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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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0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Sun JianjunKe QingCheng Y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ST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provide a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plan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In the model, the plan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environment analysis, function judgement and strategy formation.

[Keywords] system theory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plan model environment Analysis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思想在企业战略管理中逐渐被重视，其依据战略管理的系统特性，明确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及其作用，旨在建立一个开放、有效的战略管理系统。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包括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制度、人及利益相关者、信息渠道。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行业环境因素和一般环境因素，行业环境因素主要有竞争对手、供应商、行业政策等，一般环境因素指社会、文化、科技、政治、法律。这些环境因素都具有相关性，他们相互作用。通过系统地对战略环境因素分析，形成科学的战略，这便是系统观思想在战略规划中的应用[1]。

1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方法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是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中的战略性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谋划。它是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讨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目标，建立和扩大竞争优势，而对各种数字信息资源生产要素（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和数字信息管理体制等）及其功能所作的总体谋划。数字信息资源对组织、国家来讲承担了双重角色，既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又具有驾驭其他资源的能力，因此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综合研究[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关键是对环境的分析，对于国家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来讲，外部环境为一国之外的全球环境，内部环境则指的是一国内部的条件。环境分析即为对全球的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PEST方法。

1.1 PEST方法基本思想

PEST方法是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影响组织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是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技术（Technological）和社会（Social）这四大类。具体的衡量因子见表1[3]：

PEST方法将所有与组织发展相关的一切外部因素分为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这四类，对每一类又细分了其具体影响因子，对这些影响因子的综合分析是PEST方法的核心思想。PEST方法是一种定性的评价外部环境的方法，其优点是能做到科学全面、具体细致的识别环境的条件和变化因素，且简单可操作性强，因此在实际中有广泛的应用，不仅可以用于外部环境的分析，我们也将其应用到内部环境的分析，是一种很好的战略规划分析方法。

1.2 PEST方法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外部环境分析中的改进

如果直接将PEST方法应用于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会发现有许多子指标并不适用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活动中，例如，数字信息资源受技术的影响较大而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衡量技术环境的子指标只有两个，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分析的需要，经济环境指标却又显得过多。所以若要得出正确的分析结果，必须对现有的PEST方法结合数字信息资源的特征进行改进。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具体内涵。2003年，美国南康涅狄格州大学通信、信息和图书学院学者和他的学生调查了开展“数字图书馆”项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要思考以下问题[4]：

1）数字化时选择那种原材料作为数字化收藏对象。

2）数字化实践采用哪些标准、规则和指南。

3）数字化中有哪些与版权和产权相关的信息政策法规。

4）数字化实践中最关键的技术问题是哪些。

5）数字化实施中，在硬软件开发、系统设计和人力资本方面，图书馆的技术市场定位的发展趋势和兴趣所在。

根据国内外在数字信息资源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国家层次的中的PEST方法包含如下分析要素（表2）：

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

基于系统观的基本思想，笔者提出国家层次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如图1*。

在进行正式的战略规划过程之前必须做的工作是战略背景研究，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概状进行分析，得出规划的理念和规划方法。规划的理念是在正式的战略功能定位之前对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要实现的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的初步构想，即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功能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划理念则是较为抽象和假设性质的，可能借鉴的是其他行业的思想，可能引用的是经典的哲学理论，但在后续的战略规划过程中能起到指示和引导的作用。规划方法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通常一个数字信息战略的形成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规划方法。我们提出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将数字信息资源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因此可以称为是一种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模式。这一战略规划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2.1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总体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步骤。环境分析是为了掌握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力量，以便及时作出有效的反应，回避风险，识别危险和机遇，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优化长期或短期的规划。数字信息资源的环境分析即为识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宏观环境和内部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得战略规划能更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5]。

我们将这些因素分为全球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总体环境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内部条件，采用的是前面提及的PEST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政治维是指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维是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技术维指数字信息技术，如当前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其中许多技术都对数字信息资源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维是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考虑的一个尺度。通过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因素划分为这四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识别外部的环境。对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内部能力的分析，要抓住的关键问题是组织内部数字信息资源的数量、类型、分布规律，组织内现有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组织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政策导向等。目的是识别组织开展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资源能力，亦即进行可行性条件分析，需要在组织内部开展充分的调研。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构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SWOT分析模型，即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发展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

2.2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定位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首要任务，前文提到，由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多重角色，决定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的多元性。这一阶段要明确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和战略使命陈述。

①战略愿景（Vision）

按照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弗雷德・R・戴维的观点，愿景就是解决企业要成为什么(what do we want to become) 这个基本问题。例如我国联想集团的战略愿景就是“未来的联想应该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6]。许多企业家理解愿景就是是企业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一种追求，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通过愿景的确立，能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因为愿景并非是虚无缥缈的，而是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信心与毅力才能实现。

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即为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朝哪个方向发展，表达了战略规划的宏观愿望。例如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战略愿景是“为所有的新西兰人创造一个数字化未来。数字通信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提高了民主化进程、为新的机遇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借助技术的力量将公众和与之息息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表现出我们的创造能力，发扬独有的毛利文化（the culture of Māore），增强和南太平洋邻邦的交流”[7]。

②战略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

在企业战略研究中，使命陈述是解决企业是什么（what is our business）这个基本问题，和愿景相比，企业使命是在企业愿景基础上，具体的定义到回答企业在全社会里经济领域经营活动的这个范围或层次。企业使命是比愿景内容更具体、更符合实际的概念。

按照戴维的研究，使命应包括以下九个要素：顾客、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对生存，发展和利润的关注、理念、核心竞争力、公众形象以及对员工的关心。这九个方面也成为评价一个企业战略使命是否合理的标准[8]。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也要求能准确的定位战略的使命。同样的在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其中内容战略的使命陈述是为新西兰公众提供无缝的、便捷的信息访问渠道，使公众获取与之生活、工作、文化相关的重要信息。具体的使命为：到2006年12月，制定和国家内容战略；开发在线文化门户；实施国家数字资产档案项目“Te Ara-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和毛利语言信息项目“the Maori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gramme”；通过合作伙伴资金来开展现有内容数字化以及新的数字内容的创作。

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的确立对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德鲁克曾说过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是战略家的首要责任[8]。愿景能对群体产生激励、导向作用，让这些群体产生长期的期望和现实的行动，在企业使命得以履行和实现的同时，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和实现。凯勒对前人研究上归纳出使命陈述的价值是：一有助于战略规划与组织文化相契合，使战略规划的实施获得坚实的组织文化支撑。二是合理建构的使命陈述具有重要的外部影响力。因为使命陈述表述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甚至能施加影响的边缘群体的利益。同时，使命陈述也表述了存在于组织与受众之间的“契约”[9]。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进程中，国家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已逐渐清晰，我国的国家使命是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平共处的和谐社会。我国的国家愿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能够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2020年左右实现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形成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依据。

2.3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形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最终目的，也是前面两个阶段的最终研究成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后，需要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略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重在管理，一个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为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保障。因此应根据战略的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建立相应的执法部门对突发事件进行初步的控制。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的建立是从源头上做好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管理工作的基础，战略的其它内容都要贯穿和体现这些标准规范。现有的许多标准规范如内容描述标准DC，唯一标识符标准，开放档案信息参考模型OAIS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创新是指积极探讨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商业模式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增加资金收入的行动，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募集资金，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相关产业的经济利润。组织机构是指要建立一个统一、协调、合作的组织机构，各部门自觉履行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接受统一的监督，共同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最后，还要在实践中积极探讨可行的实施模式，寻找最佳实践方案。经过这三个阶段，便完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过程，下一步便转入战略实施阶段。

3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1）既考虑到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环境又考虑到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的内部条件，采用系统综合的思想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综合的战略分析基础。（2）运用了PEST环境分析方法和SWOT分析模型。PEST方法将外部环境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四个维度来衡量，使得抽象的战略规划过程变为科学的、具体的、可行的分析过程。SWOT方法则根据环境分析结果得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所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从而构造了清晰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分析框架，进一步促动战略的形成。（3）将战略功能定位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规划阶段，显示了战略功能定位判断的重要性，明确了战略功能定位在战略规划的作用。它是整个战略规划工作的主导思想。（4）最后，提出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这六者。

参考文献:

1董小焕.论企业战略管理的系统观. 集团经济研究, 2006（10）：1

2Orna, Elizabeth. Inform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ilogy, 2005,56(14):1556-1557

3欧斐生.台湾生技产业经营环境与经营分析模式之应用探讨.台北：国立成功大学管理学院， 2002：26-28

4Liu Yanquan. Impacts and Perspectives of Digitization Practice in the US Libraries.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05, (11):1-9

5Wende,Zhang. Enterprise Strategy’s Studying of pate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4,23(1):108-111

6经盛管理咨询.中国企业文化战略：愿景引航.省略/manager/200605/476.html.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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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46-02

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及中国科学院于2012年4月13日正式印发《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其发展总体目标是：“十二五”期间，重点选择再生资源、工业固废、垃圾与污泥等量大面广和污染严重的废物，以废物资源化全过程清洁控制为基本前提，加强废物循环利用理论研究，大力推进废物资源化全过程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发展废物预处理专用技术，加快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形成100项左右重大核心技术，开发100项左右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废物资源化产品。

由以上可以看出，废物资源化即资源再生技术将是国家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我校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冶金与资源学院筹建了“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新专业。根据这一学科的特点，我们认为，专业建设必须与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因此，本文提出基于循环经济发展需求的再生资源专业建设模式，围绕专业建设目标，积极开展该专业各个环节的探索与创新，为本校及其他院校再生资源专业的发展积累有益的探索经验。

一、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目标、特色定位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树立“资源再生”的基本意识，充分认识到资源再生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而对本专业课程展开积极、主动的学习。本校专业核心是“资源再生”，因此“再生”这一导向始终贯穿于专业培养目标中。本专业培养目标为：具备再生资源科学方面知识，能在钢铁、有色金属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等部门从事再生资源利用的生产、科研开发、应用研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程应用技术人才。掌握再生金属资源回收、再生和利用、冶金固废资源化基本理论，具备良好实验操作技能。专业口径宽，适应能力强，能在钢铁、有色金属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等领域从事生产、科研开发、应用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工作。

该专业的特色是密切结合经济发展需要，着重于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相关的学科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选矿工程等专业。本专业与上述专业的根本区别在于：上述所有的相关专业全部是研究一次资源（即原生资源），而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则是研究二次资源 （再生资源）。此外，研究一次资源的领域已按材料的分类设置了许多专业，而再生资源与技术专业却是二次资源领域里的唯一专业，这就使得该专业具有多门基础理论学科、多种工程技术学科复杂交叉的特点。

二、基于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建设思路

在专业培养目标的指导下，该专业的建设思路紧紧围绕“面向循环经济需要”这一时代主题，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积极拓展实践与创新教育空间，实现理论、实践与创新的无缝对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生对“资源再生”的认识，努力将其培养成高素质的、符合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人才。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在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及学生创新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三、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模式探索

（一）课程设置

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必须为专业发展目标服务，充分反映课程教学的目的。在参考本校冶金专业、材料专业及无机非金属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其他院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我们提出了本专业的课程设置。根据教学目标，我们将课程设置分为通识教育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具体如下：

通识教育类课程：包括德育教育类、外语、数学、物理、基础化学、制图、计算机、体育以及其他适合本学科的特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冶金原理、传输过程基本原理、材料科学（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力学、工业生态学、机械设计基础等。

专业课程：包括再生金属冶金、冶金固废资源化、冶金工艺学、资源加工学以及其他与本专业相关的特色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包括循环经济学、环境材料、冶金过程物流管理、冶金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利用新技术等。

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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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课程设置体系

（二） 实践教学探索

实践教学密切联系课堂、社团和合作基地广泛开展。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所需要进行的实习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三类。

认识实习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授课，以及工人师傅的现身说法全面了解相关的工艺过程。在实习的过程中，学会从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那里获得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实践经验，积累相关的生产知识。通过认识实习，学习本专业方面的生产实践知识，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积累有用的经验。本专业学生2014年将进行认识实习，为了使学生能够真正认识资源的再生过程，我们选取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厂家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我们选择电弧炉厂，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对冶金过程有所了解，又可以对废钢的回收利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选择转底炉厂，可以使学生知道钢铁粉尘回收以后在经过转底炉的处理，就可以生成金属率非常高的球团，可以直接进入转炉或电炉。这是钢铁厂资源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必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

比如生产实习，是学生在生产现场以工人、技术员、管理员等身份，直接参与生产过的程。但是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学生没有办法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考虑将学生分成小组的形式，将集中实习期变为分散实习。比如将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4～6人，每周有固定的1～2天以企业员工的身份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学生除了在生产现场实践以外，还要帮助企业整理相关资料，如有必要可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对相关工人开展讲座，这样应该会受到部分企业的欢迎。这对于企业和学生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又帮助企业解决了部分问题，部分学生毕业后还可能到相关企业工作。

（三）创新教育

本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担负着为循环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使命。因此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必须抓住“创新”这一重要命题开展相关教学。为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

1.本专业所有学生须参加“创造力与创新能力开发”这门课程的教学。这门课程由本校从事多年素质教育的教师担任主讲，这对于加深学生对创新的认识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科研课题。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并为学生指定相应的导师；同时也鼓励学生到当地的再生资源企业中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了解目前资源循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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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之二：数字经济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首先，数字经济将推动消费需求加速释放。随着网络环境的改善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越发广泛地融入居民生活。其次，数字经济将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装备快速应用与发展，数字技术开始融入到传统产业之中，引领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再者，数字经济将促进新兴业态培育汛蟆J字经济领域不断孕育出新模式新业态，倒逼传统行业领域的变革，打破贿的产业发展格局，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点。

基本判断之三：数字经济将推动构筑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全球产业与经济竞争愈发激烈，各国家和地区莫不抓紧机会构筑自身竞争优势。我国人口基础大、单位数量多，市场规模大，能够构筑起数字市场优势；网络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移动互联网发展全球领先，能够构筑起数字基础优势；网民的数字消费意识强，对新模式、新业态的接受程度快，能够构筑起数字观念优势。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将推动构筑中国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新优势。

面向2017年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展现出七方面趋势：

一是数字经济内涵外延将持续陕速扩展。当前全球对数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全球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等已非昔日可比，诞生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数字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新数字经济”。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认识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将进一步创新。

二是需求增长将鼓足数字经济发展动力。从消费层面看，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期，数字消费又是消费的重点。从产业层面看，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期，大数据正成为与土地、劳动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正在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等将加快向传统行业渗透切入，产业升级需求将孕育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创新层面看，数字经济将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领域，具有规模的智力资源、资金资源将涌入数字经济领域，为其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三是政策创新将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各个国家都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力，试图加快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也在近两年持续推出了多个规划、指导意见，以加快推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未来，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将推动相关产业政策的创新，从而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将加速完善保障支撑。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注重配套保障建设。在基础保障方面，将进一步推进宽带网络升级、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发展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在创新保障方面，将加快信息技术创新步伐，推动数字技术与各领域的协同创新，打造公共创新服务载体，优化创业创新孵化空间。在安全保障方面，将加快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强数据资源和用户信息安全防护。在统计保障方面，将探索建设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统计体系，使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可见、可观，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鼓足干劲。

五是数字红利共享机制建设将加速推进。要实现共享发展就要让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实现普惠性释放，为此需要推进打造相关机制，比如数字就业促进机制、数字技能提升机制、数字精准扶贫机制、数字政府强效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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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概述

出版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发展，并伴随着新世纪电子商务活动的兴起而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尽管国内相关研究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理念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相关研究规模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探讨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聚焦于数字化出版对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认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实体意义上的发行作为出版的标准，其与传统意义上发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国出版管理部门规定实体性出版物是指书籍、杂志、报纸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实体存储介质才能被认定为出版。而数字环境下所带来的网络化出版只是借助虚拟的网络系统，因此不具有实体性，不能够作为出版物来看待，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价值而言，其不仅具有实体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传播文化知识的精神类别属性。因此，过于强调出版的实体性缺乏足够科学性，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

2. 商业经济性是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的本质属性

在数字环境下，任何一种出版活动都具有一定商业性，即以获得相关利益为目标。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并非一种公益性活动，而对于出版效率与出版质量优劣的根本衡量标准在于对其盈利状况进行评价[1]。尽管商业化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成为各行业经营状况的根本目标，但作为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公益属性，而忽视公益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出版活动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 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具有网络出版的特性

对于网络出版而言，构建相应的法规极为必要。我国立法机构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网络数字出版的法律规定，并对数字出版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定义。然而，由于网络推广趋于大众化，使得数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够明确，这也影响法律规定效力的发挥，因此出版产业经济发展有必要处理好网络出版的规章性与合法性问题。

二、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日益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式语言、评论、新闻、趣闻杂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屡见不鲜，形成了独特的出版产业文化机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 信息管理困难，制约数字环境出版产业经济发展

在数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现了一些公民有意识构建公共信息评论或转发的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一些付费文章、杂志、书籍等进行免费传播，使出版产业的经济发展面对盗版及违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将文章通过数字途径进行传播。然而，由于数字出版的公开性和复杂性，容易出现数字出版平台管理的漏洞，从而制约新兴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2. 数字环境模式下存在网络出版文化价值取向偏离

由于网络自身传播的特性，使得网络出版文化产业的内容存在许多问题。如传播方式、传播者身份、传播时间地点和经营者都出现虚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来，数字环境中存在大量抨击社会、阴暗心理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黑色网络出版文化，造成人们自身价值取向畸形，影响了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3. 出版产业在数字环境下容易形成泡沫产业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热情高涨，纷纷建设网络出版产业基地，举办数字出版活动，这对推动各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高数字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建基地和办展会比较容易见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会热[2]。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多数出版社都已经构建数字出版平台，而这一数字也在不断增长，相关的出版企业也进行了有效联合，逐步构建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不少城市在将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各类数字出版形式、出版企业出现的频率也络绎不绝。在数字环境的影响下，不少出版企业也顺利转型为专职数字出版企业。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和规划，出版产业内部行业的重复建设，数字出版产业的盲目发展，很容易形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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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提业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以全新的方式，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正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在大会致辞中所说，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对既有经济模式的颠覆重塑，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催生一系列活力四射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物联网、车联网、虚拟现实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它们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7年将是数字经济里程碑之年

2016年，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深入人心。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所长安晖判断，2017年将会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之年。

安晖在“2017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报告中指出，2017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内涵外延将持续快速扩展，需求增长将鼓足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现在很多产业有转型提升的迫切需要，通过数字经济可以将云计算和大数据、物联网等很多新的信息技术应用集聚，可以推出智能制造、柔性制造、定制化制造等新模式，通过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安晖表示。

“积木式创新”是新机会

新常态经济环境中的创业、创新，必须采用全新的理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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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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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图书的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对图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图书出版业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受到国家及政府的特殊管理。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版行业作为我国的主要文化产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方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带动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大量的民营图书出版社也应运而生。这为我国整个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带注入了新鲜血液。图书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大力的推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图书出版业将如何来面对不断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走出自己的品牌之路？如何进一步推动图书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新时期图书出版业经济面临的新环境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内外的市场环境、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态势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身处其中的图书出版业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

2.1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图书出版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2003年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21家新闻出版单位成为改革的试点单位，很快这种变革就在全国全面进行了推进。按照中央的总体改革部署，除了部分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民族文学出版社、部分时政类报刊外，很多出版单位都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一些企业还要实行股份制，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国家还要求其上市发展。这种体制上的变革使得图书出版社在组织形态、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核心工作目标、运营方式、经营者的考核与选择、领导的决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图书出版社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

2.2生产力环境的巨大变化

21世纪的到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高新技术在图书出版业内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图书内容的数字化、图书存储的数字化、图书产品传输的网络化等。这些变化将图书出版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出版领域。在数字出版时代，图书出版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出版、编辑、营销等模式，它的生产、阅读、等都朝着数字化形式转变。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图书出版的生产力、丰富了图书出版物的形态，更改变了图书出版的工作方式，拉动了图书出版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传统的纸质出版与新型的数字电子出版相互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二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力争实现图书出版业的最大化收益，也是我国图书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统计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网络阅读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阅读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比例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图书阅读模式。可见，网络阅读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阅读的重要发展趋势。这将对图书出版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方向。

2.3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图书出版所面临的市场也由原来的国内市场向国际扩展。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各种出版集团纷纷涌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大量涌入中国，我国的传统图书出版市场的封闭性、区域性逐渐被打破，逐渐向着开放性、国际象棋方向发展。另外，我国的图书出版物也越来月受国际欢迎，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和需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必须不断思考如何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为我国图书出版迈进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机会。再纵观国内市场，为了不断面对国外图书集团的竞争，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在我国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各地都成立了图书发行集团，以各省的新华书店为中心，由省内的新华系统做出统一的部署与管理，实现了省内的系统连锁。先由各省不断做大做强，然后再由各省的强者牵头实现在全国的连锁。这种跨区域的经营模式，是我国图书出版市场逐渐成为一个全流通的大市场。

2.4图书出版业的自身发展为图书出版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图书发行主要是通过新华书店这一途径进行流通。1984年以后，图书出版开始由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出版业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并很快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一发展变化也带动了民营资本的兴起，并逐渐在图书出版业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和比重。这迫使整个图书出版业正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新局面。作为一项内容产业，图书出版业将面临全球市场的大格局，因此，图书出版业的产品、销售渠道管理、市场推广等策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制定出符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三、新时期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趋势

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图书出版社也出现了生存危机，优胜劣汰的发展趋势迫使各出版社不得不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核心竞争力，防止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淘汰。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阅读习惯与阅读群体的改变，打破了传统的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模式，时代的发展需要图书出版社必须改变发展模式、顺应潮流，健康发展。

3.1图书出版向着数字化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与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阅读图书，传统的书籍阅读方式已经渐渐远离了他们。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向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很多出版社在网络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采取与门户网站合作、与专业性网站合作、与网络书店合作等形式，充分利用CRM系统在网上进行Email个性图书的销售等。数字化图书出版在我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出版物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技术水平和图书内容也得到了飞速提升。数字化图书出版是传统图书出版形式的一种补充，各出版社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就必须将传统的图书出版于数字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二者之间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互相发展，为图书出版的发展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模式。数字图书出版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差别，都是为读者传播文字、提供图片信息的一种服务。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就是传播的载体不同，数字图书出版主要借助的是网络这一特殊的载体，传统图书出版主要是以纸质作为传播的媒介。目前的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的年轻人都是受互联网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偏重于阅读数字信息。图书出版社怎样抓住这些年轻人的阅读爱好、怎样调动并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是我国目前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与生存的关键。这就要求图书出版社必须尽快培养一支具有创新性的青年队伍，让他们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了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于爱好，在运用先进的软件技术出版适合他们的数字图书。

3.2图书出版社经济向着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图书出版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图书出版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图书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由简单的追求数量的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益增长的方向发展，由追求单纯的品种规模的扩大到追求品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出版社如何办好？办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图书品牌战略的发展目标，办出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在我国图书出版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品牌战略发展的探索，例如：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出版品牌相比，我国图书出版的品牌意识还比较薄弱、泱泱大国竟然缺少强大品牌，对品牌的维护力度也不够，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图书出版品牌战略的实施。因此，对于不同的出版社来说必须明确图书服务的阅读群体，根据市场确定目标，并立足于自身发展的优势与特色，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图书精品，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为拉动图书出版社经济奠定基础。

总之，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我国的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生存发展下来的图书出版社一定是图书出版业中的精英。这些出版社更具有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实力，并顺应时展的潮流寻找出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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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数字经济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要推动力。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离不开大量职业工人和职业技能人才，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不管是生产、流通还是消费环节，将会诞生出更多新的职业和职业技能要求，因此职业教育将会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中的两条腿，要持续推动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化职业教育转化，为行业和企业供应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技能人才。

1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应用、数字经济需求、数字政策环境等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研究，《中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中指出，湖南在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列全国第15位。湖南属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呈现产业集群特点，长沙作为省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初步形成了“一园五区两山”的产业发展格局。2020年在疫情持续的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对湖南数字经济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湘江鲲鹏首台服务器下线、中国首条“智慧公交”投入使用、“和包支付产业园”的持续发展、长沙高新区互联网企业的上市、5G技术在工程设施等方面的应用、传统零售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使得湖南区域经济转危为机。2020年湖南移动电商、社交新零售、跨境电商、乡村振兴、电商扶贫、网络视频、在线教育、移动办公等细分领域融合创新，逆势上涨。2020年，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南省了《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但是数字经济在湖南省经济总量中占比依旧相对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自主创新能力偏弱、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应用技能型人才双重短缺等方面。

2数字经济对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的需求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数字贸易快速向前发展，移动电商、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扶贫、社交新零售等行业快速崛起，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对人才的职业技能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传统的高职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符合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数字化转型不仅使企业和行业急需稀缺行业的高学历高级人才，也急需经验丰富的职业工人和职业应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对人才需求更新也是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高职院校商科不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是需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的数字时代新科技结合起来，转变人才培养思路，以培养具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人文素养等具有综合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目前在数字经济方面最热门的行业有互联网服务行业、教育和培训行业、农业、传媒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见表1)；而在商科专业方向，互联网/电子商务、贸易/进出口领域招聘需求增长较快，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比2020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见表2)；随着出口贸易的逐渐恢复，进出口贸易行业在就业上也受到利好影响，竞争指数相对降低，职位供给比较大，在长沙地区商科方向薪水方面，贸易/进出口行业薪水相对较高(见表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职位供给旺盛的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其竞争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体现在企业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本身求职人员职业素养不匹配的问题，如何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也是高校一直在摸索和研究的课题。

3人才培养瓶颈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扶贫、社交新零售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商科专业人才需求结构也发生变化，同时受疫情持续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等各方面压力，2020年大学生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中小企业校招岗位需求减少，大企业岗位竞争压力激增，导致岗位要求不断升级，不断向名校倾斜，不断向高学历倾斜，出现研究生学历抢占本科生职位、本科生抢占专科生职位的局面，进一步压缩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求职空间，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巨大瓶颈期。如何为湖南区域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商科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不断研究的问题。

3.1专业定位偏差。专业定位偏差包括认知性偏差和结构性偏差。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湖南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性，使得企业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和标准，但是存在高职院校所开设的商科专业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容易导致学生的专业认知存在偏差，比如国际商务专业学生认为国际商务和国内电子商务类似，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认为营销等同于推销。结构性偏差主要体现在高职商科专业定位及设置结构与企业职业人才需求结构及规模之间的偏差。在数字经济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消费模式和销售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商科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大有可为，因此，高职院校在商科专业建设方面，应该结合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比如2020年湖南自贸区成立等利好信息，结合本校和企业资源，明确专业定位，为湖南地区经济发展输入应用技能型人才添砖加瓦。

3.2人才培养方式认知偏差。迎合市场需求，追求就业率，过度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忽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也是高职院校容易走入的人才培养极端。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应该与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区分开来，避免陷入重技能轻人文素养的误区，要注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人文素养的深度融合与综合培养。专业知识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理论基础，在课程设置上应从专业对应性、岗位适用性和知识前沿性等方面进行考虑，提高所学知识和岗位需求的匹配度，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实验室建设、学习氛围、教学模式和专业群方面的建设，这些都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对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制造2025》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应当向国家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当前高职商科学生人文素养缺失很明显，不利于他们融入企业和社会。如何在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教学中，适当融入社会、历史、思想政治、品德教育、艺术、法律、工匠精神等信息，从而全面提升高职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达到商科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为企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也是高职院校需要不断深入摸索和研究的问题。

3.3教师队伍培养单一。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也是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中的关键环节。但是，大部分高职院校教师都是从“高校”到“高校”，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人文素养较高，职业技能相对缺乏；高职院校引入的高层次人才平时重点也放在了科研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技能培养有所忽略，这些问题导致教师队伍培养比较单一和单薄。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经济环境瞬息万变，行业和企业也在对用人标准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单纯只追求专业知识授课和科研能力，可能不能为学生提供新鲜的资讯和信息，比如国际商务专业的关务知识，海关每年都会有信息变更，如果教师只守着自己的固定教材认真上课，不去经常与外贸企业交流获取最新信息，所传授的过时的知识对学生也将是无用的。因此，高职院校不仅要加强学生职业技能训练，通过创新创业、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水平，也要鼓励和激励高校教师多到企业中去实践学习，多与相关商科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交流和学习，获取最新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也将有助于更好的提升教学质量。

3.4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湖南省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若干意见，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及其实施细则条款并没有出台，具体操作细则并不完善。大企业因为人才需求层次不同，一般较少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另外，中小型企业比较注重眼前的利益，缺乏人才培养的长远意识和战略意识，合作意愿和合作主动性不强；同时企业也会担心自己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担心人才培养成本和人才流失问题。这些瓶颈问题都制约企业不能高质量的参与到高职院校商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中来。

3.5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有待提升。对高职院校商科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环节缺失，将直接体现在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方面。除了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养，部分学生容易出现参与学校组织的校企合作实习主动性不高，学习主动性较差、自律性较差、责任感缺失、不能很好的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问题。高职院校教师和辅导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人文素养宣讲，先成人后成才。

4对策研究

4.1专业定位精准化和动态化。高职商科专业定位应该精准化，在给学生做学前教育和专业宣讲时着重明确学生的职业方向和定位，纠正专业认知偏差。但是根据职业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专业培养又不能陷入一成不变的困局，要实施动态化的专业定位调整，既要使学生明白所学专业是干什么的，又要考虑学生就业和企业的用人需求，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要至少考虑3~4年的因为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引发的周期性风险，确保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围绕一个核心内容和方向，在不超出职业方向和定位的范畴内，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学生的学习方向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4.2注重人才培养方式的融合和多样化。高职院校应该根据数字经济背景下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与时俱进的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注重人才培养方式的融合和多样化，培养适合湖南地区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善于根据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进行高职院校商科专业课程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的更新，以满足湖南区域经济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商科专业设置应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步伐，深入行业和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对商科对应岗位和职业的深入分析，合理调整商科专业设置。

4.3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平。高职院校应该加大对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平项目的财政投入，鼓励刚出校门的青年教师积极申报省培、国培、企业挂职锻炼、参加企业组织的师资“1+X”证书培训，获取行业前沿知识和新动态；鼓励老师带队参加湖南省技能竞赛以及商科行业技能赛项，如互联网+国际贸易赛项、电子商务技能赛项、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技能赛项等等，通过参与技能比赛达到以赛促课、以赛促教的目的，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

4.4提高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积极性。高职院校大力提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产学研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的通力合作和互相配合。政府层面需要制定和完善能够激励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具体政策和制度，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如政府拨款鼓励企业参与到学校人才培养中来，企业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政府联合地方行业协会，鼓励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定期举办行业、企业、教师专业知识实操能力培训，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针对学生流失问题，学校可以与企业签订第三方协议，明确“高职院校—企业—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4.5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人文素养内涵包括法律意识、职业道德、诚信意识、通识教育等内容。高职院校不光要培养商科专业学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从商技能，同时也要加强人格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的方向。高职院校应该鼓励教师把人文素养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家、湖南省、行业组织的各项专业技能比赛，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更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5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湖南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应结合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结合各校发展情况，在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教师培养、企业积极性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等方面下功夫，采取适合各校的人才培养路径，为湖南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王博，杨延.职业教育专业定位偏差所致就业风险的应对策略研究[J].职教论坛，2018(1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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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 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篇10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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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5］，具有万物互联化、知识智能化、数据要素化特征［6］。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GDP增长，数据资源成为驱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的必要性

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仍存许多问题。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发达国家较弱，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根据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内涵，现代制造业应该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管理本质特征即信息流和工作流的数字化［14］，企业需对数字化工作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管控，利用物流和资金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协同。因此加速高新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融合迫在眉睫，管理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4］。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要素

为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制造企业全力推进设计研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的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更加趋于网格模式，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转型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制造、销售物流、产品创新等环节的应用进行［8］。这样企业就能改善客户体验、创新价值主张、提升组织效能。基于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特点，企业管理转型涉及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供应链管理，建立与供应商、分销商之间快速的合作和交流的渠道，面向供应链以市场的观点对整个商务活动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的整体结构。供应链管理转型是以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为基础，以最低的整体成本满足客户的同时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运作。二是生产与研发，关键在于优化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客户管理关系中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体系发生变化，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均应有相应的改善。三是客户关系管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关键。数据信息对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建立良好关系等起重要作用，有效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成为传统制造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协调，为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同时业务流程重组不断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进行管理创新，则是对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组织保证［15］。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供应链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的供应链平台成为供应链效率提升的支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化技术的逐步成熟有效解决了供应链上的链接、索引和交互等问题，实现了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有机联合，供应链效率大幅提升。数字经济对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化、横向一体化、物流系统数字化等方面。第一，企业供应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等的支持。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需要利用大数据构建系统化的现代管理体系，搭建好信息供应链管理平台，以确保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顺畅。同时智能化技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工，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促进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1］。第二，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企业为了追求资源整合往往采用纵向一体化来实现高度控制。数字经济时代横向一体化成为主导，企业只需抓住产品方向和市场这两个重点，及时整合外部资源响应市场即可。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完整贯穿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的链条，链条上所有节点的企业都需同步、协调。因此供应链横向一体化程度也是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交易融合交错，物流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重要环节，其数字化程度对企业交易的完成度有重要影响。企业需利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建立适配的物流系统，使全范围、全过程的物流活动能够实现纵深化的管理和协调。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研发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等也发生变化。第一，生产模式趋于模块化、柔性化。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客户管理关系中实施的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变化，单一批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为了满足差异化需求，企业的生产需适合于定制化产品的模块制造，生产模式逐渐柔性化。同时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的搜索、复制、溯源以及认证等相关成本，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模式优化中去［8］。第二，产品设计趋于版本化、迭代化。数字经济时代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增加，用户识别、敏捷学习、迭代试错成为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重要能力［13］。迭代创新模式增加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多样性，也降低了资源禀赋约束［12］。迭代化的生产节奏有利于企业及时地适应供需两端的需求与发展，更加精确地感知新变化、把握新机遇。第三，研发模式趋于开放化、开源化。数字经济发展过程是全生态协力共进的发展，创新不只是部门内部的创新，更是整个生态的协力共进。企业需要不断综合不同领域的新知识、发掘跨界创新潜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凸显核心竞争力，拥有更多的选择、更稳定的系统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2］。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传统的业务流程中一项完整的工作会交交由不同的部门依次进行，信息传递路线较长，信息失真概率更大，导致组织内各部门交流、协调较为缓慢，生产效率与决策准确率较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以企业战略为基础，涉及到组织结构和人文因素等诸多方面。第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组织结构具有复杂化、集权化等特征［3］。组织结构为适应精细化分工和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等，逐渐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为了与业务流程相适配平台型经济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16］。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企业环境快速变化、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创新多元化，网格制相对于科层制更具优势，也是数据驱动组织结构创新的体现。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规则和权力两方面。数字化技术改变了行动者规则，行动依据不再是科层制中稳定的公式规则系统，而是由原来的经验规则变为数据规则，数据、信息技术、知识等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以数据信息及相关技术为核心的规则体系［10］。开放的网络式管理模式和无边界的生态圈管理模式使得权力趋于分散，变得更加多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同一组织内的不同层级之间信息高度透明，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权力越来越小，拥有大数据信息的大型平台组织和政府部门等成为权力集中地。第二，信息技术在业务流程重组中主要作用是提高信息决策质量和速度、简化管理流程［7］。其对业务流程重组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作为流程再造规划管理工具从整体把握项目的规划、进度、预算、评估等;作为成本分析工具分析项目所需资源与成本;作为人事计划工具来进行人力资源相关分析;作为集成工具、编程工具等管理系统开发工具。相对应的，业务流程重组也对信息技术有较大影响，促使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不盲目接受，而是注重人工和信息技术的配合与协调，为企业长久发展提供支持。第三，企业流程重组不仅涉及到技术，还涉及到人文因素。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是深层的管理变革，原有企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将被重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企业需要进行企业文化变革，需要在创新协同的文化引导下，以客户为中心，团结协作进行业务流程重组。通过整体氛围的引导与激励，调整员工的意识行为、价值观等，以实现企业业绩的提升［17］。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使企业文化与业务流程重组过程相适应，两者相互交融，共同进步。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智力价值不断提升，企业组织管理更趋于扁平化，权利也更加分散，企业人员的知识与能力、素养、态度等也需与之匹配［18］。第四，企业战略是业务流程的总纲领和指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实质上是结合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从业务流程出发挖掘企业潜能来进行战略构想［17］。传统制造企业需要结合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环境、市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企业战略进行更适配的调整。

篇12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一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据的广泛积累和深度应用，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经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而且将成为越来越主流的经济形态。

站在人类工业革命历程来看，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两个特征非常突出：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带来的数字化革命;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代表的绿色革命。推动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以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创新发展的方向。发展数字经济最关键的动力是创新，创新也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包括4层含义：低碳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引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区块链、碳汇经济、金融科技等带来的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多约束条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决策模式;站在第四次产业革命高度的新思维模式、新发展理念。在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具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思维模式和新发展理念。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关键是人，如何更好地培养满足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的人才是社会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能够推动数字科学与数字技术突破、进步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也需要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融合并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杰出企业家和管理者。在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杰出的科技人才和杰出的管理人才将共同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在发展数字经济中既要重视数字科学和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要重视数字管理和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大学应更加具有前瞻性，培养更多满足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二

数字正在成为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转型升级的新要素。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牵引，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是腾飞的双翼。

产业数字化不仅是时展与动能转换的需要，还缘于人口结构与就业观念的变化促使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双碳”战略也将推动高耗能行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确调控。得益于制度优势、文化传统与市场空间，我国已诞生出一批数字化代表性企业。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十四五”期间发展数字经济的重中之重。

面对千差万别的行业和需求，如何针对行业特点提供定制化、可运营的解决方案，是产业数字化的关键。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新华三立足“数字大脑”，推出“平台+创新+运营”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在杭州、苏州、上海、武汉等地，打造了智慧园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水利、智慧矿山等一系列行业实践，探索出了传统行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同时，新华三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化与政产学研各界伙伴的合作，通过技术培训、产教融合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培养兼具前瞻视野和创新理念的高端数字化人才超过3万人次。未来，新华三将继续携手产业合作伙伴共同前行，为数字经济发展筑云、融数、赋智。

得益于始终将创新作为立身之本，新华三以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探索芯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的迭代和革新，为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全方位的助力。连续10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浙江省前列、连续8年荣列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榜首。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三

能有这次上台演讲的机会，非常高兴。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曾经历过从学生到社会新鲜人这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都曾有过彷徨、无措甚至迷茫，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又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这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阵痛期。我承认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幸好我能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招商证券，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参加了面试，结果很竟然幸运的就被通知来实习了。

很感谢刘主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工作。自从上了大学，我就给自己定了毕业从商这样的目标，可是，从商到底是做什么好呢?是招商点燃了我心中的那簇火苗，我想我会在这片招商的土地，用心浇灌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我还记得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确立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它。我觉得他说得很正确，可是，我无法预知未来的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的会做到什么位置，我只能给自己一个近期的目标，顺利的成为一名招商人，然后扎实自己的知识，有一批自己的顾客。然后能顺利的进入公司的管理层，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教给未来更多的招商人。 每个人只有明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才会在未来的征途中，越走越远。

当然我们在树立好目标以后，一方面要学会坚持，要永不放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坚持不努力，一切只能是空谈，另一方面要学会接受失败，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在成功的路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都是在为最后那百分之一的成功做铺垫。像林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的大半生都是伴着失败度过的，然而，他从未气馁，从不放弃，最后他成功了。他成为美国最受人们尊敬的总统之一。

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在自己心中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还应该注重平时学习工作的积累，古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选择的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别人优秀的理念、知识，转变成为自己的东西。成功离不开积累!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有说过“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善成德”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正如说的，真正所谓成就，就是在前人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积累就什麽也谈不上，注重积累，不断积累才能扎下深厚的学问之根。我们要有持之以恒，长期积累的精神，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掌握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

量变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会发生质变，我们的积累知识也一样，有了那些不断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的人生才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有了所谓的“转折”。人生的转折点是自己经过一点点的经历与磨练慢慢寻找的，这事可与而不可求的东西。踏踏实实的做人，一步步的制定目标并为之奋斗，人生的转折点就在某处等着我们。不要总想着要一夜暴富，一步登天，太不现实了。从基层干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篇13

在美国数字经济辐射下，加拿大政府也高度重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计算机的普及率。加拿大在1995-2005年内耗资7.5亿加元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遍布全国。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推广方面，加拿大政府专门成立电子商务委员会，负责协调电子商务试点、法律框架筹备等事务，以便尽快健全全国的网络经济秩序。另外，加拿大还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便，开展与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合作，使得其在网络经济的各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二、欧洲经济板块：追赶数字经济

在北美经济板块的带动下，欧洲各国普遍意识到，把握住数字网络带来的种种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是提高欧洲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1999年，欧盟提出并实施“E-Europe”计划，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2003年，为了保障数字经济的安全交易，欧委会通过建立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机构，集中负责收集有关计算机犯罪、黑客袭击和其他网上事故的数据，并协调欧盟成员国致力于网络更加安全，进一步保护“欧洲数字经济安全”和信息社会发展。欧洲数字经济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欧洲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各有特色的扶植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英国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00年初英国政府先后提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关文件和议案，并且公开招聘“数字经济特使”，以期望“英国能形成世界上最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法国成立了新的法国电子商务与数据交换联合会，成员主要是电信部门、生产厂家、技术提供者和网络提供商，旨在通过影响信息技术的使用者、网络提供者、技术提供者、政府实体和科研机构，促进电子商务的应用和网上专有技术、网上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德国政府提出了“全体上网”的10点赶超计划，这个计划强调“利用互联网如同学会读书写字一样重要”，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与互联网实现联网；全部公共图书馆都要实现联网；各地劳动局都要举办“互联网驾驶证”培训班，给失业者开办使用互联网的知识普及课。

三、东亚经济板块：赶乘数字经济列车

东亚金融危机以前，东亚经济板块是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为重振亚洲金融风暴后一度衰退的东亚经济，东亚国家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到以宽带和游戏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新领域，促进了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东亚各国依据国情，制定相关数字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日本成立电子商务促进委员会积极推动网上授权认证和电子货币支付的开展，把信息技术和产业作为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干线网络的基础设施，飞跃性地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韩国实施“网络化韩国21世纪”计划，推动“全民信息化”，把扶持数字内容产业特别是游戏行业当成了振兴经济的国策之一，专门成立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委员会，宣布确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基本计划”。目前，韩国的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产业。新加坡政府成立国家电子商务行动委员会，专事鼓励、推动和协调新加坡各行业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相关标准的制定，领导创建新的万维网服务国际标准。

四、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经济潮流，并对世界以及各国宏观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已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这种挑战变得更加现实。目前，我国面临双重的转型任务：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同时还要转向知识社会。如何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迎接数字经济的挑战，已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1、加快我国企业信息化步伐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显示，企业信息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程度还处在相当低水平。从企业信息化管理方面看，在15000家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10%左右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企业信息化，有70%左右的企业拥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着手向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方向努力，有20%的企业只有少量的计算机，并且还继续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与人事管理等基本信息处理方面。尽管不少企业也拥有局域网或使用因特网，但企业间业务联系仍主要依靠传统的电话、传真和邮件，没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便利性；从企业信息化制造方面看，我国制造业虽名列世界第4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26。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新产品开发周期是国外的几十倍。因此，我国大量传统产业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自动化、信息化。

2．提高电子商务安全性和自主创新能力

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表明，电子商务对推动世界经济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近几年才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04年，全国零售网站为2219家，占电子商务网站数量的比例高达49.5%。200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800亿元人民币。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市场数字化刚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安全认证、在线支付、现代物流、信用、标准规范等电子商务支撑环境薄弱；二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电子商务技术装备和软件不能完全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三是缺乏配套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影响电子商务的普及应用。因此，今后的重点应当是提高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安全认证、在线支付以及建设配套的自主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3．培育数字内容产业的市场环境

东亚各国通过发展数字内容产业赶乘数字经济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内容产业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是现代化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年的报告中，欧盟2000年12月实施e-Content（电子内容）计划以来，欧洲的数字内容产业规模已经达到4330亿欧元，相当于3万多亿人民币，超过了通信业的2540亿欧元和IT制造业的2120亿欧元，占GDP的5%，并且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5%，远远高于其他领域。2002年，美国信息内容产业的规模已达到8850亿美元，日本内容产业的销售规模达1000亿美元，更是汽车业的一半。目前，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市场规模年增长率达到33.8%，未来5年，数字内容将是全球瞩目的新兴产业。当前，我国具备了发展数字内容产业基本条件，高增长需求、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初步支撑、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信息化开始重视信息内容开发利用等因素都有利于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但同数字经济发达国家比较还相当落后。比如在游戏产业，全球游戏市场已被欧、美、日瓜分，美国以游戏销售额112亿美元居榜首（NDPFunworld公司），欧洲以60亿美元居第二（欧盟GerhardFlorin公司），日本以4462亿日元居第三（日本CESA协会），三者占据全球游戏90%的市场，而我国同期游戏市场规模为仅13.2亿元人民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认为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缓慢主要受到市场化基础较差、产业链生态环境尚未形成、互连网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不成熟和政策面支持不力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从政策措施上明确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并培育合适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