个，总投资74817.3亿元。环保工作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切实强化了污染减排。“十一五”期间，随着自治区GDP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万吨以上，化学需氧量新增12万吨以上，自治区的污染减排工作必须在消化巨额增量的基础上大力削减存量。到2010年，全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9.41万吨，比2005年的145.6万吨下降4.25%，完成140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10.6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7.51万吨，比2005年的29.7万吨下降7.46%，完成27.7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09.51%，超额完成了国务院对自治区下达的“十一五”减排目标任务。

污染减排交上满意答卷，环境质量随之明显改善。2010年，内蒙古全区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优良天数平均达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标分别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酸雨的省区。全区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转变为“轻度污染”，重点监测的40条河流的67个断面中，Ⅲ类以上标准水质断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个百分点。

二、科学认识的环保发展道路

内蒙古的环保发展既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确认识环保工作规律、顺应时代转变理念方法、勇于探索开辟新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树立生态文明观是环保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找到这个立足点，就找到了环保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紧密衔接的桥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内在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特征，以及人民群众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图景。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会；又要在物质上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带来的发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生态文明是与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概念。首先，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经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能仅仅以GDP增长单一指标来看待发展，经济发展包含资源消耗、经济效益、环境承载三个方面的内涵，应从单纯的GDP考量逐步转变为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二，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拓展对经济发展周期的认识，不能单纯强调短期内的经济规模扩张、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务必在经济发展上注重长期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进而长久保持资源禀赋优势，避免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第三，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民生内涵的认识，将环境权益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纳入各项政策制定当中，不能忽视更不能漠视公众环境权益。

（二）在发展中寻求出路是环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从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发展机遇，环保工作才有出路

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环保自身的发展。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不能就环保论环保，而是应该放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待，立足于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以环境保护的成绩来优化经济发展、来改善社会民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有为才有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国家召开第六次环保大会，总理提出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表明，环保工作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必须认识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为，从而开创环保事业长足发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提升环保发展能力

环保发展能力的提升，表现为适应时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应对当前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破解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每年要将排污费的50%用于加强环保自身能力建设，这为环保自身能力跨越式发展开凿了源泉。5年来，国家和自治区直接投入财政资金17.45亿元，其中能力建设8.85亿元，污染防治资金8.6亿元，自治区环保财政专项资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动环保方面，自治区环保厅5年投入6.2亿元全面提升常规监测和自动监测能力，彻底改变了“废水靠看、废气靠闻、废渣靠摸、噪声靠听”的落后状况。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新建了监测实验中心，具备了有机、无机等15大类的监测能力，并通过了国家级实验室技术评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区环保厅分别启动实施了全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一期、二期工程，总投入1.65亿元，集成物联网、“云计算”、3S空间信息管理、3G移动通讯技术，在全国率先建成全区统一的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环保移动办公执法平台，环保监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环保专网，自治区环保厅与各盟市环保局构建了全区统一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环保综合办公平台，建成自治区、盟市两级环保部门13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形成全区环保管理“一张网”的数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强环保方面，全区环保机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新增机构118个，101个旗县区全部独立设置了环保局，主要的工业园区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环保机构，新增各类编制1342个。自治区环保厅机关新增设了环评、总量、人事3个处室，组建了东、西部环保督查中心、评估中心、在线监控中心、固废管理中心、排污权交易中心、环保产业协会7个事业单位，增加各类行政事业编制128个。

（三）抓住总量控制这个环保工作的主线

从“十一五”内蒙古的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来看，总量控制污染减排工作对改善环境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作用，抓住总量控制这一环，就抓住了环保工作的主线。

环保工作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好“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来开展的，这三个量就是经济总量、污染总量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经济总量决定污染总量，污染总量决定环境质量。其中，经济总量对污染总量的决定作用，受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质量因素影响；污染总量对环境质量的决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环境容量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环境质量反过来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进而对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起到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关系上来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要从总量控制做起。总量控制与环评审批、污染治理、监测评估密切联系，构成工作循环链条。总量控制提出污染总量的控制目标，通过环评审批来实现总量指标优化分配，通过污染治理来削减已有总量、控制新增总量，通过监测评估来掌握总量控制和环境改善的成效。总量控制越有成效，经济发展就越有空间，环境质量就越发改善。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基本思路，是贯彻总理“三个转变”思想，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问题。

1、将总量控制提升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机制

“十一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减排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通知》等21个推进减排的行政规章。为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自治区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盟市也相继成立以盟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为严格落实减排目标责任考核，2007年自治区把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列为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节能减排考核权重由2%提高到8％，超过GDP和财政收入7%的权重，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2、将环评审批提升为调控政策，建立优化约束机制

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导向，从单纯的行政审批事项转变为经济调控措施，能有效地调节发展与环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区开展了全国首个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并以战略环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调整。2009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要点的通知》文件，把推进规划环评作为从源头防范结构性和布局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措施来抓，明确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十要点”。2008年自治区环保厅出台《关于建设项目审批“六前置、七环节”的规定》文件，从项目建设全过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审批权限、规划环评要求，是否有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环境监测能力和配套环保基础设施等6个条件进行环评前置审查，“七环节”即在审批过程中严格把握项目选址、项目布局、工业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产工艺、环境风险防治，以及环境敏感区、城市建成区和景观区等7个关键环节。2009年自治区环保厅为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环保部门保增长的21条政策措施，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疏堵结合，从而优化经济发展。

3、将污染减排提升为联合行动，建立综合减排机制

污染减排要见实效，必须将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依靠环境政策引导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将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多部门的协同作战。2007年自治区环保厅制定了《关于二氧化硫减排“双五条”化学需氧量减排四条措施的规定》，以加快脱硫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08年，面对全区减排指标处于降与升的边缘的现状，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强减排的“双12条”政策措施。为加强经济激励，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区二氧化硫排污费从每公斤0.63元调整至1.26元，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不足0.45元每吨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吨、工业污水0.9元每吨。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减排任务分解到自治区15个委办厅局，2008年各级环保部门建立起与发改、统计、水利、城调等部门的减排统计联系会审制度，2009年自治区纪检委、监察厅把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况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决策部署的4个重要内容之一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部门联合，结构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全区共关停小火电机组62台152万千瓦，整合煤矿877座淘汰产能1700万吨，淘汰水泥产能696万吨，淘汰焦化产能1100万吨，按国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电石、铁合金和钢铁等落后产能，特别是关停了包钢3台90平方米烧结机，在全国规模最大。

4、针对内蒙古特点在工作中进行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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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00707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问题，尤其是区域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的碳减排路径。考虑到我国省市地区较多，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在部分地区间存在“俱乐部收敛”[1]（P31-42）[2]（P35-46），即地区间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时，一般会在一定的标准下，对我国30个省市地区①进行分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目前的碳排放区域划分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使用国家已有的区域划分结果，一类是基于某些与碳排放相关的指标进行区域划分。

我国已有的区域划分主要有三种，部分学者选择其中一种，对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1）东中西区域划分②。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多，且研究视角丰富。其中，陈诗一等[3]（P111-119）、雷厉等[4]（P59-65）和仲云云等[5]（P123-133）使用LMDI方法，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量及其因素效应的差异性问题；李国志等[6]（P32-39）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许广月等[7]（P37-47）、张为付等[8]（P14-23）研究了全国及各区域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问题；许广月[1]（P31-42）、林伯强等[2]（P35-46）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的“俱乐部收敛”问题。（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中所提出的经济区域划分③。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少，王文举等[9]（P442-447）使用该区域划分结果，利用对应分析，对碳税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经济区域划分④。使用该区域划分的，主要是因为要用到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刘红光等[10]（P129-135）建立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模型，对各区域各行业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分析。姚亮等[11]（P16-19）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我国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进行了相关核算与分析。以上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均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并未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使用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去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均缺少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基于其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分类指标和方法，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这里也可以分为三种分类方式：（1）单指标分类方式，由于这种方法较为简便，大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李国志等[12]（P22-27）、宋德勇等[13]（P8-14）选择碳排放量年度均值指标，设置一定的大小区间，均将我国划分为高排放、中排放和低排放等三个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全国及不同地区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张雷等[14]（P211-217）根据2005年碳排放量的截面数据，将我国分成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I、重碳排放型II、一般碳排放型I、一般碳排放型II和轻碳排放型等六个地区；肖黎姗等[15]（P21-27）选择1990—2007年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三类地区；曲如晓等[16]（P10-17）为验证中国省级收入排放的不一致性，选择1997—2010年的人均GDP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高收入、较高收入、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等四个地区。（2）双指标分类方式，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何建武等[17]（P9-16）在研究统一碳税对各区域的经济影响时，选择2002年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即第一类地区（人均GDP水平很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第二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碳排放强度却很高）和第三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也较低）。许泱等[18]（P1　304-1　309）根据2008年城镇化水平和1995—2008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地区。（3）聚类分析分类方式。前面两种分类方式，均是采取数据间简单大小排序，此种分类方式则全然不同。张彬等[19]（P53-56）通过Kaya恒等式得到人口、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等三个碳排放区域划分的模糊聚类指标，然后基于截面数据，将我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四大地区，即北京、上海完全城镇化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天津。

综上，已有文献在碳排放区域划分方面各具特色，但仍存在尚可完善的地方：（1）由于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止一两个，所以采用单指标和双指标的分类方式，指标选取过于单一，未能充分反映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且其选取也尚未统一；（2）张彬等[19]（P53-56）采用模糊聚类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但是并未充分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同时由于使用截面数据，仅考虑区域碳排放在截面上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在时序变化上的特征。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对碳排放区域进行划分呢？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在进行分类时，不仅能充分考虑指标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上的特征，而且能一次容纳多个指标。这恰恰为碳排放区域划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分类问题的主要方法。近年来，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成为了热点研究领域。Bonze和Hermosilla[20]（P339-360）首次将聚类分析引入到面板数据中，运用概率连接函数和遗传算法改进聚类分析算法，从而提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Ren和Shi[21]（P253-258）基于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通过Frobenius准则重建Ward函数，提出了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较为复杂，且李因果等[22]（P73-79）指出他们都没有详细考察面板数据的动态分类统计特征。朱建平等[23]（P11-14）提出了单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但是单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且在现实应用中多为多指标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郑兵云[24]（P265-270）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对时间进行了“降维”，即每个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消去时间维度，退化为截面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信息损失问题，均值只能表现平均变动情况，不能反映其他分布特征，如离散程度等；二是存在一个隐形假设，即各样品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否则会得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结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李因果等[22]（P73-79）选取面板数据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变异系数三个统计指标，分别建立测度相似性的欧式距离函数，将其赋权构建综合距离函数，并重构Ward聚类算法，从而提出了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虽然其研究综合考虑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综合距离函数权重的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如果选取的权重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聚类结果；其二，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均可能远远小于绝对量，尤其是增长速度，这样如果综合到一起来构建Ward聚类算法，即便选取较大的权重，也很容易忽略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较为简单、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即综合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和年均增长率的聚类结果，来解决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在这样的思路下，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0年与碳排放直接相关的相对指标数据，对我国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相比已有文献，本研究有以下特色与拓展：（1）分类指标的选择。结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区域碳排放特点，基于涂正革等⑤⑥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提取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指标，在分类指标选择上不仅较为全面合理，而且首次区分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的影响因素；（2）分类方法的选择。选取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进行区域分类，在分类时不仅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截面特征，而且也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时序变化特征。

二、理论方法框架

（一）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由于对各指标进行时间“降维”再聚类分析，可以体现面板数据的截面特征；取各指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显示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那么综合这两个指标，便能较全面地说明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于是，本文提出以下思路，进行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第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在时间上对各指标“降维”，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三步，综合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将其作为最终的聚类分析结果。如第一步的聚类结果将北京划为第一类，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北京被划到了第二类，但其他省市均没变化，那么便可以将北京单独划为一类。

本文选用欧氏距离，选取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或称Ward法）进行聚类分析。相比已有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该聚类思路操作较为简单，操作性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此外，在进行第二步，即对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时，若相异性取到较小的值，仍未获得良好的分类结果，那么便说明各个体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此时，便可以不考虑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即不进行第二步操作，此时本文的方法便退化为郑兵云[24]（P265-270）所提出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二）碳排放区域聚类的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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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不只是中国，从印度、伊朗到韩国、英国、法国，都出现了持续大范围的空气污染。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雾霾还能治吗？以往的治理路径对不对？

在全球范围挥之不去的雾霾之中，一个重要的“元凶”就是机动车污染。而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今年初，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源解析表明，机动车污染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细颗粒物的首要来源，分别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广州21.7%。”“一辆老旧车相当于20-40辆国IV、国V小车排放。一辆重型柴油车相当于200辆小车排放，而且很多不达标。”

此次伦敦重度雾霾中，也有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天气寒冷无风、交通和燃烧木料锅炉的使用达到峰值。”

这天傍晚，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会客室里，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理事会主席、驾道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颜梓清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东的实践，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约15%的高污染车，就能快速削减约70%的汽车污染总量，可降低大气污染总量30%以上，在短期内有望明显改善我国空气质量。”

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的“老人”

采访中，颜梓清的手机不时响起。她总是客气地回应说“我是小颜”。

其实，她在中国的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颜梓清就开始从事机动车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和推广，推广使用的机动车电控补气技术装置，促成了我国化油器车向电喷车的转变。

2001年，颜梓清作为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批复的“汽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技术国产化项目”的总负责人，负责“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装备”国产化项目的实施，2002年带领团队研发出适合中国的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

这一研发团队共获得了17项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多项技术通过成果鉴定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主要解决检测数据准确率低和人为作弊的问题，为我国推行对机动车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攻克了技术难题。

从2002年起，颜梓清带领团队推动“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检测方法”在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的市场应用，同时参与和推动了汽车检测与维护（I/M）制度在中国的启动和实施。

颜梓清是I/M制度的“拥趸”，她相信只有这套体系，才能改变中国目前不科学的汽车消费规则。“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她说。

颜梓清告诉记者，围绕汽车的规则制定和标准体系建设，美国与欧洲已经斗争了几十年。欧洲汽车工业最为发达，既是其经济支柱，也是技术发源地，“但欧洲最大的问题是，至今为止没有汽车的评价体系。”颜梓清说，造成欧洲是以行驶公里数和年限来淘汰车辆，或者判断车辆状况，维修车辆。

她介绍，相反，美国是通过评价来判别车辆。“评价其实是依据检测的体系建设，如果没有评价体系，对消费者利益就是一种侵害。”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推行了严格“I/M制度”。

I/M制度中执行的“I”（检测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车”。美国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简易瞬态法检测技术”对车辆进行检测，对检测设备技术质量考核非常严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经过技术质量考核。此外，美国政府对检测数据非常重视，为防止检测数据作假，政府会组织人到检测点监查，以防止检测数据虚假影响政府决策。

颜梓清介绍，美国从1984年到1993年执行了在用车I/M计划。根据美国环保署的分析，美国在用车的一氧化碳（CO）减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氢化合物（HC）形成的气态铅减少了86%，PM10颗粒物削减了20%，每天削减约110吨污染物。所以，美国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空气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国、哥伦比亚、欧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颜梓清带领团队研究出“柴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和“汽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并取得发明专利；2011年起，她又带领团队开展了机动车排放综合防治体系研究，从2012年开始推出“机动车排放云检测综合技术”，目前己进入实质应用阶段，获得了20多项专利和10多项软件著作权。

在颜梓清看来，我国在控制机动车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实施措施上，“可能已经步入误区”“多避重就轻、避难就易、避实就虚，造成了大气污染无法控制。”

她解释说，“以北京为例，十几年前大气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点是机动车污染，大批淘汰黄面包高污染车。在2006年奥运会之前，北京以烟煤为主的工业比现在多但大气环境质量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这说明当时的治污方向是对的。”

颜梓清说，但这之后，大气污染防控治理对象和措施变了，“对防控机动车污染重视不够，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总量控制和新技术的发展。”

她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刘昭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卢希果、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傅立新及颜梓清等专家就参加了由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组织成立的“I/M机动车污染防控研究小组”。

专家们研究发现，一辆高排放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达到正常机动车的10倍以上。而检测出这些高排放车辆并有针对性地重点治理，是削减在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的最有效办法。

另一个让颜梓清坚信自己判断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城区PM2.5浓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减排贡献为74.1%，河北和天津地区减排贡献为19.7%，其他地区减排贡献为6.2%，“由此确定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说。

北京工业大学一份学术报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会和2015年“9・3”阅兵期间，京津冀PM2.5、PM10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日平均减排量分别为168吨、46吨、159吨。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两次红色预警期间，机动车污染源减排措施对PM2.5浓度降低贡献最大，超过40%。因此，控制好机动车污染对空气质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检测上

问题到底出在哪？

颜梓清对记者说：“主要出在检测上。首先是检测标准与限值的问题。”

目前，我国新车排放标准限值与在用车排放标准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绍，新车国Ⅳ标准对规定，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总量控制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为合格，而在用车（上牌车）标准对该三项污染物的合格标准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车标准与在用车标准不统一，实际上仅提高新车标准难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颜梓清说。

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新车与在用车污染排放的检测方法有多种，而各地实际执行的检测方法并不统一。

2011年，环境保护部通报对全国近千家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检查整治结果，排查出各类违法违规和不规范检测问题200余项。2015年9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在山东、广东等五省的一些机动车检测站，只要黄牛疏通好关系，尾气不合格的车辆，不需要维修，通过调节检测设备采样管开关、检测设备软件可根据不同指令随意出具检测结果，高污染车不经维修就能检测合格拿到绿标上路行驶。

颜梓清说，这种造假行为导致机动车排污检测数据无效无用，检测无法达到区分车辆达标或不达标的目的，使我国政府控制大气污染失去了技术支撑和政策决策依据，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而对于提升油品质量来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颜梓清也不认同。她解释说，“提高油品质量主要是控制硫、铅、笨、芳烃、稀烃、甲醇、锰、铁等比例，对控制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颗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显示，机动车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的不合格造成的。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颗粒物（PM）主要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而汽车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产品是否合格对排污量高低影响非常大。

目前，我国对在用车上路执法管理主要是按车牌号和老旧车限行。“由于检测设备造假严重，检测数据无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车辆，本应对超标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的执法政策也就无法实施。”颜梓清说。

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明确，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严格地控制机动车污染，有可能达不到2017年的目标。”颜梓清有些担忧地说。

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

说起驾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称的由来，颜梓清笑称：“‘驾道’这两个字是我起的，当然有寓意。”

她对记者说：“‘驾’有驾驶汽车的意思，也有管理、评价、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机动车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义的含义，有一种公益为主的色彩在里面，‘驾道’的宗旨是为健康、为绿色开道，为决策提供技术

支持。”

驾道公司是中关村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企业，也是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放监测领域的技术依托单位，拥有车辆排放云检测等相关专利技术45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还有10余项）、软件著作权22项，以及5项高于国标、行标的企业标准。

颜梓清介B，由驾道公司独家推出的机动车尾气云检测综合技术，实现了从“检测装备制造商向互联网+检测智能装备运营服务”（工业4.0版）的成功转型，智能化的云检测环检点实现了快速、公开、透明的检测环境，自动对检测数据误差高于10%的检测设备禁止入网，通过实时远程数据质量（克/秒）监管和溯源，按车辆排污量进行分级管理，能科学防控机动车污染总量。

颜梓清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起，驾道公司在北京、山东推出市场化的“ClC驾道车体检”服务，鼓励车主自觉控制尾气，车主通过检测可全面了解车辆健康状况。驾道公司还设立了“新蓝天贡献奖”，对检测后的超低排放车辆和维修后减排量大的车辆进行奖励。

今年1月8日，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一辆车牌号为鲁P1**7M、排放标准为国Ⅳ的马自达家用轿车，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当于每百公里排污量仅0.94克，获得了低排放特等奖；另一辆车牌号为鲁AM**96的二手捷达车，排污量从原来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维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获得了维修减排特等奖。

颜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机动车占总量的15.93%，占污染总量的68.95%。通过检测和维修，可以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

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平均每年以2000万辆的数量增长，年检测费用预计约40亿元。此外，2015年底我国在用车总量已达到1.7亿辆，每辆车平均每年检测2次，检测总费用预计达到680亿元；二手车检测平均每年按1000万辆计算，每年检测的总费用也高达20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按照驾道公司的业务拓展计划，2017年在北京各个区都将建立两条以上检测线，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完成布点。年内建立起300条检测线，并完成600万辆车的体检。到2018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将建立机动车检测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颜梓清等专家一直呼吁政府放开对检测机构的行政许可管理，采用检测机构备案制，鼓励检测机构经营模式创新，加强对检测数据的管理。

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国务院认可。今年1月21日，经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其中第24项规定，取消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审批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可。并规定，取消审批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强化“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严格把关，采用监督检查、能力验证、投放处理、信息公开等多种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该消息传出后，颜梓清在微信群里称，“机动车检测机构认证被取消了，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竞争下，我们一定能赢！收到了大礼，我们会回馈政府和社会更大的礼。”

采访末了，记者给颜梓清出了一道选择题：你认为自己是学者、企业家，还是环保斗士，三选一。

“我觉得还是选‘学者’比较合适。”她对记者说：“我目前还是以研究为主，谈不上是企业家。企业家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而学者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强调社会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证投资者不亏本。”

在颜梓清的个人博客中，她会因对于机动车遥感检测的不同看法而公开质疑某位院士，也会对涉嫌非法经营计量器具产品的某些企业表达不满，更会对某些部门的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保护车辆尾气检测造假的行为表示愤慨。她甚至被环保业内人士贴上“不识趣”“太强势”和“环保斗士”的标签。

“我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但是，我们研究的好技术被假冒技术企业黑白倒了，研究团队和专家队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不得不站出来说话。这只是一种澄清。为人处事还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宽容人为主，与强势和‘斗士’挂不上钩。因为我不会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会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