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范文
发布时间：2023-12-25 14: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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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由于农村处于偏远的山区或者经济未开发的地区，具有田园风光，整体具有田园牧歌的感觉，人们从事的也是农业劳作，一切具有原生态的味道。因而在整体的农村旅游中，呈现的是田园观光、吃农家饭、或者以农家乐为主题的活动，没有新颖之处，任何地方的农村没有任何的差别，体现不出农村的独特性。
（二）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效率不高
对于农村旅游业而言是一个高复合型的产业，涉及到旅游的方方面面，比如：涉及到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为旅游的人们提供丰盛的食物；也涉及到第二产业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在旅游欣赏或者农家特色的代表；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信息、金融和服务行业等，这是旅游必备的条件[1]。总体而言，农村旅游设计了三大产业，但是三大产业的整合率不高 ，主要原因是上述所涉及的方面没有进行很好的结合，将乡村的旅游资源没有及时的发挥出来。
（三）农村旅游资源的规模比较小
由于农村的经济没有形成集约化的发展，主要以家庭经营方式为主，由于受传统思想合和传统农业劳作的影响，大多数以单独个体经营为主，无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利用，因而在旅游资源发展方面，整体的旅游项目规模比较小。有些地区的资源比较短缺，主要体现在房屋或者旅游设施等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在组织的活动项目中，活动的规模也比较小，无法全面的展现农村文化生活，更无法将项目活动与文化结合，因而其发展传承的时间比较短。因而从整体而言，农村旅游至今没有形成观光、休闲、娱乐、旅游一条龙服务，因而旅游资源的发展规模比较小。
二、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
（一）乡村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提出与必然性
针对农村旅游资源的发展而言，资源的整合才能将资源的价值最大化的发挥，而如何让农村旅游进行全域发展，需要有融合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全域旅游发展的进一步延伸，并且全国旅游工作研讨会于2015年8月在黄山召开期间，国家旅游局局长提出了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在2016年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全域旅游模式。因此，全域旅游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必经之路，对农村旅游而言，在以整合资源为前提的情况下，需要全面创新旅游产品，从而推动农村旅游资源更加优化。融合发展农村旅游资源提出的时间比较短，但就其发展的前景而言，是比较长远的，能够解决农村旅游资源盲目竞争的局面，避免乡村旅游资源进入竞争的困境，同时还能整合农村资源，让旅游业向健康方向发展。因此，实施融合发展旅游资源有利于乡村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同时也能增强农村旅游资源的综合竞争力。
（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措施
首先，将农村旅游饿模式与其他旅游模式相融合。由于农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在旅游发展期间，所呈现的是相似的田园观光、农事劳作体验活动、或者推出农家乐主题活动，这些活动形式只有一次性的消费，无法让游客多次的观光旅游。因而，农村资源要突破这一现象，根据地方特色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将新的旅游资源与之前的资源相结合，呈现不同的项目体验[2]。将文化融入到农村旅游中，能够推动农村旅游资源优势的最大化发挥。比如：体验活动中不仅包括农耕体验，还有农家瓜果蔬菜的采摘品尝，不同季节的瓜果蔬菜能吸引游客多次的观光；文化方面包括酿酒、剪纸工艺、刺绣、竹编等项目，这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留念，让游客的旅行品味有很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更加的丰富多样。
其次，将农村旅游资源合理整合，推动农村旅游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增加旅游产业链。由于农村旅游资源条件资源的限制，无法全面的发挥农村旅游资源，游客也无法深入的体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因而无法吸引更多的游客。整合资源方面，主要围绕农村旅游的住宿、食物、出行工具、旅游景点或者旅游体验的项目、特色纪念品的购物活动、农村旅游的娱乐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让上述的几何方面形成一条龙服务，无论游客从哪一个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服务，让游客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充分的享受和体验，让游客能真正体验农村文化的魅力[3]。此外，农村旅游还要将三大产业有机的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服务机构与运作系统，拉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篇2
引言
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向传统农业领域的延伸，以农业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资源，以旅游为目的，通过旅游业的推动，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发展形成一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的新的产业形式[1]。楼观镇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低下，一是政府缺少统一规划，宣传力度不足，二是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三是受楼观台道展区的影响，发展乡村旅游受到制约。因此，本文梳理楼观镇乡村旅游的现状，发现问题，探寻适合楼观镇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1楼观镇及其周边地区旅游资源
1.1 楼观镇旅游资源分布状况
楼观镇的旅游资源主要有以东西楼观为主的道文化旅游资源；以大秦寺为代表的佛文化旅游资源；以田峪、就峪为代表的自然风景旅游资源；以猕猴桃、薰衣草为主的特色产业观光旅游资源；以道情、牛斗虎为代表的民俗旅游资源；以周至碗、黑河鱼、道文化饮食为主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历史传说以及大量的碑文时刻[2]。
1.2 楼观镇及其周边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大楼观地区现已由曲江文旅建成道教文化展示区、延生观景区、化女泉景区、大秦寺景区、赵公明财神文化展示区、曲江农业博览园、薰衣草庄园、玫瑰庄园、百亩葵园，分布于环山路两侧。其中道教文化展示区、延生观景区、化女泉景区、大秦寺景区、薰衣草庄园、玫瑰庄园、百亩葵园均在楼观镇镇域范围内。楼观镇旅游资源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开发程度高、知名度高，吸引了数量可观且较为稳定的客流。
2 楼观镇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的乡村旅游主要以旅游度假为宗旨，旅游者可在乡村及其附近逗留、观光、体验乡村生活，品尝当地的美食[3]。楼观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低，乡村田野风光未得到开发，虽然楼观景区已建设多年，但是楼观镇旅游服务业发展滞后，其中较为重要的餐饮业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消费高者如楼观印象酒店，消费低者路边摊比比皆是，游客很难享受到既经济实惠又特色美味的餐饮服务。
3 楼观镇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楼观镇发展乡村旅游最大的优势是拥有稳定且数量可观的游客。楼观镇的乡村旅游需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依托现有旅游资源，以发展特色民俗饮食为切入点，将游客留下来，为游客提供优质、低廉、特色的餐饮服务。特色饮食的发展应以农家乐和特色饮食街相结合的模式进行[4]。这种模式的成功在袁家村特色民俗村和马嵬驿特色民俗村已得到证明，马嵬驿民俗文化村依托杨贵妃墓，最终实现了对景区的反哺，袁家村也成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
马嵬驿民俗文化村位于兴平市马嵬街道办事处李家坡村，依托道教圣地黄山宫独特的历史资源而建，同时马嵬驿也是唐朝西行的第一驿站，它以古驿站文化为核心，打造集文化旅游、民俗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田园观光为一体的的民俗体验地。从现在马嵬驿民俗村的经营状况来看，它的模式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但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同时实现了对周围景区的反哺。
将楼观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与马嵬街道办事处相比较，在诸多方面楼观镇都拥有优势。在道路交通条件方面，楼观镇经由沪陕高速进入环山公路可直达，环山公路路面宽阔、路况好，马嵬驿则需要穿行兴平城区并行使一段不太宽阔的104省道，而且进村道路狭窄，桥窄处行驶不畅；在基础设施方面，楼观镇由于景区建设早、数量多、规格高，停车场、公共厕所等设施完备，马嵬驿进入景区道路状况差、人车混行、道路紧邻水沟且无防护措施，停车场少，厕所狭小；在旅游发展成熟度方面，楼观镇景区种类齐全、数量多、开发程度高，游客量大，马嵬驿则只有杨贵妃墓一处有名的景区；在自然资源方面，楼观镇背靠秦岭，水体资源丰富，猕猴桃种植面积大，马嵬驿则缺少水体资源和美好的田园风光。
依据楼观镇的实际状况，将关色民俗体验地选址在田峪河西岸，该地区紧邻田峪河，可以打造滨水空间。田峪河西岸地势平坦且开阔，无大量建筑物，拆迁量小。该区域紧邻楼观台景区，交通通达、停车便利、客流量大。整个区域划分为特色美食街、关中民俗体验街、休闲广场、住宿区、休闲娱乐区、农家乐区、民俗文化博物馆七大区域。特色美食街以经营楼观镇特色美食和关中地区美食为主；关中民俗体验街以观赏，体验民俗活动为主；休闲广场以喝茶休闲，观看当地特色民俗演出为主；住宿区以关中传统民居住宿为主；休闲娱乐区以各种娱乐休闲设施为主；农家乐区以品尝农家饭为主；民俗文化博物馆展示关中传统建筑、劳作工具、传统工艺等。建筑样式仿造传统关中民居，富有变化，控制街巷宽度和建筑尺度。
4 结论
通过多方面的比较可以得知，楼观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明显优于马嵬驿街道办事处。马嵬驿民俗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楼观镇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依托现有资源，虚心学习成功经验，全力发展乡村旅游，将游客留下来，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饮食体验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体验，丰富游客的旅游生活。初步选址在田峪河西岸区域建立关中民俗体验地，发展特色民俗体验和特色饮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扬关中饮食文化，实现对楼观台景区的反哺以及帮助村民致富。
参考文献
[1]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篇3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乡村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等将“community”的概念引入中国,翻译为“社区”,并指出,“社区是若干社区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相关团体)聚集在一定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当代众多学者对“社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角度各不相同,在此我们认为,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通常具备以下特征:①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②具有相同的文脉和共同的价值观;③具有相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④成员间有共同的利益。按照此定义,乡村居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和风俗,无疑是最接近“社区”特征的社会单位。乡村社区就是在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乡村社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小型、封闭性、同质性和欠开发性,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拥有亲密的关系、共同的生活方式、强烈的群体感。
2. 乡村旅游
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历了数十年,焦点之一就是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学界普遍认为“乡村旅游”是具有复杂性和复合性的概念。欧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94)将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认为“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因而,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于乡村地区,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Bernard Lane(1994)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认为乡村旅游的概念远不仅是在乡村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那么简单,乡村地区本身就难以界定,不同的国家标准差异很大,乡村旅游是一种复杂得多侧面的旅游活动。
我国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可搜索到的文献大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前期主要是对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创新性的研究集中产生于1998年以后。马波(1995)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杜江和向萍(1999)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何景明等(2003)认为狭义的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刘德谦(2006)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
无论学界从哪个角度进行定义,有一点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和独特卖点。
3. 社区与旅游业
王刚,汪丽萍(1998)认为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其中,“社区居民”包括居民、政府、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社区的各项事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社区参与的目标取向是社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是一项社会化的产业,乡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社区,发展旅游业将对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笔者曾于2004-2005年间选取浙江省安吉县的两个村落进行了有关乡村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情况调研,得出了如图1的影响模型:
另一方面,乡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居民对于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对产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将乡村居民纳入到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积极的“社区参与”就成为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和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刘纬华(2000)认为社区参与是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决策和执行体系中。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现状
1.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基本方式
(1)自主经营模式
这是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一种参与模式,由农户自发经营,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离。这种模式通常投入较少,接待量有限,乡村文化保留得最真实和完整。但受管理水平和资金投入的影响,旅游的带动效应有限。
(2)“农户+企业”模式
该模式通过引进旅游公司的管理,对农户的接待服务进行规范,避免因无序竞争而损害游客的利益。吸纳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与管理,能够充分利用农户闲置的资产、富余的劳动力和各种农事活动,来丰富旅游活动。利益分配是这一模式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
(3)“社区+企业+农户”模式
这一模式是“企业+农户”模式的延伸。旅游公司与社区(村委会)进行合作,再通过社区组织农户参与旅游发展。公司一般不与农户直接接触,但会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并制定相关规定,规范农户的经营行为,确保旅游服务质量。在此模式中,社区是旅游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同时,还可对公司起到监督作用,保证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4)股份制模式
这一模式将乡村旅游资源界定为国家产权、乡村集体产权、村民小组产权和农户个人产权四种产权主体,通过合作的形式发展旅游业,国家、集体和农户参与各方按照各自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产权关系明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有利于调动农户参与发展旅游的积极性。
2.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领域较单一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业的领域很多,参与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的全过程。但目前,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主要体现在提供旅游接待服务、参与利润分配、接受旅游培训等,还缺少对很多实质性环节的参与,如旅游规划和决策过程、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事实上,当居民意识到自己能够对旅游开发施加影响时,他们就更倾向于对发展旅游业持积极的态度(Inskeep,1991);乡村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更是乡村居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其保护和传承必须要有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2)社区居民的经济收益有限甚至出现负收益
尽管发展乡村旅游能给社区及其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除了少部分自主经营的居民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收益外,参与旅游业的居民从事的主要是接待服务工作,经济收入低,大部分利益为外来企业和从业人员所得。一部分居民由于旅游开发丧失了土地和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如农业、养殖业),所得的补偿款不足以弥补损失。此外,由于发展旅游业而带来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抵消了一部分经济收益,甚至出现负收益。
(3)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
在部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居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抢夺客源和旅游资源的产权。一部分人因为旅游业而“先富起来”,引起其他居民的嫉妒;旅游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后果则需要整个社区及其居民来承担,这也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从而导致摩擦甚至冲突事件。此外,个别乡村居民经受不住诱惑而采取不法手段谋利,以次充好、偷盗、诈骗等事件屡有发生。上述情况不但有损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长期来看,将严重影响乡村社区的稳定和“乡村性”的传承。
三、展望
1.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创新模式
前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方式,经过实践的检验,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局限性。鉴于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亟须创新模式,提高社区参与的绩效。
(1)“政府+农户+NPO”模式
这种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政府介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包括乡村旅游的规划决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和指导经营、环境监测和保护等,有利于乡村旅游的有序发展。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当NPO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时,政府可逐步退出运作。
(2)“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
这种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当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所有开发费用时,旅游开发企业可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且承担提供就业、培训等责任;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招徕客源。
由于乡村地区经济落后、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偏低,其对乡村旅游的参与度往往较低,主要局限于提供旅游服务、文艺表演等相对较浅的层次。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居民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对参与的认识和能力。
2.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设计
通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设计,包括引导机制、咨询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引导机制包括教育培训和舆论宣传,提高乡村旅游各参与方的认知水平,明确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责、利,并掌握一定的参与技能,如民主意识、沟通技巧等。
咨询机制应贯穿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全过程,对旅游开发的目标、途径等战略性问题,旅游发展的具体思路等问题,广泛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NPO的作用,拓展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利益保障机制通过立法明晰产权、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严格执行征地补偿标准以及确立利益分配制度等手段,切实保护社区居民的利益,以此提高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监督机制为乡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可由地方政府或人大成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部门,也可由参与各方共同组成监督机构,或由NPO履行监督职责,确保社区居民的普遍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农村经济列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并指出,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将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将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机遇。通过创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引入引导、咨询、利益保障和监督四大机制,将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敏娴.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5.3.
[2] 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3,(1):76-80.
[3] 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4] 马波.开发关中地区乡村旅游业的构想[J].国土开发与整治,1995(6),5(2):59-64.
[5] 王刚,汪丽萍.社区参与简论[J].城市研究,1998,(5):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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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昆欣,周国忠,郎富平.乡村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94,100,201-202.
篇4
2004年、2005年国务院1号文件先后两次将“三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乡村旅游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乡村旅游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繁荣。乡村旅游将成为中国旅游产业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乡村旅游巧妙融入区域发展的大框架之下，使得两者良性互动，就能产生合力的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徽州古村落乡村旅游资源概述
徽州古村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历史、艺术、建筑和科学价值。徽州古建筑群或为古民居群，或为古代乡村园林，或为古村落，或为古街区，或为古祠堂群，或为古牌坊群，或兼而有之。下面的表1具体的列举了徽州的部分古村落及其自身特色与价值意义。
表1：代表性的徽州古村落的特及价值
二、徽州古村落在黄山旅游中的地位
（一）从数量和接待规模上看
就数量而言，至今为止保存比较完整的皖南古民居7000多幢，大多为明清时期留下的古建筑，其中，黟县境内有4000多幢保存较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在徽州地域范围内，集中了如此多的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极为罕至。
按照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接待数量上来看，古村落景观已经成为继黄山自然山水景观之外的第二大旅游资源，超过了宗教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成为第一大文化旅游目的地。据统计，2010年黄山市共接待游客2455.7万人次，其中以古民居、古村落为主的景点接待量占总接待量的63.74%，可见其地位十分重要。
（二）从旅游品牌影响力来看
在皖南地域范围内集聚了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古村落两处世界遗产，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极为罕至，因此，皖南旅游区的品牌旅游目的地是以黄山为代表的山水景观和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景观，其次是以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四大道教名山之一齐云山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景观。从品牌影响力来看你，皖南古村落在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占据一定席位，拥有稳定的客源市场。
（三）从旅游经济效益看
促进了徽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旅游脱贫致富，如西递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从原来的不足百元已经增加到现在的4600元；并且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农家乐、旅游商场、古玩市场的兴起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就业；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的交通、通讯等问题得到解决，农民的住宿、饮食、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条件得到了改善,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全面提高徽州古村落参与层次的对策和建议
（一）择优开发，突出主题
首先应把皖南古村落看做一个整体开发，统一宣传营销，设计旅游产品；其次应该择优重点开发一些资源禀赋高，交通条件便利、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古村落、古民居；再次，应该考虑同质的旅游古村落，既要联动开发，也要设计错位的旅游产品，通过不同组合,形成合理的景区和线路；最后，对于一些濒于破败的,则应优先进行保护和抢救维修。此外，要对徽州古村落进行差异化形象定位。徽州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形象定位可如下表。
表2 古村落形象设计列表
（二）提升产品层次，增强游客参与性
产品升级的重点是结合各村落的基础文脉将开发重心转向提高与专门两层次的休闲性游憩项目,可设计开发一些参与性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亲身体验一番徽州人的生活情趣。如进一步挖掘并整理和保护古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工艺、民间礼俗、民间婚俗、民间歌舞等社会风俗习惯;包括徽州菜、茶文化在内的古徽州饮食文化等。
（三）加强宣传力度，扩大旅游市场
近几年，黄山全面运用营销组合和整体促销策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发挥整体营销优势，大力推介黄山旅游。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丰富了旅游产品链，提升了黄山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制定和出台了各项优惠和奖励政策，极大调动了旅行商的积极性；主动促销和推介，提升了黄山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招徕更多的旅游客源。在日后的营销中，要进一步打好黄山牌，以形成大黄山、大旅游、大市场、大发展的格局。
（四）加强古村落和各景区的互动发展
首先要进行古村落内部之间的资源整合，进行整体开发与促销，并着重进行各村落之间的交通网建设，摆脱各村落的孤立状态，提高各古村落间的通达性。同时，还要加强古村落与黄山各主要景区的交通网，增开各旅游专列，实际的将各景区连通起来，增强景区之间的联动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此外，“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在大黄山旅游环境下，要始终坚持以黄山风景区为龙头，整合其他优势旅游资源，统筹开发，尤其是要深入开发与挖掘徽文化系列旅游资源，提升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的品牌效应，推动景区之间的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篇5
朱家湾村地处陕西省柞水县西北部秦岭南麓，红妙河畔，曾经贫困而窘迫。即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严重制约了朱家湾村的发展。随着2007年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的开通，给紧邻终南山隧道口的朱家湾村，带来了新的机遇，该村融入了西安1小时旅游圈的范围内，交通的便利，自然风光优美，吸引了省内外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休憩度假休闲，成为西安人自驾游和短线游的目的地之一。自此，朱家湾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2013年成为商洛市命名的首批秦岭美丽乡村，进行重点建设。之后，又被国家农业部、住建部命名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
2 朱家湾村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朱家湾村以建设美丽乡村为路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依托牛背梁国家级森林公园，把美丽乡村作为景区的一部分打造，既完善丰富景区旅游项目，又提升景区旅游服务水平，使该村成为服务景区和自成一体的旅游目的地。现已完善提升了朱家湾入口形象区、红妙河综合服务核心区、沁园村新型农业综合体、花锦园高端民宿区等区域，利用河道空地，修建田园式的漫步长廊。为了鼓励有条件的群众发展农家乐产业，目前采取农户自筹、政府补贴的办法，对朱家湾村农家乐进行改造升级，并根据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重点开发高端民宿区，以创意旅游带动美丽乡村的全面升级。让游客在感受自然、生态、乡土、田园生活方式的同时，享受与城镇同质的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现代文明服务。既体现乡村文化和乡土风情，又呈现“室外五千年、室内五星级”、具备城镇文明服务功能的品质。2016年“五一”期间，朱家湾村接待游客 6 万多人次，十一黄金周，接待4.37万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 朱家湾村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利用管理不规范。为了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该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引入旅游地产项目。如五星级度假酒店锦苑盘古山庄，但还有一些项目是打着旅游地产的名义在建别墅，如安德鲁西亚项目。该项目土地使用权是50年，而非居住用地的70年，但建的却是高档住宅，进行出售。该项目沿着210国道而建，占用了路两旁为数不多的的耕地，还造成原农户搬迁，而且曾被媒体曝光，在征地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村落风貌和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体量较小的在河道空地开发的别墅项目，以及农户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的多层，向外出售出租。说明土地利用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3.2 旅游产品开发程度还不深，受季节性影响较大。目前朱家湾的旅游接待以农家乐和五星级度假酒店锦苑盘古山庄为主。农家乐开发档次还不高，而近年来由于众多农家乐和民宿的影响，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更愿意体验原汁原味的乡野生活，锦苑盘古山庄入住率较之前也有所下降，房价下跌。虽然已重点打造了花锦园等民宿项目，但民宿的规模相对较小，还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旅游产品挖掘的深度和创新力还不够，真正吸引旅游者体验性强的项目较少。主要以自然风景吸引游客的乡村旅游，受季节性影响较大，朱家湾农家乐的经营期一般从清明前到11月初。
3.3 可购买旅游商品少
朱家湾村所在的柞水县，其核桃、木耳、腊肉、豆腐干等农特产品获得国家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柞水县也先后开发旅游纪念品 200 余种，旅游购物已成为柞水县乡村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在朱家湾村，可购买的旅游商品相对较少，缺乏旅游六要素之“购”的开发。
3.4 乡村旅游营销不足
由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大多是农户自主经营，而农户自我销售的意识不强，主要靠口碑效应和“回头客”来进行宣传，导致朱家湾的乡村旅游在营销方面做的还不够。虽然网站上对朱家湾村进行了新闻报道和介绍，但占较大规模的农家乐，缺乏在线预定、咨询、信息查询等服务。
4 朱家湾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
4.1 完善五星级酒店、民宿、农家乐的旅游接待产品线。朱家湾村还应继续大力发展民宿产品，对当地的老旧民居加以保护和改造，对新建农家乐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予以统一规划，农家乐的发展应以数量和质量并重，并适当控制规模。加强土地利用管理，近几年沿路新增建筑过多，影响了该村的整体风貌与景观环境。在食宿的基础上，应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多元化的乡村旅游产品。锦苑盘古山庄，还应推出更多的养生康体娱乐休闲类项目，吸引游客的入住。形成该村五星级酒店、民宿、农家乐的接待产品线，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并在多个地方供应当地的旅游商品，如土特产供游客购买。
4.2 提升乡村旅游营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很高，人们出行之前都依赖于互联网搜索信息，确定目的地和行程安排。而目前来朱家湾的游客，自驾游占绝大多数，而自驾游更是依赖于网络信息，因此必须有强大的信息平台来支撑这一需求。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的网站和手机平台进行宣传，并提供在线预订、在线服务等内容，满足游客网络服务的需求。
篇6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79―07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伦理建设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出现了乡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和生物物种减少，森林、草原等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农村广泛兴起。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出现了一些生态恶化的新问题。乡村成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
目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各地对原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强，尤其是对生态农业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乡村的生态伦理及生态意识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乡村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乡村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眼下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农业一旅游”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研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在构建乡村生态伦理中的作用，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伦理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2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桂林市所辖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和桂林当地等媒体的报道，这个昔日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经过20多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也叫“猪－沼－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截止2006年4月，恭城有沼气用户5．7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人户率全国排名第一；粮食产量连续10年增长，养殖业以年50％的速度增长，水果每年以40％增长，人均水果面积、产量、收入都名列广西前茅，而且无公害水果面积占广西无公害水果面积50％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66元增长为2005年的2850元，不少村子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以生态农业旅游产品为中心的乡村旅游闻名。根据深入实地调研和综合媒体报道，红岩村从2003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来，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兴建了43栋具有现代文明设施的乡村别墅，有客房170间、床位340张，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桩、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36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收入人均达7000多元。最近，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2月28日，桂林市在红岩村隆重地举行了“桂林乡村游”开幕仪式，拉开了桂林开展“中国乡村游”的序幕。
伴随着恭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乡村也随之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并引入关注。因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促进当地村民构建起新型的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起现代文明的社会风貌。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决定着当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先进的乡村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深刻地促进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
3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3．1 问卷设计目标
调研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状况的基点上，以其对乡村村民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和建设水平为总目标。
3．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等4个部分。其中，纳入分析的问题44个，表明样本生态意识状况的问题36个。
3．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3份。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59例，占57．3％，女性44例，占42．7％；从年龄阶段来看，受访者最小15岁，最大74岁，基本涵盖了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其中15―34岁的青年人42例，占40．8％，35―54岁的中年人53例，占51．5％，55―74岁的老年人8例，占7．8％，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基本符合当地人口特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23例，占22．3％，初中56例，占54．4％，高中20例，占19．4％，大专及以上4例，占3．9％；从人均旅游收入角度来看，无旅游收入者30例，占29．1％，旅游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24例，占23．3％，旅游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者23例，占22．3％，旅游收入在4001―6000元之间者15例，占14．6％，旅游收入在6001元以上者11例，占10．7％。这些指标反映出随机抽样所获样本的基本特征：涵盖了当地生态旅游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3．4 问卷设计方法
采用专家效度法指导问卷题目设计，在确定重点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时，采用德尔菲法对大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问卷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收回问卷作信度分析，采用克农巴哈的阿尔法模式(Cronbaeh’s alpha)，用项内平均相关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基本概况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SPSS软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频数分布分析，以期直观地了解问卷得分的大体情况，然后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进行分析，做出进一步判断。结果显示：在对问卷全部44个问题的信度分析中，Cronbach’salpha＝0．851，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ltems＝0．953，说明该问卷设计合理，内部一致性良好，所获结果可靠性较高。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I 公共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公共生态意识部分问卷结果表明：明白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人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25．2％，比例偏低，这说明当地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过程中，关于生态方面的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村民还不太明白生态环境的内容。调查同时显示，当地乡村村民生态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没听说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占全体调查对象的32％，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的人占54．4％。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村民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范畴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不甚了解，但朴素地认为生态环境重要或者很重要者所占的比例高达83．5％。调查还发现，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不知道当地有环保部门，或者说没有与当地环保部门打过交道的比例竟高达82．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环保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有待加强。问卷通过对受访者的态度测度，来确定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强弱。这些问题划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测度经济利益相关条件下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的态度；另一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来判断其公共生态意识强弱。分析结果显示：该生态旅游区村民在第一类问题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第二类问题。在第一类问题的回答中，有67％的人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认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生态环境作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人占到44．7％。在第二类问题的回答中，55．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现在做起，88．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73．8％的人认为生态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有87．4％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初步分析发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这导致了第一类问题得分偏低。与此同时，当地以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生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态观，以及农民们对于一些口号的耳熟能详使得第二类问题得分偏高。由此可见，村民生态意识的加强除了有赖于其素质的不断提高外，也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会给村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及教育宣传的力度息息相关。
4．2．2 地区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地区生态意识部分调查显示：村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评价较高，只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本地生态环境状况不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认为本地的生态环境还应继续改善，占受访者的65％。这一方面显示出本地村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恶化缺乏敏感和认识。在问卷的旅游生态意识调查分析中本文得到两类数据：第一类问题：村民对旅游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感知和认识，受访者中没有意识到游客到来将对当地水域造成一定污染的比例高达87．4％，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噪声污染的受访者比例为80．6％，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植被造成破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71．8％，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大量生活垃圾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不认为游客大量到来将对本地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受访对象所占比例为90．3％，能判断出游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24．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目前，当地生态农业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村民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在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二类问题：村民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调查显示：当遇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持观望态度的人与出面劝阻的人比例大体持平，分别为44．7％和55．3％。反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游客数量的人数占全体受访对象的81．6％，而认为应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的人数占到受访对象的60．2％。这一结果与当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相吻合，显示出村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所持的非理性态度。
4．2．3 生态价值意识结果分析
生态价值意识部分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普遍较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本地社会知名度的人占全体被访对象的85．5％，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比例为82．5％，认为村民因此而更加热爱本地的比例为78．6％，而认为可凭此获得更多外来投资的占68．9％，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占81．5％，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占74．7％，认为生态环境是本地旅游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占85．4％，认为生态价值仍未充分开发的占到71．9％。以上数据说明，生态农业旅游的初步发展使得当地居民对生态价值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将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4．3 生态农业旅游对红岩村生态伦理构建的影响分析
对问卷中部分问题所作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问卷各部分得分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376>0．05)，地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意识得分与年龄阶段也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P=0．116，0．264>0．05)。乡村村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可见，影响问卷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者之间比较发现：人均旅游收入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教育程度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主要变量，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协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恭城县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生态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
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一步骤中，本文对人均旅游收入划分为5个组(0―4组)：依次为无旅游收入；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旅游年收入2001―4000元；旅游年收入4001―6000元；旅游年收入6001元以上，对它们之间的线性趋势做出如下初步判断：①各旅游收入水平组的教育水平分布基本相同，无明显偏差；②各旅游收入不同水平组的得分与教育程度均呈现较显著的直线趋势；③各组直线趋势的斜率接近。从这几点中，笔者初步判断资料符合协方 差分析的要求，可以继续分析。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二步骤中，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组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输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在4部分得分中均无统计学意义，且P值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斜率相同。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协方差分析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利用SPSS软件给出各组各部分得分对受教育程度的修正均数，并且比较各组修正后的均数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进而定量揭示旅游收入水平对生态旅游区村民生态意识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以及生态意识得分有影响，P值分别为小于0．01和小于0．01，小于0．01和0．01，小于0．01和0．024，小于0．01和小于0．01。
按修正后教育程度为2．05的情形计算出各组修正均数及相应的可信空间，结果显示：公共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成为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的一个分界线，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下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低且相差不大，而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高且接近。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均值也基本上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但更多的表现为有无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显著差距。汇总后，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呈现出明显而规则的随旅游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各组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差别有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则没有显著性。其中，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其他各有旅游收入组(1、2、3、4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显著性，低旅游收入组(1组)与其他各组(0、2、3、4组)的得分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可见，在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较少的村民群体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直接获利较多的村民群体。统计分析显示：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组(0、1组)与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各组(2、3、4组)之间的生态意识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距。因而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乡村村民公共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
表2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不仅中低旅游收入水平组(0、1、2组，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之间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为界线，中低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与高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少的村民群体其地区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显著落后于获利多的居民群体。在本研究中，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是生态旅游经济对村民地区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这个差异界线之所以高于以上公共生态意识部分，是因为在本次地区生态意识调查部分中存在较多比较隐蔽且敏感的旅游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因为直接触及某些旅游经营者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部分问卷得分偏低。事实上，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老资格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经营者才会深刻体会并正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在发展旅游以后的生态环境变迁，其他中小经营业主以及非直接利益者往往着眼于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访，而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表3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有旅游收入各组(1、2、3、4组)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有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无显著差异，有无旅游收入成为影响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可见，在本研究中，能否参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并从中直接获利，是决定村民能否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只有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让村民真正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他们对生态价值的再认识和态度才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积极。
表4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各组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除部分相邻组(1组与2组、2组与3组)外，各组的生态意识得分差别均具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认为：在红岩村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村民旅游收入的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乡村生态伦理将得到积极的构建。
5 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论来看，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区的乡村生态伦理建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繁荣使当地村民收入普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对村民生态意识提高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有了吸收新观念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生态意识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地乡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逐步树立了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作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区时刻虚心听取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培养出符合当地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全新生态观；生态旅游在信息流的引入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直接依托于当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给当地乡村村民以直观的示范意义，使他们对生态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创造并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研究同时发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于当地不同村民群体的生态意识影响程度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同旅游收入水平人群的生态意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其基本规律是：村民旅游收入水平越高者，其生态意识也就越强；且只有当旅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期望值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乡村生态意识的影响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村民的广泛参与，而且应该设法保证每一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经营主体能够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水平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对该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而言，理想的状况是要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较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将有助于保证其具备较高的生态意识，这也正是确保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要素之一。而这恰恰印证了生态旅游理论有关生态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可得性这一论断。
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目的地村民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在不断提高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收入影响之下，村民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使村民对生态价值进行重估，生态环境价值得到重视；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村民逐步深入和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和影响，逐步树立了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往往从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提高开始，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旅游度的提高，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与本地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引发了村民生态意识的提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态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篇7
DOI:10.3969/j.issn.1672-8289.2010.10.071
乡村旅游是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专项旅游鼎足而立的四大旅游板块之一。近年来乡村旅游异军突起,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天水市乡村旅游已发展客栈型、休闲型、生态农业观光型等经营户196户,直接从业人员2200多人,全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综合收入1200万元,户均收入营业额7万元[1]。
1天水乡村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1.1优势(Strengths)
1.1.1自然条件优越
天水市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适宜多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林果瓜菜生长,为全国十大苹果基地之一。森林覆盖率达26.2%,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地下水资源特别是温泉资源比较丰富,现已开发利用的温泉有武山、清水两个疗养院和街子温泉度假村。
1.1.2旅游资源丰富
天水是著名的“羲皇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古丝绸之路重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全市现有国家、省、市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45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38处),已开发风景旅游小区47个,景点228处,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处,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植物园1处,省级森林公园11处,森林公园数量占全省四分之一。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科技农业观光园2处。现存古石窟有:麦积山、大象山、水帘洞等8处;古建筑有伏羲庙、兴国寺、玉泉观、南郭寺等50处,已探明和发掘的原始社会、周、秦、汉、古遗址102处,有李广墓、姜维墓、及文化品位极高的宋墓群等古墓20多处。有街亭、天水关、诸葛军垒、木门道等三国古战场遗址12处[2]。以伏羲文化、大地湾遗址文化、秦早期文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为代表的五大文化构成了天水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1.1.3经济基础坚实
天水市是中国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城市之一,工业基础好,特别是制造业基础雄厚,机械、电器、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发达。天水是陇东南物资集散中心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贸繁荣,旅游业蓬勃发展。依托麦积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羲皇故里、大地湾遗址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天水已成为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旅游城市。2009年全市GDP达到226.6亿元,较上年增长11.2%,财政收入29.19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050.24元,人均GDP达5371元[3]。为天水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1.4交通区位良好
从区位条件看天水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离兰州、西安的直线距离为300公里,离银川、西宁、成都不超过500公里、300公里以内的地级市有宝鸡、咸阳、汉中、广元、白银、定西、陇南7个地级市,平凉、庆阳、武威、中卫直线距离不超过500公里。境内有国道310(东西走向)、316(南北走向),省道有305、306、309等5条省道。以五大省会城市为依托,其他地级城市为辅,为天水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潜在客源市场。
天水的公路交通已形成了以国道310线和316线及“庆阳-武都”省内公路共同组成了“大”字型的全市公路交通网络,可直达省内兰州、武威、白银、定西、临夏、平凉、庆阳等地州市及跨省到西宁、银川、西安、汉中、洛阳等城市,并且发往麦积山风景区、平凉崆峒山、九寨沟自然景区等地的旅游包车通至全国各地。形成沟通省内外、辐射各县区、遍布各乡镇的公路客运。
1.1.5农林土特产品质优品繁
天水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境内有粮食作物10多种,经济作物达20多种,是我国北方的最佳水果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天水农业紧跟市场变化,围绕林果、畜牧、蔬菜三大产业,形成了规模大、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产业带。推出了花牛牌苹果、大地湾牌蜜桃、麦积牌葡萄、天水大樱桃、全录王牌辣椒、甘谷月季等一批知名绿色农产品品牌,在海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1.2劣势(Weaknesses)
1.2.1产品同质,促销乏力
天水乡村旅游目前是以农家乐为主要形态,是以家庭为单位,个体分散经营为主,而且提供的多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为主的初级产品,忽视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利用,所以使农家乐数量不少特色不明显,项目雷同,服务层次低,难以上规模形成整体竞争力。此外对宣传促销认识不高,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宣传促销的资金投入不够;宣传促销的手段、方法简单,缺乏系统性、科学性;整体宣传促销的合力尚未形成,各旅游企业在重开发轻宣传上,习惯于各自为阵,单打独斗、分头出击,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有限的资金更加分散,无法形成声势和共同发展。
1.2.2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经营管理粗放
农村的环境资源本来就脆弱,基础设施较薄弱,公共产品配套不足,旅游生产要素配套不足,产业链不长,未能延伸形成完整的产品体系和配套的旅游功能。其农家乐发展方式粗放,尚未形成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专业训练不足,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难以适应现代旅游需求。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消防防疫、安全管理等均存在一定隐患。
1.2.3资源利用不足,产品层次低
乡村旅游资金投入不足,使天水乡村旅游资源大部分的开发还是浅层次的开发,对本地富有特色的乡村资源没有有效利用,对已浅层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缺乏深度加工,其产品附加值不高。
1.2.4旅游管理人才欠缺,缺乏市场化运作
乡村旅游经营者大都是本地居民,其旅游经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对乡村旅游的特点认识不足,不懂得去揣摩旅游者的心理,不懂旅游产品的市场运作。所以,天水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和营销还处在探索阶段,商业运作、营销手段、品牌策划等较为落后,无法与旅游市场接轨。
1.3机遇(Opportunities)
1.3.1政府主导的机遇
天水市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制定实施了《天水市乡村旅游发展管理办法》和《天水市乡村游农家乐服务质量评定标准》,印制了《天水市农家乐服务指南》,全面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使乡村旅游成为拉动旅游市场的一个消费热点。2008年4月10日,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指出:围绕天水市争创“全国最佳优秀旅游城市”、各县(区)争创“中国旅游强县(区)”的目标,充分利用天水市旅游品牌优势,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大力推进天水市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发展。4月28日,天水市组织评定了34户首批星级“农家乐”,并举行了盛大的命名授牌仪式,推动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1.3.2国内外乡村旅游热潮带来的机遇
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己经有近150年的历史,作为人们喜爱的一种旅游形式,乡村旅游在世界范围内久盛不衰,美国2000年已有1800万人前往观光农场度假,仅东部地区就有观光农场1500多家。加利福尼亚近年来农业观光旅游业1年的收入就有7500万美元,在全国的农业收入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虽然只有50年左右,但最近几年,不同形式的乡村旅游景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0年北京各郊区观光农业接待游人2179万人次,收入达12亿元人民币。乡村旅游开发最好的是成都“农家乐”旅游项目,那里有几百户农家可供游客吃、住、玩,2002年的产值接近10个亿,当地农民平均纯收入突破2.5万元[4]。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热潮为天水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1.3.3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机遇
国际上有这样的统计,当某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一1000美元时,居民将普遍产生国内旅游动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到2002年底,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达到1000美元[4]。2008年,天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50.24元,人均消费支出6972.1元[3]。这些数据已经符合上述标准,今后,天水市民的出游动机、频率都将大大增强,这为发展乡村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客源大环境。
1.1.4挑战(Challenges)
1.4.1周边旅游地竞争激烈
天水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目前乡村旅游的开发还存在产品初级化、建设标准化、模式单一化、竞争恶性化等问题,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吸引游客,避免与周边乡村旅游景区景点的恶性竞争,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共赢是摆在天水各乡村旅游点面前极大的挑战。
1.4.2游客品位及需求的提高
随着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游客对旅游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品位上,更加追求多样化、品牌化,对“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需求和期望值也更高。目前天水乡村旅游产品品位不高、结构单一,多为观光型旅游产品,缺乏娱乐型、康体型旅游产品,不能满足旅游者高品位多样化的需求,这对天水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1.4.3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垄断性、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一般的资源,要着眼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实现保护资源环境与发展旅游事业的良性循环,做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由于种种原因,天水目前乡村旅游在开发中还存在着旅游开发与农业用地、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文物保护与建设等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开发的过程中有效地保护好旅游资源,并避免对生态环境和景观造成开发性破坏仍将是摆在有关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严峻任务。
2天水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2.1政府主导,消除瓶颈
目前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许多基础性制约因素,突出表现在农民素质与现代旅游服务要求断裂;落后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与旅游发展要求的差距,景区和农户相互联动、民族文化风情与乡村旅游联姻的断裂。为此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在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的土地使用规划、金融信贷和合法利益等的保护上,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切实推进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乡村旅游上,大力培育农家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产业,使农村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切实成为农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
2.2长远规划,科学策划
近几年来,天水乡村旅游有了一定的发展,很多都是业主自发创出来的,业主的勤劳加上市场的机遇为业主提供了条件,但缺乏统一的、科学的规划已逐步成为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在规划或策划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引智”,注重发挥具有全新知识结构、充满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优秀人才参与规划或策划工作,在整合乡村旅游区域资源方面,要避免景区形式上单一、产品上雷同,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开发”,确保乡村旅游资源合理利用,长远发展。
2.3文化引入,挖掘内涵
乡村旅游开发应立足于自身的生态农业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设计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性产品。例如,天水是拥有五大文化旅游资源,必须加大五大文化旅游资源挖掘力度,增加旅游文化内涵,特别是在饮食文化、茶文化、农耕文化、民居文化等下功夫,尽力展现乡村旅游的特有魅力,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参与性的特点。因此就没有必要相互模仿,要依据自身的地域环境,寻找自身独特、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并且要尽可能地形成规模、形成气候、形成景观效应。同时,农村民俗文化展示也应是本土己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文化的再现和提炼,而不应该刻意地追求和模仿,这才是城市居民所渴望的纯朴乡村。同时,乡村旅游还应注重整合与优化推动现有品牌的提升,重点打造区域整体大品牌。
2.4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满足游客需求
天水乡村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功能比较单一,无法满足游客多种多样的旅游消费需求,相应造成游客停留短、农民旅游收入少等问题。所以,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应着眼于紧密结合城市居民的观光休闲需求,在内容形式上要不断创新和多样化,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在进行多品牌的打造和品牌扩展的同时,要开发形式多样的辅助产品和配套产品。多品牌打造是指旅游地同时经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品牌产品,目的是在市场上形成多品牌齐头并进的合力,对市场形成强大的攻势。当前,天水乡村旅游还可深入挖掘各地民俗文化,发展土特产品加工业、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各种乡村地区可根据自身的现实条件,形成观光与参与相结合、动静结合、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产品开发组合系列。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深旅游者体验的效果。
总之,要使天水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得到开发,就必须探索建立旅游开发的新机制,加强政府导向性投入,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加大利用外资力度,有效吸引有实力的集团、企业投资经营乡村旅游景区,推动乡村旅游开发上规模、上档次;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开办乡村旅游项目,鼓励当地农民以土地、房屋或劳务等方式入股经营乡村旅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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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正宇,赵玉琴.甘肃导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01
[3]李亚明.天水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R].天水市统计局,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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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的公共资源与人文资源为依托，利用城乡差异设计旅游产品的一种旅游形式[1]。近年来，因其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其综合性强、关联性大、劳动密集型等产业特点，有效地满足了城市居民休闲度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乡村旅游成为推动城乡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经营中，村民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现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旅游生态环境污染和旅游品牌资产快速衰减的“公地悲剧”[2]，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公地悲剧”的表现
课题组2012年7月通过对河北省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30个自然村、80位村民和256位乡村旅游旅行者的问卷调查，对河北省乡村旅游资源“公地悲剧”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生态环境与旅游资源的破坏
由于村民开展乡村旅游经营准入门槛低，甚至很多地方还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村民对利益的追逐以及对成功者的盲目跟风使得乡村旅游经营户数量大幅度增加，为扩大经营面积大量占用土地，客流量增大的同时还带来了景区噪声、空气、水源等污染。在河北省白洋淀景区，虽然在保护环境禁止企业污水排放，但是河道两旁的居民、农家乐经营者都将自家的污水管道与河道相通，直接将污水排入淀区。渔民过高的网箱养殖密度和不合理的饵料使用也导致水质下降，并对周边环境形成交叉污染。此外，质朴、勤俭、古老的乡村文化受商业化冲击，大量村民放弃农业生产，专心从事旅游接待，传统乡村文化逐渐流失。
（二）乡村旅游市场秩序的缺失
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具有自发性，一个旅游景点可能带动附近若干个村落开展旅游活动。如河北省邢台地区内丘县侯家庄乡依托寒山景区，有五个自然村开展乡村旅游。为了获得更高利润，旅游项目经营过程中卫生与住宿条件较差，服务质量不高，产品种类较少且雷同现象严重。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乡村旅游经营中拉客、欺客、宰客、以次充好、掺假使假、假冒伪劣等现象已成为常态。在对河北省乡村旅游者调查中发现，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最不满意的是什么”这一选项中，有86人选择“宰客现象严重”，占32.6%。乡村旅游市场秩序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的满意度。
（三）乡村旅游品牌维护动力不足
河北省灵寿县横山湖景区，是距离省会石家庄最近的国家二级水库，水质清澈，环境优美，宜于垂钓、划船，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调查发现，虽然横山湖景区内村民积极开展如农家乐餐饮、酒店、游船、快艇等旅游服务，但景区四周没有路标，景区内没有停车场、路灯、便利店、下水管道和防洪排涝设施，农家饭菜也缺乏特色。公共设施供给不足很难增加游客的重游频率并吸引新的客源，也难以将自身品牌做大做强。村民个体很难想到去主动树立乡村旅游品牌，或主动进行宣传以增加乡村的知名度，更不会自己出钱进行卫生、交通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导致乡村旅游中最重要的竞争资本―品牌受到损害。
二.乡村旅游“公地悲剧”产生原因的博弈分析
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都属于公共产品，即可以被一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利用，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每个村民都可以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服务，同时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的权利。
假定一流域内有N个农家乐经营者在流域内排放污水与清倒垃圾，假设每户农家乐回收垃圾，并开挖污水管道改善生态环境，使游客增加带来的收益为S。而农家乐经营者排放污水导致环境污染，旅游区不再存在后的收益为0。假设农家乐经营者有两种选择：排放垃圾和回收处理。在一部分人破坏环境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收益为F，且S>F。对于单个农家乐经营者而言，排放垃圾的后果将由所有村民共同承担，且个人排放垃圾污水的行为对村民集体影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3]。如果经营者选择回收垃圾，则要承担垃圾清运与排污管道铺设的成本C，且假定C
通过图1的博弈矩阵可以发现，对于农家乐A而言，如果其他经营者选择排放垃圾，此时自己排放垃圾的收益为0，回收处理的收益为-C；而如果其他经营者回收垃圾，此时自己排放垃圾的收益为，回收垃圾的收益为-C+。显然，无论其他经营者采用哪种策略，农家乐A可以获得最高收益的策略选择总是排放垃圾，这也将是其他村民的理性选择。村民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排放垃圾成为集体行为，河水污染、垃圾满地。同样，在关于农家乐餐饮定价、拉客宰客等行为中，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角度出发，经营者也会选择利已的宰客、以次充好等行为，这些行为均导致乡村旅游公共资源和品牌受损，公地悲剧出现。
三.乡村旅游经营者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的建立
虽然乡村旅游发展中极易产生“公地悲剧”问题，但却不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村民之间处于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公共资源利用的博弈是反复进行的重复博弈，随着村民对于重复博弈过程及其结果认知的增强，其策略选择将会发生改变[4]。
假设某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农户共同组成旅游业联合组织，如果农户按规定经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可以定期享受到联合组织提供的技术指导、产品宣传与其他的公共服务等利益R。如果发生私自排放垃圾、污水，或者宰客等行为，将被驱逐出联合组织。假定农户失去联合组织为其提供服务利益的现值R0=，其中为贴现系数。此时博弈模型的收益矩阵见图2所示。
当农户选择合作可以为其带来更高收益时，旅游联合组织将会约束农户在维护乡村旅游公共资源和集体品牌中采取合作的策略。因此，将分散乡村旅游经营者集合起来，共同进行旅游产品开发，构建农户在集体组织中的行为关联博弈，可以有效维护旅游公共资源[7]。
四.克服旅游资源“公地悲剧”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模式
（一）组建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旅游联合组织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可知，成立农户联合组织约束农户的行为，可以使乡村旅游经营者自觉维护乡村旅游资源。但是必须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农户可以通过联合组织获得相对较高的期望收益。因此，旅游联合组织必须有实质性的表现，首先要求对于组织内部每个成员的权威性，其次可以在旅游市场上进行独立决策。虽然很多乡村旅游目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旅游组织或协会，但作用发挥并不充分。由于协会不是政府机构，缺乏行政约束力量，在村民合作中的协调、规划、服务等方面作用有限。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广泛认同度，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乡村组织机构，这种机构可以由村里有较高威信的人出面组织，或通过民主投票组成，以增强乡村旅游联合组织的权威性。
（二）规范联合组织市场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旅游经营者之间仍然以竞争为主。在对旅游地居民问卷调查中，关于“是否感受到同行竞争的压力”这一问题的回答，55%的受访者回答“是”。为了避免村民间的恶性竞争，需要联合组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使村民在合作的框架内展开竞争。这一乡村集体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于制定有一定约束力的规则，保障利益分配的均衡和村民机会的公平，并协调村民之间以及与外界的关系。如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眼石村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即由村书记牵头组成村旅游协会，统一规定餐饮、住宿价格，并兴建排水管道、公共厕所、游客接待中心等公共设施，并负责本村乡村旅游的宣传工作。在村民联合组织的引导与带动下，村民努力构建与维护自身的声誉，从而减少单个经营者破坏环境、宰客等追逐短期利益行为，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三）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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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随着2015年3月总理“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互联网+旅游”便日渐受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落实到乡村旅游而言，在资源开发、产业规划、品牌打造等多个方面均推出了多项措施。但在具体过程中，其发展依然受到经济条件、服务配套设施以及观念意识等的限制，存在着管理、服务以及营销低级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不仅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利于旅游交易成本的降低，进而促进游客旅游消费体验，推动乡村旅游更加现代化。
（一）“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借由舆情监控找寻旅游热点，进而站在游客角度来改进营销，并采用量化的形式完成营销渠道的筛选，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吸引游客。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具有导览、导航、导游以及导购等诸多功能，游客可提前对旅游相关信息进行网上搜索制定出相应的行程计划，进而完成对旅游产品的预订、支付以及评价，除此之外，还可参照游客的要求为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旅游服务，如天气预报预测、网上观景以及客流量实况提醒等，大大改善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
（三）“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实现对多项资源的整合，进一步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旅游应急处理水平以及社会综合智力水平等的提高，使得乡村旅游更加安全化、高效化以及科学化。
（四）“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实现对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的实时掌控，进而做出更为及时科学的管理，有效避免事后处理与被动管理等问题的出现。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1、政府应对乡村旅游持引导与鼓励态度，并做好科学的规划，为乡村旅游的总体建设、发展规划以及政策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且还应将资金鼓励与政策扶持落实到位，做好乡村旅游的信息化建设，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基础。
2、强化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从道路建设、环境治理、网络建设、绿化建设以及住宿、餐饮、医疗以及娱乐等方面入手。
3、政府应致力于对景区景点远程视频监控、客流实时监测、旅游车辆GPS定位管理以及旅游运行监管、住宿接待情况统计等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二）推动乡村旅游O2O
乡村旅游是新兴消费与未来旅游休闲的代表，乡村旅游O2O势必会成为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借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结合对现有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线下线上对接，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相关企业与部门应逐渐搭建“互联网+乡村旅游”平台，完成对乡村旅游产品与资源的线上展示与预订支付，如网上销售土特产、营销乡村休闲方式与风光等。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完成产品与服务创新
当前的乡村旅游尚处于完善阶段，大部分游客的旅游目的较为原始，“互联网+”背景下需要对市场进行重新定位，故而应从乡村旅游的产品、市场、经营方式以及服务等做出思考，促进起更具网络化，如可像“卖檬”等走文化创意品牌之路，以突显乡村文化的内涵。除此之外，还应对乡村公共信息咨询平台进行整合，如对农家乐、乡村社区游客服务中心、乡村酒店等进行整合，形成咨询服务系统。
（四）做好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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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做为中国古代具有较高艺术造诣和生活品味的哲人，他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现在农村旅游文化发展与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以《闲情偶寄》为代表的作品可以充分体现李渔追求人与子自然相互尊重、相互交融的生态思想。该作品除关涉戏曲理论外，还触及居室设计、园林建筑、花木种植、保健养生等诸多生活领域。李渔将艺术依附在细微而琐碎的生活细节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和相遇共鸣，创造出一种活色生香的生活情趣，显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是典型的生态美学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李渔生态美学思想开展具体的分析和探讨以期能为现代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李渔的生态美学
李渔（1611-1680），浙江兰溪人，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诗人、戏曲理论批评家。他一生著作丰厚，代表作有《闲情偶寄》、《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肉蒲团》、《凤求凰》、《玉搔头》、《一家言》、《耐歌词》等戏曲理论集、小说、戏曲、诗词，不一而足。其中以《闲情偶寄》为代表的作品是李渔一生艺术与生活经验的精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雅文化中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中国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十大奇著”之首。林语堂在谈及本书时说其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杜书瀛先生则视其为“一部美学小百科”。总之，李渔在该书中所呈现的对生活百科知识、技艺、修养与人之美的认识，充分展现了其对生活藝术的追求以及诗意的人生境界。
和谐的自然观。李渔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生态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其对自然美、和谐美的追求，他主张让自然本身呈现而没有人为痕迹，让自然本身呈现美，美在自然。《闲情偶记·种植部》中，体现尤为鲜明。“予谈草木，辄为人喻。岂好威势者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情性之适而已哉？”李渔亲近自然，却不拘泥于自然，而是从植物的角度出发，生发出不一样的人情事理和审美情怀。他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天人同品，天人同性，自然万物都具有灵性，并非单一仅供人类愉悦的工具。由此可见，李渔这种崇尚自然、喜爱自然的情怀。
在生活美的追求中，李渔认为最重要的是尺度相宜，体现自然美。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他提倡“因地制宜”法则，对“宜”的境界追求达到极致，其居室设计体现出顺应物性的自然原则。“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房舍忌似平原，须有高下之势”，窗户和栏杆则要“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然此皆属第二义；居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坚，坚而后论工拙，总其大纲，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琢”。李渔还强调艺术设计应顺应自然律动，追求天巧自呈的生命本然发展，反对任何诉诸于外力的努力。所谓“天巧”即不假雕琢，自然工巧，它排斥了人工外力的干扰，强调美是自然本身的显现，是与宇宙生命的韵律遥相呼应。
简朴的生活观。李渔简朴的生活观是以喜爱自然、崇尚自然为基础的。这种去繁就简、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亦可体现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的追求。《闲情偶寄》中的很多内容都能体现这种观念。《闲情偶寄·饮馔部》中提出“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认为蔬菜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食物，原因是“渐近自然”。同时他还提出和“肉食者鄙”的观点，并进一步说“非鄙其食肉，鄙其不善谋也。”。此外，李渔直言“惟《演习》、《声容》二种为显者陶情之事，欲俭不能，然亦节去糜费之半；其余如《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绳墨之外。”这其中就将节俭意识直接呈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在倡导自然简朴的生活习惯时，他还提出要有一颗闲适的心，讲究创新，物尽其用。在提到瓜茄瓠芋之类时，他说：“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一物两用，何俭如之？”这种追求自然、以闲适心态对待世间万物、物尽其用的思想，不仅很好地体现了李渔简朴自然的生活观念，而且充分体现了闲适自然的审美情怀。更为重要的事，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进一步提出“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之书也。”在倡导自然简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反对奢侈，这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前和超然。
诗意的人生观。李渔不仅是中国古代具有较高艺术造诣的文人，也是极具生活品味的哲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游玩娱乐氛围的陶然，使得李渔对艺术独具慧眼，体现出独特的人生观。李渔不但继承了明代性灵小品无视道学的传统，也清晰认识到了知识、技艺、修养与美好之间的依存关系，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诗意化的人生。这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意的栖居”思想不谋而合。《闲情偶寄-凡例七则》指出：“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闲情偶寄》中的听琴观棋、养花种竹、蓄养禽鱼都能让李渔进入“神与物游”、“思与境偕”的境界，获得精神的自由舒展。可见，之于李渔，艺术与生活、美与生活、创造与欣赏都是内在融通、和谐共在的。这样一个惯常的生活空间在他眼中就成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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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延续，是人与地关系的展示，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最和谐的结合，代表了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随着城市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拥挤喧嚣的城市节奏，青睐能够回归自然，体验“桃源生活”的乡村，由此，一种以欣赏田野风光和追求纯朴民风为对象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热悄然兴起，并日益走俏。如何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模式以吸引游客前往成为其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因此，以成都浦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为例，从其文创项目进行了分析，探求了传统乡村与文创项目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
2背景介绍
文化创意是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理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其概念是英国于1997年首先提出的。而中国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是通过创造性的想法把文化转化为更高生产力的行业集群。随着中国飞速发展，文创项目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因此，寻找到一种适合文创项目推广和发展的方式是目前文创项目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甘溪镇明月村位于大五面山浅丘地带，地处浦江、邛崃、名山三（市）县交汇处，属浅丘地区。该村幅员面积6.78 km2，森林覆盖率46.2%，村有723户，2218人。明月村自古就采用邛窑的工艺烧制陶瓷，至今仍保留着4口老窑。其中，有300多年历史的明月老窑一直到2008年才停产。2012年随着政府对邛窑文化的支持和推广，明月窑紧紧结合浦江甘溪镇明月村茶山、竹海的特色，让文化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2013年浦江打造明月国际陶艺村，希望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新打造的明月国际陶艺村以吸引陶艺家、知名传统手工艺专家、文化创意项目工作者（新村民）入驻为抓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全新的发展理念给明月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生。
3明月村文创项目的打造
明月村内文创项目的成功打造实现了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项目的互利共赢，明月村与文创项目是一个相互吸引、相互受益的过程。明月村特有的乡村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文化（邛窑文化）与文创项目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互相发展。明月村带给文创项目者的是一个带有乡野气息的“乡村乌托邦”，同时文创项目者也给明月村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和旅游资源，以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3.1明月村对文化项目的影响
3.1.1自然环境的影响
明月村拥有良好的自然风光，“人―村落―环境”所构成的和谐有机体处于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极具特色的川西农舍（大部分拥有“三间两头转”的合院布局，本土泥砖（陶的母体）的建筑材料）显现出浓郁的乡土风格，茶山、竹海、松林等乡野景观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这些自然环境既有独特的景观意象，同时也是乡村历史的展现。这样贴近自然的景观意象展现了一种很多人所追求的能够回归自然的乡村乌托邦的形态，而这也是文创工作者所追求的，同时这也给了文创工作者一个能真正激发自己灵感、且富有创作空间的环境。
3.1.2人文环境的影响
明月村本身拥有比较丰富的乡村文化意象，这种乡村文化意象也是乡村的一种“氛围”。包括其本身的乡村建筑群落、传统的乡村劳作模式（传统农耕文化所展现出的浓郁文化气息，这些文化独特而鲜明，因此也成为吸引大家的一种文化载体）和其长期的乡风民俗（乡村独特的民俗文化，是村民精神凝聚力的一种体现）；以及明月村对其历史文脉的保留和发展（具有300多年历史的邛窑文化）。这样的乡土文化意象的保留和延续有利于塑造明月村的整体场所感，强化了其明月村的价值，给文创工作者以不一样的灵感和创作氛围。
3.1.3旅游契机
明月村所打造的自然风光以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景观其本身就是一张名片，吸引了大批旅游者的到来。目前，文化创意类项目缺乏一个很好的、跟公众一起互动交流的平台，而传统的互动交流方式（如展览等）很难拉近文创者跟普通人的距离，文创者迫切的想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架起与大众沟通的桥梁，让艺术更加亲近民众。而明月村自身就完成了这样的作用，为文创工作者提供了客户源。以明月村为依托发展自己的客户群，明月村的名气也给这些文创工作者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及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作品起到了推广的作用。
3.1.4相应的配套设施
为大力引进文创工作者入驻，明月村发展和打造自身相应配套设施，以一种方便的，舒适的设施环境吸引文创工作者。同时明月村提倡“名人驻村”项目，通过文化创意工作者入驻到村民的家中，与原有的村民一起生活，感受彼此的生活方式。让文创工作者以最近距离的体验感受最真实的乡野气息。
3.2文创项目对明月村的影响
3.2.1文化影响
通过文创工作者驻村的活动，村民、文创工作者能够更好地有机融合在一起，而这样一种“新村民”与“原住民”的融合也激发了乡村的活力。文创工作者为明月村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这些“嫁妆”为明月村村民生活带来很多改变：村民的猪圈被改造成草木染工坊，孩子们能上免费的绘画课，明月书馆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图书，还定期举办讲座。通过文创工作者的文化传播，教育和培训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性，增强村民的文化意识。这对于整个明月村村民的整体文化教育和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2.2经济影响
文创工作者将民间艺术工艺带向农村，带动当地村民寻找到一种新的经济手段：作为一处遗址景点，明月老窑被保护起来，老窑旁边的空地上，一座陶艺体验馆开始营业。明月村81岁的民间陶艺家张崇明领起了固定工资，现场为体验陶艺的游客进行指导。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新村民赵洪和李南书的“篆刻传习所”正在建设，老村民吴大爷的餐馆“谌家院子”正在升级改造。明月村以文化创意项目为先导，以此为契机带动自身产业的大力发展。
3.2.3名人效应
文创工作者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人脉效应和乡野情怀形成产业聚集形态。2014年12月，身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陶艺专委会副主任的李清来到明月村，看过“明月国际陶艺村”的发展规划后，就决定留下来。2015年1月，李清的“蜀山窑”工坊签约入驻，他也成为明月村的第一批两名“新村民”之一。另一个是知名前媒体人、作家宁远。宁远说，她爱上了这里的松林、竹海、茶园，还有质朴的村民。此后通过“名人传播”和“文艺圈的人脉效应和乡野情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明月村就吸引了25个文创项目入驻。宁远要做一个草木染工作室，请来画家、染布人寒山开了一个染布坊；李清的学弟、青年陶艺家李清泉来明月村喝了一次茶，就决定留下来开个“清泉烧”工坊；艺术展厅、餐厅“樱园”的创始人熊英，也跟随好友宁远、寒山的步伐，把新的“樱园”落到了明月村……根据远景规划，成型后的“明月国际陶艺村”，进入散居院落的项目数要达到35～40个，进入核心区的项目数为17个。而截止到2015年底，进入散居院落的项目数已有15个，核心区10个，在谈项目6个，文创产业聚集已初具雏形。而这样的一种文创产业聚集形态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整体的影响力，形成名人效应。
3.2.4旅游契机
利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环境和名人效应吸引游客，聚集和提高当地的人气，以此来进行明月村的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产品的推广，村民的收益和创收，巩固和加强明月村的品牌效应。为明月村的整体旅游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月村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名人驻村的形式达到“雅”与“俗”的交融统一。而这种“雅”与“俗”融合的关键又在于它的生活化、自然性、真实性、和谐性。其“雅”主要是指明月村所含有的一些文创项目（引入的陶艺家、知名传统手工艺专家、文化创意项目工作者等所带来的文化展现）的打造，以及明月村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邛窑文化）。“俗”主要是指明月村自身乡土文化（农耕文化、乡风民俗等）。
相较于以往艺术都是高高在上，是普通人不可企及的，这里将其融合在了一起，是艺术的乡土化，是艺术的最高展现形式，它不是受人瞻仰的，而是要更多地融进到生活，落到实处，跟人更好的互动，给人更好的体验感，这才是鲜活的。这样也使其具有更好的文化符号及吸引力。同时，借由名人驻村的形式，乡村自身具有更好的特色和辨识度，利于从其他同类型旅游的乡村中脱颖而出，使其更好的发展。
4文创项目与乡村旅游的互利
乡村的发展不能违背其可持续性，而文创项目中的名人驻村给了这个很好的定义。通过对整个明月村有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健康发展链条：首先，利用自己原生态的传统乡土景观以及其历史文化积淀形成自身的文化符号，吸引陶艺家、知名传统手工艺专家、文化创意项目工作者的入驻，形成一大特色―艺术家利用民居，改造民居，形成与居民共同生活居住的模式，改造和提高了居民的生活环境，这样子的模式既可以让高雅的艺术更加亲民，同时民居的环境和古朴的民风民俗也能带给艺术家不一样的体验和灵感来源。其次，利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环境和名人效应吸引游客，聚集和提高当地的人气，以此来进行明月村的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产品的推广，村民的收益和创收，打出明月村的品牌，同时，明月村的名气也给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及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作品起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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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川西高原传统畜牧业的游牧方式伴随人口和牲畜的增加，往往由于超载放牧造成生态环境退化，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四川省近年来大力推行牧民定居行动，引导牧民由游牧生活变为固定居住的现代生活方式。但实践中定居牧民虽然有了住房，但由于过于依赖畜牧业，而定居点旁又缺乏足够的草地供他们扩大养殖规模，产生了牧民从定居方式向传统游牧方式回流的现象。如果不能增加牧民的收入来源，游牧的传统生产方式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居而不定”的现象就难以解决[1-3]。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为了使牧民能够安心定居，开源增收，最终解决牧民“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4]。
二、牧民定居点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
（一）有助于增加牧民收益，转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
传统畜牧业下的牧民收入增长异常缓慢，广大牧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牧民定居行动解决了牧民的居住问题，但牧民要摆脱贫困，必须增加收入来源，实现经济转型。利用牧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以牧民定居点作为依托发展乡村旅游无疑是带动牧民致富的有效途径。同时可以凭借旅游业的发展，发展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业，转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有助于转移牧民定居点的富裕劳动力，优化产业结构
由于畜牧业有结构性和季节性的差异，定居后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冬春季节牲畜圈养带来的较多空闲时间，都会产生剩余劳动力。旅游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旅游能带来众多游客，在形成人流过程中，必然伴随大量的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能创造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商业机会、发展机会。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牧区经济增长，还能形成以乡村旅游为中心的产业链条，推动牧区产业分工，如藏家乐经营、畜牧、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建筑装修等；对于拉动牧区剩余劳动力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有助于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促进新农村建设
旅游业能在帮助牧区居民在脱贫致富的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的发展，如环境卫生、广播电视、通讯、文化娱乐等设施都会在旅游过程中逐步完善。而在旅游活动中，游客的语言、举止以及对卫生、环境的知识都可以和当地居民形成互动，形成文化交流，帮助居民逐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乡村环境的改变，提高乡村整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5]。
（四）有助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旅游业发展瓶颈
由于川西高原牧区海拔较高，旅游淡旺季差别大，硬性酒店等旅游服务设施投入大，运行成本高，淡旺季经营不平衡，经营弹性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民居接待，不但能缓解游客住宿难、吃饭难、停车难的问题；还是富有特色的体验型旅游产品，能给游客带来原真的民族文化体验。
三、牧民定居点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一）发展方向
根据国际旅游发展趋势，国内外乡村旅游开发的经验和川西高原牧区的实际情况，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充分利用牧区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民族风情，打造民俗体验、牧业观光、户外露营、时尚运动等参与型、运动型、科考型的综合型乡村旅游产品，发展富有民族风情和牧区特色的乡村旅游。
（二）发展原则
1、定居点建设与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的结合
将牧民定居点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配合藏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富民安康工程，制定定居点建设规范和民居接待服务规范相关标准，集中旅游、农业、畜牧、扶贫、民政等部门力量，改善交通、水电、环保、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开展旅游服务的技能培训，提供技术指导和金融支撑，引导农牧民群众按照现代市场配置的要求，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家庭与市场相结合，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发展。
2、现代畜牧业与旅游产品的结合
在主要的牧民定居点旁，以现代畜牧产业为支撑，依托现代化草场和畜牧养殖场，打造藏区牧民新村示范点，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休闲体验等服务。通过建立现代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产品开发基地，围绕生产――收购――运输――储藏――保鲜――加工――销售这一产业链条，鼓励企业、集体、个体与农户合作进行畜牧养殖，开发附属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牧民群众收入。
3、民族特色与现代标准的结合
牧区发展乡村旅游，既要保持建筑装饰、饮食习惯等民族特色，深度挖掘弘扬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打造民族歌舞、特色美食、工艺美术等旅游产品，增加游客的体验度，培养牧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在安全、卫生、环保方面必须加强乡村旅游服务设施的功能性建设，如对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要走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之路，同时提供培训来提高经营者整体素质，强化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6]。
4、露营旅游与帐篷新生活的结合
露营旅游是户外旅游的一种形式，高原牧区发展露营旅游的条件得天独厚。露营旅游和藏区牧民“帐篷新生活行动”结合，一方面可以充分整合四川帐篷新生活行动为牧民所提供的10万多顶帐篷及折叠床、钢炉、太阳能照明、多功能提水袋等必要的现代化露营设施，避免重复投资建设，给出租设施的牧民带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熟悉游牧生活的牧民可以为游客提供搭建帐篷、购买商品、骑马游乐等服务[7]。
（三）乡村旅游发展的结构模式
牧民定居行动的持续性与人为活动的分异性，决定了牧民定居点有不同的结构和发展阶段；与之对应的乡村旅游开发，也应该有相似的结构模式。根据不同的定居点类型，可以开展相应的旅游项目，具体模式设计如表1所示。
1、县城定居型
县城定居型是一种依托县城, 引导牧区人口向县城集中的集中安置模式，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畜牧业比重相对较低，二三产业有一定发展。县城周围往往具有标准化牧民定居村。这种定居点适宜发展畜牧业加工基地和特色农产品交易点，提升加工业和旅游业比重，延伸旅游产业链，建设民族酒店、制作出售特色旅游产品、培训旅游服务人员。
2、乡镇定居型
乡镇定居是一种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也是最常见的形式，它依托乡集镇或实施牧民定居建镇。在这种定居点适宜发展现代化草场，实现舍饲圈养，摆脱传统畜牧方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民居接待和手工艺品作坊，开展露营地、草地运动体验、骑马观光等旅游项目。
3、村社定居型
以村、社为主的定居点居住规模在20~50户之间，是一种分散型模式，目前往往规模小且分散，难以适应牧业向现代化发展。在这种定居点需要加快由夏季放牧,冬季圈养过渡到舍饲圈养，发展现代化草场，加强村社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民居接待、露营地、草原观光、放牧体验等旅游项目。
4、零散定居型
牧民冬季到定居点，夏季逐水草而建帐逢或简陋房屋，是一种半定居模式,还没有摆脱传统游牧方式。这种模式下一方面要通过加强草场建设，引导牧民向村舍定居过渡；同时可以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托原生态的游牧文化和天然草场，发展帐篷新生活体验、骑马、野营、徒步等体验性强的专项旅游活动。
四、小结
本文对牧民定居点开展乡村旅游的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但随着牧民定居的深入开展，有关定居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应指出的是，由于牧区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以及各种景观资源和民族文化的规模、分布、特点、开发条件必然存在不同之处；具体的开发策略、和开发内容应该因地制宜而进行设计，力求形成“一村一品”的特色，形成当地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聂爱文.牧民定居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牧民定居及其牧民未来发展――以雀尔沟镇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07(1):51-55.
[2] 李静.牧民定居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畜牧杂志,2002(3):42-43.
[3] 贺卫光.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45-50.
[4] 何伟.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以拉萨为例[D].四川大学:2007.
[5] 刘韫.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J].青海民族研究.2007(4):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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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当今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城市生活节奏加快，而伴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旅游者心理的逐渐成熟，更多的群体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当这种需求逐步增长时，乡村旅游备受瞩目，国家也予以关注此方面，例如，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中国乡村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而发展较晚的乡村旅游还不是十分成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乡村旅游开发普遍存在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设置、市场竞争秩序乱的局面，乡村旅游的活动项目形式单一，主体方式是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和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乡村接待设施城市化倾向，利益分配不均等。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乡村旅游开发的研究就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国外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主要集中于对乡村旅游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及对乡村旅游中社区利益主体的研究，如Gossling等（2002）对瑞典的研究则表明乡村旅游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虽然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比较晚，但已经将目光倾注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地区的应用、基本问题和跨学科问题等领域中，如黄蔚艳在《乡村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概述可以看出，国外研究比较成熟和完善，而国内的研究相对落后，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基本问题和具体区域的研究，缺乏对乡村旅游深层次的研究，尤其对于一些利益主体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精益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欠缺方面进行了研究。
2 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追求经济的高消耗、高成本、高增长问题，文化的商品化、同质化等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益分配的不公，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等问题，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
针对我国乡村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的理念，探索符合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路径已经十分必要了。
2.1 乡村旅游发展的精益化
精益化思想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融合表现在产品和推广方面。精益化的乡村旅游产品要求以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打造高品质、个性化、内涵化的产品。在设计产品时应该将乡土化因素很好地融入其中，使旅游产品饱含乡土文化的内涵，成为动态、有特色的产品。
精益化思想还要求乡村旅游的发展在项目建设、资源利用、利益分配等方面实现精准化、细分化，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和环境成本，提高利用效率，确保利益分配主体能够得到应有的利益，促进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在乡村旅游的营销推广中实现精益化体现在营销恰好使其产品的价值呈现出来，首先要对该地进行精准定位，针对自身的业务和独有的特点，确定鲜明的形象。例如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以“红”为媒介发展乡村旅游，使得一个革命圣地的形象烙刻在旅游者的脑海中，从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2.2 社区增权与政府指导
只有进行社区增权才能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社区的参与应该是全员性、全过程中的。如在规划当地乡村旅游时，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在利益分配时考虑其占有的份额，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模式，在实际中操作时会受到很大阻碍，这就需要一些前提做铺垫，如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增强保护当地旅游资源的意识。
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政府的指导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不可或缺。政府应对区域做统一规划，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把其服务功能体现在支持和主导乡村旅游开发上，如利用目前农村建设资金投入，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2.3 重视弱势群体利益
《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中指出“旅游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在此特别强调弱势群体中的旅游者，而这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有着巨大的潜力。
而乡村旅游因为乡村经济水平较低的现状，不能很好地提供高质量的配套设施，所以在开发乡村旅游时，要考虑到这类特殊群体的需要，在进行规划时要根据这类群体的特点，设计相应的配套设施，如适合儿童的娱乐项目，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卫生间等。弱势群体出行时，心里最大的恐惧来自不安全感，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时，规范当地旅游从业者的素质和市场秩序也是重要的一环。
3 结论
面对如今国家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视、国民休闲汇的开展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人们旅游消费的日益成熟，旅游者追求高品质、优质服务的旅游产品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乡村旅游成为了一种发展潜力巨大的方式，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道路。
本文认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成为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预见，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的导入和落实将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旅程，需要长期不断地探索前进。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一点启发。
参考文献
[1] 丁培卫.近30年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1，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