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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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传统观念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形成并沿传至今的思想意识，展示出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物质产品等三个方面。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因此在当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当代社会发展大趋势下，在发展湖北经济和探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时，如何对待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观念，尤其是荆楚文化传统观念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西部地区严重落后，中部发展缓慢，东部沿海地区则较为超前――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许多人把导致这种不平衡和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特殊的经济政策(如设立特区和开放城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

诚然，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制于资金、技术、资源、自然环境、地理、制度、政策等因素，社会文化并非决定性条件。但是，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水平、效率、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经济模式等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说，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它决定着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要走向。不过，社会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一方面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借助于人这一社会主体而制约着经济发展。自有人类以来，文化与经济是相互交融的，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社会文化同经济之间又是双向互动的。一则经济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转化成包括经济观念、经济价值观、经济道德、经济人格、经济态度、经济思维等经济文化；二则各种既成的主体内在文化和社会外在文化尤其是经济文化通过人而反作用于经济，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客体，它既创造了文化又受到文化的制约。各种社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借助于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社会化方式而内化成个人的心理―文化结构，赋予社会主体以特定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格品性等，以此推动人类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世界上各地区、各主要国家都选择了某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受一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

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条件的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交往和竞争等客体性因素，也包括经济主体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需要欲望等主体性要素。社会文化(含区域文化)作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通过内化积淀在社会主体的心理文化结构之中，转化成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品格等，以此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二、荆楚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但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从而又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流域分，荆楚文化属于长江文化系列；以生产方式看，属于内陆农耕文化之列。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封建社会特别漫长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与中华民族文化一样既有许多精华，又有不少糟粕。其“精华”，即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如“荜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等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为世界各国称道。文化传统观念既然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就必然会在人们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湖北经济的发展。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具有荜路蓝缕精神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做出更大的成果，如保康县尧治河村孙开林；崇尚忠孝节义的人特别讲诚信，具有社会责任感，如屈原；尊老爱幼的人大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致富后不忘乡里，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总而言之，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荆楚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经济发展。从目前考古成果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原自楚国，大冶铜绿山铜矿举世惊叹；最早的铁器在楚国；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曲的鼻祖是楚国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等等。许多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先秦以降，湖北地区经济归于沉寂，进入“冬眠期”，尤其商业活动，更与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去甚远。在我国古代徽商的兴旺，更有西北内陆晋商的崛起，处于中间地带的湖北地区却近于落寞。简结其因，应致如下：一是“眷恋故土。”屈原有诗：“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p109)这种观念又与“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或“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相融合。这本是热爱家乡、国家的一种美德，无可厚非。但却总是囿于一地，不接触新生事物，不与外界交流，致使思想保守。其二是虚妄骄狂、自得。古代有以“蛮夷主义”为旗。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子为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P254）表现出一种骄狂与虚弱。近则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自诩（九头鸟内涵象征此不具论）。聪明乎？狡诈乎？流露着一种自得的心理，进取精神全无。三是地方观念。由于楚国开发相对较晚，长期被中原各国称为“荆蛮”加以歧视排斥，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一定差异与距离，使楚人形成较强的地方观念而无商品意识。司马迁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无饥谨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P736）安于现状而无创业之精神。

19世纪中叶，荆楚经济再度崛起，湖北引领着全国近代化进程，但其中表现出两方面明显特征。一是外力性特征。第二次期间汉口为新增11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资本陆续在武汉设立使用机器的工厂，此为荆楚大地近代工业的发端。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总汇对外贸易税务。自此，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二是官府主动性，政府行为是先导性动力。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总督湖广近二十年间，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官方举措，使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汉口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

民国以后，湖北经济渐次沉沦不起。世纪之交，“湖北工业化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水平居全国第14位。”“职工平均工资居全国第28 位。”“2003年湖北在中国名牌产品榜上仅居第17位。”（中部崛起！振奋人心的部署[J].党员生活.2004（10）)不仅如此，上世纪湖北所拥有的名牌产品纷纷丧失，显然这一切与湖北明显的区位优势、科教实力、文化教育繁盛和综合优势相去甚远。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中的非优秀成分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湖北经济发展缓慢的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三、对策与建议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湖北地区的实践，揭示出如下两个问题：

1.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湖北地区历史悠久，可上溯至炎帝神农。在随州、谷城、神农架等地，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度。东南沿海地区则开发较晚，直至唐朝还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却迅速崛起，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为世人瞩目。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悠久的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

2.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先进的意识。荆楚文化绚丽多彩，文物荟萃，但由于历属政治中心，封建统治控制特别严，从而使儒家文化和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成分影响比较大，人们思想趋于保守、封闭、自大。汉唐以迄明清的湖北，“唯楚有材”之说名不副实。梁起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指出“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学者希焉”。思想与文化界缺乏活力与创新。与此相反，明清时浙东学派却站在时代前列，传承与光大传统文化，形成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精神，并溶入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大潮汹涌。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体的单纯的经济运作过程，而其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仅只有经济一种手段，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制约和影响有时比经济本身的因素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荆楚文化的传统观念。

(1)要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批判和克服糟粕。传统文化的继承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有了抽象继承，传统就能代代相传而成为传统；有了具体继承，传统就能随着时代进步而成为新的传统，使传统绵延不绝。“荜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成为历史，但这种创业精神要继承下来。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

(2)就现代经济发展实践看，文化产业的开发是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趋势，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活动中，文化产业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北要实现中部崛起，既是经济建设的课题，也是文化建设的课题，离不开荆楚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技术及伦理道德即文化的支撑。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到企业生产与管理、名牌产品的创立，都是非常复杂的文化活动，需要综合知识结构，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底蕴和储备显得至关重要，经济与文化要协调发展，同步并重，以达到文化带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成为一个发展的整体。荆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历史文化有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自然文化有长江三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有清江巴土文化；城市文化有武汉文化；还有名山名寺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等，包罗万象，美不胜收，充满了永恒的魅力。政府当加以开发和利用，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使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为湖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带动湖北经济的起飞。

(3)把特色文化品牌筑成现代经济发展桥梁。文化,尤其是特色文化与各行各业血脉相连，文化品位越高企业产品质量就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文化的相关制约。①特色文化品牌能为经济建设导向。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只有商品化了的高质量产品才会受到市场的亲睐和消费者喜爱。其次，特色文化品牌能为经济建设探路搭桥。湖北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快，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还处在起始阶段，特色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如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三国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都有品牌，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品牌。因此，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充分发挥特色文化品牌的经济效应。②把特色文化做成现代经济亮点。以往的教训告诫我们，湖北工业抱残守缺，科技含量低，文化品位低，效率差，制约了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省是弱势，但又是最具潜力的产业。可以说，旅游文化产业还是一片前景光明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③把特色文化建成现代经济发展支柱。在认识到文化旅游，尤其是特色文化品牌的特色经济功能以后，我们就要站在忠实履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始终盯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用前瞻性的思维方法，把湖北的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做优，做成品牌，把特色文化建成湖北经济发展支柱，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能定输赢。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

参考文献:

篇2

傈僳族是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现约62万人口，主要居住在云南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之中[1]。傈僳族先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商、周时期属青藏高原北部一带的古氐羌部落族群中的一支，傈僳族人民为了生存从青藏高原迁徙到四川盆地，再经云贵高原进入澜沧江、怒江峡谷地带生息繁衍[2-4]。腾冲地区的傈僳族于清康熙四年从怒江迁移至此，由于民族人口数量的弱势与迁徙的客观因素，使得傈僳族民族本源文化与地域内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族源相同而地域文化不同的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和傈坡等支系[5]。由于傈僳族的生活习俗，一直选择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的地区栖息，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保留了傈僳族独特的传统文化[6，7]。

云南省腾冲县界头乡大塘社区，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坡（25°38’N，98°40’E），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北与泸水、西与缅甸交界，国土面积133.64km2，海拔约1850m，年平均气温13.8℃，年降水量1800mm[8]。大塘社区大河边傈僳族自然村是完全由傈僳族村民组成的村民小组，该地的傈僳族村民是从怒江洲泸水、碧江、兰坪，大理州云龙，保山市潞江坝及缅甸岗房等地迁徙至此，现有农户45户，人口285人，13个姓氏，16个家族。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粮食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土豆等，经济收入主要以烤烟、林木产品和畜牧养殖为主[9]，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约2500元。村民交流的语言有汉语和傈僳语2种，但是现今已没有人会写傈僳族文字。由于大塘产业基础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缺乏经济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来源[10]，与曲石乡的烟草、油菜、粮食基地相比，不具备大面积开发农业的条件。本文重点探讨了大塘社区傈僳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以期从花傈僳族传统文化着手，寻求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1.传统文化

1.1服饰文化

居住在大塘社区的傈傈族，由于传统服饰色彩艳丽、图案丰富多彩，自称为“Xiangxiang Pa”，当地的其他族同胞根据他们美丽的服饰而称之为花傈僳。当地傈僳族妇女服饰主要由包头、银须项圈、串珠珠、披挂、大裆裤、膝箍、吊筒、竹麻尼等组成，同时佩戴傈僳族民族服饰中最重要的装饰元素“贝饰”，主要款式有拉本里底、海贝集、俄勒帽等。傈僳族男子传统服饰称为“喜鹊衣”，由傈僳语叫“Wu Te”的青布包头头饰、项圈、白布长衫、大襟衣、腰带、大裆裤、漆箍、吊筒、竹麻鞋组成，配以海贝带花包、胸花、辫花缀、长刀、箭包、努子、弹笼和火枪等装饰物，有些富裕的年纪较大的长者，还爱挂珊瑚或玛瑙耳坠。

与怒江地区傈僳族相比，大塘社区花傈僳族服饰装饰更加丰富多样，无论是形态各异的头饰、银光闪烁的耳饰、色彩艳丽的颈饰和层次多样的胸腰饰，以及流光溢彩的佩饰，都显示出了当地花傈僳族人民的爱美情节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1.2传统节日

虽然大塘社区的傈僳族属花傈僳支系，但也同样保留有傈僳族传统的节日，规模较大的有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阔时”是傈僳语音译，为“岁首”、“新年”之意，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11]，每年12月20至22日举办，相当于汉族的新年。过年期间每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庆祝节日，村中架起秋千架、跳高架，开展打秋千、跳高等体育竞赛。同时在春节期间还要举行“澡塘会”，傈僳族人们相聚在温泉边一起洗浴，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他们用圣洁的温泉水洗去一年的污秽，迎来吉祥。

刀杆节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举办，已有数百年历史。刀杆节这天，几名健壮男子先表演“蹈火”仪式。他们双脚，跳到烧红的火炭堆里蹦跳翻滚，表演各种绝技。第二天，他们把磨快的36把长刀，刀刃口向上分别用藤条横绑在两根20多米高的木杆上，组成一刀梯。表演者空手赤足，从快刀刃口攀上顶端，并在杆顶表演各种高难动作。刀杆节是僳僳族人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更是僳僳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这项惊险的传统祭奠仪式，已演变为僳僳族好汉表演绝技的体育活动。

新米节又叫收获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九至十月，当稻谷、玉米成熟收获季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以举行收获节活动方式，品尝刚收获的粮食并煮酒杀牲聚众活动来庆祝一年辛劳的收获。在聚众活动中，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自带酒、肉和米饭聚集在村寨中央的晒场、草坪或者附近的田地中，人们燃起篝火，边聊天边饮酒尝新。老人围着熊熊的火塘过讲述远古的祖先历史故事，男女青年三五成群欢歌笑语，弹着琵琶歌唱丰收，往往通宵狂欢，尽兴方散，这种活动往往延续十几天，因而，傈僳族习惯上称九至十月为“醉酒月”。

1.3表演文化

傈僳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唱歌跳舞，每当有传统节日时，能歌善舞的傈僳族都要进行表演[12]。花傈僳作为傈僳族重要分支，唱歌更是大塘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当地舞蹈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模仿动物行动的舞蹈，如鸟王舞、鸡吃食舞、猴抓虱舞，反映被人们所猎取捕获的鹿、熊、猴、兔，到人们所驯服的猪、鸡、羊、马的沸腾的王国，一个鸟飞鱼跃、鸡跳羊斗，充满生机，充满生命活力而异常热闹的天地。鸟兽舞大多是独舞形式，跳舞的人怀抱琵琶，自弹自舞，舞蹈趣味幽默诙谐。二是生产生活舞，当地居民将生活中的动作姿态，如收小米、开火山、狩猎、洗衣等赋予艺术的韵味，表演起来活泼多变，热情奔放。三是表现战斗的舞，这种舞蹈表现勇猛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男子的阳刚之美。群众自娱性的《琵琶舞》是年节、婚嫁时人们最为喜爱的舞蹈，只要弹拨乐器“弦子”一响，从儿童到老人都会翩跹起舞。“跳戛”是一种集体歌舞，过去只要一跳起来就要跳几天，短的也要跳一夜。常在堂屋和院坝转着火塘、烧着水酒，边唱边跳，由长辈或有威望的人及其他人相和。结尾时，由群舞者唱高八度。《锅庄舞》是彝族、傈僳族所喜爱的舞蹈。“锅庄”，则因为最初围着火塘跳的舞而得名。

歌唱与当地花傈僳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13，14]，民间谚语说：“盐不可不吃，歌不唱不得”。花傈僳族人民在探亲访友、打猎放牧、田问耕作、谈情说爱、节日聚会、婚丧嫁娶时都要唱歌，更有甚者就民事纠纷或打官司时也用唱歌来表达、调解，堪称世界歌唱一绝。花傈僳民歌按歌曲功能和歌唱内容可分为两类，其中歌曲功能类可分为九种，分别是：（1）木刮亦称木刮哺即叙事古歌；（2）摆时即山歌；（3）优叶即情歌；（4）喂然哦即结婚调；（5）尸乌刮即丧葬调；（6）密达即劳动歌；（7）赤罗嘎即牧歌；（8）萨讷其哦即儿歌 （摇儿歌、摇篮曲）；（9）然哈枯即祭祀歌。歌唱内容类可分为十部即“大调十部”。

2.传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探索

2.1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

建立专门的资料整理、文物收藏、档案管理的机构，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建立社区文化博物馆，展示花傈僳族的传统文化。请专门的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字作科学分类、收集、贮存，除了对现有传统建筑和民族服饰进行文字和图片资料保存外，还要注重对传统手工制作方法的记录，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保障花傈僳族民众在文化保护方面的主体地位。积极培养文化传承人[15]，保障花傈僳传统文化传承。

2.2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连接点

挖掘、筛选出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化嫁接的文化因素，促使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使文化成为花傈僳族走向现代化的支撑。

塘社区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可现代化的因素，如恋爱自由、婚礼简单、火葬习俗、重视生态、保护水源及水源林、重视畜牧、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尊长敬老、耻于偷窃等。此外还有许多直接可与现代经济嫁接的文化因子，如服饰、节日、民间文学艺术、刺绣、传统饮食等[16]。只要认真挖掘、筛选，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经济接轨的文化因素，导入现代科技文化、经济文化，使传统文化融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那传统文化也就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如对傈僳族的传统节日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进行包装、提升，利用举办民族传统节日，充分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民俗和风情，吸引本民族及外地游客参与，既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花傈僳族群众带来了经济实惠，又使本民族文化得到了保护、传承。经济发展了，就能唤起花傈僳族爱护、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2.3实施经济的文化战略

如何从过去不经意的“文化资源”中开发出经济效益，为大塘花傈僳族脱贫致富开辟新思路，这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意识。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特点，但表现方式不一，开发的价值、难度不一，“文化战略”则帮助我们寻找闪光点、开发点。例如大塘社区花傈僳族作为山地民族，它的采集、生产方式和民风民俗，对于外民族、外文化的人就极具吸引力，加上当地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宝贵的旅游资源，加以组织开发就是财富。因此，大塘社区的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不能为保护而保护，而应将其注入旅游业的发展之中。一方面扩大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体现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不同特色；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业为其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积累资金，从而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2.4收外来优秀文化

经济发展给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带来冲击，加之汉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同时腾冲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商业文化，都使其传统文化内外交汇，导致花傈僳族传统文化衰退、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该现象必须正确应对，这就需要主动、积极地吸收整合外来优秀文化，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大塘花傈僳族有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在当今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更不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只有敞开胸怀，吸纳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并充实到本民族文化中去，民族传统文化才有生机和活力。

3.结语

大塘社区是一个非常具有旅游开发潜质的地方，温泉群、田园风光、抗战历史、大树杜鹃等。近几年来，进入大塘开发、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旅游开发将作为大塘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把握好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并存的局势，有巨大的可塑性与发展空间，合理把握文化开发与经济发展共进，是今后大塘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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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套华.傈僳族刀杆节伦理意蕴研究概述[J].金田（社会视野），2002，12：270.

[3]马世雯.傈僳族的传统思想及其当代社会观念的演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7（5）：39-43.

[4]高志英.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J].学术探索，2007，3：117-121.

[5]杨晨飞.傈僳族历史变迁对其传统体育的影响[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3，29（3）：63-65.

[6]赵学先.民族理论视野下怒江傈僳族的发展[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3）：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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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薛纪如.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

[9]沈立新，马建忠.高黎贡山西坡大塘村社会林业活动研究[J].云南林业科技，1998，（3）：58-62.

[10]熊清华，朱明育.高黎贡山周边社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侯兴华.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J].保山学院学报，2012，31（3）： 84-89.

[12]李茂林，斯琴高娃.傈僳族风俗志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3]李艳芳.傈僳族婚俗类大调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 2013，26（3）：91-96.

篇3

传统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历史漫长的创造和发展历程，是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精神、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汇聚成果的总和，与此同时对社会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景观设计领域，传统文化与景观设计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另外，将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更加能够体现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和对自身环境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主要产生与情感、生理、文化等方面，因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如何将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入到景观设计中，发挥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的作用是现阶段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1 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对于景观设计工作而言，将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可以展现我国的民族美，也同时能够彰显地方特色。

（1）融入传统文化，可有利于形成本土审美观。在我国，传统的造园设计便同西方世界存在区别，其中最显著的方面就是我国的设计可以将人文、自然、对万物的看法融入到设计理念中。在古代，为抒发自身的感情，文人墨客经常将情感寄情于山水中表现出来，或作诗或作画。而景观设计中也利用师法自然这一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之中，通常借助借景和造景等方法进行表现，主要形式是台基以及木构架为主。在不断的应用传统文化中可以形成特有的审美观，在景观设计领域具有重要作用。（2）让传统文化得到统一。对于传统文化的归一性而言，不仅需要人们有文化认同感，进而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价值，并且在设计领域继承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设计者的共同意识，其中的代表作即是吴良镛的“菊儿胡同改建”并且因此得到了世界建筑领域的认可。这类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现代景观建筑的实用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2 景观设计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1 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应用

在之前的几年，国内的设计行业非常流行草坪和广场形式设计的潮流，这种设计风潮都是盲目跟从外国的设计理念，并不符合我国的建筑需求，这种抄袭的景观设计会因为民族习惯和气候差异等因素造成建成景观的实用性降低，导致这些广场和草坪最终只能成为“城市化妆运动”中牺牲品，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最后，这一景观设计理念便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现在的设计人员虽然将传统文化应该用在设计之中，但是这种融合是生搬硬套的融合，是无法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表现出来，那种牵强附会的园林设计以及建筑物根本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有相关学者指出，景观设计需要注重设计的实用性，景观设计的发展和应用不需要人们刻意的去传承，更不需要做一些所谓的设计理念来支撑其发展。若是设计无法与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那这一设计作品便不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随之也就无法做出符合时代变迁的创新。若是做好传统文化和景观设计的融合，甚至能够起到引导时展的作用。

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将其融合到景观设计中？这些问题都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优质的景观设计所能传达出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而是能在环境中体味到传统文化的韵味，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将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若是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单做设计，其美感是不完整的，在建筑之中，景观和建筑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交相呼应。只有这样的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设计想融合，是景观设计的精髓，是能够将建筑、环境、人群和谐发展的设计理念。

2.2 传统文化应用在景观设计中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理念已基本上呈现西化趋势，如今的建筑物更是不能和传统的中国风建筑相比较，无论是在使用材料或者设计需求均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看不到继承的影子了。为了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需要从多方面来解决上述问题，进而更好的将传统文化和景观设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用形式美。对于中国的景观设计而言，应用形式美的设计手法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简单的说即是将语言和符号融入景观设计中。形式美主要是利用点、线等的连接形成面，在连成面的过程中将结构的美感勾勒出来，并通过形式的再模仿和创造过程将组成面的小品展现在景观设计理念中。（2）在景观设计中融入情感，将创造者的思想传达给大众。无论是在创作诗歌、写作书画都离不开人的情感，在景观设计中更是如此，景观设计中的意境是设计者从自然、社会中体会到的感悟，并将这些感悟与景观设计结合，把设计者自身的感情寄托在景观中，让景观不仅能够为现代人们服务，还能够让人们从场所中能与设计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进而达到以人为本的创作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是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若要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则必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达到“艺术再生”的目的，即在景观设计中，尊重传统文化的存在，并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进行“修正和再创造”，使景观设计中既存在开放性、独特性又存在民族性，让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为景观设计服务，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以景观设计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也能够推动景观设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骥林.信息技术环境对学生学习习惯的不良影响及其对策[J].中小学实验与装备，2015（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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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提升经济区的综合竞争能力是发展的必然途径。中原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中原经济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要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升中原经济区域的综合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与利用，更需要明确到中原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

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意义

中原经济区在战略上定位是：中原经济区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农业基地与粮食生产基地，也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示范区域，明确来说就是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平衡支点，是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更是中原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

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探索不以牺牲农业与粮食、生态与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之路，为国家提供最安全的粮食保障，为我国粮食生产做好示范榜样，积累更多的优秀经验；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更好的落实，推动区域经济建设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中原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明确河南省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中的优势，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更加完善，对中原地区的产业布局进行优化与整合，能将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拓宽，逐渐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的良好形势，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原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增加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对我国中原文化繁荣复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二、中原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相互作用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不能仅仅依靠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毕竟时展速度快，不顺应时代的发展，会被很多领域所遗忘。而新兴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完全可以借助新兴文化的优势，例如：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软硬件载体等等，能有效宣传中原传统文化，一旦形成了一定的局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与利用。

中原传统文化是居住在中原地区内的中原人以及祖先所创造的并一直继承延续发展的，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原特色，其历史比较悠久，内容博大精深，属于优良的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而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无法复制的精髓所在，在整个中华文化内容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文化业态是指，对新兴技术进行充分利用，如电子技术、各种软硬件载体等等，对文字、图像、影像、语音等等内容进行充分的整合，以数字化为主要操作模式，进行编辑、生产、传递等等，为广大群众提供多类型、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其新兴文化呈不断发展的趋势，更新速度加快，覆盖领域较广。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关键还不是经费与人力方面的投入，关键是文化的传播与使用，因此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同时也是发展河南的新兴文化产业。首先，从传播入手，从发展中原传统文化入手，利用新兴文化各种技术上的优势，将博大精深的中原传统文化宣传出去，让中原传统文化更加直观的展示给人们，力求营造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中原传统文化传承的氛围中去，将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其次，中原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要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要重视文化凝聚力在中原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培育具有河南特色文化的产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输出；再次，中原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结合要重视塑造新一代民族精神，不仅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最大的保障，又必须重视文化融合过程中某些外来文化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与时尚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最大限度避免传统文化可能被商业化的情况出现。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中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策略

1、以传统文化寻求创意灵感

中原地区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中民间艺术在这样的趋势下发展比较好，具有区域特色，例如：朱仙镇年画、南阳玉雕、禹州钓瓷、洛阳三彩、浚县泥咕咕、开封汴绣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的艺术，充分体现了祖先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与创造能力，这些民间艺术的色彩、造型以及象征意义完全能成为新兴文化发展的主要财富。河南省内一些比较著名的旅游地区，积极开发旅游纪念品设计，并将中原传统文化与纪念品设计相互结合，主要是以当地著名的特色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并充分考虑到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尤其是旅游群众对中原传统文化的追溯与向往。

新兴文化产业中如何将传统文化进行成功的转换，关键在于各方面创意的应用与开发，坚持以传统文化为源头，创意为内核动力，以文化的相互融合为切入点，并且要准确找到市场卖点，进一步实现传统文化产品化，新兴产品文化化。对现代原材料进行广泛的分析与使用，并与数码建模结合起来，例如：印花、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等等，有助于将中原传统文化直观形象的体现出来，借助现代技术提升产品在造型上的美观度，提升产品的色彩品质，将中原传统文化元素融于现代产品中，使其产品更加有生命力，更加精致，不仅有时代的特色，也同时有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树立中原新兴文化产品品牌形象出一份力，使其中原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当前河南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非常需要中原传统文化作为依托，充分利用网络与新媒体等等现代技术，让传统艺术形式通过现代化音乐、网络文化产品以及数字化影像等等宣传出去，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也能对文化融合与生产方式、表现方式进行创新，有助于形成中原文化传播新的格局。

2、突出中原文化的特征

中原经济区建设战略意义明确指出：如何要让华夏文明在传承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创新，进一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中原风貌、时代特征，甚至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不断提升我国民族凝聚力与中原文化的软实力，成为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战略内容。中原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而其中的多样性无疑是文化产业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原传统文化在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其主要手段在于如何宣传，如何在宣传与利用的过程中成为文化品牌。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中原传统文化品牌的建设需要将河南经济发展的相关元素与新兴文化资源充分结合起来，这是一次对中原传统文化深入系统地剖析与整合，让科技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对中原传统文化内容与形势进行创新，有助于寻求中原传统文化开发与利用更多的增长点。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关于市场化运作方面，文化产品虽然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只有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才能获得对应的经济效益，或者更多。我国是一个大家庭，有56个民族，而不同的民族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亲情、爱情、友情以及真善美方面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如何培育高新会计支持下的中原传统文化新的形态，就必须要从中原文化的特色与本质体现出来，要努力寻求一个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首先就必须有艺术、道德基本衡量的标准。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对技术原理、设计哲学等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不能因为追求所谓的利益而违背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充分体现文化之本、艺术之本。数字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文化产业中必须注重克服机械复制艺术与大众文化，要明白原创艺术的现实意义，要善于通过原创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来将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唤醒，营造尊重、理解、对话、创新的良好氛围，并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出新的人类情感认知方式，有效拓展人类认知的视角，进一步营造更加浓厚的中原传统文化的氛围。

将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相互结合，无疑是对传统文化较好的开发与利用。当前中原传统文化资源分布比较分散，完全可以借助现代技术在博物馆中将中原所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集中展示，使其主题化、集约化；充分利用借势、移植、嫁接等等方式，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尽可能让中原传统文化资源借助新兴文化的优势实现不受地域限制的目标，并健康、稳定、持续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建.新兴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及特征[J].中国城市经济，2011，（10）：92-97.

[2]喻新安.略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全局意义[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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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p#分页标题#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