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国际税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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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出，各地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会议精神，按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节水增产、节水增效”的理念，综合运用工程、农艺、生物、管理等措施，加快技术集成，以示范区建设为平台，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示范推广节水农业技术，实现“一个促进、两个缓解、三个提高”的总体目标，即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缓解农业生产缺水矛盾，缓解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提高水分生产力、农业抗旱减灾能力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篇2

脑肿瘤切除术术后并发颅内出血及水肿是一种严重的术后并发症，据文献报道[1]，脑肿瘤手术术后因出血、脑水肿需再次进行开路手术的患者约为4.5%，且死亡率高达20%～32%。目前，临床上对脑肿瘤手术时不仅要求尽可能减少术中出血，同时需要尽量减轻脑水肿的发生率。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抑肽酶对减少脑出血及脑水肿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6月～2015年6月行脑肿瘤手术的84例患者，其中男40例，女44例；年龄19～73岁，平均年龄（52.3±8.7）岁；其中垂体瘤11例、胶质瘤30例、脑膜瘤43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小板功能正常，且术前2w未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及阿司匹林。排除合并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者、造血系统疾病以及合并肝、肾疾病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2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脑肿瘤类型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所有患者均根据CT、MRI检查情况给予合适的手术操作方式。对照组术前及术后给予林格氏液（天津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83037）静脉滴注，补充血容量。观察组术前12h至术后24h给予林格氏液连续静脉滴注，并在其中加入7×103KIU/kg抑肽酶（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44024027）。

1.3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不同肿瘤术中出血情况，出血量计算方法：采用吸收器瓶收集术中出血，术中主要出血量=瓶内液体血红蛋白浓度×总量÷术前血红蛋白浓度，然后加上吸血纱布的血量即为术中总出血量[2]。同时记录两组患者不同肿瘤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评分结果。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出血量、道格拉斯评分等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不同肿瘤术中出血情况比较 观察组垂体瘤、胶质瘤、脑膜瘤以及平均出血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2.2 两组患者不同肿瘤术后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比较 观察组垂体瘤、胶质瘤、脑膜瘤及平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3 讨论

颅内肿瘤是神经外科常见疾病之一，大部分起源于颅内组织原发性肿瘤。目前，颅内肿瘤治疗的最基本且最有效的方案是通过手术切除，但由于脑肿瘤所处的位置具有特殊性，即肿瘤的颅内外具有双重血液供应，同时肿瘤周围容易形成密集环形血管网，导致手术过程中具有较大出血量，且止血较为困难。同时术后由于颅内压力降低引起脑灌注压力增高，大量血液会注入周围低灌注区域，血管由于被麻痹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反应性收缩，导致正常灌注压力下因过度灌注以及血流突破毛细血管床，而发生出血[3]。

抑肽酶是以动物脏器提取的碱性多肽结晶，其能够对多种蛋白酶起到抑制作用，也是纤溶酶原活化素竞争抑制剂，能够直接抑制纤溶酶；并且抑肽酶还能够有效抑制肥大细胞分泌物及组织溶解酶，舒张血管和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有效保护微循环。抑肽酶对降低脑水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肥大细胞分泌产物及舒血管素活性，使血管扩张及渗出有效坚强；通过抑制组织溶解酶活性，使脑水肿得到有效减轻；通过降低术中及术后出血量，而有效减轻血性因素所致的脑血管痉挛，而使得继发性脑水肿得以降低；通过抑制血肿细胞及其有形成分的崩解速度及崩解释放物活性，使得术后脑水肿程度得以间接性减轻[1]。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垂体瘤、胶质瘤、脑膜瘤以及平均出血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垂体瘤、胶质瘤、脑膜瘤及平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由此表明，抑肽酶对降低术中出血量、提高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降低脑水肿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脑肿瘤手术围术期应用抑肽酶，可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改善脑水肿情况，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简新革.围术期应用抑肽酶减少脑肿瘤手术出血及脑水肿的临床研究[J].医药前沿，2013， 1（3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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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运用多种方法实施避税，虽然种类繁多却未变根本，其总是在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转移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尽管大多数国家都相互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通过税收饶让减免所得税。但是，实际办理已纳税款抵免手续繁琐，加之我国税率若低于其母国税率反而会令其补征少缴的税款。为其全球一体化利益的需要，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即跨国公司结合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如图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自1988年至2000年，据商务部宏观数据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连年亏损，且亏损面从35%～70%逐年扩大，致使我国每年损失的税额至少300亿元。为何跨国公司在我国能够大规模成功避税，总是占据博弈的有利方，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优势，使转移价格运用信息处于商业保密状态，致使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税务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可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可最大限度转移生产要素，这样既减少外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政府的干预，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风险，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在其内部化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市场、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差异，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这些内部化优势致使跨国公司买卖生产要素的商业信息处于保密地位，税务机关并无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得对自己有利于的证据进行税务稽核，致使自身处于这场博弈的劣势地位。

第二，跨国公司利用我国税收制度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为其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进行反避税政策实施。

尽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仍可延续至期满为止。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①“从获利年度起”这一税收优惠供跨国公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为宽广。在2013年期满之前，跨国公司不断利用这一优惠推迟获利年度享受“二免三减半”，致使多年来在华投资外国企业账面亏损面长期高居60%～70%。另外享受“五免五减半”的在华投资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避税方法。既有优惠政策这道“王牌”，税务机关也难以有效实施反避税政策。

第三，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为其提供庇护所，使税务机关难以按反避税需要选择转让定价对象进行稽核。

地方政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求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这恰恰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这场博弈中，若跨国公司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优势赚取更多的钱，地方政府通过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繁荣经济，本是双方共赢互相合作的大好局面。但现实残酷，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的心理，占据有利地位，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而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步步退让，廉价出让土地，争打税收优惠牌，甚至干预税务机关征管稽查工作。加之税务机关自身也难免有畏难情绪，担心影响当地招商引资工作等等，使得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选择转让定价对象实施稽核。

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想要扭转劣势低位，成功实现反避税，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运用就不得不多动脑筋。笔者认为，将稽核作为反避税作为反避税实施最终的环节，也不失为其中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因为，稽核的健全度和处罚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转移定价决策策略的选择。本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我国和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策略模型，分析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影响。

三、策略性博弈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一）构建策略性博弈模型

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为参与双方进行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在事前均不为对方所知。二者选择各自的每种战略的概率，恰好使自身位于选择的无差别点。

在模型中，跨国公司的策略是使用转移定价或不使用转移定价，选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为Pm，不采用的概率为1-Pm。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润为M，若实施转移定价可将利润M转移国外，对跨国公司整体来说，获益就是M。但若被我国税务机关稽核，会被责令补缴税款，并承担罚款。假设，所得税率是T，则缴纳税款为MT；假设罚款率是f，则罚金为Mf。

税务机关的策略是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稽核和不实施稽核，选择稽核策略的概率是Pt，则不实施稽查的概率为1-Pt。假设稽核成功的概率为Ps，则不成功的概率为1-Ps。税务机关选择稽查时的成本为C，选择不实施稽核时的成本为A，有C=A+B，B是实施稽核时的调查成本。如图所示：

（因为所得税率和罚金的比例是东道国制定，所以可假设税务当局对制定所得税率和罚金比例有重要影响，即T和f在此可看为常量。）

（二）策略性博弈模型分析

1.对跨国公司而言，税务机关的稽核成功率与调查成本，是影响其转移定价策略的直接因素。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越高，越能牵制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的行为。在税务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我国对转移定价稽核的制度应规范全面，提高可行性，同时降低调查成本，则能在短时间内查获问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利润，调高工作效率。同时，制度的完善包括增加罚款额和各项处罚措施，会增加转移定价的风险成本，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施转移定价。

2.对税务机关而言，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越是容易成为显眼的稽核对象。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应该列入税务机关的稽核范围，因为他们利用转移定价的概率相对要高，而且给国家带来的税收损失也相对越大。当然在选择这样的跨国公司作为稽核对象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稽核造成的影响，需要税务机关掌握充分的证据，审慎、严格地按照法律规程进行稽核，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四、税务机关管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建议

第一，创造有效外部市场，促使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发展向外部化发展转变，促进征纳双方信息公开透明，使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在博弈中处于平等地位。

跨国公司由于内部化优势明显，为其逃避税收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尤其体现在最终产品市场的贸易和服务上更为明显。税务机关应争取在反避税斗争中获取主动权，创造一个有效的、在交易活动中有大量买方和卖方的外部市场，拆除跨国公司优势壁垒。这样，即便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采购关联企业相关产品，进行暗箱操作也难以成形，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往所谓的“商业机密”也被公开透明，扭转税务机关在以往反避税博弈中的劣势地位而趋于平等。当然，推行企业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耐心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培育出更为有效的外部市场。

第二，借鉴外国在反避税措施中有效方法，立法明确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改善税务机关在博弈中的劣势处境。

西方国家为维护各自国际税收权益，先后推出各种转让定价反避税措施。例如，美国税法规定，转移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充分行使东道国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在这场博弈中的劣势处境。我国也可以效仿之，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涉外税收争端的“税务法院”，完善中国税务的行政、立法、司法组织。通过定期的专项税务审计发现转移定价问题并加以控制，进而提出举证的要求。对那些重大项目的举证材料可委托境外的会计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的举证材料进行审核公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

第三，合理运用税收筹划，针对性地选择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跨国公司，约谈与培训双管齐下，增强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的主动地位。

跨国公司经常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从母公司采购比中国同样的原材料高出数十倍价格的原材料和零件，再以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加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成本，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些有高进低出嫌疑的跨国公司，税务机关应将其重点监控对象，如若这些跨国公司需进行定价调整，可先对其进行约谈，促使其主动放弃转移定价内部化运用。对约谈后仍不放弃转移定价的跨国公司，应将有关情况通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局，由其出面维权，实行定价调整。平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可采取定期培训，促使其转变观念，从一开始就放弃内部化转移定价，引导跨国公司走出避税误区。这样既可以使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还可以化解强化征纳双方的矛盾，促使跨国公司诚信纳税。

第四，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梳理税收优惠政策，减少跨国公司避税诱因。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崇的预约定价（APA）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其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尽管我国已经引入APA制度，但由于APA对法制健度、市场透明度，信息公开度有较高的要求，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因此，可结合我国国情，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有选择地稽核某个行业中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通过审计一家公司，警示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另外，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可以不断调整跨国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逐步使我国从以税收优惠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向以市场引力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转变。

第五，扩大国际反避税合作，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着力点”的涉外税收征管机制，使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缺乏全球性的操作规范和监督，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对国际转移价格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税收管理中心”，负责国际税收决策、立法、司法管理以及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再设置中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派出机构“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和“反避税调查机构”，前者负责监管反避税工作，如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情况、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执行、调整以及覆盖情况，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后者从事专门的反避税调查工作，并负责所在局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的沟通工作，收集并上报所在局需要专员办协助解决的情报资料。通过这样的合作，推动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束语

总之，在与跨国公司的避税和反避税博弈中，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资本相对匮乏，反避税工作应以不妨碍正常引资为度，讲究策略。我国制定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与投资者母国分享资本带来的税收增加额。但是我们应有限度地允许外商投资者从国际避税中获得投资回报，这样才能带来更多投资实现。如此，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注释

①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

参考文献

[1]Jack Bernstein. Transfer Pricing in Canad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1999，（12）：67.

[2]常秀芳. 关联方交易及转移定价浅析[J]，2011，（1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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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近些年来，我国的国际税收领域中对避税和反避税的较量更加激烈。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中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为我国税务机关的管理增加了胜算。特别纳税的调整主要是，引入了独立交易原则、借鉴了国际经验和增加了对避税行为的加息条款。这些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特别纳税进行调整的主要内容，本文对这些内容进行逐一的分析。

一、特别纳税法中的企业所得税

（一）简述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主要是指我国政府针对企业征收的一种税，主要的对象是我国的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简而言之，企业所得税就是政府根据企业所得和其它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是指企业所获取的经济利润，包括货物销售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租金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股息红利所得和租金所等等等。企业在缴纳所得税之前，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税前扣除。我国颁布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中，明确的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它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必须保证合理性、与取得收入有关，这让很多企业都不能准确的界定，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二）税前扣除坚持的原则

针对新企业所得税中对税前扣除规定引发的争议，我国在2012年的时候，颁布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企业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企业的管理进行有效的调整，保证按照法律法规实施纳税义务。例如，企业在计算所纳税额的时候，进行税前扣除，一定要坚持税法优先的原则。比如，企业中实施的职工福利范围，在我国的财务部和国税函都设置了相关的规定，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差异。针对这一点，国家税务总局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企业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应该按照国税函的文件进行计算和处理；企业的会计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应该按照我国财政部财通的文件实施。如果不一致，就按照税法的标准进行处理。企业在进行税前扣除的时候，一定要主要保证税前扣除工作的备案制、合理性、时效性、可追性和一直性。例如，企业在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到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涉及到税前扣除的调整事项，包括会计政策、差错和汇率变更等，都要保持一致。

二、特别纳税法中的独立交易原则

（一）独立交易原则

在转让定价税制中，独立交易原则具有核心地位，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也把企业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对独立交易原则的履行程度作为我国税务机关调整税收的一项标尺，并且在新企业所得税的实施条例中，针对独立交易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独立交易原则，是指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这一解释，对独立交易原则作出了更加准确的表述，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和简洁。

（二）独立交易中的调整对策

一般情况下，纳税人避税的客观驱动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各国对税务计算的方法和依据都不相同，所以纳税人很有可能会按照企业所需要的利益，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自行制定企业产品的价格，实现对产品利润的转移，逃避应纳的企业所得税额。企业坚持独立交易原则的原理主要是，将企业关联交易所获取的收入或者利润水平，在可以进行比较的情况下，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交易所产生的收入或者利润水平进行对比。如果对比之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就说明因为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致使企业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和营业常规获取应得的经济收入或者利益，导致企业或者关联方应缴纳的税收减少。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税务机关才有权对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合理的调整。在税务管理中，以独立交易原则作为基础，不断的研究和发展出不同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和一些其它的、有效的反避税措施，才能解决我国企业在缴纳所得税中出现的问题，保证我国税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税务管理部门在调整税务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一定的前提条件，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和造成了一定的税收后果。

三、转让定价调整的合理方法

税务机关在确定企业的关联方开展的关联贸易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之后，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应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及时的调整。为了保证我国税务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国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实施条例中，列举出了很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并且对每一种方法的定义都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例如，在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中规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有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成本加成法、利润分割法、再销售价格法和交易净利润法等。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转让定价调整方法进行了新的规定，规范了传统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增加了新的利润交易调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最优法”的原则；针对不同的交易类型，设置了不同的定价转让调整方法。例如，再销售价格法主要适用于企业的分销商不会加工增值再销售商品或者产品增加价值比较小的情况。

四、总结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维持秩序，制定了各种不同的法制法规。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台新企业所得税法是根据我国企业的发展实情，结合我国综合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定的科学原则制定的，需要企业认真的理解，根据新的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税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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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EnvironmentalTaxation），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Taxation）、绿色税（GreenTax），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

①一般认为，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1877～1959）在其1920年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最早开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

②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Taxes）方案。

假定Y商品的生产对其他产品存在负的外部性，那么其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以PMC和SMC分别表示生产Y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如图1所示。假定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所决定的边际效益为MR，那么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是PMC=MR所决定的Qp，而社会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应该有的产量则是由SMC=MR所决定的Qs.两者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政府征收税收（比如消费税等）加以弥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

二、环境税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税制最优化的选择

任何一国在税制建设中，总是希望能实现最优税制结构（OptimalTaxation），这一结构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并重的均衡结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存在一个既成的最优税制，人们更多的是接受既定的一个次优选择，并不断地追求税制结构的最优化。

③税制最优化的可行性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志和制度转换成本等因素。政府在税制最优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决策者，而政治市场上的决策者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方，受制于作为制度需求方的选民（纳税人）的偏好，因为政府的再次当选需要得到选民的选票。如果税收制度转换成本太高，政府考虑到各种纳税人群体的利益，就不会轻易改变现有税制的整体结构，突破纳税人群体间的现存利益格局，实施强制性的税收制度变迁。但是对最优税制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又促使税制供给方的政策决策者寻找一种渐进的、温和的税收制度变迁方式作为替代，以不断完善现有的次优税制结构。

既然现有税制是一个次优选择，那么它就必然存在税收扭曲效应。比如：如果一个税制整体累进程度太高，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对生产者自由的干预过甚，抽取了高收入阶层（其中许多是企业家）过多的经济剩余，扭曲和妨碍了经济激励机制的运作，最终会导致纳税人工作积极性下降，也就是产生以闲暇或者减少工作努力来替代工作、投资和创新的替代效应，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④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为政府筹集了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收入，另一方面又有效减轻了现存税制的扭曲效应，推动了税制的优化进程。

三、环境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

（一）公平原则分析

我们从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可知，庇古税方案通过以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途径来维护社会经济中的公平原则问题。而公平原则也是设计和实施一国税制时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它往往成为检验一国税制和税收政策优劣的标准。所谓税收的公平原则，又称公平税负原则，就是指政府征税要使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且在纳税人之间保持均衡。

公平原则也是建立环境税的首要原则。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选择和行为实施会产生外部性，高消耗、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发展，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和生态效率，而这些企业未付出相应的成本，也就是说其税收负担和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不吻合，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各国环境税大多以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政策目标。

⑤（二）效率原则分析

⑥具体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我们将围绕经济效率展开讨论。

一般而言，税收引起的价格变化的总负担，并非简单的等同于所征收税款的绝对额。在现实中，征税常常带来纳税主体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的扭曲，干扰资源的配置。当这种扭曲超过一定限度时，纳税人或者改变其经济行为，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减轻或逃避其税收负担，这种状况被称之为税收的“额外负担”。当然，征税的过程也同样会带来纳税人的“额外收益”，对经济产生良性刺激。因此，检验税收经济效率的标准，应当是本着税收中性原则，达到税收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

环境税的征税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污染对环境的破坏，这必然会影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改变其成本收益比，迫使其重新评估本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环境税也对其他企业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产生了影响。

四、环境税：倍加红利角度的分析

（一）倍加红利的概念

所谓倍加红利（DoubleDividend），是指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所获收入可以用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获得倍加红利。即一方面通过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加强污染治理，提高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是由征税获得的净经济效益，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个人财富、GDP总值以及持续的GDP增长等。

（二）环境税的倍加红利效应

从非环境角度看，如果原有税制结构不是最优的话，那么环境税的开征也许可以减轻税制的整体负担。关键在于要促使税制沿最优化方向改革发展。

1.对生产投入要素的影响。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属于公共消费品，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用于生产的公共投入品。比如：一个更好的空气和土壤环境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而一个低污染环境可能提高人的身心健康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劳动力生产要素。而环境税的征收，在为治理环境污染、开展环境保护筹集了一笔专门性收入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土地要素等的投入质量，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和现有税制的互补效应。我们知道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可能存在环境质量这一公共产品的过量供给，但又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得到必要的补偿。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而言，可能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而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提供又是同一的，于是低收入者就获得了更高的效用满足而不必为之支付更多的费用。就此而言，一个较高的环境税是对一个低累进税制的有效补充，它实际上是弱化了税制对劳动的扭曲作用，因为它对劳动征收的边际税率实际上是降低了，是在激励人们提供更多的劳动。

3.对增加社会就业的影响。欧洲各国征收环境税的最初考虑是为了增加就业。政府可以通过高额的环境税弥补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因为环境税和对劳动的课税不同，不仅劳动者而且非劳动者的收入也要负担环境税，政府把来自于那些非劳动者的征收所得向全体劳动者做了再分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应增加。所以，一个更好的环境质量是和更高水平的就业量相伴的。

4.税负在不同收入者间的再分配。欧洲对倍加红利的关注导源于大量的自然性失业的存在。但环境税对失业者和就业者的影响有什么不同？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知道失业者并没有从降低对劳动所征税收中受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税收负担，因此，环境税实际上是把税收负担从就业者转嫁到了失业者头上。由于税收制度、社会保障金、价格补贴收入等的交互作用使得低劳动技能者所面临的有效税率特别的高，于是税收负担又从高劳动技能者转嫁到了低劳动技能者。

5.环境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由于环境税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的技能，以便在税负转嫁中处于有利地位，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环境税对污染的惩罚性措施强迫企业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主动享有环境税的优惠措施；我们说原有的税制不是一个最优的税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税制的分配效应，而环境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公平原则的实施，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6.其他。环境税可以通过降低原有税制的扭曲效应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政府出于公平分配的考虑不会单纯地以提高税制的有效性为目标。实际上，分配问题是倍加红利的核心所在。如果不考虑分配因素，也就无所谓税制的扭曲作用了，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比例税的征收来满足他们的收入需要。比如：对非劳动的高收入者而言，如果他们为污染消费支付了很高的税负，但却没有从较低的劳动税收收入或者更高的名义转移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可能会引起他们的逆向选择，抑制他们的创新动力。

五、对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结构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城市生活垃圾大量增加而未得到妥善处理，造成城市的环境污染；三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的沙尘暴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显然非常必要。通过开征环境税来筹措专门的环境保护费用固然很重要，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发挥环境税的倍加红利作用，在运用经济手段消除外部不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利用税收工具刺激外部经济，减轻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因此，环境税制的完善过程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环境税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环境保护水平的下降。环境税制的建设还应该与税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发展进程相协调。

1.我们知道环境税收入会随着开征时间的持续呈倒U形结构（见图2）。所以我国建设环境税制决不能以增加收入为根本出发点，环境税制的政策目标只能是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该目标在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从环境税中所得收入必然很小，这也是符合环境税立税宗旨的。

2.在建设环境税制进程中，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环境税本身固有的倍加红利作用。通过对原有税制扭曲效应的纠正，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保持有效的激励机制，发挥环境税的刺激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正效应的作用。比如在解决我国企业经济结构粗放、资源利用率低这一最大也是最关键的环境问题时，可以通过税率结构设计上的技术性处理，引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最终达到增加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企业利润率的目的。

3.在环境税制的建设和设计时，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借鉴近年来国际上已经成熟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环境税制改革之路。比如，在发挥环境税制倍加红利对经济结构优化作用的同时，要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实际国情，适当发挥其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效用。

参考文献

（1）刘植才《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税务研究》1999年第4期。

（2）陈俐《OECD成员国的环保税收及可借鉴的经验》，《税务研究》1999年第9期。

（3）杨秀琴、钱晟《中国税制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Bovenberg，A.lans.“GreenTaxReformsandtheDoubleDividend：AnUpdatedReader‘sGuide”，InternationalTaxandPublicFinance6No.3（August，1999）。

（5）GilbertEmetcalf，“GreenTaxes：EconomicTheoryandEmpiricalEvidenceFromScandinavia”，NationalTaxJournal，Washington，Dec2000.

①刘植才《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税务研究》1999年第4期。

②马歇尔首先提出了外部性问题，即一个经济行为主体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效应，但这种效应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当产生了不利影响时称为外部不经济，反之则是外部经济。

③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可参阅科斯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④陈俐《OECD成员国的环保税收及可借鉴的经验》，《税务研究》1999年第9期。

⑤韩霖《关于开征环保税的构想》，《税务研究》1999年第4期；

刘明《我国生态税收的政策选择》，《税务研究》1999年第9期；

中国税务学会“环保税制课题组”《关于我国建立环保税制的研究》，《税务研究》2000年第9期；

杨圭照《突出保护环境功能完善环保税收制度》，《税务研究》2000年第1期；

篇6

一、OECD国家纳税评估选案系统的理论基础

纳税评估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进而对纳税人依法纳税的程度和信誉等级做出评价、提出处理意见的综合性管理工作[1]。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建立了类似的纳税评估体系和税收评估模型，有的国家称为评税或税务审计，纳税评估工作也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税务局的核心工作。从理论上说，纳税评估是对纳税不遵从行为或纳税人诚信水平的评判、测量，从而成为连接税款征收与税务稽查的有效载体。经过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评估分析，发现疑点，直接为税务稽查提供案源，避免稽查环节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征管效率和税收管理水平。

有关纳税主体税收遵从的研究1979年起源于美国，此后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先后开始纳税遵从理论的研究。其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为两方面：

第一，针对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类型的研究。西方学者对纳税人依法照章纳税状况的评估和描述，通过“税收遵从”来体现，其理想状态是：按要求进行税务登记；及时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要求报告相关的涉税信息；及时足额缴纳或代扣代缴税款。而偏离理想状态的行为均可称为税收不遵从。在税收实践中，税收不遵从是更为普遍的状态，也是税务管理产生的原因。根据对纳税人行为方式的研究，税收不遵从分为无知性不遵从(愿意自觉纳税，但不能准确理解税法和法规)、故意性不遵从(不愿意自觉纳税，主观存在减少自身税负动机)[2]。一般而言，税收遵从的研究对象为故意性不遵从，国外税收审计选案系统的设计也基于此。但在实践中，特别是计算机自动化的选案系统，由于错报或漏报事实已经发生，因此很难在动机上严格区分两种性质的不遵从行为。一些国家采取合并无知性不遵从与故意性不遵从的原则作为税收审计选案的理论基础。

第二，针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国外对税收遵从成本的实证研究表明[3][4]，税收遵从成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负担分布不均衡：一方面，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收遵从成本；另一方面，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高税收遵从成本易引发纳税人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户，较高的遵从成本使他们感受到在税收上不公正的待遇，导致严重的偷税问题。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积累性，对形成自觉申报、诚信纳税的税收氛围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5]。因此，中小型企业 [①]在很多国家代表着税收不遵从的高风险群体，成为国外税收审计选案系统进行风险评估的主要对象。

二、OECD国家几种代表性的纳税评估选案系统[6]

1、集中化/自动化方式——美国国内收入署(IRS)

美国税收审计选案系统主要以“判别函数工作量选择模型”(Discriminate Function Workload Selection Model)为基础，并通过DIF建立一个公平的全国性的长期评分方式，即“纳税人遵从测度程序”(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me)，来识别最有可能具有遵从风险的个人和资产较少企业的纳税申报。

IRS服务中心遵从风险系统运作框架，如图1：⑴纳税人提交的申报表进入服务中心子处理程序；⑵进入程序的“提交分析模块”(Filing Analysis Module)。FAM会将提交的申报表分类、打分和筛选，以便进一步分析和归类。FAM根据9个指标：被动活动损失(passive activity loss)、自我雇佣税、可选择最低税、投资的利息费用、双重课税抵免、生活费或赡养费、教育扣除、儿童照顾扣除和慈善捐赠，设置标准，检查企业是否违例。一旦申报情况符合企业违例标准，即违例标准被“点燃”(fired)，申报即被送入“提交事后分析模块”。⑶进入程序的“提交事后分析模块”(Post Filing Analysis Module)。根据FAM的评分，PFAM将进入模块的申报作适当分类。⑷违例标准没有被“点燃”，申报被IRS接受归档。⑸申报表被分为勤劳所得税收抵免 [②]预先退税(EITC Re-refund)、勤劳所得税收抵免事后退税(EITC Post-refund)、非勤劳所得税收抵免事后退税(Non-EITC Post-refund)三类。⑹⑺基于PFAM的分析，PFAM针对高风险或低风险申报表为工作人员分配合适的工作量。⑻具有非遵从风险的申报表进入“工作量分析模块”(Workload Analysis Module)。同时被检验和调查的申报表也被反馈到WAM。WAM将根据“服务中心测试工作计划”中每个地区的经验值水平、每个案例花费的时间和纳税人回应率等因素权衡分配工作人员和相应需要调查的纳税申报。⑼在适合的情况下，存在高风险的申报表也被转入其他模块，例如针对小企业或自我雇佣的情况。⑽以WAM的分析结果为基础，纳税申报进入“服务中心检查”程序。⑾非遵从风险高的申报表检查程序终止，IRS将申请强制执行判决的诉讼。⑿在适当条件下，具有高风险的申报也可以进入选择性的处理程序，比如非强硬性警告等。⒀具有低风险的纳税申报进入选择性的处理程序。⒁所有处理结果反馈到“处理事后分析模块”(Post Treatment Analysis Module)。⒂PTAM的结果再提供给FAM，以便未来分类和选案使用。⒃对那些已被IRS接受并归档的申报而言，数据会由PFAM直接反馈给FAM，作为历史记录保存。

2、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风险识别方式——英国国家税务局(UK Inland Revenue, UI)

UI的风险识别处理是一个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结合的过程，由两个层面展开。首先，从中央层面：局部选择完全审计 [③]案例的比例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余下的部分则为地方性选案。而且所有地方性选案由中央自动化风险评估系统予以支持，地方税务机构时可以使用全国性统一的风险标准和参数系统了解纳税人的概况。数据挖掘和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识别带有高风险特征的纳税申报表，其结果有利于明确需要实施完全审计的中央选案比例，以及协助地方RIAT进行地方性选案。其次，从地方层面：每个地方税务机构中都包括一个风险智能和分析小组(RIAT)，其主要作用是对本地区所有纳税申报表实施风险评估，并识别哪些个案需要被审计，而审计的实施则由地方税务机构的其他小组完成。表1为2003--2004年UI完全审计大体的构成情况：

表1： 英国税务局2003—2004年完全审计选案情况

选案方式 中央/地方选案 完全审计的比例

随机审计 中央选案 10%

中央指导 针对存在高风险的交易部门或问题由中央负责，进行局部选案 35%

地方性选案 地方有选择审计 55%

3、国内增值税风险分析——奥地利联邦财政部(Austrian 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

奥地利的增值税风险分析系统是多量纲的选案系统，以客观的风险因素、基础数据的频繁更新、持久的风险评估处理程序为基础，只适合于中小或较大的业务量企业的风险评估。目前使用的客观风险因素指标有35个。例如提交申报表和支付税款有无规律性、申报表中的数据、填报数字与无规律性周期之间的比较、由于重大变化产生的风险、案例的历史和当前的状况以及其流动性问题、增值税申请退税的信息等。风险评分根据每个风险因素指标或其风险属性水平，分配到每个实际案例，并通过发生特定事件情况下更新风险分值的方式，针对特定纳税人不断地积累分值。风险分值在某一特定时点的总和可以体现案例的实际风险。例如以下特定事件：是否提交申报表、是否履行支付税款的义务、是否有税务审计结论、是否有年度评估的结果等。但是由于“积累风险评分”系统一般不能体现新企业存在的任何高风险，税务机构需要对特殊风险进行分类，人工选案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4、增值税退税中的风险评估——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UK Customs＆Excise)

英国增值税制度允许在独立的纳税申报中，对购买的进项税额超过销项税额的差额部分予以退税，从而引发不足额缴纳税款的潜在风险。增值税退税中的风险评估依赖于“退税前可信性程序”，其任务是在退税前从众多退税申报中筛选出存在最高风险的申报表，核实是否应予退税。“可信性程序”具体分析步骤为：

首先，风险因素(变量)的识别阶段。包括交易分类、应纳税流转额的规模、应付税款净额、提交申报的平均延迟天数、申报表的类型(漏报或正在接受评估)，以及债务历史等。这些风险变量一般不被加权。因为在申报表中，有些变量的信息可能缺失，所以各变量的权重没有区别。但从风险角度考虑，一些变量又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是否有漏报的情况等。

第二，风险状况的评估阶段。对一个申报企业来说，如果一个或几个风险变量发生的频率值较高，说明存在税款流失的高风险，其风险分值就会比较高。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到每个企业一个或多个风险变量发生频率值的命中率、每个企业多个风险变量发生频率值的平均命中率，以及一旦风险发生每个命中率可能流失的税款金额。风险分值就是，所有命中率中的最大值与每个命中率可能流失税款金额的平均值的乘积。根据风险分值，纳税企业被排序为没有经过审计、低风险、中度风险、高风险、异常风险五个组，来决定审计人员的数量，以及向各地区税务机构分配不同风险水平的申报表。

5、分散化的风险识别处理——法国一般税高级理事会(French General Tax Directorate)

法国的风险识别处理过程不由中央管理，而是由地方性或专门的高级理事会负责，并通过3909表格完成当地税务机构对纳税人信息的采集工作，作为风险评估的基础。表格记录了地方税务机构掌握的有关纳税人的所有税收遵从信息，包括由此推定的潜在风险。

其次，OASIS和SYNFONIE风险分析软件，会对所有集中到专门的高级理事会的3909表格进行处理。首先，OASIS对3909表格中各种信息的作进一步细致分析。这些分析包括对企业增值税、公司税纳税申报表，以及自我雇佣行为的研究和比较；计算一系列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财务状况报表中不同行之间的比率；对同一纳税人以前年度(三年或四年)的纳税申报表，或有同样行为、同等流转额水平的不同纳税人之间，做局部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比较和比率计算；以及对不同申报表中要素间进行交叉稽核。其次，SYNFONIE通过给每一份申报表划分风险等级来完成风险评估过程。每一个风险按1~5给予分值划分等级，分值越高的申报表，其风险越高。一般情况下，超过20分的申报表就可作为怀疑对象。

三、我国增值税纳税评估现状的基本分析

1、 增值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状况

从增值税分行业税负角度，2000~2004年，批发零售业实际征收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为14.87%左右，工业 [④]实际征收增值税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仅为10.85%左右 [⑤]，而且目前我国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的小规模纳税人的户数约占增值税纳税人总户数的80 %~90 %，对小规模纳税人按简易方法以4 %和 6 %的征收率征收，其实际税负要超过一般纳税人17 %的税率[7]。从税收遵从成本角度看，通过对纳税人及税务机构的调查，增值税纳税人填写申报表的时间相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花费时间最长，折合为货币成本的金额也最大。另外，从我国近年来偷逃税的大案要案上看，基本都是增值税案[8]。

2、 增值税纳税评估选案的基本方法

1998年国家税务局确定峰值分析法作为选案的基本方法，使用销售额变动率、税负率、销售毛利率、本期进项税额控制数和成本毛利率5个指标与正常峰值进行比较。正常峰值由地市级以上税务机关根据本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

峰值分析法的优点是简单直观、易被使用者理解和掌握。但缺点也在于评判标准过于简单。由于峰值法的分析原理是衡量个体指标偏离行业平均值的程度，所以评估人员在实践中通常根据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出现异常值，判别申报的可靠性。如目前增值税的纳税评估一般仅限于零申报、销售变动率和税收负担率为零或很高三种情况，而其他分析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小，因此误判的概率较大。另一方面，税收负担率、销售毛利率、本期进项税额控制数、税收负担差异率幅度和销售利润率是人工选案的首要考虑对象，典型的峰值选案模式很容易被企业以各种手段伪装而失去意义。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增值税纳税人税收遵从度较低。由于批发零售业的实际税负高于工业部门，增值税评估对象只限于一般纳税人，以及增值税的遵从成本较高，使得增值税纳税人、特别是大量从事批发零售业的小规模纳税人具有较高的非遵从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纳税评估系统自身存在方法上的缺陷，评估指标单一，凭税务人员个人经验的选案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不仅降低了选案准确率，也不利于控制税收管理成本。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完善以纳税人税收遵从风险判别为基础的计算机评估系统、加强对增值税纳税人(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日常监管。

四、国外税收审计选案系统的经验总结与对完善我国增值税纳税评估系统的启示

1、国外选案系统是以纳税人税收遵从风险测度为基础的，并应用判别分析法建立的纳税诚实申报判别模型是税务审计选案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这得意于其在对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上述国家都将纳税人遵从风险的识别作为评税流程的第一步。一方面，可以使税务稽查工作量、税务人员根据不遵从风险的高低进行合理配置，优化有限资源，控制税务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根据一个或几个异常值来判断纳税企业存在疑点的误差，影响选案的准确率，使稽查更加有的放矢。

纳税诚实申报判别模型可以简单描述为：有2个总体Y1(不逃税类企业)和Y2(逃税类企业)，其分布函数分别是F1 (x)和F2(x)，均为n维分布函数，对给定一个新的纳税申报表x，判断x来自哪个总体。一般来说，维度高一些，即指标个数多一些，可以使分界线的分辨率更高一些。这样可以克服我国目前峰值法的不足，避免个别指标值异常对选案的误导。

2、国外税务审计选案比对标准多样化。上述国家都通过金融部门、或其他可以提供第三方信息的机构提交的纳税申报，来获取与企业相关的外部非数据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处于不断更新与完善中，其更新速度的频率基本为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不等。其比对标准基本可以分为纵向的宏观与微观指标，横向的硬指标 [⑥]与软指标。相对软指标(定量指标)而言，硬指标具有“肯定性”，这类标准一般不需要测算，可以在税收法律法规中直接获得，将纳税人情况与其进行对比，从中发现疑点，通常是实际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软指标是度量“可能性”的指标，通过量化的数据与标准进行比对的异常情况由税务人员根据经验进行推断，所以存在误判的概率。而宏观经济指标则有助于对整体税收形势的掌握，为选案提供指导方向。

我国目前纳税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由税收负担类指标、资产管理能力类指标、企业盈利能力类指标、企业偿债能力类指标以及企业性质和信用状况类指标组成。其中定量指标占了绝大多数，而硬指标和宏观经济类指标比较缺乏。如在目前计算机选案指标体系中，可以加入税务登记情况类指标；账簿、凭证管理情况类指标；纳税申报情况类指标：税款缴纳情况类指标等。除此以外也可以增加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指标，如奥地利使用的一些客观风险因素指标：提交申报表和支付税款有无规律性、申报表中的数据、填报数字与无规律性周期之间的比较、由于重大变化产生的风险、案例的历史和当前的状况以及其流动性问题、增值税申请退税的信息等，从而使遵从风险的测度结果更为客观。

3、国外税收审计选案系统普遍设计了学习与反馈机制，并建立绩效评估程序。这种机制用来记录税务机关负责评估的案例、部分法院判例，或者对纳税人非遵从行为的处理措施，作为历史信息保存在系统内部，为未来有争议的案例的处理提供指导依据和参考。学习与反馈机制对于一个选案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的系统。虽然美国的税收制度没有实行增值税，但其针对所得税，识别纳税人遵从风险的运作框架却值得借鉴。

4、国外税收审计选案方式基本有中央集中选案，如美国。有中央集中化和地方分散化相结合的方式，如英国。也有由一份特殊的电子表格为选案线索，由地方汇集到某个部门集中选案的方式，如法国。这些方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库系统可以实现中央与地方，不同地理区域间的数据共享。

我国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增值税纳税评估选案属中央税种税收管理范畴，由各地国税系统行使税收管理权。相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纳税评估指标体系中，除了增值税特定分税种评估指标外，还会用到各税种通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如收入类、成本类、费用类及利润类评估指标。如果国、地税相互独立进行纳税评估选案工作，会造成数据信息的极大浪费。因此，建立数据信息共享的数据库是增值税纳税评估选案系统开发的基础，而且增值税风险分析与所得税风险分析的系统整合也是国际税收审计计算机选案系统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推行征管改革的试点工作方案》

[2]马国强, “正确认识与开展税务服务” [J],《涉外税务》, 2005(3),5-8

[3] B.Tran-Nam, C.Evans, M.Walpole and K. Ritchie,"Tax Compliance Costs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National Tax Journal, 53,2,229-52.

[4] J.Slemrod,"The Simplification Potential of Alternatives to Income Tax," Tax Note, 66,1331-8

[5]雷根强,沈峰, “简述税收遵从成本” [J],《税务研究》,2002(7),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