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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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UNCLOS；公海自由；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将海洋空间为若干区域，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域，包括“区域”以及公海两个部分。由于此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更是新型海洋资源，故而现有法律规定尚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定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的主旨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体而言，这两部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法律属性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争议举行了诸多会议进行讨论，但结果只是对国家管辖权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及需为其制定保护措施达成一致共识，但未对资源的法律属性归属形成结论性的意见。这是因为，资源属性这一问题牵涉到各国的根本利益，任何的妥协都会对本国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很难达成一致。

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现有争议

目前而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法律属性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最大的地方，在国际会议中争论激烈。

由于较早的开始了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发达国家依靠雄厚资金和先进科技，在这一问题上占据了优先政治地位以及资源享有。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他们认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应当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各国际主体在有足够经济及科技条件下可以自由的进行开发、利用，通过“先到先得”的方式取得，不应被任何国际主体依而占有。反对将UNCLOS第十一部分“区域”制度适用于深海基因资源，其理由是UNCLOS中有关“区域”资源的定义十分明确，即“区域”制度只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深海底的矿产资源，据此，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的发达国家主张，深海基因资源的相关活动应遵循公海自由原则。

对此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成立的“77国集团”表示强烈的反对，巴基斯坦代表在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八次会议上，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就指出：“‘区域’内资源，包括海洋遗传资源都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发达国家不能依仗其优势，通过公海自由原则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占有，再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该资源变为发达国家或其“阵营”的独享权益。我们认为，UNCLOS中“区域”制度所独有的共同继承财产（或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既体现“区域”所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法律地位，又通过这一原则公平合理保护了各国在“区域”内的合法权益。因此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将该资源纳入UNCLOS的“区域”制度范畴中，通过这一机制，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打破发达国家对深海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垄断，分享其应有利益。

欧盟国家认为现有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执行方面均存在着空白，应当从处理具体执行差距的基础上，制定新制度完善现有法律框架。他们提议制定UNCLOS第三个执行协定，重点是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以确保有效的海洋环境管理。

二、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属性法律理论

（一）公海自由原则

1609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指出：“流荡不定的海水，必是自由的不能为任何国家所占有。”他主张海洋是全人类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这是公海自由所赋予人类的权利。据此发达国家提出，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远早于UNCLOS的签署，并且该原则已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以及成熟实践方式，不再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制，过多的规制甚至会限制这一领域的科学发展。同时他们认为，在UNCLOS的相关条款中，已经明确列举了“区域”内的资源是指矿产资源，因此，对于多样性资源应当秉承公海自由原则，由各个国家自由取用。

（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结合“区域”制度及相关表述可以得出，“区域”部分所包含的资源应当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由人类共同继承。目前，虽然对该原则特征的表述认识存有争议，但通常各观点均认为要为和平目的而保护利用，排除单方侵占保证资源的人类共有性，以及为了后展的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养护和利用。这些特点在UNCLOS的条文中均有包含，加之UNCLOS以明文形式阐述了“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UNCLOS要求各国在“区域”中的行为应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考量，对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开发，即使各国不能实际参与开发利用活动，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机构和制度分享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并通过大会以及海底管理局等相关机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法律属性分析

对于“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法律属性归属，应当选择“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第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生存环境与普通海域不同，极端环境下所具有的独特生态系统造就了动植物独特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方式，成就了其资源的独特性以及人类社会对这一资源的不可复制性。这种这种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极高的价值，因此该资源与“区域”地理环境具有高度的伴随性，甚至可以说，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与“区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与“区域”环境不可分割；第二，海洋法的健全完善，不但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还受科学水平的左右。在UNCLOS关于“区域”资源定义做会议讨论之时，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并没

有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之中，而当1977年热夜喷口及相关生态系统被发现时，关于“区域”资源的定义已经被会议确立，因此现行1982年UNCLOS第十一部分并没有涉及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可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设立“区域”制度时只是由于科技和人类认识的不足，导致在细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出现了法律空白，并非故意将其割裂；最后，通过UNCLOS序言可以得知，其目的是在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以发达的深海勘探技术为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持，这就尤其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合作。从这一点而言，是符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法律属性的，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来携手合作、维护管理以及科考研究。

参考文献：

[1]《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会议若干热点议题》，http：///chn/xwdt/t240388.htm，2014420；

[2]百度百科：http：///link？url=Qc8p1KBxl_tiwU5 rnuHcWsO4r8s3Oj

4JTFwTMmA603KIpBv9gUJix8S059fsFA3，2014420；

[3]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by Mr.Farukh Amil，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to the UN， at the Eighth Meeting of UNICPOLOS on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http：///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070625，2014420；

[4]Farukh Amil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by Mr . Farukh Amil，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to the UN， at the Eighth meeting of UNICPOLOS on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 EB/OL]，http：//www .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 .php ？ id =070625，20140304；

[4]王铁崖.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M]，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贾桂德，尹文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些重要动向[J]，太平洋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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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阶段：利用价值保护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环境法；相应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国际法主要是根据个别物种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提供保护，而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历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的事项，反映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不过，尽管国家拥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便是国际合作的内容。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

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

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

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

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

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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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44-0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ystem

Xing Ruo-mu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16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atened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current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all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finally combin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pecific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words: Biodiversity;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s; legal issues; measures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生物多样性即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物种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通常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体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

一、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生物资源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且使人们能够适应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大约有3000万种生物，目前人类描述过的生物大约有140多万种，长期利用的仅150种左右。人类食物的90%是来自被驯化和培育的20种动植物。生物资源是人类财富的巨大宝库。然而，由于人类普遍缺乏对生态价值的认识，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获得短期或局部的效益。而在这过程中，原有生物物种的人为消失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遗传多样性丧失

当前，全球大约492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受到威胁。在美国西北部，159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海洋回游鱼类种群已经处于高度或中等程度的灭绝危险中。自20世纪50年代，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很快排挤了很多本地品种。印度尼西亚1500个当地水稻品种在过去15年里消失，这种遗传多样性丧失造成农业生产系统抵抗力下降。1991年，巴西桔子树遗传相似性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柑橘溃烂。1972年前苏联小麦大面积损失，1984年佛罗里达柑桔的溃烂的大爆发，皆起因于遗传多样性的减少。

（二）物种多样性丧失

专家估计，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当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倍至1000倍。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113种鸟类和83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物种濒临绝灭或面临严酷的生存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生物多样性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

（三）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

就生态系统而言，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包含全球物种50%以上的热带森林。在今后30年内，物种极其丰富的热带森林可能要毁在当代人手里，大量的热带森林物种将面临灭绝。温带森林的破坏同样严重，许多物种丰富的原始森林被单一的次生林和人工林代替，导致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除非立即减缓毁林，否则大约60000种植物在今后的30年里可能绝灭，脊椎动物和昆虫的消失比例可能更高。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也在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的淡水生态系统。另外，一些岛屿物种的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现存物种中11%的哺乳动物和40%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

二、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及法律问题分析

尽管在我国其他法律中散见了一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定，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没有建立起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不足

首先，单纯依靠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手段是不够的。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在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等方面都己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对生物多样性确实有一定的保护功效，但是，由于生物多样性所受主要威胁的特定性，这些规定在目前只有有限的价值，对于掌握着毁灭性技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事实上正在无限制地开发地球资源的人们影响甚微。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环境政策。在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生态立法虽已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但仅着眼于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涉及到外来物种控制问题的相关法律主要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同时还有一些用以配套的名录及审批制度。此外，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也有相关的法律条款。然而，这些法律、条例及组织体系主要集中在人类健康、病虫害检疫等有关方面，并没有充分包含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环境破坏的相关内容，与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控制外来物种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二）法律制度不完善

事实上，我国虽然对于外来物种问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远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外来物种控制体系，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控制和迅速反应，都没有相关的规定。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系统类型众多，有些入侵生物虽然在短期内还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依然会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制度只是刚刚起步，而且法规级别较低，已有的措施并不十分得力，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法律法规，防治监管体系也有待建立。总的来说，我国现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与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的严峻形势很不相称。

（三）执法力度不够

在机构设置方面，在环境保护部门中没有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机构，很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都是由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联合执法。由于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造成很多保护工作的进行效率低下，权责不明，出现问题时极易出现推诿责任的现象。在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方面，没有规定相关的执法人员从业资格标准，导致现有的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普遍专业素质不高，使国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定无法被执法人员准确理解贯彻和执行，造成相关法规政策的预期社会效应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方面，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力度不够，整个社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较为淡薄，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各类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而没有看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在资金投入方面，财政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投入与实际保护工作的资金需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缺口，很多刻不容缓的、生态价值巨大的保护工作因为资金问题而迟迟难以进行。

三、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对策

（一）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基本制度

1.生物资源评估制度。国家对生物资源总体和各种生物多样性资源类型的状况定期进行评估，以作为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可利用管理工作的本底数据。

2.生物资源产权制度。明确规定生物资源的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产权的取得、利用、转让和散失方式，规定对产权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对产权转让的基本管理措施。

3.有偿使用制度。以税、费等形式规定对国家所有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有偿使用。

4.综合利用制度。确定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提倡生物资源节约使用、废旧利用、、循环利用，发展和推广综合利用技术。

（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监督管理机制

1.各生物多样性资源行政部门的职责。各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与之相适应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综合性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自然区域的保护和无具体管理部门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保护。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行使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监督管理权。

2.环境保护部门的统一协调。环境保护部门是国家负责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专门行政机构，应负责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全面统一协调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规划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在整体上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3.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加强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实质性的监督，保证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的实施。

4.制定监督管理部门法律。以专门法律的形式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统一协调方式和法律规范，实施监督程序。

（三）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查询制度

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管理者服务，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评价环境影响等问题上提供必要的信息。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和监测提供了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生物学信息，可应用于一些基础学科，如系统学、生态学、行为生物学等领域，也可应用于一些应用学科，如生物技术、土壤学、农学、林学、水产学、保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方面。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就是将原来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信息汇总，在保证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电子化，并提供完备的数据检索和查询工具，以适应不同目的的查询需要。

（四）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

自然保护区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和希望。因此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是对就地保护原则的具体贯彻落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要求，建立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中应规定各地区的有关部门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一方面通过接受有关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部门和其他企业部门自愿捐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资源开发和各种服务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去。再者，随着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的加强，还可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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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88 文献标识码：A

1 关于城市园林绿化

由于国家大力建设园林化城市的带动，城市园林绿化已经成为新兴的环境产业。城市园林绿化，顾名思义，就是在中国传统园林和现代园林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城市的发展，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的城市。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人为出发点，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惜破坏绿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行各业日益发展，城市的规模、数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回头一看，空气、水、土壤遭受严重的污染，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下降，出现了各种“城市病”，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对城市中原有的自然环境部分的合理保护和提高，是城市园林绿化的要求。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与增加，人们对园林景观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联合国在《全球人类居住区报告》中提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要有一个可持续的、有效的、安全健康的城市。因此，为了发展经济需要，为了适应城市需要，顺应当代人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在城市这个人工环境中对自然环境的再创造，城市园林绿化势在必行。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空间和稳定的绿地的基础上，科学地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2 关于生物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生物与环境间存在联系。因此仅仅着眼于对物种本身进行保护是不够的。我国国土辽阔，海域宽广，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再者，我国拥有悠久的地质历史，加上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拥有纷繁多彩的生态组合，是全球12个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这三个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它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近年来国内外最为流行的一个词汇。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大量的工业原料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为了适应城市的需要，顺应当代人的需要，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是巨大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的生活及物质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园林绿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和管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惊人复杂性的关键在于转录因子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空间和稳定的绿地的基础上，科学地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生物的基因组被测序，人们发现基因组中的基因总数并不能反映生物的复杂性，而转录因子往往以多种组合的形式起作用，由此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

3 城市园林绿化必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城市园林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园林绿化不仅是对城市中原有的自然环境部分的合理保护和提高，更是在城市这个人工环境中对自然环境的再创造。城市园林绿化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有力措施。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人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注重环境的质量。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是巨大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提供着人类基本所需的全部食品、许多药物和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越发重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的生活及物质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园林绿化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是城市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起着巨大作用。全球经济有40%是基于生物的产品和工艺方面的。城市是用大量物化劳动建成的载体，因此应该想方设法保护环境，坚持科学发展观。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城市能否永续利用。园林绿化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环境质量的好坏。要大力加强园林绿化的法制力度，使群众能热爱并积极参与保护城市园林绿化。应该对群众进行有关园林绿化和人类关系的宣传教育，宣传有关树木花草种养知识的教育，提高群众对其认识，自觉形成爱护园林绿化的社会风气。生物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园林绿化完善与否的一个指标， 也是整个城市环境质量好坏的标准。我们应该抓住机遇， 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城市园林建设中体现保护与发展生物多样性的宗旨。因此，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为了适应城市的需要，城市园林绿化必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协调发展。

结语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发展。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的生活及物质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密切相关，而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经济的需要，为适应城市的需要，城市园林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使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重大作用。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空间和稳定的绿地的基础上，科学地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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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景观阻力的概念(LandscapeRer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