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26 1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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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过度老龄化问题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现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人们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年人转向老年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现如今比较主流的观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辩证分析,这些观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澜鞯摹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在60周岁,现如今,国家、地区评判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地区中60周岁人口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0%或65周岁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时,即被称之为老龄化地区。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带来很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应的措施,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及所带来的问题
(一)适度老龄化与过度老龄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现如今80周岁人口到处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是自然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当今人口老龄化定义分析,可以划分为适度老龄化和过度老龄化。以稳定人口理论可以推导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在60岁左右,那么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在21%左右,理论上可以称之为60岁条件下适度老龄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导出70岁在22%左右、80岁在26%左右。根据此类方法推导,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发展下去的老龄化水平就已经达到过度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处于初期阶段,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彰显,但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问题。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全是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分口不断增多,其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具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人口规模缩减,致使劳动力缺乏、有效劳动力下降、储蓄率下降,引起养老、医疗保障支付困难,加重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削弱经济增长步伐,进而演变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我国人口年龄布局来分析,我国正在酝酿过度老龄化风险。以理论推导分析,计划生育是导致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两个完整的计划生育家庭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据半数以上,即双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极难逆转,计划生育期间我国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假设我国生育率在1.5,那么未来我国稳定人口会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将高达38%;21世纪末达到40%以上。过度老龄化会造成我国人口极速缩减、公共财政危机、经济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问题。因此,现如今虽然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以当今人们生活情况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复杂性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经济宏观因素,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微观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结构不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落后等。这一系列原因,有的属于内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二)传导机制模糊性
随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复杂,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虽然其实质关系非常复杂,但却非常模糊,即不相关现象。特别是一些内生联系,其产生环节极其难以察觉,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现象,却有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笔者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例,看似老龄化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中间传导环节依然与国家人口、劳动力人口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受国家传统、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强调一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下滑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而是诸多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间接影响)。
(三)发展长期性
解决一个阶段的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是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宏观人口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问题。以我国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当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计划生育影响,80后、90后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数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贯穿于21世纪之中,各个阶段老龄化问题不断积累、展现,甚至是爆发。以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终身积累。
(四)风险累积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问题突然爆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具备模糊性、隐蔽性、累积性等特点,一旦爆发老龄化危机,那么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并且也无法保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风险累积性也体现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计划生育影响,那么80、90后也会形成这种意识,也被称之为风险沉淀。以我国为例,如今我国是由适度老龄化向过度老龄化过渡阶段,虽然我国想要弥补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而放弃二胎,或者人们没有二胎意识,我国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没有缓解。总之,老龄化问题必须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社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调整人口结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对生育政策的表态,再度引发社会热议。可以判断,放开二胎的政策走势已经确定,但是,出于对生育反弹引起“生育堆积”的担忧,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能分步推进,具有明显的求稳取向。
在执行严格的“一胎为主”的计生政策逾30年之后,当前走出关键性调整的第一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决策层应尽早让公众看到政策完善的整体时间表,并承诺在实施中,依实际情况对政策加以动态调整。
现行计生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业已逐步显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平均数),不同政府部门的抽样统计结果有所不同,最低的仅为1.04,但即使取较高的统计值也仅为1.5左右,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2.1。根据联合国等机构预测,十多年后,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14.5亿左右),此后将较快下降。此前担忧的“人炸”已不足为虑。
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从单纯的数量庞大向结构失衡转移。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相叠加,彻底改变了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99年年底,中国已步合国所界定的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未来老龄化的脚步将进一步加速,全社会沉重的养老负担必须承受。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迫于这些远虑与近忧,近年来,关于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生育政策耗费巨大社会资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以计生罚款和计划生育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粗暴执法,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严重侵蚀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这种情势下,适时放开二胎,解除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较快增长的人力资源瓶颈,缓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养老金风险、失独家庭累积,彻底减轻全国计生系统40多万人的行政压力和成本,杜绝“邵氏弃儿”等悲剧,可谓善莫大焉。
长期而言,放开二胎,其利多多:一则让生育真正成为家庭的计划,还权于民,彰显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应民心、尊重人权的执政理念;二则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宏观经济失速,缓解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和社会支付风险;三是改善伴随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别严重失调,消除一些县乡政府或计生部门的计生苛政,改善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单就其对经济影响而言,据德意志银行近日估算,在未来16年,放开二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2030年-2050年,有可能促进每年GDP增长0.2%左右,在2040年-2050年间,原发性养老金赤字可减少4%左右。
当然,放开二胎也并非没有代价。这些新增人口会消耗社会资源,不过,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未来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将成为中国最可宝贵的社会财富。那种单纯把人口当作负担、把人口当作“分母”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毕竟,人是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要素,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最现实的担忧是所谓“生育堆积”,即放开二胎后,短期内新生人口会明显增加。倘这种堆积严重,可能导致公共设施的短缺和环境资源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婴儿潮与老龄化的叠加,抚养人口急剧增长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管向梅.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探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8).
[2]杜洁.社区空巢老人精神生活研究--以涿州市某社区调查为例[D].河北大学,2014.
[3]施巍巍,罗新录,唐德龙.福利经济学视角下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决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齐齐哈尔市的三个区为例[J].学习与探索,2015(2):40-46.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
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人 口问题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健康运行 的重大 问题 ,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人口的数量、结构与质量水平必须要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人口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必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1982年 9月 ,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 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屈指算来,我国人 口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已经实施 30年,该政策的实施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贡献 了巨大的人 口红利 ,也带来 了一系列消极 问题和负面影响,对我 国的长远发展构成潜在隐患。为促进我 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持续平稳发展 ,有必要对我 国现有人 口政策进行反思 。
一、调整我国人 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积极贡献。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我国实现了人 口再生产类型 由“高 出生 、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 13亿人 口日和世界 60亿人E1日的到来分别推迟 了 4年¨J,有效缓解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 了重要 的“人 口红利期 ”,所谓 人 口红 利期 ,就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 区人 口再生 产类 型 由“高出生 ,低死亡 ,高增长”模式 向“低 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 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 ,一开始会 出现一段时间的孩子的下降速度会快于老年人的增长速度 ,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 的年龄结构 ,即未成年人 口和老年人 口占总人 口的 比重较低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这种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机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率高 ,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经济奇迹 ,在非常显著 的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人 1:3转变中的“人 口红利”。_2。
(二)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奉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 日趋严重的消极影响和潜在隐患。
1.人 口安全问题。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认为 ,“所谓人 口安全 ,就是指一个 国家综合 国力和国家安全不会 因人 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 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 时期 内的人 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徙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概括的讲,就是在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和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 ,人 口发展及其相关领域各种风险 因素得到相对控制 ,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现危机的状态 。_3。
根据我 国改革开放 30年来的历次人 口普查和 1%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 可以看到 ,我 国的总和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从计划生育前的5.8降低到 目前的 1.8的水平 J,人口学界更有专家认为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 1.4左右 的水 平 (见表 1),远低 于 国际公认 的 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惯性规律 ,低生育率短期内无法逆转 ,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从短期来看,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对抑制我国人 口的过快增长、缓解巨大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社会的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使我国人 口在 2030年前后 达到人 口峰值后迅速下降,从而造成我国未来长期持续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滞甚至倒退。
2.人 口老龄化 问题。
根据 2000年 11月第 5次人口普查数据,65岁 以上 老年 人 口已达 8811万 人 ,占总 人 口 6.96%,60岁以上人 口达 1.3亿人,占总人 口 10.2% ,而按照联合国人 口统计标准 ,一个 国家 60岁以上人 口占到总人 口的 10%以上或者 65岁 以上人口占到总人 口的7%以上时,标志着这个国家进人老龄化阶段,说明我国从世纪之交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数量 大、高龄化 、区间差异大等特点。
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未成功建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采用 的主要养老方式 ,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更是在养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家文化”的影响 ,即使是社会化养老模式相对成熟的地方 ,家庭在老年人情感养老方面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严重超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形成 巨大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新创造的价值中必然会有较大比例的部分被 日趋庞大的老年群体所消耗掉,从而对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制约。
3.出生性别比问题。
伴随着我国人 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不断攀高。从表 2中可以看到,从1982年第 3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目前保持在 119.45的高位。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 ,出生人 口性别 比在 103—107之间属于维持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 口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来 婚 姻 市 场挤 压 情 况 的出 现,据估 计 ,在2020年将有 3000万男性无法成功进入婚姻市场,并进而有可能导致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等问题的恶化,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造成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 比长期失衡 的原 因,既有 “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思想 的影响 ,也有现代 医疗技术手段如 B超机等为产前性别鉴定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对生育数量严格限制时人们转而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4.独生子女成长风险问题。
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风险。由于是独生子女家庭,可以说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 ,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父母 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生 育能力 的 中老年 阶段,这种情况对相关家庭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风险在现在或将来都会严重存在,甚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风险有 日趋增加的趋势 ,如近几年出现的“大头娃娃 ”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问题疫苗事件 、幼儿园凶杀案等都对所涉及的数lO万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许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离破碎。根据全 国生命表 (两性合计 ),每 1000个婴儿中会有大约 5.4%在 25岁 以前死亡 ,有 12.1%的人在 55岁 以前死亡 ,也就是说 ,会有 5.4%和 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并且难以规避。
在成长风险方面 ,其一 ,是父母辈对子女的期望过高 ,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拔苗助长 ,脱离了他们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水平 ,给子女的成 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其二是祖辈,32辈为传递亲情 ,会竭力满足独生子女的各种需要,溺爱情况非常普遍和严重,从而易使独生子女从小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与父辈们进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间的同辈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对他人的极度依赖心理 ,进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对他人 的同情心 ;其四,家长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虑 ,会限制独生子女与家庭以外的同龄人的交流,容易使他们形成失群的孤独心理,出现社会行为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附)二、调整我国人 口政策的现实性分析。
总体来看,我 国的人 口形势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 口 ,它表现在 5个方面 :
1.生育率长期偏低 。从前面表 1可以看到 ,我国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 2.1的人 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 已达 11年 ,而且从 目前 的情况看这种低生育率水平将会继续延续下去。低生育率带来的消极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而长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国社会必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适龄劳动力较少,近几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频发的“用工荒”就能从一定 角度反 映出这种趋势。
2.老龄化不 断加剧。从世 纪之交我 国进 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老龄人口的绝对规模与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是长期以来,社会总是简单的把人 口老龄化理解为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赡养、护理、医疗、权益保障等问题,并没有从全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宏观和长远角度认识老龄化问题。这不单单是老年人群 的问题 ,更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将加速变老 的问题 ,其影 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
3.城镇化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 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 口的 比例几乎 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 增 长 ,2009年 已达 到 46.6%。“十 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 预计将超过 50% ,尽管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千百年来 中国积淀下来 的“乡土 中国”文化必将会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4.流动性不断增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项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我 国人 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 ,而且人数众多 、范围广阔、途径多样。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2010年中国流动人 口达 2.21亿人 。如果 中国人 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到 2050年中国流动人 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 的、规模最大的人 口迁移活动 。而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所信奉 的以“乡土意识为重”的传统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运行 。长期 的计 划生育政策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以及子女教育抚养成本的不断膨胀,社会就业和生存压力的日趋沉重,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转变过来,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特征 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一定的适应性,国民的生育意愿 日趋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现和扩散就是证明。
面对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转变 ,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清醒地意识到 ,生育率 的转变其实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的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的变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实质性转变 ,生育率水平 的逆转变 (即从低水平转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积极推行鼓励人 口生育的政策但却毫无效果。中国人口专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伟教授警告说“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调整我 国人 口政策的路径选择。
面对当前严 峻的人 口形 势和潜 在 的人 口危机 ,国内诸多人 口专家不断呼吁 ,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口资源环境的实际情况,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主要特征 的计划生育政 策进行必要 的调整 ,即逐步放开 “二胎 ”生育限制 ,由“一独二胎”逐步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实现我 国人口政策的“软着陆”。正如 3O年前那封《公开信》中也曾明确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 口增长问题 就可以缓和 ,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 口政策了。”考虑到我国当前人 口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确保国家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长远 目标 出发 ,建议对我国已实行 30多年的现行人口政策尽快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从明年起 ,全 国无论城乡 ,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允许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 自由决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时生育二胎。这是缓解我 国当前人 口诸多难题 以及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然选择 。
(1)有利于确保 国家人 口安全 。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转我国人 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确保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防所需 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保障。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短期 内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性生育潮 ,但并不会引发大规模 的人 发性增长。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会不断降低 ,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后进行补偿性生育的主要是 20世纪 7O年代出生的人 ,目前我 国 2O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 1亿 ,扣除其中结扎和不孕的妇女 ,7O年代 出生的妇女 中只有 45%尚有生育能力 ,目前平均生育 意愿只有 1.73,她们 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 1970—1979年出生的妇女只有再生 3400万孩子的意愿。 而2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 ,独生 子女的观念 已深入人 心 ,再加 上抚养、教育、就业等社会巨大压力的影响,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会非常强烈 。近几年在大城市中出现并不 断增加 的大量 “丁 克家 庭”就 很 能说 明问题。
(2)有利于缓解 人 口老龄化对 家庭和社会 的过重压力。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并不能彻底解决我国人 口加速老龄化 的问题 ,即我 国老龄人 口的绝对数量和在 总人 口中所 占 比重仍 会继续提高,但是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转变人们对未来“四、二 、一”家庭 结构所带来 的诸多 问题如沉重赡养负担的心理 预期 ,而且伴随着子女的成长和人 口年龄结构 的调整 ,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赡养压力得到有效的分担而有所缓解。
(3)有利于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一儿一女是大多数家庭的理想选择,实行 30几年的我国现行人口政策限制了这种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广大城镇和党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数量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驱使人们转而去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种手段 去人为干预 和选 择新生子女性别,造成我国新生儿性别结构不断高位失衡。而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们对以质量替代数量的选择冲动,减少对新生儿性别的人为干预行为,有利于优化我 国人 口性别结构向正常水平发展 。
(4)有利于降低独子化的成长风险。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独生子女一旦发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风险给家庭所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 宽松 、适宜 的成长环境,减少来自父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过高期望压力和溺爱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增加与同龄人的交流与接触,促进孩子们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长 。
(5)有利于降低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 。国家为维持现有人 口政策投入 大量 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设立从 国家到乡镇一级完整 的计生机构,配备大量的专职和兼职计生工作人员,据人民网2010年 3月 2日报道 ,“截止 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 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就有 1087万人。”每年用于宣传、避孕器具等费用开支也甚为巨大,计生部门已成为国家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同时,计生部门也是干群关系最为紧张的部门之一,因计生问题引发的争议乃至暴力冲突事件屡屡发生。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 以减少计生工作 对基层单位 的沉重压力 ,减少在计生工作方面 的各项开支 和因计生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 问题 ,有效降低 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 。 -2.放开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时 ,应继续严格限制三孩。尽管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发展历程来看 ,人口政策会逐步向完全放开、自由生育的方向发展,即夫妻双方完全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决定生育的数量和时间安排,但从我国当前巨大的人口基数规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看,严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开“二胎”限制的同时,进一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提高人 口素质上来,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首先要优化和改善身体素质,特别是出生人口身体素质,努力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进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间的保健水平,做到优生优育。同时要积极推动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好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同时要大力倡导母乳喂养 ,坚决打击非 医学需要性别鉴定而人为终止妊娠的不法行为 ,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变人口负担为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李斌。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J].求是,2008,(23)。
[2]Bloom,D.E.Williamson,J.G,DemographicTransitionandEeo—nomie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 orking Paper 6268.Cam-bridge,M ,A.NBER.1997.
[3]闰生金。我国人 口安全问题及其对策[J].理论导刊,2009,(8)。
[4]顾宝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J].人 口研究 ,2009,(6)。
女性在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对此女性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女性社会关注的重点,女性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发展,对其家庭、事业甚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全面二胎政策在表面上虽然看似单纯的关系到生育问题,但是生育与女性自身的就业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女性在生育以及教育孩子上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就业能力;同时,女性自身劳动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其自身的生育能力。
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对职场女性的职业劳动权益面临的问题
二胎政策会对女性职业生涯带来一定的影响。女性因为生理以及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工作效率与质量,怀孕生子对于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在女性面对这些压力无法进行自我调整以及应对的时候,就会导致其心理层次上的抑郁以及恐惧等状况的形成,同时在在工作压力等作用影响之下,就会使得女性工作效率不高,无法应用各种工作状况。职业女性在工作中付出的时间以及强度都无法持续,同时,在其产后工作之后,也容易出现各种精神松懈以及工作疲惫等相关状况,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适应调整,自然就会影响其整体工作的进度以及整体的工作效率。
1.二胎政策对女性求职的影响。在“全面二胎”政策出台以及践行过程中,相关企业在招聘育龄妇女时候要求会更加严格,因为“全面二胎”政策对于女性的产假以及哺乳期休假的制度相对更多,在大部分的省份要求女性享受产假,延长了其哺乳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导致企业的负担加重,虽然我国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对于女性的其实观念还是存在遗留问题,这导致人们在思想与意识、行为与做法中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在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家庭责任,要肩负怀孕以及分娩等责任,这也就导致了企业作为雇主,为了最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是不愿意承担孕产妇的产假工资、检查费与生育费、生育补助费以及相关费用等。这也就导致了女性自身生育权利与就业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一些用人单位进行员工的招聘工作的时候,会对男员工、已婚已育的女性优先录取,这也就导致了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不公平状况。
2.二胎政策全面开展之后对于女性工作的影响。首先,在全面二胎政策开发之后,女性自身的生活重心就会转向家庭之中,女性自身会更加重视家庭生活,这也就导致了在全面二胎政策开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会逐渐的转变自身的重心,由企业转到家庭生活之中,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女性因为在家庭耗费大量的是时间,这就会导致其无法在工作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在整体上来说其职业发展呈现着停滞的状况。基于雇主的角度来说,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其对于利益较为重视,但是女性因为二胎政策的影响,一定会延迟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这也就使得企业不愿意雇佣育龄妇女。
3.全面二胎对于女性再就业的影响。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工作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为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工作实践,导致女性出现工作疲劳等问题,导致女性在家庭的“柴米油盐”中丧失了自己的社会竞争能力。大部门女性在回归家庭之后,没有了经济来源,其衣食住行都要依附于其丈夫,这也就使得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家庭地位之中,这无疑降低了女性自身的家庭地位,没有充分的发挥内在的整体价值。在生活中,女性这种“边缘化”的家庭地位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并不是女性自身的因素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以及生育政策的出台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女性职业生涯阻滞原因分析
1.女性自身因素的影响
(1)就是因为女性缺乏自我保护以及)维权意识,导致女性在就业工作中遇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以及性别歧视的时候,会具有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并且认为这是社会大环境中存在的普遍因素,单凭自身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的,大多数内女性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就业平等权利是其自身争取的,在整体上来说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维权意识相对较为薄弱。
(2)女性自我认知能力的偏差,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收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对于家庭较为重视,对于自身的职业发展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缺乏职业发展意识。
(3)就是因为女性缺乏科学的就业价值观念,在工作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没有进行系统的评估,对于社会塑造的女性形象较为认同。
2.外界因素对于女性心理因素的影响
(1)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对于女性没有起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女性自身的存在感远远地低于男性,传统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其就业发展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状况;同时又因为各种社会媒体对于女性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对于女性的外貌较为重视,对其内在的价值以及工作能力等相关内容鲜有报道。
(2)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在劳动市场中占有明确的主动权以及选择权,企业在进行求职人员的选择过程中,对于女性形象的要求相对较为严格,导致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地位较为弱势,同时,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过程中,因为女性自身的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亲雇佣成本,降低其工作能力,会提升其企业的整体生育成本,进而导致企业在人才的选择过程中对于女性较为严格。
(3)法律法规缺乏完善性,对于女性平等就业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规定。虽然现阶段法律对于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女性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招聘权利进行了规定,对于女性在晋升以及评定职务等相关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的工作中,女性在工作以及工资等领域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状况与问题。
法律对于女性自身的权益以及相关保护政策在实践的落实过程中缺乏全面性,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女职工的怀孕、生产以及哺乳期等工资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女性职工还是面临着怀孕以及生育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还会出现因为怀孕出现岗位调离以及辞退的等问题。
3.家庭的影响因素
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以来,女性承担着两次的生育责任,照顾两个孩子还要耗费大量的经济、人力以及精力的,女性在工作脱节之后,因为自身经济压力以及家庭压力的提升,女性在选择重返职场的时候,会考虑到孩子的照顾问题、家庭的经济问题等诸多因素,同时在其经历了较长的生育周期之后,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又因为孩子对于女性的依赖,导致其对于工作无法投入过多的精力。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
三、全而放开二胎背景下对职场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相关对策
要想全面的缓解我国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就要深入践行“全面二胎”政策,要想在根本上保障全面二胎政策的顺利开展,国家就要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工作的开展,全面的提升女性自身的地位,“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就意味着女性承担着两次的生育责任,这也就导致了女性在求职过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导致其面临着“拒绝录用”等状况,使得原来具有优势的已婚已育女性在职场中的优势也会消失殆尽。可以说在一胎政策的影响之下,女性自身的职业风险可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在“二胎”政策实行之后,女性面临的负担与问题也会更为尖锐,对此在实践中要积极探究科学全面的解决措施与途径。
1.完善我国的相关生育保障制度与措施,促进女性职业生涯发展
生育保障政策对于女性自身的基本权益的主要保障政策之一,可以全面的保障女性在其生育期间的相关合法权益,有效的保障了女性的基础的生活权益。对此要基于实际的状况等相关因素对于现有的产假制度进行完善修复;同时,要提升对男性陪护产假的完善,要提升男性员工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尽可能的分担女性因为生育造成的各种生理以及心理恐慌问题。
女性就业对于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以及自我价值的凸显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此现阶段要不断的完善优化女性自身的劳动权益,提升对女性就业保障制度的重视,基于现有状况不断的优化完善其内在职能,进而提升女性自身劳动权益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稳定性,同时,在实践中要避免相关用人单位因为女性生育问题导致工作的丢失或者拒绝录用等问题。只有不断的完善就业反歧视法律,才可以在根本上提升对女性自身就业权益的保障能力,进而为女性的权益的维护奠定了基础。
2.提升对女性社会工作的重视,全面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
女性社会工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领域,在实践中要基于人本理念,提升对女性社会工作的重视,工作开展过程中倡导人本理念,始终秉持着“助人自助”等相关理念,基于社会性别角度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特殊性进行探究,通过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模式对其进行帮助,利用此种介入模式,全面的解决其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全面的促进其发展,满女性在社会中应需的社会福利,进而提升对女性权益的维护性,全面促进女性的整体发展。
在实践中要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展,构建与女性社会发展以及其自身工作发展需求的核心目标,进而全面的推动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将在决策主流中融入一定的社会性别意识思想,全面的提升在社会发展中女性工作的敏感度。同时,要不断的拓展相关社会资源、提升其整体服务内容,完善整个服务的过程,全面优化其整体服务质量,全面全面的保障女性合法权益。
3.凸显社会组织自身的效能与作用,加强对女性合法就业权益的保护能力
在实践中要想全面的提升对整个女性合法权益的维护,就要在多个方面整合资源,使其获得更多的帮助与支持。虽然,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女性可以通过各种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的方式探究社会公众的帮助,但是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在第一时间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对此相关国家机关要不断的完善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其社会组织自身的作用与优势,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对于一些女性自身的劳动权益收到侵害,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知识或者劳资双方具有一定的强弱差异的过程中,女性无法全面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关工会以及妇联等社会组织在实践中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中立性、专业性等特征,进而在一些女性受到相关劳动权益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内外部相关监督手段,通过协商有效开展。
4.降低二胎养育成本,倡导生育二胎
国家鼓励生育二胎,要想提升其整体实践效果,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与手段,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人口的整体质量,对此在实践中,可以基于以下几点开展工作:第一,优化完善现有的公共设施与手段,通过公立托儿所以及幼儿园等教育设备的配置,在根本上降低家庭教育资金的投入;第二,要充分的借鉴外国的相关经验,对于影响国家政策的家庭,要适当的提供补助,减免费用,缓解二胎家庭的负担;第三,要适当的补助女性职工,消除女性职工二胎顾忌,保障女性职业生涯的整体发展。
5.呼吁家庭关爱与支持女性职业发展
在我国践行全面二胎政策过程中,要对其二胎产假等相关保障制度进行及时的完善优化。我国二胎女性的整体年龄相对较大,其整体素质能力相对较弱,对此在实践中其恢复时期相对较长,对此家庭与企业要给予其足够的关爱,丈夫要承担一定的照顾孩子的责任,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继而在根本上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的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是基于我国实际国情开展的,可以说二胎政策对于优化家庭人口结构,提升家庭风险地域能力有着一定的作用与优势,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根本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也要正视其对于女性自身就业权益的影响,要通过各种方式有段,不断的优化其整体效能,进而缓解二胎政策对于女性职业商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为我国职场女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欧佩雯.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对女性就业的影响[J]. 中国市场,2016,(34):88-89.
[2]庄丽,唐茜. “全面二胎”背景下职业女性权益保障的调查与建议[J]. 经营管理者,2016,(07):152.
[3]王懿智. 浅析全面二胎背景下女性的权益保障[J]. 赤子(上中旬),2016,(03):192.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梁建章
“我国人口政策亟待改变”
北大国发院简报
2011年第2期
最近统计局估算的生育率为1.5左右,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预测数据显示,2040年中国总人口将在14亿左右。但那时6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现在的2亿增至4亿多,20岁-60岁的工作年龄人口从8亿降至7亿。
更严重的问题是,最有活力的20岁-40岁的年轻人,将从4.5亿降到3亿以下,降幅近33%。而届时印度的人口总量将超过中国达到16亿,工作人口将增至8.5亿,并且年轻的工作人口和大学生将比中国多50%。
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区别意味着什么?一个国家若拥有更多高素质的年轻人,这个国家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反之,如同中国的情况,经济或将陷入人口老龄化困境。
人口结构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日本是先例。随着生育率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生育率降到1.6左右,90年代降到1.5,现在只有1.3上下。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被美国远远抛开。
所以,放开生育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还有一个论据支持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强制的一胎化政策。它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观察,发现这些地区的生育率目前也就在1.8左右。
综合各国及中国地区经验,即使放开二胎,中国的生育率也远恢复不到更替水平。所谓“放开二胎就会导致人炸”的论调,在现代根本不成立。过去30年实行一胎政策对中国早年减少人口压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生育率急剧变化,现在需要尽快全面放开二胎。
制度
男多女少刺激经济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 魏尚进等
“中国的性别比、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
NBER工作论文16800号
中国的婚前男性数目远远超过女性。这一畸高的性别比造成一些负面结果,有研究表明性别比畸高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正相关。
但这种性别不平衡是否都是负面影响?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性别不平衡也有可能刺激工作热情和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首先,性别不平衡更有可能推动区域性企业的成长,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有儿子的家长随着本地性别比的变化,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增大。
其次,有儿子的家庭在承担更加艰苦和危险的工作方面显示出较强的意愿。但有女儿的家庭在劳动力供给上与是否愿意承担艰辛工作并不相关。也就是说,有女儿的家庭既有可能去承担艰辛工作,也有可能不愿意承担艰辛工作。
最后,性别比高的省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较快。而且随着性别不平衡形势的恶化,其省一级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水平差异似乎也会持续。当然这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
观点
收入能否提升幸福
山东大学 邢占军
“我国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六城市主观幸福感调查”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Abstract] the city is the human congregate living in one place and gradually form, is a symbol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people'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center. Also known as the city of urbanization,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ociety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 styl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village to city, the rural population to the urban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
一、人口政策现状
(一)生育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控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缓解各方压力,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概括起来核心就是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此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二)人口管理政策。现行的人口管理政策就是户籍属地化管理,就是实施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目前的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来划分人口,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二、人口政策带来的人口状况变化
(一)人口结构变化
1、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78亿,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
2、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远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1.07%,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统计局报告称,截止201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同比去年年末增加了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则由33.59%减至16.6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这是从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的下降,同比去年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人们所能得到的利益与他们的户籍性质(城市的或农村的)相联系,并且农村劳动力因不具有城镇户口而难以流入城市,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三、人口政策对城市化进程的长远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1、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加上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引发工资上涨,所谓“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失去,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由于老龄化,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财富用于照料老年人,而不是创新、创造,对城市经济长远发展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2、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难以维系。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以及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都不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故此,人口老龄化与城市长远发展关系的突出矛盾是“城市未发展,却已先衰老”。
(二)人口管理制度延缓了城市化进程。户籍管理制度,带有不平等性,同时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更重要的是原有户口管理制度担负着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重任。城市人口的机械变动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实现的,但户口管理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决定了我国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在很长时期内对城市化作用较弱,尤其是制约了中小城市的发展,因此延缓了人口城市化进程。
(三)人口结构影响消费,从而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内需。内需是指内部需求,即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老人的需求、消费远远不及年轻人,更何况由于养老保障等方面制度安排不完善,老年人往往“存钱养老”,很少提前或超前消费。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消费必然减少,内需不足,必然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城市创新能力减弱,城市不可持续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生育率从2.6下降至显然不能维持人口稳定的1.56。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梁建章在《我国人口政策亟待改变——从国际比较视角探讨人口政策调整问题》一文中说,如此低的生育率,必将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今后30年内发生剧烈变化。2040年最有活力的20到40岁的年轻人口,将从现在的4.5亿降到3亿以下,整整减少将近33%。芝加哥大学教授分析过去一百年近300项最重要发明,发现有72%的发明是在发明家三,四十岁时创造的,其中42%的发明是发明家30来岁时创造的。另外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25到34岁是创业活动最旺盛的年龄段,45岁以后创业活动锐减。年轻人的减少必然导致城市缺乏创业和创新活力,严重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四、应对城市化人口政策的对策
(一)调整人口政策。其一,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不适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求,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制定允许生“二胎”的规划和政策,尽快提高出生率,以增加年轻人的比例,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其二,对人口管理制度进行修改,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和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正在达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自由迁徙”。
(二)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真正有效途径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现有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其次,以医疗、教育、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一体化为基础,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结语
人口政策过分滞后于人口格局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不利的困难和压力,也会给城市化进程带来重要不利影响。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不适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求,因此须及时调整。
【参考文献】
1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分析
1.1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年轻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同时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的提高,使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样随着退休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缴纳养老金费用的青壮年人数增加幅度赶不上退休人口增加幅度,这样就导致养老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大。也使得我国养老金缺口正在逐步扩大,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常有效的运行,必然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影响我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1)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基数大决定了我国青壮年人口在逐渐增加。通过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年度数据,关于“人口年龄结构”项目下15-64岁人口数量在2013年达到顶峰,随后青壮年人口数量开始急速下降,进入逐年减少的趋势。同时,国内外医术的频繁的交流使得我国的医疗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再加上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使得我国人均寿命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青年人口数量所占比重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老年人口占比却在逐步上升,使得我国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占比为16.1%;预测至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3亿,占比为21%,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也将达到13.7%,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2)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增大趋势:通过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的统计数据相比较,可以看出在2010年到2014年这四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要小于总收入,而且城镇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口数量显现的是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在事实上,基本养老保险收入的增长额要明显小于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增长额,这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说明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见图1)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最主要原因,是制度上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养老金取得的收入都被存入政府的账户,地方政府时常以其账户资金来弥补养老金支付的不足,“空账”由1997年出现了140亿元左右资金缺口,到2013年上升至26000亿元,并且截止到2016年“空账“超过了35000亿元,可见“空账”问题也变得日趋严重;但是,为了实现“老有所养,保障民生,稳定社会秩序”等社会目标,政府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弥补,也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再加上收支体系的不完善让制度缺陷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1.2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
(1)养老保险基金的保险费率提高: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使得青壮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在逐渐减少,这也使得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人数在逐年减少;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则青壮年为长辈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在逐渐增加,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保险费率提高的趋势。这样的结果,进一步增加缴纳保费的青壮年负担,在这种压力的驱使下,则必然出现拖缴、欠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保费收入在逐渐减少。(2)面临日趋严重的支付压力:一方面,老年人人口增长数量呈现的趋势是逐年增加的,这也就意味着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需求人数在逐年上升,领取养老保险基金的队伍在渐渐扩大,则养老保险基金公司的资金支付必然存在压力。在2011年-2015年养老保险基金保费收入增加的幅度不足以支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幅度,也表明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收不抵支”的不良局面(见表1);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又在逐年的增加中,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在进一步的扩大当中。(3)劳动者的退休年龄的调整:随着老年人人口呈现逐年增加,但是对于劳动者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却没有出现相应的调整,这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增大,促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在逐步的放大,伴随退休人数的增加,这些问题会进一步的恶化,导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持续延长,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
2美日应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制度设置
2.1谨慎人规则和数量限制规则
谨慎人规则源自西方英美法系的国家,它更注重于受托人的行为过程。所谓的行为过程则是指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委托的养老基金资产考虑的应该是最优的组合投资,而不是考虑如何进行投机的行为,相当于受托人是在处理自身所拥有的资产一样;而数量限制规则则是起源于欧洲大陆法系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关注的焦点在于受托人的行为结果,对受托人投资项目的种类以及数量进行监管制度上面的限制,有效的保障委托人委托的养老保险基金资产。
2.2分权式的投资制度与监管机制设置
对于社会养老保障基金而言实行的是分权式的投资制度,使得行政管理与经营管理相分离、资产管理与负债管理相分离、社会养老保险账户与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相分离。对其监管也采用了分权式的监管机制,即根据每个不同的监管权力而设立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分权监管,这样每个部门就根据自身的监管范围进行监管活动,可以使得监管力度达到最优状态,使得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活动更加的具有透明性、公开性和安全性的特点,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2.3制度的设置要基于本国国情
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管理体制都比较完善,养老保险基金机构内部管理体制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也趋于完善,拥有较好的自我监管能力,在监管原则选择上可以更好的适应谨慎人规则,而相比之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够成熟,也缺乏相对有效的机构监管体制,投资者的投机行为过于偏激等原因,监管原则中的谨慎人的规则显然就不适合于有这些缺陷的发展中国家。
3弥补养老基金缺口的建议
3.1从个人层面入手
(1)推出弹性的退休制度:对于现行的退休人员年龄的政策规定,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这也意味着随着退休人员预期寿命的增加,将会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在不断加大,面对一定时期不会改变的退休制度,会使得剩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逐年减少,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在逐渐加大。所以对于退休制度的规定应该采用浮动或者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这样可以使得在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同时还可以适当的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减轻了国家财政的经济负担。(2)结合退休者个人意愿: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医疗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退休工作者中有些人即使到了老年人年龄的界限,但是身体状况依旧硬朗,应当给予这些老年人一定的选择权,即当退休者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以采取询问征求意见的方式,选择继续工作或者退休,这样的举措可以让依然喜欢参与工作的退休者一次继续工作的机会,也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一)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联合国新标准的定义中指出,一个地区只要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就可以视这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超过10%。由此可看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样的老龄危机若不得到有效控制也将愈演愈烈。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这样的危机而产生的双重压力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独有的特征,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我国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因为这两种压力在同一时间同时存在,所以想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危机可改善的空间相对较小。
(二)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未富先老”严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同时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由此而产生,即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据预测,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①未变富先变老的趋势愈演愈烈,也成为了我国老龄危机与发达国家老龄危机的一大区别。
二、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失衡的人口战略及政策。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确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成为缓解人口规模压力的代价。②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生育率就成迅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来说是符合时展的需求的,也是缓解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的一个好方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从底部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逐年降低,我国老龄化的危机也开始在世界面前凸显,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危机。从本质上说,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人口战略的失衡已不符合当代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危机,就要从人口战略和政策上着手,彻底改变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二)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存在缺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化养老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不相干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的替代传统养老方式的发展及其实践的过程。③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际关系迅速变化,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而改变。每个人都希望老年生活能够得以保障,可是在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责任界定不清,我们现在的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引入了政府、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来承担,这样的模式并无问题也是符合时展趋势的,但是在责任划分的比重方面,仍未受到重视,界定不清三方谁的责任应占主要地位,这就削弱了各方参与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还有,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覆盖面太小,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以及落实程度都是有极大保障也广泛受到群众监督,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或农村地区,养老保障的辐射力就无法得到覆盖。
三、政府在老龄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不可逆的,也是未来人类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④
(一)矫正人口战略,实行适度老龄化。人口发展战略――在稳定现行的生育率政策的同时,重视人口老龄化高峰前各个阶段的人口问题。⑤在制定人口战略上,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需要被重点考虑,生育率也是要稳定在一定数值内。我国现如今实行开放二胎的政策,这在解决我国生育率低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对于老龄危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适度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本是少子化。分析这个概念,其实不无合理之处。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一批青年夫妇想要二胎的愿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丁克家庭”(DINKS)也越来越多,他们崇尚自由,不愿养育小孩,这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的年轻人口会更加少。所以,实行适度老龄化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个选择。
(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引入市场机制。在我国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时,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多年来,政府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设置了相关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尽力使他们能安度晚年,但是,仅仅依靠政府个体的力量是不够的,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力物力上仍有所欠缺。养老不仅是要在物质上能有所保证,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上也要同步跟进。而养老服务要如何进行,政府需在这方面加大功夫,政府投入和市场机制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政府在养老服务上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兴建养老院等机构来保障老人老有所靠,还有如配备相关的人员为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等等。但是,政府从本质上讲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其覆盖面和参与度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同管理的模式。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发展养老服务,竞争性也使得养老服务的模式更多样化,更能进一步紧靠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老龄人口生活。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我们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按照规律和现在情况的发展它会经历加速升上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但是现如今老龄人口无论是在医疗保障还是在其他方面的保障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医疗环境和医疗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大难题。老年人各种生理机能减退,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且易患慢性疾病。⑥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社会保障的范畴内,医疗保障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如今,在医疗保障方面,老年人看病仍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现金,这对于一些退休工资微薄或者没有固定退休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要逐步建立一个针对老年人需求的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体系方面需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资金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合理的分配,在这个体系中,积极鼓励民间组织加入,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养老的模式,不断增强政府投入的责任。比如在医疗保障上,改革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完善老年人救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也在增强政府责任方面发挥极大作用。
(四)建立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长远文化战略。通过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来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使他们能够在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的基础上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充满意义。所以,首先在倡导建立老年文化的氛围上,政府要加大力度,形成全社会一致的共识,创造浓厚的氛围,建设和发展老年文化;其次,在老年文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老年人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尚需进一步提高;再者,覆盖面要更加广泛,城市的老年文化建设固然是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应忽略农村地区的老年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偏远山区,老年文化建设仍然十分匮乏,诸如此类的情况政府应给予更多重视,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保障各个地区老蔫文化的建设。
政府作用发挥的有效与否关系到老龄社会危机能否得到缓解,政府树立应对老龄危机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决定了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危机。理想老龄社会是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⑦政府在应对老龄危机的同时,更要积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这些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正确的应对老龄危机。(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注解:
① 叶紫.2013年老龄人口将达2.02亿,未富先老日益凸显.[EB/OL]http://qd.sohu.com/20130228/n367422552.shtml
② 党俊武.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5页
③ 姜向群.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7.7 第59页
④ 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 第5页