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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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3、衣，随季节更替，穿着适宜的应季服装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选择环保面料并减少洗涤、选择手洗、减少服装的购买。

4、食，购买本地、季节性食品，减少食物加工过程，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使用少油少盐少加工的烹饪方法，健康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地球。

5、住，居住面积不必求大，理智选择适合户型。因为住房面积减少可以降低水电的用量，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6、行，选择合适的汽车车型，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汽车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应尽量选择低油耗、更环保的汽车。

7、用，洗菜水洗澡水循环利用、每间房只装节能灯、不吃口香糖、使用时尚的环保袋、双面打印、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尽量购买包装简单的产品，既减少生产中消耗的能量，也减少了垃圾。

8、使用洗衣机时，同样长的洗涤周期，“柔化”模式比“标准”模式叶轮换向次数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至7倍，“标准洗”更省电；

9、如果每个汽车司机都注意给轮胎及时适当充气，车辆能效就能提高6%，每辆车每年就可以减少90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篇2

一、 引言

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最近几年，气候变化尤为引人关注。据地球气候统计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开始，地球大气中的CO2浓度已经从280ppmv上升到了目前的379ppmv，全球平均气温也在近百年内升高了0.74℃，在近三十年来尤为明显。如果任由这种趋势继续，全球气候将难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组织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国际性法案，如《京都议定书》，以此来约束全球工业发展对气候的影响，达到全球范围内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这对我国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持续，据相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的化石燃料消费排放为62.84亿t，占全球总量的21.01%，已经超过美国的20.08%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新一轮气候谈判的进行，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而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经响应了全球节能减排方面的倡议，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目标，即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40%―4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了CO2排放的目标，即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17%。

对纺织服装行业的碳足迹研究都集中在近几年，但由于计算方法和标准都不完善，更多的研究都是在以一种综述的方式阐述新近的研究成果或者计算标准，也因为对于系统边界和投入产出一些过程难以控制，想要通过明确的边界、准确的投入产出来计算碳足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也是目前研究的困境和不足之处。本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尝试性的通过一个行业对能源投入消耗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计算碳足迹，并以此来论述纺织服装行业减少碳排放、实现行业转型的必要性。

二、 碳足迹及其度量

碳足迹源于“生态足迹”，是指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排放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体总量，相对于其他碳排放研究的区别，碳足迹其实是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摈弃了传统的“有烟囱才有污染”的概念，就比如人行走时留下的脚印，碳排放也有自己的足迹。产品碳足迹是指某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种GHG排放，即从原材料一直到生产（或提供服务）、分销、使用和处置，或者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整个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对碳足迹的计算目前比较认可的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计算方法是“自上而下”模型，这是以过程分析为基本出发点，通过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得到所研究对象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清单，进而计算研究对象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也即碳足迹。

第二种方法是“自下而上”模型，该模型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投入产出模型是研究一个经济系统各部门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数学模型，该方法最早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列昂捷夫（W. Leontief）提出，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经济分析方法。Matthews 等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会（WBCSD）对于碳足迹的定义，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建立了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模型（EIO―LCA），该方法可用于评估工业部门、企业、家庭、政府组织等的碳足迹。

投入产出法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根据能源的消费来计算碳足迹。因此，碳足迹的核算是基于终端能源消费口径的统计数据，采用对应能源的排放系数来计算全部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i=1，2，3，......，n

（1）

其中，C为碳排放量；Ei 表示的是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以标煤计算；fci表示的是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这里我们直接引用曹淑艳等给出的我国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以上两种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各有优点和局限。对于过程分析法来讲，其优点在于分界明显，能够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每个阶段的碳足迹；其局限性在于：1、由于该方法可以在无法获知原始数据的情况下采用次一级数据，这可能会导致碳足迹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偏低；2、过程分析法在对碳足迹分析时，没有对原材料生产以及产品供应链中的非重要环节进行更深入的思考；3、过程分析法由于无法具体获悉产品在各自零售过程中的碳排放，所以零售阶段的碳排放结果只能取平均值。对于投入产出分析来讲，它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信息，计算经济变化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局限性在于：1、EIO―LCA模型是依据货币价值和物质单元之间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但相同价值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隐含的碳排放可能产别很大，由此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偏差；2、由于同一部门存在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的CO2排放可能千差万别，因此采用该方法计算时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3、投入分析法可算结果只能得到行业数据，无法获悉产品的情况，因此只能用于评价某个部门或产业的碳足迹，而不能计算单一产品的碳足迹。由于本文计算的碳足迹是纺织服装行业的，因此这里我们选用投入产出法计算。

三、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碳足迹状况及其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碳足迹。需要将纺织服装行业进一步分类。为此，我们采用国民经济对行业统计的分类。截止目前，行业分类已颁布了3个版本，分别为GB4754― 8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199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和GB/T 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文根据GB/T4754―2002将纺织服装行业划分为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这三类。由于是对我国纺织服装全行业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因此在确保统计数据来源一致的前提下，行业分类的内部调整对最终核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对这三个类别的能源消费数据进行细分，选取2000-2012年的数据，这是因为早期数据无法获取，再者我国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工制造业才蓬勃发展起来，使用以前的数据计算碳足迹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一）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状况

根据能源统计年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能源消费包括：煤炭消费、焦炭消费、原油消费、汽油消费、煤油消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电力消费。根据表1给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采用碳排放公式（1）进行计算，得到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中各类企业历年的碳排放量（如表2所示）。其中，我国纺织行业的碳排放从2000年的6349.28万t增加到2012年的14114.29万t，增加了两倍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从2000年的648.36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878.25万吨，增加了三倍；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从2000年的368.78万t增加到1166.37万t，也增加了三倍多；其中2000―2012年间，纺织品行业的碳排放量占这三个类别的比重一直最大，平均保持的85%左右，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碳排放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碳排放占比平均处于5%左右。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在2000―2012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处于不断上升之势，在2008―2009年间略有下降，这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些企业减少产出，因此碳排放暂时下降，但整体上不影响这个行业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服装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分析

碳排放强度是反映碳排放量与产值产出之间关系的指标之一，目前比较认可的计算方法是：碳排放强度等于CO2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因此，将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定义为纺织服装行业的CO2排放量与纺织服装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2）

式中，I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强度（tCO2/元），C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t），VG为纺织服装行业总产值（亿元），由于2000―2003年数据的缺失，这里我们使用2004―2012年的数据，将纺织服装行业细分为纺织行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3个细分行业，分别计算碳排放强度，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纺织行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3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从2004―2012年间都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资源使用合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所致。其中，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强度远远大于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因此通过控制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就可以大幅度减少纺织服装行业的碳足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低碳转型的启示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在不断的下降，但整体上的碳排放量还在不断上升（见图1），和我国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不符；再者，纺织服装行业也是我国主要的出口行业之一，随着国际上对碳排放要求强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实施碳关税，虽然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也是未来纺织品行业发展的方向。TESCO总裁Terry Leahy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要在所有上架的7万多种商品上都加注碳标签，这也引起众多竞争者的竞相模仿。因此，只有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才能在将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最后，减少纺织品的碳足迹对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通过减少产品碳排放达到国家设定的标准就能获得碳标签，碳标签能帮助企业赢得更多的消费认可，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英国大陆服装公司earth positive 在一件的普通T 恤上贴上碳标签，其市场价比同类服装高出2―3 倍。

随着我国碳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通过出售碳排放权利获利；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制度安排下CO2 排放权将成为一种商品，与有形商品一样，通过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体现其价值。企业转型所获得的减排权既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又将为其带来可预期的收益。因此，生产企业向低碳企业转型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纺织服装行业由现在的生产模式向低碳生产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计算纺织服装行业碳足迹的过程来看，要实现低碳生产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该行业的转型：第一，从原材料的选取上选择低碳原料，一条400g重的化纤材料裤子，从原材料提供到最后的回收或者处理，整个生命周期（假设寿命2年）消耗的能量相当于200度电，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大约为47kg，而棉、麻等天然织物不像化纤是由石油等原料合成的，所以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物要少的多；第二，实现加工过程对能源的充分利用，提高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纺织服装行业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量极大，如果控制这一过程中的碳排放将对整个行业碳排放都有明显的改观，实现这一转变可以通过研发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更加科学的生产流程，减少生产过程对能源的消耗，提高使用效率；第三，转变目前对纺织服装品在使用结束后的处理方式，实现废弃产品再利用的可能性，目前对纺织服装用品在寿命结束时大多采取的是集中焚烧处理，这样增加更多的碳排放，如果能够实现对这些废弃品的回收利用，不仅减少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还能避免再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已经有一些服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的活动来实现其产品的回收再利用，这很值得大多数企业去学习和模仿，如果不实现这种转变，随着消费者对纺织用品消费的频繁度提高，很多没有到寿命结束时就已经废弃了，都采用焚烧处理对碳排放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我国纺织服装行业能够顺利地实现转型，就会使纺织服装行业占据未来发展的优势地位，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话语权，才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不达标而被淘汰。当然，服装行业的转型也是一个复杂和创新的过程，这不仅要求企业从原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控制碳足迹，还要求企业考虑的产品使用结束的处置环节，也即是说企业的转变要实现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低碳控制，从产品的出生到坟墓整个过程减少碳排放。

五、结论

从碳足迹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处于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仍处于高位，而服装和皮革制造行业的碳强度相对降低，但是各个行业的碳足迹都在不断上升，在2000―2012年之间，纺织行业碳足迹增加了三倍，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增加两倍多，这与我国低碳减排的目标相悖，也不符合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再者，从纺织服装行业来讲，实现生产过程的转变、减少本行业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随着消费者碳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选择低碳产品，如果不实现这个行业的转变，纺织服装企业也将面临生存危机。从计算纺织服装行业碳足迹的过程来看，该行业要实现转型必须从原料选择、生产过程控制以及产品的废弃处理来考虑。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减少本行业的碳排放，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赢得该行业在未来低碳竞争中的主动优势。因此，从碳足迹测度纺织服装行业的生产过程来看，必须进行低碳转型，只有实现本行业生产模式的转变、开发低碳产品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李昕，吴雄英，丁雪梅.纺织服装工业碳足迹核算中的若干问题[J].印染，2013（12）

[2]屠莉华，刘雁.纺织服装行业碳足迹研究现状分析[J].进展与评述，2012（3）

[3]曹淑艳，谢高地.中国产业部门碳足迹流追踪分析[J].资源科学，2010（11）：2046―2052

[4]谭丹，黄贤金，胡初枝.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升级与碳排放关系分析[J].四川环境，2008（2）：74―78

[5]王微，林剑艺，崔胜辉，吝涛.碳足迹分析方法研究综述[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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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变暖与环境污染日益引起来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引起理论界的探索研究。采用IPCC计算方法，对中国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定量研究了碳排放量与GDP，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GDP显著正相关，碳排放强度与环境治理水平显著负相关，最后，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角度提出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碳排放数据；碳排放强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7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6．0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CGE模型的我国低碳发展政策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2YJA79021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研究“三重”重大专项“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和对策”（项目编号：2014-SZZD-07）

收稿日期：2014-12-26

0 引言

根据联合国（NGO）世界和平基金会世界低碳环保联盟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但人均碳排放却远远低于美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内，对于能源消费数量庞大，而且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以及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引起人民关注，减少二氧化碳等废弃物排放，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每单位GDP中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首先要明确影响二氧化碳产生的因素，较为经济、准确地获得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本文将估算中国碳排放数据，为低成本、高质量获取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有关估算碳排放数据的方法的研究主要有，Druckman等采用类多维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果显示英国碳排放量与收入水平、居所、职位和家庭组成有关；Ramakrishnan应用DEA方法研究了了GDP、能源消费、碳排放三者之间的联系；Ugur Soytas运用VAR 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魏楚通过研究发现GDP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影响较大；许士春采用LMDI加和分解法得出我国碳排放的最大驱动因素经济产出效应而最大的抑制因素为产业结构效应的结论；赵敏利用IPCC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估算出上海居民城市交通碳排放数据，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叶震参考了RAS双向平衡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估算出我国1995－2009年数据。现有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方法有些过于复杂，所需要的参数较多，结果未必更真实接近真实碳排放量。

1 碳排放数据的估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如投入产出法、碳足迹计算器法、IPPC计算法等。IPCC 计算碳排放的方法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为世界通用的计算方法，IPCC的评估报告阐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来源主要为人工排放，而人工排放的途径主要来源能源消费。尽管各国减排技术或资源禀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种方法依然可以通过变换相应参数进行调整，这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所需要的各种能源的参数以及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计算十分简单。

采用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方法，假设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为固定数值，将其结合能源消费数据：

式（1）中，A为通过能源消费向空气中排放的碳排放总量；Bi为能源i消费量； i为能源种类；i＝1，2，3，估算的是由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量；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上述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在连续进行时间序列数据估算时存在一个缺陷，即如果选定基年的碳排放系数，那么基年以后年份同样选择相同的碳排放系数，则明显没考虑废弃物循环利用和综合治理的因素，因为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水平的提高，循环利用或综合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弃物的力度也在加大。但是很难获得二氧化碳回收等方面的数据，因此，选择“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修正碳排放系数。

取某一种能源基年的碳排放系数为Ci1，基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值为，则基年以后任一年份碳排放系数为：

本文选择2000年为基年，利用以上公式估算中国2000－2012年碳排放总量（文中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GDP以2012年价格计算，估算结果如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在总体增长的趋势中，出现几次阶段性下降现象，主要原因不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而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中国碳排放量主要由煤炭产生，而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大，而其他所占比重较小，产生单位热量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见图2。

碳排放强度是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其大小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大小。从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取得的成效，然而应该认识到中国碳排放强度依然较高，而且最近几年下降速度变慢。

2 碳排放量与GDP关系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能源消费结构和环境治理水平也在不断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水平提高又减少了碳排放量。因此，有必要研究碳排放量与GDP关系以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

为解释变量，以2012年不变价格计算，碳排放量被为被解释变量，模型中参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则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用200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则2000－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关系为：

从上述建立的一次线性回归模型各参数可以看出，GDP对碳排放量显著，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表明中国GDP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量，随着GDP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与之同步增长的趋势，并且GDP每增加1亿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24万t。由于GDP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长期的单调递增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减排压力。

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f1、f2分别代表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用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0-201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结构以及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如下：

括号中数据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1％显著。

碳排放强度和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变化的正向关系说明，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的提高都会使碳排放强度增加，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要比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促进碳排放强度增加得快一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提高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符号为负，表明环境治理水平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表明在中国提高环境污染治理将会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

3 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的局面

要把加快低碳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过多碳排放量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以及由于大量碳排放量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要明确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碳排放方面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要牢固确立低碳发展意识，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保护环境等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重要发展理念。要区别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经济发展不仅有经济总量的增加，更需要有经济效益、环境治理以及人民水平的提高。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低碳发展。

3．2 优化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由于不同产业生产相同价值的产品其消耗的能源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生产等值产品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多，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少，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少。中国要想完成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的承诺，就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力争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碳排放总量最少。

3．3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利用结构显著相关，一般来说，产生等热煤碳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而清洁能源排放更少。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形成以煤炭为主，清洁能源较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造成了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要加大对风能、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另外，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在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又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3.4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影响因素很多，由前面研究可以看出环境治理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较低，而且其值一直难以稳定，处于不断变化中。当前，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不够相关，因此，有必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可以逐步引入碳税制度。碳税可以迫使企业因为沉重的税收而放弃碳排放量较多的一些产品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它是最具有市场效率的减少碳排放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

3.5 增加碳汇

减少二氧化碳除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外，还应该尽量吸收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碳汇的目的就是从大气中除去二氧化碳的一些方法过程、活动以及机制，主要依靠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是最大的碳库，通过树木和花草等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氧气并向外排出，这样会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当前，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较低，需要继续增加森林面积。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排放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十分庞大，要想保证空气质量，减缓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需要扩大森林面积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另外，国土的绿化会使国家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观光，不仅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同时也可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Angela Druckman.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UK Households 1990-2004[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68)

2 Ramakrishnan. Factor Efficiency Perspective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World GDP,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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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金荷.中国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11（4）

5 许士春，习蓉，何正霞．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启示［J］．资源科学，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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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湖北是典型的能源输入型地区，如何在能源缺乏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且做到低碳与减排这一目标，是湖北省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难题。因此，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有助于找到合适的减排措施，实现湖北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方面，Shi（2003）在基于对93个国家1975―1996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变化对碳排放变化的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加明显。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Kim、Lee&Nam（2010）利用STAR模型，研究发现韩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从而会导致不同强度的碳排放。Lenzen（1998）和Weber（2000）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行为对能源的使用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一定的影响。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的研究方面，Hulten（1973）首次将指数分解方法应用于能源问题的研究。Boyd等（1987、1988）分别提出了算数平均的Divisia指数法的乘法和加法形式。Ang和Liu（2000）提出了对数平均Divisia分解法（LMDI），通过这种方法来计算出来的因素权重不存在残查，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国内学者徐国泉等（2006）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我国1995―2004年，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宋德永等（2009）运用LMDI方法，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分析了我国1990―2005年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朱勤等（2009）引入了人口因素研究碳排放影响因素。秦翊、侯莉（2013）运用LMDI分解法对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解，量化各因素贡献。许广月（2011）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认为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规模、产业结构域及能源消费结构。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采用LMDI方法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是较为合理的。

三、湖北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现状

1、能源消费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湖北经济的发展，湖北省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2012年湖北省能源消耗总量高达18128.09万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7546.74万吨，其中煤炭消耗12237.57万吨、石油112.86万吨、天然气389.42万吨、电力2019.28万吨，比2005年分别增加77%、42%、164%、89.5%。

由表2中相关数据可知，湖北省主要的消费能源为煤炭，2005―2012年间，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总体维持在60%到70%之间，有较小幅度的上涨。石油消费所占比例先增后减，总体维持在20%到25%之间。电力消费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总体维持在9%到11%之间。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上升趋势明显，2012年所占比例比2005年增加了54%，但从整体而言，湖北省天然气消费规模非常小。由于同等质量条件下的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煤炭提供的热量少于石油和天然气，但碳排放要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因此煤炭消费所占比例会直接影响到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会影响碳排放量。

2、碳排放

在测算湖北省能量消费碳排放量时，采用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碳排放测算方法――IPCC清单法进行计算。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类能源分类进行计算，将各小类化石能源按照折标准煤系数折算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并分别进行加总，再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碳排放量。关于碳排放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推荐的系数。

由此可以得到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总量数据如表5。

由表5相关数据可知，从2005―2012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有所降低。2005年碳排放总量为6665.58万吨，2012年碳排放总量为11349.7万吨，是2005年排放量的1.7倍。2011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首次突破亿万吨。从表3湖北省能源消费量相关数据可发现，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反增为减。这些数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三者变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湖北省经济形势受到了影响，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出现同向波动的情况。

由图2可知，2005―2012年间，由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的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上涨趋势。在各种能源利用中煤炭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多，其次是石油，再次是天然气。煤炭消费量的增加是湖北省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天然气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虽然由天然气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但在总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较低。

四、基于LMDI方法的湖北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

1、LMDI方法的分解模型

构建碳排放影响分解模型的目的是分解出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计算这些因素的贡献率来分析其影响程度。根据Johan.A等的分析框架，碳排放量的分解如下：

其中，C为第T年相对于基年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值;CT、C0分别指第T年，基年的碳排放量;CK、CS、CI、CR、CP分别为能源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GDP以及人口等因素变化导致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值。

按照LMDI方法，各个因素的分解结果如下：

因此，文中所需的数据有2005―2012年间湖北省碳排放量、各种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湖北省GDP及人口数据。通过计算后构成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GDP数据。

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均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统计的能源消费量是全社会能源消费量，而不是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耗量。此外，为了方便计算与分析，将统计年鉴中的8小类能源消费数据利用折标准煤系数换算后，加总归类后得到煤炭、石油及天然气三大类能源消费量;碳排放数据是在能源消费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国家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利用碳排放量测算公式计算得到。湖北省人口及GDP数据均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网站中公布的湖北统计年鉴。其中，为避免受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2005―2012年的湖北省生产总值数据采用2005年的不变价格。通过计算整理，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如表7、8所示。

3、实证分析

（1）数据处理

在表7及表8的相关数据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指数分解法（LMDI）对湖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由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固定不变的，根据碳排放分解公式，可知影响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因素为能源结构因素、经济发展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及人口因素，得到各分解因素的贡献效应值如表9所示。

（2）因素分析

结合相关计算结果和湖北省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的有关数据，对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分析。由表10可知，能源强度累积效应值为负数，能源结构、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的累积效应为正数。

能源结构因素逐年效应存在较大的波动情况，在2005―2006年、2006―2007年、2007―2008年以及2011―2012年等期间内，能源结构效应为负值，其余期间为正值。由表8可知，2006年、2007年、2008年以及2012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天然气及石油消费比重未出现该趋势，且煤炭的碳排放系数在三种能源中是最高的。因此，能源结构效应与高碳能源消费比重保持同方向的变化，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有助于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从累积效应值来看，能源结构累积效应为64.65，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变化的正向影响因素，但效应贡献率较低，仅为1.5%。

由表9可知，能源强度因素逐年效应均为负值。结合表8中能源强度数值变化情况，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可知，能源强度因素逐年积累效应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因此，能源强度上升，将促使碳排放量上升;能源强度下降，会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长。从贡献率来看，能源强度因素的贡献率为-73.13%，对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变化有较强的影响。“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湖北省能源强度不断下降，该期间湖北省能源建设显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的过快增长。

2005―2012年期间，经济发展因素的逐年效应均为正值，累积效应值不断增加，据表8中的人均GDP数据可知，经济发展因素效应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不断上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湖北省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因素的效应贡献率高达167%，经济规模的变化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2010―2011年期间外，人口规模因素的效应均为正值，根据表7中人口数据可知，2011年湖北省总人口为6164.1万人，比2010年减少11.9万人。人口规模因素逐年累积效应不断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规模对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拉动作用。人口规模的效应贡献率为5.3%，相对于经济发展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而言，影响作用较弱。

五、小结

通过运用LMDI方法对湖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在2005―2012年期间内，湖北省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6665.58万吨，增长到了2012年的11349.7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7.9%，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在此期间，湖北省碳排放累积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在2008年有所回落。这一趋势是经济发展因素、人口规模因素、能源强度因素以及能源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个影响因素中，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效应的贡献值高达167%。同时，人口规模效应也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贡献率为5.3%。虽然人口规模因素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的，但如果实施了有效的长期调控战略，其驱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能源强度效应在很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长，贡献率达到-73.13%。“十一五”规划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明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源强度由2011年的1.28吨/万元，下降到2012年的1.15吨/万元，同时，2011―2012年期间能源强度抑制效应高达-1140.57，这表明《湖北省低碳发展规划（2011―2015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湖北省低碳发展的总体蓝图和行动纲领。但从总体累积效应来看，湖北省碳排放量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湖北省要重视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量。2005―2009年，能源结构因素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抑制，而此后转变为拉动作用。总体而言，能源结构效应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变化的正向影响因素，但影响效应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湖北省能源消费结构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优化，仍是以煤炭等高碳能源为主。同时这样说明湖北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减少碳排放量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对于湖北省碳减排政策提出如下建议：（1）湖北省应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整合利用水电资源，推动天然气快速规范发展、高效利用风能资源、充分发展太阳能、有序开发生物质能，强化低碳能源生产与供应，减少煤炭消费量，逐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2）降低湖北省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可采用行政和经济手段，从而有效地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3）利用科技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能有效地降低湖北省碳排放量。政府应加强在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能源技术研发投入，利用湖北省的人力资源优势，组织动员产学研相结合进行重点课题攻关。（4）推行碳排放配额制度，建立健全湖北省碳交易市场。这是新时期湖北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篇5

一、前言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北五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是给环境带来了负面效应，如CO2排放逐年增加。在全球变暖引起整个世界关注前提下，如何控制和消减这种趋势，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CO2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Wang（2005）等指出能源强度是减少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1]。Zhang（2000）等指出政府通过政策和技术手段大大降低了能源强度[2]。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徐国泉（2006）等指出经济发展拉动了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具有抑制作用，但是难以抵消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3]。宋德勇（2009）等指出我国4个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是碳排放波动的重要原因，切实转变增长方式是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4]。

目前还没有对中国西北五省碳排放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并相互比较的研究。本文基于指数分解法中的对数平均方法，以西北五省2000 —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西北五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以期探求出减少西北五省碳排放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西北五省碳排放量的测算和基于LMDI模型的碳排放公式分解

本文利用各种化石能源的消费量，粗略地估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借助B.W.Ang（2005）的LMDI方法，将西北五省碳排放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人均产出、人口数量五个因素。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11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年）。

三、实证分析

（一）西北五省的碳排放量概况

2000—2010年10年间，西北五省的碳排放量总共增加了15025.64万吨，增长率为206.62%。其中，碳排放量增速最快的是宁夏，其次为陕西，第三位是新疆，第四位是青海，最后一位是甘肃。

（二）各分解因素对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影响

2000—2010年，能源结构因素促使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增加。具体来说，能源结构因素导致陕西、甘肃、新疆这三个地区碳排放量上升，其贡献值分别为464.34、61.40、4.85；但却导致青海、宁夏碳排放量下降，其贡献值分别为-50.49、-185.59。

能源强度因素是西北五省各地区碳排放下降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碳排放的贡献值分别-2729.25、-5551.57、-1510.17、-12684.89、-4267.18，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调整与变化是导致西北五省碳排放量下降的关键因素。由于西北五省产业结构不完善，仍然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欠发达，因此西北五省的能源强度与全国水平相比要高。调整产业结构也就成为西北五省节能减排的核心政策。

经济发展因素导致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增加，其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碳排放的贡献值分别为11539.70、6880.87、2030.08、6516.44、7670.99。因此，如何发展经济又对环境产生较小影响成为西北五省面临的重要课题。

人口数量变化因素也导致西北五省碳排量增加，但相对经济发展因素来说对西北五省产生的影响较小，其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碳排放的贡献值分别为324.77、38.48、123.70、423.37、695.01。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2000年至2010年西北五省各地区的碳排放量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自2002年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以来，碳排放量增速变快。仅在2010年，碳排放量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

按照各因素对碳排放量贡献程度的不同，这里将陕西、甘肃、新疆归为一类，将青海和宁夏归为一类。

对于陕西、甘肃、新疆，各因素的贡献值中正指标有能源结构、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变化因素，负指标只有能源强度因素，其中经济发展因素是主要因素。

对于青海和宁夏，各因素的贡献值中正指标有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变化因素，负指标有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因素。

（二）政策建议

1、针对陕西、甘肃、新疆的政策建议

由于经济发展因素是造成陕西、甘肃、新疆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所以这三个地区应该制定发展低碳经济政策。政府需要研究出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相关政策和措施，改善有利于低碳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各地区加大低碳产业的投入，逐步推进低碳产业发展。

2、针对青海、宁夏的政策建议

能源结构因素是青海、宁夏区别于其他三省碳排放因素分解的主要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靠煤、原油、天然气等为主。这些一次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过渡依赖一次能源消费必然会造成一次能源的浪费。在没有高效的开采技术条件下，应该加大对一次能源的保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方法，通过清洁能源的开发，提升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3、针对西北五省各地区总体的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减少碳排放量的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

在分解碳排放量的四个因素中，能源强度因素是导致西北五省各地区碳排量减少的因素。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西北五省碳排量基数大、增速高的根源。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培育和发展一批科技含量高、综合效益好、极有可能成为西北五省新经济增长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旅游业。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例如物流配送服务业等西北五省具有潜在优势的第三产业中的新兴行业，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强能源的合理开发，重点开发太阳能、风能

结合西北五省自身的环境特点，如日照充足、高原风力资源充沛，通过招商引资在日照充足的沙漠地区建立太阳能工业区，利用环境优势来发展工业。西北五省不仅太阳能能源丰富，风力资源也十分丰富。应充分利用自身风力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加大对风力资源的开发与投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

[1]Wang C，Chen J N，Zou J. Decomposition of energy related CO2 emission in China：1957—2000 [J]. Energy，2005，30：73—83

[2]Zhang Z X. Decoupl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from economic growth：A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World Development，2000，28（4）： 739—752

篇6

关键词:

碳排放效率;随机前沿模型;中部地区;收敛性检验

据统计，2013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欧美总和，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已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29%。我国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但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以上，而且从技术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来看，我国的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均低于发达国家，从而导致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全球生态气候环境快速恶化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且保护环境气候，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提高碳排放效率。早期部分学者采用单要素指标研究碳排放效率，但是杨红亮等［1］却认为单要素指标虽然简单易懂但会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只用碳排放强度这个单一的要素指标来衡量碳排放效率，最终无法反映各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因为能源只有在与其他的要素结合后才能进行生产，并且碳强度还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环境资源等相关，产业结构等的变化都会导致碳强度发生一定的变化，然而碳排放效率可能不发生变化;近年来大量的文献从全要素的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碳排放效率进行了评价，比如屈小娥［2］从全要素的角度运用DEA测算了1995—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运用方程组求极值的方法，对碳排放效率前沿进行估算时很容易受到一些数据质量的影响，且研究我国碳排放效率的数据一般为宏观统计数据，有一定的较大误差，所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的测算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但是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不但没有将随机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而且不具有统计的特性导致不能对模型进行一定的检验。随着随机干扰项的引入，随机前沿模型更准确地描述生产者的行为，它首先假设偏离前沿的因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无效，另外一个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噪声的系统［3］。RistoHerrala等［4］基于前沿边界模型(SFA)方法对世界170个国家1997—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效率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杜克锐等［5］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和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的碳排放效率，最终得出我国碳排放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不断的扩大。赵国浩等［6］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山西省1995—2010年的碳排放效率，并且对山西省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我国中部地区处于中原地带，是东西南北地区互通的必经之路。虽然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二元经济有大的反差，增加经济产值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再加上生产管理水平、污染治理投入不足等原因，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不能被生态环境完全消化和吸收，从而碳排放量较大。但目前有关我国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评价的相关文献不多，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碳排放效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提出因地制宜的对策建议，为中部地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排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1．1计量模型随机前沿方法(SFA)是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效率估计方法。它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最基础的数据进行计算获得)，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测算效率。从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来看，对碳排放效率的定义会更加直观，更能贴切的评价生产活动中CO2的排放绩效，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模型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在有关效率估算的定量研究中，一般运用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生产投入与产出函数量之间的关系。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7］以及Meeusen和VanDenBroeck(1977)［8］分别独立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起初该模型并没有处理综列数据的能力，但是Battese和Coelli(1995)［9］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针对那些综列数据的随机生产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使该模型在处理跨时间段的数据成为了可能，极大的提升了应用范围。本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

1．2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选择了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地区的6个省际的面板数据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样本观测区间设定为2001—2014年。生产投入指标选取能源碳排放量、从业年均人数和资本存量，产出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部6省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指标及其数据处理说明如下:(1)各省的GDP(Y)。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然后在此基础上以2001年作为基准，将各省历年的GDP按照2001年的可比价格进行折算。(2)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K)。资本投入以资本存量数据表示地区的资本投入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在方法上本文将借鉴单豪杰等［10］的估算方法，以2001年的不变价格换算2001—2014年的数据，单位为亿元。(3)各省的从业人员(L)。从业人员直接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中部地区各省的2001—2014的年末从业人数。(4)各省的碳排放量(TC)。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的碳排放量的数据，要用一定的测算的方法对能源消费进行处理，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对碳排放量的测算上，本文采用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测算方法，以下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模型计算结果和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中部地区2001—2014年的碳排放效率，由Frontier4．1程序运用其中的最大似然法来估算得出各项参数，参数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碳排放效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碳排放效率和劳动力的系数为正，资本的系数为负，即前两者与产出呈正相关，资本与产出GDP呈负相关;劳动力、碳排放量和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皆约等于0，说明对产出的影响都不明显。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1—2014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稳步上升。从中部地区六省近3年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河南的碳排放效率最高，湖南次之;安徽的碳排放效率最低，山西次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水平达到0.738。从样本期间各地碳排放效率的演变趋势来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6省的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河南的碳排放效率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碳减排任务最为艰巨。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在2001—2014年间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中部各省区的碳排放效率差距正在缩小。

2．2收敛性检验收敛性分析在于检验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收敛一般分为3种类型，即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1)σ收敛性检验对于σ收敛，测度的方法通常有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地区内部的差异，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σ收敛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中部碳排放效率的变异系数随着年份的增加不断的下降，且这种下降比较稳定，说明中部地区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显示出明显的σ收敛特征，没有发散的趋势。(2)绝对β收敛检验采用Sala－i－Martin(1996)［11］的方法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构造回归模型如下。其中ɑ是常数项，β是待估的收敛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Eit、Ei0分别表示第i地区在第t年和初始年的地区碳排放效率，git表示t年间第i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若β显著为负，表明存在绝对β收敛。

为消除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的异常影响，我们将2001—2014年划分为3个时期，以2001—200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初始值，以2011—201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期末值，两个时间段的时间差距为10年，即式(4)中的t=10，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看出，中部地区的β=－0．68为负数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碳排放效率具有绝对β收敛趋势，即中部各地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同一稳定状态，初始值低的地区碳排放效率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初始值高的地区，存在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的发展趋势。(3)条件β收敛检验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需要加入控制变量，为了更好地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分析，在此选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4方面。本文使用如下回归方程式进行检验。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见表4)，中部地区的β值为负，且达到了1%显著水平。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于自己的稳态水平，由于又呈绝对收敛特征，表明中部内部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稳态水平。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占比越大，越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也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对碳排放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水平还不是很好，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对能源的大量使用还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河南和山西，是煤炭的能源大省，因此在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消耗量也是最大的，从而导致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总量中占的比重比较大，碳排放相对于其他能源也比较高，因此它对整个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技术进步的系数为负值，对整个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阻碍，但不明显，由此可见技术进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引进能够减少碳排放量的先进技术。

3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SFA模型测算了碳排放效率值，在2001—2014年期间，中部地区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均呈不断增长趋势，且内部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小。在样本期间，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为0．738，说明我国中部地区能源仍有一定的减排潜力有待挖掘。碳排放效率越高的省份，能源碳减排的成本越高，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不同省份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测算与比较地区碳排放效率，可以为各地碳减排目标的设定提供参考。从碳排放效率的收敛性来看，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说明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追赶效应与趋同态势，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要根据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来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各地区节能减排的潜力，来实现我国在2009年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因此根据本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的测算和分析，得出中部地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减少碳排放量:(1)提高中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从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发展两方面着手，从而提高能源的碳排放效率，降低中部各省的碳排放量。中部地区主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应该积极引进一些新的先进技术，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同时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可通过利用煤炭大量生产无碳气体氢气，从而减少煤炭在燃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环境污染物。(2)优化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引导高耗能行业健康发展，关闭一些耗能大、污染重的企业，控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运用低碳环保技术对煤炭、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3)调整中部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变部分省能源结构单一的局面，向清洁能源转化。中部地区各省的现状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且煤炭又是中部地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而调整能源结构对提高碳排放效率非常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省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开发水电、发展风电、推进核电就地转化，与其他清洁能源相比，核电的供应相对比较稳定，且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用来满足基础用电的供应。转化核电的原材料用料相对比较少，不但减少了成本费用，而且也减少了运输产生的资源费，为交通工作减少了压力。在这些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中，还应该积极开发可以循环利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是一个新生能源，可称得上是绿色能源，太阳能具有成本低、无污染和可再生的特点，符合保护环境的理念，我们目前可使用的各种清洁能源中，太阳能的转换效率比较高，并且经济实惠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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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正变得日益严重，环境治理愈发紧迫。环境保护过程中不断呈现出的新现象、新问题，迫切地需要用新思路、新方法去研究并解决。

低碳概念正是基于传统环保治理手段的不足而提出。它从源头治理的理念、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的思路、以循环的手段提升利用能源的方法为全球各国所认同，并逐渐在各国、各行业展开，或研究、或试验、或推广。尽管如此，低碳经济的相关概念却仍然较为模糊。

从纺织服装行业来看，具体表现在，例如，制造一件衣服的实际碳排放值是多少？计算标准是什么？依据是什么？细分而言，如纤维制造、织造、印染、后整理、服装裁剪、消费、弃置以及运送物流等环节的碳排放分别是多少？一件衣服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如何表现？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尽管国际上也有相关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仍然没有公认的权威的评判标准，这也造成从业企业在面对低碳经济时代时无从入手。

所以发展低碳经济，首要工作便是建立低碳认证体系，为判断市场各参与方的各种行为是否低碳提供一套评判依据，而这一认证体系的核心则是在于建立一种计算模型，通过这一计算模型对参与各方的碳排放行为进行具体的碳排放值量化，为评判体系提供最直观的数值比较。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与背景

研究低碳经济，首先应明确其概念。目前低碳经济的概念已被若干文献所描述，其含义主要是：通过技术、制度的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开拓新能源渠道，减少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依赖，以此减少能耗的排放，降低碳的排放量，最终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经济与生态环境共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推进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可见发展低碳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国际上看，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技术实力的不断强大，发达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正在利用“绿色”壁垒取代传统贸易壁垒。以低碳为概念，以“碳关税”为手段打压和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所以，碳排放问题已不仅局限于环境、经济问题，更是各国在全球利益博弈中的政治问题。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经济一直以低劳动力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促进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减轻工业发展对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压力，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愿景。

二、低碳研究体系

低碳经济的主要工作应以碳排放值的计算为主。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统一、被广泛认可的计算模型，在充分考虑到计算对象（如个人、区域、产品）的特殊性质后，对其进行碳排放值的计算，量化计算对象的碳排放数值。然后依据所测数值为基准，进行低碳行为合规性认可、碳排放权益流转等工作的研究和开展（图 1）。其核心则是碳排放值的采集和计算。

三、纺织品碳排放源

每一件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都包括了：生产、消费（使用）、废弃、处理、运输等不同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由于在消费、废弃、处理、运输等环节难以统计其实际碳排放值。所以，产品的碳排放值以统计其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为主。生产中的碳排放涉及各个方面，为了便于区分和统计，将之分为生产中的碳排放源和辅助生产的碳排放源（图 2）。

生产中的碳排放主要为能源消耗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以及使用水和化学辅料等生产要素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辅助生产碳排放主要为配套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即非生产部门办公、照明、采暖等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废物处理碳排放为处理生产废物、废水、废气使之能够循环使用或达标排放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

需要采集的数值主要包括：

（1）各工艺环节中，所消耗掉的电能，并按照生产单位量电能所产生的CO2值换算后所得出的，生产该产品在电能上所排放出的碳排放值。

（2）各工艺环节中，所消耗掉的水，并按照生产单位量水所产生的CO2值换算后所得出的，生产该产品在耗水上所排放出的碳排放值。

（3）各工艺环节中，所消耗掉的蒸汽，并按照生产单位量蒸汽所产生的CO2值换算后所得出的，生产该产品在耗蒸汽上所排放出的碳排放值。

（4）各工艺环节中，所消耗掉的煤炭，并按照消耗单位量煤炭所产生的CO2值换算后所得出的，生产该产品在消耗煤炭上所排放出的碳排放值。

四、纺织品碳排放值计算模型构建原则与法则

构建“碳排放值”计算模型是为了对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所产生的碳排放值进行统计，以此量化单位量（重量、体积、长度）产品产生后，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值。本模型将考虑到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可能产生碳排放的来源和渠道。

1．模型构建的原则

在计算模型的构建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包括如下：

（1）碳排放的产生不仅局限于生产流程，还包括在运输、消费、废弃及处理等环节；

（2）通过本计算模型得出的“碳排放值”统一由CO2数值表示，且最终得出的数据都是指单位重量产品的碳排放值。某些无法直接转换为CO2数值的，可先转换为标煤后再进行转换；

（3）原料、辅料、设备的碳排放值由其生产厂家提供后代入本模型计算，不单独采集。因为这些环节的展开需要依赖化学品行业、机械设备行业等数据，对于纺织产品的碳排放值计算假设可直接引用即可；

（4）人工的碳排放值可通过对个人每天的碳排放值进行综合加权计算后代入计算模型。目前已有若干的关于每个人的碳排放足迹计算器，可综合这些工具采集相关数据；

（5）本课题只采集能源（水、电、蒸汽）消耗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值，但计算模型保留其他因素产生碳排放的数据接入功能（如之前提到的原料、环节辅料、设备等）。

2．碳排放值计算法则

碳排放值在大多数文献中也被称之为碳足迹。目前，国际上各机构对碳足迹概念都有自己的定义，如Wiedmann & Minx、Hammond、Energetics、ETAP、Carbon Trust、POST等，尽管他们的描述不同，但实质都一样，即：对某种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或人类活动的全过程中，综合分析其产生的各类能耗后，以CO2的方式衡量其碳排放数值。本文不对其概念作过多讨论，取碳排放值为描述标的。

计算出不同对象的具体碳排放值后，可为接下来所进行的各类研究提供准确的量化指标，以此让交易或评判有据可依。目前对碳排放值的计算方法已有公认的意见，主要分为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两类。

（1）过程分析法

过程分析法也称生命周期法（Life Cycle Assessment，LCA），主要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和英国标准协会（BSI）提供的计算方法为代表。

该方法针对产品的流向对象不同分为B to B（企业对企业）和B to C（企业对消费者）两类。通过将产品在这两条流向中所涉及的所有生产和辅助生产行为或生产、辅助生产及消费行为进行整合，充分考虑各个环节在各类能源消耗上的因素，统计出其具体数值，通过加权计算，除以每次计算的产品产量，最终以产品的单位产量CO2排放值进行描述。

通过该方法进行计算需要尽可能地使用原始数据，以避免使用非原始数据造成计算过程的可信度降低。另外，需要纵深考虑产品在生产、运输、废弃等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行为，例如在织物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所用电能、用水量、蒸汽、染化料、助剂等大宗能耗指标，还要考虑到设备维护、设备折旧、人员投入等微观领域的能源消耗，以确保最终计算数据更接近真实值。

（2）投入产出法

投入产出法，即将相关各部门在单位时期内的所有投入和产出罗列成表，从而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消耗系数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的方法。该方法由1973年第 5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 W. Leontief教授在1936年提出。该方法分别统计直接生产部门的生产行为、为生产部门提供能源的能源企业生产行为以及生产链中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生产行为所产生的碳排放值。

由于该方法以分部门形式统计其碳排放值，针对不同批次的产品采用平均值进行计算，所以难以得到具体某个产品的碳排放值，比较适合用于宏观层面（如区域、行业）碳排放值的计算，一般不用于单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值计算。

五、展望与结论

碳排放的不断增加，实质是能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具体表现。实行低碳经济，减少碳的排放，其目的在于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以此减轻环保压力，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保障。为此人们应该：

（1）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推广与应用；

（2）鼓励节能、环保等低碳技术和工艺的应用与普及；

（3）尽快建立并完善全行业范围的碳排放认证体系，完善低碳认证制度；

（4）建设相关法律法规，以此规范行业行为；

（5）建立“碳权益”交易市场，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6）积极探索无碳型新能源，以替代传统能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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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EB/OL]. baike.省略/view/89815.htm#sub8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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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当今社会生产中人们所用的能源绝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人类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以及人类活动造成森林的大面积消失使得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急剧增加，由此产生的温室效应所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也日益凸显。全球变暖问题密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科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全球的建筑物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碳排放的60%以上，碳排放主要就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部分，所以减轻建筑物的碳排放就显得极为重要，为了减缓和消除这些不利影响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们提出了低碳、零碳等生活关念。因此就产生了零碳建筑的概念。

二、零碳建筑的含义

谈到零碳建筑就要先说一说“零碳城市”，“零碳建筑”的构想来源于”零碳城市”。”零碳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理论中。所谓“零碳城市”是指城市对气候变化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零碳建筑是零碳城市的重要一个方面，它是采用综合建筑设计方法，不用常规污染性能源，不损失绿化面积的建筑，用以最大化地实现“零碳城市”。我们要正确认知零碳建筑。绝对的零碳建筑是没有的。零碳排放，不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而是指尽可能不用能大量产生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也就是说尽可能不产生碳排放，对无法避免产生的碳排放使用植树等自然方式补充等量的氧气与人们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达到平衡。做到零碳排放，一是要控制生产过程中不得已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尽可能将其减少到零；二是将不得已排放的废弃物充分利用，也就是将一种产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变为另一种产业的原料或燃料，从而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大量出现的低碳建筑、零碳建筑都基本采用这种方法。提出“零碳建筑”主要是提倡不用有污染的常规化石燃料，加强开发可持续能源。尽管真正要做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是不可能的，但“零碳建筑”作为人类环保的一个理念和目标却是有着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三、零碳建筑实施的措施

目前，世界上建造零碳建筑实现零碳排放的方法一般都是在建筑内采用可再生能源，例如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用地热能供暖等，对无法避免的的碳排放用植种绿色植被的方法来吸收并且还可以造氧。零碳建筑除了尽量避免碳排放以外还大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充分利用阳光、风、雨水、生活垃圾等。如收集雨水净化、灌溉；利用自然气流自调节室内通风、温度；利用生活垃圾用微生物发酵发电，充分利用生物能等等。

2002年完工的伦敦贝丁顿零碳社区是世界上第一个“零碳建筑”。整个社区占地1.65公顷，包括82套公寓和2500平方米的办公和商住面积。它实现“零碳”生态社区的方法是巧妙设计并使用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整个小区只使用可再生资源产生的能源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不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所以说是一个“零碳”项目，其目的是向人们展示一种在城市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居住的解决方案以及减少化石能源、水和汽车使用率的良策。

2010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零碳馆世界瞩目。该馆是采用本土化产品建造的中国第一座公共的零碳建筑，该馆贴切地体现了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这座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的零碳馆中设有零碳报告厅、零碳餐厅、零碳展示厅和六套零碳样板间，全方位向世博游客展示建筑领域对抗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方法。在能源使用上，“零碳馆”除了利用传统的太阳能、风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外，还取用黄浦江水，利用水源热泵作为房屋的天然“空调”；把用餐后留下的剩饭剩菜降解为生物质能用于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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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中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分行业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均来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行业出口贸易额选取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分别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出口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鉴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前人文献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主要工业分类归并调整为14个行业，具体如表1所示。

1.3行业碳排放量测算为计算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而计算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有必要经测算获得各工业行业的行业碳排放量数据。本文将采用方程（3）所示的计算公式，通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来估算各主要工业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为行业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行业消费量，F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搜集不同机构研究确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取其平均值，确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系数F分别为0.728，0.549，0.416。

2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结构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量，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由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出口份额下降较多的行业有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由此带来的碳减排量分别为142.002万吨和1536.27万吨。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口份额的减少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对我国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了最大的抑制作用，减排量为299.28万吨，此外，一些加工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小幅降低也为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行业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额增长很快，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加工制造行业，由该行业出口份额变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达21006.23万吨。总的来看，在2003～2007年这一计算期内，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万吨，结构效应为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从轻纺制品行业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在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从图4、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这些年里逐步发展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的出口，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分别为819.425万吨、154.5555万吨和274.29万吨。由于这些行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低碳行业，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出口份额减少的行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份额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碳排放量减少了17810.1万吨。2007～2011年处于“十一五”规划期间，总的来看，在这一计算期内，工业行业出口结构不断向低碳低能耗转变，工业行业的碳减排起到了成效，减排量为167.81万吨，结构效应为负。由此可以说明，此计算期内，我国始终坚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把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结合这两个计算期来看，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初步确立了工业碳减排意识，但减排成效尚不明显。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各主要工业行业已基本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结构转变，并取得了较显著的碳减排成效。

2.2技术效应碳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工业行业，因此这里的碳强度是指单位工业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结合两个计算期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行业出口额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二者相乘再加总便可得出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技术效应，计算结果如图7、图8和图9所示。由图7、图8和图9中的碳强度数据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两个计算期内，碳排放强度都较大的行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这些高碳排放行业以资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业为主，其生产效率和排污处理水平较低，伴随着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较大。碳强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清洁型工业行业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总的来看，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资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具体而言，第一个计算期内碳强度下降最多的行业依次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91.1万吨，215.83万吨，34.01万吨，295.23万吨和327.04万吨。在第二个计算期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保持着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减少并跃居减幅量首位，给工业行业碳减排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第二个计算期结束，14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碳强度水平已经降低到每亿元1万吨以下，表明我国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工业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减排效果，一些行业如各类机械、设备和器材制造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接近每万吨0万吨。综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第一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233.08万吨，技术效应为负，在第二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809.81万吨，技术效应为负。这说明在过去这两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生产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了，工业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应用，对国家的碳减排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2.3规模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除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余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100%，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高达730.01%。因而在该计算期内，由于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过减排量，总计2230144.01万吨，规模效应为正，但一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行业的出口规模显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个计算期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均大幅缩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出口增长率分别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分别为792701.55万吨、37204.81万吨、352.78万吨和339860.07万吨，为工业碳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减少了204136.20万吨，规模效应为负，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坚持走信息化道路，扩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了排污控制，工业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3.4总效应综合来看，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出口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总效应为正，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给碳减排带来了积极作用，结构效应虽为正，但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已经处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二个计算期内，总效应为负，其中出口规模的减小是导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出口结构的变化给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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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147.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3-0060-05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on fertilization status was carried out in Tengzhou and Yanzhou， Shandong Province. Different recommended scenarios were made， and their impacts on GHG net emission and economic cost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to fertilizing status by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and GHG emission in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ed fertilizers on wheat and corn could decrease GHG emission and economic cost. Especially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base fertilizer and topdressing on corn， the GHG emission both decreased by 300 kgCe/（hm2・a） in Tengzhou and Yanzhou， the cost decreased by 2 700 yuan per hectare， and the carbon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more than 30%. In conclusio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 recommend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ould hav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al values.

Key wordsNitrogen fertilizer； Net emission； Cost； Carbon intensity； Carbon efficiency

工业革命后，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和化石能源的使用，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排放上升，包括CO2、N2O和CH4等。农业活动排放占全球人为排放GHG的10%～12%，其中农业活动产生的N2O占全部排放的60%[1]，主要来自于氮肥的利用，且肥料的过量施用导致了土壤的酸化和水体的富营养化[2]，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对肥料合理利用的重大关注。

施用化肥能补偿土壤养分的流失，满足作物生长的需求，提高产量，保证全球的粮食生产[3，4]。作物的产量增加能导致更多有机物进入土壤，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含量。但是化肥生产依赖化石能源，运输和分配消耗燃料，使用氮肥导致N2O的产生，这些过程都增加了GHG排放，因此化肥的使用需要正确的管理[1，5]。

2005年，我国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推广平衡施肥技术。目前农业部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并了《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的区域大配方与施肥建议（2013）》。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方法，对山东省现代农业示范区滕州和兖州进行施肥调查，根据农业部的施肥建议设定了2种推荐施肥情景，估算不同施肥情景对GHG净排放和经济成本的影响，并采用碳足迹的方法计算化肥碳效率。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区域和调查方法

滕州和兖州位于山东省南部， 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南部，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均温13.6℃，四季冷热分明。年均降水量分别为733 mm和773.1 mm，集中在夏秋季，雨、热同季，全年无霜期210～240天。滕州市处于鲁中南山区的西南麓延伸地带，属于黄淮平原，兖州市处于泰沂蒙山前冲积平原。两地的土壤类型主要为褐土、潮土和砂姜黑土。

本研究采用的农田施肥数据来自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滕州和兖州随机选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自然村进行入户调查，有效问卷总数32份，其中滕州15份，兖州17份。

1.2计算方法

1.2.1固碳速率由于磷肥和钾肥的固碳效应不明显[7，8]，而且主要是氮肥过量使用造成严重污染[2]，因此本研究只考虑肥料中纯氮肥产生的固碳效应。复合肥的氮磷钾配比不同，现状的配比采用15-15-15，推荐情景采用农业部施肥建议中的推荐配比。

2结果与分析

2.1肥料用量

小麦和玉米主要施用复合肥，农户为了节约时间，大多是一次性施肥，只有兖州少部分农户使用尿素追肥。滕州和兖州玉米的复合肥用量均高于小麦，滕州高8%，兖州高20%（表1）。情景1中，滕州的小麦和玉米复合肥用量分别减少50%和70%，都增加了尿素作追肥，兖州小麦和玉米复合肥用量分别减少37%和72%，小麦尿素用量增加1.87倍，玉米增加1.31倍。情景2中，小麦的肥料用量和情景1相同，两地玉米的复合肥用量与现状相比都大约减少了一半，同时不用尿素追肥。

2.2固碳和GHG净排放

本研究分析了两种因素导致的GHG排放：肥料生产排放和氮肥施用排放（图1）。现状和推荐情景中，肥料生产排放占总和的比例都大于80%。两种推荐情景中，在总排放减少的同时，肥

料生产排放的比例降低到81%，相应氮肥施用排放增加到19%。

兖州现状的固碳速率比滕州高14%，在两种推荐情景下，两地的固碳速率都增加了13%。无论现状还是情景，碳排放速率都高于固碳速率（图1），按照GHG净排放把不同情景排序：兖州现状>滕州现状>兖州情景2>兖州情景1>滕州情景2>滕州情景1。现状条件中两地的固碳只抵消11%的排放，两种情景条件下固碳抵消了17%的排放。

推荐用肥提高了化肥碳效率，滕州增加了40%左右，兖州增加了30%，这说明推荐用肥情景下，化肥利用效率提高。推荐施肥也导致农户的经济成本下降，玉米成本下降大于小麦，兖州的下降幅度大于滕州。由于产量不变，净收入提高，推荐用肥会极大的调动农户的生产热情。推荐配比也反映了不同地区、气候、土壤和作物对养分的不同需求[3，19]。

两种情景区别在于玉米的施肥情景不同，这些结果表明，玉米的两种推荐施肥方案中，基追结合的方案优于一次性施肥的方案。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单位种植面积化肥施用量比我们的调查数据还要高，化肥利用率低间接导致的能源浪费现象则显得更为突出。采用推荐施肥特别是玉米采用基追结合方案，可使两地每年每公顷的净排放减少约300 kgCe，肥料成本减少2 700元，两地的碳效率增加超过30%。因此农业部建议的推荐用肥有利于减少GHG排放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进一步推广应用的环境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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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低碳经济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它是把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直到回收、废弃的整个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达到零排放；第二，它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生态化，保证国民经济向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00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牵头作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 1% 的GDP投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以避免将来每年 5% ～ 20% 的GDP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一、发达国家为发展低碳经济所作出的承诺

低碳经济的概念是2003年在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正式提出来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表 1 是部分发达国家为发展低碳经济而作出的承诺。

二、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009年5月，中国政府公布落实“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的文件，阐述中国关于哥本哈根会议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和主张。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了中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同年11月，总理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2020年降低碳强度的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 ～ 4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加工及出口国，纺织工业一直是出口优势产业。但由于受国内纺织工业整体水平的限制，整个行业还没有完全摆脱高能耗、高排放及劳动密集型的状态。2010年1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别指出，加强淘汰纺织业的落后产能工作。会议对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近期淘汰落后产能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2010年5月2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各地下达了2010年 18 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涉及纺织服装业的内容主要有，印染产业淘汰 31.3 亿m相关产能，化纤产业淘汰 55.8 万t相关产能。2010年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告制革、印染、化纤等 3 个行业中遭到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其中涉及到印染企业 201 家。2010年12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为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其中涉及纺织行业的有 35 项。政府对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规划从宏观到具体，并在年底以专文的形式对减排的具体工作做出了指导，纺织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迫在眉睫。

三、控制或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及其特点

1．碳关税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特别征收的CO2排放关税，最初用于欧盟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以避免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来自不实施碳排限额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但是对于碳关税征收的合法性问题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事实上碳关税的征收一方面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另一方面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打击，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平。大多数学者认为，碳关税与WTO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其实质是“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壁垒之实”。

2．碳交易

碳交易指的是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它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反映出CO2排放权的交易和让渡。碳交易的基本规则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向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碳交易是以市场的方式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

3．碳足迹

碳足迹是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分析产品生命周期内直接与间接碳排放数量的一种方法。目前国际上对于碳足迹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表述，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对碳足迹的定义见表 2。

其中，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所提出的定义较为全面、准确。在定义中，碳足迹的描述不仅包括了CO2，还包括其他 5 种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合物（PFC）和六氟化硫（SF6）的系列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碳足迹通过CO2当量来进行计算。整个产品的碳足迹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排放在给定时期内（比如 100 年），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与CO2的相对比值来量化。

在上述 3 种控制碳排放的方法中，碳关税由于实施的合法性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其本质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已经失去减少碳排放的意义，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持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上也难以实现，暂时还不能用来有效地控制或减少碳排放问题。碳交易的着眼点是宏观层面，并不能具体到某一产品的碳排放层面上，而且碳交易的排放价格由于市场的原因，有较大的波动性，会增加企业的遵从成本。要减少此波动性，只能依靠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市场主体自身意识的提高，故碳交易的减排成本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以碳交易的方式引导具体部门的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而碳足迹评价方法则为纺织企业从源头上实施节能减排提供了可能性。对纺织品实施碳足迹评价将引导国家实行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

四、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及比较

碳足迹概念的提出从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角度出发，将与企业生产和个人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纳入考虑范围，从而能够从本质上分析碳排放的过程，进而为各企业和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减排计划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目前碳足迹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模型以过程分析为基础，第二类模型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

过程分析法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提出的碳足迹计算方法最为典型。运用上述方法计算碳足迹的方法步骤如下，首先是绘制过程图（流程图），主要的流程图有两类：一是B2C，从原材料一直到废弃物处理，包括所有材料、能量和废弃物流通；二是B2B，即不包括消费环节。第二步是确认系统边界并确定优先次序，系统边界确定了产品碳足迹的范围，即产品碳足迹评估应包括哪些生命周期阶段、投入和产出，其确定的原则是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任何超过预期产品生命周期总排放量1%的任何单一排放源的排放量都必须包括在内。第三步是收集关于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应当尽量使用原始数据，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精确可信。第四步是进行碳足迹的计算，计算最根本的依据是质量平衡方程。最后是分析碳足迹计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提高碳足迹分析的精确度。

由于允许在无法获知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二手数据，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碳足迹分析结果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因无法具体统计各批产品在运输及零售环节中的碳排放，采用平均值的替代算法会影响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

投入产出法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经济分析方法，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Leontief提出的。Matthews等人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会（WBCSD）对于碳足迹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经济投入产出 ― 生命周期评价模型。该方法可用于评价家庭、工业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各种组织的碳足迹。它将碳足迹的计算分为 3 个层次：第一层为组织正常运作中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第二层为为组织的正常运作提供能源部门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第三层为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计算。

由于该方法采用分部门的方式来计算碳排量，对于同一部门内不同批次的产品采用平均化的方式处理，其核算结果只能得到整个企业不同产品的平均数据，无法具体到某一产品的情况，因此并不适用于计算单一产品的碳足迹。

五、纺织品碳足迹及工业生态链碳足迹

参照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关于产品碳足迹的定义，可以界定纺织品碳足迹的定义，即纺织品从原材料的获取到生产、运输、销售、使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理过程中所排放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量的总和。

然而目前计算纺织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尚存在诸多困难，这是由于：（1）天然植物性纤维原料在农业生长过程中的碳足迹涉及到的不确定因素（如化学肥料使用等）较多，而且农业阶段碳足迹的可控性效果欠佳，因此较难确定农业阶段的碳足迹；（2）纺织品的使用周期和方法以及洗涤方式多种多样，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计算使用阶段及回收阶段碳足迹的方法；（3）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产品使用阶段乃至产品最终废弃阶段的整个链条较长，最终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难以保证。

基于以上原因，加之我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大国，从纺织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直到成衣制造都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而且工业阶段的碳足迹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流程等方法来降低；而与此相比，我国天然植物性纤维的种植则基本处于粗放式经营的状态，较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降低农业生长阶段的碳排。因此，可以尝试将核算重点放在工业生态链上，研究范围界定为从纺织原材料进厂直到最终成品出厂的整个工业生产过程。这样就可以解决产品生产链长、农业阶段和使用阶段碳足迹核算困难等问题。参照产品碳足迹的概念，尝试定义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纺织品在生产加工阶段从原材料进厂之后直到最终成品出厂之前所涉及到的所有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

纺织品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的计算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过程如下：（1）绘制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范围包括从原材料进入工厂到成品出厂；（2）确认边界，在此过程中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修正过程图；（3）收集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4）计算产品碳足迹，计算过程应尽量合理分配公共管理部分的碳足迹；（5）评估碳足迹计算的精确度。

选择计算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的目的在于重点抓住工业生产部分，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节能减排工作。计算工业生态链碳足迹，能够使得同行业内同一产品类型的企业之间具有清晰的参考比较对象，促使企业自主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以及使用先进技术减少单位产品的碳足迹。计算纺织品工业生态链碳足迹同时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工业生产阶段碳排量较高的环节，引导相关部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

六、讨论

碳足迹的研究有利于国家从一个全新的、更微观的角度评估碳排放问题。在现阶段碳足迹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以下一系列需要明确并思考的问题。

（1）边界确定问题：由于碳足迹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计算过程中的边界难以确定。对概念的充实完善应当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2）数据选择的一致性：不同的碳足迹理论对数据的使用与否具有不同的选择。相关的研究人员应当增加实地调研的次数，完善碳足迹的核算方法。

（3）特殊数据计算的可靠性：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的碳排量的确定目前也是难点，例如印染部分助剂的碳排量如何计算，相关评估人员在碳足迹评估过程中需要多注重这部分碳足迹值的确定。

（4）评价指标的基准点：即产品的质量基准，对产品运用碳足迹评价必须建立在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认证机构必须严格把握产品质量关，让碳足迹评价建立在健康的竞争基础之上。

（5）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若碳足迹的评估成为落实环保政策的强制措施，国家是否已经做了充分的调研工作，是否充分了解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该如何应对随着部分环保不达标企业的关闭而产生的就业问题，这些都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当注意的问题。

七、结语

碳足迹的研究，给企业提供了一种核算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自检方法。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了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对于政府而言，使政府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监测高碳排环节，帮助政府制定纺织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效率，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抓手和技术支持。碳足迹认证的实施则能够有效发挥认证制度在规范市场中的作用，其结果势必会促使相关行业主动积极采用节能环保的高新技术，迎合时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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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中国在碳排放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广东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省份，同样，在中国碳排放方面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碳减排的目标，广东省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根据现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采用LMD分解方法对中国的碳排放进行了整体的测度和分解，以及通过关联系数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趋同性进行分析。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仅针对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进行研究分析，同样得出能源结构变化是减少广东省碳排放的主要途径。

广东省碳排放的分解因素分析：

1.能源碳排放系数估计

现阶段对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的权威估计主要包括DOE/EIA、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国际可为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徐国泉等。为了消除各种估计的误差，本文采取它们的平均值进行计算，经计算可得，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329t（C）/t、0.5574t（C）/t和0.4226t（C）/t。

2.广东省碳排放测算的数据来源和说明

各数据来自1991-2009年的《广东省统计年鉴》，其中生产总值（GDP）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处理调整。

3.广东省碳排放测算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广东省人均碳排放量总体上是增加的，只有在1998年和2008年稍有回落。整个时间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1997年，在这个阶段，广东省碳排放缓慢上升，平均增速为5.7%。以1998年回落为界，1999-2007年，广东省碳排放快速上升，年平均增速高达8.9%，其中，在2003年和2004年增速高达14%以上。从各影响因素的曲线位置来看，经济发展因素位于X轴上方，表明经济发展因素是拉动人均碳排放的增长因素；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位于X轴下方，表明这两者均是抑制人均碳排放增长的因素。从各曲线的变化幅度可知，能源效率在抑制广东省人均碳排放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能源结构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并且经济发展变化幅度一直大于能源结构和效率的变化幅度之和，使得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处于上升的状态，在第二个阶段，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在近年来明显趋于缓慢，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的控制促使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效率的优化和提高，从而导致了在第二阶段人均碳排放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为了减缓广东省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优化能源结构的空间更为巨大。

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广东省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为了使得抑制因素和拉动因素直接具有可比性，将抑制因素小于1的贡献率取倒数，得到图2。

图2 1991-2008年各因素对广东省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趋势图

从图2可以看出，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拉动趋势。而作为抑制因素的能源效率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在第一个阶段呈现较快上升状态，使得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曲线之间逐渐收窄，但能源效率在第二个阶段则表现平平，在2003年和2004年稍有回落，但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作为抑制因素的能源结构在整个研究时期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几乎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与贡献值的研究结果一致，要在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前提下，抑制广东省碳排放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优化广东省的能源消费结构，由于煤炭主要是消耗在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所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减少煤炭的使用量，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减低广东省的人均碳排放。

参考文献：

[1]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

[2]谭丹,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54-57.

篇13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期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或者公约证明了人类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期望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良方，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京都议定书》为通过国际合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美国以承担减排义务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为由而拒签，使得《京都议定书》遭受严重的挫折，国际谈判在解决国际气问题上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即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点名词，由此引发了对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世界各国都开始纷纷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低碳经济的含义，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低碳经济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朝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