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事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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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最新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各类研究生培养机构797个，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专科学校1246所，科研机构316个，成人高等学校365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836个。这些院校、机构数量笼统叠加在一起，总数是7196个，这就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机构规模现状，可以说也很庞大。据教育部最新统计，当前我国研究生毕业人数为383600人，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为5754245人，成人本专科毕业人数为1972873人，网络本专科毕业人数1105529，剔除成人本专科毕业和网络本专科毕业人数外，2012年当年各类毕业生人数还有680万之多。同时，我们也从的数据了解到，各类层次在校学生基本为当年毕业生人数3-4倍有余，也就是说，随着我国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2011-2013年当年毕业生的规模在短期内将会与2010年持平或略有增长，基本不会低于690万。

二、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我国对高校人才用人结构和方向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构性矛盾突出，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也必须通过尽快转变发展方式来适应错综复杂的新形势，结合我国实际，认真进行深入思考和改革。

（一）加强资源倾斜力度，合理设置高校专业。由于经济和历史原因，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多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资源配置匮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这样的政策需要在范围上不断放大，在力度上不断增强，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在形式上不断完善。只有这样，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才能有追赶的时间，才不致出现高等教育发展间的“两级分化”，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急需的各类人才需求。打开门类相似大学的网站主页可以看出，我们的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竟然莫名的相似，专业设置基本是“大会堂”，“大而全”的情况比比皆是。更让人费解的是，一个普通的财经院校，居然还有模特专业、有焊接专业！请问，专业的“专”字体现在哪里？难道只为赢得“综合性”大学这一美名而全然不顾了吗？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是一种追风的行为！是一种李毅驱动之嫌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学生不负责，因为你没那么“专”，对社会不负责，因为你培养的人不够“专”；对自己不负责，长此以往就会取短补长，不利于自身的长久发展。从全国用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中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当前要在充分了解国家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开发，专业培养，易精而不求于多，易专而不求于广。管理部门要切实认真对待专业设置问题，把好方向关。

篇3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权威数据揭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中国发达地区“用工荒”大潮出现，劳动者的就业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管理的法制化、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和劳动用工的复杂化（劳务派遣、HR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大量出现）逼迫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当前社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重视实践能力。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需求，是任课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笔者通过与学生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在教学实施中所遇到的现实情况；以邮寄调查函、电话采访等形式向企业劳动关系从业人员、人力资源毕业生进行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共同探讨研究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的难点与重点问题。收集第一手资料，了解企业实际需求的能力是什么，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总结出当前课程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仍偏重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方面较为薄弱。实践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保证。据调查，毕业生反映最多的问题是感到自己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实践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导致大多数毕业生缺乏动手能力，难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在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调研中，笔者发现目前毕业生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实际需求不符。虽然不同类型单位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能力要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劳动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与沟通与协调能力是所有类型组织均十分看重的核心素质与能力。

第二，实践教学课时过少，实践指导老师匮乏，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实践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理论教学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实践当中，造成理论学习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的现象。

第三，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及有限教学资源的限制，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满意度并不高。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案例教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老师认真学习金字塔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金字塔是一种现代学习方式的理论。最早它是由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爱德加?戴尔1946年首先发现并提出的。根据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内容（平均学习保持率）：1，听讲，保留5％；2，阅读，保留10％；3，声音、图片达到20％；4，示范，记住30％；5，小组讨论记住50％；6，做中学或实际演练，达到75％；7，教别人或马上应用，记住90％。这与富兰克林的名言“告诉我，我会忘记；让我看，我可能记住；让我参与，我会明白”不谋而合。即听讲的学习效果最差，教授给他人的学习效果最好。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这种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

因此，教师急需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综合利用研讨式、参与式、角色扮演式等多种教学法，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提升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以下是笔者在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进行的探索与建议。

一、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在课堂上展示

学生对某方面的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就想跃跃欲试，展示自我。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然后专门抽出一定的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到台上把自己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结果公布于众，让全班学生参与讨论。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其牢固掌握相关知识，更有利于增进教学相长。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学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的“论坛”。为此学校提供专门的案例圆桌教室非常重要，以便营造良好的讨论环境，确保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

二、组织模拟法庭

这种模式一般在劳动法课程的后半段运用的比较多，因为课程过半，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劳动法理论知识后，为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环境。让学生充当原被告双方的律师和法官或仲裁员，能够亲身体验到法律职业不同角色的要求。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典型性和可辩性，能有让各个角色充分发挥自己才能，施展才华的空间。这需要教师做足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否则根本达不到应有的课堂教学效果。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精心选择教学案例。教师要充分考虑如何让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案例的探讨之中。第二，选择角色，布置任务，分头准备。这是模拟法庭教学活动的重要阶段之一。在这一阶段，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分析案情，制作需要的各种法律文书，熟悉相关法律条文、诉讼程序等。第三，模拟法庭结束后，教师组织对模拟法庭庭审活动进行讨论，尽量让每位学生对该案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最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如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运用法律是否正确等。

三、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性”教学模式

“开放性”教学模式是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而创设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为此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走出校门、专家走进课堂。“请进来”是邀请实务界人士讲学，如邀请一些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知名律师和资深法官来学校讲授部分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实务课程。“走出去”是旁听真实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或诉讼庭审。在“劳动法”的教学内容中，“劳动争议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劳动争议处理有三个环节：即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与诉讼。其中劳动争议仲裁是最重要的环节。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程序与证据的搜集是笔者讲授“劳动法”的重点与难点。通过旁听案件审理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带领学生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和北京大兴区法院旁听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庭审。学生们全面清晰地了解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对劳动法知识加深理解，增强记忆有很大帮助。在现场的感觉和看书看视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看电视剧更是差距很大，现场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严肃和严谨。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有深厚的劳动法专业知识与素养，才能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做好劳动关系工作。同时认识到学习劳动法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更为重要，不是为了拿学分，而是它和将来工作息息相关。旁听案件审理必须重视的环节是：让学生事先了解一下案件的背景与内容，提前查阅一些相关法律知识，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更好地思考，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庭审结束后可以马上与法官、仲裁员、老师一起讨论，把案件的重点梳理，把疑问及时解决，旁听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好。与传统的“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班学生，教师讲，学生记”的“封闭性-灌输式”课程教学模式相比，“开放性”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更加活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教学空间更加广阔，教学效果更加好。

实践教学环节由专业教师担任，但专业教师往往理论知识充足，实践经验不够。因此，需要积极鼓励教师取得双师型任职资格后到企业兼职，或者聘用律师、企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主管担任实践教学环节课指导老师。

四、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在实际教学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校外实习基地与学生的课程学习对接，使学生能够及时进入实习基地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全方位地感知劳动关系管理的实务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有的学校尝试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家委员会，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现场教学活动和专题教学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这样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到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参观、见习等实习活动，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推进。还可以随时聘请相关单位的劳动关系专业人士进行专题演讲、座谈、答疑、研讨，保持学生与社会专业人士之间交流，随时掌握行业动态。此外，可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辅以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工具等网络信息通信工具，搭建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平台，使学生与专业实务人员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因此需要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创设广阔的实习基地。

参考文献

[1]伊海燕,刘艳.HR转型背景下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1)

篇4

一、学生自我劳动能力的现状及分析

当前的学生，自我劳动能力的现状着实让人担忧。他们不会整理书包，不会收拾房间，不会做任何家务，有的甚至10多岁了还要父母帮着穿衣服、系鞋带。这些我们这辈在7、8岁就会做得事情，现在的孩子却根本不会做，或许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早就应该学会去做。究其造成的根本原因，不仅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学校和社会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单单说说学校。在学校里，很多该由学生承担的劳动任务，学校处于“安全”的考虑，小一点的任务由老师代干了，大一点的任务学校则请小时工做了。而我们的学生们则就悠哉般的被“清闲”了起来。我觉得学校的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也是万万不可的。即使学生在劳动中或大或小的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学校也只能在如何排除安全隐患上下功夫，而不是就这样把学生“娇养”起来，试想我们总不能因为怕出车祸就永远不乘车吧。这样长此下去，我们的学生们会连最基本、最起码的自我劳动能力都丧失了，将来又怎样承担建设祖国的重视呢？因此，学校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自我劳动能力放到学校的德育教育中来。

二、劳动行为教育在小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1.有利于小学生自立能力的培养

当前的小学生自立能力极差，依赖行为极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身劳动能力的缺乏，自我劳动能力的低下，很多事情学生都不会做。所以他们在家依靠父母，在校依赖老师。如果学校在德育教育中，加强对学生自我劳动能力的培养，则有利于学生自立能力的培养。日常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如整理书包、清扫垃圾、打扫教室、收拾房间、清洗衣物等，学校要把这些事情当作德育教育的必要课程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培养，并给学生提供适当的机会去实践这些事情，那么学生也就会慢慢学会做这些事情，并且在学校的鼓励与表扬中渐渐地喜欢做这些事情，从而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

2.有利于小学生自我感恩情感的培养

当前的小学生孤僻、自私，不知道感恩的现象特别严重。他们只知道享受，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享受的背后，自己的家人要付出多少辛劳。如果学生学会了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在自我劳动中，学生会亲身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父母亲人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所要付出的辛劳。这样，学生就会逐渐学会珍惜，逐渐体会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学会对别人感恩，学会对别人体贴，学会对父母孝顺。

3.有利于小学生吃苦耐劳品质的培养

当前的小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生活中，他们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劳动，不愿意面对挫折，在困难面前容易退缩。学生在自我劳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还可以一点一点地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

三、学生劳动行为能力的培养

1.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培养

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众多的劳动资源。班级卫生、学校环境卫生、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常规事情等。教师要注意挖掘这些劳动资源，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去做，帮助指导学生如何做好这些事情。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学生不仅可以渐渐学会做这些事情，而且还可以在劳动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劳动行为能力。

2.在校本课中培养

一些学校在校本课的研发中，常把注意力放在对学生文化知识素养的培养上。这固然也重要，但是我觉得不妨也把对学生的劳动行为教育纳入校本课程中。“开块试验田”“种块小菜园”等，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生活，不仅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常识，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陶冶学生的情操，也从中体会一下劳动的艰辛，分享一下劳动收获时的快乐。

3.督促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培养

家长学校的建立，促进了学校教师与家长的密切联系。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和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应该督促家长在家庭生活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一些家庭，学生放学回家后，家长什么事情也不让孩子做，导致学生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坏习惯。十几岁的孩子，自己什么事情也不会做，甚至可怜到家长要喂饭给他吃，帮助他穿衣穿鞋。家庭生活中的过分溺爱，父母的过分包办，导致孩子自我劳动能力的丧失，这样不利于学生劳动行为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不仅在校期间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劳动行为能力的培养，同时还要督促家长，在家庭生活中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劳动行为。只有这样双管齐下，学生劳动行为能力的提升才会取得实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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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量不断扩大，而且转移途径和方式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具体有：第一，技校、中专和高等院校在农村招生，毕业以后在城市就业。许多农民和农村学生把此戏称为“跳农门”，认为这是改变本人农村和农民身份，乃至人生命运的重要方式。第二，参军当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农村学生，有一部分应征入伍，参军当兵。按照我国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军人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复员退伍后，想办法进入城市就业工作。第三，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实现农村户籍身份向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城市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向农村人口出卖城市户口，农民东借西凑，给自己和孩子买个城市户口，试图改变人生的命运。有些城市规定：凡是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职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解决一个或几个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也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途径。第四，进城打工，即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也最为悲哀的一种社会群体。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劳动收入比较效应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二、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内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高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分析，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从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效果来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工作后取得的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而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技之长或劳动技能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月收入水平可达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效应。 

其次，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转移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比较少。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限的同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又对外来优秀人才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采用种种优惠和鼓励政策，如户籍接收、住房优惠、安家费补助等，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第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效应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农村形成巨大的转移效应。所谓劳动力转移效应或转移的后续效应，是指农村每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家乡所产生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能带出一户人；培养十个大学生，就能带富一村人。转移的后续效应十分明显。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农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转移的后续效应明显要差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教育的职业取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当前城市、县镇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情况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91∶1.01∶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37∶0.55∶1。另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数超过95%。而同期日本同行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我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农村的民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化解“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下，如何确定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地讲，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呢，还是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呢？ 

笔者认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必须以职业教育为目标导向，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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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053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01

我国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在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怎样在劳资绩效合作模式下，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当下企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1 中小企业劳资绩效合作现状

在劳资绩效合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当下中小企业的劳资绩效考核问题。劳资绩效考核是对员工工作进行的一种考核，员工的劳动与工资挂钩，员工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多，所得的工资也就越多。但是在现实操作中，部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往往没有理解劳资绩效考核的真正含义，导致在考核的操作中出现问题，对绩效指标的设置也不合理。绩效考核的本质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有的公司在设置绩效考核时，给员工设定任务量，没有达标便要扣除工资，使得公司员工缺少工作的积极性，并出现公司留不住人才的现象。除此之外，部分企业的劳资绩效合作模式单一，考核标准模糊，导致这一模式难以得到实际应用。

2 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不够完善，甚至有部分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资纠纷现象比较普遍;很多中小企业的工作强度较大而劳动报酬偏低，员工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再次，很多企业没有相应的员工福利如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相较于公务员、国企的待遇差了很多，并且，由于企业规模的局限性，员工晋升渠道比较小。这几个问题是当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劳资绩效合作视角的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

3.1 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

劳资关系是企业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一个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和谐与否，关系着这个企业能否有序发展。但是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思想过于守旧，与员工的关系不和谐，导致公司劳资关系紧张，从而出现公司留不住人的现象。要改变这些现象，中小企业必须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创新劳动关系管理模式，建立和谐互信的劳资关系，并增加企业内部的人文情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劳资合作，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3.2 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

报酬管理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重中之重。一个企业的报酬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去留。我国目前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方式与按需分配结合起来。而中小企业要改变自身的劳动关系管理方式，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分配制度，企业管理者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充分重视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尽可能进行按劳分配，并充分重视员工的知识技术等对企业的作用。比如，公司制定分配制度时，要分层管理，实行奖金激励制度，同时，可以对生活困难但能力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才能让员工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司的关怀，从而诚心为公司服务。

3.3 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

中小企业相对来说规模不大，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可能不够完善，在劳动关系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欠缺。甚至有的小型企业人力资源与行政部门合二为一，一人身兼数职，这导致企业的员工压力比较大。其次，很多中小企业存在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员工相对自由，但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企业要改革劳动管理模式，必须要从企业的用工制度入手，建立新型的劳资合作模式，必须要在用工中与公司的核心层签订劳动合同，保证员工多劳多得，并保证他们能够分享到公司的发展成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劳资合作关系的建立。

3.4 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

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重要的环节，也是激励员工的重要手段。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竞争机制，必须要保证考核制度的科学性。当下部分企业对员工的考核侧重于任务量的达标，比如有的公司对于员工的考核，往往用接单数量来衡量，但是却不考虑员工接单的质量以及实际履行程度。这种考核方式就是不科学的，部分员工为了追求奖金，便可能签订虚假订单，或者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签订合同时不够谨慎，从而给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公司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保证真正优秀的员工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从而建立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

4 结 语

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改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从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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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按照围绕产业抓培训，促进民营经济再发展；围绕创业抓培训，促进农民转岗转业增收入；围绕素质抓培训，促进“平安诸暨、和谐社会大提升”的总体培训工作思路，市政府切实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工作力度，每月安排专人对企业需求进行调查，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相关部门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信息渠道定期向劳动力市场公布企业用工需求和相关紧缺工种，用以指导镇乡（街道）等各级机构根据实际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培训。

对参加过培训且已经就业的农民，政府则通过发放联系卡、定期回访等形式，及时了解农民和企业的需求变化，优化调整培训结构。2003年以来，诸暨市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岗位技能培训，尽快适应企业用工需求。同时，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的具体要求，与企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对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将其稳定在二三产业就业，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

为了突出农业块状经济特色村、农业合作社和农业项目大户，农业部门深入实施“阳光工程”，让培训工作进村镇入农户、全程跟踪服务，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特殊技能的农业产业工人。相关部门还按照农业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需求，强化对中高级技工的培训，将一批拥有基础知识的青年农民培养成有创新精神、掌握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中高级技工。

至今，诸暨的校企合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优化，全市各级职业学校发展的“订单班”已达56班，培养学生3000余人。其订单培养、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三赢”局面。

1 项目设置符合当前我省新兴产业发展、新型业态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诸暨市政府在农民培训的项目设置上，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强调优先发展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相结合、与新兴业态相结合的项目；重视发展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项目，受到企业界普遍欢迎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正因项目设置符合当前我省新兴产业发展、新型业态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省农业等各项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省商业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培植我省商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应对WTO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挑战。

2 构建行业协会、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密切联系的项目建设支撑网络

在对农民进行培训的建设过程中，各级高职院校通过项目建设指导委员会，不断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广泛听取企业界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项目建设有关重大活动中，政府和企业相关领导多次亲临指导，为项目建设出谋划策。同时，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密切联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提供大力支持，根据企业的倡议，积极参与，现已初步形成了行业协会、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密切联系的项目建设与发展关系网络。

3 校企交叉任职，共同参与人才培养

交叉任职，从学校方面来说，能更好的了解企业发展和需求；能更具针对性的提供培训体系和内容，更好地适应市场和企业需求。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农民培训结束后到企业就业，学校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更好地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交叉任职，从企业方面来说，直接参与培训项目建设和储备员工培养，有利于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人才，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秀员工；有利于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师资，提高培训层次与培训质量，节约培训成本；有利于加强交流，促进培训中心师资水平的提高。

4 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订单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职业院校理论教学上的优势及企业实践教学上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根据需要，诸暨多家企业为学校配备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兼职教师，负责培训项目中部分实践性、应用性内容的培训。部分政府和企业领导还经常开设讲座，使广大农民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有了深入了解，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同时，各级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干部员工培训的要求，提供部分内部员工培训、岗位资格认证工作，得到了企业和员工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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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能转的动、转得出、有事干、干得好、有钱挣，就必须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近几年来，吉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榆县分校在农村劳动转移培训中，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了专业教师、专业教学设备、教学场地的优势，拓宽了我们的办学渠道，增强了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了学校自身发展的提高，并探索出来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好路子。

1 实行“订单式”培养，提高劳动者就业率

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才和劳动者，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之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也是通过技能、技术的培训使劳动者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最终，农民由一产转向二、三产业，由农村转到城镇。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必须与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结合起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订单式”培养，把教育教学、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把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短期培训结合起来，探索“学校+公司+农户”和“边学习、边实践、边创收”的办学模式，重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强化技能和技术培训，努力和企业架起劳务输送、培训的桥梁。几年来，尤其是在餐厅服务员、加工等专业培训中，实行“订单式”培训，按照企业需要的专业，进行培训，培训出来的技术人才，输送到餐饮服务行业和水产品加工厂就业，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率。

2 发挥优势，拓展职能，提高学校开展培训能力

近几年业，我们强化了培训教师素质的提高，农民培训对于参与培训的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它既要求培训教师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与过硬的技术能力，又要求教师有良好的沟通传授能力。应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培训教师的综合素质。首先，农民培训教师要具备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更新理念和知识构成，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农民培训教师要具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能力。涉农民问题不仅涉及市场、经济，还涉及政策制度，培训教师要扎实提高所任课程的理论深度与广度，深入了解农业发展动向、时政热点、国家地方重要文件、市场信息。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儿，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夯实教学基本功。熟练掌握现代办公软件的操作与使用，提高教学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多用“乡村话”授课，不断提高教学技巧，提高培训质量。

3 结合实际，方式灵活，提高学校职业培训效果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对于取得良好培训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训要根据农民不同需要划分不同的类别。参与培训学员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的，应注重针对粮食增产技术、集约化科学养殖技术、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等进行培训，以提高农业附加值为目的，并将培训作为推广发展生态农业的窗口。对于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学员，要做好前期课程宣传与介绍，使学员在参加实际培训前，了解相应课程，明确学习的目的，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培训开始后，学员才产生不适合自己之感。培训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采取不同方式、内容进行。农民培训，对象不同、需求各异，应当结合农村干部、农民的实际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首先，可以按农民实际需要区分短期班与长期班。大多数农民适宜短期培训，而对于种养专业户、致富带头人，就有必要组织长期培训。其次，是课堂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安排教师或聘请行业专家上大课，可根据农民的实际组织专场讲授或直接进入农户开展现场教学。培训还可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咨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具体的培训手段上，需要借助现代教学技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可通过图片、视频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学员，增强培训的直观性。板书与讲解同步，便于学员记笔记。通过远程技术，可将其他地区的成果、经验予以展示。也可以请当地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进行实际操作演示讲解。

4 注重质量，培育特色，创立学校培训项目品牌

几年来，学校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内抓办学质量，外树学校形象，努力创造职业技能项目品牌。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抓培训基地特色。主攻1～2个优势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尤其是在社会上需要量大的家政和保安专业下功夫，形成特色基地，这样在吸引劳动者参加培训利于单位招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抓劳务输出优质服务。在信息提供、人员招收、就业培训方面，开展跟踪服务，做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以质量育人，以特色引入，以诚信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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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永众，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如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急迫政治任务。[1]劳动关系在西方通常称为劳资关系或产业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都对其进行了解释，而这些学科在价值观、基本前提假定、信念、方法论等方面存在差异，远未达成共识。劳动关系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尚处于创设阶段，理论界对于该学科基本概念、学科性质认识模糊，研究非常缺乏。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都将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核心，是与劳动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但是人们对这些学科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严重制约了劳动关系理论对我国劳资实践的指导作用。[2]因此，厘清这些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和学科性质，对于我国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一、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假定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学科范式理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一领域的现象———尽管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具体现象，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3]劳动关系学的学派抗争和方法论的多样性恰好折射了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因此劳动关系学尚处于常规学科的前科学阶段。但是西方劳资关系学通常采用正统多元论，属于狭义的劳动关系学。相对于学派林立的广义劳动关系学而言，西方劳资关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为解释劳资问题提供了研究的参照框架和起点。基本概念和核心假定是其理论发展和衍生的基础。

(一)基本概念

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研究学科，西方劳资关系学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劳资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者、雇主、劳动合同、劳动就业、工资、集体协商、集体行动、三方机制、劳动争议与冲突、劳动权利等是劳动关系学科的基本概念。[4]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劳资关系的基本概念，例如工作场所规则，规则网络，劳工标准，工会，集体谈判，雇佣关系的公平、效率和发言权目标，[5]结构化对立的雇佣关系，政府规制等。[6]其中，工作场所规则是最基本的概念，是由劳资双方谈判来决定，是劳资关系的焦点，因为工作场所规则一方面能够促进资方的组织战略实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7]

(二)核心假定

劳动力附属于人类身上，不是简单的商品，这一思想是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因和基础，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核心前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工与产业关系学院院长Katz看来，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包括以下方面：[8]

1.劳动力不是商品。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缺陷是将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等同起来，缺少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怀，很难解释和解决社会劳动问题。劳资关系学科的前提假定是劳动力不是商品，具有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不同的性质。劳动者在企业中是雇员，是为企业目标服务的人力资源或者生产要素。劳动者同时也是家庭和社会成员，必须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这些角色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此，劳资关系学认为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劳动者通过劳资关系来满足社会公正、平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来实现劳资关系的社会福利功能。这一命题是劳资关系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依据。

2.冲突是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

从劳资关系的性质来看，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雇员为企业提供劳动，服从企业管理者的工作安排和权威，并且以此作为获得薪酬和社会利益，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决策，得到公平的工资，权益受到保障。雇主雇佣劳动者来进行生产，通过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润。雇主追求的目标包括管理控制、生产效率、灵活使用劳动力、工人不罢工、经济利润等。显然，由于企业利润等于企业收入减去劳动者工资等成本，员工的工资与雇主的利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劳动者和雇主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

3.劳资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

劳资双方通过契约共同组成了一个组织，因此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组织目标和共同利益，例如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力、经济效益等。[9]因为组织是由个体、群体等组成，当组织目标实现时，个体和群体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例如当企业的总收入增加时，通常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提高；反之，当企业总收入下降甚至破产时，员工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严重时员工还会失业。劳资关系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劳资冲突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因此，劳资双方虽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但是双方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见图1)。

4.劳动者有自由选择工会作为其利益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根据西方产业民主理论，产业民主要求建立一种劳动者能够表达其所关注事务的有效代表制度，劳动者应该拥有集体发言权。因此，自由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是劳资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和雇主可以不通过第三方的干预自行解决双方的争议和冲突。政府的目标就是为劳动者和雇主创造公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使得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选择工会作为其代表，并且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劳资争议和冲突。

5.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益相关者的目标。

劳资关系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其涉及雇员、工会、雇主、政府、公众等诸多社会成员。劳资关系政策将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劳资关系政策的目标至少应该兼顾效率、公平和发言权的平衡。[10]效率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雇主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公平由一系列就业的最低标准、程序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等标准构成，这些标准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相关，而且标准的制定要体现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和人性自由的尊重。发言权是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参与工作决策的能力，它强调对劳动者的人性尊严和民主参与，包括个人发言权和集体发言权两个方面。因此，劳资关系研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这些带有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二、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由于劳动关系领域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综合性，因此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劳资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康芒斯身上得到体现。康芒斯既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奠基者。在早期，劳资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工会、集体谈判、人事管理、劳动法等内容。二战后，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工会和集体谈判。近年来，劳资关系学科主要研究与工作有关的雇佣关系，其研究范围又逐渐扩大化，与早期的研究范围相似。因此，劳动关系的研究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其中，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是与西方劳资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这些学科都试图对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进行解释(见图2)，但是这些学科在基本假定、概念、研究目标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11]

(一)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研究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其理论前提包括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劳动是同质的商品以及一般均衡等。为了研究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家将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劳动是与资本、土地相似的生产要素，主张由供求力量来决定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他们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当劳动的价格等于企业雇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劳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效率。近年来，劳动经济学开始关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在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全部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相反，许多劳动力资源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因此劳动经济学试图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原因、特征、方式等进行解释。例如Lazear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但他不赞成对企业内部雇佣关系进行制度干预。[12]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解释。传统劳动经济学将劳动视为商品，这必然带来资方单边主导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关系冲突的紧张状态，因此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问题。

根据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劳动不是商品，因此将不能将劳动视为同质商品，这样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模型就不能成立。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的价格就不能仅仅由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虽然劳动市场力量对个人和企业存在影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个别和集体协商来实现。劳资关系理论摒弃了劳动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够达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理想假说。

劳资关系学不是将劳动视为简单的商品以及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同质生产要素，而是将劳动看成是雇佣关系中人类劳动力的交换和使用，这种雇佣关系是嵌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层级制企业之中的。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和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西方劳资关系理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增量改革，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进行改良和重组，以建立充满效率、公平、人性的雇佣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进行辩护。基于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在劳动的性质、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工资决定机制、劳动契约的完备性、交易成本假定、外部性、政府或者制度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表1)。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资关系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发端于科学管理时代。科学管理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将劳动者视为由雇主操纵的机器，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劳动，因此主张通过工作标准化以实现工厂生产效率最优，通过为工人提供计件工资来对劳动者进行经济激励。但是，EltonMayo的霍桑实验发现工人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社会需求，由此导致了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人际关系学派强调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要素，认为雇佣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学派后来发展成为西方劳资关系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分支。随后的行为科学理论从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工作、技术等方面对组织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战后，人力资源被视为有助于国家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劳资关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与劳资关系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独立学科。[13]

人力资源管理学关于员工与管理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14]和诱因—贡献理论。[15]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管理权威来协调员工关系，促进员工的合作和竞争，从而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化。根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BV)，[16]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优势资源，而不是外部优势资源或者环境，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基本命题是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企业绩效就越高。[17]一些学者的研究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8]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学派的基本逻辑，企业应该不断扩大规模，取代市场。显然这个推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的解释相矛盾。在现代企业理论学者看来，企业边界是由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边界。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从产生之初就联系紧密。在二战之前两者都研究雇佣关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领域。二战后，劳资关系研究范围缩小，主要聚焦工会和集体谈判。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则转向组织内部，将员工视为人力资本，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开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工会运动的衰败，劳资关系理论研究也明显进入衰退期。到了21世纪，劳资关系学将员工关系、市场、制度、组织策略和公共政策都纳入其研究范围，试图扩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联系，以建立一个包括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HRIR)领域，实现建立基于市场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目标。[21]这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都赞同“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的基本假定，并且寻求解决工作场所的劳动和雇佣问题。但是，两者在劳资双方利益一致性程度、冲突的性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以及管理者、工会和政府的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劳动关系是我国普遍使用的一个中性术语，这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论战。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24]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情景下，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常用术语还包括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和产业关系等。人们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和使用存在许多分歧。从学科性质来看，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关于“劳动关系”相关术语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体现了不同学科对于劳动问题的理论分析差异。

1.劳资关系学。

西方劳资关系学或者产业关系学是以劳动者受雇于资本的所有者，即雇佣关系为前提。狭义的产业关系就是集体雇佣关系，是劳动者集体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与劳动条件有关的关系。广义的产业关系可以使用公式来表示：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工会和政府干预，即强调工会和政府对雇佣关系的调节和治理。[25]劳资关系学否定劳动者是商品的简单假设，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关系是一种政治性的结构安排，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强劳弱)，劳动者需要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其权益，而政府作为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主体，需要通过立法、政策来指导、规制、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以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关系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经济学，[26]强调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劳资关系学认为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组织特征、劳动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因劳动关系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系统与劳动关系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整体的社会系统。

2.人力资源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认为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可以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且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合作程度高时，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加，员工流动性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灵活雇佣实践，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源管理学一般使用“雇佣关系”术语，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建立的与劳动有关的法律关系。(1)雇佣关系包括市场关系和管理关系。市场关系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管理关系是指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和管理权威来进行工作场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更关注雇佣关系的内部管理关系。[27]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通常也使用雇员关系一词，这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关系，从一体化视角出发，将雇员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整合到一个雇佣组织中，主张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来调整雇佣关系。

3.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劳资关系”术语，例如劳资关系具有超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内涵的广义含义，是各类盈利(营利)性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以劳动合同为纽带所形成的基本经济关系。[28]劳动经济学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市场机制，必然带来降低经济效率，因此主张应该尽量实行市场化，即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由于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劳动和工作场所的雇佣关系，因此这三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交叉发展，相互影响，但是这三门学科在通常使用的术语、研究对象、基本观点、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性质、人性假设、契约的性质、交易成本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劳资双方充满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解释和治理因劳动关系运动而产生的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视角的贡献。其中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是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最密切的学科。

(一)基本结论

劳动经济学从劳动力是商品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导致资方单边控制的劳资对立状态。人力资源管理学意识到劳动者需求的层次性，认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因此主张企业应该不断改进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不断扩大规模，但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是整个经济将合并成为一个企业，这显然与现实和现代企业理论相悖。

针对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不足，西方劳资关系学从“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基本信念出发，以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学科目标，兼收并蓄多学科的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嬗变，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劳资关系学的范围突破了工会与管理方之间的集体雇佣关系界限，涵盖了所有与劳动、雇佣关系和工作场所有关的各个方面，以及由劳动关系而带来的相关行为和结果，例如工作生活质量等问题。

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具有商品性质；但是劳动与其他商品不同之处在于劳动有灵魂，劳动关系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社会福利功能，这是劳动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劳动关系的人性化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学的多学科和多目标性质。劳动关系首先必须关注雇主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劳动关系也要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强调社会和人文价值关怀。劳动关系政策的目标需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管理的程序和分配公平、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禁止使用童工、劳动歧视、强制性劳动、重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机会等，必须平衡企业、劳动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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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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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16-03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1]。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3]。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 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4]。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5]。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6]。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7]。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囿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订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社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一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当农民流出达到一定规模时候,应适时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恢复其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功能,把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让土地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报酬。第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业的工场化经营和农业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存在。第三,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的关键是积极培植和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够顺畅流动[8]。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规范的、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扬弃过程。原有的、不规范的、不符合时展的制度应被废除,规范的,完善的社会制度逐步地被建立健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逐步瓦解,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逐步的确立。总之,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富裕、文明、现代的新农村。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尚处在转轨阶段,即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处在分化组合之中。这是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现象。良好的规则制度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3]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张永丽,等.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於培.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G]//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蔡.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8]蔡,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Rural Community Structure Change Research Based On Labor Force Flowing Angle of View

SHI Bing-bing

篇12

你部关于交通部门提前退休工种的来文收悉。经研究，同意将疏浚管线工、人力抛石工、砌坡工、公路养路工、海滩救助打捞船员和海滩救助打捞工列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工种，试行提前退休。这些工种的工人退休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二）项的规定办理。

另外，交通部门其他需要提前退休的工种，凡是与原国家劳动总局已批准其他部门提前退休的工种名称、劳动条件（指批准时的劳动条件）相同的，可由省、市、自治区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征得同级卫生部门同意，经省、市、自治区劳动局（厅）批准后实行，同时抄报我部备案。

请在试行特别繁重劳动工种提前退休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并报送我部。

篇13

据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因此农业部门在整个国名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低。同时由于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不断加快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它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阻碍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成功有效的转移并获取稳定的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 

目前，我国在城乡两栖流动的农民工大约13-15亿人，正处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然而，不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存在学历层次低、业务素质较差等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也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十二五”时期，如何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使两代农民工能够进的来，留得住，使他们成为市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人力资本投资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综述 

1.1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西方，目前，理论界对人利资本理论内涵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经济年会上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首次较全面的向大家阐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舒尔茨认为，生产活动中的资本实际上有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在文中他提出了人力资本形成包括五个方面：医疗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要比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高。 

1.2劳动力转移理论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创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中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工商业两个部门，并且以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转移为核心建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也称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现代城市工商业部门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和高素质的人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传统农业部门由于技术停滞、缺乏资本凝聚了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极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使得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流向工业部门。当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时，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工农业两部门工资将由市场来决定，劳动力就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这时二元经济消失，工农业都得到均衡发展，达到经济结构一元化。 

2.教育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理论 

教育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组成形式，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自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研究人员就人力资本或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理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的大小。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的大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能合理有效的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更容易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申靖（2008）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判断能力较弱，他们没有搜集信息的意识和条件，也无法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他们自身对信息的弱敏感性成为了他们转移就业不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蔡访（2001）研究指出，农村首次外出的信息获得靠亲缘关系的占427%，靠地缘关系获取的占231％，在进城后找到第一份工作靠老乡跟亲戚的占7504%，而靠城市劳务市场的仅占471%。这种方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大降低了转移的可能性。 

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选择能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期望进而影响其就业岗位的选择，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期望也就高，选择职业的层次也高，反之就低。林绍珍（2007）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较注重个人才能的发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文化氛围、发展前景等。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剩余劳动力则比较看重工资而忽视了工作环境等。程伟（2006）对农民工就业调查研究指出，农民进城务工大多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等工种。 

第三、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越高，则在外就业的稳定性越强。雷重熹（2005）也指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属于季节工，农闲务工经商，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将近60％具有兼具性，属于亦工亦农的转移。他们大多数人的就业并不稳定，能够完全脱离农村在外定居的更是少之又少，这种不稳定的低层次转移，一旦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就容易形成劳动力大量回流的现象。 

3.改善农村教育投资的政策 

首先要提高农村教育投资总量，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加大政府农村教育投资力度。要发展农村教育，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教育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教育事业的成败和兴衰，政府作为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在用于教育的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次要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认识，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使培训同市场接轨。要紧紧抓住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要抓住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和企业的需求，了解输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当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紧密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紧缺人才开展培训；二是要坚持为农民工的学习需求服务，满足所有农民工的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内容(如文化知识、社会常识、专业技能)。 

 

参考文献： 

［1］ 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4） 

［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M］，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