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概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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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学科发展背景，结合自身教学特点，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在2004版、2010版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以“厚基础、宽口径”为导向的2015新版培养方案，这也是第一版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规划学”本科生培养方案。本文通过重点梳理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2015新版培养方案制定的初衷、改革的重点与特色，旨在探索今后一段时期内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的发展之路。

一、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2010版本科培养方案

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0版培养方案制定于《城乡规划法》颁布之初，目标是培养具备城市规划与设计及建筑设计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宽基础、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城乡规划师。方案注重从综合能力、设计技艺和创造力等多方面培养学生，要求学生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及较为广博的知识面。从培养目标和计划可以看出，该方案重点在揭示城镇建设发展和人居环境整体优化途径及其基本规律，以塑造学生的物质空间环境规划理念为核心。当然，除此之外，该版培养方案还注重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综合学科的特点，将课程划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训练与健康类、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学科基础与专业类、集中实践类、创新与研修类六大模块（如图1所示）。高等建筑教育2016年第25卷第3期

张 赫，等新形势下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的改革与探索探索――解析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1.课程内容相对滞后

随着城乡规划法的颁布，规划学科名称、工作内容等的变化，方案中与“乡村”规划相关的课程内容明显不足，特别是乡村规划、存量规划等新兴知识内容相对滞后。

2.学分分布不尽合理

2010版培养方案制定于城市规划专业还是建筑学（下）的二级学科时期，因此，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三方面的课程比例分配过于均质，受建筑学传统教学模式影响较大。尤其是城市规划专业作为一级学科后，专业学时比例不突出，难以体现自身专业的学分分布重点、特点和要求。

3.部分类型课程选择性较小，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2010版培养方案中创新与研修类和集中实践类课程（见图1）的数量和类型相对较少，且多分布在本科三年级以前，因此，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余地较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创新与实践积极性。

二、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制定

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素质的起点和关键阶段。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应及时跟踪现代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拓宽传统城市规划学科的视野，积极探寻新形势下城乡规划专业教育改革的路径与方向，不断完善城乡规划专业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5版培养方案正是在城乡规划实践、理论和教育的新形势下，面对专业教育发展新要求和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一次教学改革成果。

具体而言，制定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5版培养方案的理念是：

（一）实现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天津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衔接

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要求高校必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11]，并将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由培养专才到培养通才或通才有专长（即有某项或几项专长的通才）的转变[9]。由此，天津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制定了“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城乡规划专业正是在这样的总体目标下，提出了突出实践类课程，丰富课程体系，培养综合型、多口径的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策略。

（二）紧跟专业教育发展步伐，引领专业课程建设

针对《城乡规划法》中对“城乡”概念的修订、增补，以及《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版）[1]对专业知识结构的相关要求，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新版培养方案修订中着重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补充和完善城乡规划领域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增充乡村规划、生态规划等方面的专项课程；二是，建立以专业课程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以适应城乡规划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教学变化和要求；三是，在遵循专业指导规范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天津大学自身特色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三）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培育未来行业领军人才

面对未来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发展趋势，适应城乡建设步伐放缓、追求精品的行业发展趋势，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强调了存量规划、实践案例评析等实际课程建设，使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与调整后的专业名称相一致，满足了行业新形势的发展需要，着力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创新型、复合型和领军型未来行业人才。

三、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一）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

在办学思想上，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秉承天津大学“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原则和“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办学方针，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综合培养，积极响应城乡发展的多元化需要，培养适应城乡建设发展，能够胜任城乡规划设计、管理与开发、教学与研究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培养目标上，新版本科培养方案通过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以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规划设计实践与创新能力为教学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具备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理念，适应中国当代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备厚基础、广视野、精技能、高素质，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城乡规划专业人才。

（二）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变革

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新版本科培养方案中，理论教学总课时（含必修课和选修课）为3 088学时，实践教学环节为54周，占总学时比例的20%，创新研修类课时304学时，占总学时比例的7%。课程延续原分类方式，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训练与健康类、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学科基础与专业类、集中实践类和创新研究类等六大类别。相对于2010版培养方案总课时略有增加，创新研究类课时比例提高。修订后培养方案总学分为266分，其中选修课88分，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214.5分。相对于原培养方案，增加了选修课数量，提高了学生根据不同学习兴趣的课程选择度（如图2所示）。

（三）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特色

1.协调课程关系，搭建课程体系，强化课时的合理分配

在原培养方案中，公共课主要集中于本科低年级，专业课则以三四年级为主，造成学生在不同年级的课业负担差距较大，且相关课程前后脱节。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修订，秉持公共课逐步减少、专业课逐步增加的原则，并考虑课程的相关性，延长基础类课程分布周期，将基础素质教育贯穿整个本科学习过程。并通过对现有专业课课程内容数量的删减调整，增加低年级的专业概论类初步课程，将原集中于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合理分配到各个学年，从而形成了新的以低年级的初步入门到高年级专业领域前后相衔接的特色教学安排和课程体系，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学年课时分配的均衡和选择余地（如图3所示）。

（1）建立以设计课为核心的各类课程相衔接的特色课程组织架构。在新版本科培养方案中，探索以城乡规划设计为核心，衔接城乡规划理论内涵和应用实践的课程群整体建设思路，形成了从本科三年级至五年级贯穿始终的教学组织框架，从而改变了过去单纯的绘图技能的培养，实现了综合学科的拓展学习。例如：在三年级课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学习阶段，结合设计课程内容，相应开设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存量更新规划、居住区规划与环境设计、场地设计、城市设计概论、环境设计概论等理论课程及相关实践环节。同样，就四年级控制性详细规划、总体规划、乡村规划等设计课程内容，开设GIS与数字化城市、城市生态规划概论、乡村规划原理、区域规划概论、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等相关课程，将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与设计课相结合，并通过前置理论课程、伴讲理论课程与设计课程、实践课程的衔接，帮助学生更快速更清晰地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如图4所示）。

（2）增设实践调研和实践评析类课程，强化学生的设计应用能力。为强化实践类课程，突出对本专业学生设计应用能力的培养，规范对实践课程的考核和评析，克服该类课程评分过程的难点，天津大学新版培养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完善。例如，在二年级暑假增设城乡规划建设实践调研与建筑遗产测绘实习，丰富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野外考察实践的选择余地，将历史文化名村、名街等纳入特色调研对象。在本科五年级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实习之后，增设城乡规划实践案例的分析与评价课程，要求学生公开讲述实习体会和成果，公开点评实践效果。

（3）鼓励师生创新，扫除学分认定障碍，在课程组织上激发教学改革动力。为鼓励师生勇于创新，积极探索设计的前沿理论和创新理念，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解决传统教学中设计竞赛、workshop等非课程环节类设计难以量化工作的问题，在新版培养方案中，特别在三年级和四年级开设学科竞赛和联合工作坊等任选课程，鼓励不同的师生团队，根据创新设计和合作交流的需要，灵活选择该创新类课程和学分，从而将分散的课外设计纳入正规的教学计划，激发师生教学改革的动力。

3.改革学时设置模式，探索新型教学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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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何先生

性

别：男

民

族：汉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出生年月：1983.7

籍

贯：河南商丘

学

历：硕士

专

业：物理教育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个人经历：

1997年9月——2000年7月：就读于河南省夏邑师范学校

2000年9月——2004年7月：就读于河南大学物理与信息光电子学院

2004年9月——2006年7月：任教于河南省开封市回民中学

2006年9月——2009年7月：就读于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硕士专业

主修课程：

本科：力　学

热　学

电磁学

光　学

量子力学

电动力学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

理论力学

数字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

信号与系统

激光原理

家用电器

科学技术史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统计学

教育学

心理学

硕士：科学技术史通论 民族学概论 西南少数民族史 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 自然辩证法 人类文化学 中国通史 古代汉语

社会实践：

2001年07月至8月，对乡村中小学学生退学状况与原因作详细调查

2002年06月，

创办河南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2003年11月，

在开封市金明中学教育实习

2007年12月至2月，深入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科技发展概况

2007年07月至9月，在云南大理考察白族水利灌溉历史和现状

2008年07月至9月，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研实习

获奖状况：

2001-2002年，被评为“河南大学优秀共青团员”、“河南大学社团活动先进个人”

2002-2003年，被评为“河南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河南大学优秀社团干部”

2006—2007年，被评为“云南农业大学三好学生”

兴趣爱好：

看　书

美　术

音　乐

乒乓球

个性特征：

诚实守信　自信乐观　热情勤奋　持之以恒

自我鉴定：

热情开朗是我的真实性格，乐观自信是我的人生态度，诚实守信是我的做人原则，爱岗敬业是我的工作信条，年轻可塑是我的最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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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职业，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个性特征，借以谋生同时服务于社会的一种劳动形态。显然，从业者要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和观念[1]。因此，广义上说，一切教育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职业有关，或多或少地具有职业教育性。但在狭义上，职业教育是特指教育制度中这样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从事特定职业所必备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内容，直接培养该类职业所需要的从业人员。广义上的职业教育还包括普通教育中的入门性职业技术和职后进一步提高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以及日常生产劳动中的学徒等教育形式。本章重点探讨民族地区狭义上的职业教育发展。

一、数字艺术设计与美学

一个数字艺术设计的作品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素材的展现是否得当，即作品是否体现了各种媒体素材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和美。设计人员的美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因此，数字艺术设计呼唤艺术和美学，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个好的数字艺术设计作品绝非只是素材的罗列和事实的陈述，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技术和艺术手段来吸引用户和感动用户，通过饱含激情的文字、生动的图形和悦耳的声音来传达信息和知识。数字艺术设计作品通过有意识和潜意识这两个途径，将信息传达给用户。在有意识方面，用户注意到的是图形设计是否平衡和清楚。一般来说，利用插图来说明内容比利用文字更能引起用户的注意；音乐或配音可以比较自然地把用户导入主题；影像和动画能方便地描述事件情节，使用户易于理解和辨别。但在什么时候引用这些素材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有当这些设计素材能够帮助把观点说明得更清楚或更有力时，才可以使用，否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在潜意识角度，设计者只是想通过某些素材来引发用户自己的观点，即让用户从所提供的信息中产生自己的联想和看法。例如，通过音乐来营造系统所需要的气氛，通过图形或影像产生出乎意外的震撼等。

二、数字艺术在民族职业教育中应用的制约因素

2.1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生源更加匮乏。

这是因为我国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速度大大快于民族地区，发达地区吸收低价劳动力的容量越来越大，造成民族地区青壮年成批地涌向发达地区打工，甚至是到发达地区耕种别人丢荒的土地。民族地区青壮年的大批流失，使职业学校失去了潜在的生源。另一方面，普通学校的学生容易获得国家安排的就业机会，这一社会现象也必然导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争生源，职业教育如果不能获得国家赋予的同等权利，在争生源上则永远不是普通教育的对手，只能接收普通学校竞争败阵下来的学生。这样对职业学校发展现代化数字艺术专业就有一定的难度。

2.2职业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

在民族地区从事职业教育是一项低收入、高付出的工作，若没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很难稳定师资队伍，这对于职校师资队伍本来就量少质差的现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我国民族地区现有的职业学校不是依附于行政部门，就是依附于企事业单位，或是依附于普通教育，未能独立发展。这就意味着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有很多工作几乎是从头做起[2]。

三、加快数字艺术在民族职业教育中的发展

3.1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强化政府行为，切实加强政府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领导和扶持。

各级政府要把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认识到位、领导到位，从民族职业教育的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上统筹管理。国家和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重点规划、统筹领导，加大投入和扶持的力度。建立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领导目标考核和督导制度。通过切实加强领导，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3.2紧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走具有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道路。

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3]。为此，办民族特色明显的数字艺术职业教育，就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要，面向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型人才的路子；走满足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对职业教育的热切需求，为他们就业、创业和成才创造条件的路子；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面向市场、多元办学机制的路子；走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实行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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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65-02

随着城乡统筹进程的不断加快，广播电视（简称“广电”）已经成为新农村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提升农村广电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最新硬件支持，进一步推进乡风文明，是广电事业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一、广电事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广播电视是农村最为普及、最为快捷的信息载体、宣传媒介和现代化大众文化娱乐工具，通过广电传播，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动员群众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类信息，普及先进技术和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培养“懂科学、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进行社会公共教育，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公众道德素质，健全公众文化性格，提高知识涵养以及审美鉴赏能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农村“三个文明”建设。

通化县地处长白山西南麓，幅员3 726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区），160个村，总人口24.6万，农户4.65万户，农业人口16.7万。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广电事业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已建成有线、无线、多技术、多层次、城乡混合覆盖的广电网络，形成了广播电视并驾齐驱、有线无线互为补充的良性发展格局。全县有线电视光纤920公里，电缆2 850公里，有线电视通村率100%，通户率90%，入网率89%；全县城乡有线电视用户57 834户，其中，农村有线电视用户37 672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1%。县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发节目121套，城乡广电综合覆盖率98%。覆盖的主要方式是无线覆盖、有线覆盖和“卫星锅”覆盖。其中，无线覆盖通过发射台传输电视节目13套，广播节目10套；有线覆盖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传输节目65套；“卫星锅”覆盖在偏远地区乡村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传输电视节目46套，用户1 100户。

广电事业在农村的发展促进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科技文化知识传播和城乡市场信息交流，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仍然存在着初建标准低、乡镇专业人员少、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加大措施，加快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广电功能，实现广电业务发展与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双赢”。

二、农村广电功能提升的基本思路

1.提升农村广电事业的公共服务能力。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电节目是广电事业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故应强力推进新一轮“村村通”入户工程的实施。根据国家统一规划，综合当地地理条件、村民聚集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广电网络发展现状，加大农村广播电视光纤设施技术改造，加快设备更新，改变农村广电发射、传输、收看设施陈旧老化局面。拓展“村村通”广播电视室，以有线电视联网、多路微波、卫星接收、小功率转发、小片网分配等多种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节目的有效覆盖面。在基础设备更新上，以现有无线发射台为基础，采用固态化、数字化技术，改（扩）建各广播调频和电视转播台（站），增添新型设备，完善传输覆盖网，扩大光缆联网覆盖范围，实现光缆联乡通村入户。创新技术手段，科学编制“盲区”广电“户户通”实施方案，采用无线、有线、卫星直播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确保节目播出的时间、功率和效果，有效解决边远农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丰富农村节目内容，增加节目套数，加强维护服务，提高节目收视质量，使所有乡镇和主要村屯的有线电视实现光缆联网，并能与城镇居民同步收听收看同样富的广电节目，确保农村广电通户率达到100%。

2.提升农村广电的高清传播能力。实现从播出前端到用户终端全系统的数字化是新时期广电事业的一项紧迫性任务，故应加快农村有线电视网络的数字化整体转换和双向化改造，提高其业务承载能力、技术含量及多功能服务能力。加快乡村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平移，推进农村广电覆盖技术升级换代；大力开发视频点播、高清电视、付费电视、电子政务、生活信息等多种业务和信息服务，尽快使有线数字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利用各种先进成熟技术，加快推动声音广播的数字化，开发IP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广电新业务，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NGB）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形成以无线覆盖网为基础、光缆和数字微波传输为干线、有线广电网为主体、卫星覆盖网和宽带IP网为补充的多功能、多媒体、交互式、现代化新型数字化广电传输接收大格局，提高高清广播电视在农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3.提升农村广电产业的发展能力。培育市场主体、强化产业发展能力是广电系统亟待加强的重要战略任务，故应积极稳妥推进制播分离改革，以内容产业、网络产业、新兴媒体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实施跨地区的网络整合，提高其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大力开发有线网络新业务，完善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发展移动多媒体和网络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业务，构建从节目创作、内容服务、网络传输到衍生产品开发的产业链条，使移动多媒体和网络广播电视成为农民群众获取资讯信息、享受文化娱乐的新渠道、新方式。

4.提升城乡广电节目的创新能力。提升农村广电宣传能力是农村广电功能提升的最终目标，故应在巩固农村广电基础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保证全部设备开满功率，开满调幅度，改善宣传效果。进一步增加三农节目的制作水平和播出量，根据农时（事）变化，开辟新的农业专栏，加大种植、养殖、加工等科技知识和技能题材节目的制作播出，突出农民需求，彰显兴农本色。结合当地实际，增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喜闻乐见的农村专栏（题）节目。突出乡土风情，注重地方文化色彩，充分利用农村深厚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山水文化资源，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教育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创办融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的乡土广电节目，提高节目感染力，打造丰富多彩、极富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新亮点。加强政策法律、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爱国教育、传统戏曲等健康文明、情调高雅的优秀节目在农村的覆盖，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引导农民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抵制腐朽文化和传统陋习，使农村广电节目更加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农村广电功能提升的宏观调控措施

1.完善工作体系。在农村广电功能提升工作中，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广电公共服务、设备维修、政策法律、组织保障四大体系，落实机构、人员和经费，实现广电网络的全程、全网统一管理，搭建起项目完整、内容丰富、上下贯通的服务平台，维系乡镇广播电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确保其农村广电公共服务的职能不被削弱。

2.建立专业队伍。根据乡镇广播电视职能和工作特点，将乡镇广电关键岗位人员纳入职业资格管理体系。合理确定乡镇广电机构服务岗位，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录用方式，选配乡镇广电工作人员。有计划地实施乡镇广电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建章立制，量化考核，精心打造一支数量充足、作风正派、业务精湛、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农村广电人才队伍。

3.落实政策法规。合理确定乡镇公益性广电事业经费，并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落实各类专项建设经费，并将边远地区的农村广电事业建设纳入政府扶贫攻坚计划。严格执行农村广电收费标准，适度减免其建设税费。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依法整治农村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杜绝乱播滥放，确保各项政策、法规和服务落实到位。

4.加强组织领导。在构建新农村和谐体系中，把农村广电事业作为各级党委政府服务的重要政治、文化和民心工程列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放活思路，认真解决实际问题，保证农村广电事业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侃永明.如何解决农村有线电视建设中的资金问题[J].中国有线电视，2000，(8)：65-66.

[2]刘爱清，王锋.广播电视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10.

[3]余学群.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实施[J].中国有线电视，2006，(1)：34-35.

[4]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J].北方经济，2006，(3)：5-6.

[5]韩长赋.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6，(10)：4-6.

On Problem to Raise Function of Ru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ZHANG Qi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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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篇6

一、“微时代”影响下的观念变革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传媒方式的涌现，人们对媒体的需求发生了质变。60后的人习惯于读报纸、看电视；70后的人青睐于上门户网站；80、90后的人热衷于智能手机和移动媒体。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媒体的发展将传媒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和个性化。微博、微信、微电影是时下较受关注的媒体形式，“微时代”核心的特点就是“微”。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图像和简短的视频让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情感的交流更加方便，甚至人们从未想过如此“微”的传播方式能带来这样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当代动画艺术教育观念也受到了这种“微时代”潮流的影响。

二、“微时代”下的微动画发展前景

在微博、微信、微电影的推波助澜下，微动画的互动性和传播性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正是人们关注微动画的一大因素。相对于传统动画，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1）“微结构”。微结构简化了传统动画繁琐的制作流程。由于传统动画电影和电视剧成片时间较长，而且结构和线索较为复杂，在制作团队的策划、组建、实施上增加了许多的难度，往往一部动画片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已经搁浅了。微动画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的制作周期较短，故事的线索、结构往往比较简单，制作较为方便灵活。

（2）“微制作”。微制作缩短了动画的制作周期。标准的动画电影时长通常在90分钟～100分钟，而微动画的时长在5分钟～20分钟不等，旨在通过一种简单快捷的制作方式，完成动画的叙事。微动画在故事的选材方面往往寻找社会热议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3）“微成本”。微成本让学生制作出完整的动画成片成为可能。一部传统动画电影的制作费用动辄要花费几百万或几千万不等，这种高额的投入在高校制作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微动画的制作费用较动画电影的成本大大降低，既减少了高校教学经费的压力，同时又加快了学生对动画制作技能的掌握，让经济条件较差且具有动画天分的人才能够在制作上减轻负担。

（4）“微放映”。微放映降低了动画制作中对硬件设备及制作品质的要求。我们通常在电影院上所看到的动画电影放映大小是在2K左右，分辨率为2048*1080；一部分数字电影院能够达到4K左右，分辨率为4096*2106；城市广场、乡村流动的电影放映设备一般在0.8K左右，分辨率为1024*768。而“微时代”中的微动画，在媒体中播放最高可在1K，针对不同的传播媒体可以设置更低，这大大降低了制作品质的门槛值。

（5）“微传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微传播”。传统动画电影一般的传播媒体是电视或电影院，观影费用较高，观影人群较单一，影片传播的范围较狭窄。而微动画则更多是在网络、微博和新媒体当中传播，传播方式更加简便灵活，下载观看较方便，人们在任何场所采用任何媒体都可以观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微动画作品，增加了观影人群，加速了微动画的传播。

三、“微时代”下的动画人才的培养理念转变

如何培养顺应时展的动画人才，首先要转变观念。动画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由于国家倡导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许多城市和地区相继建立了动画产业基地。同时，我国的动画艺术高等教育也呈迅猛发展之势。“微动画”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它可以给每一个年轻的有电影电视梦的动画人才最好的机会。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加快和广度的拓宽，可以让学生的才华迅速放大。因此，动画人才的培养理念更应该顺应时展大潮，教学内容要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创新性，随着动画产业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不断会出现新技术、新思潮影响下的新的观点和课题，这就要求动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要不断地调整和更新，向着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转变。

四、“微时代”下的工作室制动画教学

“微时代”下的工作室制动画教学应符合产业需求。传统的动画艺术教学是以班级为单位，而真正的工作室制教学是面向社会和市场、面向动画产业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室，由教师带领学生直接参与社会实践项目，这种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变为面向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开放式教学，使课堂的含义得以延伸。延伸到动画企业、互联网、图书馆、新媒体乃至市场，从而扩大了课堂的概念，缩短了与日新月异的实际产业之间的距离。

五、“微时代”下的项目制动画教学

“微时代”下的动画教学内容应紧紧围绕动画产业的项目。为了使动画艺术人才的培养与产业无缝接轨，顺应飞速发展的“微时代”动画人才培养需要，工作室教学要紧紧围绕实践产业中的项目来进行，以项目带动学生、培养学生，使教学体系更加灵活。

打造精品的项目式教学模式是动画人才培养的关键，搭建与产业需求接轨的工作室制教学是动画人才培养的核心。现代动画教育应培养顺应时展的动漫人才，准确定位动画课程，合理开展实践项目，从而开拓出有利于动画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曹小卉，黄颖.现代动画概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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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虽是一门国际性学科，但是由于各国学科背景、发展、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其民俗学研究呈现一定的国别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两部具有权威性的概论入手，管窥中美民俗研究体系的异同。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的《美国民俗学概论》民俗内容丰富，系统完整而清晰，而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也是我国民俗学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有着相同的优点，并且两者都经历了再版修订的过程。《美国民俗学概论》自1968年首版以来，三次再版修订，内容、形式多次修订改进；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自1985年首版以来，也经历了1999年的再版修订。这两部概论都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补充新内容，可谓是千锤百炼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

一、“民俗”及其承担者“民”的定义的比较

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关于民俗的定义就众说纷纭。陶立璠先生在《中国民俗大系》序言中提到：“什么是民俗？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议。学者之间的界定分歧往往很大，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总想给民俗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往往是勉为其难，理论的表述捉襟见肘。实际上，民俗的定义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和描述的。”[1]尽管如此，各种民俗学著作还是要给民俗下一个定义，因为这是进行其他民俗研究的前提。《美国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定义是：“它是文化中以不同的、传统的形式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的事象，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2]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不同的形式”，即同一个民俗事象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体；第二个是“传统的形式”，即民俗的重复传承是以相对固定和标准的形式；第三个是“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即强调民俗是流传于所有民众之中的；第四个是“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这里指出了民俗的传播方式。另外，布鲁范德还提出，匿名性和程式化对于一个传统民俗事象的完整描述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是包含在民俗学的定义之中的。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第一，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世代传袭”中包含了流传于民众的意思，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三个要素类似，但是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从古到今的时间上的流传。第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各国的民俗学研究都十分注重分类，并且民俗也是以许多类型的形式存在的，这点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所没有提到的。第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这个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二个因素相类似。第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这点反映了民俗的三种传播方式或者说是存在方式，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四个要素类似，但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未提“心理”这点。虽然如此，但是“心理”只是民俗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关心理的民俗依然要依靠口头或者是行为的方式来传播。第五，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3]这是与偶然发生的事象相对的，只有那种反复出现、具有深层影响的习俗才有可能是民俗。这是可用于排除伪民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但美国民俗定义并未提到。另外，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一个因素——有关变体的论述——虽然在这五个概念因素中没有出现，但是乌丙安在分析民俗特征的时候也提到了变异性的特征。至于布鲁范德补充的“匿名性”和“程式化”是乌丙安所没有提及的。

“民”即“民俗”的承担者，乌丙安称之为俗民，布鲁范德称之为民众。

对于民众，布氏是这样界定的，民众是主要传统的承担者，不仅是古朴的、乡村的民众，而且任何拥有独特的口传传统的民众都应该看作是传统的承担者。总之，“民众”定义中最必需的题中之义即任何拥有民俗的人。[4]乌丙安没有对“民”的定义加以强调，只在有关民俗学的章节中提到了人民大众这个词。但他在另一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对“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民俗的承担者称为俗民，排除了“人民”、“民众”、“民族”、“劳动人民”、“全民”等他认为概念模糊不清的专有名词，并特意对为何选择“俗民”作为民俗承担者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又负载了所有的民俗文化，并且除了普通人之外，那些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的典型人物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5]这里强调了两点，一个是俗民是以文化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另一个是俗民概念既包括俗民的个体，也包括俗民群体。布鲁范德和乌丙安的表述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的落脚点是相同的，即所有负载着民俗文化的人。因此关于“民”的定义，二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论述“民”的定义时，两位作者都考虑到了“群体”这一概念。布氏提到民众研究中往往涉及用“民众群体”对他们进行分类研究。他将民众群体划分为“职业群体”、“年龄群体”、“家庭群体”、“性别群体”、“地区群体”、“民族、外裔和宗教群体”几大类别，粗略的勾画了各个群体的轮廓，并对每个群体的民俗传统进行了举例说明。因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并未提到有关“民”的概念，因而也不涉及“群体”概念。他对“群体”概念的论述集中在《民俗学原理》中，这本书是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俗民群体进行划分，而是对群体的概念、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且结合了社会学的群体理论。

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提到，民俗研究的三个典型阶段是：收集、分类、分析。在资料收集方面，《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异同互见。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第一手资料。《美国民俗学概论》写到，口头民俗研究的原材料是原文，原文必须从口头源泉中忠实的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提到了口头民俗，但在后面章节的分析研究中可见，在各种民俗资料的收集中，从源头中忠实记录都是被强调的重点。《中国民俗学》则直接指出，民俗采集法的科学性必须用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保证；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采集法的主要形式。民俗变异性的特征决定了民俗资料的可靠性必须通过一手资料来保证。其次，录音、摄像等现代化工具的使用。这是在当代民俗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手段，也是为了更加精确的记录到可靠的民俗资料。再次，向前辈学习调查技巧。布氏指出，民俗收集的新手可以通过阅读这方面行家有关野外工作的描述而学会许多野外工作的难题和技巧，他还列举了这方面的许多可供参考的著作。乌本也提到，我国及国外许多先驱者的民俗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民俗调查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最后，采用多民族材料。这点体现在书里的具体内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常常使用各民族的民俗材料，例如他在分析歌谣时，举了蒙古族、侗族、壮族、布依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歌谣资料。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民族种类也很多，因此布氏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也引用到了不同民族的民俗资料，例如在岁时民俗中，布氏列举了墨西哥裔、法裔、穆斯林、华裔、犹太人等的岁时节日习俗。[6]

这两部著作的不同点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资料收集方法的具体论述。《中国民俗学》没有进行具体论述，只是点到了几个重点。而《美国民俗学概论》则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一是采访的气氛应当是轻松自如的；二是关于资料的提供者，无论是积极的提供者还是消极的提供者都是民俗调查者应当关注的对象，从他们身上可以采录到不同的东西；三是记录的要点：讲述者的背景，讲述时的表情手势，讲述者对自己所讲述内容的评论解释，表演的时间、地点、环境，参与者的反应等等都是要忠实记录的；四是询问法的运用，这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资料采集方法，采录者在自己的地区可直接询问居民，而调查范围更广时则可使用信函询问；五是非正统的收集方法，例如通过亵渎禁忌品引起有关坏运气的讲述；六是除了实地收集的其他收集方法，例如从手写的东西、出版物中收集。其次，道德尺度问题。这是《中国民俗学》未涉及的，但已是如今越来越受重视的部分。《美国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野外作业的一个重要的、但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就是道德的尺度。道德尺度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应用假名或编码，以防涉及到使用、非法酿酒等触犯法律的问题；另一个是材料使用应征得提供者的许可，提供者有权修改、要求得到报酬等等。[7]最后，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关于这一点，《美国民俗学概论》应用于民俗的分析研究中，详见下节。而《中国民俗学》则应用于资料收集中，它要求在资料采集中，要相应地采用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方法，因为它们与民俗的联系都十分紧密，而且，有时精密的科学数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虽然二者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应用到了不同的点上，但是它们都十分重视这种结合，这说明学科间的相互借鉴、相互结合对于学科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比较研究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两部概论都主要介绍了这种研究法。两本书各自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变体的比较研究。布氏指出，比较法常用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变体。乌丙安指出，某种民俗事象的广泛传播和流变，是引起比较研究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则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比较研究法的应用。《美国民俗学概论》说，比较法的另一途径是将民俗的观点应用于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作者在后面举例解释，比如一栋家庭建的房子，民俗学者注重其传统样式的保留与变化，地理学家注重其分布及原因，建筑学家注重其建筑风格与高级的学术的设计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可以综合各领域的观点对这一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解释及比较研究。这种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观点还包含了另一个意思，比如在谚语、故事、民歌中可以发现地理、商业、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观念。关于比较研究法的第二点，《中国民俗学》则强调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俗的比较。虽然他也提到了民俗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比如，自然神话学派对各种神名的语言学比较，人类学派对现代原始部落与古文明民族神话的比较，[9]但可以看出，这些比较仍然含有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相比较的意思。虽然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的民俗的比较看起来与变体比较看起来相似，实际不同。举例来说，中国的中秋节流传到韩国产生了某些变化来适应韩国的习惯，这样两国中秋节的比较就属于变体比较；每年开始，世界各地都要庆祝新年，中国人欢庆春节过元旦，美国人参加新年派对，这两种新年庆祝方式的比较则属于不同地区民俗的比较。

除了比较研究，布氏也对其他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介。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功能或人类学研究、心理学派、形式或结构研究等。这些理论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多应用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心理学派则多是探讨民间信仰中的心理定式。除了绪论中对各种民俗理论的简介外，布氏在各类民俗事象的介绍后面都附有该事象的理论研究，例如“神话”一章最后有“理论研究和神话的起源”一节，其中提到了传播说、多元发生说、太阳神话学（或语义学派）、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即历史论、神话—仪礼学派等有关神话起源的理论；再如“民间故事”一章最后有“民间故事的研究分析”一节，其中提到了历史—地理学派、结构语言学方法等用于研究民间故事的理论。

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的绪论中也提到了比较法以外的民俗研究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方法、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布氏的是，他只在绪论中对民俗学理论进行了简介，并未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各种理论的应用加以详述。或许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在后来出版的另一部理论性更强著作《民俗学原理》中，乌丙安详细梳理了整个民俗学有关理论，涉及到了社会学中的控制论，语言学中的符号学，人类学中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历史学派等理论流派。他还将这些理论与民俗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民俗学科的相关理论。

三、民俗分类的比较

细观两本书的分类体系，《美国民俗学概论》分了三大部分：一是口头民俗，包括民间语言（方言和称呼命名、谚语、寓言、谜语），民间诗歌和其他传统诗歌，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其相应的音乐；二是习惯民俗（通常涉及口传和非口传因素），包括民间信仰和迷信，民间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手势和民间游戏；三是物质民间传统，包括民间建筑，工艺，艺术，服饰，食物。《中国民俗学》则分了四大部分：一是经济的民俗，以生态民俗、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二是社会的民俗，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仪礼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是信仰的民俗，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诸事象为主要内容；四是游艺的民俗，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

从以上分类可见，二者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因此类别也完全不同，但是根据各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来看，仍有可比之处。

（一）口头民俗

《美国民俗学概论》设口头民俗一大类，这是民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类。布氏单列了这样一大类，而乌丙安未单列。布氏认为将“口头传说”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分开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的口头民俗资源异常丰富，而乌丙安却没有单列口头民俗一大类，甚是可惜，但这种状况并非无因可寻。首先，可能是作者考虑到我国的研究现状，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民间文学这样一个有关口头民俗的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在说到没有单列民间戏剧一类时就说到了类似的理由。其次，乌丙安另有一本民间文学专著《民间文学概论》，此书对口头文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再次，乌丙安编写《中国民俗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来作为民俗学专业的教材，而我国高校中通常同时设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课程，乌丙安可能是为了避免教材内容的重复，便做了这样的设置。

另外需要注意，作者虽然没单列口头民俗一类，但是并没有忽略该类民俗，这一类的民俗都结合在其他类别的民俗中散落在各章节里。其中对口头民俗较集中的研究即“游艺民俗”中“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一节。这里乌丙安明确指出：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是口头文学的四项常见的表演活动。其中“讲故事”涵盖了传说、轶闻和民间故事，“唱歌谣”涵盖了民谣和民歌。另外，乌丙安在其他非口头文学的类别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有关口头民俗的研究，例如在信仰民俗中涉及到了神话、魔法故事等，在经济民俗中涉及了农事谚语、工匠传说等。所以乌丙安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布氏口头民俗类别中提及的大部分小类，二者都对口头民俗有全面的关注。

在对口头民俗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时，二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布氏偏重于口头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分类研究，例如将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吹牛故事、程式故事等。乌丙安则偏重于口头文学传承活动的研究：一作者将口头文学这一类称为口头文学活动类；二从各小类的名称看，作者选用了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为类别名称，更加强调了 “讲”“唱”“猜”等动作；三从口头文学活动类的具体分析来看，作者并没有对故事、歌谣等进行分析，而是分析了各种活动的讲述时间、地点、环境、气氛，讲述者的情况，听众的反应等。虽然二者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但并没有完全忽视另一点，布氏提到过对民间故事讲述人、讲述风格、讲述时间地点等的研究，乌丙安也提到了按照内容划分民间歌谣等。

（二）习惯民俗

习惯民俗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设置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了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民间手势动作、民间游戏几小类。内容看起来比较杂乱，其实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统一的归类标准，即行为传承，区别于口头民俗的口头传承。所有这些类别尽管综合了各种传承方式，但最主要的仍然是行为传承。例如迷信类，虽然看起来是有关精神、心理的民俗，但它却是以行为方式表现、存在和传承的。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字，于是便有推迟13号的旅行、商务，建楼没有第13层等行为。关于这部分内容，乌丙安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习俗节日主要是个人融入社会、社会集体共同参与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归于社会民俗类；舞蹈、戏剧、游戏主要适用于娱乐，乌丙安将其归于游艺民俗类；信仰民俗不同于其他民俗，是人类精神、心理世界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单列一大类。乌丙安的这种划分更加条理清晰，而布氏的归类由于未明确指出归类标准，更显杂乱。

（三）经济民俗

经济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包含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几小类。其中消费生活习俗，《美国民俗学概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即民间服饰、民间食物、民间建筑等章节，和消费习俗类别一样，但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是其未涉及到的。乌丙安在经济民俗的导言部分已经点出了这种只关注消费民俗而忽略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的现象：“有些民俗学理论虽然把物质消费生活的习俗作为探讨的内容，但是却排斥那些生产活动中的习俗惯制，这样便使所探究的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失去了根据，脱离了物质基础，找不到这些习俗产生的渊源。”[10]此外，乌丙安在经济民俗中提及的几大类民俗存在着因果和时间上联系，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首先自然生态民俗为物质生产民俗提供对象，是前提条件，物质生产离不开自然生态；物质生产继续发展就会产生交易，交易范围扩大就需要运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就是用于消费。如此，乌丙安既全面又立体地展示了物质民俗的方方面面，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理清了线索。但乌丙安在《再版说明》中明确点出的新增内容“自然生态民俗”部分存在一个缺陷，即与后一章“物质生产民俗”存在大量的内容重复，比如依赖自然生态进行的一些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神话、信仰等在物质生产民俗部分都有提及。

（四）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设置的一个大的类别，包括家族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及都市社会民俗三小类。其中都市社会民俗是新增内容，将在下一部分“新增民俗类别”中详述。

《中国民俗学》中的家族、亲族民俗主要以传统家族为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旁系亲族，这一类别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的。原因可能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祖先崇拜，理清家族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家族也已大多分解为现代小家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也逐渐淡化，但仍未消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短暂，传统文化都是伴随着移民而来，不像我国传统文化这样连贯完整；加上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影响，因此缺乏祖先崇拜，家族观念较我国更加淡薄。

《中国民俗学》中的乡里社会民俗以村落为研究对象。我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各种方式聚居在一个村落中生活；如今，虽然农村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但仍未完全改变这种乡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村落中社会民俗的研究十分必要。农村是各种民俗的主要来源，对传统民俗的保存也更加完整，乡里社会民俗是民间集体生活的主要表现。《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关于乡里社会的民俗，推求其原因，无论是村落结构，还是农民生活方式，两国都存在极大的差别。美国地广人稀，多为大型农场，农户散居，相隔较远，农村社会往来交际也就没有我国农村那样紧密频繁，乡里社会民俗被忽略不足为怪。

（五）新增民俗类别

《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都经历了多次修订，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增加了新的类别，扩大了民俗研究的范围。起初民俗学家们对民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方面，他们的目光大多关注文化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的野蛮民族、农民和边民。[11]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中的民俗事象成为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对象。随着民俗学科的发展，民俗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都市民俗也列入民俗研究范围。乌丙安在书中增加了“都市社会民俗”。他指出了中国都市民俗城乡融合的典型特色；分析了都市民俗与传统村落民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过渡进行了研究，着重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动态研究。《美国民俗学概论》新增 “都市传说”——布氏都市传说研究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中影响极大，在这方面难免着墨甚多，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对都市传说的特色、源流、意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新增的都市民俗方面，乌丙安和布鲁范德着力点不同，乌丙安研究的是都市社会民俗，布氏研究的是都市口头民俗中的都市传说。

在分类上，虽然两位作者各自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但是他们对于分类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其他合理的分类方法亦持开通的观点。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举了其他分类法的例子：将民俗分为娱乐传统（游戏、舞蹈等）、教育民俗（如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歌谣、俗语等）、实践技艺（工艺、烹饪等）、艺术创造（民间艺术、音乐等）四类。他认为民俗的分类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一个是资料提供者对自己的民俗材料分类的看法。[12]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中也提到了多种合理的分类方法。按民俗符号代码的构成可分为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两种，按俗民对民俗信息的感知和收受可分为听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视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触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嗅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味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及其他知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按人如何表现民俗可分为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另外，法国山狄夫的分类也得到乌丙安的认可，即从俗民实际生活出发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类。[13]

此外，这两部概论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美国民俗学概论》是一本专门用于本科教学的教科书，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在最新的第四版中加入了贯穿全书的“焦点（Focus）”，对应前面的讲解列举一些现实中的美国民俗材料例子及阐释，又配合这些例子引发出讨论题附在后面供学生讨论。《中国民俗学》最初不是作为专门的教科书来编写的，但此书出版后也被近二十所大学的民俗学专业或相关专业选用为教材，因此布氏这些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借鉴参考价值的。

在注释方面，布氏原著中每部分都附有大量的注释，详细标明了材料的来源出处，有时候注释的篇幅甚至大于原文。而乌本完全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这是一个不足。布氏的这种注释形式一方面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为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途径。另外，在照片和图示方面，两书各有千秋。《美国民俗学概论》原著中有大量资料性照片，可惜中译本因为版权原因未能收入。布氏使用了很多插图，例如在“民间建筑”一章中，不仅有民居的外观图，还有房子内部构造的平面图。插图形式十分直观，使抽象的描述变得具体，更容易理解。《中国民俗学》中则缺乏对照片和插图的使用。示意图区别于插图，不是对实物的再现，而是作者对自己讲述内容的总结。示意图以简单的箭头圆圈等符号配以文字，形成类似于图表的东西对讲述内容加以表现，重在表意。《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在论述过程中都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例如乌丙安在“人生仪礼”部分中使用了“人生仪礼示意图”，布鲁范德在“民间游戏”部分中也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布鲁范德的示意图使用只见一例，乌丙安则使用的较多，这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章节内容。示意图能够将复杂的表述内容简化，一目了然，非常直观，能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要表述的内容。

从以上粗略的比较中，可以大略窥见中美民俗学研究的特点和异同。但仅以这两部著作为例进行比较，还只是冰山一角，若欲全面了解两国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尚有待于结合两国其他民俗学家的研究著述，进一步深入地多方位进行考察比较。

参考文献：

[1]陶立璠.中国民俗大系序言.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9月；

[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2页；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7页；

[4]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1、27页。

[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页；

[6]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6、256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9-23、355页。

[7]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6-21页。

[8]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7页。

[9]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2、23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3页；

[1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2页；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页；

篇8

近几年来，学校党委科学谋划、真抓实干、抢抓机遇、迎难而上，确立顶层的引领地位，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树立科研的支撑地位，注重人才的关键地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化管理的服务地位，发挥党建的保障地位，本科教学体系逐步完备，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现代化大学建设稳步推进，办学规模实现历史性跨越，办学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学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学校开始与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2008年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2年，学校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圆满完成“东迁西建”任务。2013年，学校与韩国大邱加图立大学签署的“学前教育”首个本科专业合作办学项目获批设置并成功招生，2014年，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合作办学的音乐表演本科专业又获批招生。2011年，学校成为吉林省第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高校，也是全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获此殊荣的单位;2012年，学校荣获省级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成为吉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学校发展概况，向全国高等教育界展现了学校近年来发展变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学校校园占地面积81.29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35.5万平方米。全日制在校生12002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有22个院(部)，46个本科专业，涵盖了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9个学科门类。开办了少数民族预科班。教职工892人，其中，专任教师651人，教授59人，副教授156人，博士33人，硕士366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主讲教授和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各1人，省优秀教师2人。拥有国家特色专业2个，省特色专业6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高校创新团队1支，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省级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1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省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级特色文化研究基地2个，省级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基地1个，实习、实训基地186个。学生的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系列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屡获殊荣。

在党委的正确领导和科学谋划下，全校师生员工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遵循“实干兴业、实干兴校、实干兴教”的工作理念，弘扬“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全面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化改革，科学发展，为把学校建设成“国际有合作、国内有影响、省内创一流、办学有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早日步入省属重点高校行列而努力奋斗!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素质，全面发展，对在校读书期间为学校做出贡献或在参加国家、省组织的大学生活动取得较好成绩或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特殊奖励;为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鼓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促进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结合我校实际，实行优秀奖学金制度。具体奖项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吉林省政府奖学金、院长奖学金、白城移动奖学金、白城邮政奖学金、金辉律师事务所奖学金、专业奖学金等。

美 术 学

培养目标 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适应现代教学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和创作能力的中小学美术教师及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 素描基础、色彩基础、书法、实用美术、解剖学、透视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学科教育论、外出写生、体验生活、毕业创作等专业课程及国画、油画、水彩、雕塑、造型基础、艺术设计等六大专业方向课程群。

就业方向 可从事中等学校的美术教学、美术活动的组织、辅导和管理工作，能从事文化、宣传、科技、商业、出版等部门的美术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士

视觉传达设计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创新意识培养为核心的基本教育理念，构建理论教学与专业技能培养紧密关联的教育平台，培养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的，具有广泛人文素养、系统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适合创新时代需求，在专业设计领域能够胜任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与研究、媒体传播和广告策划的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型、应用型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设计基础、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图形设计与表达、设计史、计算机辅助、民间图案、字体设计、标志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版式设计与印刷、广告设计、VI设计、网页设计、商业摄影等。

就业方向 艺术设计教育与研究机构、广告公司、出版发行单位、数字媒体、网络宣传与营销、品牌管理等。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位

环境设计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创新意识培养为核心的基本教育理念，构建理论教学与专业技能培养紧密关联的教育平台，培养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的，具有广泛人文素养、系统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适合创新时代需求，在专业设计领域能够胜任现代设计与研究，具备在环境设计机构从事公共建筑室内外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景观设计及园林设计规划等设计项目上的统筹设计、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 设计基础、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制图与表现、人体工程学、工程预算与管理、家居设计、商业空间设计、公共空间设计、展示设计、模型制作、快题设计、园林景观设计等。

就业方向 艺术设计教育与研究机构、室内外装饰设计公司与实体、从事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公司与实体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相关专业设计及其项目经营与管理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位

广播电视编导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创作、编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能在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影视节目编导、制作、撰稿、编剧、导演、摄像、音响设计、节目主持及后期制作等方面工作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科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 广播电视概论、影视剧本创作、传播学、影视语言、导演创作基础、录音技术与艺术、广播电视市场管理、主持艺术、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电视栏目策划、纪录片创作、广告学、电视摄像、Flash动画制作、非线性编辑、电脑三维动画制作等。

就业方向 毕业生主要进入各级电视台、电台、电视节目制作单位、电影制片及发行机构、网络媒体公司、音像制作与出版机构、影视节目制作公司、电视广告制作公司、各级各类报社出版机构、各企事业单位宣传机构及其他影视创作部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文字撰写、编剧、导演、制片、采访、主持、运营、摄像、播音、后期制作等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士

音 乐 学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新型的音乐师资，并为其成为音乐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打好基础，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建立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掌握多项音乐技能，具有一定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能力，既能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又能从事音乐活动策划和组织工作，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 乐理与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复调、歌曲写作、钢琴及伴奏、声乐、舞蹈、电脑音乐制作、中外音乐史及名作欣赏、器乐及合奏(民族、西洋)、影视音乐、中国现当代音乐概述、合唱及指挥、音乐专业教学法、音乐活动组织与管理等。

就业方向 可从事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的音乐教学工作及文艺活动的组织、辅导和管理，能从事电台、电视台、出版部门的音乐编辑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群众文艺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士

音 乐 表 演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音乐表演技能，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具备现代音乐观念和较强的文化、演艺市场开拓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干方向 声乐表演、钢琴表演、器乐(西洋、民族)表演、舞蹈表演等。

主要课程 声乐、钢琴、器乐、合唱、合奏、伴奏艺术、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乐理与视唱练耳、曲式、和声、音乐赏析与实践、艺术概论、表演学概论、舞蹈与形体训练、舞台表演等。

就业方向 可从事歌舞表演、演艺活动策划、文化及演艺市场经营、企(事)业单位文艺活动组织、音乐制作与编辑及音乐教育等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 学 位 艺术学学士

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办学)

培养目标 本专业根据学校的办学方向，培养具备现代音乐观念和创新精神，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和实践能力的音乐制作与编辑、音乐管理及文艺团体演出的国际化人才。

合作学校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

主要课程 声乐、钢琴、器乐、舞蹈、中外音乐史、和声学、视唱练耳、基础乐理、和声、合唱指挥、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音乐赏析与实践、舞台表演、表演学概论等。

教 学 根据合作协议，教学计划由中俄双方共同制定，共同实施。其中三分之一专业主干课程由外籍教师讲授。教学过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突出对学生的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帮助学生全面适应社会和市场，为学生的就业创业、继续深造、出国留学奠定扎实的基础。

就业方向 可从事歌舞表演、国际文化及演艺市场经营、政府部门、文化部门、群众团体或其他企事业单位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编辑与制作及中小学、艺术培训机构、青少年宫的音乐教育等工作。

学 制 本科四年(2+2模式)，前两年在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学习，第二年结束时，通过俄方的专业及俄语考试，后两年在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如期完成学业者，颁发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学 位 艺术学学士

招生范围

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广西、福建

招生计划及收费标准

音乐学：总计划140人，师范类本科，学费6200元/年;

音乐表演：总计划40人，非师范类本科，学费6200元/年;

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办学)：总计划60人，非师范本科，学费22000;

美术学：总计划180人，师范类本科，学费5400元/年;

环境设计：总计划100人，非师范类本科，学费5400元/年;

视觉传达设计：总计划80人，非师范类本科，学费5400元/年;

广播电视编导：总计划140人，非师范类本科，学费6200元/年。

考试科目

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办学)

考试内容分四项，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自选其中一项。即：

一、钢琴(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二、声乐(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不限，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三、器乐(西洋管弦、民族管弦乐器不限，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四、舞蹈(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不限，考生自选成品舞3—5分钟)，满分100分;节奏模仿，满分40分;基本功展示，满分60分。

美术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1、素描(100分)

2、色彩(100分)

广播电视编导

面试(100分)：1、自我介绍(40分) 2、才艺展示(40分)3、考官提问(20分)

笔试(100分)：编写故事

报名手续

考生报名时须持当地招生办公室提供的《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课考试报名资格证》及本人身份证，同一底片的近期正面二寸免冠照片2张，填写报名登记表，领取准考证。

报名费用

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办学)200元/人

广播电视编导200元/人

美术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150元/人

如考点有其它收费项目，以考点要求为准。

录取原则

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办学)美术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在文化课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最低控制分数线，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中，按文化课成绩总分的60%+专业课成绩总分的100%，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高考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最低控制线并且专业课成绩达到合格的考生中，按照文化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吉林省白城市中兴西大路57号

邮 编：137000

网 址：bcsfxy.com

电子邮箱：bcsfxyzsb@126.com

联系电话：0436-3555068; 0436-3555050; 0436-3555055(传真)

白城师范学院2015年在吉林省艺术类校考时间安排

一、招生专业：

1、音乐学

2、音乐表演

3、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4、广播电视编导

二、考试地点

1、白城考点：白城师范学院音乐楼;详细地址：白城市中兴西大路57号

2、长春考点：长春艺术实验中学;吉林省考生可选择白城或长春任意考点参加我院组织的校考

三、报名及考试时间

白城考点：2015年1月10日报名，1月11日考试。

长春考点：2015年1月15日、1月16日报名，1月17日考试。

四、考试内容

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考试内容分四项，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自选其中一项。即：

1、钢琴(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2、声乐(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不限，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3、器乐(西洋管弦、民族管弦乐器不限，考生自选一首作品)，满分100分;听音模唱，满分60分;旋律视唱，满分40分。

4、舞蹈(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不限，考生自选成品舞3—5分钟)，满分100分;节奏模仿，满分40分;基本功展示，满分60分。

广播电视编导

面试(100分)：1、自我介绍(40)2、才艺展示(40分) 3、考官提问(20分)

笔试(100分)：编写故事

篇9

所谓“中国传统音乐”指的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的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固有的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凝结着民族的精神。然而,目前的音乐教学实践却以西方音乐教育理念为指导,课程架构主要是西方音乐为主体教学,这严重忽略了传统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传统音乐在我国音乐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对中国传统音乐,党和政府加大了扶植,一些学术机构、专业院校广泛关注,但是传统音乐在民间还是自发性地传承,在受西方音乐浪潮冲击的今天,传统音乐传承过程中容易中断流失。特别是音乐教育界还存在误区,普遍认为只有西方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时期的音乐才能被称为“高雅艺术”,而忽略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在教材中和创作上把中国传统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色彩点缀,比如在很多节目的编排上,中国乐器的演奏技法只能作为风格装饰,很少把中国音乐做为整体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学习。在当代音乐教育的现实中处于从属、陪衬地位,而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音乐教育的主导地位,我们就无从谈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无从谈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对于扎根于民间的中国传统音乐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于主要通过音乐实践而传播的中国传统音乐来说,即便对过去的文字和曲谱进行收集,能够保留了资料,但是活的音乐形态、音乐行为不可能在谱面上完全反映出来,传播内容也就缺乏合适的媒介表达形式。而西方音乐,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看,能够以系统化、规范化的形态出现,便于接受学习与传播。再加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接受了西方系统音乐教育的传播者,这样西方音乐在信源和把关人上都很有利于传播,但另一方面却严重忽视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媒介比较落后和单一,我们知道,音乐的发展在传播媒介上可划分为口语传媒、乐谱传媒、电子传媒三个历史阶段,并且三个阶段互相渗透和促进。在乐谱传媒时代,中国传统音乐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工尺谱”的记谱法,成为乐谱媒介的标志。但是传统工尺谱中只能记录调式的骨干音,对于音乐变化音、装饰音、节奏等方面还缺乏精确的记载,直接影响了音乐信息的准确储存和传播。这与西方的“五线谱”相比,还不够科学和精密。乐谱媒介的落后直接影响了日常教学中的教育传播以及后来电子媒介时代的发展。传播媒介的落后导致传播内容的准确表达,信息的表达不畅又直接影响了传统音乐在大众中的培养和壮大,以至于今天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西方音乐和流行音乐凭借大众传播和电子媒介迅速发展,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了解的人相对较少。

二、在音乐教学中注重传统音乐传播的必要性体现

1.传统音乐具有与西方音乐迥异的体系

在学校音乐教学中,应该让学生了解中西音乐各自的体系和特点。要认识到西洋音乐的基本乐理包括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规律、准则。比如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调式系统以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为基础,同时五声音阶与七声音阶并行发展。中国的传统音乐中还善于运用多声思维与多声技法,在曲式布局上和中国传统建筑结构一样讲究左右对称、首尾呼应、层层叠进、平衡发展等等,这些所给予中国人的审美丝毫不比西方的音乐逊色。西欧的乐理不同于中国的传统音乐,它们不是一个音乐体系,更不能用其中一种音乐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音乐。在音乐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反对闭关自守的盲目自大,但也不支持盲目崇拜、妄自菲薄自己的民族音乐传统。只有立足本位,不断交流,融合外来的因素,才能在发展中找到准确的坐标。

2.世界多元的音乐文化离不开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

在21世纪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中,“传承传统音乐、弘扬民族文化”已成为全世界音乐创作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习西方音乐的目的是为本民族音乐注入新因素、赋予新活力,从而使本民族音乐在新的历史阶段得到更好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而不是以外来音乐取代本民族音乐。只有找准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音乐发展中的坐标,才能科学地吸收其他音乐的优秀成分,不论是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为目的,还是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为指向,我们都应培养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兴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力。

三、中国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播策略

1.音乐教师要担当起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重任

作为一名素质全面的音乐教师,首先是要有全面正确的音乐知识,不仅有西方音乐的知识,更应该拥有扎实的传统音乐理论和实践。其次,在音乐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掌握民族音乐的思维方式和乐感,使得学生具有中国化的旋律意识、调式感和音乐美感。可以向学生推介一些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较好的歌曲,比如周杰伦的中国风系列,就是汲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流行歌曲。教师通过专业的引导,专业的分析让学生了解中国音乐的内在魅力,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在近代历来发展迟缓的各方面原因,只有通过教师的这种引导与启发,才能对学生的信念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调整和指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欣赏活动,促进音乐教学中的有效传播。

2.优化教学内容设置,加快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建设

要打破传统音乐教学中以“欧洲音乐中心论”为指导的局面,在课程架构中要把中国传统音乐放在重要的位置。在日常的教学中,要开展中国传统音乐经典作品欣赏,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使课堂上的音乐教育能够提高学生传统音乐的欣赏能力,以及对传统音乐的兴趣。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大部分学生不愿意接受传统音乐,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于传统音乐欣赏知识和能力的掌握,觉得传统音乐高深莫测,深奥难懂。所以,很多人去接受通俗易懂的流行音乐,而不愿去接触意境深邃的传统音乐。如果学生具备了较强的传统音乐欣赏能力之后,自然就会喜欢传统音乐。当然优化教学内容设置,加快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建设,这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但更需要音乐教育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中国传统音乐更多的关心和扶持,更加理性地把握传统音乐中的精髓,以新的观念不断为传统音乐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让学生从音乐的发展中感受传统音乐文化

音乐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在音乐教学中应该让学生从音乐的发展中感受传统音乐文化,从而激发他们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例如,大部分学生特喜欢听摇滚乐,他们对摇滚音乐非常痴迷,但是说到摇滚音乐的发展史,学生却不清楚。教师可以从摇滚乐的发展,让学生去了解非洲黑人的祖先创作出我们今天所接受的音乐形式,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黑奴再用自己家乡-辽阔的非洲大地所特有的节拍创造出早期的拉格泰姆和布鲁斯,再后来以个人和小团体发展的Folk(民歌)、Country(乡村音乐)与juzz(爵士乐),再到Rock(另类,疯狂,重金属,尖叫,呐喊)、Metal(摇滚)、Punk(庞克)等等。继而,中西方的音乐文化,从舞台走向生活,得到全面性的发展,音乐不再局限于单一风格,也不单是一种音乐形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让学生从自己喜欢的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多听听、多看看、多比较、多研究,切实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熏陶他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文化精神,感受到今天所听的音乐就是继承了传统的音乐文化所得来的。

4.充分发挥现代化的教育传播手段

今天教育媒体的形态日新月异,呈现出数字化的发展形态,数字化的常规媒体、手机和MP3等移动媒体以及互联网新媒体,大大提高了教育信息存储与传递的能力,丰富了教学传播过程中师生的对话与交互,拓宽了师生信息沟通交流的渠道。因此,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教育手段,利用影像手段整理搜集资料、讲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音乐,做到史论相融,抽象与具体相结合地参与教学。同时要充分发挥音乐教育中的口语传播、乐谱传播的优势,在此基础上,综合应用现代化教育传播手段,建立多种媒体支持的综合教育媒体系统、共享数字资源,确保师生借助各种教育媒体信息的交互与传递,为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实现教育传播效果的预期最佳效果。

5.让学生在流行音乐中“学唱”中国传统音乐

现代学生都酷爱流行音乐,因为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标准。但是现在的流行乐坛上越来越盛行“中国风”,从周杰伦、王力宏到林俊杰,再到当前人气和口碑急升的台湾创作歌手吴克群等,在他们的音乐中都在加用“中国风”,而纯粹的中国风是“结合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使得爱流行音乐的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感及疏离感扫除了,知道在他们心中的偶像都在吸取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滋养,这样也就慢慢树立起当代中学生对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喜爱,流露出对浓厚的中国风韵的热忠,也使得这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国味道的歌曲,在广泛的流唱过程中,被众多学生接受并喜欢。这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带给你身心的陶醉,恰如清代叶燮在论诗时所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

6.营造良好的校园传播环境

学校音乐教育作为音乐传承的重要阵地,把中国传统音乐融入到音乐教育课堂上,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及传承传播,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了解与接受。但是仅仅依靠课堂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传播中国音乐的氛围,学校要积极地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等校园媒体积极推介传统音乐,教师要积极引导乐团、校园社团、音乐厅等团体和机构,推动传统音乐在校园中多途径、多元化的普及与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传播传统音乐的校园氛围,促进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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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服装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它是物质和社会意识的综合体，并非纯物质材料的组合。[1]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形成各个民族的精神和风格的物质表现形式。所以在认识斯洛伐克族前，首先需要对斯洛伐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斯洛伐克介绍

斯洛伐克是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欧洲著名的农业国，由于山地占据该国土的大部分地区，丰富的山地植被使斯洛伐克人民理应依靠农牧为生。同时，斯洛伐克绝大多数信仰天主教，甚至在教育上也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在国旗的设计上也有着的寓意。

斯洛伐克族服饰的形成原因

2.1 地域环境

服饰尽管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显得纷繁复杂，但是说到底，人类的服饰文化总是由人创造并且以服务于人的需要为目的的。[2]作为劳动者，着装中占据突出位置的便是服饰不影响其劳作时肢体的大幅摆动，保证他们在着装后能够继续高效工作并减轻肌体疲劳的重要措施。[3]作为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国家，为了便于日常劳作需要，斯洛伐克民族服装在廓形上讲求反塑造、简单实用和舒适透气的功能性。在农业型国家，男性理所当然的成为耕种的主力军，所以在着装的色调上常使用抗紫外线能力强的白色，同时面料选择吸湿透气的棉麻质地，以便于在日常劳作时起到保护皮肤、清洁舒适的作用。同样的，相较于女性五分袖，男性的衬衣长袖和长裤的原因也是因为出于要阻挡强烈的紫外线攻击和保护手臂避免蚊虫叮咬的目的。而女性则一般负责畜牧业和室内清扫等生产活动，手臂活动尤为频繁，夸张宽松的五分灯笼袖由此应运而生。层叠的密褶百褶裙同样也是出于女性走跑、蹲起的功能需求，静止时密合的褶裥产生亭亭玉立的装饰效果，生产活动时由于褶裥的活动量而不受阻碍。

斯洛伐克族以舞蹈闻名世界，他们能歌善舞、热情豪迈，在节庆时身着传统服装载歌载舞。因此势必要求在服装的装饰上更加艳丽动人，充满乡村情趣。这正是该民族在服饰的装饰上采用大量色彩对比强烈、鲜艳夺目的动植物和几何纹样的缘由，不仅是源于该民族日常生活环境的绚烂元素，更是由于特殊生活活动要求的装饰效果。

在各种不同的体感气候当中，人们不会穿着相同的服装，环境不同，所使用的材料也就自然不一样。[4]不论何种民族，服装材料的选择上势必也会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就近拿取服用面料时最省事省力又高效的选择。作为农牧业繁盛且隶属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气候的国度，自然纤维不遑多让的成为首选。轻薄舒适、吸湿透气、柔软耐磨、价廉物美的棉、麻、丝、毛皮由此成为斯洛伐克民族的主要服用材料。

2.2 宗教文化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情感，以及这种信仰和情感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而服饰作为文化的象征，它不仅在宗教仪式上不可或缺，在宗教情感上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斯洛伐克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度，在传统服饰的各个方面都充分体现着宗教对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天主教认为男女有别是全能天主的奇妙造化，所以斯洛伐克民族在传统服饰的规定上，要求女性着裙、男性着裤，因此形成该民族鲜明的男女性别特征。同样的，由于信奉天主教三位一体的教义，斯洛伐克族尤为喜爱数字“三”，因此在女性佩戴首饰和服饰刺绣装饰边缘时均用“三”作为装饰量。斯洛伐克拥有着丰富的金属矿产，但是在女性的首饰材质选择上，基本均是以珍珠为主要材质，原因也是因为作为西方“五大宝石”之一的珍珠的圆润光滑外表和暗哑的光泽，有着优雅高贵、纯洁包容的涵义，代表着圣母玛丽亚的温柔与母性。

在天主教中，白色象征纯洁、蓝色象征神圣、红色象征基督的血与神之爱。这也正是斯洛伐克民族推崇白、蓝、红色为服饰主色调，甚至将国旗色调定为白、蓝、红三色。在装饰纹样上，一般通过大量的堆积表现对圣主的讴歌和赞誉，即所谓的“荣耀主”。在繁复的服装纹样装饰上，不仅因为生活环境与田园风格的影响，更是宗教文化的深化。同样，在装饰纹样的选择上，该民族也深受到宗教影响。几何纹中的圆形象征永恒、完善，菱形意味与上帝沟通，三角形象征主的无所不知，花卉象征圣母的纯洁与光，而鸽子代表幸福、和平和三位一体的精灵，羊鹿象征基督和善良等。由此可知，在包罗万象的自然环境中选择服饰的装饰纹样，并不是单纯的选取素材，而是以宗教文化为基础进行特定的元素选择。

3. 结论

服装是文化的表征，而地域环境与宗教文化形成文化的载体。作为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山地民族，斯洛伐克族的传统服饰有机的将两者相融合，既保有宗教文化与教义理念的内涵、对圣主的崇敬与教规的尊崇，也涵盖山地农牧民族对于自然万物的感恩和热爱，同时辅以其居住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自觉穿着习惯，形成了斯洛伐克族的传统服饰，并一直延续至今。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崇拜对象与服饰特征，就如同中国的赫哲族临水而居，气候宜人但生活清贫，从而产生该民族独特的传统服装——鱼皮衣；鄂伦春族靠狩猎为生，且生活环境寒冷恶劣，所以在服装材料的选取上依赖狩猎获得的兽皮。主要仰赖山地植被土地生活的斯洛伐克民族，在服用材料的选取与装饰纹样的构造势必也是从山地中获得材质与灵感，这也是其服装完全是以自然纤维为材料，动植物纹样为主装饰的缘由。

同样，宗教一直伴随着斯洛伐克人的生老病死，所以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就如中国少数民族和非洲土著对祖先崇拜一般，该民族也坚定的崇敬着其宗教的圣主。在服装上装饰有与其信仰的宗教相吻合或衔接的元素，能使其感觉与全知全能圣主的无限接近，更符合宗教的终极追求。所以其服饰在款式、色彩、纹样等各方面均隐含着天主教的宗教文化。

参考文献：

[1] 黄士龙. 现代服装文化概论[M].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88、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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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077-01

1 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1.1 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和公共服务职能

首先,“新农合”的出台和实践,解决了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看病难、求医难”的状况。“新农合”切实从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出发,反映我国政府的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其次,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逐步取代经济发展职能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职能。“新农合”是政府完善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表现。

1.2 逐步填平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鸿沟,加强城乡联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逐渐成为我国发展的瓶颈。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体系,可以缩小城市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质”与“量”的距离,逐步的填平城乡之间因为二元结构所形成的鸿沟,实现城市和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互动,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1.3 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扩大内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为迫切。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体系,可以调动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热情,扩大对市场的需求,并能逐步促进农村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问题研究

2.1 政府职能缺位、错位

第一,政府职能的缺位。由于政府的失职,让农民群众不能充分的享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在“新农合”过程中的行政立法不健全,宣传不充分等都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第二,政府职能的错位。在公共服务一体化过程中,应该建立以县级政府为领导,乡镇级政府为协助,村委会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实际的过程中,往往是上级政府缺乏实际调查,盲目的进行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这样使农民急需的得不到满足。

2.2 政府财政支持不足

首先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农业人口众多等原因,我国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资金还十分紧缺;其次由于公共服务的内容和种类十分繁多,政府支出的资金与公共服务的建设需求远远不成比例。例如我国新近推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对每个农民的补贴是每月55元,但是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一个老人的月支出。

2.3 政府监督、行政立法缺失

由于国家对农村建设的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法违纪分子,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及农民自我保护意识的淡薄,从这一过程中谋取私利,危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政府形象。

2.4 农民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由于农民群众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文化水平低,信息比较封闭,农民工又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过程中,对自身保护意识不足,影响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建设质量。具体表现在:第一,对自己享有的权利不知晓。第二,权力受侵犯不上报。

3 对策研究

3.1 强化政府职能和责任感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政府及部门职责。二是要创新运行机制,完善服务功能,强化公务人员责任感。这就要求政府要紧紧围绕群众的所需所求,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改善农村群众的精神风貌。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的形势是只有“农民过得好,农业搞的好,农村建的好”,才能够促进我国的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

3.2 加快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

要发挥乡镇经济和农业、农村经济的主导作用。农村地区要抓住国家对农村、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依托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积极开发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充足的财政支持。

3.3 建立科学的政府监督及绩效考评体制

首先,建立专项监督机构,加快建设进程。通过监督机构建立定期调度、定期检查,逐村调查,逐村考核,防止腐败和违法行政,保证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扎实有效推进。第二,将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纳入政府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作为评价各镇、办事处新农村建设成效的主要内容。使广大基层公务人员切实树立“三农”意识,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群众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服务。

3.4 加强宣传和农村教育的力度

首先,加强宣传工作。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要积极宣传国家有关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内容,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到自身的权利;其次,加强农村普法和教育工作。同时要在农村开展定期的法律和政策宣讲班,让农民群众在业余时间能够提升自身的素质,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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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1][5][6][12][14] 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2]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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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中图分类号：F1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38-04

2000年以来中原城市群中县域人均二、三产业总值迅速增加，2007年与2000年相比增幅最大的栾川县达9.73倍，年增长率近38.4%，增长幅度最小的获嘉县也达2.12倍，年增长率为11.2%。但是，同期各县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的下降趋势（通许县、舞阳县所占比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吸纳的影响及不同县域经济增长对“转移”作用的强弱差异如何现有文献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本文设计采用了变率偏差度和贡献率两个指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文献回顾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的转变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不断转移到二、三产业，从乡村不断迁居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的。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国外比较经典的模型（吉佛的引力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等）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与机制；国内则多是在国外经典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动因和障碍方面（经济增长对“转移”影响强弱的比较分析未见文献内容）。从经济的角度高国力（1995）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陈吉元、胡必亮（1993）提出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与障碍；赵耀辉（1997）、朱农（2002）讨论了个体特征的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蔡（2001）、李培林(2001)研究了制度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白云涛和甘小文（2005）建立的动态博弈模型综合讨论了不同因素的差异影响［1，2，3，4，5，6，7］。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

在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入手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都不可能抛开经济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从宏观层面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差距及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从微观层面看，劳动力个体希望在收入、生活、子女受教育等方向得到改善。

欲望是导致转移的直接动力。美国社会学家吉佛1946年提出的“引力模型”表明：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方向是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转向农业劳动力较少的地区，从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向工资较高的地区。由赫伯尔1938年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广为流行的解释劳动力个体转移成因的“推―拉”理论，描述了移出地的消极因素形成的“推力”和移入地的积极因素形成的“拉力”，移出地与移入地在收入、生活、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现实差距形成的“推―拉力”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现实差距愈大，形成的“推―拉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欲望就越高。发展经济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描述（最早由著名的经济学家A．刘易斯1954年提出，后经拉尼斯―费景汉补充得到进一步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驱动力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城乡实际收入及预期收入的差异，差异愈大驱动力愈强［2.3.4］。白云涛、甘小文利用建立的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动因；程明望、史清华利用建立的静态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表明：农村劳动力以受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转移行为；孙书安、曹殿立等在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时利用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排在第一位［7.8］。

以上理论与研究都说明了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影响。显然，只有经济的不断增长（主要是二、三产业发展及其所带动的城市化）提供更多或更好的就业岗位，劳动力转移的目的（谋取更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条件）才能实现。

三、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比分析

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同区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为了便于分析判断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吸引转移作用的强弱，先期分析采用归一假定：县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完全是由其二、三产业的增长引起，其他区域的影响不计。

（一）变率偏差度

变率偏差度是衡量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动之间关系的指标，其表述为：变率偏差率（B）=Yi/Yj×Xi/Xj-1

其中，Yi、Yj分别表示i、j年人均二、三产业总值，Xi、Xj分别表示i、j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Yi/Yj是j―i时段人均二、三产业总值变动率，其值愈大，说明时段内增长愈快；Xi/Xj是j―i时段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动率，其值愈大，表明时段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小愈少。

变率偏差度的值表达的内容是：(1)B值大于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幅度大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幅度，二、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的影响相对较小，数值愈大，影响愈小；(2)当B值等于零时，二者具有确定的增、降幅比例关系，二、三产业的增幅越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幅度越大；(3)当B值小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作用具有乘数效应，二、三产业的增长将迅速转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越远离零值，乘数效应愈显著，转移数量越多。随着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的逐步确立 ，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不

数据来源：根据2001年、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断缩小，富余劳动力净流出量逐渐降低，最终劳动力城乡转移将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此时，B值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量减少的描述将失去意义。

表1数字显示，城市群中47个县域的变率偏差度都大于零，这表明分析时段内其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吸引转移影响均较小。虽然如此，从各县域B值的不同仍能看出其经济影响大小的差异。巩义市、偃师县、辉县市、新乡县、兰考县吸引转移影响相对较大，而栾川县、伊川县、修武县、武陟县、宜阳县则相对较小。

（二）贡献率

变率偏差度（B）反映了一定区域内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动的影响大小，而贡献率（G）则能进一步反映其作用的强弱程度。

贡献率是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作用强弱的度量指标。其表述是：

贡献率（G）=1-Xi/XjYi/Yj

数据来源：根据2001年、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贡献率的值表达的内容是：（1）当G值大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减少有促进作用，G值越大其作用愈强；（2）当G值等于零时，说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无明显作用，此时，劳动力转移处于动态平衡状态；（3）当G值小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不仅没有起到减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作用，反面增加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

表2中的数值及位序排列显示，中原城市群中47个县域的G值都很小，最大仅为0.172（巩义市），说明总体吸引转移强度都较弱。相比较而言，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作用相对较强的是：巩义市、偃师县、辉县市、新乡县、兰考县；而通许县、舞阳县不仅没有总量减小农村富余劳动力，反而增加了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

（三）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强弱再分析

中原城市群中47个县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吸引转移的影响及强弱对比分析，建立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完全是由各县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引起的归一假设前提之上，之所以有如此假设是因为：经济因素是第一动因，而制度、劳动力个体特质差异、科技进步等可以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的隐性因素间接影响劳动力的转移不做讨论。

劳动力转移距离衰竭规律揭示了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增长所需劳动力首先来自域内，对本区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强吸引作用，同时该规律也表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会受到其他区域的吸引。不过，若在劳动力吸引转移作用因素集中计入外区域的作用量，则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影响大小及强弱都将进一步降低，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转移弱作用特征更为明显。

（四）二、三产业增长的弱作用原因

造成县域二、三产业增长弱作用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许昌五县一区及巩义市等县域的调查显示，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企业改制加快，中原城市群中的9个省辖（管）市，累积了一定数量的下岗工人及新增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市场现状造成了原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回流量的增加；同时，县域内二、三产业规模企业较少，各类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弱、成长慢、劳动力就业缺口小限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在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同类产业竞争的加剧，促使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吸纳文化技术素质相对偏低的农村劳动力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第三，我国改革开放优先发展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经济结构的升级形成的用工筛选作用及“双转移”政策的实施，不仅造成了先前移出劳动力的回流，同时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 “打工”的欲望，减小了异地移入的量。

第四，统一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体系的缺失增加了“移出”的盲目性和反复性，形成了外出就业短期行为特点，减弱了经济发展的长效作用。

第五，县域二、三产业的发展用工所吸纳的大部分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及外出打工的回流人员，这也是造成二、三产业的迅速增长不能进一步吸纳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中原城市群中各县域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转移就业现状之间的对比分析中，文章得出了二、三产业快速增长与农村富余劳动力低度转移就业并存的结论。虽然，数据显示各县域吸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强弱有别，但总体吸纳转移作用都较弱。基于以上结论，建议：

第一，从整体系统的发展观看，中原城市群中因各县域所占有的影响其二、三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差异，故今后在解决弱作用问题的过程中，对不同县域应区别对待。吸引生产要素净流入的高势能区，重点是增加二、三产业的总体规模，对新增项目在充分考虑经济、生态环境效率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在项目审批过程中针对就业影响的论证，努力提高项目投产后的社会效益，使高势能区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定居之地。在生产要素净流出的低势能区，其发展的重点是培养输送具有一定技能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第二，无论是高势能区，还是低势能区都需要建立适度压迫式的包括政策制度、技能培训、服务保障三位一体完善的劳动力就业体系；同时积极整合土地资源，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综合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

第三，产业的整合与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农村劳动力的选择吸引在不断增强，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素养较高的劳动者越来越成为转移就业的首选目标；而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不仅受到家庭对教育的认知水平及家庭经济实力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所提供“教育机会”的影响；想尽办法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增加教育机会，努力提高义务教育的层次增强文化素养，是未来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保障。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07240045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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